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引进外智30年：从退休专家到高端、重点领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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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7月08日 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芦垚  原标题：引进“外智”三十年

“相比一些大的国际组织，中国政府要容易合作得多。国际组织有太多需要考虑的政治因素。在一些基本的政治问题之外，中国政府是非常开放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芦垚| 北京报道

编者按

今年是邓小平发表“7·8谈话”30周年。

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在听取万里、姚依林、方毅、宋平等中央负责同志汇报时,发表了“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重要谈话。

邓小平说，“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

他强调，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此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都谈到，“接受华裔学者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派遣留学生“要成千上万地派，不只派十个八个”，要结合“引进国外大型科研设备，同国外科研机构搞合作科研，加速科学技术现代化”，派人出国“进行技术培训”。

这构成了邓小平引进国外智力思想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国家外国专家局“请进来”和“派出去”两部分引智工作的思想来源。

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就是与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座谈。

他说：“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外国专家们功不可没”，要“更加注重学习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同世界各国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我们欢迎外国专家和优秀人才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一如既往支持大家来中国创业和发展”。

1983年，邓小平发表“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重要谈话时，距离象征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有5年时间。尽管大门已开，但大门内仍有无数小门，禁锢着中国的开放。

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王遒还记得，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只有几个城市可以去。“北京离城20公里，专门竖了牌子。外国人要越过这条线，需要专门批准。但是工厂都在外面，所以要去个工厂都要专门批准。当时有一些类似的规章制度应该改进。”

“二三十年的闭关锁国有很多想象不到的遗留症状，所以当时要开展引进国外智力的工作，必须由国家级权威来推动改革。”王遒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中央部署

从当时的政治部署，不难看出当时中央对开展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决心。

在邓小平发表“7·8谈话”之后2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学习贯彻邓小平7月8日的重要谈话。

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下发，提出要“加强智力开发，大力培养人才，同时要扩大眼界，千方百计地把海外可以利用的智力资源吸引到我国四化建设中来。把这件事只当作一般的政策来对待已经很不够了，必须把它当作一项重要的战略方针，坚持不懈地长期贯彻执行下去。”

国家外国专家局现任局长张建国特别强调：“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件是非常少的。”

1983年9月7日，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后经中央书记处同意改为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由姚依林、方毅、张劲夫、宋平组成，姚依林担任组长，张劲夫负责日常工作。小组统筹领导全国引进国外人才工作。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成立后，下设办公室作为办事机构，即“中引办”。后来，还成立了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张劲夫任主席。

“引智小组的领导人都是副总理级别的。”王遒说，“当时我们打报告上去，先是张劲夫表示意见，然后其他几个领导人圈阅，畅通无阻。”

退休专家开局面

“中引办必须要管政策，因为要靠政策开路。但是大的政策确定后，还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王遒说。

国家建设百废待兴，引智工作也是千头万绪。

开展引进国外智力工作之初，遇到一个困难：经过什么途径去寻找符合我们四化建设需求的专家？由于缺少与外界的交流，到了国外简直是“两眼一抹黑”。

“当时我们专门派人到美国和加拿大找小麦种植专家。这不容易找，因为关于小麦种植有很多类型的专家，包括育种、种植工艺、病虫害问题等。每个领域的专家都是五花八门。”王遒说。

“我们首先着力的是各国的退休专家组织，比如日本花甲协会、西德的退休工程师协会、美国的志愿者协会，等等。”王遒说。

中国最为著名的外国专家之一维尔纳·格里希便是一位退休专家。

1984年，武汉市政府聘请联邦德国退休工程师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他由此成为中国国企的第一位“洋厂长”。

“他做的一些事情现在看可能很普通，比如他规定不能迟到早退，甚至亲自到厂门口检查，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他每天背上工具包逐个车间巡查。他雷厉风行，坚持定了一些规矩，这些做法如果得到贯彻，我们的很多工厂就可以改变面貌。”王遒说。

1986年，武柴生产的柴油机开始向东南亚七个国家批量出口，年出口量达到5000台，当年创汇超过百万美元。

“在发达国家有这个条件，很多专家退休之后就主要发挥对外联系的作用。从他们的目的来讲，是加强国内企业和外国的联系，促进国内企业对外发展合作。”王遒说。

华裔专家发挥作用

但是，仅仅是退休专家组织并不能满足国内建设的人才需求，引进国外智力工作需要更大的突破口。这个突破口来自中国特有的资源---海外的华裔专家。

著名物理学家聂华桐在中国引智工作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改革开放后，聂华桐注意到国内正在筹建北京高能粒子加速器，他会同一批关心中国科技发展的朋友，给邓小平等三位中央领导人写信，表达了他们的意见。这封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进而使得北京加速器的建造方案得到重大调整。

1985年，中引办副主任武永兴到纽约，交给聂华桐一封张劲夫的亲笔信，邀其担任中引办的顾问，也是唯一的顾问。

8月，张劲夫在北京接见聂华桐，与他商讨人才引进工作。聂华桐还记得，张劲夫特别提到：“要引进国外人才，特别是中国血统的国外学者专家。华侨中有成就的很多，在美国的最多，这是中国搞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有利条件。”

聂华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由于中国和西方世界多年处于‘隔离’状态，中国对美国社会缺乏了解和接触。为了引进外国专家及安排培训，对象主要是个人和非官方机构，一切都要从人际沟通开始。因此，在美国的一批学术界和科技界的华裔起了重要的触媒作用。”

对于中国正在开展的改革开放，美国持欢迎态度。1979年，美国《时代》周刊第一期的封面人物选择了邓小平，标题是“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文中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华裔人群更是兴奋。我所认识的许多人（主要是大学教授和研究机构的高级科研人员），都乐于为祖国尽一点力。”聂华桐说。

海内外的障碍

当时，引进外国专家工作常遭遇意想不到的麻烦。

“我记得，中引办希望通过一位冯姓的洛杉矶华人专家在当地打开引智工作局面。这位专家是当地华人工程师协会的领头人，因此对中国在当地的引智工作颇为重要。但是在文革时期，这位专家在国内的家庭成分被错划为地主，这让他很反感。后来，中引办派了一位司长级的干部到当地了解了情况，及时把这件事纠正了过来。后来，他带头带了一批南加州的华人跟大陆合作。”王遒说。

“尽管大的政策已经有了，但当时国内一个偏远地方的小事都会影响国家的引进智力工作。”王遒说。

而在海外，引智工作也有障碍。

“那时主要的障碍，是两方面。一方面渠道不通，而且对国内的现状缺乏了解。另一方面，是对美国官方的疑虑，担心工作和生活受到影响。确实，不少人在回国访问、又返回美国之后，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的‘访问’。因此，我那时对张劲夫先生建议，在美国进行‘引进’时，一切要采取公开的方式，而且要经由正式渠道，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聂华桐说。

组建新的国家外国专家局

经过数年发展后，建章立制的政策性工作逐渐完成，引智工作的重心开始出现变化。

“到1988年，中央认为引进智力有些很具体的工作，由中共中央来管不如由国务院管更为合适。”王遒说。

在当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原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国家外国专家局合并，组建新的国家外国专家局。原来担任中引办主任的王遒出任局长。国家外国专家局的雏形---政务院专家服务处1950年1月成立，是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来华支援我们搞建设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专家服务而专门成立的。

