雾里看花

根据规定 : 中央军委主席不设军衔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08/201308011303.shtml#.UfonPqwxWdA

2013年8月01日  来源：明报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规定，中央军委委员的军衔为上将，正大军区级的司令员和政委为上将或中将，中央军委主席不设军衔。在解放军四总部中，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正、副职都是正大军区级，而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的正职领导才是正大军区级。正大军区级还包括海军、空军、二炮(即导弹部队)的正职，北京、南京、广州等7大军区以及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的正职。按规定，箒升上将者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任正大军区级职务满两年;二是具有中将军衔满4年。如果有中将出任中央军委领导职务，立即晋升上将，如二炮司令魏凤和。
    
    上将晋升人选首先由政治部门、干部部门呈办，进入总政治部讨论，后再报中央军委，经常委讨论后，由军委主席批准授予。中国1955年首行军衔制，1965年取消，1988年又恢复。1955年以来，已有204位高级军官警官获上将军衔、警衔。▲◆★●■☆


解放军八一发最强音：天下不太平 必须打胜仗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08/201308011342.shtml#.UfomSqwxWdA

2013年8月01日 来源：搜狐
    　　
    中国国防部31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6周年。
    
    晚上6时，招待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开始。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上将致祝酒辞。
    
    常万全指出，要围绕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要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强化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以战斗力为根本标准搞建设、抓准备，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要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个强军之基，着力提高部队正规化水平，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要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要增强全民国防观念，提高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质量。要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常万全表示，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要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求共赢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识，但天下并不太平。中国人民历来爱好和平，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和平的坚定力量。我们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一如既往同各国加强军事合作、增进军事互信，参与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常万全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我们将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方向，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图谋，为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积极努力。 800余名中外嘉宾出席了招待会。▲◆★●■☆



中共领导人毛、邓、江、胡如何自评？
http://www.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3/07/201307160316.shtml#.UfoiqqwxWdA

2013年7月16日  来源：多维历史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下台后，世人对其在位时的功过有着不同的评价，就拿毛泽东来说，有认为他是中国伟大的神，也有人评价他是一个恶魔……那么，这些领导人又是如何自评的呢？多维知名博主牛泪《江泽民堪称‘十全老人’，胡锦涛自评‘四六分成’》一文，对此有非常新颖独到的看法。
    　　
    毛泽东自评“三七开”
    　　
    1961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庐山游玩时，给自己做了“三七开”的评价，即七分正确，三分错误。晚年，毛泽东又再次自评，认为自己一生干了“三件大事”，一是打败蒋介石，二是打败小日本，三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历史学家后来评论：毛泽东在第二件事上的自评并不公允，有贪功冒领之嫌。史学家广泛认为：日本之败，老蒋领导的正面战场是主流，老毛领导的抗日力量为辅，美苏两国也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促降作用。所以在抗日这件事上，老蒋应领取六成功劳，老毛可领二成，美苏两个老外合计领取二成。
    　　
    但即便这个划分，学界也很难取得一致。特别在中共那里，因为夺权成功，老蒋成绩被忽略不提，功劳都被算到老毛头上。这和当年韩信倒霉、曹参得利颇为相似。曹参当年跟韩信用兵，韩信是领军主角，曹参是副手，韩曹大军所下七十余城，虏敌酋无数，为汉王朝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结果等后来刘邦评功，韩信兔死狗烹无缘奖牌，他打下的城池、俘虏的将军，被一股脑儿撸下来，统统算到曹参头上。
    　　
    邓小平接近“二八分”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谈论给彭德怀平反时，曾三次讲到：“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四六开”。1980年8月，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专访“你对自己怎么评价”的问题时，邓小平又进一步降低了对自己的评价，他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 邓在这次专访中还主动承认，毛的错误，他也有份。
    　　
    邓最后一次自评是在1992年10月的十四大上。十四大召开时，改革开放已经过了十四个年头。这十四年都是在邓的带领下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的。考虑到邓小平1992年在中央的绝对主导地位，且十四大报告又是经邓小平亲自审定，我们看报告对这十四年的工作总结，就可以得出邓小平的公开自评。
    　　
    十四大报告是这样说的：“回顾十四年走过的道路，我们在工作中也发生过失误和偏差，现在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人民群众还有不少意见和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总起来说，全党全国人民公认的事实是：这十四年是真正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四年，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十四年，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坦然承认了十四年间发生的“失误和偏差”，认识到了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指出了“人民群众还有不少意见和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但总的来说，他对自己十四年的工作是满意的。从字里行间，我们认为邓小平对自己这这十四年工作，最起码做了“二八开”的评价——二分错误，八分成绩。
    　
    江泽民堪称“十全老人”
    　　
    江泽民又是怎样评价自己的呢？江对自己的公开评价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十三届四中全会江泽民正式走上领导岗位，到1992年10月十四大召开，时间3年。
    　　
    这个时候的江泽民还是实习生角色。尽管如此，由江泽民主持起草，邓小平审核定稿的十四大报告仍然对江的工作做了较高评价。谈及这三年多的工作，十四大报告中写道：“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历史关键时刻作出的这些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老牛认为，这个评价既是江泽民的自评，也是邓小平等人对江泽民的实习总结。
    　　
    由于江泽民在“南巡讲话”后迅速拨转马头向邓靠拢，他逃过一劫。十四大结束后，邓小平就没有再插手过中央事务，中央此后就重大决策事项对邓小平的书面或口头汇报，邓小平要么批示“已阅”，要么就“请政治局并江泽民同志定”。应该说1992年后，特别是1995年身体健康状况下滑后，邓小平对江泽民是放心的，是完全授权的。
    　　
    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到2002年，也许还要再加上他刚刚退休后的两年时间，时间10-12年。
    　　
    因为从1995年之后到2006年之间，江泽民已成中共最高权威，中央正式报告文稿都由他最终审核定稿，所以通过分析在此期间的报告文件，就能看出江泽民对自己的评价情况。
    　　
    1997年9月12日的十五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取得的成绩时，江泽民说到：“五年的实践证明，党的十四大作出的决策是正确的，我们党具有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驾驭局势的能力。”
    　
    2002年11月8日的十六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取得成绩时，江泽民又说到：“实践证明，十五大和十五大以来中央作出的各项重大决策是正确的，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总结上述党的两个报告，我们能看出江泽民对自己在十四大后的成绩高度自信。也就是说，在这十年内尽管也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体来说，江认为自己领导的中共、所作出的各项重大“决策是正确的”的。
    　　
    去年，媒体曾爆出过江泽民的一段视频，内容是他在某企业视察时的自评。在这段视频中，江泽民认为自己在任期间干了三件大事和两件小事：三件大事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两件小事，一是在朱镕基的说服下禁止军队经商，一是1998年的抗洪抢险。在后一个小事上，江泽民冒着大雨在九江大堤上发表“严防死守”的画面已经成为他的符号性影像。
    　　
    胡锦涛抱定“四六分成”
    　　
    我在上篇文章《胡锦涛主动包揽错误，功过自评“五五开”》中谈到，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都没有提到“正确”或“完全正确”字眼。
    　　
    熟悉中共政治生态的朋友应该明白，按照共产党目前的政治语言，在大会报告和正式决议中不出现这两个字眼，实际上就等于公开承认了错误或不足。
    　　
    考虑到十八大前密集发生的薄熙来事件、法拉利事件、陈光诚事件、李旺阳事件，特别是考虑到十年内中国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公平倒退、舆论封堵加剧、法治推进不力等等，我认为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不提“正确”二字是正确的、明智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对这十年间，特别是最近五年间发生的这些事情，任何评论者，可能包括胡锦涛自己都认为中央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可能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胡锦涛在宣读十八大报告时跳过了前面大段大段的成绩描述，在将这些成绩归结为一段后，胡锦涛开始直奔问题与不足。就这样，讲成绩用了一段，讲问题与不足也用了一段，两者各占50%，从篇幅上，给人一种功过“五五开”的暗示。
    　　
    回过头我们再看胡锦涛在十七大上做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的十七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取得成绩时，胡锦涛说到：“实践充分证明，十六大和十六大以来中央作出的各项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他和江泽民一样，给自己前五年的执政成绩也打了满分。
    　　
    胡锦涛进入中央一共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江泽民任期内十年储君，这个成绩不能独立考评；第二阶段就是他从担任总书记以来的两个任期。在这两个任期中，前一个任期他给自己得了满分，后一个任期主动“五五开”自评。两个任期成绩合并平均，在党的政治报告中，他给了自己7.5∶2.5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八大通过的“关于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在谈到十七大召开五年以来的工作总结时，胡锦涛也没用“正确”或“完全正确”字眼，没有罗列各项成绩。在谈到十年执政时，也没有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这和十六大决议中对“三个代表”的大树特树形成鲜明对比。
    　
    从这个正式决议的字里行间，能看出胡锦涛再次主动降低了对自己的评价。胡在这里自贬三级：承认错误、拒列成绩、淡化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合计三点，每点扣减0.5分，共扣减1.5分。我们由此可将他在十七、十八大两次政治报告中7.5∶2.5的自评成绩拿掉1.5，放到问题与不足上，形成6∶4的比分，亦即“四六开”格局——四成问题，六成成绩。这个成绩，和邓小平1978年对自己的评价相同。
    　　
    综上所述，虽然胡锦涛“裸退”好评如潮，像王希哲、杨子等甚至认为他是千古一人，给了他接近满分的评价，但胡锦涛个人，还是很自谦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与不足，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很隐晦的给了自己“四六开”的自评。    本文来源：多维历史▲◆★●■☆


