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专家空有数量，美国智囊冠绝全球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5814

   2013-6-4 : 所谓“智库”(Think Tank)，其实就是对政治、经济等领域进行调查研究，为决策者建言的专家团。全世界智库发展至今已超过6000所，智库专家往往是本国政府施政方略的设计师与背书者，但专家收入的来源却并不都依靠政府，私人资助、依托大学的优秀智库也为数不少。

　　中国专家团体的官方色彩更加浓厚。社科院等机构自不必多说，2010年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更是直接由政府、国企领导任职，决策出发点始终与普通民众的距离较远。中国官方智库发展也与政府机构一样有臃肿的毛病，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中国的专家团数量众多，有质量的则少之又少。

　　2013年研究人员邀请全球6603个智库与6500各界精英进行提名投票，再经由研究人员修正，最终选出了全球智库中的优秀者。评选标准包括智库专家们的学术声誉、产出质量、研究分析是否能付诸实践、会否为决策者提供新的思维角度等等。

　　在这次评选中，智囊云集的美国依然稳坐智库数量第一(1823个)。中国以429个智库数量居世界第二，对比往年报告，数量增加迅猛。而且作为中国最大专家团之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其编制规模比国外智库庞大得多，有近40个研究所，科研人员3000多人。在人数上，中国专家处于领先位置。

　　但是中国专家们的研究贡献与其他智库相比却相当惨淡。全球评选的前150个智库中，中国仅有6个入选，排名最高的正是以规模取胜的中国社科院(17位)。中国专家的贡献与人数不成比例，尸位素餐者众多。无怪乎中国专家智囊团被一些媒体批评为对研究和改革无用。

　　国内一些民间智囊团正迎头赶上，摆脱传声筒的形象成为有别于传统的观点生产者。如著名学者茅于轼、吴敬琏、张维迎等人所在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在2012年国民经济政策领域研究表现出色排名世界43位，在科学技术领域排名38位(为该领域唯一上榜的中国智库)。另外一些国外知名智库也开始在中国设立分部或合作研究所，如排名亚洲四大国智库第7位的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

　　专家数量和质量最高的依然非美国莫属。美国与英国一样，专家智库传统非常悠久。2012年美国智库多达1823个，是第二名中国的4倍多。除了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再度当选世界年度最佳智库，在分研究领域智库榜单中，美国智库独揽11个领域中的8个最佳称号。不同倾向派别的美国政界人士，也常常倚重于智库专家的研究来制定、调整执政策略。可见专家如果真的能为社会发展做出正面贡献，多了并不一定是坏事。来源: 网易▲◆★●■☆


如何看《副总参谋长：钓鱼岛问题留给后代解决》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3/06/201306050429.shtml#.Ua6c1tilt0c
 
2013年6月05日： 作者：刘岩
    1978年邓小平当时提出将“钓鱼岛问题留给后代解决”是处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和世界背景？美国总统1972年朝拜完中国领袖毛泽东后，西方国家有意与中国建交，日本是其中之一。1976年毛泽东过世，作为后来的继任者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搁置争议，留给后人的解决方案并非妥协和无奈，而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毛泽东执政时期的对外强硬态势转向邓小平的对外柔和政策，继而顺理成章地全面推出改革开放政策。对于世界来说，尤其西方国家非常希望与中国建交，何况当时中国大陆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已几年，美国当时在亚太开始收缩而非今日针对中国重返亚太。美国总统在拜见完毛泽东后的确照做了，军事上退出亚太，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重返亚太，美国说话是算数的，今天中国四面楚歌。
    　　
    今天不议论美国是否重返亚太，否则美国总统来朝拜毛泽东算什么？也不议论毛泽东执政期中国是否强盛，否则各国领导人争先来朝拜毛泽东算是认可中国还是诋毁中国？而毛泽东不出中南海。也不议论邓小平在香港问题上气走撒切尔夫人，中国有点穷但不怕死。更不议论邓小平回答菲律宾总统有些岛屿离菲律宾近而菲律宾离中国更近。但一定要议论今天“副总参谋长：钓鱼岛问题留给后代解决”对外讲话。这样的话是在日本已经开展钓鱼岛国有化的情况下说的，不要再拿邓小平做幌子了，邓小平在世一定会说出日本是中国的强势话语。这个副总参谋长不知道打过仗没有，更怀疑这个副总参谋长摸过枪没有，这个副总参谋长竟然恬不知耻的拿千军万马走过来的邓小平的话来偷换概念，出卖国家利益，说出有损国格的话。
    　　
    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如何看待战争与和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如何理解？中国核灭日本，让日本成为中国一个省，一个省就不需要兵了，永远也不要屈人之兵了，这也是一战永远和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彻底得到保障。这个副总参谋长身为军人说出逃避战争的话语，让后代来承担历史责任，罪不可赦，理应共诛。外交部的外交官说出这样的话都会让国人痛心疾首，竟然出自军人之口岂不让国人身心皆麻。“痛”国人尚知伤在何处？救在何处？“麻”国人已经无知，无处可救。昨天习主席还号召人民解放军刻苦训练准备战争打胜仗，今天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就撂挑子让后代担负责任，向中华民族的侵略者日本人妥协，中国梦何在？日本人如此嚣张，至上而下不是敌视中国，而是对中国采取敌对行动了。日本联合印度和缅甸，声援和支持菲律宾，这个副总参谋长是瞎子还是聋子，不认识日本人吗？几百年来抗倭没停歇，刚刚消停了60年你就忘了日本人的本性了，这个消停指的是直接战争，这个本性就是欺负中国，日本人至今没道歉过战争罪，这个副总参谋长身为军人和将军不会不知道吧。
    　　
    说句掏心窝的话，听了这个副总参谋长的话，作为中国人感到耻辱。5月中旬在成都，住在成都壹号公馆，就在楼下看到豪华军车牌照，一个穿着时髦剃着前卫头型的高大小伙打开后车厢赤膊换衣服，2013年5月1日换军牌的命令全国皆知，这个命令早在5月1日前就下了，给人的感觉一切照旧。如果国家给予任何公民有监督军队不良作风的权利，任何公民早就上去指责和纠错了。豪华车挂军牌，大庭广众赤膊换衣服，剃前卫头哪有军容军纪，这是不是人民解放军，我站在他身边都觉得不安全。路过的人都指指点点，显然不满中央军委的命令犹如儿戏。听老人说，毛泽东时期的军人在地方上非常规矩，为国意识、为民意识非常强，我没见过这样的军人，打天下的人想必心系天下，这就是我对毛泽东时期军人的想法。那么现在还能相信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吗？我们总说部分人有问题，整体是好的，这句话现在还站得住脚吗？如果胡锦涛主席在十八大说的亡党亡国的警言是振聋发聩的，而中国将军们都象这个副总参谋长这样对日态度，并且豪华车继续挂军牌，那么人民就麻木了，无救了。
    　　
    有人说，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的。我说，共产主义能实现的，只是你是看不到了。我是看到了，也许是100年以后，我就是从100年以后穿越过来告诉大家的。这就好比你穿越到原始社会，你会坚定地告诉原始社会的人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万年之内都会发生，只是原始社会的人不会相信你的。问副总参谋长：你都无法解决钓鱼岛问题，后代就能解决。你都不相信现在，还会相信未来。我对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是充满信心的，所以，钓鱼岛是中国的，这一点没有商量，这是我们这一代应做到的事。我们的后代将走出钓鱼岛在太平洋上遨游，这才是我们后代应做的事。▲◆★●■☆


