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官方承认汶川地震时军方拒绝温家宝要求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5945

   2013-6-8  作者 : 金睛  日前，中国大陆媒体的一篇回忆文章间接承认了2008年汶川地震时中共军方拒绝温家宝要求的经历。

　　陆媒披露汶川地震军方拒绝温家宝要求

　　据中国大陆《老人报》报导，佚名者在题为《汶川地震温家宝：“把我空投进去”》的文章中披露，进入汶川的道路尚未完全打通，5月14日清早的中共国务院救灾会议上，温家宝向军方官员要求：“把我空投进去！”温家宝说：“我在西藏也坐过直升机。”他坚持要去，这些官员不敢做主。

　　情况迅速报给了军委副主席郭伯雄，郭伯雄以有的直升机性能不是很可靠、天气不适宜飞行等为由拒绝。最终，温家宝被“劝阻”，未能如愿。

　　时政评论人士林锋认为，以前对于汶川地震中，温家宝与军队的不愉快都只是传闻、或外媒的报导，现在披露出来的温家宝要求冒险“把自己空投进去”的背后有很多的不为人知的内容，当时温家宝与军方的矛盾现在是被官方间接证实了。

　　林锋表示，郭伯雄居然自称直升机不可靠、天气不适宜飞行，这是什么鬼话？中共军方不是吹嘘直升机是全天候作战吗？目前这篇文章是要为军方开脱，但也改变不了温家宝指挥不动军队的事实。

　　维基解密：温家宝惹恼了军方高层

　　维基解密2011年8月30日公布的一份美国驻北京大使馆2009年7月17日发往美国华府的电报披露，温家宝因批评军队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中救灾不力而惹恼了军方高层。

　　这份电报代号09BEIJING2040，保密等级：保密（Confidential)。

　　电文称，据卡特中心工作人员、中共空军副政委刘亚洲的兄弟刘亚伟表示，温家宝还受到了来自军队高层领导人的攻击。刘亚伟对使馆官员表示，2008年5月四川发生大地震后，温家宝在汶川指责军队人员对灾难响应的行动，对此，军中高层对温家宝很恼火。

　　刘亚洲称，温家宝对空降部队因天气原因延迟抵达偏远的灾难现场提出尖锐批评。据称，温家宝告诉军方，这种拖延“不可接受”，并说“解放军需要记住军队是为谁服务的-是中国人民”。温家宝的尖锐批评令军方高层尤其恼火。

　　指挥不动军方“大爷” 温家宝怒摔电话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温家宝赴灾区指挥救灾。在超过了72小时的黄金抢救时间后，悲情笼罩整个震区，伤亡人数大幅度攀升，伤痛、绝望、愤懑交织一起。此后各媒体都报导了温家宝在前线指挥受阻的消息。

　　据报导，地震发生42小时后，进入汶川县的救援官兵只有徒步急行军20多小时后疲惫不堪、赤手空拳的1000人，远远比不上36小时内从江苏、浙江等地赶来的一支民间救援工程队。在救援黄金72小时的最后期限到来时，数十万被压在废墟下奄奄一息的灾民们等来的只有不到1万人的空手救援兵。在明知灾情严重，需要从废墟中救出十万灾民时，中共不是按常识派出30万人救援，而只派出了13万兵力，其中绝大部份是72小时后去收尸的。

　　新华社记者一度在博客中透露了温家宝的两次发怒。5月13日当得知由于桥梁倒塌，彭州市十万民众被堵在山中生死一线时，救灾部队却以天气不佳、有泥石流等藉口，拒绝运送救灾物资。温家宝对着电话大喊：“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十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说完他把电话摔了。然而直到地震5天后，才有部队进到彭州去收尸。

　　尽管温家宝提出一定要在13日午夜前打通灾区道路，然而直到震后79小时，工程兵才第一次开通了从理县进入汶川的公路，绝大多数灾民已在废墟中痛苦地死去，而当时受灾的58个乡镇中还有34个没有任何救援人员进入……

　　面对一再延后的灾区空投伞兵救援行动，14日温家宝无可奈何的对伞兵指挥官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此前温家宝多次敦促空军派直升机进入汶川，而空军却以“有大雨”为由拒绝执行命令。