新华网：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7913

   2013-8-1：作者 : 王小石       

　　：新华网刊文称，微博天使、导师、公知们造谣传谣制造负面新闻，营造一种中国即将崩溃的末世景象。文章称“冷眼看叫嚣推翻现体制的西奴公知，那些成天在网上忽悠的带路党们，你们诱使中国走向被人欺负、贫国弱兵、给米国人当狗、给中国带来耻辱的灾难时代。”

　　微博上的天使、导师、公知们天天造谣传谣制造社会负面新闻，营造一种中国即将崩溃的末世景象，诋毁现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宣扬欧美的资本主义宪政模式。在此过程中不断煽动民众怨恨现政权，并痛骂中国人奴性十足，赤裸裸地煽动民众当炮灰引发中国社会动荡。

　　那我们看看曾经动荡过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民是否到达了幸福的普世价值彼岸。

　　如今俄罗斯百姓确实觉醒了。他们觉醒到被欧美画出的民主化大饼骗得输个精光。

　　因为他们在“民主化”后一夜醒来，发现前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丢失了十四个，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一半，新老沙皇历经几个世纪打下的出海口丧失殆尽，曾经强大无比的红色黑海舰队变成了内湖舰队，装备老化腐蚀，最后变成一堆废铁，国内新寡头疯狂掠夺国有资产，俄罗斯老百姓照样在街上排队，只不过这次连前苏联时期的计划供应卷都没有了，老兵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勋章换取面包，苏联解体十年后的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 3000亿美元，是1991年苏联的十分之一。外贸进出口总额大约为800亿美元，只相当中国的五分之一。黄金和外汇储备20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就是说，俄罗斯已经从一个强大的国家变为一个在经济上无关紧要的世界二三流国家了。

　　长期流亡国外的不同政见作家，号称俄罗斯的良心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尼仁琴目睹苏共的倒台，兴致勃勃的回国参与“民主建设”，目睹对“市场化”后俄罗斯母亲的惨状，悲愤的写出回国后出的第一本书是《崩溃的俄国》，1996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其中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的生活经历的描写，肯定了斯大林以及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在作品里通过主人公之口说：”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他在《论俄罗斯现状》一文中又说，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什么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由过去共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一百五十个到二百个寡头。他把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称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民主化“后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俄国媒体的民意调查，民众普遍怀念过去强大的苏联 ！ 这就是苏俄人民的觉醒。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这样的”民主国家“，现在沦为了靠卖资源为生。俄罗斯如果没有如此丰富的矿产资源，在工业体系崩溃后肯定是穷得要死的国家。

　　中国是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大部分资源的第一大进口国，也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如果中国像苏联一样崩溃，一样去工业化，你觉得中国老百姓靠什么为生？卖资源的话恐怕还不如印度人的生活。

　　如果中国走了苏联的老路，又没有那么多资源，中国老百姓吃什么？中国会惨几倍？你准备好棉衣了吗？你和你的家人，能撑过漫长的冬天吗？俄罗斯与中国的资源对比，石油储量是中国的40倍。天然气：193倍。煤炭：7倍。人均国土面积：17倍。请问，同样的崩塌，中国会惨多少倍？

　　冷眼看叫嚣推翻现体制的西奴公知，那些成天在网上忽悠的带路党们，你们诱使中国走向被人欺负、贫国弱兵、给米国人当狗、给中国带来耻辱的灾难时代。苏联休克崩塌给俄国人惨烈十年，虽最终觉悟并呼唤民族主义强人普京上台勉强镇住场面，却再也无法止住颓势，中国人均资源的现实，决定中国惨烈会数倍于俄罗斯 ，所以收起你们鼓吹的所谓觉醒，中国人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不是最好的，但肯定比欧美强加给中国的要好，至少我们现在在发展前进，这就是中国人的觉醒！

　　欧美那一套资本主义政治模式从袁世凯死后一直到蒋介石掌权就一直在中国尝试，但带来了几十年灾荒饿死上亿人，带来了军阀割据土匪横行，带来了日本趁乱侵华屠杀，可否带来富强与和平？直到毛泽东平定了天下，中国才进入了真正和平稳定与独立自主发展的正轨，哪个敢否认？

　　我父母需要安享晚年，我孩子正在茁壮成长，居心叵测的天使、导师、公知们，你们若想在中国通过掌控舆论煽动乱局，就必须在我身体上踩过去，我若有一口气，都要让你们功败垂成！

　　普京：“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筋疲力尽……社会濒临崩溃，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和精神上濒于崩溃。”

　　寿命

　　俄男性现在的平均寿命为58.6岁，比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男性寿命的63.4岁还低了4.8岁。

　　2007年中国男性平均寿命70岁。

　　人口

　　俄连续15年每年人口缩减60万至90万人。

　　宏观经济

　　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五千多倍。

　　工资

　　1988年，苏联平均工资可以买1250公斤土豆，1992年只能买172公斤土豆。2008年俄国恢复到1989年的收入水平。考虑到苏联解体后巨大的贫富分化，底层百姓的生活更加凄惨。

　　食物

　　1990年，包括下水和猪膘油的肉类，人均消耗75公斤，到2000年只有45公斤。1990年，牛奶和奶制品消费，人均消耗387升，到2000年只有215升。注意，1990年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起1988年已经发生了急剧下降。

　　货币

　　在苏联解体之前，卢布很值钱的，但是在三次兑换货币之后，卢布的价值接近废纸，许多人毕生的积蓄毁于一旦，沦为赤贫。

　　贫富分化

　　俄罗斯最穷的20%人口人均收入1991年是11.9%，到1999年下降为6.2%；最富裕的20%人口人均收入1991年是30.7%，到1999年上升为47.4%。

