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共党刊：“中国梦”比“宪政梦”境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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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6-14：继扯起“反宪政”大旗引发多方舆论混战后，中共理论机关刊物《求是》下属的《红旗文稿》6月13日再度发文力挺“中国梦”，炮轰以“宪政梦”置换“中国梦”代表了文化不自信。文章说“中国梦”是基于中国历史上成功兼容了佛教文化以及欧美基督教文化的入侵所形成的文化自信力量，它高于“宪政梦”，并警告说东施效颦西方民主政治很少能成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喻中刊登在《红旗文稿》上的《“中国梦”与民主政治道路的选择》明确提出中国梦高于宪政梦的观点。作者炮轰以“美国梦”来代表“宪政梦”，再以“宪政梦”来代表“中国梦”的思维模式，既是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也是一种“懒汉思维”。

　　文章认为，“宪政梦”在梁启超、孙中山看来即有不同含义，在当今将“中国梦”视同美国式的“宪政梦”也有历史的局限性。自由、民主、人权，甚至包括宪政固然美好，但却仅仅代表了一种憧憬，而“实践过程是另一回事，‘中国梦’显然不是‘宪政’一词可以概括的，不是‘宪政梦’可以指代的”。

　　在作者看来，“宪政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清晰的、具体的梦。民主政治的实践不可能是单一的。任何国家的民主政治实践，必须根据特定语境下的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而不能像在一张白纸上画图那样简单、那样随心所欲、那样天马行空、那样无羁无绊。

　　作者警告说，“试图东施效颦式地模仿某个国家，很少有成功的；对于像中国这样体量庞大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美国现代政治学家亨廷顿的学生福山的“文明终结论”曾将美国式的文明形态视为其他文明的未来或最后归宿，但“中国梦”或中华文明的未来图景绝不是福山的“文明终结论”所能够解释的。这既是“中国梦”尚未完成因而具有无限的开放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的问题。

　　文章说，中国历史上驯服了佛教文化，尽管自19世纪遭到欧美基督教文化的入侵而痛苦地挣扎着，但中国终究会在吸纳欧美文化之后，变得更丰富、更具包容性，同时也更有生命力。

　　作者宣称，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中国文化虽然会吸收欧美文化，但绝不会变成欧美文化的复制品。这就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根据，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前提条件。

　　5月份《红旗文稿》曾发表中共学者杨晓青的一篇“反宪政”文章，随后包括《环球时报》《党建》等中共喉舌相继表现出彻底与宪政决裂的姿态。这批文章的出现一度被外界视为中共高层的授意，是中共新君习近平上台后树立“三个自信”的重要步骤。但亦有分析人士称这些学者文章尽管领会到了中共高层的意图，但却仍然沿袭了一种八股说教式文风，结果只能掀起更大的舆论反弹。此次与自由派人士的论战中，原来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中间派学者也被中共舆论机器“扫地出门”。

　　附：以“宪政梦”代表“中国梦”是不自信

　　红旗

　　民族复兴中国梦，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政治宣言。实现“中国梦”，需要选择正确的民主政治道路。最近，在关于“中国梦”的讨论中，宪政再次成为焦点。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梦”就是“宪政梦”：宪政就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宪政的方向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宪政民主是最高的国家利益。在当前的舆论话语中，“宪政梦”也可能表达了一些立言者对于美好政治的憧憬。但是，憧憬是一回事，实践过程是另一回事。“中国梦”显然不是“宪政”一词可以概括的，不是“宪政梦”可以指代的。

　　一、“宪政梦”里有什么？

　　宪政是什么？“宪政梦”里有什么？有一种代表性的回答是：宪政的核心内容就是自由、民主、人权。从一般意义上看，抽象地看，民主是个好东西，人权是个好东西，自由何尝不是一个好东西！如果把宪政理解为自由、民主、人权的汇聚，那么，宪政当然也是一个好东西。但是，从实践层面上看，从行为、过程和历史来看，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人权，特别是宪政，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都没有固定的模式。

　　例如，1899年，梁启超在《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中认为，宪政是君主立宪政体的简称。英国式的有君主、有宪法、有议会的政治，就是梁启超眼中最理想的宪政，甚至是唯一的宪政。梁启超的“宪政梦”其实就是“英国梦”。再如，鉴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孙中山提出了“以俄为师”的口号。在孙中山看来，俄国的政党政治比英法美的政党政治更进了一步，因而，俄国式的政党政治就成为孙中山向往的政治。按照孙中山提出的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的路线图，孙中山的“宪政梦”虽不等同于“俄国梦”，但在他的理论逻辑中，“俄国梦”实为“宪政梦”的前奏，“宪政梦”必须借助于“俄国梦”才能实现。

　　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宪政梦”有时是“英国梦”，有时又是“俄国梦”，等等。这就表明，宪政的形态、宪政的实践过程是多元性和多样化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人怀有截然不同的“宪政梦”：虽然都在说“宪政”，但你此时此刻梦想的宪政，可能完全不同于他人彼时彼刻梦想的宪政。可见，“宪政梦”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清晰的、具体的梦。

　　就世界范围来看，民主政治的实践不可能是单一的。任何国家的民主政治实践，包括宪法的设计、议会的体制、司法的框架，尤其是对于民主和自由的表达、对于人权的保护等，都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必须根据特定语境下的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任何国家的民主政治实践，都不可能像在一张白纸上画图那样简单、那样随心所欲、那样天马行空、那样无羁无绊。

　　这样一个再明白不过的事实提醒我们，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状况，其实就是各种主体之间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甚至是相互博弈的产物，它受制于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规模大小、人口多少、经济状况、信仰方式等诸多因素。因此，严格说来，一国民主政治的具体形态只能在各种主体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地达致。在民主政治建设上，试图东施效颦式地模仿某个国家，很少有成功的；对于像中国这样体量庞大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在一些立言者的笔下，只要建立了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或违宪审查制度，就可以实现理想中的权力制衡，就可以消除权力腐败，就可以建立清廉政治；只要建立了县长、省长以及国家元首的直选，就可以实现理想中的民主政治，等等。这种“只要如何，就能怎样”之论，看上去逻辑性很强，因果关系也很清晰，其实是把复杂的问题进行了过于简单化的处理。政治体制的任何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那种一蹴而就的思维模式，那种以憧憬代替行动的思维模式，虽然很明快，也很痛快，但很可能是不得要领的。

　　二、“中国梦”高于“宪政梦”

　　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应当看到民主、自由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含义。在民主的旗帜下，有代议民主，也有协商民主，有直接民主，也有间接民主，还有其他类型的民主；在自由的旗帜下，有积极自由，也有消极自由，还有其他类型的自由。民主、自由的这些不同提醒我们，要以差异、共存的思维看待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费孝通先生说得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梦想，不同国家的梦想应当“美美与共”。在当前的语境下，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说，“中国梦”与“美国梦”就应当“各美其美”。那种以“美国梦”来代表“宪政梦”，再以“宪政梦”来代表“中国梦”的思维模式，既是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也是一种“懒汉思维”。试看这种思维模式背后的逻辑：因为美国有总统与州长的大选，所以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选；因为“美国梦”代表了“宪政梦”，所以“宪政梦”就可以代表“中国梦”……诸如此类的逻辑，实在是过于简单化了。

　　那么，“中国梦”到底是指什么呢？从文明发展的角度回答是：“中国梦”是对中华文明的现实坚守和未来进行的想象与憧憬，或者说，是对中华文明未来形态的描绘。“中国梦”的内容，就是中华文明的方向。“中国梦”之所以是“梦”，就在于它还没有最后完成，还没有最后实现，还有待于中华民族去追求。这样的“中国梦”，显然不是“宪政”一词可以概括的，不是“宪政梦”可以指代的。

