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郑永年：TPP与美国“重返亚洲”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3/06/201306060858.shtml#.Ua_-S9ilt0c

       2013年6月06日：近日，中国官方改变了其以往对“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的消极态度，显现出非常积极的姿态，表示要对TPP作综合评估，对参加TPP的谈判持开放态度。同时，美国方面也似乎改变了以往不明确的态度，表示在一定的前提下欢迎中国加入TPP谈判。
    
     　　如果中国开始TPP谈判，中美两国之间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可以说，中美两国目前这种态度的转变，无论对中美关系还是对整个世界经济局势来说，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
    
    　　TPP并非美国创始。甚至可以说，早期开始的时候，TPP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没有美国的跨太平洋的贸易集团。但一旦美国加入，TPP就完全变了貌，演变成为美国“重返亚洲”的关键一步。而美国的“重返亚洲”显然和中国有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东盟（亚细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后，中国和东盟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中国和东盟关系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中美两国在东盟的平衡局面，局势开始向有利于中国的态势发展。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和东盟发展关系，并没有任何意图要排斥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和韩国各自在东盟区域和中国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中国、日本和韩国各自和东盟形成了10+1机制。美国在东盟经济影响力的“消退”，主要还是美国本身的因素，而非中国或者其他因素。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霸权。这应当说是美国霸权的顶峰，其影响力达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当时，除了欧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美国竞争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所出现的巨大国际权力空间，而欧盟和美国同属西方阵营，并不构成真正的竞争关系。可惜的是，美国在成为唯一霸权之后，其权力缺失制约，开始犯重大的战略错误。美国想“终结历史”，通过把西方式民主自由推广到全世界，从制度上确立美国一霸天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武力开路，发动海湾战争，在南欧拓展民主空间。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之后，美国又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全世界范围的反恐战争。
    
    　　不管怎么说，美国的这种战略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给中国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国面临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经济改革和发展上，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一心一意谋发展”。内部经济发展不仅为外资提供了投资机会，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一个资本高度短缺的国家，转型成为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资本开始“走出去”。亚洲尤其是东盟成为中国投资的其中一个重点。尽管美国在东盟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发展势头很难和中国相比。实际上，冷战之后，美国和东盟两者之间发展和深化关系，缺少实质性的动力。
    
    　　1997至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西方对亚洲经济发展持非常悲观的态度。但十年之后，也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亚洲作为世界经济重心变成了现实。现在，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第三，印度正在崛起，东盟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也非常好。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亚洲一直会维持为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地位。这就决定了美国的战略西移。
    
    　　美国“重返亚洲”包括军事和经济两个层面。在这两个层面，美国的确摆出了一种要“围堵”中国的姿态。在军事上，美国“重返亚洲”针对中国的目标是不言而喻的。除了中国，本区域没有一个国家的军力，可以对美国的军事存在构成任何意义上的挑战，更不用说是威胁了。日本、澳大利亚等是美国的正式盟友，印度是准盟友。并且，美国为其军事“重返亚洲”论证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围绕着南中国海的亚洲安全问题。在经济层面，美国显然要通过TPP的高标准，尤其是一些具体的条款（例如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来制约中国。
    
    　　美国这样做，中国也是这样理解的。从一开始，中国方面的主流判断是：TPP是美国围堵中国的经济手段。TPP一旦形成，就会成为类似于冷战期间的战略性贸易。既然TPP被视为是要“围堵”中国，很容易理解中国方面对TPP的忧虑，甚至“敌视”。
    
    　　那为什么中美双方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里既有美国的因素，也有中国的因素。
    
    　　就美国方面来说，在TPP问题上，面临着很多问题。第一，因为TPP针对中国，导致其战略意味过重。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任何贸易集团，无论是国际性的还是区域性的，如果缺少了中国，其有效性就会成为大问题。再者，在亚洲区域，经济活动已经区域化，形成了亚洲生产链条。这里已经不存在“中国制造”的问题，一个产品的各个零部件为亚洲各经济体所生产，中国只是最后的组装工厂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一个意在排斥中国的贸易集团如何可能？又会有什么的意义？
    
    　　第二，也是因为战略意图过重，如果按照其原先的高标准，TPP实际上很难具有操作性。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经济体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差异实在太大，它们如何能够消化加入TPP的代价？就连经济发达的日本，在一些关键领域主要是农业也困难重重。所有这些国家加入TPP的动机，主要是其所想象的来自中国的压力或者“威胁”，因此其战略意义远远多于经济意义。
    
    　　第三，TPP的高标准也意味着其过于理想化。如果实现，TPP将是人类经济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自由贸易集团。很多参与国必然要失去诸多方面的经济主权。所以，如果不考虑中国因素，所有这些经济体都不会（也不能）失去如此多的经济主权。很显然，在TPP的谈判中，各个经济体都在力争尽可能多地保护自己的经济主权。
    