　　14日前派往灾区的直升飞机只有20多架，震后第4天直升飞机才增加到110架，而整个空军至少拥有数千架直升机。

　　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网的报导，在地震发生后的72小时黄金时间结束时，诺大的灾区，军方仅出动直升飞机20架，而进入震中汶川县的兵力不足1000人。

　　官方媒体此后发布的消息称，中国七大军区中除了沈阳军区之外，其余六大军区都有部队参与了此次抗震救灾。但是从出动的兵力情况来看，济南军区是各军区中最多的，而在家门口占据天时、地利的成都军区表现却更差，而且在震后初期行动更迟缓。

　　为什么成都军区不作为，民众分析，尽管当时胡锦涛任军委主席，但是成都军区、广州军区都是江系部队，只有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和沈阳军区才是胡的天下。

　　有民众悲愤地发帖表示：“温指挥不动成都军区的大爷……可怜的温，为你哭，也为四川灾区的百姓哭，更为得不到救助的死者哭。”

　　有媒体后来评论，四川大地震，温家宝与其说是国务院总理、抗震救灾总指挥，不如说他是个“光杆司令”。

　　温家宝在救灾期间曾表示，四川大地震是49年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其强度、烈度都超过了唐山大地震”。▲◆★●■☆



世界资源无力支持中国达到人均发达国家水平
http://bbs.wenxuecity.com/backhome/916888.html

来源: FreeTrader  2013-06-07  世界资源无力支持中国达到人均发达国家水平

以表面人均GDP和收入水平计算，人均发达国家有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加上一些零碎的资源型小国家比如北欧诸国挪威、丹麦、瑞典，以及其它资源型小国家比如新西兰、南非，还有特殊类（金融、避税等等）小国家和地区比如瑞士、卢森堡、新加坡、香港等等，总人口不超过8亿。其中，美国的人均收入不算最高，但人均生活质量最高，因为美国的物价最便宜，住房面积最大，人员可流动性最好，普通人的工作机会也最多。新加坡和香港则走到了另一极端，虽然貌似人均收入很高，但生活质量最不好，因为人口密度太高。

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实际人口密度都比中国高（中国人口集中在北京-成都两点所连直线的南边，90%以上人口集中在宜居的1/3国土上），其中，日本人口密度比其余四国高一倍。在这些国家，住房和私家车的成本比美国高出很多，但舒适度却低很多，因而，这些硬碰硬的发达国家与美国相比，在发达国家日常生活的这两个重要指标上，性价比低出很多，还不如资源型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私家车在过去十年逐渐普及到中国的大中城市。但以北京、上海为例，很多私家车平时几乎不动。交通拥堵只是一方面，车辆的平均油耗也证明车辆的年平均行驶里程非常有限。这说明，有车和用车所带来的生活质量根本就是两回事，与发达国家根本无法相比。然而，即使如此，中国的能源供应已经很紧缺，也无法持续，大城市的空气污染已经令人无法忍受。这其实还是说明了人均生活质量差，这有限的生活质量还是靠了人口聚集在大城市带来的规模成本相对低达到的，否则，比如，人均能源成本更高。原因在于，人口太多，人均资源少。

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即，中国和大印度）占有全世界一半的人口，是发达国家总人口的四倍以上。这注定发达国家要封锁并限制这两个主要亚洲地区的发展，因为，世界的总资源是有限的。

对于亚洲人（包括日本人），为个人和后代着想，最好的方式就是移民到发达国家。能力强的来美国，因为在美国各个方面都执世界牛耳；能力差的去资源型福利国家，比如北欧、澳大利亚、新西兰，再次是加拿大。

人文严重落后、科技严重落后、人均资源少、人口严重过剩，在现代通讯和交通迟滞基本为零的年代，落后国家想追上来几乎不可能。比如，鸦片战争时，烧煤的英国军舰从英国航行到中国至少要4个月，从印度到中国也需要1个月以上，还有煤的补给问题；而现在核动力航母、卫星通讯和real-time军事发展计划和军力评估，使得不会有任何误判或侥幸的可能性，都得老老实实按实力在谈判桌上遵守规则地说话、办事（德国闪电战奇袭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都不会在发生了；中国人擅长的虚虚实实[所谓的以弱胜强]也根本就没有任何现实可能性了）；军事和经济侦察容易，军事和商业情报获取和传递都相对非常容易，彼此之间没有真正的秘密，军事力量投放迅速，不需要实际打仗，Pre-emptive军事威慑就能解决问题。