　　在这个问题上，福山的“文明终结论”提供了不同的、同时也是颇具诱惑力的解说：美国式的文明形态已经展示了其他文明的未来或最后归宿，中华文明的未来当然也不例外。福山的这种言论，实为当代中国的一些立言者以“宪政梦”指称“中国梦”的依据。然而，正如前文所言，政治是多元化的，文明是多元化的，多元文明之间的共存、竞争甚至冲突必将长期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梦”或中华文明的未来图景绝不是福山的“文明终结论”所能够解释的。这既是“中国梦”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的问题。

　　三、对“中国梦”的信心从何而来？

　　理解“中国梦”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要形成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中国梦”就无从谈起。所谓文化自信，就是要树立起对于中国文化及其未来的信心。文化自信的依据在哪里？对“中国梦”的信心从何而来？本文认为，中国文化的“大历史”可以为“中国梦”的信心提供依据。

　　在中国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两次“西方文化”的冲击。第一次是印度佛教文化。佛教大致是在公元二世纪传到中国来的。从两汉到魏晋再到隋唐，四五百年之间，佛教文化全面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信仰世界。无论是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民间社会，佛教文化都拥有广泛而真诚的信奉者：每个地方都有寺庙，佛教大师备受尊崇。但是，即便如此，佛教文化是否从根本上征服了中国？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佛教文化虽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本土文化，但中国文化并没有因此而变成佛教文化。相反，佛教文化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使中国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因此，准确的说法是：不是佛教文化征服、取代了中国文化，而是中国文化转化、吸纳了佛教文化。

　　19世纪之后，中国文化第二次遭遇了外来文化，就是欧美基督教文化。在甲午战争前后，这次外来文化的冲击给中国人带来了“乾坤颠倒”般的震撼，中国人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信心开始动摇。从那以后，文化上的不自信，成为中国难以摆脱的一道阴影。但是，欧美基督教文化同样不会征服中国文化，它同样会为中国文化所转化、所吸收，并成为中国文化在当代和未来自我更新、自我生长的添加剂或营养品。

　　在近期内，欧美文化看上去很有魅力，似乎代表了人类文明的“终结”或“终极形态”。但是，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从根本上看，中国文化虽然会吸收欧美文化，但中国文化不会变成欧美文化的复制品。中国文化在吸纳了欧美文化之后，只会变得更丰富、更具包容性，同时也更有生命力。这就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根据，也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前提条件。

　　四、如何认识“中国梦”？

　　我们以“中国梦”指代中华文明的未来，那么，这个未来的图景又是什么呢？本文认为，对“中国梦”的认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从“中国梦”的文化渊源来看，面向未来的“中国梦”是不同历史时期多种渊源汇聚、融合的结果。这就像一条大河，总是汇聚、接纳了多条支流才成为大河一样。“中国梦”也是这样。“中国梦”最早的源头，书写在像《山海经》这样的典籍中。《山海经》中的夸父、刑天、精卫、女娲，承载了最早的“中国梦”。后来的周公、孔子、董仲舒，都表达了不同时期的“中国梦”。佛教传入中国后，慧能表达了当时“中国梦”中最精微的部分。再往后，朱子、王阳明又在中国文化吸收了印度文化的大背景下，实现了对“中国梦”的重新表达。晚清以后，随着中国迈入“万国”时代，欧美文化全面传入中国。在这样的时代，“中国梦”作为中国未来的理想图景，必然会打上欧美文化的痕迹。尽管如此，“中国梦”依然是“中国梦”。

　　其次，从“中国梦”的不同层次来看，“中国梦”是由若干层次叠加起来的。这仿佛我们熟悉的法律体系，其中既有位阶最高的宪法，也有仅次于宪法的法律，法律之下还有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以及位阶更低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国梦”也可以从不同的层次来认识：其中最高的层次是精神文化，这是“中国梦”中最隐秘的内核。接下来是“中国梦”中的制度文化。譬如，十八报告中归纳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最后是“中国梦”中的技术层次或技术文化，譬如，作为民主实践方式的协商民主，作为纠纷解决方式的调解等，都属于这个层次。

　　再次，从“中国梦”横向涉及的众多领域来看，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伦理、道德、法律、宗教等不同的方面来认识和描述“中国梦”。大致说来，在政治、伦理、道德、宗教、文化等领域，“中国梦”将会更多地延续中国固有的因素。但在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中国梦”将会更多地吸纳外来的因素。在法律领域，情况则较为复杂：政治、家庭方面的法，可能会更多地延续中国固有的传统（包括新近形成的现代传统）；经济、科技方面的法，则可能会更多地吸纳外来因素。因此，从横向展开的各个领域来看，“中国梦”的内容将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色彩。

　　当然，“中国梦”作为对中国未来的探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大问题，绝不是这篇小文章能够解决的。以上简略的分析，只是一孔之见，希望引起有识之士更多、更深、更有见地的思索。来源: 综合▲◆★●■☆


《亚洲周刊》：斯诺登与王立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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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6-15：滞港的斯诺登会如何对抗美国引渡？沈旭晖探讨王立军模式的可能性及联想空间；许桢则认为香港不宜高度介入，不要通缉，否则是愚蠢的行为。

　　美国“叛谍”斯诺登藏身香港，揭露美国政府监控国民通讯内容，迅速成为引爆全球的大新闻，斯诺登六月十二日晚上接受英文《南华早报》访问时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躲避司法；我在这里是为了揭露罪恶。”作为美国可能的头号政治犯，他的下一步去向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但斯诺登表示，“我打算让香港法院和香港人民来决定我的命运。我没有理由对你们的制度产生怀疑。”

　　但如果斯诺登滞留香港，何种计划才会是他最好的选择。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沈旭晖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提出几种可能性，而其中的一种假设——斯诺登会否采用王立军模式？

　　二零一二年，王立军进入美国驻重庆总领事馆，并滞留约一天，曾考虑提出政治避难申请。但后与中方官员见面，最终自己选择离开总领事馆，并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高级官员带往北京并开始接受调查，当局认定为叛逃事件，最终走上审判席。事件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回响。

　　沈认为，假设斯诺登秘密把所有数据送到中国驻港机构，即王立军模式，他把讯息一部分向中国或者俄罗斯提供，让其机密全面曝光，令世界见证美国的不公义，希望得到世界支持。然后回美国自首，若回国被重判，也有望得到宽大处理。

　　不过沈表示，这一切的可能性都建立于假如斯诺登希望中国判断其资料足以到达中国国防外交的层次（可以凌驾港美引渡协议），斯诺登需要向中国证明机密的价值。对中国而言，会得到反击美国批评中俄使用黑客的理据，假如他真的有极重要机密被中国掌握，足以在关键时刻和美国讨价还价。对俄国来说，也是如此。

　　获耶鲁大学文学硕士、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的沈旭晖认为，政治庇护只能个案具体分析，美国以往则经常考虑所属国人权状况，例如以担心中国异见人士在中国被酷刑为由而提供庇护。假如中俄相信早前报道，其它泄密的美国人在国内受到酷刑逼供，足以成为提供庇护的原因。

　　对于香港是否是久留之地，香港智明研究所总监、亚洲周刊专栏作家许桢表示，因为香港不是一个一般的城市，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而且中国跟美国的关系非常的敏感，有竞争也有合作，所以如果香港政府把这个事情太过当一回事，或是太高度的介入的话，那反而是很愚蠢的行为。“所以，很简单，不需要通缉，也不需要特别积极、特别消极地去应付美国的司法部门，用他是否在香港合法的居留的这种方法就很容易。”

