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朝鲜怒了 批朴槿惠清华演讲侮辱朝尊严和体制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6798

   2013-7-1：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周一批评韩国总统朴槿惠在访华期间的演讲，言辞严重侮辱了朝鲜的尊严和体制，是对朝鲜的严重挑衅。

　　朝鲜“祖平统”的发言人接受朝中社记者采访时指出，朴槿惠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出了“新的韩朝关系”和“新的朝鲜半岛”，以及再次敦促朝鲜选择“变化”。发言人强调，一定要改变的，不是朝鲜，而是韩国。他批评朴槿惠这些言辞严重侮辱了朝鲜的尊严和体制，是对朝鲜的严重挑衅。他指责朴槿惠试图借助外部势力，使朝鲜体制瓦解，试图通过与国际社会合作，使朝鲜体制发生变化，但这简直是荒谬绝伦。

　　发言人强调，朝鲜正带着“最后的忍耐”，关注朴槿惠。来源: 凤凰卫视     ▲◆★●■☆
 
 
    
计划生育危害性比大跃进和文革更大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6775

      2013-6-30：6月30日，由博源基金会主办的博源基金会成立五周年学术论坛于北京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未来的机遇与挑战”。会议邀请了吴敬琏、林毅夫、李剑阁、高西庆、巴曙松、江平等70多位政商学界精英，一起展望中国改革的困境与机遇。

　　期间，搜狐财经对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进行了专访。王丰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家庭养老基础脆弱的程度在不断加大，将来可能会发展成为危机。他还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不止一代人，而且面非常广，我们现在所看到仅仅是开头。

　　以下为专访内容：

　　搜狐财经：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搜狐财经，接受我们采访的是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2010年，您在一篇论文中用三个1.6亿介绍中国的人口形势：1.6亿农民工、1.6亿60岁以上人口和1.6亿个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现在三年过去了，三个1.6亿分别变大还是变小？是否依然存在你当初说的无法避免的危机？

　　王丰：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来看，这三个数字都在变大。60岁以上老人人口到现在已经差不多2亿，这个数字增长很快而且还会继续增加。此外，由于我们对独生子女政策的支持没有废除，独生子女家庭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政策原因，也是在增加，不止1.6亿。最近我们得到数据，现在城市里有2.2—2.5亿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

　　这几个方面带来的危机有三个：一个是中国老龄化、家庭养老的基础脆弱程度在加大；同时更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看到很大一批在城市里边的民工和家属，他们对过去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到了给他们还债的时候，需要给他们提供他们能够在城市里边安顿下来、能够像其他人一样过安稳幸福的生活的条件；再一个就是城镇化突破改革。

　　搜狐财经：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人口数量减少、生育率降低是一个普遍现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由于生活压力、尤其是经济压力的加大，年轻人推迟结婚、推迟生养小孩年龄非常普遍，假如现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形势的大趋势仍然不会发生变化？

　　王丰：我们现在一直不改掉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三十年以前对人口判断和当时的担心制定出来的非常极端的政策，现在对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年轻人的生活状况而言，还在进行独生子女政策是雪上加霜。现在各个国家的政府包括东亚国家、还有像俄罗斯、还有欧洲的国家都在鼓励人们生育，包括澳洲国家也鼓励人民生育，中国不仅不能够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比如幼儿能够有人照应、学校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有健康的就业环境事情，还在执行完全过时的政策，限制这个家庭可以生两个孩子，等于雪上加霜。

　　如果这个政策取消，短时间内会有些年轻人希望生第二个孩子，也有时间生第二个孩子，但是对于中国长期来说，看看目前年轻人的观念变化，中国政府更应该担心低生育率对社会带来的持续负面影响。

　　搜狐财经：今年2月份的时候你们发表了一篇论文叫“Population，Policy，and Politics：How Will History Judge China”s One—Child Policy？”——历史怎样评价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文章问为什么中国选择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这个政策如此不近人情却依然如此坚挺？

　　王丰：我们这篇文章是联合其他大学的团队完成的，我们唿吁政策改变。中国人口政策是“看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看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一面镜子。由于特定的政治制度安排，由于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特点和社会传统，像计划生育这样空前绝后史无前例的极端政策，在道理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的情况下，仍能继续执行而没有改革。

　　什么原因？第一，把人当成社会计划、国家计划一个数，而不是把每个人当成生命——我们对人没有尊重、对生命没有敬重，这样的社会是很可怕的，不光生育政策、我们食品安全、交通、法治都处于对人没有基本的尊重和敬畏的状态下。第二，政策制定过程中是一种所谓要牺牲个体利益服务集体利益、牺牲眼前为了未来的原则，这中原来带来了恶的后果。人口政策不是唯一的这种思路下形成的政策，我们可以想到“大跃进”、“饥荒”、“文化大革命”等等。第三，政策制定中没有公共参与、没有学者参与，制定很仓促，少数人说了算，而且往往某些官员拍脑袋说了算，理性与科学性荡然无存。

　　所以在这种对人的认识不充分、不到位，中国特有的在社会传统、文化传统浸染下，才会有独生子女政策，而且政策不能及时得到放弃。

　　搜狐财经：有观点认为计划生育一直没法退出，也是因为利益团体起的作用，比如计生委？

　　王丰：我觉得利益团体是有的，而且他们有作用，我觉得这种作用不应该扩大。实际上，计生委很多人是看得见事实的，知道中国人口的变化状况。计生委基层干部我们也做过研究，他们觉得这个政策过时了，但是这里边有很大的惰性，没有人愿意主动做事情。

　　但归根结底是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没有问责制：政策产生了很坏的社会影响、备受争议，甚至导致很多人家破人亡，但是对制定和执行过时政策的人和官员没有追责，没有追究。所以一年又一年，换很多主任，很多人说改，但是不做。这还是政策制定过程中和问责中的问题。