也是在1988年，国务院同意，由张劲夫以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主席的名义，邀请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前会长潘文渊访华。该学会创立于1917年，是在美华人工程技术界人士最大的组织。因为大陆和美国中断了几十年的交往，故其成员当时主要来自台湾。

潘文渊曾对台湾电子产业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1974年，潘文渊受邀回台，他向台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提出发展集成电路技术作为未来台湾新兴工业发展方向，以技术密集的工业区位取代过去加工出口区式的劳力密集工业区位，并得到对方首肯。

潘文渊原定1989年6月初回国访问，国家领导人对这一安排十分重视。因正逢当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访问遂延期。

辐射效应

1989年的风波之后，中国的对外交往一度陷入困顿。当时，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中美关系陷入低谷。

此时，一些身处海外的华裔学者尝试以自己的行动为化解困局努力。

1990年春天，局势逐渐缓和之后，李天和、聂华桐、潘毓刚、吴京生等美籍华人专家一起访华。数位国家领导人分别接见了他们。

“他们是美国华人科技界、教育界的头面人物，他们到中国交流，把所见所闻汇成材料转交给美国总统、国会，促使他们改变对中国的看法。”王遒说。

一年后的1991年5月，潘文渊的中国之行也得以实现。而在1992年前后，随着中美关系、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开始改善，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与大陆的合作前景柳暗花明。

1992年11月，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达成了“九二共识”。这年1月，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总会在旧金山召开的理事会年会上，通过了一项愿同大陆开展技术交流的决议。

1993年10月18日，经过一年多筹备，首届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在北京开幕。此后，研讨会每两年举办一届，至今已经举办了9届。

“大陆人员和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合作采取的是广泛而不深入的形式。学会专家来了以后，到企业去参观，然后要写出一个建议书。真想做工作，特别是尖端的工作，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需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建立常规性的日常接触交流非常有益。”王遒说。

从1991年8月起开始担任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的马俊如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来大陆的人不断调整，他们回去之后就扩散影响，他们的辐射效应带动了大量的华人回归。以前海外华人专家回来不知道找谁，也不知道怎么办，这种机制就提供了一个平台。”

不能只注重发达国家

在谈到引进国外专家的时候，马俊如特别强调“全方位引进”，“不光看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不发达国家和非尖端的技术对我们可能也有用。”

1981年末，日中农业交流协会与中方签订协议，日本水稻栽培技术专家原正市以志愿者身份来到中国。

原正市为中国带来的旱育稀植技术，影响了中国的农业生产和餐桌饮食。该技术把育苗方式由传统的水育秧改为旱育秧，同时，插秧方式由密植改为稀植，通过增大行距，合理利用光温条件，提高抗病性达到增产目的。

这一技术不但节约用种量，还能提高亩产量。根据统计，采用该技术1亩秧苗可栽种约30亩水稻，而此前为10亩。在东北地区，如黑龙江以前水稻亩产200公斤，采用该技术亩产可达约500公斤。旱育稀植技术在中国的黑龙江、河北、甘肃、湖南等约30个省区市的总推广面积约2亿亩，占全国水稻播种面积的40%。

“袁隆平改变水稻种子，原正市通过种植技术，不用特殊的种子也能明显提高产量。现在中国人餐桌上吃的大米不是杂交稻，就是旱田育秧出来的。过去大米都是南方产的为主，现在海南岛也能吃北方产的大米。”马俊如说。

1991年，原正市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这个奖项是为表彰在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1991年到2012年，共有来自65个国家的1249名外国专家获奖。

邓小平在“7·8谈话”中说：“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同东欧国家合作，也有文章可做，他们有一些技术比我们好，我们的一些东西他们也需要。”

“后来我们非常重视实用技术。我们不能只注重发达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势。今天看，邓小平的讲话仍然富有远见，虽然他的讲话不长，但是高度浓缩的讲话具有全局的指导意义。”马俊如说。

侧重于高端、重点和关键领域

“根据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适时出台和调整吸引人才的政策和措施，应对严峻的国际人才竞争，是国家外国专家局主要的工作职责。”国家外专局现任局长张建国说。

过去30多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及其所处的国际地位发生过更大的变化。引进国外智力工作，也需与时俱进。

“相比30年前，今日的世界格局已发生巨变。中国的综合国力以惊人的速度大幅提高。因此，中国对外面对的竞争，层次和对象已大异于往年。对内，则整个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因此满足中国的发展需求也就变得更加艰巨。”聂华桐说。

2003年12月，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并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提出充分开发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加大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工作力度。此后，胡锦涛强调，“坚持以我为主，按需引进，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方针，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和智力。”

“在推动传统产业向创新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根本靠科技，关键在人才。现在，中国的科技和管理水平在很多方面是世界级的，因此引进专家不主张只看重数量，更应侧重于高端、重点和关键领域。”张建国说。

今年3月，第83届日内瓦车展上，中国汽车厂商奇瑞战胜众多欧美日系品牌，获得“2012年度最佳概念车奖”。这是中国汽车品牌产品首次获得汽车设计的重量级国际大奖。帮助实现这一突破的，是詹姆斯·霍普。现任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设计总监的霍普，曾担任通用的高级设计师。

如今，中国正力图引进成百上千个“霍普”。为了适应国家“十二五”期间的发展，《国家引进国外智力“十二五”规划》设计了8大工程33个项目，加大引进国外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力度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重头戏。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项目是“外专千人计划”，它是“千人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非自然科学领域是开放的

2008年启动实施后，“千人计划”引进了45名非华裔专家，如今，国家外专局也把他们纳入了服务范畴。而“外专千人计划”则专为非华裔外国专家“量身定制”，自2011年12月启动后，截至2013年6月，已经有129名专家入选。目前，第四批“外专千人计划”人选正在评审。霍普就是第四批申报专家中的一员。

尤金·克拉克是入选“千人计划”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中较为罕见的一位，和其他众多技术专家入选者不同，克拉克是一位法学家。

作为首届澳大利亚总理国家教学优秀奖两位获奖者之一，拥有美国和澳大利亚双国籍的他，曾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多所高校任职，在电子商务法、公司法和金融法等领域颇有建树。

克拉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的研究领域是电子商务法，而中国在电子商务领域最具潜力，中国的手机用户和互联网用户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尽管中国和西方的法律制度不同，但是所有的国家都面临同样的网络治理问题---网络安全、网上隐私、垃圾邮件、网络犯罪、网络合同执行、知识产权等等。因为互联网是超越国界的，所以这些问题必须在国际层面解决，不同国家之间也需要互相借鉴经验。”克拉克说。

而挪威专家潘列宁与中国学者的合作领域则更为特殊。

这位因长相与列宁相似而得名的挪威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现任挪威Fafo应用国际研究所所长。早在1994年，他所在的机构便与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前身）建立了合作。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是科技部直属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能是研究国家重大战略问题，为决策服务。双方在建立合作后，开展了多项重大研究课题，涉及中国劳动力流动、西部大开发、中小企业创新、自然灾害灾后重建等多个领域。

张建国说：“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在非自然科学领域也聘请了外国专家，我们的政策是开放的，这也显示了我们的自信心。”

洋专家建议影响决策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立即启动了研究灾区居民的需求调查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当时还在国外的潘列宁马上参与其中，并给研究者带来了理念性的转变。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赵延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我们一讨论，潘列宁马上提出，在国际灾害治理的学术圈里有一个新的方法，不管是要做紧急救援也好，还是中长期重建也好，我们首先要知道，重建家园的人需要什么。”