　　如果斯诺登滞留香港，那么反过来就是对港府政治智慧的考虑。沈旭辉分析说，假设港府根据港美引渡协议而不认为他是政治犯，北京亦不将之演绎为涉及国防外交，将之送返美国。好处是按章处理，减少政治演绎，美国亦暗中欠北京人情，但港府会被国际左翼批评为出卖正义，因斯诺登的披露可被演绎为涉及国际人权。

　　但如果港府根据港美引渡协议，定义他是政治犯，而其它国家拒绝接受，他滞留香港。沈认为，好处是港府掌握主动权，得到国际一些掌声，但会被美国质疑偏颇，北京会被质疑幕后主使，而且日后可能令香港成为类似案例的目标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港府根据协议，定义他是政治犯而不予理会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他离港后不知所踪，也许是获中国协助出走，也许是被美国暗中取回，一如二零零八年香港拒绝美国要求引渡一名伊朗人，他被美国指为军火商，此人至今行踪不明。

　　持美国护照的斯诺登，可以在港合法逗留九十天。对于斯诺登是否有投奔他国领事馆的可能，许桢表示，哪怕是大使馆，都不可以给任何人外交豁免权。只是斯诺登的所在国或其司法机关不一定要进去执法而已，但这也非长久之计。

　　至于斯诺登是否会申请难民身份，许认为，单纯是因为中国政府或香港政府的一些举动，然后通过联合国难民公署给他一个难民的资格，而不顾美国政府和司法机关的立场，他觉得这个也不可能。

　　而沈旭晖所提到的王立军模式，肯定会为任何一方都带来很多的联想空间，也为中美关系和京港关系，投下微妙的变量。来源: 亚洲周刊▲◆★●■☆


期待三中全会会深度涉及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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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6-15：突如其来的宪政之争，既不是新一届中央全面左转的信号，也不是左派在毛泽东冥诞120周年之际重夺话语权的标志，而是高层继“南周-炎黄春秋事件”之后对自由派妄解中国梦的继续阻击，以便在秋季开会之前进一步统一思想：中国梦，只能我解，你不能解；只能我替你做，你不能自己做。拥宪派期待三中全会会深度涉及政治改革，是不现实的。

　　宪政之争的实质

　　之所以下中央不会全面左转的结论，是因为其身份并未改变，仍然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不管左右两派怎样解读圣意，怎样卖力地把总书记或总书记的父亲往自己这边拉，都是一厢情愿。利益集团就是利益集团，它的最高准则是利益，既不是党章上所宣扬的左派赖以为命的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宪法上所载明的右派勉强可作依靠的民主自由法条。经济上开放，政治上封闭，只能强国不能富民，只能专政不能宪政，这就是正路，其它都是邪路或老路。利益集团明白：左转，庞大的家族利益可能被清算；右转，不受限制的权力则可能会丧失。

　　普世派（“邪路”派）的最佳选择是不参与，让利益集团（“正路”派）和左派（老路派）自己鼓噪，他们能从理论上将82宪法都否定了才好。其实，对于反宪政这股逆流，即便是拥宪派不上阵反驳，当局也会叫停——利益集团才真正害怕无法无天。如同中美不能为敌不可开战这样一个大话题，不用普世派提醒，当局自己都会竭力维护——美国才是利益集团最放心的避风港。这一点，连王立军都不会犯糊涂。

　　左右两派的知识精英，都喜欢到利益集团刻意布置的话题中去扮演角色，陷入意识形态之争的泥淖之中。每当高层提及不否毛时，左派便以为圣意要左转，迅速跟进，鼓噪一通，幻想再举毛的旗帜。其实，利益集团根本就不敢重返毛时代，只是想利用左派阶段性地压制一下自由派而已。每当高层做出一点改革姿态时，自由派就会鹊起，不惜用溢美之词把他们往改革神坛上推举。其实，利益集团不过是想把他们重新拉回到对政改的期待与幻想之中而已。

　　借右抑左，纵左打右，是利益集团在左右两派之间走钢丝的基本策略，迄今是成功的、有效的。未来仍将采取这一策略，在趋势性变革到来之前这一策略仍将有效。这不仅是由利益集团绝对掌控国家资源所决定的，也是由左右两派的弱点所决定的——左派的主张脱离当代中国的实际，不知变通，固执地视右派为敌人；右派则从未摆脱对利益集团的幻想，同时又难以消除对左派的鄙视。“走钢丝策略”自胡时代实行以来，已逾十年，除了实现了当局所追求的维稳目标以外，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结果。其一，利益集团恶性膨胀，吞噬了整个国家。他们不仅认为自己“盗者有道”，甚至还认为“不盗者无道”，公然要求为全民建立道德档案，在平民脸上刺字。其二，中产阶层惨遭剥夺，构建公民社会更加艰难。其三，政改无法启动，共识几近破裂，中右人士集体左转，动荡因子骤然增加。

　　深刻认识利益集团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政局将始终由利益集团所掌控，左右两派对此都将束手无策。而在同样长的一段时期内，左右两派的交集仍然很少，仍然走不到一块，仍将被利益集团分而治之。2009年12月20日，温铁军在一次讲座上说：“中央对付金融危机的办法是印票子，通过通货膨胀来转嫁危机；中国接下来的趋势会是东亚财阀模式。”听众之一的黄文治先生事后撰文分析道：“中共未来走向只能是东亚财阀模式，中国的几代人，尤其是大学生和中产阶层只能当默默无闻的牺牲者，成为转嫁危机的对象。中国要想构建真正的公民社会很难。”近四年来的社会发展现实表明，温的预言和黄的分析是切合的。中国的财阀集团已基本成型，显性的是依附于官家的民营集团，隐性的也是主要的是那些由红后们掌控的所谓国有集团。

　　东亚财阀模式最成功的首推日本，其次是韩国、台湾。犀利公对健康的财阀模式并不排斥。日本的六大财团（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韩国的五大财阀（三星、现代、SK、LG、乐天），都对战后各自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极大贡献。然而，中国大陆的情形却不一样，存在诸多问题：（1）几百家红色权贵的财富是在公有制幌子下窃取的。（2）日韩台财阀在成长的同时帮助实现了民富，而中国财阀的崛起是以剥夺民众为代价的，积有民怨。（3）日韩台在财阀模式的构建过程中，注重公民社会的同步成长，以很小的代价结束了威权统治，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民主法治社会。而中国的执政者却以迅速崛起的财阀势力为依托，不断强化威权体制，进一步加剧了官民对立和社会分裂。大陆财阀集团的不健康成长模式，也淫及香港。1997年以前，十大财阀治港，很和谐，而97之后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港阀也学会了官商一家，特首也学会了特权腐败。港民称之为“人民大会堂现象”。

　　对这个主宰中国命运的利益集团的特殊性，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利益集团的主体——各级官僚（新老红后），有三个特性：（1）信仰上，只信利益，不信马列毛邓三科，也不信普世价值。（2）基因上，传承自红一代，崇拜实权，忽视人权，转型成佛的可能性较小。普世派常常拿蒋经国、朴槿惠、昂山素季为例，以此来证明强人的后代也可能皈依普世价值。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前苏联、东欧，还是朝鲜、中国，红色强人的后代，幡然醒悟者很少。有些红后甚至在西方接受过较长时期的留学培训，回国之后照旧走父辈祖辈的老路，极权的诱惑力之大可见一斑。（3）人格上，分裂型，一边在西方法治国家将自己的子女和财产安排好后路，一边向国民宣传西方是罪恶的；一边宣扬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利益，一边拒绝财产公示。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很反常的现象，一些红后，为了维持红色身份以便于捞取特殊利益，不仅否认毛时代造成上百万知识精英被杀和数千万无辜平民的非正常死亡，甚至还否定毛对自己亲身父母的极度侮辱和残酷迫害，转而站到为毛开脱乃至讴歌的阵营之中，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反将帽子扣到历史觉醒者的头上。凡此种种，反映出他们在信仰上、基因上以及人格上存在的重大缺陷。依靠这样的群体来引领中国走上真正的宪政之路，自然是不切实际的。