　　搜狐财经：你觉得历史会怎么评判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王丰：我想历史对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的评价会超过对“大跃进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因为其他两个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大规模的损害都是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的，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却不止一代人，而且面非常广，我们现在所看到仅仅是开头。

　　搜狐财经：我们现在注意到很多研究人口学的人都说，中国现在第一总人口马上进入衰减阶段，另外劳动力人口已经从顶峰下滑，这对中国经济有多大影响？

　　王丰：这个对中国经济影响是巨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基本是这样的：现在对应着每个60岁以上老人差不多有将近五个20—59岁纳税人，比例是5：1，不到二十年时间这个比例会变成2：1；这个变化非常剧烈，且不可逆转。在短时间内有这样的变化，不是纳税人可以负担的问题——两个人怎么能负担得起五个人？也不止劳动力的问题，因为对整个经济活力、人民幸福程度，比如老人能不能有钱去医院看病吃药、有没有人照顾他们，会对人的基本生存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看到失业率攀升最早往往发生在生育率最低的地方，日本年轻人就业非常困难，很多人进入非正式工作，低收入而且多少年这样，因为经济低迷、人口老化太严重。关于这方面，中国经济未来增长面临人口因素约束会是非常大的。

　　搜狐财经：城乡差距方面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但是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除了地理环境和市场经济因素之外，哪些政策方面的原因造成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

　　王丰：原因非常多。在工业化开始阶段，中国过去几十年城乡收入扩大实际比较正常的，因为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除了城乡收入差距很大之外，还有城市化的很多原因，比如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怎么使这三部分人生活水平慢慢趋同，很大一部分在于怎么样使农业进行改造？怎么使农业有新的不同经营方式，使他们劳动生产率提高、收入能够提高；光靠扶贫、扶持农业政策虽然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更多的是需要全部的经济改变，这里可以讲和可以操作的太多。

　　搜狐财经：哪些因素起到关键因素？

　　王丰：最首要的是要给所有人能够给改变自己生活的机会和能力，这些工作政府已经做了做一些，但是做的不够。而且这个事情光靠政府解决不了，政府创造好的环境，使个人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这里边有两点：一个农村教育、农村儿童营养，现在做了很多，如果他们没有很好的健康和营养，没有像样的教育条件的话，他们今后不会有机会从事收入更高的职业，所以在农村要给他们提供这个条件；第二是社会流动，现在改革开放已经过去30年，80年代年出生的农民开始进城，慢慢进入工作里边，要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这才是真正地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

　　进来这些人是连接农村和城市的纽带，如果他们不能融入城市的话，怎么回农村生活？不仅农民可以进到城市来，而且他们能够安顿下来，而且愿意给子女投资，通过创造个人改变生活的条件和能力，而不是被迫面对各种各样的关卡，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看到真正今后中国社会的整体化，这个是靠个人实现的，不是靠国家项目实现的，国家要做的是解除壁垒。

　　搜狐财经：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王丰：很高兴接受采访。谢谢！         来源: 搜狐财经▲◆★●■☆



中共能否走出“整风”的历史怪圈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6769

   2013-6-30：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于6月18日正式启动。按照指示，活动要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自上而下在全党深入开展。

　　每逢历史关键节点，中共领导人就会祭起“整风”的大旗，掀起一场大范围的运动以达某种政治目的。在当今左右思潮之争日益激烈、官商勾结日益紧密的大环境下，此次“整风运动”能有多大效果，值得深思。

　　习式整风：特色道路的自我救赎

　　香港《大公报》评论指，这次会议是继4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5月21日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中央在两个月之内举行的又一次规模更大、层级更高的大会，掀启了全党整风的帷幕。

　　香港《文汇报》27日刊文指出，中共中央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重点开展党内的整风活动，传递出新一届中央对执政风险的深刻评估和迫切的忧患意识，也显示新一届中央的决心和魄力。

　　另有港媒把此次运动的实质解释为“中国执政党与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次自我救赎运动”：此次“整风”要向人民证明中共执政的可持续性，要向世界证明中国道路的优越性。从根本上讲，这是一场捍卫社会主义的运动，它关乎中国道路能否持续兴旺，关乎中国能否持久富强，关乎港澳台及全球华人的福祉安康，也关乎世界和平发展的前途命运。

　　思想上整肃清党，为打老虎造势

　　此次会议，习近平明确整党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中共党章涉及的指导思想无一遗漏，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习式政治观的红色传统。

　　有消息称，习近平有意改变中共“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但又恐影响党内团结，今次整风，或从思想上先为“打大老虎”造势。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可能是“打大老虎”的前哨战。因此，他对整风方针的诠释中，对“正衣冠”一节特别申明“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

　　中共此类全党教育活动并不罕见

　　远的不说，且看胡温十年，中共就开展了多次有中国特色的“全党教育活动”。2004年11月7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决定用一年半时间，在全党开展一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按照十七大的部署，中共决定从2008年9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如此大规模、高投入的全党党建，对一个拥有近九千万党员的组织来说，保持“学习”的效率，实非易事。

　　中共历史上的“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清除党内异己，建立毛泽东的领导权威

　　西安事变之后，中共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承认。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王明从苏联回国，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的演讲博得了全场的喝彩，人们都对他奉若神明，因为他代表的是共产国际，等于是钦差大臣的身份，连毛泽东都不得不附和他的言论。

　　毛泽东私下里对一位朋友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毛泽东刚刚到手的领导权又有得而复失的危险，而这个危险产生的原因就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在具体政策上，毛泽东主张独立自主的发展，深入到敌后建立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王明则认为抗日必须遵守国民党的领导，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在随后的岁月里，王明来到武汉组建了长江局，由于王明获得周恩来的部分支持，因此长江局俨然成了中共的第二朝廷，开始涉足对军队的指挥领域，形成了与延安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礼之势，国际派的势力再次崛起，这是毛泽东不能允许的。他于是利用武汉会战后武汉失守的机会，撤消了长江局，消弱王明权力。1941年，又利用共产国际的解散来彻底清除王明集团在党内的影响，其方式就是整风运动。