    　　因此，很容易理解，自谈判开始之后，TPP的内容一直在变化。尽管现在还不知道最后的结局如何，到目前为止，TPP就已经不再是原来设想的TPP了。要从理想转化成为可行性，参与TPP谈判的各国必然要做诸多的妥协，这就决定了TPP必然要降低条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态度必然趋向务实。
    
    　　同时，在这个期间，中国方面对TPP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胡锦涛后期，中国对美国提出了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试图走出传统上霸权竞争的大国关系模式，从而保证世界和平。习近平新领导层不仅接过了这一概念，而且一再加以强调。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显得自信心不足，美国及其盟友做什么，都被有关方面视为是针对中国的“阴谋”。现在，新领导层决意要改变这种缺少自信的局面。对TPP态度的急剧变化就是这种“自信”的表现形式之一。
    
    　　再者，经过了一段时间，中国也已经意识到，针对TPP，中国是可以沉着应对，实在没有必要感到惊慌。这主要是因为前面所讨论的，在TPP作为一种理想和TPP最终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或者说，中国意识到，TPP是一种动态，它不会完全按照美国的计划来实现。说到底，即使TPP最终产生了，也不见得能够实现当初美国所设想的“围堵”中国的目标。所以，中国不用怕。
    
    　　参与TPP才会具有话语权
    
    　　中国更意识到，正因为TPP是个动态过程，中国可以也必须积极参与到这个过程去。参与进去了，才不会被孤立，才会具有话语权。经过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和加入这个组织后的经验，中国对此应当感到充分的自信。
    
    　　实际上，中国变得不怕TPP，其本身也是有底线的。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尽管高速经济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但如果在今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能够达到中速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有望很快超越美国，并且也有望成为世界少数几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如果有意愿，中国自己也可以组织自己的贸易集团来抗衡美国的TPP集团。
    
    　　但即使是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TPP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另外一个贸易集团，双方也绝对不会放弃对方的巨大市场，两大经济集团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仍然会继续，甚至会增加。就是说，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那种关系一去不复返了。这就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的新格局。对这一点，中美两国都有深刻的认识。
    
    　　全球化所产生的经济互相依赖关系是国际和平的重要保障。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下，各国之间很难再采用冷战时期所使用的“遏制”和“围堵”战略。政治人物因为各种因素会诉诸于冷战的方法，但现实已经变化，冷战方法在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中国今天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实际上，自从30多年前中国打开自己的大门，参与到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去开始，这种大国关系已经在成型了。
    
    　　很显然，近30多年来的全球化，已经形成了和传统贸易方式全然不同的国际和区域经济秩序。在一战和二战之前，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是以主权国家为单元的，人们所生产的可以称之为“主权产品”，国家间的贸易就是“我生产的产品和你生产的产品之间的交换”。这种贸易对国家间冲突的制约非常有限。但现在的局面是互相依赖，“我生产的产品中有你的利益，你生产的产品中有我的利益”。这种格局意味着国家的经济主权边界已经变得非常模糊，甚至消失。一旦两个互相依赖的经济体之间发生冲突，双方都会成为牺牲品。
    
    　　如果“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中美两大国和平共处共赢，这种互相依赖关系无疑在促成这样一种共赢关系的实现。对中国来说，这样一种关系是其改革开放、加入现存世界秩序的自然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到美国和西方所领导的大多数组织中，这使得中国成为这些组织的一部分，西方难以孤立中国，中国也难以脱离西方。这种关系是参与式的关系，就是说中美两国都在参与对方的发展。这种关系的形成表明冷战已经不可能。
    
    　　这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现实。这种现实要求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要放弃冷战思维，根据现实调整两国关系。中美两国经济上的高度互相依存关系，驱动着两国对TPP态度的变化，也会引导它们今后关系的发展。政治因素不时会影响两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但如果双方不能在经济关系和政治需要上做到平衡，就不仅会损害他国的利益，更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利益会引导中美两国做出理性的选择。▲◆★●■☆

王沪宁是中央政治局里唯一的美国政治专家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5860

       2013-6-5：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庄园会晤前夕，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6月5日发表题为《王沪宁：学者出身的中共高级幕僚》的文章，介绍王沪宁的政治学识、在中共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等。文章称，作为唯一一位为三位国家主席——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习近平——撰写演讲稿的高层智囊，王沪宁在中共党内享有独特地位；而在中共现任25名政治局委员中，王沪宁是唯一一位美国政治专家。以这样的身份，王沪宁在本周举行的中美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上可能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以下为文章摘要：