几乎任何事情都是透明的，发达国家会精确控制这种差距，以并保持Consistent and progressive优势。▲◆★●■☆

中国在黄岩岛建军事设施 将挂五星旗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6/07/2441641.html

 环球网  2013-06-07 　　资料图：中国海洋考察队在黄岩岛进行测量。

　　菲律宾军方7日通过《商业镜报》和多家网站发出新的指责称，中国开始在去年完全控制的黄岩岛上修建“军事设施”，且会在数周内“飘起五星红旗”。对此，美国海军的反应是“更加频繁造访菲律宾”，一艘大型潜艇补给维护舰和一艘核潜艇分别于6月7日和8日驶抵苏比克湾。

　　菲律宾军方的一名官员6日宣称，根据菲政府掌握的多张卫星照片，中国已经开始在去年完全控制的黄岩岛上修建“军事设施”：“菲律宾国防部和军方其它机构均已经得到这些卫星照片，显示的全是中国正在我们的礁石上忙碌着。至少有3艘大型中国船只轮流到黄岩岛海域，保持在黄岩岛的不间断存在，而大量的中国渔船不停地在黄岩岛卸下水泥、钢筋、石块和其它建材。”此前，菲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中国已经用缆索封锁了黄岩岛，不让菲律宾渔船进入该海域。菲律宾的另一个消息渠道证实：“只要再过数周时间，悬挂着五星红旗的中国新设施就会出现在黄岩岛上。”

　　除了黄岩岛，中菲在仁爱礁的角力也在继续。在此敏感与关键时刻，美国海军也开始了对菲律宾“更加频繁的造访”，这包括分别于6月7日至8日抵达苏比克湾的美国潜艇维修补给舰“弗兰克凯布尔”号和“阿什维尔”号核潜艇。这是今年以来美国“弗兰克凯布尔”号潜艇补给舰第二次访问菲律宾。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在访问苏比克湾期间，补给舰和核潜艇将补充燃油与补给，舰员们也有机会上岸参观菲律宾当地社区。”　　

　　资料图：美国海军蓝岭号指挥舰和钟云号导弹驱逐舰等军舰现身南海。

　　引人关注的是，1980年服役的“弗兰克凯布尔”号潜艇补给舰有200米长，舰员1500人，是第七舰队的海上机动潜艇补给与维修舰，常驻关岛。“洛杉矶”级核潜艇“阿什维尔”号长91米，水下时速30节，常驻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这两艘舰艇同时出现在菲律宾说明，美国核潜艇在南海的活动频率在加大，而水下逗留的时间也在延长。无独有偶，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上将7日抵达菲律宾，与菲海军司令举行会谈。自今年开始，美国海军已先后派出10艘主力战舰访问菲律宾。▲◆★●■☆


习奥庄园会晤成功的“两个关键词”是啥？
http://blog.cntv.cn/5749020-4388213.html

举世聚焦的“习奥会”登场了。

2013-06-08 当地时间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开始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抵达时，奥巴马在门口迎接，两国元首互致问候。据悉，当晚会晤结束后，习近平将同奥巴马举行工作晚宴，继续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8日上午，两国元首将继续举行会晤。

提早进行的“习奥会”，不在华盛顿而选在安静的安纳伯格庄园，摆脱了繁文缛节，能进行“自由”、“广泛深入”的交换意见，如此“前所未有”的中美首脑会晤显得“非同寻常”。这对于中美两大国与习奥来说都不容易。“反映出双方更重实质，远胜于形式”，反映出双方在中美关系及重大国际问题等方面“动真格”的做点实事。

“习奥会”既然来之不易，就要格外珍惜，确保会晤取得“看得见、摸得着”，“既好看、又好吃”的具体成果，就是给正处于承上启下的中美关系定调，引领国际关系的正确走向。而做到这些，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须遵循“两个关键词”去做，那就是“坦诚”和“交心”。

平心而论，中美两巨头要切实做到“坦诚”和“交底”真不容易。需要大国领袖的宽广胸怀，需要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需要超越中美之间上百年的风风雨雨，需要有对中美15亿人民和世界苍生的人文关照，需要大国负责精神与创造历史的神圣感。归根结底一句话，需要中美的相互信任。