　　1942年春，毛泽东正式发动整风运动。他自己并没有亲自走上前台，而是在幕后指挥，实际执行由康生来操作，这样一来，毛本人进可攻，退可守，完全立于不败之地。每个人都必须批判王明的错误路线，毛泽东还派人组织编写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二十二个文件》等多种材料，每个党员干部都必须阅读，还必须写自传，对自己的过去进行总清算。毛泽东利用自己的组织权力出手又快又准，王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薄一波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中写到他亲眼见到的抢救的“惨状”：“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景多年来不时涌上心头……那时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师哲作为参与逮捕行动的安全部人员，回忆1943年3月末康生是如何圈定被捕人员名单的：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做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参见蓝英年《康生在延安》）

　　胡耀邦那时也被康生搞打成“温情主义”、“糊涂主义”，批斗了好几个月，他的身体由小胖子变成了小瘦子，从此以后几十年再也没有胖过。据说多年后，胡耀邦提到康生还心有余悸。

　　然而就是靠了整风这样的运动和康生这样的打手，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时，毛泽东思想方成为中共政治指导思想，毛泽东权势空间提高，成为独一无二的领袖。中共彻底的摆脱了莫斯科的影响，走上民族主义的轨道。

　　1957年整风：“和风细雨”到疯狂反右

　　因为1942年的成功，毛泽东对整风这种形式情有独钟，所以到1957年，当他觉得自己的政权面临危机之际，他又祭起了整风法宝。

　　1957年，因执政党工作作风引起的社会不满和国际上的波匈事件，毛泽东感到了统治合法性危机。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重点讲到了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及少数人闹事问题。

　　但事实上，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其危险来自于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于是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展党内整风运动。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希望借助党外知识界力量，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遏制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从而巩固自己地位化解统治危机。

　　当然，毛泽东斯时展开整风运动，除了挽回政党统治合法性外，也还有自己权威遭到挑战的原因。八大后，受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影响，在党章里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他很不满，嘴上不说，心怀怨气，认为是挑战他的至上权威。他对党内潜在的逆己倾向已高度警惕。正如夏衍所说，1957年反右，当时就有人说，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怕的是党内出赫鲁晓夫。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民主人士，对所谓“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固然不满，但他们更为不满的却是领导人本身的大起大落，鸣放的矛头指向了他本人（“党天下”、“轮流坐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老和尚”等问题），对他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这当然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于是他掉转矛头，发动反右斗争，狠狠打击“右派”的“猖狂进攻”。

　　如何走出“整风”的历史怪圈

　　中共在过去也出台过很多有关改进工作作风、改善同人民群众联系的规定和制度，但很难走出在作风问题上的“改进-回归-再改进-再回归”的循环怪圈。中共历史上所谓的整风运动，其最根本动机就在于为新权威立威，同时消除旧权威影响。因而，每次政权更替之际，我们都会看到它的阴影。

　　然而，领导人上任伊始的整风运动，也许会得到来自基层民众的支持。重庆唱红打黑，大搞民生，之所以赢得部分民众拥护，其实反衬了他们对这个党的某种复杂情绪，一方面有失望之感，另一方面又寄予很大的希望。这种感情是中共还可以依靠的宝贵资源，不能听任它继续流失。

　　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共有必要开展一次新的党内整风。可以通过一次整风，来表现出党有改正和改造的决心。让民众对其刻板印象有所改观。如能吸取过去整风的经验教训，如能有行之有效的新机制，也许会改变目前失信于民的尴尬局面。

　　但真的整风，一定不是关门的，而是面向人民群众的。因为干部的作风好不好，公众和舆论最有评判权，所以他们也最有积极性去监督官员。这就需要有限度地开放媒体和舆论，使他们敢于去行使监督权利。

　　除此之外，中共还要能大幅革故鼎新，真正向权贵集团和既得利益群体开刀，依靠法治建立长效机制，取信于民。否则，任何形式的“整风”，到最终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来源: 网讯▲◆★●■☆


非常罕见 骆家辉在西藏呆了整整3天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6776

   2013-6-30：美国驻中国使馆官员透露，美国驻中大使骆家辉与家人在西藏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自2010年9月以来，大陆当局首次允许美国外交官访问西藏。此前有消息称骆家辉刚访问过新疆，并在乌鲁木齐的大学演讲。由大陆以往涉藏事务经验来看，此举相当罕见。

　　海外媒体引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副发言人希金斯（Justin Higgins）27日透露，骆家辉与家人“正在西藏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并与当地居民和官员交谈互动。与西藏当地居民与官员会面时，骆家辉唿吁当局容许更多的外国外交官、记者和游客到访西藏，并强调保留西藏人民的文化遗产包括其独特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他同时唿吁北京跟达赖喇嘛展开对话。

　　4月时曾访新疆演讲

　　由于大陆方面认定美国暗地同情达赖喇嘛，因而2010年9月以来，从未允许美国官员进入西藏，骆家辉进入西藏是很罕见的举动。4月时骆家辉还曾访问新疆，并在乌鲁木齐的大学演讲。海外媒体解读也认为并不寻常。此前不久，美国官方还公布了骆家辉在南京和身心障碍者一起制作点心的消息。

　　西藏自2009年以来，已经有90多名藏人引火自焚以为抗议，不过大陆外交部声称，西藏问题与人权、少数民族和宗教无关，自焚多为达赖集团煽动。大陆最高人民法院曾定调西藏发生的自焚案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连”，并对情节严重的自焚者及教唆、帮助他人自焚者，都论罪处罚。