“以前我们国家救援时会觉得，救援不就是要吃要喝要住，好像外面的人比灾区的人更清楚他们需要什么。但是灾害救援的实践多次证明，外来者并不真正清楚灾区需要什么。尤其是特殊人群有特殊需求，比如女性需要卫生巾，这些细节外来人未必想象得到。”赵延东说。

“在调研方法上，我们过去认为，这不就是到一个村子里面，找两家生活好的，两家生活差的，再找两家不好不差的了解一下不就解决了么。”赵延东说。但是，潘列宁极为强调用概率抽样的方法获得有代表性的调查样本并进行统计处理和分析，因为“我们制定的政策不是覆盖少数人，而是要保证它能代表灾区近2000万人的利益。”

与中国“官方智库”的合作，让潘列宁的研究成为中国政府决策的一部分，他也对中国的官员有了了解。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政府是由技术官员组成的。他们的行为很理性。因此，如果工作出了问题，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往往会愿意承认错误，并欢迎建设性的批评。”

自1982年起，每年春节前夕，中国政府领导人都会召开外国专家迎春座谈会，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惯例。2012年起，国家外国专家局有了一项新的工作任务：将外国专家对中国发展的建议整理汇总，上报国务院总理等领导，并送国务院相关部委。

“事实上，很少有研究能够马上变成政策。决策者需要考虑的东西有很多，比如政治上的接受度，成本，以及可行性，等等。研究只是其中之一，一个谨慎的政策制定者不会仅凭一个研究论文或报告作出决定。所以，中国政府偶尔采取我和同事们的研究，这已经很令人满意了。”潘列宁说。

“相比一些大的国际组织，中国政府要容易合作得多。国际组织有太多需要考虑的政治因素。在一些基本的政治问题之外，中国政府是非常开放的。”潘列宁说。 ▲◆★●■☆



公务员经商从政自由穿梭是叫板社会公平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07/11/27370208_0.shtml

2013年07月11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原标题：“公务员在经商从政中自由穿梭”是叫板社会公平

“提出离岗创业申请的人员，经单位审核同意、主管部门批准，报组织人事部门备案，可以在3年内保留其人事关系；期间要求返回原单位的，按原职级待遇安排工作。”近日，安徽省人社厅出台的《关于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因涉及多项对于公务员下海的鼓励措施而引发议论。（21世纪经济报道7月10日）

支持者称，该政策“能让公务员实现人生价值、有利于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反对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政策是在“叫板社会公平，可能加剧现有的腐败”。

虽然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是希望以此拓宽创业渠道、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但他们没能解放思想朝前看，而是“穿上新鞋走老路”，一脚踏进党纪国法的雷区，让政策失去了生命力。不仅如此，还触发了社会公平的敏感话题，让人很难不去猜测背后的动机。

首先，政策制定必须遵守党纪国法。十八大召开后，中央提出“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涉足营利性活动或在营利性组织兼职；而《廉政准则》也有相同禁令，此外，对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从事营利性活动，也设置了严格的回避条款。毋庸讳言，“下海”政策的重现，无异于在为既得利益者撕开一道制度缺口的同时，擅自闯入了党纪国法的禁区。

其次，创业机会必须体现规则公平。如果公务员可以在经商、从政中自由穿梭、“双向选择”，则无论身在何处，“出彩”机会都比别人多——创业成功，就摇身变成身家百万的老板；铩羽而归，也能“借道华容”全身而退，打道回府“吃皇粮”。相比之下，编制圈外的人则只能“一条苦命”往前冲——一旦创业失败，就只能高唱“从头再来”。这显然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平。

另外，政策制定者不避“瓜田李下”、“既当裁判，又当球员”，是对规则公平、机会公平的公然叫板，免不了受到“权力自肥”的质疑。若类似的“制度肿瘤”大量存在，“特权出口”也将豁然洞开。相反，公平正义的光辉将被人为地挡在制度的窗外。以至于政府公信被侵蚀，社会稳定的隐患也会由此深埋。

对此，决策者们务必反思。只有严守党纪国法，维护社会公平，敬畏手中权力，虚心接受群众批评，及时修正错误方案，并试图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内探索解决公务员“能进不能出”的现实可能，政策才会绽放活力、赢得掌声。▲◆★●■☆


中央纪委监察部10个纪检监察室负责人及分工公开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07/11/27374156_0.shtml

2013年07月11日 来源：人民网 原标题：王素毅案，第十室来查

中央纪委监察部纪检监察室详解：原有8个室变为10个室 有6个室负责查办各地党政机关腐败案

10个纪检监察室负责人及分工

1室 主任贾育林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资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粮食局、国家电网、中国移动等66家机构

2室 主任魏健

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工商总局、海关总署、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中国工商银行等26家机构

3室 主任迟耀云

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最高检、最高法、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共中央办公厅等54家机构

4室 主任李荣起

外交部、民政部、水利部、农业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人社部、国家民委、国务院办公厅等32家机构

5室 主任杨青录

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

6室 主任耿欣秋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

7室 主任黄文胜

安徽、江苏、浙江、上海、江西、福建

8室 主任李辉

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

9室 主任余蚕烛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0室 主任宋福龙

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从6月23日至7月6日，先后有3位副省部级干部被宣布“因涉嫌严重违纪”，在接受组织调查。

包括四川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现任省文联主席郭永祥；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区总工会主席李达球3位官员被宣布调查的消息，均通过监察部网站对外发布。

自1993年1月开始，中共中央纪委和中国国务院组成部门之一的监察部，开始合署办公，即“一套工作机构、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督两项职能”，统称中央纪委监察部。

2013年5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内设机构调整正式完成并下文，目前还未在监察部网站公布。

组织机构

5月完成机构调整

2013年3月，监察部官方网站上，也曾正式公布过“中央纪委监察部组织结构”。其共有27个内设部门，除监察综合室，预防腐败室，党风廉政建设室，中央纪委、中组部巡视工作办公室，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室(即纠风室)，执法监察室，案件监督管理室，案件审理室等部门外，还有第一至第八共8个纪检监察室。

其中，直接负责查办案件的，就是8个“纪检监察室”。

不过，数位接近中央纪委的人士告诉记者，在2013年4月至5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对其内设架构，进行了一次重要调整：8个纪检监察室扩至10个。对于这一调整，在5月24日中央纪委举行的开放日活动中，中央纪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刘明的公开介绍也证实，中央纪委监察部目前是设有10个“查办案件室”(即纪检监察室)。

纪检监察室

原第五、第六监察室被拆分

新的10个纪检监察室的分工，主要是将原来的第五、第六监察室分管范围作了调整。

原第五室，负责查办西南、西北地区党政机关的腐败案件。拆分之后，新的第五室只负责西南地区，即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西藏。室主任为杨青录。

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则由新设立的第九室负责管辖，室主任为余蚕烛。此前，余蚕烛曾任研究室副主任、党风廉政建设室主任等职。

原第六室负责查办华北、东北地区的党政机关腐败案件。拆分之后，新的第六室只负责华北地区，即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室主任为耿欣秋。

东北地区的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则由新设立的第十室负责。室主任宋福龙曾任执法监察室主任等职。