　　今年3月，中国新 任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访海外，在同俄罗斯和非洲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每一次我们都能看到习近平身后坐着一个戴着眼镜、书生气十足的人物。此人在一旁专心 致志地倾听，不时记着笔记。本周五，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加州兰乔米拉日(Rancho Mirage)举行峰会期间，预计我们还将看到此人。

　　即使在中国，也很少有人会认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这不足为奇：曾任大学教授的王沪宁几乎从来不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很少同老朋友交流，坚持不同外国人打交道。

　　然而，中共党内人士和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认为，王沪宁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过去10年来中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一位重要设计师，现为习近平标志性的“中国梦”运动的策划者。习近平的“中国梦”意在唤醒一个军事和经济上强大的中国，令中国重新争取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

　　曾短暂在美学习的王沪宁自2002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作为唯一一位在担任政府首席政策顾问的同时为接连三任国家主席撰写演讲稿的人，王沪宁在中共党内享有独特地位。这三任国家主席分别是：江泽民，其继任者胡锦涛，以及习近平。

　　现年57岁的王沪宁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唯一一位美国政治专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共有25名委员。这意味着王沪宁在本周举行的中美领导人非正 式峰会上可能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此次峰会的目的是让习近平和奥巴马能够避开正式会晤的礼仪礼节，进行广泛的、非照本宣科式的会谈。对中国领导人来说， 这种会晤形式尚属陌生。从中国官方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画面中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天习近平访问加勒比和中美洲国家时，王沪宁就坐在他的身旁。

　　一位资深外国外交官称王沪宁将“卡尔·罗夫(Karl Rove)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集于一身”，因为王沪宁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具有重要影响力。

　　王沪宁是三任国家主席的顾问。中共党内人士、外交官和分析人士说，王沪宁的专长、经验和在中共党内不断上升的地位表明，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在塑造中国的过程中他将发挥重要作用。去年11月，王沪宁升任政治局委员。

　　外界预计，王沪宁在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面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一些西方官员和分析人士希望，王沪宁能对鹰派军事官员和其他利益集团起到制衡作用，后者希望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外交政策。

　　王沪宁在复旦大学的另一位同龄人及友人说，我认为习近平信任他；王沪宁依然相信马克思主义，他依然相信共产党将作出正确的选择；他不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多党制或分权制。

　　王沪宁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源于他每天都有机会接触到习近平。他已在连续三任国家主席的手下工作过，过去10年里他们几乎每次国内视察和出国访问都有王沪宁陪同。

　　过去11年，作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管理着最高领导层的“智囊团”，提供政策建议，实施调研，起草演讲稿和官方报告。

　　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教授朱旭峰研究过智库在中国体制中的角色。他说，王沪宁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内部智囊。朱旭峰说，作为演讲稿起草者，对王沪宁的评 价取决于他起草的演讲稿需要多少改动。如果几乎不需要领导修改，那就是好的演讲稿──这意味着你了解领导在想什么。

　　在组织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会议方面，中央政策研究室也扮演着关键角色。中央政治局大约每个月举行一次集体学习。据研究过这一程序的分析人士说，中央政策研究室与中共中央办公厅一道负责为学习会议确定主题，并审查讲座的专家以及他们的演讲文本。

　　王沪宁1978年进入复旦大学(Fudan University)学习国际政治，成为第一批接触西方民主和法律概念的中国学生。他的许多同龄人成为了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他的一些早期文章曾流露出自由派的倾向，比如，他在1986年撰写的一篇论文认为，文革的爆发要归咎于党内缺乏民主。

　　1993年，王沪宁的知名度进一步增强。当时，他率领复旦大学的一个团队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辩论赛上获胜。他还把这段经历写进了一本与他人合着的书中。

　　辩论队成员张谦回忆说，王沪宁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管理中国。张谦现在是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社会学副教授。他说，王沪宁当时表示，把社会凝聚起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他每天晚上都泡在办公室，哪也不去。

　　1995年是王沪宁政治上的转折点，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召他进入中央政研室。上世纪80年代，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就认识王沪宁。

　　此后，王沪宁在中国几乎所有重大政治倡议中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他就“软实力”问题写了中国首份学术论文。软实力指的是一国的全球影响力不仅来自 其军事实力，也来自其理念和文化价值观。过去10年，中国在海外宣传本国文化方面做了大量投入，王沪宁被认为是幕后的推动力量。

　　中共内部人士说，王沪宁是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设计团队中的一员。该理论使得中共党章2002年被修改，首次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中国政治分 析人士表示，他还帮助制定了胡锦涛提出的推动“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思想。此外，据中共党内人士透露，胡锦涛在去年中共18大上所作报告终稿也由王 沪宁领导的团体撰写。