　　去年赴川与僧人互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曾公开表示，人权组织的言论一贯的不负责任，无端指责中国政府。近年来西藏在政治、社会及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骆家辉曾在2012年前往四川阿坝地区，当地因藏人自焚迭起而成焦点。当时一张身穿深色西装的骆家辉背影照片与一位穿红色僧袍的老僧人合影，见诸媒体。美国国务院当时对外宣称，骆家辉和当地官员与居民都有互动。来源: 旺报▲◆★●■☆


中国税负痛苦指数排名全球第二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6781

　　今年两会期间，中共喉舌央视在《焦点访谈》节目中表示，西方发达国家工人工资占到企业运营成本的50%，而中国工人工资仅占10%，引起网络热议。

　　3月16日，央视主持人劳春燕在《焦点访谈》“问计‘两会’数评”节目中，在谈到工资改革时，用图表显示，工资支出占企业运营成本比：发达国家50%；2011年中国10%，

今年两会期间，中共喉舌央视在《焦点访谈》节目中表示，西方发达国家工人工资占到企业运营成本的50%，而中国工人工资仅占10%，引起网络热议。

　　此言一出引起网络一片哗然，有网民说，究竟谁更万恶，谁更剥削人民，这不一目了然吗？

　　-这只能说明，国家的税费太太高了。有直接收的，有间接收的，还有直接印纸币收的……方法太多了。

　　-早就是公开的了，要不中国产品怎跟人家竞争？就是劳动力便宜嘛。

　　-企业所上交的税占运营比重是很大的，国家给拿去了。

　　-政府的吃拿贪要占多少？据说政府已经拿走一半，还是明面上的。

　　居民收入从1996年开始连年下降

　　据《上海证券网》报导，从1996年开始，中国大陆居民收入比重在不断下降，而政府收入比重和企业收入比重不断上升，收入初次分配出现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趋势。到2007年，居民、政府和企业三者收入比重变为57.9%、19.5%和22.6%。与1995年相比，分别下降了7.2个百分点，提高了 4.3个百分点和1.9个百分点。

　　财经评论员许一力说，目前很多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也就是“利润侵蚀工资”现象很突出，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

　　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在40%左右，并呈逐年下降趋势。

　　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上升 居民收入占GDP比例逐年下降

　　2012年中共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例高达23%，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占比最高。

　　经济学家茅于轼在中国十大税收新闻评选座谈会上谈到这方面问题时说，从GDP的分配来看，分为三个部份，居民家庭、企业和政府。但从1998年到2011年这14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69%降到了57%，降了12个百分点。

　　茅于轼认为，居民收入占GDP下降的12个百分点中，企业尤其是国企垄断行业如金融业、石油和电信等行业靠垄断拿走了8个百分点，政府拿走了4个百分点。但政府对老百姓是不是增加了同样比例“不好说。”

　　中国税负痛苦指数排名全球第二

　　财政部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万亿元，其中税收总收入接近9万亿元，达到89,720亿元，比上年增加1.6万亿元，同比增长22.6％。

　　2012 年4月12日，世界银行发布了一季度经济季报，2008年中国劳动者平均税率为45%，远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要稍高于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亚、美国的平均税率近一倍。世行为此建议下一步要大幅降低劳动者税率，比如政府应该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同时将社保缴纳占工资的比例下调。

　　财经专栏作家廖仕明说，按照现在中国目前白领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一个人一生缴税100万元绝不是危言耸听。问题是，中国人一生平均下来未必能够赚100万，其税费之重可想而知。这也是为什么不少评估组织把中国列为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的原因。

　　事实上，对于中国宏观税负过重的指责早已见诸媒体。早在2009年，《福布斯》（Forbes）杂志当年就已发布“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为159，仅次于法国排名全球第二”。 ▲◆★●■☆


军事变革要从谋略大国的自我欣赏中解放出来
http://news.ifeng.com/shendu/qiushi/detail_2013_07/01/26982481_0.shtml

2013年07月01日 《求是》作者：刘亚洲
 
原标题：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战略部署 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

党的十八大强调：“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的潮流，积极稳妥进行国防和军队改革，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这是党中央站在历史与时代高度，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深入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加快我国军事力量建设，确保国家安全与发展，实现强国梦、强军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的时代要求

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历史责任。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军事变革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冷兵器战争向热兵器战争变革。当其进入关键时期时，我国正处于“康乾盛世”，然而，康乾严守“祖宗成法”，不思变革，其后代们更是逐步走向腐败昏庸，终于错过了军事变革的大好时机，在侵略者杀入国门时，中国军队上演了一场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的历史悲剧。

第二次是热兵器战争向机械化战争变革。当其进入关键时期时，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军阀混战、国土肢解、积贫积弱、民族危亡。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机械化战争形态已完全成熟，中国再次被甩到世界军事变革的大潮之外。

今天，人类第三次重大军事变革——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变革正进入关键时期，于是，“历史责任”一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沉重。我国能否抓住机遇、攻坚克难，实现包括军事在内的全面复兴？我军能否避免重演历史悲剧？百年之后，子孙后代会不会像我们今天指责“康乾盛世”一样指责我们？

这一切，都历史性地落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正是基于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党的十八大吹响了深化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战略号角，这是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是对中华民族的郑重承诺，是对子孙后代的历史担当。

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是应对世界新军事革命挑战的根本举措。党的十八大把“世界新军事变革”改为“世界新军事革命”，虽一字之改，但意义重大。军事革命是军事变革进入质变期的标志。将“变革”改为“革命”，是我们党对世界军事发展大势作出的全新重大战略判断，明确而郑重地警示全军：世界军事发展步伐加快、形势紧迫而逼人。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拼抢新的战略制高点，以新一轮科技创新和理论创新为先导，以武器装备高度信息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人才建设为核心，以体制结构革命性改造为支撑，加快构建新型军事力量体系。现代战争随之呈现出“信息主导、全维作战、体系对抗、网天决胜”的鲜明特征。