　　利益集团的最高代表——执政党，也有很多特性，集中表现在对待政改这一重大问题上，就是“5+2”条件对它所形成的严重制约。前五个条件是荣剑先生提出的，简述为：（1）改，有可能动摇国本；（2）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3）改，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4）改，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5）改，考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后两个条件是笔者提出的：（6）政治的惰性——现体制只要还能维持就不要轻易改变；（7）历史的惯性——再不堪的体制在中国都有可能存续较长的岁月（由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所决定）。

　　通过对利益集团的主体及其最高代表的分析，对于主动政改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得出否定性结论。排除了政改，中国的转型还剩下革命和外战两途。吴思先生近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国不会爆发革命》、《政改的预测框架》），通过对五级社会危机和八个社会群体的分析，得出未来十年中国不会爆发革命的结论。笔者以为是客观的。从日韩台经济起飞的经验来看，在过了快速成长期之后，只要还有3%的实际增长率，即可保障供给、稳定社会、抑制革命。对中国而言，还需加上2%的腐败成本即利益集团准备金，再加上2%的统计水分，则GDP增长率达到5%（干）或7%（湿）即可。未来十年，习李应该做得到。当然，还有一种革命，即执政党的内斗，如同左派所定义的薄事件那样，未来十年也不能排除。执政如同股市坐庄，庄家做局，怕的不是散户捣乱，而是其他庄家拆台。想把党内各个庄家拢到一起，并不容易。基于立威的需要，习从毛那里寻找一些手段资源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不代表向左转。下连当兵、司令对调、洗澡治病，其实都是毛的发明。

　　中国特色专制体制的终结，不大可能缘于革命，更不可能依靠经国式自觉；有可能因于利益集团的内讧，也有可能肇启于一场把控不了的外战。外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是我在多篇文章中分析过的，此处不赘。若如此，则未来中国所走的道路将类似于晚清，而命运结局更类似于北宋。

　　晚清之路径，北宋之命运

　　本文标题有两层含义，或者说是两个判断，一是说未来中国政治的腐朽程度可能比晚清还不堪，二是说中国未来命运之结局可能比晚清还不如。

　　第一个判断的依据是：晚清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但多少还存在一些抗衡因素，如地方大员拥有财权甚至是兵权，民间社会拥有经济、出版、结社、言论、迁徙等自由，延续千年的乡绅治理模式还基本健全。而今日之中国，权力的毛细血管已经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巷，除官家之外不存在任何一种社会自发治理力量，严密的官方组织结构和强大的舆论控制体系，足以打造深不见底的贪腐与黑暗。

　　第二个判断的依据是：入侵大清的列强十几个，但真正想肢解中国的只有日俄，而今天怀抱此心的至少还要加上印越菲三个。在美国等列强的干预下，晚清的主要版图得以保全。而未来外战之时，还会有别国这样坚持吗？

　　晚清走过的路径大致是：洋务运动34年（1861-1894年），维新变法4年（1895-1898），清末新政5年(1901-1905），预备立宪5年(1906-1911）。从经济改革的第一年即1861年起算，到辛亥革命兴起预备立宪终止的1911年为止，晚清挺了整整50年。期间，政治改革经历了“改革-停滞-倒退-再启动”的曲折反复，最终夭折。原因就在于，在慈禧的侥幸拖延以及利益集团的顽固阻扰下，政改错过了几次最佳时机。到1906年慈禧决心想改时，她不仅没有了时间，也失去了共识基础。

　　把持晚清政坛的利益集团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以满人为主的王公贵胄，以汉人为主的地方大员。太后皇帝是他们的招牌，改良立宪是他们的口号，其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攫取利益。拥戴太后是为了专权，鼓吹洋务是为了谋利。外强入侵时，大家都忙于自保，平日里所言朝廷的利益、国家的安危，统统弃之不顾。在虚假的对党（朝廷）负责对黎民负责的口号声中，为了自身的利益，人民与国家便成为利益集团随时可以出卖的对象。

　　晚清利益集团的最后代表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他们先期游走于太后党与维新派之间，后期又游走于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口头上喊的是忠于朝廷，私下里还偶尔向维新派和革命派赠送一些银两，而骨子里却是谋划攫取最大的利益。从他们聪明的表演，以及最终完成了替清廷收尸并攫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大结局中，我们可以看清利益集团究竟是一群怎样的货色。

　　北宋的结局可以用惨痛来形容，也可以用想不到来描述。说惨痛，是因为两任皇帝，诸多后妃、皇子、公主被掳去金国，受尽凌辱，惨死无数，靠精细农业和发达的手工业所积累起来的百年财富被洗劫一空。说想不到，是因为宋朝国富兵多。据测算，徽宗时期的宋朝GDP占到全球60%，常备军在百万以上。然而，自太祖成功上位之后，建设军队的宗旨就不是抵御外敌，而是忠于朝廷，对内维稳，并形成祖训。为了防止他人效法黄袍加身，宋官家主要选用外行当将军，任命宦官做统帅。立国第167年（1127年），国土被肢解，残存的权贵渡江南逃，偏安一隅。

　　2010年中国的GDP约占全球的10%，乐观者认为到204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40%，而美国的GDP届时仅占全球的14%，欧盟只占5%。这一预测据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作出的，笔者无从考证。按照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理论以及他的只能重投资不能重消费的经济刺激方略，这一数字有可能达到。即便是达到徽宗时期60%的高度，这种由利益集团享有、与平民福祉关系不大的辉煌数字，能够为我们摆脱北宋式的厄运吗？我以为，对于模仿能力比较强的中国人来说，一定时期内的后发优势是存在的，但接下来便是“后发劣势”。杨小凯先生在20多年前就已经发出过这一警告：后发国家在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就会放弃制度改革的努力，一旦模仿空间消失，制度滞后的危险就会显现出来。今天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危局似乎正在验证杨小凯的预言。检验“宇宙真理”的时间或许不会太久。来源: 网讯▲◆★●■☆


交出数据或违法，法官让雅虎二选一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6218

      2013-6-15：在华盛顿一个秘密法庭，雅虎(Yahoo)的顶尖律师拿出了自己的依据。政府在监视某些外国用户时，在没有法庭授权的情况下寻求雅虎的帮助，雅虎对此予以拒绝，并表示这种宽泛的要求是违宪的。

　　法官不这么认为。现在雅虎有两个选择：要么交出数据，要么违反法律。

　　因此，从泄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简称NSA）文档来看，雅虎也成了NSA互联网秘密监视项目“棱镜”(Prism)的一部分。

　　和它几乎所有的其他行动一样，这个依循《外国情报监视法案》（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简称FISA）行事的秘密法院和雅虎之间的分歧细节从未公开过，只有一张经过大量涂黑加密的法院判令，这是少数从该法院流出的公开文档之一。公司的名称一直到现在才揭晓。雅虎的涉案情况得到两名对该诉讼有了解的人士确认。该公司拒绝置评。