　　这些人说，如今王沪宁负责习近平“中国梦”运动的监督工作，这项运动的目的是以一个简单的流行词汇重获民众对中共的支持，并且树立习近平强大、有魅力的领导人形象。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黄靖说，王沪宁非常善于解释领导人的理念。他说，领导人常会提出一些大的理念，但不知如何将其转化为具体政策，王沪宁知道他们的想法。

　　王沪宁，男，汉族，1955年10月生，山东莱州人，1977年2月参加工作，198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教授。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1972-1977年 上海师范大学干校外语培训班学习

　　1977-1978年 上海市出版局干部

　　1978-1981年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

　　1981-1989年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师、副教授、教授(其间：1988-1989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

　　1989-1994年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

　　1994-1995年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1995-1998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

　　1998-2002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2002-2007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07-2012年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12-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第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十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来源: 明镜网▲◆★●■☆

邓小平说过“国家如此发展 有巨大隐患”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6/05/2436697.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6-05：1993年9月，邓小平与其弟邓垦的谈话，是一篇研究邓小平晚年关于中国发展思路问题的重要文献。尽管从公开发表的文字来看，这篇谈话篇幅不长，但内涵丰富，立意高远，反映了邓小平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新理解、新认识。谈话既有他对主政中国期间发展思路的总结，又有他对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出现新问题的洞察，还有他对未来中国发展问题的提醒。理解和把握这篇谈话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对我们进一步理解邓小平理论，在新世纪新阶段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主政中国时期发展思路的深刻总结： “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

　　“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这是邓小平立足于1993年的新认识，通过观察中国发展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改革开放以来他主导确立的中国发展之路作出的高度概括。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发展之路，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反思建国后特别是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确立起来的。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由于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发生重大失误，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20年左右的时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在低水平徘徊，人民生活的贫困面貌长期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要想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必须从这样一种局面中走出来。正是在此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勇气，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集中概括。党的基本路线，说到底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物质财富极度匮乏的温饱社会阶段实际而提出来的中国发展之路。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发展之路的集中概括，党的基本路线无疑是一个系统完整的发展思路，涉及发展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基本途径、主要方针、主要目标等等。但是站在今天的认识水平看，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实质就是“先发展起来”，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因为：

　　其一，这样理解党的基本路线，符合它所立足的温饱社会阶段的实际。由温饱社会物质财富极度匮乏的特点所决定，它对于执政党的根本任务有其独特的要求。温饱社会的发展目标必然定位为实现温饱而奋斗，发展内容则必然定位为“蛋糕”做大，发展途径必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其二，这样理解党的基本路线，符合党的基本路线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党的基本路线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首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为了更好地保证这一战略的落实，我们才在随后进一步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途径；在以后又进一步重申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发展经济的政治保证，最终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逻辑，邓小平在其主政中国期间反复强调，要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现代化建设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发展是硬道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等等。现在看来，这些论述实质都是“讲先发展起来”。因为发展起来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

　　对1992年后中国发展出现新问题的深刻洞察： “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是邓小平基于1993年的新认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之路存在问题的深刻反思，表明邓小平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有了深刻洞察。

　　上个世纪90年代，经过改革开放1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整个中国开始从温饱社会向总体小康社会过渡。中国从总体上走出温饱社会，这是当代中国发展历程的历史性跨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一旦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之后，必然会提出更高层次的需求。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走出温饱社会以后，发展思路必须根据新的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具体说来，在走过温饱社会以后，在发展目标上要根据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来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在发展内容上，不仅仅要把“蛋糕”做大，还要进一步把“蛋糕”做好；在发展途径上，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根据新的阶段社会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发展政治、文化、社会，关注生态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满足了这些新的发展要求，社会才能继续健康发展。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充分的认知，在已经走出温饱社会的情况下，仍然完全按照温饱社会的发展思路来推动国家发展。这样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我们的物质财富总量当然在不断增加，这为国家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导致了经济建设一条腿长，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多条腿短的局面，为我们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1993年9月，邓小平提出的上述论断表明他首次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从邓小平思想的发展脉络来看，过去他一直认为，经济建设搞好了，就能牵住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牛鼻子，但是这个谈话表明，邓小平晚年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在以前认识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即使是经济建设搞好了，还会出现一些其他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同样会危及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为了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对原来的发展思路进行调整，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对未来中国发展之路的深刻提醒：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这是邓小平在深刻分析1992年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以后，对未来中国发展之路的深刻提醒，对我们新世纪新阶段确立新的发展思路有重要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发展，必须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但是，他同时也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我们没有根据新的发展阶段的要求对我国的发展思路作出有效的调整，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日益突出。邓小平过去一直强调发展经济是“大问题”，希望通过发展经济解决“十二亿怎样实现富裕”的问题，但是，1993年9月，他进一步认识到：“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也是“大问题”，“分配的问题大得很”。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发展的实践表明，分配问题搞得好不好，确实是一个与发展经济问题一样关乎国家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其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而且就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讲，如果搞得不好，最终会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大多数社会成员因收入偏低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直接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后劲乏力，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强调：“这个问题要解决。”虽然“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但是一定“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着眼于避免出现邓小平担心的问题，根据多年的实践探索，我们必须根据我国社会已经走出温饱阶段的实际，在继续发展经济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进一步发展政治和文化，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最终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乾隆紫檀四件柜拍出9000万 刷新古董拍卖纪录
http://culture.ifeng.com/collection/detail_2013_06/05/26095024_0.shtml