目前，我军处于机械化任务尚未完成又需要努力实现信息化的特殊阶段，面对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不相适应。解决这两个“不相适应”，唯有强化变革、深化变革，否则将再次被世界军事发展大潮所淘汰。

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富国强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如果国富军弱，那将是残缺破碎的中国梦。据历史记载，19世纪末，中国的黄金储备高居世界之首，中国的财富位居世界前列。然而，无情的历史留下两道沉重而鲜明的风景线。一道血红——鲜血流成河，中国人的鲜血滚滚流淌，浸透祖国的大地。一道雪白——白银汇成海，中国人的白银滚滚外流，涨破列强的腰包。一红一白，彰显国防与经济的血肉关系。历史远去现实走来，伊拉克曾是“富得流油”的中等发达国家，然而，其主权和政权在一枚枚呼啸而来的巡航导弹面前彻底倒塌了。历史与现实警示世人：国富军弱必然引来祸端。

今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具有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但应看到，我国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进一步增强，呈现出“四个交织”的复杂态势：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交织、现实安全威胁与潜在安全威胁相交织、军事安全形势与其他安全形势相交织、国内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问题相交织。尤其应看到的是，中国经济越发展越要走向世界，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冲突的机会就越多，当这种冲突达到中国安全与发展底线时，军事力量必然走上前台。可以说，军事力量的强弱决定着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命脉！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已不仅仅是中国军事本身的事业，而是中华民族应对复杂安全威胁、真正实现伟大复兴的整体要求。

二、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的基本思路

当前，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在新的起点上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须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坚持解放思想、全面统筹、突出重点、作战牵引、科技推动，力争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全面建成信息化军队奠定坚实基础。

——坚持以真正解放思想为先导。最落后的民族并不是贫穷的民族，而是自卑保守的民族。最落后的军队并不是劣势装备的军队，而是观念陈旧的军队。军事变革的最大障碍不在技术而在观念。因此，应努力从对各种军事理论僵化和教条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努力从工业时代战争背景下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努力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思维和工作方式中挣脱出来；努力从狭隘的权力和利益观念中解放出来；努力从按部就班的思想和行为惰性中解放出来；努力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心理怪圈中解放出来；努力从“谋略大国”的自我欣赏中解放出来；努力从“胜利之师”的历史包袱中解放出来，真正为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奠定良好的思想观念基础。

——坚持以科学统筹为首要。科学统筹是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首要任务。应坚持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原则，着眼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发展全局，统筹军队长远建设和阶段性能力生成；统筹军队信息化建设与机械化建设；统筹武器装备、军事人才、作战理论、教育训练等诸要素协调发展；统筹各种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与运用；统筹陆军、海军、空军、二炮诸军兵种建设与发展；统筹军队建设资源的投向和投量；统筹军队与地方资源配置，使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真正进入科学发展轨道。

——坚持以构建新型军事力量体系为重点。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总要求下，应努力构建紧密联系、相互融合的四大支撑体系：以军事信息系统为依托、以新一代武器为主体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体系；以联合作战指挥人才为重点，以信息化建设管理人才、信息技术专业人才、新装备操作维护人才为支撑的实战型人才体系；以战略预警、军事航天、防空反导、信息攻防、战略投送、远海防卫等新型作战力量为骨干，诸军兵种高技术部队为主体，进攻力量与防御力量有效配合，硬打击力量与软攻击力量紧密结合，现役力量与后备力量有机衔接的整体作战力量体系；有效保障实战、有效保障部队建设、有效保障军事改革，保障体制一体化、保障方式社会化、保障手段信息化，平战结合、军民融合的现代化后勤装备保障体系。

——坚持以“能打仗、打胜仗”为核心要求。军事变革最终是为打赢战争服务的，要按照习主席“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以实战需求为着眼点，以提高战斗力为根本标准，以“打硬仗”军事斗争准备、维护海洋权益军事斗争准备、太空和网络空间等新型安全领域军事斗争准备为牵引，以主要战略方向和重要领域为重点，带动各军兵种、各方向、各领域战斗力水平和战备水平全面跃升。

——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根本推动力。军事变革源于军事科技革命，科技创新是军事变革深入发展的第一动力。应努力提高国防科技水平和武器装备科技含量，尤其是信息技术含量，加快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不断提高官兵科技素质，尤其是信息素质，打牢建设信息化军队的人才基础；不断提高指挥体制的科技含量，真正依托科技基础实现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不断提高军事训练的科技含量，运用信息系统组织联合作战训练；不断提高军事理论创新的科技含量，运用高科技手段和量化分析方法丰富和拓展军事理论创新途径。

三、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应正确处理的若干战略关系

正确处理军事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军事变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相当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表现为军事领域的“单一变革”。而中国则表现为军事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双重变革”，并且同时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在这种特殊的国情下，国家将承担多个领域重大变革的艰巨任务，必然面对西方国家不曾面对的诸多难题，因此，必须做好统筹军事变革与社会变革这篇大文章。

一方面，加强总体筹划，把军事变革纳入国家总体建设和改革的大框架之内，使军事变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变革相配套，军事变革与社会变革相协调。

另一方面，在社会总体变革的历史阶段内，军事变革不能超出社会变革的承受能力，这对于军事变革和国家整体发展都至关重要。

正确处理深化变革与保持稳定的关系。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军事变革，都是对原有军事系统的革命性改造，因而必然有阻力，有风险，有动荡，有代价。尤其变革体制涉及权力的重新调整，变革结构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不能冲破利益的藩篱，在阻力和代价面前止步，往往是变革夭折的基本原因。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须树立强烈的风险意识和代价意识，如果把变革的成本或代价看得过重，如果过分求稳怕乱、瞻前顾后，就会犹豫不决，最终导致军事变革半途而废，丧失历史机遇。