钓鱼岛“留给后代解决”意味中国投降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5823

   2013-6-4  作者: 桥本隆则       

　　每年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亚洲安全保障会议已经成为地区安全的一个重要讨论场所，在美国高调提出重返亚洲之后，地区安全，美中关系，日中争端，南海问题都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看点，而且本次会议又是美中首脑会谈前的一个关于安全会议，是有关首脑会议是否顺利的一个风向标，所以外界对中国军方在安全会议上的一举一动非常关心。同时在会议之前日本媒体都在推测本次安全会议会不会是针对中国的批判会议，因为经过日本的串联，菲律宾，越南等国对于中国在南海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因此借本次会议会对中国进行集中围攻。

　　但是出乎媒体的预料，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国军方（制服组）的高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戚建国却一反大家（日本，菲律宾等国）的预期，表现出一种很低调，很务实的态度，对于日本媒体提出的钓鱼岛问题，明确回答将沿用：搁置争议，的方法留给后代解决。给了外界一种中国又回到1972年邦交正常化的时候的立场。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没有给与中国柔性回答以相应的回应，还是继续强硬地表示：日本政府不认为钓鱼岛存在领土问题。同时当戚建国言论一出，国内网络上一片哗然，大家都在骂戚建国卖国，大家都在说日本政府继续强硬，而中国军方是投降了，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

　　首先，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提搁置争议。其实当初中国方面提出搁置争议的时间是1978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日本访问时针对钓鱼岛的问题发言：关于钓鱼岛问题双方都有各自认识，在邦交正常化时，大家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因此我们两国在和平友好条约交涉中也将不涉及这个问题，…….搁置争议，我们的智慧不够，把这个问题留给下一代解决。所以这次戚建国的发言实际上是在重复邓小平的发言，并没有任何后退，或者也没有半步让步。同时，这个搁置争议也是用了太极推手的形式，把菲，日，越，美等国的利用南海问题炮轰中国的企图也同时化解，因为在关于南海问题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中国主动提起，包括向菲律宾等国提议，现在的菲律宾政府的在南海的高调行为反而被外界看作是一种挑衅。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搁置争议不是中国不要南海，不要钓鱼岛，而是在主权在我的情况下搁置争议。

　　因为在对外领土争端中都有几点要注意：双发抖会使用心理战，情报战以及法律战。法律层面，在1992年的中国《领海法》中已经明确规定钓鱼岛是中国领土，而且是排他性的权利所有，如果有违反，中国海军或空军可以使用军事手段进行跟踪等，所以说，在目前这个地区局势紧张的情况下，钓鱼岛问题完全搁置争论其实就是给日本强硬外交的一种给台阶下，如果日本继续强硬，中国方面没有理由不强硬，而且直到今天，中国的海监船只连续7天继续在钓鱼岛水域巡航，换句话说，解决问题的球已经在日本的脚下，承认搁置争议也好，或者继续强硬也好，日本没有行动很难说得过去。

　　其次，美中首脑会谈在即，美中首脑会谈的重要话题就是有关地区安全，包括钓鱼岛，包括南海问题。现在美国方面认为，中国如果有了钓鱼岛或者独自拥有南海主权，对于自由航行将会有重大的影响。也是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根据美国白宫发言人透露，在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的会谈中这个问题将占很大的篇幅，这也是美国特别关心的问题。中国军方的高调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是要向美方表明，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在本地区的存在的意想，而是要与美国共同参与本地区的和平维护。本来在美国政府内对华强硬的就是美国军方以及美国国防部，包括朝野的军火供应商，以及各个利益相关方希望事端发生，但是在各方都等待中国使用强硬军事手段解决南海问题，美国政府出面用强硬手段遏制，军事预算可以大幅度提高时，中国的一个腾挪变换身段，提出和平解决，搁置争议，也让美国军方有点措手不及。大家都在猜测两位领导人能够能够达成什么，能够来来什么时，中国军方高官的搁置争议就是一个信号，中国不想与美国为敌，也不想与周边国家发生冲突，中国还是遵循经济发展优先的国策，对美国将有政策上的协调，包括安保，地区稳定，美中两军的互信交流，以及经济的议题都有很多好牌可以打。所以搁置争议的信号不但是给日本，菲律宾，越南，还是给美国国内的协调派，不到万不得已的底线，中国军方不会动用武力解决问题。

　　日本媒体今天都在评价中国军方的搁置争议的谈话，也在看日本政府的表现，虽然对于日本政府的强硬回话没有太多评论，而今天日本股市又下跌了512点，是今天最大的跌幅。当安倍魔法失去作用时，还是继续强硬呢？还是调整政策呢？日本其实也到了一个政策的调整关口，东亚的大戏又将上演。来源: 文摘▲◆★●■☆


钓鱼岛问题戚建国为何要给后人解决？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3/06/201306050127.shtml#.Ua6eB9ilt0c

2013年6月05日   作者：毕殿龙    

    京华时报讯第1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天在新加坡落幕，亚太区域安全合作成为与会各国和地区防务代表的关注焦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戚建国发表演讲并回答代表提问。他表示，关于钓鱼岛，中方坚持将问题留给后人解决的态度。笔者认为如果问题就这样简单很容易给人误解。而且，如果什么问题都留给后人解决，那么今人解决什么？搁置是单方搁置还是共同搁置？在什么状态下才需要搁置？
    
    戚建国在问答环节，有人问到钓鱼岛问题是不是留给后人解决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不需要怀疑。中方坚持“问题留给后人解决态度”无须置疑，20年前小平同志就发挥政治智慧提出搁置争议。现在东海南海等部分问题一时无法彻底解决，相关各国要有足够战略耐心。
    
    如果简单地说搁置和留给后人解决，会给人误解误判。20年前，在那样的国际环境下，邓小平提出搁置也许是智慧，因为中国根本没有能力和资格主张甚至巡视该海空域，搁置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且当时提出的搁置也得到了日本的默认或响应。
    
    今天我们是否仍然要题搁置呢？主动释放搁置的立场，缓解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带来的各种压力，柔化中国的国际形象的确没有错。但搁置必须是相互的。你提的搁置必须得到对方的响应。否则就是自我的妥协和退让。
    
    目前的情势是，日本得寸进尺，将钓鱼岛国有化，并依此作为动员日本军国主义，并反复强调，钓鱼岛主权不存在争议。显然搁置甚至模糊的条件已经不存在。这也是逼迫中国不得不花巨大代价在该海空域巡视的原因。
    
    相信戚建国副总长提出搁置，显然不是要自我退却妥协的，而是要日本收回挑衅立场，不要频繁挑战中国的底线。若能如此，中国仍然愿意退让一步，维持钓鱼岛搁置立场。这种冒着被国人批评的风险提出的搁置和留给后人解决的说法，是以退为进，将皮球踢给日本，看骑虎难下的日本如何面对国际舆论。
    
    但国人绝对不能被这种提法所麻痹，认为钓鱼岛问题搁置和留给后人解决就能够换得日本的谅解和妥协。这是一厢情愿的做法。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至少在安倍晋三这一任政府，是不会有这样退却。日本在遭受更强大的压力之前也是不会让步的。中国必须做好最全面和最激烈的斗争准备。
    
    将问题留给后人解决，可以是一种策略，但不是一个可以沾沾自喜的策略。如果什么都留给后人解决，那今人解决什么？我们留下七零八碎的旧山河，如何对得起自己的子孙后代？即便要留给子孙后代解决，也要给他们打造一个很好的解决的问题的基础。日本撤回国有化，我们奢谈搁置，就是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基础；南海一些岛屿，我们没有形成搁置，而是被别人实际占领，如果现在我们为了自己统治的稳定，耽于安乐，什么都不做，那叫后人就更为难。搁置必须是双方，留给后人解决则必须不是不负责任的没有原则的妥协和退让。具体到钓鱼岛，如果谈搁置，前提是日本撤回钓鱼岛国有化，并承认主权存在争议。否则，我们就无法面对后人。▲◆★●■☆