2013年06月05日：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马海燕

清乾隆紫檀高浮雕九龙西番莲纹顶箱式大四件柜

中新社北京6月4日电(记者 马海燕)4日晚间举行的北京保利8周年春拍中国古董珍玩夜场上，“清乾隆紫檀高浮雕九龙西番莲纹顶箱式大四件柜”以9315万元人民币成交，刷新中国古董家具的世界纪录。该拍品也是目前为止今春成交价格最高的中国艺术品。

当晚的古董珍玩夜场以“燕闲清赏——翦淞阁文房古器录”专场开篇。该专场甄选历代竹刻、紫砂等文房雅器36件。经过藏家激烈竞逐，该专场100%成交，总成交额近9000万元，拍卖师依国际惯例获得纪念白手套。

由顾景舟制壶、吴湖帆画风动竹枝、赠予江寒汀的“寒汀石瓢壶”列该场成交首位，1495万元的成交价也创造顾景舟单把紫砂壶的世界纪录。此外，重239克的田黄上品“清 吴昌硕刻 来修齐田黄章”以1380万元成交，刷新近代田黄印章及吴昌硕个人作品的拍卖纪录。

紧接着进行的“宫廷艺术与重要瓷器、玉器、工艺品”专场竞争同样激烈，总成交额为2.6亿元。其中，目前所知最大的落地花罩“清乾隆清宫花梨木雕花鸟纹落地罩”首次在拍场出现，就以人民币3910万元成交，为宫廷落地罩类家具的拍卖树立了标杆。

紧随其后的“清乾隆紫檀高浮雕九龙西番莲纹顶箱式大四件柜”更是将整场拍卖推向高潮。该作品高达3.25米，是除故宫太和殿陈设作品外，市面上尺寸最大的紫檀四件柜，由丹麦马易尔家族珍藏多年。该拍品以2800万元起拍，经过场内外藏家数十轮鏖战，最终以人民币9315万元成交，刷新了中国古董家具最高成交纪录。截至4日拍卖结束，保利春拍已成交24亿元人民币。(完)▲◆★●■☆

中缅天然气管道贯通 中国可绕开马六甲进口中东原油
http://finance.ifeng.com/news/hqcj/20130605/8105452.shtml

2013年06月05日 来源：新京报 作者：钟晶晶

中缅天然气管道贯通 中国可绕开马六甲进口中东原油

中缅油气管道工程（视频截图）

新京报讯 (记者 钟晶晶)中石油集团昨日披露，中缅天然气管道缅甸段全面建设完成，随时等待指令投产。

屡因战火停工

今年3月，中石油方面曾宣布，中缅油气管道计划将于今年5月30日全线贯通，但由于缅甸的政治局势，工程建设曾一度被延缓。

据了解，中缅油气管道缅甸境内近800公里的距离需经过克钦独立军占领区、巴郎国家解放阵线、北掸邦军和南掸邦军四个地方势力所控制的区域，而该地区数年的战火已让中缅油气管道屡次停工。

中缅油气管道于2010年开工，是继中亚油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海上通道之后的第四大能源通道。该管线是原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双管线。中石油称原油管道工程已完成94%，投产目标可控。

供气可达去年进口量四分之一

据此前发改委披露的数据，2012年全年天然气进口量425亿立方米，增长31.1%。中缅天然气管线投产后每年120亿方的供气量相当于去年进口量的四分之一。

此外，据中石油此前披露，该管道还将使中国进口中东原油不必再经马六甲海峡。目前中国80%的原油进口依赖马六甲海峡，去年中国原油进口达2.7亿吨。▲◆★●■☆

原铁道部利用国外贷援款项目问题最多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06/06/26131302_0.shtml

2013年06月06日：来源：南方都市报
 
原标题：原铁道部成为审出问题最多的部门

南都讯 记者王卫国 实习生温一冰 审计署昨日发布的94个利用国外贷援款项目2011年度财务收支及项目执行情况审计结果显示，分项目执行中存在违反法规及贷援款协定等问题，涉及金额共计50 .22亿元。在公布的34个被查出问题的项目中，原铁道部执行的项目就占了9个，成为被审计出问题最多的部门。