　　然而这个裁决给其他几十家公司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也都保存着大量用户个人信息，并接到了这种国家安全要求——该裁决提醒它们，根本不必去验证这些要求的合法性。尽管细节模糊不清，此案还是让我们有机会一窥科技公司和情报、执法部门之间的拉拉扯扯，后者在想方设法利用前者服务器中的海量个人数据。

　　此外它还突显了硅谷的一个悖论：科技公司一方面急切地收集着用户数据，用以追踪它们的用户，来销售更精确定向的广告，另一方面很多公司的企业文化里又有着深入骨髓的自由主义气息，拒绝和政府分享数据。

　　“它们在消费者隐私问题上都声名狼藉，但一旦事关政府隐私，它们通常都倾向于将用户置于首位，”正在从事技术性监视研究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高级策略分析师克里斯托弗·索戈延(Christopher Soghoian)说。“科技公司有一种自由主义的、重民权的自由派精神。”

　　帮科技公司处理国家安全要求的律师说，他们很少需要出庭，但经常私下里和政府谈判推脱，虽然最终还是得服从。除了雅虎曾经就FISA要求的数据披露进行抗争，包括谷歌(Google)、Twitter以及一些较小的通讯供应商在内的其他公司和一些图书馆，也就国家安全公函(National Security Letter)的要件在法院上进行了争辩，这种公函是联邦调查局(FBI)用来秘密收集美国人信息的。去年政府签发了超过1850份FISA请求函和1.5万份国家安全公函。

　　FISA请求的内容可以宽泛到向一个公司索取某个国家的用户的网络活动信息。据华盛顿非营利性研究中心电子隐私信息中心(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的数据，2008年到2012年间，8591份申请中只有两份被法院拒绝。而后情报机关特工可以在无需法院核准的情况下在请求函中加入更多具体要求——比如某些人的姓名和更多需要追踪的互联网服务——在一年内什么时候加都可以。

　　国家安全公函仅限于一个服务的订购者的姓名、地址、服务时长以及产生的费用。

　　2008年的雅虎裁决显示，公司辩称这种命令侵犯了第四修正案赋予用户的权力，是无理的搜查和攫取。法院认为这一担忧“言过其实。”

　　“尽管呈请人描述了诸多骇人听闻的情形，但究竟会造成何种伤害，有何种异乎寻常的过失风险，或任何宽泛的滥用可能性，这些方面还缺乏证据支持，”法院说，另外还提到政府“保护国家安全的努力不应受到法院的阻挠。”

　　在国家安全公函遇到过的质疑中，最值得注意的一起来自旧金山一家未具名的电子通信服务提供商。2011年，这家公司收到FBI的一封公函，要求提供一名服务订购者的账号信息，用于一项“国际恐怖主义或秘密情报活动”调查。

　　公司为此上了法庭。三月，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苏珊·伊尔斯顿(Susuan Illston)裁定信息索取及相关的禁言要求违宪。本案还在上诉中，因此该公司的名称不可以公开。

　　谷歌今年在同一家联邦法院向19封国家安全公函发起过挑战，伊尔斯顿法官在五月裁决谷歌败诉。本案并未公开谷歌身份，公司涉案一事得到了一位对案情有了解的人士确认。

　　2011年，因一封涉及维基解密(WikiLeaks)成员的国家安全公函而签发的禁言令被Twitter成功推翻。来源: 纽约时报▲◆★●■☆


鲜为人知的美国五类大学"高考"录取分数标准
http://bbs.wenxuecity.com/baoxi/2072111.html

     2013-06-14：在美国, 要想进好的名校, 其实也像国内一样, 在学业上也是有其最低分数标准的. 以下就是美国东部的某知名公立高中, 根据其校的学生学业情况以及全美名校对其新生在SAT上的要求, 而为毕业生做的一个5类不同大学的学业成绩参考. 以帮助该校应届毕业生根据自己的在校成绩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 在这介绍部分供各位参考, 看看如果您的孩子也在这一高中就读, 能去那类大学就读?

1. 最难进的大学 (The Most Selective Colleges):

这一类的大学乐见(美国人不喜欢在这里用要求， 而用prefer)该校学生的课业平均成绩在95分以上，SAT I 的每一单项成绩在700分以上.  拿过AP以及其它具有挑战性的学术课程, 并有非常优秀的课外活动以及非常好的老师推荐信.

下面列出的此类大学，即使该校毕业生平均成绩在95分以上，SAT成绩在2100分以上也不能保证被该大学录取。这些大学包括 :

Amherst , Brown, California Inst. of Technology, Columbia, Columbia Engineering,Cornell(7 Colleges)**,Dartmouth, Deep Springs, Duke, Georgetown, Harvard,

MIT,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Northwestern, Princeton, Stanford, Swarthmore, U. C. Berkeley, Univ. of Pennsylvania, Williams, Yale, and All BA/MD programs.

**每一学院或专业有不同的学业要求。

2. 非常难进的大学(Very Selective Colleges) :

下面列出的大学乐见学生的本校课业平均成绩在92分以上，SAT I 的每一单项成绩在600分以上.  拿过具有挑战性的学术课程, 有优秀的课外活动以及很好的老师推荐信。这些大学包括 :

Barnard*, Boston College, Brandei U, Bowdoin, Carleton*, Claremont-McKenna,Colgate, College of Wm & Mary, Cooper Union*, Emory, Harvey Mudd, Haverford,Johns Hopkins*, NYU**Pomona*, Rice* Tufts* Univ. of Chicago*, Univ. of NorthCarolina, Univ. of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Vassar, Wake Forest,Wash. Univ. in St. Louis*, Wellesley*, Wesleyan*

*随不同的专业而有不同的学业要求。 **每一学院或专业有不同的学业要求。

3.很难进的大学 (Highly Selective Colleges)：
以下的大学乐见本校学生的课业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和有好的SAT成绩. 最好是也能有很棒的课外活动以及好的老师推荐信. 在某些情况下就是学生课业成绩在90分以上也会被该类大学拒绝； 有时即使学生课业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下的反而被录取.这些大学包括 :

Babson, Bates, Boston Univ.**, Bryn Mawr, Bucknell, Carnegie Mellon**, Case-WesternReserve, Colby, Connecticut, Davidson, George Washington, Hamilton, Kenyon,Lawrence, Lehigh, McGill(Canada), Oberlin, Occidental, Pepperdine U, Pitzer,
Queens College (Canada), Reed, R.P.I., Sarah Lawrence, Scripps, Skidmore,St. Andrew’s (Scotland), St. John's Univ. at Annapolis, St. Mary’s, St.Olaf, US Air Force Academy, US Coast Guard Academy, US Military Academy,US Naval Academy, Union(non BA/MD), Univ. of British, Columbia Univ. of Michigan, Univ. of Rochester, Univ. of Southern Calif. Vanderbilt, Washington& Lee University

**每一学院或专业有不同的学业要求

4.难进的大学 (Selective Colleges) :
被此类大学录取的学生其课业平均成绩都在87-90分之间； 并有比较好的标准考试成绩以及好的课外活动和老师的推荐信.  这些大学包括:

Bard, Clarkson, College of the Atlantic, 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 Collegeof New Jersey, Colorado, Denison Univ., Dickinson, Drew, Earlham, Eckerd,Fordham, Franklin & Marshall, Furman, ettysburg, Goucher, Grinnel, Hampshire,