清除军队戚建国汉奸弱智思维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3/06/201306050454.shtml#.Ua6fe9ilt0c

2013年6月05日     作者：流波     　　

    我刚才在CCTV10点新闻上听到参加第１２届香格里拉对话的中方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戚建国在回答有人问到中方现在是不是还要坚持“对钓鱼岛实施留给后代来解决，搁置争议”时，戚建国说这个不需要怀疑——因为20年前中国有一个伟大的领袖小平同志以他的政治智慧就提出，钓鱼岛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要有耐心，要留给后人来解决。戚建国说现在不论是东海，还是南海方面有一些问题，都不是一时能够彻底解决了的，所以相关的各国之间要有足够的战略耐心，也相信把这个问题留给后代，他们会有更高级的智慧最终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当时一听大吃一惊，眼看着习主席后中国恢复到了正常维护国家主权的基本轨道上来，使几十年来东海、南海、藏南极端被动局面有了突破性的改观，人们长期感觉到被大小外部势力欺凌无奈的压抑情绪有所缓解，民众精神为之一振；不料，这个副参谋长老调重弹，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今天领海、领土困局正是几十年实行韬光养晦的结果，难道要把刚刚有所好转的国家领海、领土局面又自己萎缩重新回到被国外欺凌的状态？如果毛泽东时代当时也是不敢担当，把所有一百多年来西方强加于中华的问题不强有力去解决，不敢废除众多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也说是留给后代去解决，则新中国会是什么样的灾难？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遗留下来的这些问题不一个一个的去解决，居然说要又要留给下一代去解决，这说白了就是无能，是逃避责任，是对国家民族的最大犯罪！
    　　
    当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共产国际、陈独秀对蒋介石的绥靖瓦解了“三民主义”，使蒋在破坏革命的邪路上越走越远，为中华民族埋下最大隐患；所以当济南惨案发生后，日本人清楚了未来中国的新掌权者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如此畏惧害怕，而正是因为做为当时中国主要权力掌控者的蒋介石这样对日倭的绥靖妥协让步思维并实施的政策，才逐步使日倭又从东北起事步步紧逼，直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造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大灾难；小凳子上来搞韬光养晦政策，立马停止了毛主席时代的国防科技几百个先进项目，近三十年来中国重陷外部战略包围之中；要不是1999年美国极端藐视已经没有骨头的中国开打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好在还有主席时代遗留下来的“两弹一星”，要不可能中华近代灾难又已降临。
    　　
    我前一天才写《不怕汉奸只怕汉奸思维》，意思说，国家民族在一定时期出现几个汉奸可能也正常，但如果整个社会形成弱智、汉奸思维——也就是被“拐”后还替别人数钱，那这个国家、民族就真要完了。我把这篇文章的开头两节做为此篇文章的结尾：
    　　
    一个国家、民族，出几个汉奸也属正常，但如果形成汉奸思维，则危险可惧了。面对晚清、民国时期沉积而来的近百年崇洋媚外汉奸思维，鲁迅先生是痛不欲生，只好拿笔当匕首、投枪，希冀唤醒沉睡的中华民族，挽危机于水火；值得高兴的是，那时为着中华的仁人志士逐步增多，或呼吁呐喊，“警世钟”、“猛回头”，或“难酬蹈海”、“公车上书”，所以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今天，又到了呼唤中华民族脊梁的时候，因为已经不是众多汉奸横行猖獗的问题，又步入了中华整体弱智、汉奸思维的危险境地。
    　　
    中华民族凝成一股绳，任何力量都不可破；要认真总结中华先进引领人类上万年文明延续不断后近代落伍的真正原因，要从文明文化理念上戗击西方中心论逐步调整甚至废除国家颁布实施的如英语、外汇等崇洋媚外政策，要从中华复兴的高度审视中华民族走向大同融合的必然趋势坚决打击国内各种分裂猖獗势力……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世界民族的主体，中华近代的落伍是万里长江的一小节洄水涡，中华复兴重新回归世界第一是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必然，消除中华因内耗引起外患的各种因素，裂中华者全体中华民族共诛之，犯我强汉者中华人人共诛之……到了中华民族重新统领世界的时候了，警告诸如日本等近代对人类祖种祖族中华犯下滔天罪行的国家、民族中的右翼狂妄者洗心革面、好自为之、放下屠刀、回头是岸……“今天，中华民族已昂首迈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必将彻底洗刷近代以来因落伍惨遭蹂躏的种种耻辱，用人类第一族的气魄、人类第一族的自豪、人类第一族的精神高筑起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长城！”（流波《谈谈对中华文明的再认识》）▲◆★●■☆


改文风再陷空谈 中共弊政理论弊端积重难返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5825

   2013-6-4  作者 : 施予：十八大后的新领导班子一开始就疾呼整顿文风。但时至今日，距离新掌舵人习近平在首次抛出“习八条”已有半年之久，而在近日的宪政大讨论中，官风霸气十足的“倒宪”雄文再度袭来，“文风改革承诺华而不实”的论断再有新佐证。分析人士指出，文风改革之所以屡改屡败，在于未触及根本问题所在——中共权力体制的僵化在理论方面犹然，习惯于讲空道理、搞大批判，扣帽子打棍子最顺手，缺乏自我纠正的魄力。早年苏联解体，其空洞说教及僵化的文风难以统一全党全民思想也是重要教训之一。中共改文风亦必须在自我根除权力体系僵化上发力，否则文风僵化只会成为危机的警示信号。

　　党八股横行 权力难赢公信力

　　在中国历史上，文风往往被视作窥探社会变动的窗口。对于中共来说，文风又与党风政风息息相关。而中共也向来号称重视文风建设，建国后呼吁改进文风的领导人亦不在少数，但也大都止步于口号，难见实效。在政府信任危机积重难返的当前，中共政府文件式理论文章的“发号施令”无疑更加重了民间与中共的离心倾向。

　　尤其随着网络舆论的崛起，中共党八股类的僵化宣传对政府公信力的重建毫无益处，徒然加速了自我边缘化。针对在敏感问题上频繁失语的现状，中共新掌门人习近平在上位后随即对党八股宣战，其后中央地方媒体纷纷投身文风改革。央视改版、领导行踪长文报道的销声匿迹等等一系列迹象，都释放着文风改革一片向好的正能量。

　　中共十八大后，习李体制上位即显示平实的作风倾向。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习近平下达包括改革文风在内的新八项注意，其中提到：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在此稍后的一段时间，中共官媒报道风气一新，甚至还主动借助社交工具及时简洁报告领导人访问考察行程。2012年12月底接手主管党务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也倡导“党风、文风、学风”问题，强调群众路线，以民为主。

　　然而不久，官方媒体以及中共宣传系统便重蹈覆辙。似乎中共历来的文风改革都难逃“短命改革”的魔咒，时距习近平首次抛出“习八条”不足半年时间，党八股文风再有抬头之势。

　　近日的宪政大讨论中，中共官媒在倒宪的雄文中，置此前中宣部下达的《贯彻十八大精神 切实改进文风》中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杜绝脱离实际、内容空洞的文章和‘应景’文章”的要求于不顾，没有“把文件语言和学术概念转换成易读易懂的群众语言”，而是坚持了老套的八股式说教方式，通篇充斥“必须”、“必然”和“必定”的强烈用词；文理上更是概念套概念，结论证结论；逻辑推理就是两个新“凡是”：凡是西方政治的、凡是资本主义的就是不对的，就必须反对。