　　粮食产量

　　苏联1991年粮食产量3.2亿吨，2008年左右俄罗斯粮食产量8000万吨。苏联是粮食进口国，而现在成为粮食出口国，因苏联时期生活水平高，消费水平高，现在俄罗斯人生活条件下降，肉类、蛋类等消费减少。

　　国债

　　苏联留给俄罗斯的债务是649亿美元。

　　2008年俄罗斯的外债是5600亿美元。

　　腐败

　　透明国际的2010全球清廉排行榜，中国是第78位，俄罗斯是121位，实际上俄罗斯一直在一百二十多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俄罗斯的科学正在走向死亡

　　俄罗斯作为一个科技大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变轨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整个科研体系完全被破坏。

　　俄罗斯去工业化

　　近10年来，俄罗斯投资下降了80%，工厂根本不开工。1985年时，俄罗斯经济总量是中国的2.5倍，现在只有中国的1/5。普京曾说，俄罗斯经济要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需要每年增长8%，连续增长15年。

　　整个工业基础都毁掉了，一无所有，完全没有技术没有积累没有基础，你怎么参与工业竞争？

　　俄罗斯沦落为资源出口国

　　俄罗斯的GDP有一半都是石油创造的，在世界产业链的地位就是资源出口以及初级加工工业。靠着疯狂采油，疯狂开采天然气，俄罗斯才维持了今天的经济。而现在世界原油储量第一大国还是沙特，俄罗斯储量连委内瑞拉都比不上。

　　中国是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大部分资源的第一大进口国。中国有多少资源？最困难关头靠什么托底？

　　黑社会

　　俄内政部长称十分之一国土受黑社会操控。叶利钦1996年也承认：现今的俄罗斯已超过了意大利，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黑手党王国。1/4

　　国民经济“染黑”，受控于有组织犯罪集团。

　　俄罗斯军队早已不象样子了

　　没落的海军军舰已减少了一千艘，而核潜艇也减少了三分二。目前俄军的开支预算，每年只得50亿美元，仅是美军开支预算的百分之一。

　　空军在苏联解体后监控领空能力丧失近五成。

　　私有化造就企图操纵政权的寡头

　　别列佐夫斯基：“资本应该拥有高水准的独立性，并不受来自国家的干扰。企业家的活动应该加强其在国家中的作用。今天，俄罗斯国家政权最强大的支柱是大资本”；“作为国家，有责任听取企业家们的意见，而无权给他们穿小鞋。”

　　媒体——资本掌控的工具

　　新出现的金融工业集团寡头们相继插手俄罗斯大众传媒领域；到19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大多数大众传媒已经落入他们的控制之中。

　　灾难之后，俄罗斯人被迫选择极权领袖

　　10年灾难后，俄政治巨头清一色是极权色彩。选票比较多的有普京（极权人物）、久加诺夫（俄共）、普里马科夫（极左极权人物）、日里诺夫斯基（极右极权人物）。再看看那些自由派的候选人，有几张选票？戈尔巴乔夫也仅仅有不到千分之五的得票率。

　　戈尔巴乔夫 :

　　“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 民主化 ，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

　　俄国部分民主精英的忏悔

　　写过《古拉格群岛》、全盘否定过斯大林的索尔仁尼琴在反思时也说“我害了俄罗斯祖国”。曾经亲自参与签署协议将苏联解体的三巨头之一、乌克兰前总统克拉夫丘克后来说：“如果说在1991年，我知道国家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况，我宁愿斩断自己的手，也不会签署（导致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议。”

　　2003年，笔者在访问俄罗斯时曾与彻底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交谈了4个多小时。他从苏联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卫国战争胜利、人民的全面福利、知识分子政策、文化振兴等六个方面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笔者在与俄罗斯科学院某院士交谈时，他痛切地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沉痛灾难为代价，成为耶稣，悲壮地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 民主化 、 私有化 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个别超级大国绝对没有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我是苏＊＊＊员，现在箱底仍放着党证。但苏共垮台时，我也是抱着欢迎的态度。10多年来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我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常怀负疚、负债、负罪之感。但我们从中国看到了社会主义灿烂的希望。”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从美国回到俄罗斯。他的回国之行经过精心策划，先到远东，然后乘火车横贯大半个俄罗斯，最后到达莫斯科。他一路上会见各界人士，发表一系列谈话，基本上重复了前一年在西欧访问时说过的话，只不过有时语气更加激烈。回国后他曾到各地访问，实际接触到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现实，有了更深的感受，并在与各界人士的交往中对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他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更加具体，更加全面，也更加严厉。他在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二十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中回顾了历史，指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三个“乱世”之一，认为新的当权者所推行的改革不仅在经济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且造成了思想意识和道德的危机，俄罗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复兴。（《新世界》1994年第7期第171～173页）他在杜马的讲话里说，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他列举了俄罗斯人民在新政权下遭受的种种“灾难和祸害”以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反常现象，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实行的不是民主，而是“寡头政治”。（《真理报》1994年11月1日）他在《论俄罗斯现状》一文中又说，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什么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由过去共产党政权的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一百五十个到二百个寡头。他把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称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俄罗斯思想报》1996年12月5～11日）1998年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崩塌中的俄罗斯》的书，继续对现实继续批判，同时重申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在私有化进程中用各种手段进行掠夺而成为暴富的寡头深恶痛绝，几次要求宣布私有化为非法，把寡头们据为己有的财产还给人民。索尔仁尼琴对现实的批判十分激烈，这使得丘拜斯也感到意外，后者在一次谈话中说，索尔仁尼琴对当代俄罗斯的那种仇恨，“就连在久加诺夫那里我也很久没有见到了”，“今天索尔仁尼琴的立场是与专门机关的最反动的部分以及与俄共一致的。”（《生意人报》2000年8月1日）

　　延续了三十来年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也就不再存在了。参加这一运动的人并不因他们反对过的制度被推翻而获益或掌权，相反，他们仍被抛在边缘，其中有的人仍然对新政权采取反对派立场，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持不同政见者”。这批人过去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先是挟外自重，后直接投靠外国，成为外国敌对势力手中的工具。然而结果却被西方抛弃，又受到理应引他们为同道的苏联“改革派”和俄罗斯新的当权者的冷落，给自己留下的只是一段不大光彩的历史和一堆煞费苦心编造的、正在失去利用价值的谤书。他们的结局具有双重的悲剧性。应该说，他们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进行了反思，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新的认识不是抽象思辨和推理的结果，而是通过自己痛苦的经历和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得出的，因此值得格外重视。来源: 新华网▲◆★●■☆


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等观点
http://news.ifeng.com/shendu/qiushi/detail_2013_08/01/28163583_0.shtm

2013年08月01日 来源：《求是》     作者：范长龙

原标题：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而奋斗

——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重要思想

在党的旗帜指引下，我军走过了86年光辉历程，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一代代人接续奋斗，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一系列决策指示。习主席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鲜明提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展示了党中央、习主席建设强大军队、保障国家和平发展的决心意志和使命担当，顺应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期盼，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当代中国军事实践发展的新境界。我们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重要思想，深刻把握其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切实作为统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和根本遵循，进一步凝聚起强军的坚定意志和磅礴力量。