此次审计的94个利用国外贷援款项目涉及农业、能源、交通、教育、卫生、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等领域，计划投资总额40 71 .33亿元，其中协议利用外资额275 .71亿元人民币。审计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一是套取或挪用项目资金，涉及4个项目、金额共计2927万元；二是配套资金未及时足额到位，涉及5个项目、金额共计5 .95亿元；三是工程建设管理不到位，主要是未按规定进行招投标、违规转分包、未按设计的工程内容和要求施工或工程资产闲置等，涉及16个项目、金额共计22 .92亿元；四是财务管理不规范，涉及26个项目、金额共计21 .06亿元。此外，审计还发现有7个项目进展缓慢或建设目标未完全实现。

原铁道部执行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贷款的多项铁路工程项目被审计出问题，主要表现为，部分工程及物资采购未按规定进行招标投标，项目单位将部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的单位。在世界银行贷款国家铁路ⅴ期项目中，贵州省铁路建设办公室多报征地拆迁投资金额高达1.13亿元。兰州至重庆铁路项目被审计出存在欠缴耕地开垦费、施工单位欠缴个人所得税等问题。原铁道部还被查出部分项目存在使用假发票入账现象。▲◆★●■☆

吴习会登场前　马正式交付吴伯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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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伯雄(右)预订6月13日会见习近平，行前将与马英九会面。（中评社　资料照）

　　中评社台北2013年6月5日电（记者　倪鸿祥）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预订6月12日率党务主管出发前往大陆，13日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这是习近平主政后国共两党高层首次会面，深受台湾党政高层重视，吴伯雄行前将获马英九会见，正式交付任务。

　　有关马英九会吴伯雄的时间，暂订在吴出发前一、二天，由于这是党内任务交付，因此马吴会面地点可能改在党中央或其他地方而非“总统府”，吴也正在考虑举行行前记者会。

　　据了解，吴伯雄12日启程，13日会晤习近平，14日上午返台，陪同的党务人员目前安排党副主席兼“立法副院长”洪秀柱、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兼大陆事务部主任高辉、文传会主委萧旭岑等人；相关细节双方还在沟通、磋商，一旦敲定就绪，国共两党将循例同步对外发布讯息。

　　这次有“立院”高层参与拜会事宜，使得这次国共两党高层会晤的代表性十足，透露出两岸关系扩大交流的玄机，包括马英九表态两岸两会互设办事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后续谈判服务贸易、货品贸易及争端解决等谈判、洽签事宜，都可能在这次吴习会交换意见。

　　今年8月预订要举行国共两党主办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对于大陆方面提出民间学界可针对两岸政治对话事宜先进行讨论交换意见的看法，也有可能在这次吴与习会面过程中提出，最后形成“一切尽在不言中”的默契，在国共论坛里初步讨论、交换意见。

　　吴伯雄这次大陆行，党政高层相当低调，党内人士只表示，吴伯雄13日会见习近平纯属国共两党例行性年度会晤，十分单纯，双方见面交换意见，目前双方还在磋商相关细节。

　　党内人士指出，国民党重返执政后，接待中国大陆访宾，或有关国共平台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党中央都是请吴伯雄处理；这次相关行程安排，吴也是代表党，因此党中央都尽可能配合，马也会就相关问题与吴再交换意见。▲◆★●■☆

习奥会在即 奥巴马准备7小时谈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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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环球网 2013-06-05 原标题：美外交官员：奥巴马为中美会谈备7小时谈话材料

　　“这次会晤不只是一次‘见面会’，它会更加深入，而且不是上世纪70年代那种提前谈好成果的峰会。”

　　——白宫发言人卡尼

　　1985年11月，瑞士日内瓦莱蒙湖畔19世纪的古老别墅水花宫内，世界两个超级大国领导人在第三方中立国的非正式会面举世瞩目。

　　《东方早报》文章，那是美苏关系紧张对峙长达6年之后，时任两国元首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为打破僵局所做的一次有别常规且富有胆识的外交大突破。两位领导人以维护本国安全利益为目标“单刀赴会”，屡屡剑拔弩张，争执不下。最终，相互间严重的不信任和立场上的巨大差异仍导致这场会面不欢而散。但恰恰是这次敢于摒弃前嫌的大胆外交突围，开启了冷战走向结束的序幕，扭转了岌岌可危的世界和平。

　　时隔28年之后，世界将目光转向了美国加州大棕榈泉地区的阳光地带“安纳伯格庄园”，这处距离洛杉矶以东100多公里的“沙漠绿洲”即将在日均35摄氏度的高温中迎来中美两国元首换届后的首次创新性会面，如何避免两个大国走向对抗同样是会谈的主题。