　　实际上，中共早自延安时代以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便对文风发起猛攻。在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要求向党八股宣战。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称，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在政治的强力推动下也的确产生了某些实效，在一定得历史时期的确有所收敛。但僵化体制不变，则注定只是运动式的过眼烟云，迟早死灰复燃。果不其然，中共执政后的这一危机持续蔓延，以至现在更是积重难返。

　　民众是教出来的不是批出来的

　　中共历来重视理论宣传，但很多时候这种理论宣传变成“理论传达”：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听。舆论教化成为指示灌输。有不同意见、不同看法，就被打入另册，成为“敌人”，不须讲理只管痛批。实际上，在一党专政的中国，如果政策方针理论的制定往往只考虑到执政党自身利益和形象的影响，如何塑造权威成为首要考虑要点，那么在这种文化中，为官者的利益容易被当作至高无上，而普通公众也只能扮演聆听者的角色。当前，中共上至理论政策的制定，下至相关内容的宣传下达，都是以高高在上权威不容挑战的形象示人，所以很难体现一种平等、亲和的文风。而中共早年为发动工农革命时的平易、通俗、激动人心的教化式文风，已荡然无存。可见文风的关键也同样体现是重民还是重官的问题。中共不是现在又提倡“为人民服务”吗，那就真真正正从文风改起，而不是口号出了，行动没有。

　　文风与主政者的好恶也形成了正比关系，正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传统媒体和党报党刊上，中共自说自话，八股教条地宣传自己的方针政策，灌输自己的理论政见，在社会舆论环境中，也必然八股腐气随处可见。关键是这种“理论强势”只是在我陶醉，一旦有大风大浪，恶腐的文风和空洞的理论说教就不免首先成为民怨的焦点而难“保驾护航”。

　　早年的苏联，作为创建者的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相当重要的贡献，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也有独到的理论。但后期，高度集中僵化的政治体制造成一批高高在上的权力阶层，他们越来越僵化地迷恋对社会舆论的垄断权，文风日益霸道，但最后反而在西方各种理论观点前败下阵来，无法获得民众信任统一社会思想，难逃解体命运。而当今的中共八股化、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的霸气文风俨然正是体现了这种对权力的迷信，而且历经毛泽东等数代中共领导人的警告都无法更改，使其严重脱离群众、脱离社会，这一僵化的形式实际上反映了政治体制的僵化与意识形态上的固步自封，“文风反映党风”，党风则决定生死存亡，中共不得不引起为戒。来源: 网讯▲◆★●■☆



中国30年不打仗丧失大量机会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5817

   2013-6-4  作者 : 黄子娟       

　　为期3天的第十二届亚洲安全会议暨香格里拉对话会2日在新加坡闭幕，亚太区域安全合作成为与会各国和地区防务代表的关注焦点。军事专家杜文龙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今日关注》采访时表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军事技术的发展，目前能够制造维护国家安全所需的武器装备，我们没有理由惧怕任何战争。

5月22日，南京军区某机步旅结合野外驻训，把部队拉到陌生地域，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组织装甲步兵营实弹综合演练。图为反坦克火箭班快速占领阵地摧毁目标图为中国军事图片中心 刘青松 本网记者 张雷 摄影报道

　　昨日，“香格里拉对话会”进入最后一天，在提问环节中，来自亚太各国的代表先后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戚建国中将提出16个问题。有代表提出用什么来证明中国会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对此，戚建国说，近30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大国都使用过武装力量、参与过战争，“唯独中国已经近30年没有使用武装力量挑起战争或者挑起军事冲突，中国这种30年来维护和平的实实在在的行动，完全可以证明我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

　　在谈到戚建国总参谋长这番话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时，军事专家杜文龙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今日关注》采访时表示，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30年来，我们不想打仗，首要选择是和平对话、和平发展，同时这种方式也让我们丧失了很多机会。比如说，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等战争中，军队的综合作战能力得到了锻炼。另外新型武器装备在所有的作战行动中，都得到了检验。我们和西方强国相比，在这些方面是有所取舍的。

　　第二层含义是，30年前，中国军队战无不胜。从1949年建国以后，在共和国战争中，解放军赢得了所有的胜利，给对手的都是屈辱、失败。现在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军事技术的发展，目前能够制造维护国家安全所需的武器装备。从歼-15、航空母舰、隐身战斗机到新型水面舰艇等，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没有理由惧怕任何战争。所以，综合起来就是两点，第一我们不想打仗，第二我们不怕打仗。来源: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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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江泽民被整垮 陈希同死前享高干待遇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05日 转载)
    
    来源：明镜网
    　　
    媒体已经确认：原中共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已经在六四24週年前两天在北京病死。
    　　
    《明镜月刊》今年2月已经披露：现年83岁的“六四”屠城功臣、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患下颚腺癌已到晚期，转移到脑、肺，住进北京军区总医院干部病房的四楼，医生不表乐观。
    　　
    “六四”镇压急先锋
    　　
    陈希同这一生大起大落，在宦海浮沈中，有两段引起巨大的争议。一段是在1989年极力跟随邓小平、李鹏等人，在镇压学潮、民主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抢眼”；一段是在1995年地位崇隆、声势鼎盛之际，突然被江泽民以经济犯罪的名义拿下，引发北京乃至全国政坛的人事地震。
    　　
    陈希同仕途发迹和被整肃下台过程，简述如下：
    