按照分工，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一案，即由新成立的第十室负责查办。

党风政风监督室

新设机构与“八项规定”息息相关


在这一轮机构调整中，还有原党风廉政建设室与原纠风室合并，成立“党风政风监督室”。原执法监察室和原绩效管理监察室也合二为一，成立新的“执法和效能监督室”。因此，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的内设机构，仍然是27个。

新合并成立的党风政风监督室，室主任为许传智。许传智曾任中央纪委纠风室主任、国务院纠风办副主任等职。

新成立的党风政风监督室，任务非常重要：从2012年年底迄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及与之相关的“会员卡清退活动”；2013年4月19日开始，中央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两项都与党风政风监督室息息相关。

另一新合并成立的执法和效能监督室主任是陈雍，曾任绩效管理监察室主任。▲◆★●■☆




香港需要顾全大局的文化和政党
http://ed-china.stnn.cc/HongKong/201307/t20130710_1912745.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7-10：《文汇报》7月10日发表文章“香港需要顾全大局的文化和政党”，文章内容如下：

　　财委会周五将审议研究扩建屯门及打鼓岭堆填区拨款申请，但多名日前在立法会工务小组上支持拨款的议员，立场出现动摇或改变。特首梁振英昨日呼吁，希望立法会通过拨款申请。香港面对的现实是，即使做好源头减废，未来仍有两成垃圾需要堆填，现时三个堆填区将会陆续在2至6年内爆满。面对堆填区必须扩大的现实，香港需要顾全大局的文化和政党。只有社会形成一种重视整体利益的文化，负责任的政党有勇气为社会作出承担，像扩大堆填区这类争议极大的政策才有可能得以落实。若香港缺乏顾全大局的文化和政党，议员和政党只打自己的小算盘，则政府施政寸步难行，受害的是广大市民。

　　政务司长林郑月娥表示，她会亲自回应屯门居民有关堆填区拨款申请的诉求，包括扩阔稔湾路、美化屯门河及其他工务要求。她表示，屯门区议会将于周四举行特别会议，讨论有关拨款申请，她将亲身到区议会解释，解答议员的要求。政府为使拨款申请通过，在地区层面做足工夫十分必要，这有助减轻一些立法会议员来自地区层面的压力。

　　但是，要使立法会通过拨款申请，关键还在于香港能否有顾全大局的文化和政党。目前部分立法会议员和政党对政府政策的取态，往往以地区选票利益为依归，缺乏顾全大局的承担。但是，立法会并非区议会，扩建堆填区亦非只地区事务，而是涉及全港市民整体利益问题。对处理垃圾问题，立法会应建立向全民负责的有承担的议会文化。在这方面，民建联作出了负责任、有承担的决定。本来，民建联可以选择与一些政党一样向政府说不，但这不能使垃圾消失。为了避免垃圾围城出现，民建联决定支持政府申请拨款兴建打鼓岭堆填区，并展开屯门堆填区的扩建前期研究。同时，民建联督促政府履行承诺，认真回应地区居民有关扩建堆填区的各项诉求。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民建联体现了顾全大局的文化和承担。

　　目前，香港政治油水文化盛行，政党选票挂帅，议员按地区利益作为判断是非根据，有人将此现象归咎于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未免以偏概全。世界上实行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很多，但却很少出现香港目前的政治油水文化和缺乏承担的政党文化。要改变目前的政治生态，不仅当局须落实承诺取信支持政府力量，选民也应该支持顾全大局有承担的政党，这样，香港顾全大局的文化和政党才有发展的空间。▲◆★●■☆



美硅谷为何“不可复制”：文化与人才是秘诀所在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7082

   2013-7-9 导语：美国科技博客Mashable上周四撰文称，虽然数十年来不断有人试图复制硅谷的成功，但却始终不得其法，这是因为硅谷的成功秘诀源自文化和人才等一些难以复制的因素。

美国旧金山附近的硅谷是全球科技创新的圣地

　　以下为文章全文：

　　复制硅谷

　　50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究硅谷的成功秘诀。

　　早在1960年，硅谷就已经以科技中心的身份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它孕育了微波电子行业，还为产学结合树立了典范。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造访硅谷时，就对散落在旧金山南部农场和果园的研发园区感到惊奇。

　　位于硅谷核心地带的斯坦福大学孕育了惠普、瓦里安联合公司(Varian Associates)、Watkins-Johnson和应用技术公司(Applied Technologies)。这些企业推动了科技的发展，很显然，这里发生了与众不同的事情——有了创新，有了企业家精神。

　　很快，其他地区也希望复制硅谷的成功。第一次尝试源自1960年代中期，主角则是一批来自新泽西的高科技公司。他们招募了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他当时已经退休，之前则在斯坦福担任过教务长、教授和工程系主任。

　　特曼被誉为“硅谷之父”，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斯坦福羽翼未丰的工程学院才发展成为一个创新引擎。通过鼓励理科与工科院系的相互协作，将他们与当地的企业联合起来，并专心研究工业界所需的项目，他们创建了一种协作和信息交换的文化，这也成为硅谷的核心内涵。

　　新泽西正是希望复制这种模式。该州当时已经是领先的科技中心，共有725家公司的实验室坐落于此，包括RCA、默克和发明晶体管的贝尔实验室。新泽西当时的科学与工程类员工达到5万人，但由于缺乏享有盛誉的工科院校，所以必须从外部招聘人才。不仅如此，他们还很担心自己的人才和最好的技术被其他地方抢走。虽然普林斯顿大学就在附近，但该校的教师普遍不喜欢应用研究和与工业界关系密切的项目。

　　以贝尔实验室为首的新泽西政商两界的领导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建设一所与斯坦福十分相似的大学，因此他们对特曼寄予厚望。

　　特曼制定了一套草案，但却未能顺利实施，主要原因是工业界不肯合作。这段历史已经记录在斯图尔特·莱斯利(Stuart W. Leslie)和罗伯特·卡刚(Robert H. Kargon)1996年发表的论文《推销硅谷》(Selling Silicon Valley)中。他们讲述了RCA如何拒绝与贝尔实验室合作，埃索(Esso)如何不愿与大学共享最优秀的研究人员，以及默克等制药公司在研究经费上是如何抠门。尽管符合各方的共同需求，但企业却不愿与竞争对手合作。

　　特曼随后在达拉斯展开了又一次尝试，但却因为类似的原因再度失败。

　　方法转变

　　1990年，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了一种创建区域创新中心的全新方法——这一次是围绕着既有的研究型大学展开的。他发现，相互联系的企业和特殊的供应商在地域上的集中，可以提升某些行业的生产力，并带来成本优势。波特认为，将这些元素密集地聚合到一个地区，便可人为促进创新。

　　波特和他的大批追随者都在向全球各地的政府大力推广这一理念。这种模式始终如一：选择一个热门行业，在一所研究型大学附近建立工业园，然后针对所选的行业提供补贴和激励政策，以吸引他们入驻园区，再创建一个风险投资池。

　　可惜的是，奇迹从未出现。全世界共有数百个地区花费了数百亿美元试图建设自己的硅谷。但我却从没听说过一个成功的例子。

　　波特和特曼不明白的是，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不是因为学术，不是因为行业，甚至也不是美国政府对军事研究项目的支持，而是因为人才，以及特曼与斯坦福的教师和行业领袖之间悉心培育起来的关系。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安娜丽·萨克森尼安128号公路的发展，以便解释为什么没有一个地区能够复制硅谷的成功。