　　不论有意与否，中美双方在选址上与上世纪冷战时期的那场会面形成了鲜明对比：与天寒地冻的日内瓦截然不同，此次“习奥庄园会”所在地的天气炎热少雨，也是中美关系经历三十多年多层次、全方位的发展热度之后的一次有意安排。但如何在茫茫沙漠之中打造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洲，或是今夏大棕榈泉地区贡献给“习奥庄园会”饭后闲谈的一点有益谈资。如今，打造新型大国关系已开始有意从元首会面形式的突破扬帆起航。

中美需要互相“交底”

　　就国际大趋势和各自的执政理念展开开诚布公的交谈，这是国际关系学界一直津津乐道的中美高层领导人互动的理想化模式之一。上世纪70年代两国建交前后，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畅谈世界风云变幻的场景时至今日仍被传为一段佳话。在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最新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他也毫不讳言老一辈中国领导人在那些私人谈话中所展现出的个人魅力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但不可否认，那个时代的中美因存在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而迅速实现关系突破，中美关系史也因此得以改写。时过境迁，中美关系眼下再度走到“重大历史关口”。这不仅因为围绕东海、南海、网络安全及双边贸易摩擦等议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歧，一种广为弥漫的悲观论调是：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必将走向冲突和对抗。

　　显然，中国领导人对于这次会面，乃至中美关系，是抱着长远构想而来的。习近平在行前曾明确表示，中美应该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共同致力于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早在2012年2月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问华盛顿时，就被首度提出。意思很明确，这是中国领导人为避免一个崛起大国和身处主导地位的大国之间走向冲突的构想。

　　资深美国问题专家、上海美国学会名誉会长丁幸豪认为，中美关系眼下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双方对于对方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目标都还认识不清，不论是全局性的，还是地区层面的。“美国方面想要尽快搞清楚中国新领导层到底想要做什么。”他说。

　　“中美元首会谈中应该有个交底，而且这个交底只能由最高领导人来做。”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告诉记者，他进一步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于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的外交出访充满了兴趣，“中国外交思路的通盘考量也应该有个交流”。

奥巴马备7小时谈话材料

　　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期待似乎更为现实和紧迫。“总统团队会向我们拿出中美关系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说有多少紧迫的议题需要解决方案，”一位资深美国学者日前告诉记者说，“他们缺乏更为广阔的视野。”

　　一位参与这次会面准备的美国外交官员透露，他们为奥巴马总统准备了7个小时的谈话材料，但究竟能谈多久，要看两位领导人互动的情况。白宫发言人卡尼日前说，除了两位元首，还有一小群顾问将参与“深入讨论”。

　　卡尼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即将举行的“习奥会”不只是一次“见面会”，而且是两国元首将深入磋商外交、经济、安全等一系列议题，力争确定中美共同利益，妥善处理双方分歧的会谈。卡尼强调，“习奥会”力争找到两国共同努力解决地区和全球挑战的合作方式，并会讨论如何妥善处理分歧，确保中美构建稳定和富有成效的双边关系。“这次会晤不只是一次‘见面会’，它会更加深入，而且不是上世纪70年代那种提前谈好成果的峰会。”卡尼说。

　　在美国的议题清单上，名列前茅的是朝鲜半岛问题。奥巴马政府对于近期朝鲜特使崔龙海访华时的表态及中国的立场异常关注，期待与中国在这一问题上进一步推进合作。“我预计两国元首会晤将在朝鲜及网络问题上出现进展，而奥巴马总统将在经济问题上，尤其是支持中国对美投资方面表达支持。”不久前刚刚卸任的一位美国资深外交官日前在华盛顿表示。

　　“朝鲜的行为让美国加强了对盟友韩国的威慑能力建设，这些方面的进展使得中国在安全上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威胁。”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告诉记者说，“奥巴马此前在和胡锦涛会面时就曾非常坦率地谈到过朝鲜引发的这种（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建设会暴露中国的（安全）脆弱性，我相信，在和习近平的会谈中，奥巴马会再次重申同样的话。”

　　随着会面时间不断接近，网络问题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攀升。

 　有美国官员表示，美中关系议事日程上列满了诸多重要问题，因而急切地认为元首会面“越早开始，效果越好”。

　　由此，接受采访的多位资深美国学者担心，在这次非正式会晤上，奥巴马政府会纠结于眼前的小进展，而忽视了长远利益。“这次元首会面，美中政府需要着眼未来10年或是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筹谋美中关系的大局，而不仅仅只是着眼一些短期的利益，解决一些眼前的问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日前告诉记者，“朝鲜问题，中美应该考虑长期问题，什么样的朝鲜半岛局势符合两国的长期利益，应该展开理念对话，而不是谈论太多的细节。”