“习奥会”勾起了世人的热望，但也明白“习奥会”不可能包打一切，在所有议题上达成一致。但把双方的核心利益都摆到桌面上，该说的话都说清楚，以此建立起信任，比什么都重要。这就是做到了“坦诚”和“交底”。

非同寻常的“习奥会”能顺利实现本身就是一种成功。而“习奥”两巨头说的话有些会公布，有些可能不宜公布，这是大国的秘密。而取得的重大成果会让绝大多数国家欢欣鼓舞，像日本、菲律宾等可能会向隅而泣。

黄河九曲，终向东流。竞争的中美终归会走到一起，因为中美都是伟大的国家，用“合作共赢”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安顿好，中美定会绕过暂时的迷雾而携手共进。蕴涵战略性和历史性“习奥会晤”一定会给世界莫大惊喜而功德无量。（王涛）▲◆★●■☆


摒弃“花钱买平安”错误维稳观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306/t20130606_1900497.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3-06-06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文章，题为：摒弃“花钱买平安”错误维稳观。文章如下：

　　抓源头、听民意，实现的不仅是平安，还有官民之间更好的互动和信任，社会向心力的增加，这正是“平安中国”的更高起点所在

　　短短几天，大连中石油发生爆炸事故，中储粮林甸直属库火灾带来300余万元损失，吉林德惠一畜业公司特大火灾造成一百多人遇难。令人沉痛的消息，再次敲响安全警钟，也预示着在跨入“风险社会”的今天，打造“平安中国”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刻不容缓。

　　这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繁难的时代课题。如今的平安，不但包括交通安全上的出入平安，还包括日常工作中的生产安全；不但包括周边环境的绿色安宁，还包括食品药品的入口安心；不但包括打击犯罪方面的除暴安良，也包括社会管理上的安居乐业；不但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治安安全，还包括网络时代的信息安全。现代社会有多复杂，交织在其中的平安概念就有多丰富，平安中国的治理任务就有多艰巨。

　　“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努力解决深层次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打造更高起点的平安中国指明方向——所谓更高起点，最重要的是要加强源头性、基础性工作，更好地掌握平安建设的主动权。

　　数据表明，我国大量的社会矛盾发生在基层。基层的矛盾和问题能不能处理好，关涉群众的切身感受，也是平安建设的源头。在权利意识高涨、利益多元博弈的今天，这些矛盾和纠纷易叠加、多牵连、燃点低。处理不慎，极易引发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正因此，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在近日召开的深化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批示精神，紧紧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一个一个地攻坚克难”。这也是很多会议代表的共识：平安不平安，群众说了算。

　　源头治理，意味着从产生矛盾的基层入手，从百姓感受最直接的地方入手，抓小、抓早、抓苗头。比如，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发展进程的加快，基层出现了不少因为征地补偿、拆迁拆违等具体问题产生的矛盾，被很多地方政府称为“天下第一难”。而在会议交流中，苏州市石湖地区却以自己的经验赢得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可。该地区在综合整治、建设改造工程中坚持“两个不拆”：安置补偿方案群众不同意不拆，各类潜在的风险因素不解决不拆。由于工作到位，矛盾在萌芽状态便通过协商等方式获得解决，拆迁安置不但没有引发矛盾纠纷，反而成了赢得群众认可的契机，最终实现动迁过程零强拆、零上访。

　苏州石湖等地的经验告诉我们，破解难题，重在源头治理、倾听民意。抓源头、听民意，实现的不仅是平安，还有官民之间更好的互动和信任，社会向心力的增加，这正是“平安中国”的更高起点所在。在这一起点上，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良性的互动中得到回应，深层次矛盾在探索和创新中不断得到解决，各级政法部门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才能更好地掌握平安中国建设的主动权，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掌握平安建设的主动权，还意味着依法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调节经济关系、协调利益冲突，否则将会变主动为被动，一时的风平浪静难掩水面之下的暗流汹涌。在这个意义上，政法机关和各级政府要坚决摒弃“稳定就是搞定、摆平就是水平”的狭隘维稳观，摒弃“花钱买平安”的错误维稳观，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群众权益、维护公平正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惩治犯罪、管理社会秩序、确保国家安全，从源头上消除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夯实平安中国的法治基础。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自古以来，平安便是中国人寻常而恒久的向往。在中国社会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今天，一句“平安”，在老百姓朴素的感情之外，更饱含着丰富的社会内涵。打造更高起点的平安中国，必须唤起更多普通百姓的热情，在基层源头获得平安建设的动力，夯实平安中国的群众基础。只有如此，才能掌握平安建设的主动权，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治未病，防未然，让平安中国的理想照进现实。  ▲◆★●■☆