同时还应看到，军事变革的风险和代价是必然的，但风险和代价的程度及范围却是可控制的，应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既敢于变革，又善于采取科学的方式和措施将变革的风险和代价降至最低程度，达到稳与变、静与动的统一。

正确处理武器装备建设与其他建设的关系。军事变革通常分为初始期、攻坚期和成熟期。初始期主要是抓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这是军事变革向纵深发展的基础。攻坚期的任务主要是实现战斗力两大基础要素（武器装备、军事人才）与四大交联要素（军事制度、体制结构、作战理论、军事训练）有机融合，其中最关键的是解决诸如军事制度陈旧、军事结构落后、利益群体复杂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是军事变革能否最后成功的分水岭。

今天，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在经历了大力发展武器装备的初始期后，正在进入攻坚期。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和遵循变革规律，适时果断地把变革锋芒指向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变革取得成功。 ▲◆★●■☆



传北京高层已达共识 广东将成中国第一个政改特区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6/30/2486101.html

 法广  2013-06-30 ：近日，有网友发帖求证说，有消息称，北京高层已经达成共识，中国或将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在2013年启动，试点就选在广东，广东或将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政治改革特区。一五一十上发帖人陈基的文章说，拟议中进行的具体试验是：

      一、市县层面政改：市长县长均由选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然后再由当选者组阁，相关方案经市、县人大审议通过后，新的市县政府即可开始运作。

　　二、省直辖市层面：省长和直辖市市长则由全省、市人大代表选举，然后再由当选者组阁，相关方案经省、市人大审议通过后，新的省、市政府即可开始运作。而选举省、市长的人大代表，则在各行政区内按照人口分配指标，竞选者也可以在网上发表竞选纲领。

       三、行政首脑任期：市、县长和省长的任期均为每届4年，不得连任2届以上。所有当选者，上级政府均无权调动或免职。四、人大代表的任期：人大代表虽然也是每届4年，但可以无限期连任，尊重选民的意愿。

　　网友川人转载的这篇文章又说，此外，广东的政治体制改革试点经验，或将在5年内推广至全国，俗称“预备立宪”。值得关注的是，上述方案中有两点具有重要意义：一个是“一人一票”，也就是说，不能再由当前的权力部门强行指定代表、强行代表公众意愿，而是让公民用选票发言；另一个更为重大的改变则是，“所有的当选者，上级政府均无权调动或免职”。这样一来，上级政府将不再有权力任免下级政府官员，而这一点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文革不臭改革不香的症结何在？
http://bbs.wenxuecity.com/memory/536717.html

       2013-06-29：老骥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所谓“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此后文革被彻底否定这一概念深入人心，不仅贯穿于党政军干部队伍中，也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就连那些文革中的造反派们也鸦雀无声，他们有的迷茫，怀疑过去的确干了坏事，有的顽固分子尽管不服，也找不到市场，被孤立了起来。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而且随着农村改革的顺利推进，形势愈来愈好。

 但是，到了90年代末期，形势发生了变化，引起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国企改革。再往后，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养老改革让形势发生了逆转。人们发现，改革与文革形成反比，即改革越深入文革越吃香，一路轨迹是否定—怀疑—认可—主张再来一次，而改革越来越不得人心。这个过程只有短短的10年时间，若从《决议》通过之日算起至今30年整，正可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

     文革不臭，改革不香。一些人为此寝食难安，2011年8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决议》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就集中表现出他们的惶恐情绪。参加座谈会的有政治、经济、理论、法学、新闻界人士100余人，其中40多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现任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主持会议。他们对文革翻案产生的原因发表了如下看法：

一是认为《决议》对文革控诉的不够。胡德平说：“决议总结历史失误，留有余地，没有过头话，只有说得不够的话，有的话没说透。现在有人怀念文革一些做法，这是一种倒退”。他还说：“30年前的决议，自我批评是不够的，决议批判否定文革的底线不能突破，近来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清华大学教授李楯说：“文革为什么还能沉渣泛起？因为很多该否定的没有否定”。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说：“中共对文革反思不够，党内有政治企图的人会利用群众实现个人目的”。

二是认为贬毛、非毛不够。中国政法学家，《决议》起草人之一的郭德辉主张“开放对毛泽东的讨论”，重新评价毛泽东。

      平心而论，我能理解这些右派精英的心情，对于他们来说，文革毕竟是利害相关甚至性命攸关的事，人民日报前评论员马立诚就说：“否定改革开放的势力不能小看，国家举什么旗？如果怂恿毛左，国家将有大难”。所以，他们怎能不生焦躁，不害心病？然而焦燥常常让人迷失方向，病急往往让人乱投医。按着他们的思路，如果继续去控诉文革，人民群众很难再被发动起来，自已有唱独角戏之虞；如果加大贬毛非毛力度，甚至是反毛，人民群众不但不答应，还有把毛泽东变成神的可能，所以，右派精英们是在南辕北辙。其实，如今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即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一、及时回归社会主义

      《决议》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是非”。“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全主义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由此看来，文革应不应该被否定，关键在于党内是否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他们走没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判断的标准。老实说，在当时这个问题还真不太明显，特别是作为基层的广大干部群众对于高层的内部斗争，不知就里，既觉得毛泽东公说公有理，又觉得邓小平婆说婆有理。然而，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党内的确有一些人热衷于搞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公然提出中国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而且是“恶补”。