一、深刻认识习主席关于强军目标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

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是我们党的不懈追求。习主席关于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重要思想，是对毛主席、邓主席、江主席和胡主席建军治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毛主席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领导制定了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邓主席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江主席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军队建设总要求；胡主席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按照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原则加强军队全面建设的重要思想。习主席关于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重要思想，高瞻远瞩，继往开来，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科学总结我们党建军治军成功经验，鲜明回答了在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要强军、强军目标是什么、怎样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重大课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是国家的梦、人民的梦，也是强军梦。富国与强军，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两大基石。中国梦包含强军梦，强军梦支撑中国梦。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要真正强大起来，没有坚强的军事实力作后盾是决然不行的。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越是发展壮大，面临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遇到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没有安全保障。强军目标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军队的目标任务与党的目标任务相一致，建设强大军队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相统一的客观规律，进一步阐明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要求我们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目标下来认识和推进。

适应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发展变化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但天下还很不太平安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我国安全和发展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世界新军事革命仍在加速推进，主要国家都在加紧推进军事转型，对我军提出了严峻挑战。我国周边特别是海上方向安全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国家安全面临的现实和潜在威胁增多，维护国家统一、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发展利益的任务更加艰巨。我国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要求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强军目标重要思想，从时代发展和国家利益全局的高度思考军事问题，充分体现了放眼世界的战略视野，居安思危的战略清醒，强军兴军的战略筹划。我们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使命意识，努力建设强大军队，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

国防和军队建设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点的准确把握。经过不懈努力，我军已发展成为诸军兵种合成、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并加快向信息化迈进的强大军队。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强军梦想，更加有信心、有能力实现强军目标。但要清醒看到，目前我军正处于机械化建设尚未完成、信息化建设加速发展阶段，我军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和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同时，面对意识形态复杂形势和官兵成分结构变化，如何确保部队政治坚定、纯洁巩固；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和战争形态深刻演变，如何提高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面对社会环境变化和不良风气影响，如何保持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都是需要努力破解的重要课题。强军目标重要思想，准确把握了我军建设的基础和现状，抓住了建设强大军队的关键和要害，为解决军队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和科学指南。

二、准确把握习主席关于强军目标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习主席关于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重要思想，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意义重大。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完整准确、高度凝练地概括了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其中，“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三个方面是基本要求，“人民军队”则深刻揭示了我们这支军队的本质属性。这一强军目标集中体现了我军的根本原则、根本职能、根本性质和宗旨，明确了加强军队建设的聚焦点和着力点，指明了新形势下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前进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准确把握。

牢牢把握听党指挥这个灵魂。坚决听党指挥，是我军的立军之本、建军之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我军是党缔造的，86年来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进步，最根本的就是靠党的坚强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军队听党指挥，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也是军队之福。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军都必须铸牢强军之魂，把听党指挥作为军队建设的首要，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在思想上，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对党的信赖，坚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觉。在政治上，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在组织上，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确保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在行动上，要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牢牢把握能打胜仗这个核心。能打胜仗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向。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我军素以能征善战著称于世，战胜了凶恶的国内外敌人，创造过许多辉煌战绩，但能打胜仗的能力标准是随着战争实践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必须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强化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按照打仗的要求搞建设、抓准备，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坚持一切建设和工作向能打胜仗聚焦，把战斗力标准贯穿于军队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深化战略问题研究，与时俱进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加速推进军事斗争各项准备，着力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紧紧扭住核心军事能力建设不放松，提高信息化条件下威慑和实战能力，统筹安排和抓好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大力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斗精神，保持旺盛革命热情和高昂战斗意志。

牢牢把握作风优良这个保证。作风优良是我军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关系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部队，作风松散可以搞垮常胜之师。我军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我军始终赢得人民支持、保持良好形象、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必须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个强军之基，把作风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抓紧抓实，永葆人民军队政治本色。要弘扬传统，加强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教育，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使人民军队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代代传下去。要改进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持领导带头，坚持严字当头，坚持在求实、务实、落实上下功夫。要严肃军纪，加大从严治军力度，提高法规制度执行力，保持严明的作风和铁的纪律。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旗帜鲜明反对腐败，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要抓好基层，强化强基固本思想，多做关心基层、关爱官兵工作，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的基础打得更加牢固。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抓住了建设强大人民军队最根本最紧要最现实的问题，三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是一个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听党指挥的不变军魂，敢打必胜的英雄血脉，作风优良的红色基因，是我军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强军目标重要思想，与我军一以贯之的建军治军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是一致的，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提出更高标准要求。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深刻把握习主席关于强军目标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强军目标要求，推动军队各项建设和工作协调发展、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三、坚持用习主席关于强军目标重要思想统领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

目标昭示方向，凝聚力量，引领发展。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指导军事实践，是我们党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条根本经验。全军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主席一系列决策指示，把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重要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牢固确立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统领和指导地位，自觉用以统一思想和行动，凝聚意志和力量，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努力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更加注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和掌握部队。思想政治建设是强军兴军的政治保证和精神动力。要着眼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尖锐复杂形势和部队实际，围绕高举旗帜、听党指挥这个根本，把思想政治建设抓得更加扎实有效。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持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增强官兵理想信念的坚定性、思想道德的纯洁性和思维方法的科学性，自觉把个人理想抱负融入强军梦，使人生在献身强军实践中出彩。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做到平时听招呼，战时听指挥，关键时刻不含糊，任何时候都对党忠诚老实。把党组织和干部队伍搞坚强，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务必取得实效。

坚持不懈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军事斗争准备是实现强军目标的重要抓手。要按照能打仗、打胜仗要求，把各项准备工作往前头赶、朝实里抓，全面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加强战略指导和作战问题研究，大力开展实战化训练，做到信息化条件下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什么在实战中最管用就把什么练过硬。持续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加速推进信息化建设，加快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加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加快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培养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狠抓日常战备工作落实，确保边海空防安全。强化随时准备打仗思想，练就革命军人血性胆气，做到脑子里永远有任务，眼睛里永远有敌人，肩膀上永远有责任，胸膛里永远有激情。

不折不扣落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从严治军是建设强大军队的铁律。要以纪律建设为核心，扭住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不放松，不断提高部队正规化水平。严格落实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积极研究新形势下治军带兵特点规律，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保持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要保持作风建设的良好势头，一天不放松地抓下去，去虚功，出实招，使长劲。坚持严字当头、标本兼治，在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上狠下功夫，制定科学合理、符合实际、便于操作的刚性措施。坚持领导带头，注重抓本级、严自身，以各级领导的模范行动带出部队的虎虎生气、融融暖气、堂堂正气。

积极稳妥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改革是强军的动力和活力。要围绕实现强军目标，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不断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新突破。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努力推动军事理论、武器装备、组织体制、军事训练和保障方式创新。深入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建立健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联合训练体制、联合保障体制，优化作战力量结构，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继续推进以军事人力资源为重点的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深化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调整改革，为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进一步走开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军民融合式发展是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重要途径。我军战争年代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和平时期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关心和支持。要更加主动地将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加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规划、体制机制和法规制度建设，努力形成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军民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要大力弘扬我军拥政爱民光荣传统，积极参加和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协助地方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坚决完成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

强军路在脚下，实干铸就梦想。在阔步迈向强军之路的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决贯彻习主席一系列决策指示，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奋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

 

李长春以“永春”笔名发长文寓意深
http://www.boxun.com/forum/201307/boxun2013/247995.shtml

 07/31/2013 ：主题：李长春以“永春”笔名发长文寓意深
 
　　隶属于河南官方媒体《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大河报》30日以两个要闻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题为《观猴有感》的文章。该文署名 “永春”，被指为已卸任的领导人李长春所用笔名。此前，李长春曾先后使用该笔名在《人民日报》及人民论坛发表文章，而且也公开承认“永春”乃自己所用笔名。