崔天凯根基深厚 中美峰会的幕后推
http://www.boxun.com/forum/201306/boxun2013/244675.shtml

 06/08/2013：主题：崔天凯根基深厚 中美峰会的幕后推手
2013-06-07 07:39:38 纽约时报　北京——上周，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里和美方商议加利福尼亚峰会的时候，簇拥着他的一群助手当中有一名灰发宽脸的男子。

　　这名男子是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他兴许是最了解美国的中国外交官，也是此次峰会主要的幕后推手，此次峰会将于本周五开始，届时习近平和奥巴马(Obama)总统将齐聚阳光之乡的沃尔特·H·安纳伯格(Walter H. Annenberg)沙漠庄园。

　　离开北京出任驻美大使以前，崔天凯曾向周围的人表示，两位领导人迫切需要了解彼此、迫切需要在首都以外的某地进行私人会晤，以修复中美关系近期出现的裂痕。

　　现年60岁的崔天凯是一个深受信赖的磋商者，他的上级都是在中国政府中身居高位的人物，他对中美之间的大事件并不陌生。他的根基如此深厚，以至于在赴美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之前的今年1月，他就已经拜会了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和时任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征求了他们对中美关系现状的意见。新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位于华盛顿，由贝聿铭专门设计。

　　与崔天凯相识多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University)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国研究计划主任兰普顿(David M. Lampton)说，“他是一个心思缜密，不偏不倚的人，能够客观地看待问题。他有他必须遵循的指示，可他能从最佳的角度来处理这些指示。”

　　崔天凯赶上了派遣中国官员前往美国开阔视野的早期浪潮，第一次赴美经历是1986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旅。他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公共政策研究生项目，在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 Doak Barnett.)执教的一门课程中钻研微观经济学理论、外交政策实践和中美关系。

　　兰普顿说，当时的崔天凯一心想成为一名口译员。不过，他在外交部实现了一级级的稳步升迁，曾在联合国(United Nations)任职，还曾担任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之后，他领导过外交部多个司室的工作，包括一个新建的政策研究室，该室的大部分工作和美国有关。

　　在中日关系恶化之前的2007年到2009年，他担任中国驻日本大使。他的同事说，崔天凯对日本的看法相当冷静，他认为，美国也许会感到后悔，因为它没有像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后的德国那样，设法力促日本政治体系的彻底重塑。

　　去年，当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时，崔天凯是向习近平介绍对美政策和习惯的主要顾问。2009年，当胡锦涛和奥巴马就一项联合公报进行复杂的磋商时，他是双方的主要沟通者。

　　此外，作为中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崔天凯参加过无数国际会议。他曾在这些会议上与美国外交人员展开较量，而且总能消除差异。曾与他共事的美国人说，他总是把中国的利益放在首位，同时也会倾听美国人的意见。

　　认识崔天凯的人说，两件涉及中美行事风格差异的事情体现了崔天凯作为外交官弥合两种体制鲜明差异的能力。

　　2012年5月，希拉里·克林顿访华期间，维权律师陈光诚出现在了美国驻华大使馆。中国的处境十分尴尬，两国关系可能因此受损，找到恰当解决方案的任务落在了崔天凯身上。

　　于是，崔天凯迅速说服中国政府同意陈光诚的请求。陈光诚要求留在中国并享有人身自由，而且还要在北京附近的一所大学学习法律，不受那些曾在老家骚扰过他的安全人员的侵扰。

　　但是，陈光诚后来改变了主意，要求前往美国，甚至要求在希拉里·克林顿离开中国时搭乘她的专机一同离开。

　　所以，崔天凯不得不再次把陈光诚的情况上报给高级官员。经过激烈的商讨，中国政府同意陈光诚离开。据称，崔天凯在商讨过程中对美国为陈光诚辩护的举动表示了不快。

　　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前助理国务卿库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曾与崔天凯共事。他说，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总是别具一格。