 Illinois Inst. Of Tech., Indiana Univ., Ithaca, Kalamazoo, Lafayette, LoyolaUniv. in New Orleans, Lynchberg, Macalester, Manhattanville, Marist, MichiganState, Muhlenberg, Mt. Holyoke, New College of FL, Northeastern, Prescott,Siena, Smith, Spelman, Susquehanna, Syracuse**, Trinity, Tulane, Univ. ofDalaware, Univ. of Florida, Univ. of Iowa, Univ. of Illinois, Univ. of Maryland, Univ. of Miami, Univ. Mass., Univ. of Oregon, Univ. of Pittsburgh, Univ.of Richmond, Univ. of San Francisco, Univ. of Santa Clara, Univ. of Texas-Austin, Univ. of Toronto, Univ. of Washington, Villanova, Whitman, Worcester PolytechnicInstitute

5. 地方上的公或私立大学:

只要学生在该校的平均成绩在76分以上， 标准考试过关就可以申请本州的4年制公或私立大学
   
所以美国除了主要是从本地招收学生的公私立大学外，全国范围招生的大学都还是有其最低"高考"分数线的。其"高考"成绩包括起码3年的高中平均成绩， 以及全国统一标准考试: SAT或ACT的成绩。▲◆★●■☆


习近平新军委回击刘云山 52名现役将军被通报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6/15/2456429.html

     争鸣 2013-06-15：港媒近日披露，中共军队52名现役将军顶风而上违纪挂军牌，被点名通报；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范长龙亲自出面进一步做“更换军车牌”工作。中共军队实施豪车禁挂军牌前夕，刘云山宣传口下的光明网曾发表题为“豪车禁挂军牌是制度倒退”的评论员文章，公开叫板习近平的中央军委。有评论指，范长龙亲自出面，反映的是中共高层的博弈升级，中共分崩离析可见一斑。
 
　　52名现役将军被内部点名通报

　　香港《争鸣》最新一期引用中共军内消息称，从4月28日更换新军车牌至5月19日的3个星期中，已查处违规、违纪顶风而上挂新军车牌的豪华车辆528辆，涉及4大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22个省级军区；11个市警备区；20个省武警总队。

　　消息称，内部被点名通报的包括52名现役将军（其中9名中将在大军区任副司令员及省军区司令员，43名少将在省会城市任警备区司令员）和62名大校（正师级）。中共军委更宣布要进一步加强有关更换军车牌工作领导，并由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范长龙亲自出面抓。

　　《争鸣》文章评论说，更换军车牌容易，提升车牌防伪科技含量也不很难，但整顿涣散的军纪、军心却不易。

　　时政评论员文正表示，《争鸣》文章评论没说错，但中共军队内部军纪、军心涣散比更换军车牌更严重的事件多了去，那为什么少见报导范长龙亲自出面抓呢？实际上，这个事件反映的是中共高层的一场内斗。这次内斗的诡异之处在于：刘云山主管的中宣部早早就参战了。

　　刘云山公开叫板习近平新军委

　　2013年4月29日，中宣部属下的光明网发表了题为：“豪车禁挂军牌是制度倒退”的评论员文章。一开始，这标题就把豪车禁挂军牌就上纲上线到了“制度倒退”的高度。而且文章开头就说：“自5月1日起，全军和武警部队将统一使用新式军车号牌。此次更换的一切准备工作已于4月28日就绪。”

　　时政评论员文正表示，光明网文章这段话可解读出的信息有：

　　1、此评论员或者指使此评论员写此文的人级别很高，高到有权看到总后还未正式执行的军内文件。并可以对此文件的内容说三道四。

　　2、豪车禁挂军牌这种事情还未做之前，此评论员或者指使此评论员写此文的人就以一种居高临下，上纲上线、发号施令，太不正常。说白了，就是不把军委主席放在眼里，其人要来管军内的事。

　　3、此文的要害是“制度倒退”四字。此文说新制度是倒退，换句话说。旧制度比新制度好，再深究下去，那旧的总后领导要比新的总后领导强。这里面的潜台词多着呢？

　　4、新军牌启用首日，各地仍见超标豪华新牌军车招摇过市，公然挑战新中央军委的权威。现在敢顶风作案、目无禁令的军牌车主，不会是普通一兵，必定是有一定来头的。

　　文正表示，刘云山属下的光明网发表这篇的评论员文章显示的是，军内外反习近平的势力公开叫板新中央军委、叫板习近平。中共分崩离析到了何等地步，可见一斑。

　　“反腐”逼近江家帮

　　去年11月中共18大后，习近平的“清道夫”、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新官上任三个月即拿下三只省部级“老虎”——李春城、衣俊卿、刘铁男。这些为反腐祭旗的高官背后是更大的“老虎”：李春城案涉周永康，衣俊卿涉李长春，刘铁男涉江泽民。

　　同时，习近平的反腐在军中也逐渐逼近江家帮。江派军头徐才厚被曝出事；江泽民亲信谷俊山、刘志军被抓捕未宣判之际，中共军方曾放出狠话表示“打老虎，刀要开刃”，与此同时有报导称谷俊山与刘志军将被判处死刑。

　　文正表示，习近平新中央军委在军中反腐，摸了一些人的老虎屁股，遭到强烈反弹。尤其是总后勤部前副部长谷俊山案，牵涉到一大堆高级军官，据称已牵连到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这些人在军中“树大根深”，抱团扎堆，明里暗里对抗新中央军委。徐才厚与刘云山是铁杆江派死党，据传，徐才厚已被双规，但军中还残留有人。 ▲◆★●■☆


默多克离婚有惊人内幕？后悔娶了邓文迪
http://ent.sina.com.cn/s/u/2013-06-15/09543942911.shtml

      2013年06月15日：新浪娱乐讯 北京时间6月15日消息，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传媒大亨默多克与第三任妻子邓文迪离婚的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对于两人离婚的原因也有多种说法。近日，英国广播公司财经记者罗伯特曝默多克的决定背后有惊人内幕。这位传媒大亨曾对儿子透露“后悔娶了邓文迪”。

　　罗伯特-帕特森是英国广播公司一名财经记者，他在微博透露通过自己在新闻集团内部的一位和高层关系紧密的朋友透露，默多克提出离婚内幕惊人，但对于究竟是什么原因他没有透露。而近来有外媒转述业内人士描述，称对默多克提出离婚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两人早已“各自独立生活”，并且与挽救婚姻相比，默多克更关注他“媒体帝国以及进军娱乐产业前景”。该人士表示，近年来默多克要邓文迪把重心都放在照顾孩子上，而自己则把精力投入到管理新闻集团的业务中。

　　据外媒称，两人最早出现矛盾是在2006年，当时默多克曾对外宣称邓文迪的两个女儿不会和自己前妻生的三个子女一样，拥有对公司相同的股权及决策权。默多克的传记作者迈克尔-沃尔夫也透露，早在几年前默多克就对这段相差37岁的婚姻产生了怀疑，他曾在和自己的长子拉克兰交谈中透露“娶邓文迪是个错误。”到了今年初奥斯卡颁奖礼时两人的矛盾似乎公开化了，有媒体回忆称整个庆典现场，邓文迪给人的感觉都是“傲慢的”，对默多克“相当不耐烦”。

　　对于离婚后邓文迪能分到多少家产外界一直都在猜测中，有传两人曾有过婚前协议，邓文迪能拿到的补偿金约有10亿美元。据悉对于补偿问题默多克早有盘算，而且对陪伴自己14年的邓文迪也确实出手不薄，其传记的另一作者尼尔则透露，默多克已经拿到了自己刚刚过世的母亲名下的集团股份，这让他有足够的资金补偿给邓文迪。纤尘/文▲◆★●■☆


中国“前高官女儿”在法国遭仇外袭击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3/06/130615_france_chinese_crime.shtml

2013年6月15日：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区有一些中国投资者和留学生

法国媒体说，六名中国留学生周六（6月15日）在波尔多地区遭到当地三名男子的“仇外暴力袭击”，其中“包括一名前高官的女儿”。

攻击事件发生在位于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小镇侯斯坦。六名在此学习葡萄酒工艺学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在自己的住所里，遭到三名当地法国人袭击。