　　按照陆媒规律，以笔名在具有官方背景的媒体重要版面发表文章，一般都是现任或退休领导人居多。而且，这也不是李长春第一次以“永春”作为笔名在官方媒体上发文。2012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即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永春”的文章，题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新解》。在此文发表后不到一个月的全国两会期间，李长春在看望广东代表团时坦言，“我最近用笔名写了一篇短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新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两相对照，可以推论：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的“永春”，即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长春。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李长春再次以“永春”为笔名，在《人民日报》04版“人民论坛”栏目发表又一篇言论文章《文化与旅游结合大有可为》，提出了“文化是旅游之魂，旅游是文化之体，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存”的观点。十八大后，李长春再度使用“永春”笔名在该栏目发表文章《浅议领导干部的学识、见识、胆识》，强调领导干部作为文化建设的引领者，必须首先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

　　此外，李长春与河南的渊源颇深。一个可供参考的背景是，李长春曾于1990年调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直至1998年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在河南任职长达8年之久，可谓河南的“老领导”。值得一提的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在官方或半官方媒体以笔名发表文章并不罕见。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浙江任职时，即以“哲欣”为名在《浙江日报》发表系列文章。

　　李长春此文发表后，引发媒体广泛关注和持续讨论。其中的部分段落，看似在讲猴，但以猴喻人的“醉翁之意”颇为明显。尤其在谈到弱肉强食和公平分配等问题以及猴王换届属于“政治行为”时，舆论普遍将其臆测为暗指中国当前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比如在谈到原始社会阶段平均分配的问题时，李长春发出质疑——“在人类社会早期，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平均分配食物的原始社会阶段，值得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去思考和研究，特别需要进一步加强考古实证工作。”

　　在谈到人类社会早期是否存在母系社会时，李长春再发质疑——“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人类社会早期，曾经存在过母系社会，女性的地位高于男性，在社会中占优势地位，掌握着管理社会的权力。但通过对猴群的观察，觉得这一观点有待商榷。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更加准确地认识母系社会问题。我认为，母系社会的原则可能仅局限于家庭或血缘氏族范畴，很难扩散到整个社会领域。因为，原始族群的首领担负着带领大家与自然作斗争，与其他种群作斗争，守住领土，保护生存资源的责任，只有强悍的男性才能胜任。”虽然是论及原始社会和猴群，但因为李长春曾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所以难免被舆论引申出更多的言外之意。

　　附李长春《观猴有感》全文：

　　今年4月中旬，我到河南省济源市五龙口景区，观看那里的猕猴群。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第五次到那里观看猕猴群。

　　济源市位于太行山南麓，分布着十多个野生猕猴群，被称为“太行猕猴”，是我国纬度最北的猕猴群。

　　原来这里只有1000多只猕猴，现在已发展到3000多只。上世纪90年代初，济源市为发展旅游业，开发了以看猴观景为主要内容的五龙口景区。之所以称为五龙口景区，是因为明清时期，人们开挖了广惠渠、甘霖渠、广济渠、永利渠、利丰渠等五条河渠，引沁水灌溉农田，形成了五龙分水的态势。景区管理部门聘请匡书明老人来调教猴群，供游客参观。前几次去的时候，都是由“猴司令”匡书明老人陪同介绍。他是河南南阳人，是五龙口风景区的驯猴“鼻祖”。南阳人素有养猴、驯猴的习俗，不论是过去走街串巷的耍猴人还是现在海南岛猴岛的驯猴员，大多来自南阳。这次我到五龙口景区，得知匡书明老人已不在人世，听后不胜唏嘘。让人欣慰的是，他的儿子匡三傲已经接过了父亲的班，继续驯化和照料这里的猕猴群。通过几次近距离的观察，以及匡氏父子的介绍，我对猕猴的习性和组织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思考。

　　在动物分类学上，猴子与人类同属灵长类动物，是动物界中与人类血亲比较相近的一个物种。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人类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人类进化早期必然会呈现出与猴子等灵长类动物相似的某些行为特征。因此，观察猴群的生活习性，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早期人类社会的认识。通过多次观猴的启发，一直在思考以下几个问题，愿请读者赐教。

　　关于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的问题

　　对于原始社会的分配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没有剩余产品，没有私人占有制，没有剥削，社会成员平均分配劳动果实，于是得出了“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的观点。这一观点，最早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该书写道：“当时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低，微少的食物是平均分配的，别的办法也不可能。因为劳动产品只能勉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假如原始公社有一个成员分得多些，超过每人平均应得的份额，另一个人就会饿死，因此，平均分配共同劳动的产品是不可避免的。”该教科书被翻译成中文后，这一观点被国内学者广泛接受，成为描述原始社会分配状况的主流观点，并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国内不少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一直沿用这一观点。但通过对猴群的观察，对这一观点很难苟同。在济源观看猕猴群时，匡书明老人曾经向我介绍，太行山的野生猕猴群，原来冬天没有食物可吃，躲在山洞中过冬。后来开发成旅游区，为便于游客近距离观猴，开始用红薯、花生等食物吸引猴群下山，并用哨声训练猴群，每次提供食物时都要吹哨。经过观察发现，每一次进食，都是猴王大摇大摆地下山先吃，其他猴子不敢靠前，等猴王吃足离开后，才敢上来拣吃剩余的食物。如果发现哪只猴子不懂“规矩”，猴王就会对它进行严厉惩罚，其“特权”意识非常明显。因此可以说，在猴群中并没有产生公平正义的意识，更不可能形成公平正义的分配机制。通过这一现象可以推测，原始社会初期，在生产力低下和食物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也很难遵从公平正义的原则分配食物，

　　只能靠强力来解决食物分配问题。即便是出现公平地分配食物的情况，也仅限于家庭或有血缘关系的氏族之中。关于原始社会的分配问题，恩格斯曾明确说过：“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么，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承认在原始社会存在着“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的情况，但又认为，这种分配方式只存在于家庭或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内部，不同部落之间不仅不会共享劳动产品，相反还经常为了争夺食物而发生战争。

　　恩格斯说：“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下，生存条件越艰苦，人们之间的生存斗争就越残酷。当时普遍存在的食人之风，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说：“在蒙昧期，俘获的敌人是被吃掉的，在饥馑的时候连朋友和亲属也会被吃掉。”这表明，不仅在不同部落之间无法实现食物分配上的公平，即便是在同一部落之中，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人吃人这种弱肉强食的现象，根本谈不上公平问题。只有在物质财富相对丰富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觉悟才能有较大的提高，才有可能树立公平意识，才有可能实现所谓的“平均分配食物”。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平均分配食物”作为原始社会的普遍分配原则，而是将其严格限定在家族或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内部，不能扩展到社会范畴。所谓“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后来的研究者们附加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之间辩证关系的原理来看，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社会生产的水平决定着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食物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生存是第一需要，人们总是为争抢食物而争斗，很难形成公平分配食物的机制，更难具有相互礼让的道德素质。因此，不论从猴群的状况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看，在人类社会早期，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平均分配食物的原始社会阶段，值得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去思考和研究，特别需要进一步加强考古实证工作。