　　他说，“他很讲究策略，总是能拿出解决方案，他从不慌乱，即便生气，也只是表演的一部分而已。”

　　2010年，坎贝尔在自己位于弗吉尼亚乡村的农场里举办了一次社交活动，崔天凯在这里遇到了另一次挑战。坎贝尔邀请崔天凯和一群国务院同僚参加他的周末乡村消遣，让大家放松一下，同时向崔天凯展示他所感兴趣的美国内战地区。

　　今年3月，崔天凯在北京告诉记者，坎贝尔当时开出了一台20世纪50年代的拖拉机。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台拖拉机和他在中国东北省份黑龙江时开的那台很相似。当时，与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很多人一样，崔天凯也被下放到了农村地区。

　　“他问，‘你会开吗？’我就给他开了一圈，割了一圈草。他非常开心，”崔天凯在提到坎贝尔时说。“我们还在拖拉机跟前照了相。”

　　当时，谈论文革对于中国官员来说并不寻常——在习近平提到自己的文革经历后，文革才变成了一个更容易被接受的话题——参加那次聚会的一些美国人由此觉得，崔天凯或许会感到尴尬。

　　果真如此的话，他的不悦倒不甚明显。

　　再次访美时，崔天凯送了坎贝尔一个中国名牌拖拉机“东方红”的模型。 ▲◆★●■☆

党和政府的基层工作确实出了微恙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6月7日电／若把整个国家比作人体的话，那么中央无疑是心脏、是大脑，而基层政府是党和国家的毛细血管，党和政府的基层工作就是微循环，承担微循环功能的有机组合便是微循环系统。

　　人民日报刊文称，基层组织是将党和国家各项政策细化、执行的单位，基层政府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制定的政策能否落实、落实的程度、执行的效果，是一个国家执行力的神经末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再好的政策，如果没有良好的执行力，这些政策也只能是一纸空文，不仅会大大降低组织的威信和效率，而且也会导致百姓产生政治冷漠感，疏离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基层政府是党和国家的形象窗口，是和群众直接接触的行政组织，是群众评价党组织和政府的直接对象。基层干部是基层政府的主体，基层干部的言行举止直接影响基层政府的形象，关乎党和政府的执政根基。若不及时改善党和国家肌体的“微循环”系统，久而久之，党和国家的肌体必出毛病。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对基层干部污名化的倾向，在网络上表现尤为明显。由于网络拟态环境的影响，呈现出一边倒的“地方官员很坏”、“地方政府很差”的负面评价。有学者研究后指出：对于基层党和政府的形象，群众的态度是“总体肯定，个体否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为何会出现“基层干部被污名化”倾向呢？基层工作条件艰苦、任务繁重，很多人不愿意下到基层，基层干部队伍整体素质距离党和政府的要求还有距离，个别人角色的混淆与错位疏离了官民关系，自媒体舆论环境放大了基层干部的负面形象。近年来，随着一些新媒体突飞猛进的发展，渐成碎片化的网络舆论冲击着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权，逐渐成为左右社会问题的重要舆论力量，形成了网络拟态环境。网络辩论更注重立场，尊重的不是真相，看中的是你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由于预设的身份标签的存在，大多网民会自动站在草根一边，形成简单的官民二分对立态势：凡是官都是错的，凡是民都是对的。这种舆论判断根本不能代表真理。

　　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化也会引起百姓的误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深入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农民把目光转移到发家致富上来，农民的集体意识和村落意识逐渐瓦解。但是乡村的公共事务总得有人来完成，如修路、修水渠，于是乡镇一级政府只好选择村里的富人治村，他们有经济能力，在村里有经济地位，便于一些公益性工作的开展。这就形成了“富人治村”的乡村治理结构，给底层造成误解。

　　综上分析，党的微循环系统确实出了微恙，尚属于“疾在腠理”阶段，但必须记住：不治，将恐深！　　(原文刊于2013年第16期《人民论坛》，有删节)▲◆★●■☆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式无偿援助
http://bbs.wenxuecity.com/memory/533576.html

----中共“慈禧式”对外援助揭秘

 2013-06-06 : 1976年以前中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式无偿援助。1973年外援支出57.98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1973年以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