    
挑战江泽民被整垮 陈希同死前享高干待遇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06/201306050546.shtml#.Ua6ehNilt0c
    　　
    陈希同，1930年6月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4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进城之初，他做过一段时间的基层工作，历任中共北京市西单地区街道工作组成员，北京市公安局12派出所副所长，北京市公安局内城二分局人事股副股长、文书股股长等。
    　　
    1952年陈希同调至北京市委办公室任干事；1953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秘书，开始踏上权力台阶。
    　　
    1963年，陈希同被安排为北京市昌平县农工部副部长，不久升任县委副书记。“文革”初期，因爲他与“黑市委”刘仁的关系，受到冲击，一度被下放劳动。1971年，陈希同东山再起，在昌平一路升迁，历任十三陵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马池口公社党委书记、昌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昌平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等职。
    　　
    1979年12月，陈希同从京郊回到京城，升任北京市副市长。三年后，他当选为十二届中央委员。1983年4月，被任命为北京市长。
    　　
    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陈希同当选连任中央委员，几个月后，1988年1月，他连任北京市长，4月，升为国务院国务委员。
    　　
    他在这个岗位上，遭遇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震惊世界的“政治风波”。陈希同不断向包括邓小平等元老和中共中央报告学生与市民民主风潮中的负面信息，与李鹏、李锡铭等定性学潮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支持并积极配合采取强硬手段对付民小Ｔ凇傲摹闭蜓沽餮录螅?989年6月30日，陈希同以国务委员和北京市长的双重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后来印发100万份。
    　　
    “六四”之后，陈希同受到邓小平青睐，继续升迁，接任北京市委书记，并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当上政治局委员，气焰炙手可热。
    　　
    挑战江泽民终被整垮
    　　
    天有不测风云。陈希同仗恃后台邓小平，又自忖“六四”平息暴乱有功，对江泽民居然被选中为“第三代领导核心”很不服气，屡屡不服从、不配合，终于导致江泽民、曾庆红下了决心，将之拿掉祭旗，以震慑全国各地不听号令的诸侯。
    　　
    1995年4月，陈希同因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吞枪自杀一案引咎辞职，随后被拘捕审查。
    　　
    在当年9月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通过决定：将陈希同清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对其经济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但对陈希同的审查过程并不顺利。两年后，1997年8月29日，才由中纪委出面报中央批准，开除陈希同党籍。又过了半年，1998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才以涉嫌贪污和玩忽职守罪，决定将陈希同“依法逮捕”。
    　　
    当时公布的罪状是：“任北京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自1991年7月至1994年11月，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22件，总计价值人民币555,956.2元，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公，由个人非法佔有”。“任北京市市长期间，于1990年和1992年指使、纵容王宝森动用财政资金，在北京市八大处公园和怀柔县雁栖湖畔修建两座豪华别墅。违规建造别墅及购置设备款共计人民币3521万元。陈希同任北京市委书记后，自1993年1月至1995年2月，经常带情妇某某与王宝森等人，到两座别墅吃住享乐，两座别墅成为陈希同、王宝森享乐的场所。”
    　　
    罪状公布之后，舆论哗然。作爲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这样的高官锒铛入狱，审查数年，而且当局说得那麽煞有介事，坊间更是传说他贪腐上亿，最后竟然只是这麽一点夹不上筷子的犯罪事实和涉案金额：55万元礼品没按规定交公！纵容副手动用财政资金修建别墅——所谓“别墅”，也不过就是北京市的招待所，陈希同并未转移到自己名下，而且据知情人评论，即使就当时的标准来看也够不上“豪华”。此案与其说是“清查贪腐”，不如说是“整肃异己”，陈希同固然是倒了大楣，但江泽民也严重失分。
    　　
    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13年；以玩忽职守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4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
    　　
    是祭品，也是帮凶
    　　
    不过，陈希同并未在秦城监狱住得太久。数年后，他就被保外就医，住进北京最高级的疗养院——小汤山疗养院的一栋三层小楼，吃住、医疗均由秦城监狱负担。他还有专车司机，和他点名要来的一名厨师。日常生活均有服务人员伺候。
    　　
    知情人士称，他就是正常退休，退休金也付不起房租。
    　　
    北京学者姚监复在陈希同保外就医期间，多次探望，于2012年“六四”23周年前夕在香港出版《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书中陈希同对自己在“六四”中的作用自我辩护，并反驳了当局后来给他定罪的那些罪名。姚监复对《新史记》记者讲述了多次采访陈希同的经过和陈希同保外就医的生活。
    　　
    姚监复告诉《新史记》记者，一见陈希同，陈就开门见山地强调，自己不是贪污犯。说他贪污、判他的刑，完全是个冤案。“所谓‘贪污50万元的礼品’，是准备捐献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发展基金会的”，“我打的借条也都俱在”，根本不是据为己有。他还澄清，在“六四”时自己也从未担任所谓“北京戒严总指挥”。
    　　
    分析人士指出，陈希同无疑是中共体制这台“政治绞肉机”的牺牲品，但他本人绝非无辜受害，也曾经充当过这座“绞肉机”的零件。眼下病入膏肓，应该抓紧人生的最后岁月，反思自己一生扮演的角色，讲述出更多鲜爲人知的内情。    本文来源：明镜网


陈希同因癌症病逝 终年84岁

 VOA  2013-06-04：据中通社6月4日报道，六四事件时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于6月2日上午9点54分在北京去世，终年84岁。另外2家独立新闻机构也证实了南华早报有关陈希同死亡的报道。

陈希同已在昌平火化，因为时机敏感，中央未有报道死讯，火化时填写的职业是「摄影师」，不知道是否使用真名。

　　报道引述消息，当局赶在六四前火化，并打算把死讯拖延至六四后一星期才公布。

另据消息人士说，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和夫人叶子发表声明通报社会，证实了陈去世的消息。陈小同并感谢朋友们在其父生病期间给予的关心和帮助。

之前网上有消息说，陈希同患下颚腺癌已到晚期，转移到脑、肺，住进北京军区总医院干部病房的四楼, 医生对其病情不表乐观。

陈希同1983年4月到到1993年1月任北京市长。1992年10月至1995年9月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他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和十四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希同被认为一生仕途大起大落，在宦海浮沉中，有两段引起巨大的争议。

陈希同生平

陈希同1948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民主青年同盟。194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解放初期在基层工作，历任中共北京市西单地区街道工作组成员，北京市公安局内城二分局十二派出所副所长，北京市公安局内城二分局人事股副股长、文书股股长等。

1952年陈希同调至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任干事。1953年，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秘书。当时机关干部大多人被派往基层挂职，陈希同也被派往北京第一机床厂七车间任党支部书记，他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年，在那里经历了“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1963年，他改任中共北京市昌平县农工部副部长，不久又升任县委副书记。1967年，陈希同因曾任刘仁秘书，被下放劳动。

1971年，任中共北京市昌平县十三陵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马池口公社党委书记、北京市昌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昌平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等职。

1979年12月，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1981年9月，担任中共北京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983年4月至1993年1月任北京市市长。1988年4月至1993年3月兼任国务委员。1992年10月至1995年9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

他是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任北京市市长，曾参与和学生对话，在对话中表示自己的子女是普通工人，自己除工资外没有任何收入。赵紫阳在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说：“（1989年4月）24日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领头人。”。1989年6月4日，坐镇中南海参与了对学生运动镇压的指挥。

1990年代，陈希同依靠北京建筑业发展分配的施工许可获得了2400万美元，并为许多年轻的女主持人配备了许多私人住宅。之后，陈希同涉及金融案件金额达20亿美元。

后来陈因为王宝森事件，暴露出巨额贪污而被捕定罪，于1995年正式开除陈希同的党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98年7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前一年，陈希同之子陈小同因受贿罪被判处12年。

2004年陈希同获“保外就医”。2009年4月有消息称，陈因患末期癌症被送往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救治，生命依靠药物维持，院方已多次发出病危通知。

根据判决书，陈希同将于2013年8月1日正式出狱。2012年5月出版姚监复撰写的一本与陈希同的对话录，名为《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保外就医的陈希同2011-2012年谈话纪录》。书中陈希同否认其为六四戒严北京总指挥，有别于《李鹏六四日记》中的陈述。2013年6月3日9点10分逝世，遗体在昌平殡仪馆火化。▲◆★●■☆


长期喝咖啡致“癌中之王”胰腺癌发病率暴增
http://news.cntv.cn/2013/06/05/ARTI1370382971637772.shtml

发布时间：2013年06月05日 来源：今日早报
 
　　原标题：长期饮用咖啡，胰腺癌发病概率增4倍

　　学术研讨会上专家透露的这一信息要警惕

　　长期饮用咖啡，胰腺癌发病概率增4倍

　　学术研讨会上专家透露的这一信息要警惕

　　□ 通讯员 宋黎胜 本报记者 黄淼君

　　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至今为止，不但检查的手段比较有限，连高危因素也不是很明确。

　　日前，由浙江省人民医院主办的“第二届国际肝胆胰外科和腔镜微创外科学术研讨会”在杭举办。来自世界顶级胰腺疾病诊治中心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日本、韩国和国内各大医院著名的肝胆胰外科专家汇聚一堂，讨论了一些胰腺癌的高危因素。

　　长期饮用咖啡危险增加4倍

　　我国近年来胰腺癌新增病例约为5万～6万/年，较20年前大幅升高，成为我国发病率升高最为明显的恶性肿瘤。统计资料显示，只有10%～15%的患者有手术切除的机会，其中能根治者仅为5%～7.5%。