　　关于母系社会问题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人类社会早期，曾经存在过母系社会，女性的地位高于男性，在社会中占优势地位，掌握着管理社会的权力。但通过对猴群的观察，觉得这一观点有待商榷。在五龙口猕猴群中我们发现，猕猴的社会属性很强，每个群体由一百多只猴子组成，并有一个猴王。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担任猴王的无一例外都是公猴，它在猴群中地位最高，拥有至上权威。这从猴王的产生办法就很容易理解了。猴王每四年换届一次，参与竞争的也只有几只强悍的公猴，通过剧烈的厮杀，胜者为王。据匡书明老人介绍，从来未发现雌猴参与猴王争夺的情况。这是因为，一个猴群要维持其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占有一定的地盘和资源，就必须在强有力的猴王的带领下与其他种群进行争斗，与其他猴群争夺资源，与各种自然灾害进行斗争。野蛮时代，是靠惨烈的拼杀产生群体领袖的。在这种情况下，雌性受自身生理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在厮杀中获胜，更无法承担起保护族群的责任，因而也就无法成为族群的领袖，甚至不可能参与竞争猴王的拼杀。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妇女的解放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为前提。在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在搏击厮杀的强力时代，是根本谈不上妇女解放的。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更加准确地认识母系社会问题。我认为，母系社会的原则可能仅局限于家庭或血缘氏族范畴，很难扩散到整个社会领域。因为，原始族群的首领担负着带领大家与自然作斗争，与其他种群作斗争，守住领土，保护生存资源的责任，只有强悍的男性才能胜任。而在家庭中，由于当时实行的是群婚制，子女只认识自己的母亲而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的家庭地位会比男子高，出现以老祖母为家长的家庭组织形式是完全可能的。但要把母系家庭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认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以女性为领袖的母系社会状态，则是值得商榷和探讨的。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使用过“母系社会” 这一概念，也未曾把母系原则扩展到整个社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认为，在原始社会早期，由于实行群婚制，曾经出现过母系家庭形式。他说：“只要存在着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只承认女系。”母系具有两个功能：一是确定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二是确定财产继承关系。但是，恩格斯认为，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剩余的财产可以继承，因此，母系的功能只局限于血缘关系的确定上，超出这个范围来使用母系就“不大恰当”了。他批评巴霍芬说：“他把这种只从母亲方面确认世系的情况和由此逐渐发展起来的继承关系叫做母权制;为了简便起见，我保留了这一名称;不过它是不大恰当的，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上，还谈不到法律意义上的权利。”[8]可见，恩格斯本人也是把母系限制在家庭之内，认为只是一种“家庭形式”，并未将其扩展到整个社会。同时，恩格斯通过对北美易洛魁人的研究发现，即便在母权制时代，担任部落首领的依然是男性而不是女性。他说：“由于易洛魁人奉行母权制，因而酋长的儿子属于另一个氏族，所以从不选举前一酋长的儿子做酋长，而是往往选举他的兄弟做酋长，或者选举他的姊妹的儿子做酋长。”[9]因而，在 “母权制”时代，妇女并未承担部落的管理责任。所以，认为母系社会女性主掌社会管理的大权，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和研究的。

　　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问题

　　过去，在传统生物学课程中学到的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具有思维能力，而动物则没有，动物只是靠条件反射来作出反应，即巴甫洛夫提出的第一条件反射和第二条件反射理论。也有一些西方哲学家认为，理性是人类所独有的，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通过对猕猴群的观察，人和动物在有无思维能力上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只是思维发达程度的问题。比如，四年一次的猴王换届，过去人们以为公猴争夺王位与争夺交配权是一回儿事。但实际上，争夺交配权是在猴群发情期，一年一次，是生理行为，而争夺猴王四个寒暑为一个周期，属于“政治行为”，二者截然不同，后者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生理需求，体现出公猴的思维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在换届时，参与猴王竞争的公猴将尾巴翘起来，以此方式报名，表示向王权挑战，每次报名的有三四只强悍的公猴，经过激烈厮杀，胜者为王。挑战失败了的公猴，便垂下尾巴，表示臣服，而猴王则时刻翘着尾巴。如果猴王被打败，将被逐出猴群，猴王地位被新的胜利者占居。在猴群中，尾巴象征着“权杖”，翘起尾巴就是在宣示权威，这也是一种高级的行为。可见，毛泽东同志讲要夹着尾巴做人，其寓意是多么深刻。猴王地位确立之后，拥有无上的权威，猴群成员都要听从猴王的指挥。以上事例说明，猕猴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思维能力，只是我们人类所知不多而已。因此，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是思维能力大小、思维层次高低的差别，而不是有无的差别。很多高级哺乳动物，已经发展出比较高的思维能力，甚至能够有目的有计划地从事一些活动。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动物中，随着神经系统的发展，作出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中则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在于，动物仅仅利用自然资源来满足自己需要，而人则可以通过改造自然界来为自己服务，创造性劳动是人从动物界脱离出来的根本标志。人与动物都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都有生存发展的权利，我们应该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高度，学会与动物和谐相处。

　　以上是我茶余饭后的一点思考。如果能给对此问题有兴趣的人一些启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进一步正本清源，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则吾愿足矣。▲◆★●■☆



中办关于薄熙来问题内部文件曝光案发起因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07/201307311406.shtml#.UfnHmKwxWdA
 
      2013年7月31日： (文汇报) 中共中央政治局塬委员、重庆市委塬书记薄熙来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贪污公款，数额巨大;滥用职权，情节特别严重，被诉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叁宗罪名。
    
     　18年来，第叁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塬委员即将走上审判席。
    
    　　据中评社综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塬委员、重庆市委塬书记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叁宗罪名，经指定管辖，已于2013年7月25日由山东省济南市检察院向济南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济南市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薄熙来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贪污公款，数额巨大;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应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并予数罪并罚。
    
    　　根据《刑法》，受贿十万元以上的，基本刑期为十年以上乃至死刑;贪污公款十万元以上的，也是十年以上乃至死刑;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叁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据《财经》记者瞭解，在指控中，贪污罪涉案金额约500万元，发生在薄熙来任职辽宁大连期间，案涉大连相关事项;受贿罪涉案金额约2000万元，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是最大行贿人;滥用职权罪则涉及在薄谷开来「11.15」命案中阻止王立军复查，并违规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等行为，这也是薄熙来被调查的直接肇因。也就是说，唯有滥用职权一项发生在重庆，事涉薄谷开来案和王立军案。
    
    　　薄熙来被公诉是自2012年2月6日重庆市塬副市长王立军「叛逃事件」后引发的一连串案件的收尾。此前，王立军因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和受贿四项罪名获刑15年，薄谷开来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塬重庆市公安局数名警官也已经定罪服刑。
    
    　　这一系列事件中，被调查的还有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重庆市委办公厅塬主任吴文康、重庆市南岸区委塬书记夏泽良等人。徐明、吴文康、夏泽良等人是否被起诉，目前信息尚未公开。
    
    　　移交司法之后，经薄熙来家人委託，北京德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贵方和王兆峰担任薄熙来的辩护人。《刑事诉讼法》规定，至迟在开庭十日前，法院应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公开审判的案件，应当在开庭叁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据此，薄熙来案开庭时间最早可在8 月上旬。
    
    　　祸起萧墻
    
    　　7月23日下午，重庆市向厅级以上干部通报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薄熙来问题的内部文件。次日上午，这一通报扩大到县团级。
    
    　　早在2012年3月，中央传达的一份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并滞留事件的通报中即表明，王立军事件的发生，薄熙来负主要领导责任。
    
    　　根据这份通报，2012年1月28日，王立军找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通报「11.15」案件与薄的家人有关，由于办案人员感到压力，王已经接到辞职信，希望薄熙来予以重视，妥善处理。薄熙来对此十分不满，随后找市政府、市纪委、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商量，以多岗位全面锻炼为由，提出调整王立军工作。
    
    　　同年2月1日下午，重庆市委召开常委会，决定免去王立军的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王立军在市政府也不再分管公安司法工作，调整为分管教育、科技等工作。这一免职决定并不符合程序。
    
    　　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31条规定：「部门与地方双重管理干部的任免，主管方应当事先徵求协管方的意见，进行酝酿。徵求意见一般采用书面形式进行。协管方自收到主管方意见之日起一个月内未予答覆的，视为同意。双方意见不一致时，正职的任免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协调，副职的任免由主管方决定。」
    