建国初对蒙、朝、越的援助力度有多大

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

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答应日后考虑。1954年11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月15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1500吨至2000吨大米。

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月，为协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

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修复公路及航运、水利等议定书。

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确实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1959年2月18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萨马兰奇：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

19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6年12月12日，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毛泽东批示：筹划的两项，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58年底，中国援外工作总结披露：估计（我国援建的）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贵。援助蒙古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的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制造推迟了半年才完工。按协议，1958年中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的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优质钢材缺乏，未能及时满足朝方要求。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至1978年5月底，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如果将路基作业完成的3100多万石，筑成两米宽、三米高的石墙，可以环绕老挝一周。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12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提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而认为援助是双方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

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还外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剧，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中。面对国内外的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视为提倡和主张“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者，受到严厉批判，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

周恩来：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

中国对外援助的步伐越迈越大。

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64年6月，毛泽东对来访的越军总长说：我们两国两党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7亿中国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可靠的战略后方。

1965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援越运输领导小组，组长是总长罗瑞卿，负责统一处理有关援越事务。周恩来在越南最困难时，5次出访越南，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还经常主动帮助越南解决困难。1965年10月，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1970年，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回国内，而1442位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这年，中国还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援外协议，总额度为74.25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3.5%上升到5.1%。8月，越南北方发生特大水灾，危及数十万人。中国紧急调动飞机和火车，运送救灾物资到越南。9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

1972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51.49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比1971年上升31.6%，11月26日，中越签订1973年中国对越南13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价值21.07亿元人民币。

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1973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1974年中国又签署了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

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中国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械厂、高射机枪厂及枪厂的扩建等工程还在继续。9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访问中国，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

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从1962年起，根据越方要求，中国提供各种旧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却很少更换。1968年前，中国生产的63式电台3000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由于援越的野战输油管不够，中国推迟当时正在铺设的战备输油管线，将优质钢管运往越南。1968年6月，越南副总理范雄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1969年的援助，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型号，把库存全部给了越南。1971年至1972年，越南更是把中国当成了免费武器库，提出要1000架飞机，3个营的红旗2号地空导弹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中国自己还没有这么多），警戒雷达两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两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这张清单完全超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霍查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

中国对外援助的另一个大户是阿尔巴尼亚。1949年11月，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建交。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赫鲁晓夫攻击中国，此后，中阿两国更有了“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阿尔巴尼亚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苏联的援助，理所当然向中国伸手。霍查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说，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9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1961年阿尔巴尼亚狮子大张口，3次派人来北京要钱要物，甚至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12月25日，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我国连续遇到3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尽管如此，1962年1月13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签订了5项议定书。

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中国还先后派出近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而阿方供应中国的如烟草、香烟、沥青等，中国并不需要。1969年，谢胡与到访的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东西。李先念问，你们拿我们这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还。

不断伸手，不断得到满足，阿尔巴尼亚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思想。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不种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反过来卖给中国。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方不放心中国的主机，提出要意大利的主机，结果意大利主机使用不长时间就坏了，又要中国用外汇买意大利的备件。优质钢材中国自己都极少，而阿方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优质钢板铺厂房地面，甚至铺路。中国自己都舍不得用的高标号水泥，援助给阿，而阿方竟用来建烈士墓——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纪念碑。

1970年8月，中阿的“政治恋情”降温。但阿尔巴尼亚仍厚着脸皮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阿尔巴尼亚又要求中国更多接受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需要的东西。

邓小平结束中阿畸形关系

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鉴于阿已有一定的自力更生能力，中国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需要的原油、沥青。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霍查含沙射影攻击中国。如此这般，就不会再伸手了吧？但1975年6月，阿方又来中国要援助。7月3日，中阿签订长期无息贷款等议定书。

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结束中阿的畸形关系。197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回专家。直到1983年，中阿两国才逐步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

超出国力的对外援助被逐步纠正

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1965年3月，周恩来对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在我们“三五”计划期间，除已经提供的6000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1966年7月29日，中巴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4笔无偿援助已达1.8亿元人民币。1968年12月26日，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1亿元人民币。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要由原定的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不断向朝提供物资援助。新华社报道：1970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增加到140万吨。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1974年2月破土动工，1976年1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400万吨。

197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的文件。我国对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从1963年开始比例逐年提高，到1972年、1973年、1974年依次为6.7%、7.2%、6.3%，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中共中央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由“四五”时期的预计6.5%降至5%以内。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50亿元人民币。

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1970年代后，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70年代，我国先后同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1975年8月18日，中柬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协议规定，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价值6亿元人民币的一般物资和成套项目的无偿援助。1976年2月10日，签订中国向柬埔寨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协定，援助额折合人民币2.26亿元。

1976年中国对外援助为30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7%，比上年降低1.2%.