       通过恶补资本主义，目前资本主义的外资经济占GDP已超过40%，私人经济占GDP约30%，而代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只占GDP的27%，这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明确的公有经济要占主体地位的规定。这是不争的事实，难怪在纪念《决议》座谈会上，《中国税务》杂志社原社长张木生就说：“改革开放最大错误，明明搞资本主义却不敢告诉人民”。公道自在人心，面对铁的事实，人民群众自然而然地会对文革重新审视，重新评价，于是为文革鸣不平就在所难免。

   在这种情况下，唯有调整方向道路才行，那么，向社会主义回归，向资本主义告别就是不二选择。什么是社会主义？简单说就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既然如此，公有经济所占比例肯定不应是27%，而应在50%以上，社会财富应按劳分配为主而不是按资分配为主。

公有经济如何壮大？最好不去和私人企业竞争，因为民族企业是保护对象，而应该实施“国进外退”。为什么？理由有三条：

一是外资垄断了中国28个行业中的21个，给国家的经济安全埋下了隐患，对民族经济的发展构成了威胁。

二是占领中国市场却不卖给中国技术，只强逼中国开放，拒绝自已开放，违背了公平交换的原则。

三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愈演愈烈，中国要筑起防火墙，离开是非地，免遭列强的算计。如何让外资撤退，就是用我们庞大的外汇储备收购它们，并先从对我不良的外资企业开始。
 
二、正确评价毛泽东
 
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运动，毛泽东曾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其中之一就是文革，可见文革对毛泽东多么重要，否定文革就意味着毛泽东犯了重大错误，《决议》是这么认定的。对于毛泽东，中国人民可以说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人民把他比做太阳，称呼他为大救星。人民对毛泽东的这份感情，主要缘于他老人家对人民的恩泽，譬如他领导下的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搬掉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让人民当家作主，他创建了社会主义制度，让人民过上了精神物质双文明的幸福生活，他建设起强大的国防，研制两弹一星，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等。特别是近些年来，人民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通过对文革的重新审视与评价，更加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更加钦佩毛泽东的英明。所以，毛泽东热在中国一浪高过一浪。

      正确评价毛泽东，不仅是广大人民的心声，也是当局政权延续的法理基础和依据。30年的教训告诉世人，贬毛、非毛、否毛，只对极右派有利，对帝国主义有利，而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有害，是一场灾难，是名副其实的浩劫。老骥著 转自中华网▲◆★●■☆


中央媒体：解放军两大致命缺陷 不改必亡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6/30/2486968.html

 新华网 2013-06-30：[提要] 目前，我军处于机械化任务尚未完成又需要努力实现信息化的特殊阶段，面对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不相适应。解决这两个“不相适应”，唯有强化变革、深化变革，否则将再次被世界军事发展大潮所淘汰。

资料图：解放军装甲部队军事演练。

　　党的十八大强调：“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的潮流，积极稳妥进行国防和军队改革，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这是党中央站在历史与时代高度，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深入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加快我国军事力量建设，确保国家安全与发展，实现强国梦、强军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的时代要求

　　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历史责任。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军事变革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冷兵器战争向热兵器战争变革。当其进入关键时期时，我国正处于“康乾盛世”，然而，康乾严守“祖宗成法”，不思变革，其后代们更是逐步走向腐败昏庸，终于错过了军事变革的大好时机，在侵略者杀入国门时，中国军队上演了一场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的历史悲剧。第二次是热兵器战争向机械化战争变革。当其进入关键时期时，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军阀混战、国土肢解、积贫积弱、民族危亡。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机械化战争形态已完全成熟，中国再次被甩到世界军事变革的大潮之外。今天，人类第三次重大军事变革——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变革正进入关键时期，于是，“历史责任”一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沉重。我国能否抓住机遇、攻坚克难，实现包括军事在内的全面复兴？我军能否避免重演历史悲剧？百年之后，子孙后代会不会像我们今天指责“康乾盛世”一样指责我们？这一切，都历史性地落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正是基于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党的十八大吹响了深化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战略号角，这是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是对中华民族的郑重承诺，是对子孙后代的历史担当。

资料图：济南军区炮兵部队成建制实弹对抗比武。

　　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是应对世界新军事革命挑战的根本举措。党的十八大把“世界新军事变革”改为“世界新军事革命”，虽一字之改，但意义重大。军事革命是军事变革进入质变期的标志。将“变革”改为“革命”，是我们党对世界军事发展大势作出的全新重大战略判断，明确而郑重地警示全军：世界军事发展步伐加快、形势紧迫而逼人。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拼抢新的战略制高点，以新一轮科技创新和理论创新为先导，以武器装备高度信息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人才建设为核心，以体制结构革命性改造为支撑，加快构建新型军事力量体系。现代战争随之呈现出“信息主导、全维作战、体系对抗、网天决胜”的鲜明特征。目前，我军处于机械化任务尚未完成又需要努力实现信息化的特殊阶段，面对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不相适应。解决这两个“不相适应”，唯有强化变革、深化变革，否则将再次被世界军事发展大潮所淘汰。

　　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富国强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如果国富军弱，那将是残缺破碎的中国梦。据历史记载，19世纪末，中国的黄金储备高居世界之首，中国的财富位居世界前列。然而，无情的历史留下两道沉重而鲜明的风景线。一道血红——鲜血流成河，中国人的鲜血滚滚流淌，浸透祖国的大地。一道雪白——白银汇成海，中国人的白银滚滚外流，涨破列强的腰包。一红一白，彰显国防与经济的血肉关系。历史远去现实走来，伊拉克曾是“富得流油”的中等发达国家，然而，其主权和政权在一枚枚呼啸而来的巡航导弹面前彻底倒塌了。历史与现实警示世人：国富军弱必然引来祸端。今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具有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但应看到，我国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进一步增强，呈现出“四个交织”的复杂态势：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交织、现实安全威胁与潜在安全威胁相交织、军事安全形势与其他安全形势相交织、国内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问题相交织。尤其应看到的是，中国经济越发展越要走向世界，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冲突的机会就越多，当这种冲突达到中国安全与发展底线时，军事力量必然走上前台。可以说，军事力量的强弱决定着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命脉！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已不仅仅是中国军事本身的事业，而是中华民族应对复杂安全威胁、真正实现伟大复兴的整体要求。