    　　这意味着，王立军的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的任免，应事先徵求公安部的意见。
    
    　　此外，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44条第10项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根据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的提名，决定本级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科长的任免，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重庆市委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并不合规。直到「叛逃事件」一个多月后，2012年3月23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才正式免去王立军公安局长职务。
    
    　　王立军被免职后，在薄熙来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压力下，有关方面以各种名义违规审查王立军身边工作人员及有关重要案件的办案人员。王立军认为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遂决定出走，并于2012年2月6日下午在事先未按程序报批的情况下，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通报认为，王立军事件是一起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的严重政治事件。王立军本人对事件的发生负直接责任。薄熙来作为重庆市委书记，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在王立军案件的审判中，对薄熙来涉嫌滥用职权有着更为详尽的披露。据新华社报道，2011年12月底，王立军身边四名工作人员被非法审查，王立军和薄谷开来的矛盾越来越大。相关证人证言显示，2012年1月28日，王立军向薄熙来反映薄谷开来在「11.15」命案中有重大作案嫌疑，次日上午受到薄熙来怒斥，并被打了耳光。当时在场的重庆市公安局塬副局长郭维国在讯问笔录中称：「打了王立军，这个矛盾就公开化了。」
    
    　　矛盾激化后，王立军当日即安排人重新调取证人证言，保管英国商人尼尔.伍德心血等关键物证，重新整理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害尼尔.伍德的证据材料，并提供了其秘密录音资料。后又将整理的卷宗交人转移、保管。
    
    　　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塬常务副局长王智在讯问笔录中称，2012年1月29日，王立军将他和技术侦查总队长王鹏飞、刑警总队长李阳喊到办公室，要将「11.15」命案重新整理卷宗。王立军让王智、王鹏飞和李阳分开保管，要放在安全的地方。王智说：「我知道王立军当时和薄谷开来『翻脸』了，不然王立军也不会让我们整理这些卷宗，他启动这个案子应该有他个人的目的。」
    
    　　王立军离开美领馆后，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了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害尼尔.伍德的问题，提供了所整理的相关证据材料，还写信给李阳要其复查尼尔.伍德死亡案件中的关键物证。
    
    　　折戟重庆
    
    　　步北京市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上海市塬市委书记陈良宇后尘，薄熙来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叁位走向审判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直辖市市委书记。
    
    　　1949年7月出生的薄熙来是国务院塬副总理薄一波之子，从1984年担任大连市金县县委副书记开始，历任大连市市长、市委书记，辽宁省省长，商务部部长，并于2007年中共十七大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年12月兼任重庆市委书记。
    
    　　在重庆期间，他提出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将其作为施政纲领。
    
    　　在意识形态领域，他倡导「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和传箴言」，组织群众运动式的「唱红」，改造重庆卫视使其成为无广告、无电视剧的「红色频道」;在司法领域，通过王立军主导的「打黑」和针对网络言论的劳教，被认为是「严打」的放大使用;在经济领域，他推行基础设施建设、大建公租房、引进跨国资本，以「共同富裕」为口号，在扩大政府负债的同时，也获得众多社会底层人士的支持。
    
    　　「唱红」「打黑」「共富」这套组合措施之下，薄熙来成为2007年至2012年最受瞩目的地方党政官员，但王立军叛逃事件，意外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2012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张德江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同年4月10日，鉴于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规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央纪委对其立案调查。
    
    　　随后，当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委《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罢免了薄熙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薄熙来的代表资格终止。
    
    　　2012年11月4日，十七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央纪委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关于刘志军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
    
    　　半年后，塬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一审被判死缓。薄熙来也即将迎来审判。
    
    　　在重庆，薄熙来、王立军等人去职后，「唱红」「打黑」实质上停止，重庆市公安局对王立军主政期间的内部案件进行了低调的平反，众多因网络言论被劳教的人士也被撤销劳教或者所外执行。一些被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当事人，如重庆市渝强集团塬董事长黎强，为重庆企业家龚刚模辩护而因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获刑一年半的塬律师李庄等人，皆已向重庆市高级法院、最高法院提起申诉，迄今仍在等待获准进入再审程序。▲◆★●■☆



王林在港接受美媒专访 自比斯诺登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7903

   2013-7-31：中国著名气功“大师”王林接受《纽约时报》的专访说，自己是一场政治仇怨的无辜受害者，和斯诺登差不多。

　　《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在香港专访引述王林说，“他希望通过谈论自己的案件来表明他是腐败政治交易的迫害对象，而不是始作俑者”。报道指出，连续几周以来，中国各网站、报纸和电视台对王林的指责铺天盖地：蛊惑和欺骗病人、逃税、与犯罪团伙成员和腐败的官员相互勾结等。周二，《人民日报》加大了官方谴责的力度，指责王林向某些轻信的干部发放了“精神鸦片”。

　　逃到香港的王林说，自己是一场政治仇怨的无辜受害者，纷争起源于家乡江西的一场商业纠纷。王林说：“几乎全国就骂我一个人，把黑变白，白变黑，对我来说，真是太不可思议的。”

　　王林在香港一间时尚的酒店客房里接受采访说，他一直在这里躲避记者，而据他的随从人员说，同时也是为了躲避中国官员。

　　迷信和气功

　　报道称，虽然中国领导人对外界宣传的中国是坚决实行现代化的楷模，王林以及他的突然成名却有力地证明，政府一直试图镇压的传统神秘信条仍然存在吸引力和危险性。在容忍王林多年之后，政府终于把矛头对准了他，并把他作为了威胁共产党的异端邪说和腐朽意识形态的代表。

　　接受采访的王林“戴着很多中国新贵阶层钟爱的那种款式招摇的戒指和手表”。但“他说他的钱都是老老实实挣的，他从来没有拿那些向他寻求帮助的官员或病人的钱”。

　　报道称，气功是源于中国古代的一种锻炼方法，人们相信可以利用呼吸、按摩和冥想技巧来引导人体能量，并把这些能量转化为治愈疾病、保持健康的力量。有些气功习练者还坚持认为，气功能赋予人神奇的超自然能力。

　　1999年中国共产党镇压法轮功后，气功再次遭受官方质疑。

　　自比斯诺登

　　报道说，61岁的王林身材矮小，在商业人士、官员及其他人等当中吸引了一批追随者。最近突然出现了大量有关王林曾与马云、刘志军见面的报道，他的厄运由此开始。

　　王林称，他与官员们的交往完全是清白的。他称自己与前铁道部部长见面是为了探讨朋友的生意。有报道称，他曾使刘志军确信自己不会下台，王林对此予以否认。报道引述研究传统信仰的北京作家余世存表示，“教育制度非常死板，使得人们觉得没有自己的一种可靠信仰体系，他们很容易陷入几乎相信任何东西的状态，”余世存说。“中国确实有很多有吸引力的传统，但在当前的生存环境下，这些传统已经被歪曲、破坏。”

　　说到那些有关他声称自己能利用超能力移动重物的报道，王林对储百亮含糊其辞表示，自己隔空取蛇的表演只是娱乐朋友的“杂耍”。“很多东西都可以打上气功的标签，”他说，“我从没宣传自己是气功大师，是别人这么叫我。”

　　王林称自己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目前不打算回到中国内地。

　　报道称，王林表示，自己和逃亡海外的美国前国家安全局分析员爱德华·J·斯诺登差不多。在揭露有关美国情报搜集活动的信息后，斯诺登曾短暂藏身于香港的酒店。来源: BBC▲◆★●■☆