建国后，对外援助被当作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举措，越援越多。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要，还有些援助国伸手要外汇还债。1962年2月6日，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过：国际义务必须承担，现在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一天比一天重起来了。能做的做，不能做的要说清楚不能做或者以后做，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我们什么都行了。1967年8月，周恩来同马里代表谈话时说：如果拿我们的援助来满足法国的欲望，弥补财政赤字和贸易顺差，等于我们帮助你们重新回到殖民地（马里曾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独立），我们不能做这种事。

考虑到越南战争发生了很大变化，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受援国的经济已有一定的基础，有的受援国的生活水平比中国还高，而要求中国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多，需要统筹兼顾，同时中国国内建设也需要加强，1973年5月，周恩来在外事会议上说：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只能是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6月7日，周恩来就中国政府1974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事致函毛泽东等：这几年由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规模扩大，我国援助的物资和外汇也随着扩大。这次越方提了一个估计值为81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不切实际，我们也做不到。拟先定金额25亿元的援助计划，然后再分类计算。该项计划已同越南商定。毛泽东终于批准了修改后的方案。

从1973年起，中国不顾国力的对外援助倾向逐步得到纠正。来源：《同舟共进》2009年第1期▲◆★●■☆

拿什么挽留我国的“人才”
http://bbs.cntv.cn/thread-26452880-1-1.html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我国流失的顶尖级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当前国际人才竞争越发激烈，必须以更加灵活的政策和机制积极参与竞争。（6月6日《人民日报》）
　　
　　“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电影《天下无贼》中葛优的这样一句话高度总结了当代社会“人才”的重要性。人才，不仅在企业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对整个社会发展以及国际竞争力也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国流失的顶尖级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高达87%，这一组组震人心弦的数据，无不透露着中国“人才流失”所面临的残酷现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流失人才数量最多的是中国？
　　
　　首先，人才作为教育制度下的产物，自然与教育不容分割。中国在科研领域的投入一向不尽如人意。前段时间，有报道称，中国科研投入已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科研投入不只是钱的数量问题，中国尽管投入数额位居榜前，但实际上投入比例只占GDP的1.7%，这意味着，在科研上投入的决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日本、韩国的投入总额虽不及中国，但却占到了GDP的3.3%和3.4%。最近调查显示，北欧国家人才吸引指数位列前茅，无不得力于对科研教育的高投入。
　　
　　如果说科研投入的不足限制了人才的发展，那么，我国科研环境的恶劣，则是导致科研人员流失的直接原因。我国科研环境，不管是从高度专业化的团队、创新环境的鼓励以及专利、商标权的申请都严重落后与西方国家。环境是人赖以生存的条件，而好的科研环境则是科研人才久居于此的基础。缺乏良好的科研环境，不足以吸引或是留住人才。
　　
　　科研环境如此重要，社会环境同样不容忽视。据路透社称，很多科学家不愿返回中国的原因，可以从缺乏在经济上支付得起好学校，到对糟糕空气和食品质量的担心。许多发达国家之所以留住本国甚至吸纳外国人才，不仅依赖于本国多元包容民主的社会体制，工作薪酬制度上的合理和工作准入制度的放宽，在政策法规上也为优秀人才提供了保障。
　　
　　早在08年，就有调查数据表示，中国留学生数量激增，接近约150万人，居世界之最。然而，归国的留学人员却只有39万。庞大的出国留学生数量和数量甚微的归国留学生一对比，我们不得不承认，多数留学生更愿意留在国外而不愿回归本国。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们不是说中国就不适合人才的长居久安，而是变相的说明，中国在挽留人才这方面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营造一个更良好的科研环境和社会环境，“人才”才愿意往这个环境质优的“高处”走。　　文/陈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