　　萨克森尼安指出，直到1970年代，波士顿的创业活动和风险投资都遥遥领先于硅谷。该地的巨大优势是因为靠近东海岸工业中心。到了1980年代，硅谷和128号公路开始有些相似：都有规模或大或小的科技公司、世界级的大学，也都吸引了风险投资和军方的资助。后来，硅谷远远超越了128号公路。

　　发展源泉

　　归根到底，真正的原因还是文化。硅谷较高的跳槽率和创业率、专业的网络和轻而易举的信息交换机制都为其赋予了优势。硅谷企业明白，是协作与竞争共同造就了成功——加州一反常态地阻止企业签订竞业禁止协议也反映出了这一理念。这套生态系统支持各种尝试、各种冒险，也支持相互分享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换句话说，硅谷是一套开放的系统——是一个早在Facebook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庞大而真实的社交网络。

　　硅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同样起到了帮助，这里依山傍海，拥有数不尽的野外徒步线路。这都有助于营造乐观和开放的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从1995年到2005年，硅谷52.4%的工程和技术创业公司都至少都有一位创始人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这达到美国整体比率的两倍。像我这样的移民来到硅谷后，发现很容易适应和融入这里的环境。我们可以学习这里的生活方式，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平等地参与各种活动。如今，谷歌这样的企业园区俨然就是联合国，他们的餐厅不再供应热狗，而是提供中餐和墨西哥菜，甚至还提供来自印度南部和北部的咖喱。

　　这是一种多元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自由，并由此催生了创新。移民带来了对全球市场的理解，带来了不同环境中的各种知识，让硅谷与自己家乡建立了种种联系，从而共同造就了硅谷，让它缓慢进化而来：从单纯生产无线电和电脑芯片，变成了集合搜索引擎、社交网络、医疗设备和清洁能源等众多技术的科技摇篮。

　　虽然硅谷崇尚的英才管理算不上完美，但正是这些缺陷造就了硅谷的独特性。在各大企业的创始人和董事会中，很难见到女性和黑人及拉丁裔等少数族裔的身影。风险投资家都有从众心理，而且对能够带来短期利益的创业公司情有独钟——这也催生了数量庞大的社交媒体和照片分享应用。这里的房价居高不下，多数美国人都无力承受。

　　这一切都拖慢了硅谷的发展，但并未阻止它的进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对硅谷构成挑战的反而是曾经大力推动其发展的政府。硅谷渴望人才，但工作签证的种种限制却阻碍了它的进一步开放。最新数据显示，有超过100万获得短期工作签证的人正在等待成为永久居民。签证短缺意味着有些人不得不离开，还有一些人则会倍感失落，返回家乡。

　　人才的匮乏可能会导致硅谷企业丧失生命力。事实上，新德里和上海等地已经崛起为一批真正的对手，但它们的崛起并不是因为发现了创新秘诀，而是因为硅谷自己输出了秘方：人才。来源: 新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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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纠结领土纠纷　可能会因小失大？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7088

       2013-7-9：美国的战略重心是真的转向了亚洲还是依旧留在中东？中美可以建立一个没有冲突的大国关系么？伊朗可否就其核计划做出让步？

　　这些问题无疑是重要的。近日，日本《外交官》杂志编辑哈里－卡扎尼斯（Harry　Kazianis）撰文称，现时而言，不仅世界大国的大战略将会对世界格局造成影响，区域性大国也必须有其首要原则来指导其长期的外交政策。就中国而言，文章称，过去几年，从与日本的东海争议到南海对峙，中国和其邻国出现了多个紧张局势。如果北京要成为最终的超级大国，那么其大战略的方向就需要作出改变。长期而言，过分纠结领土纠纷无论对整个区域还是对北京，都无益处，实为因小失大之举。文章编译如下：

　　所谓“大战略”不只关乎世界现时的超级大国。区域性大国——特别是那些实力和影响力都在上升的国家——也必须有其首要原则来指导其长期的外交政策。

　　就中国而言，它在考虑其“大战略”的时候自然拥有很大的灵活性和潜力。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大战略，中国必须将一个简单的目标——缓和其与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置于大战略的中心。

　　在过去的几年中，从与日本的东海争议到南海对峙，中国和其邻国出现了多个紧张局势。这些紧张局势经常伴随着民族主义和历史纠纷，以致整个地区的国家都投入发展先进的常规军事能力当中，以捍卫自己的利益。不能被忘记的是美国的战略重心——假使其不是针对北京——亚太地区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对美国的“避险策略”（hedging strategy）则再瞭解不过了。

　　我认为，中国现在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向这样的“大战略”发展的路线：它将允许其领导人在经济上实现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变，并带领数百万甚至更多的民众脱离贫困，构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这样的大战略也将首先使中国从行动和言语上都弱化领土纠纷在中国处理与邻国关系当中的重要性。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最远处岛屿即为钓鱼岛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需要放弃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的主张。但是，为了缓和紧张局势，并将“中国试图成为地区霸权国”的说法重新引导至“中国试图成为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评价上面来，北京就必须采取一个双向策略。

　　首先，中国的媒体策略必须做出改变。北京必须从宏大或者理想化的声明缓慢而又微妙地向更加“双赢”的声明转变。

　　例如，取之于向媒体表明某个区域是涉及“核心利益”的，北京可以说我们已经意识到对于像钓鱼岛这样的区域在所有权方面有争议，双方必须一起努力来努力达到共识。如此除去不必要的戏谑和陈腐的民族主义滥调，将对建立更穏固的国家关系有很大的贡献。

　　另外可采取或可作补充的媒体策略也可专注宣称北京“经济第一位”的战略走向。中国可以借助外交渠道向媒体传达建立更深层次的经济关联的意愿，弱化涉及领土纠纷、有损关系的表态。北京的新思路，可以推广作为一种信心建设的方式，让人们相信“在未来，妥协是可以达成的”。

　　但是，改变对外口吻还仅仅是第一步，真正行动上的调整也很必要。在争议领土周围部署部队或者派遣船只只会适得其反。这可能会加剧紧张气氛，使情况更为糟糕。除此之外，在中国军队的发展战略价值尚不明朗的时候，这样的举动很可能卷入美国：没有一块争议领土重要到可以引发一场意外的大国之战。

　　简单而言，中国的大战略在根本上需要调整对话。作为该区域数项领土争端的核心，北京必须发展一条新的路线，寻求一个可以淡化这种争吵的战略方针。

　　领土纠纷引起的紧张局势已经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在未来十年，亚太地区和印太地区将会有太多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从气候变化、经济发展到人权问题及自然资源面临的挑战，领导者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可谓是满满当当的。在长期看来，依靠廉价的民族主义言论来争取政治得分的做法只能将事态恶化，这与区域的长期利益——尤其是中国——是背道而驰的。

　　总而言之，中国必须追求其利益，但其利益远远大于对有争议的岛屿和价值不大争议领土的民族诉求。中国需要在对外口吻和行动上面都作出改变来追求更大的目标。如果北京成为一个全球玩家并成为最终的超级大国，它就必须在其主区域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如果不这样做，这将会限制中国的行动自由，并在中国升为全球领先地位的进程当中设下了一个薄弱的基础。来源: 中评社▲◆★●■☆