在警方那里早有前科的这三人当时已经喝醉。据警方在一份公告中表示，其中两名嫌疑人已被传讯并被拘押。

法国当地媒体网站描述，14日晚，警方以深夜喧闹为由，到有关法国人家进行干预。估计这三名男子认为是邻居中国人向警方告发了他们。

警察走后，这三名当地男子敲开中国留学生的门，“使用种族主义言论辱骂”并对他们实施暴力袭击。

“政治人物”

据法新社的消息说，一名20多岁的中国女生被打伤。她被投掷过来的一只香槟酒瓶碎片严重击伤脸部，现已送到波尔多医院救治。

法新社引述《西南地方日报》网站的消息说，这个女生“不巧是中国一位政治人物的女儿”。

接收这六名中国留学生的波尔多-吉伦特农业职业培训部门的主管乔治∙如塞朗德向法新社表示，“受伤中国女生的父亲曾经担任过中国一座大城市的市长，我不能证实有关的名字，但他已经退休。”

侯斯坦镇的镇长维亚勒斯布拉尼说，这些中国留学生表现镇静。如塞朗德则表示，他们很好地融入了当地小镇的生活。

这些中国留学生两个月前刚刚来到法国接受培训，计划学习一年。

中法经贸

这起攻击中国留学生事件恰好发生在波尔多世界红酒沙龙开幕式前一天。中国目前是法国红酒第三大市场，而且中国厂商目前正积极参与波尔多世界红酒沙龙。

法国内政部长瓦尔斯之后发布公报，严厉谴责袭击中国留学生事件，称这是一种“仇外行为”。他表示，肇事者应受到司法追究，他并表示慰问受袭中国留学生的家属。

近几个月来，在法国发生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偷窃和袭击事件，引起中国民众的议论。3月份，一个来自中国的23人旅游团抵达巴黎刚出机场就遭到抢劫和袭击。

法新社说，而中国投资者大肆收购波尔多的葡萄园并不总让当地人高兴。法国葡萄酒商对近期中国针对法国葡萄酒的反倾销调查也感到不快。（编译/责编：立行）▲◆★●■☆


中国一党执政没有西方体制性弊端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6146

   2013-6-13  作者 : 宋鲁郑   未来10年，将是中国梦想成真的最后一段征程：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并历史性跃居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未来10年并非坦途，日益成长的中国必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而化解之道，只有以进一步改革创造发展“最大的红利”。规划未来10年的改革路线图，首先需要认清中国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所形成的体制优势和中国目前面临的考验。

　　一、东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制度优势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以渐进的模式，成功从终身制、个人领导决策演变为任期制和集体领导决策。十八大是这个模式的延续，更以新的突破鲜明地回应了西方的质疑。

　　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使西方不得不承认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但同时，它们又从根本上对中国制度提出两个尖锐的质疑：中国模式无法解决权力的和平交接、中国模式无法避免政治强人和个人独裁的出现。

　　虽然2003年，中国已经成功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但从西方政治学思维来讲，这只是唯一的一次，是特例，不具备说服力。他们认为，衡量一个新生的民主国家是否成熟的标准是看其能否实现两次权力平稳更替，更何况中国这种“第三条道路”。而在党的十八大期间中国再度实现了制度性和平权力传承，无可辩驳地验证了中国制度模式的成功和成熟。

　　同时，前任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等高风亮节，带头“祼退”，完善了中国的权力交接制度。让西方“中国无法避免出现政治强人”的质疑遁形。

　　十八大之后，尽管直至2013年3月的全国人代会，习近平才接任国家主席，但他依然能够立即就位，展开全方位施政。在反腐败、注重民生、整顿党风、治军等方面雷厉风行。为此，中国台湾《工商时报》的社论称：“习近平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立即以惊人的力度推展新政，包括在政治上彻底与贪腐、官场逢迎的文化划清界限，在经济上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他上任才刚满1个月，各项改革措施就像连珠炮般不断出炉，而且政策的力度几近革命。”

　　习近平能在即位之初就推行一系列极有针对性的施政举措，原因在于：一是中国卓有成效的人才产生体系：即在能力基础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年龄限制、定期更替、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差额选举。以新一届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例，他们均经历过长达二十年左右的基层任职考验，并在5年前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从而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可以立即进行有针对性的施政，根本不需要西方新领导人至少长达半年的熟悉情况阶段。

　　二是中国不存在西方式的宪政空窗期。在西方假如换人或换党，新的领导者必须等上数月就职后才能展开施政。在美国，这一等待时间近两个月，在韩国则近三个月。而一些议会制国家，假如选举出现争执或者无一党派占据优势，则往往长期无法组成政府。如意大利，尽管国家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但本次选举两个月之后，才勉强组成一个脆弱的联合政府。而这些不同派别的政界人士此前还在互相指责、甚至互相谩骂。更令欧盟担心的是，丑闻不断的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是这个政府幕后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奥地利《信使报》认为：新总理恩里科·莱塔将成为政府的稻草人。因为谁也不相信贝卢斯科尼不会在联合政府中“垂帘听政”。文章最后感叹道：可悲的意大利！

　　这两个阶段可合称为国家权力交接时的空转期。在一个瞬息万变的全球化时代，这样长的空转期，代价显然过于高昂。

　　三是东西方虽然都是从全国选拔人才，但由于制度原因，西方却不能从全国的层面使用人才。西方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需统统大换血。这既造成人才短缺，又造成人才浪费，更造成政策的非连续性。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去世后，整个西方都在呼唤何时才能再有后来者。

　　而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则完全不存在西方这种体制性弊端。

　　本次人代会，中国进行了大部制改革。素有“铁老大”之称的庞大利益集团铁道部被成功纳入改革轨道并最终被取消。而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却在试图解决“控枪”问题上再走麦城。由此可看出，和西方相比，中国体制可以非常有效地保持政治独立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就了两大力量的崛起：资本和民众。今日中国已从三十多年前政治力量主导一切演变为民众、资本和政治权力的三方博弈。

　　在西方，这三种力量博弈的最后结果是产生了以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至此，政治权力成为弱势，民权和资本的权力事实上主导了西方各国，这种模式运行的结果不仅导致了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次贷危机，更令危机中坚持改革的政治人物被淘汰。

　　意大利前总理蒙蒂是“二战”后唯一不由民选产生的，却又被欧洲认为是“二战”以来最为出色的领导人。但他在执政期间实行的正确和必要的紧缩政策，引发了选民的强烈反对。结果他在今年的选举中惨败。他的政党在参议院315席中仅获得18席，众议院630席仅获得46席。类似的例子还有以理性著称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2000年就未雨绸缪实行今天危机中国家的改革政策，也被选民赶下台。至于浪漫的法国，上世纪90年代希拉克就想改革，结果引发全国大规模抗议，至此改革冻结。就是经济危机来临之后，在民众的压力下，改革也依然难以启动。这样的政治现实，导致政治人物退缩保守，不敢面对现实，致使问题越积越重，最终形成全面危机。

　　事实上，今天的西方，政治人物讨好选民已经达到荒诞不经的程度。现在巴黎市政府选举在即，为了笼络选民，竟然宣布近期随地扔垃圾将不再罚款。此前规定每个烟头要罚35欧元。法律在民众面前竟然变成了儿戏。

　　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强势并处于独立状态的。为了避免政治自身不受控制，发展出了“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天命”理论。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上，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时还发展出一套政治权力的自我制衡机制。