　　省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洪德飞教授是大会的执行主席，除了在会议上做了胰腺癌诊治的个性化报告外，也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些和胰腺癌相关的高危因素。

　　洪医生介绍，目前已有的研究表明，以下多种因素可能导致胰腺癌发病率增加：吸烟、酗酒、长期饮用咖啡、慢性胰腺炎、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以及肥胖和糖尿病。

　　其中长期饮用咖啡这一项，研究表明咖啡能使患胰腺癌的危险增加4倍，所以咖啡虽然有提神作用，也不要长期大量饮用。

　　在众多危险因素中，洪医生建议最好戒烟限酒，因为饮酒与胰腺癌发病年龄提早显著相关，而且饮酒和吸烟具有明显的协同作用，这种危害绝非简单的叠加。

　　背胀疼、血糖高要警惕

　　胰腺癌之所以被称为癌中之王，与其发病后的症状不明显有很大关系。洪医生用了“温和”两个字来形容，比如胰腺癌开始的症状一般会表现为胃肠不好、糖尿病等慢性病。

　　洪医生还记得10年前的一件事情，他的一名同事，很年轻很漂亮，才30多岁，无意中发现颈部有个肿块，一检查大吃一惊，已经是胰腺癌转移到颈部淋巴结，错失救治机会，非常可惜。

　　相比而言，现在在肝胆胰外科病区恢复的张大伯就幸运很多。张大伯今年63岁，平日身体挺健康。前一段时间，大伯背胀痛且在附近医院检出血糖高。半个月之前，他又感到上腹部有点胀痛，空腹时明显些，除此以外没其他不舒服。“大不了就是胃不好，糖尿病！”最终，禁不住家人一再劝说，张大伯找到了洪德飞。

　　洪医生凭经验觉得情况并不简单。立即查了腹部CT，发现胰腺上长了个肿瘤，最终诊断张大伯患的就是胰腺癌，而且肿瘤位于胰腺头端，肿瘤已经累及重要的血管，情况相当严重。

　　虽然大伯的胰腺癌已比较晚，手术难度及风险很大，洪德飞教授仔细研究后认为，还能作根治性切除。昨天，张大伯已经能够在病房自如行走了，再休养两周就可以回家。

　　洪医生最后想提醒大家，如果背胀疼、血糖高要警惕。由于胰腺属于腹膜后位和间位器官，腹痛是胰腺癌最早出现的症状，腹疼多位于上腹部、脐周或右上腹，阵发性或持续性、进行性加重的钝痛，大多伴有腰背部放射痛。▲◆★●■☆



谁掌控了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3/06/201306050436.shtml#.Ua6ko9ilt0c

2013年6月05日 作者：余云辉 来稿    
    　
    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入由美国及其美元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深水区。美国已经开始实施针对中国的“屠龙战略”（详见美国威廉。恩道尔的《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一书）。这里到处是冰山、暗礁与漩涡。中国的经济巨轮是否可能在未来不断变幻的不测风云中触礁、搁浅和沉没，甚至像前苏联一样突然解体？当“顶层设计”成为时髦的话题之际，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的顶层在哪里？中国经济顶层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谁在控制中国经济的顶层？中国经济顶层控制权是否已经旁落到海外政治经济势力的手中？中国是否正在沦为国际金融殖民地？以美国为首的军政集团把全球围剿重点指向亚太，是否在配合着中国经济顶层控制权的最后争夺？中国军队的后方粮草大营是否已被美国控制？这是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 市场经济制度中的“顶层权力”及其内部关系
    　　
    市场经济制度的顶层权力不同于计划经济制度的顶层权力。计划经济的顶层权力存在于使用价值领域，而市场经济的顶层权力存在于价值领域。
    　　
    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其经济的顶层权力都是由“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组成。这三大权力之间相互联系而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权力体系，决定着市场体系的广度、深度和功能，主导着经济体系的运行和全社会财富的分配。如果没有顶层权力概念或者不了解顶层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就不可能了解货币、外汇、资本市场、产业资本、政府财政、对外经济等彼此之间复杂的关联关系；如果没有站在市场经济“顶层权力体系”这一制高点进行观察和分析，就不可能制定出系统的、具有前瞻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顶层权力体系的互动结构示意图如下：    
    