中国环境问题二、三十年内难以解决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7130

   2013-7-10：中国北方烧煤取暖如何影响环境和人均寿命，研究人员和中国环境官员各执一词，但中国环境问题专家承认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或许还将持续二、三十年。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宋豫秦教授表示，中国南北地区污染情况的确有所不同，对居民的寿命的确有其影响，但是否能将寿命减少的时间精确至5年半，则值得怀疑，“大可不必完全当真”。在宋豫秦看来，中国北方空气污染程度普遍高于南方除了冬天烧煤取暖这一重要原因之外，还有气候干燥、降水少导致空气中的污染物质停留时间长的特点。他说，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燃煤取暖对空气造成的污染，因此开始了城市统一供暖系统的建设，争取将污染物集中处理净化。不过，他指出，空气污染虽有南北之分，但也并非没有例外。例如北方有的地区也常年蓝天白云，南方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空气污染问题严重。

　　本周一发表的一项中西环境学者联合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北方烧煤引起的严重空气污染导致人均寿命减少至少5.5年。这个结论是由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教授，采用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污染数据研究得出的。

　　中国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刘志全周三（10日）回应说，上述结论缺乏实证，有失偏颇，“没有大量样本得出这个结论不可信”。刘志全在回答中新社记者提问时表示，虽然煤烟污染所排放的重金属、细粒子、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物质一定会影响人体健康，但至于对寿命时间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充分证据，国际上就该数值的算法存在较大争议，且需要长期观察。

　　尽管如此，中国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已经引起了周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中国首都北京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的良好空气情况随着奥运会的结束每况愈下，最近一段时间更出现异常严重的雾霾或灰霾天气。宋豫秦承认，北京的私人车辆的确增加很多，尽管采取了诸多限制车辆增长的措施，但总量仍在不断上升。另外，北京周边地区为发展经济而造成的空气污染则严重影响了北京的环境。他说，“如果周边地区不重视环境保护问题，即便北京一辆汽车也没有，锅炉一个也不烧，北京的雾霾问题还是会严重。”

　　“有的专家估计未来二、三十年内要消除雾霾问题都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中国正处在发展阶段，要让那些经济处在成长期的地区放弃或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是比较难的。他呼吁政府部门采取行动，因为“根子还是在政府”。


在中国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从1980年前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就开始实行分配居民和办公单位取暖用煤的做法


　　附：中国官员称“中国空气污染减寿结论不可信”

　　中国环境官员说，空气污染导致中国北方人少活五年半的调查结论“缺乏实证，不可信”。

　　周一（7月8日）发表的一项中西环境学者联合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北方烧煤引起的严重空气污染导致人均寿命减少至少5.5年。这个结论是由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教授，采用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污染数据研究得出的。报告推算，1990年代，中国北方的空气污染已经让人们折损了合计25亿年的寿命。

　　缺乏证据不可信

　　中国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刘志全10日回应说，上述结论缺乏实证，有失偏颇，“没有大量样本得出这个结论不可信”。刘志全在回答中新社记者提问时表示，虽然煤烟污染所排放的重金属、细粒子、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物质一定会影响人体健康，但至于对寿命时间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充分证据，国际上就该数值的算法存在较大争议，且需要长期观察。

　　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麻省理工学院环境经济学教授格林斯通说，在中国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1980年前数十年实行冬季居民取暖用煤分配政策。这种在计划经济年代实行的政策虽然在1980年后不再继续，但中国北方大量烧煤的状况却在持续。

　　格林斯通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这一研究中说，此种长期做法导致中国北方比南方空气污染的程度高55%，而居民寿命缩短的幅度超过5.5年。

　　研究人员收集了1981-2000年间，中国90个城市的数据。他们发现，烟灰和烟雾中的总悬浮颗粒物质(TSPs)污染北方比南方高55%。 研究人员研究了同期在淮河以南和以北的死亡率数据，他们发现了在实施取暖用煤分配政策分的地区人均寿命更低的证据。

　　研究人员没有发现任何其它政府政策对南方和北方有如此不同的对待。研究认为，在中国北方5亿人因此寿命缩短总共多达25亿年。研究人员说，他们的分析还可能适用于其他国家，即长期暴露在每立方米增加100微克颗粒物质的环境中 ，人均寿命会缩短约3年。

　　过去30年，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空气、水和土壤污染。环境污染让人们对健康问题忧心忡忡，也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已经收紧了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但就目前来看，这些工作几乎没有扭转中国的环境问题。来源: BBC▲◆★●■☆



中国北方煤污染致人均寿命缩短至少5年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7067

      2013-7-9：据英国广播公司(BBC)7月8日报道，8日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中国北方数十年来烧煤引起的严重空气污染导致人均寿命减少至少5年。研究报告是由来自美国、中国和以色列的学者共同完成的。

　　报道称，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环境经济学教授格林斯通说，在中国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1980年前数十年实行冬季居民取暖用煤分配政策。这项政策虽然在1980年后不再继续，但中国北方大量烧煤的状况却在持续。

　　格林斯通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这一研究中说，此种长期做法导致中国北方比南方空气污染程度高55%，而居民寿命缩短的幅度超过5.5年。

　　格林斯通还说，以前的研究显示空气污染影响人的健康。但这一新的研究回答了更重要的问题，即空气污染对寿命长短的影响。这项研究发现，提前死亡的原因几乎完全是由于心脏和呼吸系统疾患。

　　研究人员收集了1981-2000年间中国90座城市的数据。他们发现，烟灰和烟雾中的总悬浮颗粒物质(TSPs)污染北方比南方高55%。研究人员研究了同期在淮河以南和以北的死亡率数据，他们发现了在实施取暖用煤分配政策的地区人均寿命更低的证据。

　　研究人员还称，他们的分析可能适用于其他国家，即长期暴露在每立方米增加100微克颗粒物质的环境中，人均寿命会缩短约3年。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



燃煤污染民众减岁　倚重煤电非良方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香港2013年7月10日电（记者　廖梓达编译报道）由来自美国、中国和以色列的学者在合作研究后共同完成的一份论文于8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这份题为《空气污染对预期寿命的长期影响：基于中国淮河取暖分界线的证据》的报告发现，中国高浓度空气颗粒物带来的影响可能比专家预想的还要糟糕。研究表明，在上世纪90年代，燃煤产生的空气污染可能导致中国北方地区的人口平均寿命缩短了五年以上。

　　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麻省理工学院环境经济学教授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接受BBC访问时说，1980年前，冬季居民取暖用煤分配政策在中国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实行了数十年；1980年后，虽然这种在计划经济年代实行的政策已被取消，但中国北方大量烧煤的状况却仍在持续。报告指出，这种做法导致中国北方的空气污染程度比南方高出55%。

　　据此，彭博社于9日发表社论文章指出，包括北京在内的很多中国城市多年来常雾霾锁城，可人们却被告知：这是发展的代价，中国当前的污染问题是发展过程必然面临的问题。很多地方认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停止发展，给中国经济来个急刹车，可是，数以千百万计的人口就将因此陷入贫困。

　　然而，文章称，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如此之大，长此以往，遭罪的终归还是人民，上述报告正揭示了中国现行发展路线的这一弊端。在对1980年至2000年间的数据进行比对研究之后，报告估计：“按照北方地区总悬浮颗粒物的水准，中国北方五亿居民因严重的空气污染平均每人失去5.5年寿命，若以人口总数迭加，一共损失超过25亿年的寿命。”而在这份报告之前，一篇去年12月发表于医学杂志《柳叶刀》的报告也说过，中国每年死于环境污染的人口约达100万。