　　直至今天，中国政治独立性的状态和传统依然如故。今日中国，虽然三种权力博弈日益激烈，但至少在全国一级，政治权力仍然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执行。

　　至少从现实角度看，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导的制度，一个以追求福利为核心的民众主导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远远低于相对中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的制度。今年4月30日在法国播放并早早就引发法国关注、让·米歇尔·卡雷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新帝国》，由此提出这样的结论：“在西方，是金融家们掌控政权，在中国不同，中国是由国家控制大公司和银行系统以及能源。”

　　整体而言，从实证的角度看，西方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即使偶尔出现负责任有魄力、敢于正视现实和注重长远的领导人，也往往被选民选下台。所以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二、未来10年中国面临的挑战

　　冷战后，中国被视为硕果仅存的独立自主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差异，使得西方从未放弃过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企图。尤其是2008年西方发生全面经济危机，中国由于应对及时、有效，率先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影响，恢复增长，这和西方深陷危机形成鲜明对比。双方意识形态的差异，更添加国家战略利益上的冲突。

　　本来，中国模式的成功，自然就对西方模式构成挑战，冲击了其在全球的合法性、垄断性。毕竟政治就怕有可替代性。不过，在西方发生经济危机之前，这种冲击对西方还不是根本性的。但这场经济危机的到来和中国的成功表现，则令西方面临一场政治合法性危机。假如西方无法否定中国，证明自己模式的唯一性，那么在民众的抗议和不认同之下，就将面临着要么度过危机的难度大幅提升，要么在危机中终结的艰难选择。

　　如果说过去西方试图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不过是想把中国纳入它们的控制体系，便于制约甚至掠夺中国，而现在则成了自保。从这个角度讲，其对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烈度远胜于过往。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10年对东西方来说都是决定各自命运的10年。中国的目标是完成现代化，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从而确定中国模式海内外无法否定的合法性。西方的命运则取决于能否走出危机，重新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和在全球的垄断性。因此，未来10年，西方对中国制度上的竞争和压力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未来10年中国面临的内部挑战主要有：

　　一是经济增长遇到更多新的制约因素。这主要有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人口红利减少；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中国面临未富先老状态；西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持续，中国对外出口空间有限。假如中国无法克服上述困难，经济增长放缓，不仅会导致就业问题突出、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放慢，转型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更可能激化。

　　二是伴随经济增长出现的贫富差距、腐败严重、司法不公、环境污染、食品卫生安全、高房价等，挑战着制度的合法性。而这些问题的存在，更常常导致群体性事件爆发。

　　三是信息化时代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对信息管理体系的考验日益严峻。在发生群体性事件或者如动车事故等特殊事件时，不仅令事件可以在第一时间扩散，迅速扩大其影响，还对现有的应对机制形成挑战。另外，日本发生大地震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仅仅通过手机、网络等传播手段，就在短短一天之内制造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抢盐风潮，其能量和效果十分惊人。

　　四是伴随中产阶级的迅速扩大和公民社会的日益成形，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政治诉求、利益诉求。这对中国现行的政治、社会管理模式形成挑战。

　　五是虽然中国模式的实践总体十分成功，但却缺乏相应的理论总结和创新。这既无法有效回应西方价值观的挑战和影响，也难以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说明。理论发展的滞后，其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一定程度导致了不少媒体从业者不认同中国的制度模式，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不仅在日常报道中时常发出不同声音，更会在特定条件下制造事端。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异军突起，一方面使公共话语权得到最大程度释放；另一方面却使无序表达泛滥，“网络推手”、“网络水军”、“网络暴力”等制造的网络舆情波诡云谲，舆论引导和社会管理难度陡然提升。其次，许多体制内相当级别、一定数量的干部以及学者，也存在信仰缺失或者认同西方价值观的现象。这也是理论创新缺乏带来的后果。

　　三、未来改革路线图

　　从现实的问题和挑战出发，中国需要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是一个系统工程。

　　政治制度上，今天的中国类似于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政治制度主要框架已形成，再无需结构性的变革，只需与时俱进的微调和演变。

　　中国的政治体制应从逐步增加决策的透明度、逐步扩大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着手，其核心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同时要进一步扩大执政基础，进一步增加执政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不仅可以增加体制的向心力、合法性，也是有效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

　　党内民主的制度化。今日中国，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从实践来看，这种模式的有效性毋庸置疑。未来这种模式要和党内民主进一步结合起来。比如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大建立的党代表提案制，就是党内民主的一大突破。党内民主最终发展方向是建构一套人人遵守、认同的明晰规则，并在这一前提下，使权力的产生和转移更加有序、透明、公平、公开。

　　司法改革。司法号称公平和正义的最后底线，是正义的源头。从减少地方行政权干预出发，不妨试点银行、税务自上而下的纵向管理体制，令司法独立于地方政府。目前，据人民网转引香港信报的报道，中央正决定于今年将上海、天津、重庆、深圳四城市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司法独立的特区。主要将纪委和司法的权力，从地方党委和政府中独立出来，变成单线条的中央垂直管理系统。中央管党纪，两高管司法。

　　政治理论创新和突破。理论要与时俱进，既要跳出西方政治学说的话语体系，又能够改变过去自身僵化和刻板的说教式模式。归根结底是要能够对现实进行有说服力的解读。在理论表达上，也要改变过去长期存在的高高在上的“官媒”架子、官腔官调的“八股”文风、刻板说教的“灌输”模式。近几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解读中国》书系就是较为成功的积极尝试。

　　经济层面上，为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提升产业结构，实现稳定、平衡、可持续的增长，需要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一是全面建立符合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做到既能承受，又要避免西方模式造成的低效率、浪费特别是社会的活力和动力降低的弊端。消除民众后顾之忧，推动消费。

　　二是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并通过改革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比如提高最低工资，加大对教育、医疗和公共服务的支出、征收遗产税、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等。

　　三是在城市化已经超过50%的情况下，未来10年，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也将提上日程，实现人人平权。

　　四是财税制度的进一步改革。1994年前后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了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形成了持续规范的财政增收机制，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推动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但改革进行到今天，一些问题也浮出水面。比如地方财政对土地、房地产的依赖越来越大，投资上项目的冲动高昂，不仅推高房价，引发社会问题，更存在相当的金融和经济风险。1994年的改革对公共产品的投入考虑不足，而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称，不仅导致地方财政困难和债务上升，影响社会事业的发展，还成为地方乱收费的根源之一。

　　最后，从全球角度看，未来10年乃至30年能够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外部冲击的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界，主体则是一批金融机构。出于未雨绸缪的需要，中国应该借助西方金融危机的机会进行布局。这种方式既非为了抄底，也非为了短期效益，而是通过获得知情权、影响力甚至控制权，确保未来10年甚至30年、50年的经济稳定和安全。此次金融危机向全世界展示了华尔街对白宫的影响力，假如中国能够对这些金融机构产生影响，其政治效应不可估量。

　　未来10年，凭借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各项改革措施得当，再加上城市化的强大拉动，投资、消费、出口的潜能以及后起国家的赶超效应仍然存在，中国必然会化解目前面临的来自国内外的巨大挑战。中国仍将继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并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不仅能为中国深化改革提供更充分的物质保障，也会增强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以及对抗外在压力的能力，中国将从“经济发展导致政治稳定”的阶段过渡到“政治稳定未必一定依赖经济发展的阶段”。

　　未来的中国，正如2009年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教授向温家宝总理提问时所表达的：“过去，我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中国的发展打了很多问号，但每次这些问号都被你们用漂亮的成绩回答了；这一次，尽管我也有问号，但我不怀疑中国会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来源: 网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