二毛子掌控了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 / 余云辉
    　　
    基础货币发行对汇率和资产价格有一系列复杂的影响；同时，汇率走势决定着海外热钱的出入、基础货币的松紧、产业资本的兴衰、资本市场的起伏；此外，通过扩张或紧缩股票债券的规模可以影响基础货币发行和汇率趋势。所谓“量化宽松”或“定向紧缩”也是通过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来完成的。
    　　
    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主权。货币发行的目的究竟是为本国企业和居民服务还是为外国政府、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服务，由此，可以判定这个国家究竟属于经济独立的主权国家性质还是属于经济附庸的殖民地国家性质。
    　　
    汇率定价权也是属于国家主权。一国的汇率政策究竟是服务于本国资本和产业还是服务于外国资本和产业，以及汇率定价的主导权究竟是由本国政府掌控还是由外国政府或外国国会控制，由此，可以判定该国是属于经济自主国家还是外国金融殖民地。
    　　
    资产定价权主要指股票、债券、利率和本国主要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如果某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和汇率定价权被外国政府组织和国外央行所控制，那么，该国的资产定价权必然由海外跨国经济金融集团所控制。
    　　
    如果外国政府和外国央行及其背后的海外跨国经济金融集团控制着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那么，这也意味着这个国家政府和企业已经丧失了本国国民财富的分配权、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和宏观经济的调控权。
    　　
    丧权必然辱国。这种国家徒有主权国家之名，而无主权国家之实。外国政府和经济金融集团对该国的经济金融政策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对该国核心金融管理部门的领导人之任命具有重大影响力。这种国家往往不停地进行宏观调控，但又表现为进退维谷、调控失效、越调越乱、失控失序的混乱状态。这类国家在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倾向于软弱，一般不会强硬，因为不敢强硬，否则，必然后院起火，经济金融与社会分配领域会突然冒出一系列问题，让国家管理者顾此失彼、焦头烂额。
    　　
    中国是否属于这一类国家，这需要深入地分析。
    　　
    二、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之一：美国政府控制下的汇率定价权
    　　
    当中国由计划经济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制度之后，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也由原来的生产计划权、物资调配权和物价核定权转变为：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和人民币资产定价权。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主宰着中国经济的命运，那么，在市场经济时期，则由中国央行即人民银行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兴衰成败。如果美国操纵了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和汇率波动趋势，那么，事实上则是由美国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命运。如果承认中国目前实行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那么，就可以在理论逻辑上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是哪个经济管理部门的失误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当前的困境？答案应该是中国央行，是中国央行近十年来错误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困境，是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被美国和美元剥夺的结果。
    　　
    对于任何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其经济“顶层权力”一定是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比如，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元强弱走势、美元利率与美股走势，难道可以由中国、日本或欧盟来摆布吗？显然不可能。美国完全根据自身经济发展和金融资本套利的需要，制定美国的货币政策并操纵美元的汇率走势，但是，美国拒绝任何国家对其货币与汇率政策的指责。即使是在美国驻军控制之下的日本，其经济顶层权力也不受美国掌控。在美国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之后，日本迅速推出“超常量化宽松政策”，使日元快速大幅贬值，同时推高股票市值，防止日本国内财富遭到垃圾美元的洗劫。反观中国，则是一副完全相反的图景。
    　　
    从2005年7月启动汇率改革的那一刻开始，美国政府和国会就牢牢掌握着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演变为由美国政府和国会及其背后的国际资本所掌控的可预期的、持续升值的汇率制度。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压力决定着人民币的价格走势和升值节奏。人民币兑美元由“汇改”前的8.11人民币兑1美元，升值到目前的6.20人民币兑1美元。在人民币持续的可预期的升值过程中，美联储打开了垃圾美元的闸门，中国外汇储备由2004年底的6099亿美元快速上升到目前的3.4万亿美元，增长5倍以上。
    　　
    人民币持续升值吸引了大量热钱涌入中国，造成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稀释了人民币储蓄者的国内购买力，形成了通货膨胀的隐患；大量美元资本涌入中国兑换为人民币，形成高收益的人民币资产，并享受着人民币升值的财富盛宴；与此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和“两房债券”等低收益资产，形成收益倒挂和财富流失。
    　　
    人民币升值的产业后果是严重削弱了国内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增强了在华跨国产业集团的竞争力。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在华的跨国产业集团降低进口零配件的成本，提高其产品的在华竞争力，最终抑制中国本土产业的发展；同时，人民币升值造成大批出口导向型实体企业破产倒闭，形成银行坏账。在国内市场，制造业企业面临着跨国公司进口配件的成本优势压力；在国际市场，制造业企业面临着人民币升值所形成的价格压力。最后，国内资本开始从实体经济领域撤离而进入房地产等投机领域，逐步形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在实体经济的利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不可持续的卖地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基于土地收入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开始高速运转并大量举债融资。政府官员的任期制、政绩考核制和工程项目的灰色利益链，刺激着各地政府融资平台发债的疯狂。只要本届官员资金到手，哪怕下届政府洪水滔天。这是各地官员的普遍心态。社会资源配置出现严重失衡，经济金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中国宏观经济步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正是始于汇率改革。尽管中国前方将士守住了军事上的国防大门，但后方的金融经济精英们却以“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迎接经济全球化”、“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名义，向国际金融强盗打开了搬运中国财富的大门。美国政府和国会以难以自圆其说的贸易赤字理由逼迫人民币持续升值，而中国经济管理部门并没有在外资、外贸、外汇、产业结构和财税政策等方面打出一套组合拳来夺回人民币汇率定价权，而是把人民币升值作为美国政要访华和中美战略对话的见面礼，把作为国家主权重要内容的货币定价权用于外交领域的交易。美国舞着一顶汇率操纵国的帽子就吓趴了一群中国金融门户的守卫者。美国操纵着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并利用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指挥棒功能，配合美元热钱的流入或流出，直接影响着中国货币供应量、利率水平、股票指数和其他资产价格。
    　　
    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一国的货币贬值意味着该国经济扩张；一国货币升值意味着该国经济紧缩。美国在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步步紧逼而对日本政府大幅贬值日元却网开一面，体现了美国看待对手与友邦的双重标准：即，一方面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达到紧缩中国经济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则通过放任日元贬值来支持日本的经济扩张，以此来弥补鼓动日本挑衅中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人民币汇率的大踏步升值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大踏步地迈向紧缩的死亡之谷。
    　　
    不过，具有紧缩性质的人民币升值政策与城镇化的扩张刺激政策之组合，可以看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牛头不对马嘴的搭配。这说明中国经济政策的设计者还不了解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内涵、功能以及丧失这一权力的后果。
    　　
    汇率不是经济金融领域的常规武器，而是足以摧毁一个国家的核武器。这是美国政府和国会紧盯中国人民币汇率、不断施加升值压力的根本原因。“美国不断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向中国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此举不只是要削弱中国的出口能力、破坏中国经济安全，更是要让人民币最终成为全球流通货币，致使中国完全开放资本市场，为华尔街巨鳄与其他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扫除障碍”（详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评介威廉。恩道尔新作》，作者张方远，台湾《海峡评论》2013-5-1，第269期）。遗憾的是，中国金融界和理论界在“汇改”之初甚至直至现在，尚未认识到汇率定价权属于国家主权、属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核按钮，尚未意识到中国宏观经济的困境起因于汇率定价权的丧失。
    
    三、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之二：美联储和美元掌控下的基础货币发行权
    　　
    当货币与黄金脱钩之后，货币增加了一项职能：稀释储蓄和掠夺财富。这是信用货币的“第六职能”。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功能并与黄金脱钩的美元也拥有稀释全球储蓄、掠夺全球财富的功能。
    　　
    美元作为发动金融攻击、掠夺世界财富的武器，与美国的科技力量和军事力量并列为美国统治世界的三大法宝。美国严防死守着高科技出口的关卡，但却想尽一切办法让美元泛滥全球。在中国，美元是最软的武器，招商引资，无人不爱；同时，美元又是最硬的武器，无坚不摧，拥有无限的能量，主导着中国基础货币的发行。
    　　
    在中国央行发行的25万亿“高能货币”即基础货币中，由美元储备主导发行的基础货币竟然高达20多万亿人民币，只有区区5万亿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是由非美元因素而发行的。据统计，2010年度，94%的新增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是由流入境内的美元所决定。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现在还是一个金融设防、政策自主、经济独立的主权国家吗？答案是否定的。
    　　
    美元主导之下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经过中国央行错误的市场化操作，成为中国经济巨大的破坏力量。由于金融体系复杂、专业术语繁多、操纵手段隐蔽，因此，金融政策领域往往成为欺世盗名者的天堂，而中国央行及其下属的外汇管理局应该属于这个领域的登峰造极者。中国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破坏力被央行的市场化对冲动作掩盖着。
    　　
    自从央行启动人民币单边升值的汇率改革以来，国际热钱开始持续涌入中国。美元热钱的流入带来国内基础货币的投放。美元进入中国之后，央行通过结汇收到美元，同时将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支付给美元持有者，美元持有者获得了人民币并作为资本金开展国内的投资，亦即人民币进入市场，从而导致市场上人民币供应量增加；为了抑制人民币供应量的增长，央行通过提高存准率和发行央票，收紧银根，减少国内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减少各类实体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并抬升银行贷款利率和民间拆借利率。
    　　
    如果把央行投放基础货币和回笼基础货币的动作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中国央行是把国内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的流动资金收上来，交给了美元持有者作为其在华攻城略地的资本金，而这部分外资所形成的资本金又形成了信用贷款的能力，并进一步挤占内资企业的贷款额度，使内资企业贷款更加困难。
    