　　虽然，让中国城市天空不再蔚蓝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汽车尾气，但是，燃煤污染依旧是其中最致命的一个。文章称，燃烧煤炭产生的颗粒数是燃油的33倍，更是燃烧天然气的近400倍。而这份最新报告也表明，如二氧化硫和氢氧化物这样的其它污染物在中国各地的分布相对均匀，因此，只有长期被用作北方供暖燃料的煤炭所产生的污染，才有可能让中国北方居民的寿命与南方同胞形成如此明显的差别。

政府政策有局限

　　文章称，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增长了一倍以上，现在，中国煤炭消费量已经超过全球一半。政府出台的一些减少碳排放的应对法规——例如要求煤炭企业安装净尾装置等——收效并不明显。在今年的头三个月里，北京的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又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8%。相比之下，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在2012年降到了18年来的新低。究其原因，陡增的页岩气产量居功至伟。如今，美国天然气发电的份额已从20%上升到30%，推动煤炭发电的份额从50%下滑至37%。在过去20年中，天然气已在美国成为替代煤炭发电的重要力量。

　　其实，根据官方的说法，中国的页岩气储量约达25万亿立方米，比美国还多出近50%。但是，文章称，中国页岩气产业的发展面临着独特难题：一方面，目前开发页岩气的唯一方式是使用“水力压裂”技术，这需要大量的水，但中国水资源却严重缺乏；另一方面，中国尚缺完善的天然气管道网络，无法将页岩气运送至人口密集地区；而且，部份资源存于地质构造复杂或地震多发地区，开采难度大；另外，现有的水力压制技术尚无法在中国一些地区使用。

　　但是，文章援引伯克利大学地球环境学家伊莉莎白•穆勒（Elizabeth Muller）的话指出，2006年，美国也曾遇到同样严峻的技术难题，但是自那以后，美国的页岩气产量已经猛增了800%。而且，文章指出，实际上，新的水力压制技术已经为中国用盐水代替淡水钻井创造了条件，同时，文章认为，既然中国能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设数千公里的高速公路，让其快速建立输气管道网络也不是难事。

　　最大的障碍还是出在政策上。文章称，美国页岩气产业近几年的快速发展，要归功于许多小型创新型企业的帮助，但在中国，国家能源储备的关键性地质数据仍然受控于三大国有能源巨头手上，没有这些资料，外界根本不能判断哪个地区、哪个地块最具开发价值。同时，中国错综复杂的政策法规也让那些具备实力的小型美国企业束手无策或敬而远之。举例而言，在2011年和2012年中国国土资源部举行的两次页岩资产拍卖中，外资企业均被拒之门外，无法进行独立出价。

美企作用别忽略

　　文章认为，中国页岩气产业的发展确实脱不开政府的扶持，除了国内页岩企业享受的补贴之外，新铺管道和燃气电厂的建设和发展也需要政府出力资助。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应该降低产业准入门槛、加大奖励力度、鼓励最具创新的钻井公司——这些公司大部份在美国——到中国发展。

　　诚然，在早期的水压技术开发过程中，美国也曾对环境造成破坏，但也在这一期间，美国国民向政府呼吁，在现行规则之外增加气井套管和施工方面的法规。而到现在，当时的行动和设立的法规已经有了新的价值：为中国提供现实参考和借鉴。

　　文章最后说，虽然中国已为核电站、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场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但是对中国未来数十年的能源需求而言，这部份资源可谓杯水车薪。当然，开发页岩气也不是一劳永逸。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国仍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被迫修建更多的燃煤电厂，但是，只要燃煤污染一天不被解决，上百万的民众就还得为此丧命——倚重煤电，绝非良方。▲◆★●■☆

绝不能让贪官的死缓变为“另一种退休”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7136

   2013-7-10：7月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作出一审宣判，对刘志军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全国人民的关注和期待中，在众多媒体的聚光灯下，刘志军案终于有了一审结果。而结果不出许多有知之士之预料，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这意谓着大贪刘志军保命成功，可以继续活下去了。他应当感谢法律的仁慈和人道。新媒体之上，一些大V们不无调侃地说，如此级别的大官，受到这样的死缓制裁，应类似于另一种退休。

　　如果不出意外，二年以后，刘志军将由死缓变为无期，然后由无期变为有期，有期再获减刑或保外就医，这是熟悉中国法律制度的一些人所担忧的权力规避法律之道。

　　问题的关键是，这是不是一种合情合理合法的执行刑罚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司法会不会发生某种特殊的畸变，从而使这些大贪官们在人们的淡忘中被变相地“从轻处罚”！

　　更有人危言耸听地说，一些大贪们坐监狱就像退休或度假，他们享受的是比普通人更为优厚的法律待遇，甚至比现实社会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屌丝们的生活质量要好得多得多。在这一点上，有知之士不该相信那种捕风捉影或莫须有的谣言。法律制度的运行，自有其法治轨迹，绝不会因为某些人曾经的权力而有所特殊。法治的基本底线是，绝不能让那些人民的罪人成为法外之人！

　　客观地说，刘志军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没收全部个人财产，这一量刑是适当的。一审公开宣判之后，网上那种检察机关有意为其开脱罪责的说法不攻自破。死缓，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刑罚。是指对应当判处死刑，但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在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刑2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刘志军的两项犯罪，虽然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但其具有“在有关部门调查期间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主动交待办案机关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受贿犯罪的赃款大部分已被追回，滥用职权造成的经济损失大部分已被司法机关挽回的量刑情节”，这是事实。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我国的重要法治原则。对刘志军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人民法院鉴于其具有上述法定及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且认罪悔罪，对其判处死缓是合乎法律规定的。

　　当前，我国社会腐败呈蔓延之势。十八大之后，随着习总书记“打老虎、拍苍蝇”反腐指示的落实，腐败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有力遏制。但人民群众对贪腐分子再憎恨，司法程序必须严格依法推进，并尽力做到不枉不纵，对刘志军等贪官亦应如此。

　　问题的焦点是，大贪官们接受法律制裁的关键是，绝不能让他们钻法律空子而逍遥法外。对这些公众注目的贪腐分子每一次刑罚执行过程中的方式改变，都必须是公开透明的，绝不能有任何影响司法公信力的负能量出现，绝不能对任何犯罪分子姑息养奸，绝不能让特殊的贪官们看着书、读着报、喝着茶、做着运动、舒舒服服地受刑，这些才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情。否则，变相的因人而异，将是对中国特色法治的最大伤害！

　　用法治精神和法治思维客观理性地分析考量一切社会现象，这是十八大之后依法治国的新要求。如何将民意与法治相结合，贯彻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是当前摆在各级人民法院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刘志军案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我们相信，对刘志军判处死缓定会对其他腐败分子构成最强力的震慑。来源: 红网▲◆★●■☆


为什么不恨丢原子弹的美国 日本网友道真相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7138

   2013-7-10：2013年7月3日，中国网络论坛上刊载了个发问的帖子，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在日本扔了原子弹杀了那么多人，而日本人却不痛恨美国人？贴主是名为“我才是皇帝”的网友。针对这个提问，中国网友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

　　其中一人说“你看看当年苏联在我们东北地区都干过些什么，但是我们今天却没有对俄罗斯有什么痛恨的地方，这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不得不说这个回覆很犀利。但是也有网友认为“谁说日本人不憎恨美国人，他们只是没有勇气说出来罢了”。