梁思成第二任妻子林洙："北京城已不在 故宫像盆景"
http://culture.ifeng.com/1/detail_2013_07/30/28059865_0.shtml

2013年07月30日新京报 作者：姜妍

林洙，（1928年- ）福建省福州市人，清华大学建筑师、教员、作家。

新京报记者 李飞 摄

从院子里走出来的时候，林洙拄着拐杖，花白的头发服帖地盘在脑后，她着一身深蓝色的中式套裙，左手腕戴着玉镯，耳垂上是金色的耳环。她就那样立在细雨里，也不打伞，雨滴似乎落不到她的头上。过去40年里，林洙持续研究梁思成的学术成就。聊到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时，她回答得很简单。但一涉及梁思成和建筑，林洙的话明显就多了起来，一张口就是长串的专有名词。

林洙

1928年生，福建省福州市人，清华大学建筑师、教员、作家，著名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并陪伴其走过了人生的艰难岁月，直到梁思成临终。在梁思成去世后，林洙一直不断整理梁思成的手稿和各种资料，出版了《梁思成、林徽因与我》、《梁》、《佛像的历史》等图书。新书《梁思成心灵之旅》日前由人文社出版。

正名 梁思成绝对不是幸运儿

“我刚到清华工作的时候，很多年轻教师都有一个看法，觉得梁思成是运气好。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在林洙眼中，梁思成绝对不是幸运儿，他之所以能写出第一本中国建筑史，是因为各方面的准备都到位了。

我们的采访是在清华大学西南小区一座楼房的一层单元房里进行的，这是两年多以前学校租给林洙的。大部分时间林洙都和儿子、儿媳一家挤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另一套住房内，只有当客人来的时候，她才缓缓地移到这套距离很近的会客室中。

林洙说起话来缓缓的，谈到和自己生活有关的问题时，她回答得很简单，但是涉及梁思成、涉及建筑的问题，她的话就明显多了起来。

“我刚到清华工作的时候，很多年轻教师都有一个看法，觉得梁思成是运气好，国家所有的重要古建筑，都让他给碰上了，都让他做了详细整理测绘。等到我整个有系统地研究梁思成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后，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林洙说。

“在上世纪20年代，西方人还不重视中国建筑，但是日本学术界已经开始重视中国古建筑，梁先生知道，如果不来占领这块学术领地，那这块领地就要被日本人占领，他觉得中国人应该写自己的建筑史。他在哈佛念博士学位时，用3个月的时间读完了学校里所有有关中国建筑的资料，他发现不能靠别人的研究和资料来完成他的研究工作，所以他跟导师约定，他要回国来做实地调查，两年以后再交博士论文。”在林洙眼中，梁思成绝对不是幸运儿，之所以能写出第一本中国建筑史，是因为梁思成各方面的准备都到位了。

遗憾 北京的城不一样了 故宫就像个盆景

在林洙看来，多中心的城市规划方案没有被采纳，是梁思成一生中很大的遗憾。北京的城现在基本已经不存在了，和过去给人的感受不一样了。被高楼包围的故宫，就像一个盆景似的。

糖尿病让林洙不能总待着，得有一定的活动量，但是髌骨软化症又限制她的行动，她几乎很少出门，顶多在院子里散散步。而清华西南小区之外的北京，和她与梁思成当年生活过的北京也早就大不一样了。

在建国初期，梁思成提出的多中心的城市规划方案并没有被采纳。“他后来不太愿意提这个事，他跟学生说过‘我到现在为止，不认为方案有什么错误。但我不希望你们再继续说这个事情，这样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我觉得这个是他一生中很大的遗憾。”在林洙的眼中，梁思成总是能够比别人看得更远，解放时他已经看出城市发展的方向当时应该把握好，不然就会走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但是当时的领导并不认同，觉得就是要现代化，就是要发展，就是要高楼。”

在回答梁思成的成绩有没有得到足够肯定的问题时，林洙回答说：“我觉得没有，不是说在学术界，我是觉得领导没有充分认识。比如北京的城基本已经不存在了，除了故宫，跟一个盆景似的，这么多高楼包围着它，和过去北京给人的感受不一样了。梁先生觉得应该把中心迁到郊区，这个观点是最正确的。而且现在发展得太大。很多国家都有文化城、军事城、体育城，有不同的城市作为重点，咱们国家军事、文化、经济恨不得都集中在这一个城市里面，北京的负担也太重了。”

林洙还保留着一张天坛的老照片，照片里从祈年殿望出去非常空旷，能感受到整个建筑特点。“走到神道上感觉非常宁静。现在从天坛看出去全都是高楼了。”不仅仅北京如此，许多中国的城市都是如此。从小在昆明长大的林洙中学时每天经过翠湖去上学，觉得城市非常美好。但是80年代她再次回到昆明，记忆里的小城不见了，到处都是百货大楼、购物中心。

坚持 40年整理梁思成资料

最近人文社才出了林洙的新书《梁思成心灵之旅》，书的前半部分是梁思成的古建调研报告，后半部分则是他与林洙的通信。读者可以看到两个梁思成，一个是公众眼中为建筑投入毕生心血的梁思成，另一个是在信中唤林洙为“眉”、在信的末尾说着“千百次亲你”的梁思成。将信件整理完之后，林洙在去年把这些信都捐给了国图，她只留下了复印件。

林洙是学档案学的，建筑学只是她的爱好。梁思成去世后，林洙并没有再寻觅伴侣，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梁思成研究。“40年，他走了40年了。”有些人问她会不会觉得亏，“有什么亏呢？有什么不值呢？我不是想抢名声、风头，我不需要这个，我不需要人家理解，我自己知道我在干什么就行了。我觉得我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从梁思成去世那一天开始，林洙几乎没有一天的生活是和梁思成无关的。她不停地阅读梁思成的各种作品、笔记、资料，她不光读梁思成的书，也阅读别人研究梁思成的书，肯定的和批评的，她全部“笑纳”。为了给梁思成的很多文章找到图片，林洙也费尽心力。她曾经在梁思成的手稿中找到“O213图”的字样，但是这到底是一张什么图，她并不知道。她跑去请教一些老先生，有人推断有可能是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位名叫奥斯瓦尔德的教授。仅仅凭着作者姓名有O打头，研究的是中国雕塑，这样模糊的信息，最终她在北大图书馆里找到了和梁思成标注一样的图。

南京栖霞寺有个塔，里面有一圈雕塑是八相图，梁思成提到了这个图，但是没有图片。林洙就写信到管理处，“我问，你们哪一位先生可以帮我去拍一下八相图，他们拍完寄给了我。”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还有好多个地方的管理处都收到过林洙这样的来信。“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成。那时候“文革”刚结束，刚恢复学术方面的研究，大家都还很有热情。”

如今，关于梁思成的研究已经到了收官的时候，有个出版社要出梁思成学生时的笔记，林洙还在整理，另外就是她和费慰梅多年的通信。“我也到年纪了，85了，健康也是差不多了，也不可能再做下去了。”

“梁思成这个人，我觉得太好了！主要是因为他太优秀了！”如果让林洙为这40年给出个原因的话，这就是她的原因。

从租的房子里走出来，细雨还在下，林洙感叹了一句“雨还在下呀。”就拄着拐杖又缓缓地往家的方向走去了。我在旁边为她撑着伞，想起苏轼的一句诗——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岁月回声

“我们结婚后没多久就是文化大革命了，梁思成几乎是一无所有了，可我依然对他有很深厚的感情，我们俩依然能互相扶持，那时我是感到非常幸福的。我想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幸福，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很快乐就行，不必在乎别的东西。”▲◆★●■☆

录自《新京报》2004年6月11日林洙访谈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