　　二、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的基本思路

　　当前，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在新的起点上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须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坚持解放思想、全面统筹、突出重点、作战牵引、科技推动，力争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全面建成信息化军队奠定坚实基础。

资料图：解放军训练场地万箭齐发威猛霸气。

　　——坚持以真正解放思想为先导。最落后的民族并不是贫穷的民族，而是自卑保守的民族。最落后的军队并不是劣势装备的军队，而是观念陈旧的军队。军事变革的最大障碍不在技术而在观念。因此，应努力从对各种军事理论僵化和教条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努力从工业时代战争背景下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努力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思维和工作方式中挣脱出来；努力从狭隘的权力和利益观念中解放出来；努力从按部就班的思想和行为惰性中解放出来；努力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心理怪圈中解放出来；努力从“谋略大国”的自我欣赏中解放出来；努力从“胜利之师”的历史包袱中解放出来，真正为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奠定良好的思想观念基础。

　　——坚持以科学统筹为首要。科学统筹是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首要任务。应坚持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原则，着眼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发展全局，统筹军队长远建设和阶段性能力生成；统筹军队信息化建设与机械化建设；统筹武器装备、军事人才、作战理论、教育训练等诸要素协调发展；统筹各种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与运用；统筹陆军、海军、空军、二炮诸军兵种建设与发展；统筹军队建设资源的投向和投量；统筹军队与地方资源配置，使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真正进入科学发展轨道。

　　——坚持以构建新型军事力量体系为重点。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总要求下，应努力构建紧密联系、相互融合的四大支撑体系：以军事信息系统为依托、以新一代武器为主体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体系；以联合作战指挥人才为重点，以信息化建设管理人才、信息技术专业人才、新装备操作维护人才为支撑的实战型人才体系；以战略预警、军事航天、防空反导、信息攻防、战略投送、远海防卫等新型作战力量为骨干，诸军兵种高技术部队为主体，进攻力量与防御力量有效配合，硬打击力量与软攻击力量紧密结合，现役力量与后备力量有机衔接的整体作战力量体系；有效保障实战、有效保障部队建设、有效保障军事改革，保障体制一体化、保障方式社会化、保障手段信息化，平战结合、军民融合的现代化后勤装备保障体系。

　　——坚持以“能打仗、打胜仗”为核心要求。军事变革最终是为打赢战争服务的，要按照习主席“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以实战需求为着眼点，以提高战斗力为根本标准，以“打硬仗”军事斗争准备、维护海洋权益军事斗争准备、太空和网络空间等新型安全领域军事斗争准备为牵引，以主要战略方向和重要领域为重点，带动各军兵种、各方向、各领域战斗力水平和战备水平全面跃升。

　　——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根本推动力。军事变革源于军事科技革命，科技创新是军事变革深入发展的第一动力。应努力提高国防科技水平和武器装备科技含量，尤其是信息技术含量，加快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不断提高官兵科技素质，尤其是信息素质，打牢建设信息化军队的人才基础；不断提高指挥体制的科技含量，真正依托科技基础实现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不断提高军事训练的科技含量，运用信息系统组织联合作战训练；不断提高军事理论创新的科技含量，运用高科技手段和量化分析方法丰富和拓展军事理论创新途径。

资料图：陆军装甲集群向“敌”阵地挺进。 摄影 刘应华

　　三、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应正确处理的若干战略关系

　　正确处理军事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军事变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相当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表现为军事领域的“单一变革”。而中国则表现为军事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双重变革”，并且同时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在这种特殊的国情下，国家将承担多个领域重大变革的艰巨任务，必然面对西方国家不曾面对的诸多难题，因此，必须做好统筹军事变革与社会变革这篇大文章。一方面，加强总体筹划，把军事变革纳入国家总体建设和改革的大框架之内，使军事变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变革相配套，军事变革与社会变革相协调。另一方面，在社会总体变革的历史阶段内，军事变革不能超出社会变革的承受能力，这对于军事变革和国家整体发展都至关重要。

　　正确处理深化变革与保持稳定的关系。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军事变革，都是对原有军事系统的革命性改造，因而必然有阻力，有风险，有动荡，有代价。尤其变革体制涉及权力的重新调整，变革结构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不能冲破利益的藩篱，在阻力和代价面前止步，往往是变革夭折的基本原因。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须树立强烈的风险意识和代价意识，如果把变革的成本或代价看得过重，如果过分求稳怕乱、瞻前顾后，就会犹豫不决，最终导致军事变革半途而废，丧失历史机遇。同时还应看到，军事变革的风险和代价是必然的，但风险和代价的程度及范围却是可控制的，应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既敢于变革，又善于采取科学的方式和措施将变革的风险和代价降至最低程度，达到稳与变、静与动的统一。

　　正确处理武器装备建设与其他建设的关系。军事变革通常分为初始期、攻坚期和成熟期。初始期主要是抓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这是军事变革向纵深发展的基础。攻坚期的任务主要是实现战斗力两大基础要素(武器装备、军事人才)与四大交联要素(军事制度、体制结构、作战理论、军事训练)有机融合，其中最关键的是解决诸如军事制度陈旧、军事结构落后、利益群体复杂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是军事变革能否最后成功的分水岭。今天，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在经历了大力发展武器装备的初始期后，正在进入攻坚期。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和遵循变革规律，适时果断地把变革锋芒指向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变革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