    近十年央行货币政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宽松与紧缩并存的十年”：由于对国际热钱流入实行宽松政策，导致对内资和中小企业实行紧缩政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外资流入中国越多，而国内企业资金越紧张、民间利率越高、竞争力越差？在美元主导着人民币发行的情况下，国内企业只有以下选择：或者引狼入室、拥抱外资；或者海外上市、融入美元版图并成为买办经济的成员；或者逐步走向资金枯竭，成为外资的并购对象；或者逃债；或者破产。
    　　
    基础货币属于“强力货币”或“高能货币”，在不断的“交易—形成存款和贷款—再交易—再形成存款和贷款”的多次循环过程中，发挥着基础货币的乘数效应。但是，央行并没有注意到货币乘数背后的秘密。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过程中，最先从央行获得基础货币（又称“高能货币”）的经济主体可以第一个捕获商机并获得超额利润，而最后一个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的经济主体已经没有商业机会，只能为银行打工。这类似于股票市场上第一个获得资金的机构可以选择优质的标的物先下手购买，后来获得资金的机构只能追高股价和抬轿子。基础货币作为高能货币不仅表现在货币创造之上，而且表现在超额利润的创造之上。
    　　
    因此，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那些可以直接获得基础货币的机构和个人一定占有着这个国家的商业先机，并获得最高的经济利益。当美元主导着中国90%以上基础货币的发行，这意味着美元持有者占据了中国那一特定时期90%以上的最佳商业机会。在中国央行累计发行的25万亿人民币基础货币里，美元持有者占据了20万亿基础货币。这意味着九十年代以来，外资掌握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的商业先机和超额利润，而本土企业只能作为第二、第三梯队的跟随者，为其抬轿子。这难道不是中国当今的经济现实吗？这正是货币乘数理论背后隐藏的秘密。
    　　
    如果中国央行的官员可以多接地气，少接洋气，那么，他们一定会听到民间的呼声：这些年钱越来越不值钱，但企业的资金却越来越紧，利率越来越高，实业越来越难做；外资获取着超额利润，本土实体经济却难以生存。当年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生存处境重新发生在当代中国本土企业的身上。这一切源于中国货币发行权的丧失，源于美国和美元控制着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
    　　
    在市场经济的制度下，产品、产值、资源、土地、税收、GDP等经济概念已经不属于国民经济的“顶层范畴”，只有决定和支配上述经济要素的权力才属于国家经济的“顶层范畴”，因为这种权力决定着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财富分配。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主权，属于中国经济的“顶层范畴”，也是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
    　　
    四、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之三：海外资本及其舆论平台控制下的资产定价权
    　　
    中国各金融监管部门尚未形成中国经济“顶层权力体系”的概念与认识，更没有意识到丧失经济“顶层权力”所产生的危险性。因此，他们往往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拿着国家经济的顶层权力和核心利益去做交易，以换取部门政绩、个人利益和华尔街的胸章与掌声。
    　　
    俄罗斯在加入WTO之后明确规定，外国机构不得参股或控股俄罗斯银行股权，外国银行不得在俄罗斯设立机构，其他金融机构也不得伸手。俄罗斯以其成熟、清醒的对外经济政策，把国际金融资本的章鱼触爪挡在了国门之外，确保俄罗斯经济金融肌体内部免遭国际金融病毒的攻击，布防于未然，以维护大国经济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而中国则完全相反，海外资本和海外机构遍布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基金、信托、租赁、担保、审计评估、信用评级等各个领域。在中国经济的顶层，海外金融势力控制着中国经济的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在中国经济的基层，海外金融力量渗透或控制金融机构、金融渠道、舆论平台和重要客户，从而形成了上呼下应的格局。
    　　
    在主权国家的“经济顶层权力”中，汇率定价权、资产定价权和货币发行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双向的、多维的传导作用和制衡关系。只要美国控制了人民币汇率趋势、只要美元主导了央行基础货币的供应量及其基础货币的流向结构，只要美元拥有了进入中国股市、债市、资金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的渠道，也就是说，只要具备上述三大条件，那么，美元资本事实上就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人民币资产的定价权，控制着各类人民币资产的价格趋势和波动程度。
    　　
    广义的人民币资产价格包括股票价格、债券价格、资金价格（即银行利率和民间利率）、房地产价格以及其它资产价格。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是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和各类生产要素价格的重要因素，也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但是，在大量美元热钱的冲击之下，利率杠杆的功能被外资扭曲了。这是因为，面对热钱大量涌入造成基础货币过渡投放和通货膨胀压力，如果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胀则会诱引热钱进一步涌入，因此，央行只好一方面维持利率稳定、形成负利率、牺牲国内储户利益，另一方面只能选择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回笼资金，收紧流动资金贷款规模，从而导致国内好企业和差企业都难以发展。事实上，每一次宏观经济紧缩都成为外资在华攻城略地的战略机遇期。这是国内中小企业难以发展的金融根源。但是，经济的逻辑并没有到此结束。央行放弃利率工具而选择存准率工具之后，商业银行贷款规模减少，直接导致民间利率飙升，又给海外热钱提供了更高的套利空间，从而进一步吸引热钱的涌入。近十年来宏观调控政策持续累积的结果是：热钱持续涌入、存准率维持高位、民间利率飙升、实体型企业微利或破产、股市持续低迷、IPO停止、房地产化泡沫难以抑制、整体经济结构恶化。这就是中国利率定价权丧失之后的宏观经济现实。
    　　
    资本市场股票债券价格是资产价格的主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央行政策与证监会政策之间的持续的恶性互动，严重削弱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力量，拱手让出了中国资产定价权。如果把央行和证监会的政策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一方面，美元热钱流入形成基础货币过度投放，为此，央行借助存准率等工具收紧国内商业银行贷款，进而导致资本市场恐慌和A股价格下跌、IPO被迫停止和资本市场融资功能被废；一大批优秀企业被迫到境外上市，这些企业上市后的股票债券定价权转移到外资手中；另一方面，为了阻止指数在底部区域超跌并引起社会不稳定，证监会开始扩大QFII和RQFII的审批额度、组织交易所和券商到国外游说外资到国内抄底，动员国际金融资本把国内投资者手上的证券资产低价买走，最终结果是中国资产廉价卖给了海外投资者，造成财富流失，同时提高了海外资本在国内资本市场的权重和控制力。从央行打压国内资本市场、证监会吸引外资抄底国内资产方面，央行与证监会之间为提高国际资本收益率和话语权几乎配合得天衣无缝。
    　　
    从另一角度看，央行政策和证监会政策之间又存在明显的矛盾与冲突。比如，央行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刚刚走到中国大门口，走到香港，还没有漂洋过海，就被证监会推出的RQFII请回国内救市，用于支撑A股指数。人民币才走到门口又回来了。区别在于，从境外回来的人民币已经是受控于外国投资者的人民币。
    　　
    证监会与商务部一样醉心于招引外资入市，这与央行的政策取向也是矛盾的。在热钱持续涌入中国的情况下，证监会通过扩大QFII额度吸引来的美元无疑增加了央行外汇储备的压力。QFII美元进入中国换成人民币，央行马上要发行央票或提高存准率来紧缩国内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抽取实体经济的流动资金，使得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更加恶化。这又进一步导致资本市场下跌，并进一步迫使证监会继续扩大吸引国际资本入市救市的力度，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不断提高海外资本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控制力和话语权。
    　　
    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者和监管者还没有经济“顶层权力”的概念，也不清楚中国资产定价权丧失之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们没有从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三者关系的角度和高度进行资本市场体系的设计和建设，而是单纯地追求资本市场自身的扩张，以此树立形象、体现政绩。把资本市场建设当做形象工程建设和金融大跃进是极其危险的。盲目扩大QFII、RQFII投资额度和做空额度，片面发展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和融券做空制度，盲目提高外资在证券、基金、期货等机构的数量和参股控股比例，放任外资机构的舆论平台操纵国内资本市场的话语权，放松资本项目的管制，这一切加剧了中国资本市场定价权的丧失。
    　　
    当国内机构投资者不再指望央行的货币政策而是指望美联储继续维持宽松的垃圾美元政策的时候，当国内散户投资者不再指望国内基金和券商引领投资方向而是指望美林、摩根和MSCI之类国际指数编制公司的时候，当外资金融机构的研究报告和信息发布平台可以左右国内股票债券价格走势的时候，当证监会发言人开始用QFII抄底来说明股市见底的时候，作为中国经济“顶层权力”的资本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已经掌控在海外资本力量的手中。
    　　
    五、结语
    　　
    从“经济顶层权力”的角度可以找出中国经济诸多重大问题的症结，而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也要从重新掌控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开始。要实现“中国梦”，必须重新夺回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使得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和人民币资产定价权服务于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