　　其他意见包括，因为日本人感谢美国没有完全毁灭日本；小狗不会憎恨虐待他的主人；崇拜强者是日本人的天性等等。但是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教育，中国进行反日教育的，但是日本却没有进行反美教育。1842年鸦片战争，英国人开启了对中国的鸦片运输，也开启了中国走向衰败的道路，但是没听说过哪个中国人因为这事儿憎恨英国人的。

　　另一方面，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中日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日本的很多东西都在中国很流行，中国人在日本也非常受欢迎。但是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了反日教育，从那之后，反日的情绪才开始高涨了。所以重点在于，日本一直都没有反美教育的内容。

　　以下是日本网友评论：

　　★ 我想问的是，在这个地球人有中国人喜欢的人在吗？中国媒体每天都在说世界各个国家的坏话，认为别人都想着法向中国人耍阴谋，所以中国人认为世界上全是敌人，在这一点上，日本至少比中国清醒。

　　★ 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大概就像是朝鲜和中国的关系吧，说不上喜欢或憎恨，但是也说不上如胶似漆。

　　★ 日本人对什么憎恨之类的早就厌烦了，一直保持一种对别人的厌恶和憎恨，不仅没什么用，难受的也是自己，只有那些网络右翼的闲人才发帖子胡说八道。

　　★ 当时在战争的条件下，各为其主，彼此都是没有办法才打仗和杀人的，但是毕竟都过去了，为什么还要现在痛恨那些彼此没有打过仗，杀过自己同胞的人呢？只有中韩还有那样的思维吧。

　　★ 毕竟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不一样，国民性也不一样。

　　★ 如果憎恨能够解决问题的话，肯定喊出自己的憎恨了。

　　★ 真不愧是打朝鲜，估计你们对日本的憎恨会持续一千年吧，可以申请世界吉尼斯记录了。

　　★ 所以中国还是保持这一种很古老的而非现代的国际关系观念，现代国家应该在战争结束签订和平条约之后就握手言和，过去的就过去了。

　　★ 中国对别人的憎恨永远超过对自己的憎恨，看看他们国家一次又一次的毒食品事件就知道了，今天憎恨了，明天又忘了，后天又来了，不知道反省的国家啊。

　　★ 日本确实崇拜强国，那是因为强国有值得学习的优点，就像日本当年学习唐宋文化一样，理性地看待强大的国家，才是我们的思维方式。

　　★ 决不能否定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之间的友好，为什么那种友好能出现，因为我们都没有被恶的情感束缚。

　　★ 以政治作为目的挑拨国民的仇恨情绪，这是中国领导人做的最不好的事情之一。

　　★ 美国毕竟是个民主国家，真正能够说话的是美国人民，但是大部分美国人民对日本人充满了好感，尤其是现在，难道好多年前我们的先人曾彼此残杀，我们就要彼此残杀下去吗？

　　★ 其实不是日本害怕美国，而是美国害怕日本，日本的民族特点让世界为之震悚，所以才会有对日本的一系列措施以防止恶的一面的重生，但是谁都有恶的一面。

　　★ 不管憎恨谁，憎恨本身就是罪恶。

　　★ 为什么不能把眼光放长远一些？难道要把自己的憎恨永远持续下去才是对得起祖先的吗？

　　★ 过去祖先的死亡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强大和后代的幸福，如果我们永远以憎恨的心态看待别人，那就是违背的祖先的意愿。

　　★ 已经70年了，中国人还在憎恨着日本，却不知道今天的日本和70年前的日本事不一样的，真是可笑。

　　★ 总是讽刺别人有小国家心态，其实自己才是小国心态。

　　★ 中国人和朝鲜人如果没有憎恨来维持其情感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 其实是共产社会必须要以敌人的存在作为自身存在的前提，前苏联就是好例子。来源: 环球网▲◆★●■☆


美中两国的第五轮战略与经济会谈背后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7140

   2013-7-10：美中两国的第五轮战略与经济会谈星期三正式开幕。美方官员对会后双方将能在一系列战略议题上达成合作的协议，表示乐观。不过，在分析人士看来，双方之间在经济领域的分歧、尤其是围绕着网络安全议题的紧张态势，恐怕很难在对话中消除。与此同时，中国这些年来，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所谓“中国模式”，是否在国内外都遇到了问题呢？

　　美中最新一轮战略与经济会谈召开的时机，正值美国的经济和就业市场呈现出稳固增长的趋势之际，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和就业状况却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下滑。

　　乔治·海利(George T. Haley)是美国纽黑文大学的教授，他同时着有有关中国的两本书(The Chinese Tao of Business， and Subsidies to Chinese Industry)。海利通过Skype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这位学者指出，中国现在面临着相当严重的产品过剩的局面。

　　“拿太阳能板块来说吧，中国的产出能力比全世界的总需求量还多出一倍；在其他一些产业，比如说钢铁、汽车零部件、纸张、以及化学产品，等等，这些一直受到政府补贴的行业，产品过剩的程度都高达20%、30%。”

　　产品过剩、海外市场减缩、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问题，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真正意义上的挑战。中国的很多企业都面临着要转亏为赢的挑战。长期关注中国局势发展的异议人士魏京生说：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谈判，两国的目的不同，美国要保持目前的优势，即逐步走出危机的态势，避免让中国拉下水，而中国，也是在想办法走出危机，但是它目前正在陷入危机，这就需要美国在各方面帮助它；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利益是直接矛盾的，我想谈判会很艰难。”

　　魏京生和其他一些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而目前这种状况，让各界对所谓的“中国模式”的“优越性”、甚至是“可行性”，打上了问号。

　　另一方面，美方也对“中国模式”当中、由政府涉嫌支持的各种商业盗窃行为、包括以网络入侵方式所进行的商业间谍行为，从今年初开始，表示出高度的不满。

　　麦克尔·海顿(General Michael V. Hayden)曾经前后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和中央情报局(CIA)主任。

　　他说：“美国情报业和中国情报业的操作，两者很难相提并论。我担任过两个情报部门的主管，可以说，美国方面索取情报，为的是维护美国民众的自由和安全，我们不会去为了让美国人发财致富，去盗窃情报。中国方面，我想，这话他们很难说出口。”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上个月在美国加州和奥巴马总统会面期间，对美中两国有可能在网络议题上展开合作，表示了乐观。

　　习近平说：“我想我们通过一种真诚的合作，消除猜疑，反而可以使中美在信息、安全领域、网络安全领域，成为我们今后加强中美关系的一个亮点。”

　　不过，在分析人士看来，网络安全成为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亮点”、以及外国企业继续向中国投资的一个前提，将是中方在经济领域的侵权行为，有显着的收敛。

　　白邦瑞博士(Dr. Michael Pillsbury)是美国国防部的高级顾问，他同时兼任哈德迅研究所(The Hudso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

　　“假如中方真地是被认定卷入非法、盗窃和欺骗行为，而且是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这将影响到很多公司决定是否到中国投资。另外，美国国会也会有反应的。”

　　分析人士认为，美方不会放弃本国在科研领域经过艰苦创业而占据的竞争优势。纽黑文大学的教授乔治·海利：

　　“从美国的角度出发，从经济意义上来讲，为什么要轻易放弃在科研领域的优先？这是我们的竞争优势所在。”来源: 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