　　“这次会面旨在为中美关系的大走向‘确定基调’。”卜睿哲提醒道。

短期目标与长远利益

　　有人对奥巴马总统超脱繁琐的现实议题、着眼美国长远利益仍抱有信心。至少，奥巴马这次的刻意安排是他改变第一任期中较少强调拉近与其他国家元首私人关系的一次尝试。

　　“我相信奥巴马政府正着眼两国关系日常关切之上的事务，有着高层面的目标。”包道格乐观表示。但把这种希望全部寄托在白宫和国务院等专职外交机构之上仍存现实困境，“白宫五个人就要处理整个亚洲的事务，根本处理不过来。国务院里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都太年轻，这种（人事布局）安排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太不相称”。一位华盛顿政策圈内的知情人士如是说。

　　但至少，对于中国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奥巴马政府有着更广阔视野的考量和回应。

　　在习近平2012年访美提出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概念回国后不久，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即表示，中美要“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与竞争之间达成一种稳定且彼此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这一表述被视为美国官方较早的间接接招。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今年3月在一场演讲中更是首次正式阐述了美方对如何构建美中新型大国关系的设想，明确拒绝“大国冲突论”。

　　不过，各种疑问依旧不绝于耳。“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如何超越词藻，充实它的实际内容。”一位美国外交官提出疑问说，“双边关系中还有许多具体的地区问题需要关注，譬如朝鲜、网络安全、军事透明度等问题。”

　　“美国更希望是，接受中国加入并且尊重我们现存的体系。”包道格告诉东方早报，“但我的个人感觉是，中国方面的这种提法会造成一种印象是‘我们是大国了，你们（美国）应该把我们当回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近日撰文同样指出了中美在这一问题上理解的不同。“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到底有什么主要的内容？美国的朋友说他们乐于提‘崛起与守成大国关系新模式’……这就是中美的文化差异。”他写道。

　　美国方面还担心，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会不会将双方对于双边关系的期待“拔得过高”，“中国会不会有过高的期待？认为很多问题很快能够迎刃而解。但现实情况是，我们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上述美国外交官说道。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郑泽光日前在吹风会上阐述说，“中美新型战略关系，应该建立在平等互信、包容互建、合作共赢的基础上。”

　　不久前，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讲呼吁，美中两国为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秩序展开合作。但对于这一概念上的探索如何加以充实，尚难确定。相较之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提出的两国元首峰会“定调未来十年世界经济”似乎更得奥巴马总统青睐。

　　“的确，奥巴马担忧经济议题在中美关系中所带来的共同益处会越来越少。”卜睿哲告诉记者。

奥巴马明年回访中国？

　　尽管中美官方力图淡化这场会面将产生一系列重大突破的预期，但外界对于出台一份非正式联合声明仍然抱有期待。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过去几个月里已屡次呼吁奥巴马与习近平尽快会晤，并倡议双方更新2011年初美中两国元首当时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

　　智库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和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日前也在《纽约时报》发表联合署名文章，呼吁两位领导人开始制订一份原则宣言，以提升和明确两国的合作。

　　1972年到1982年间，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了举世瞩目的三份联合公报，公报及由此开启的对话是20世纪最伟大的外交成果之一。“（第四份）联合公报肯定不会签署”，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葛来仪的观点代表了绝大多数政策圈内的看法，但会面至少会“设定一种积极的基调，推进进一步合作，减少猜疑，向各自的下属部门传达推进这对关系的信号”。

　　上海美国学会名誉会长丁幸豪认为，会面应该向两国公众和世界其他国家清晰地传达信息：即中美关系眼下究竟处于什么状态，是一对什么样的关系。

　　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现加州大学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提醒外界，令人兴奋的重大突破——诸如尼克松和基辛格在1972年震惊世界的创举——通常不是历史演进的方式，中美关系应该增量性地缓步前进。

　　那么，年度性的非正式会面能否固定下来，并纳入一份非正式声明之中呢？布热津斯基近日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两国领导人之间每年都应该有非正式的经常性会面。“这种模式要持续下去，球在中国一边。”葛来仪告诉记者。

　　尽管两位元首的庄园峰会还未开始，有关奥巴马总统2014年能否回访中国的讨论已不在少数。“如果奥巴马能在中国内地的某个乡村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面的话，那简直就太棒了，他可以更深入地体会中国的国情。”美国驻上海一位外交官不久前跟记者打趣道。　

　　习奥庄园会晤

　　时间：6月7日至8日，为期两天

　　地点：加州安纳伯格庄园

　　议题：

　　朝鲜局势、伊朗核、叙利亚问题；中美两军关系；网络安全问题；气候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