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美双方为什么都极度期待习奥会晤又极度掩盖这次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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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24：让我们把目光重新转向国际，解读一下最近的国际局势！首先，先看两条新闻：
　　
　　A.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北京时间21日也宣布，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统卡莫纳、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总统钦奇利亚、墨西哥合众国总统培尼亚、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奥巴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5月31日至6月6日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于6月7日至8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
　　
　　B. 美方在得知习近平主席对中美洲三个国家进行访问这个消息之后，积极的、主动的来联络中国的外交部门，希望能够安排习近平主席以做客的方式到美国，然后与奥巴马总统进行会晤。虽然它不是一种国事的访问，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将会在美国停留两天多的时间，并且要和奥巴马总统进行非常深入的会晤，而且商谈的内容非常的广泛，包括有地区问题，包括有中美双边关系的问题，包括有全球的问题等等。这样的规格是非常高了，这就表明美国确实非常积极主动的，要和中国推进全面务实的这样一种合作的关系。
　　
　　本次访问疑问重重：为什么访问如此急迫？访问日期是怎么商定的？访问是谁安排的？到底是主动访问还是被邀请访问？为什么不是一次正式访问而仅仅是过境访问？为什么不是到华盛顿而是到加州某庄园举行会谈？
　　
　　1、访问日期是什么时候商定的？
　　
　　中国领导人对访美之行历来是比较重视的，这个原因很简单，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所以给予相当的重视是必然的，也是很容易理解的。所以从邓时代、江时代到胡时代，访问美国的日期都是很早就定下来的，最迟几个月，有时候甚至1年之前就知道他们将什么时间访问美国。即使是对习大大来说，去年的访美行程也是很早就确定的。那么现在就存在一个疑问，为什么习大大这次的访美之行在宣布之前并没有任何消息传出呢？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克里与美国参联会主席还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与前财政部长保尔森都刚刚访问过中国，而且后三者都是在4月底访问的。如果中美4月底之前就有商定习大大的6月访美安排的话，那么他们几个人一定会在会谈中说出我们期待你的访美之行等等如此类似的恭维之言。但是显然这些言辞并没有发现，所以可以认为，这次访美之行应该是在5月份才安排的。这样史无前例的紧迫的安排是什么原因呢？
　　
　　2、访问是谁安排的？
　　
　　对于国家元首的外事访问，通常都是有相当级别的外交官要做十分周密的提前安排。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习大大的访俄之行就是由原来的杨部长亲自去俄罗斯来安排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从5月份开始到最近正式宣布访美行程，中美之间并没有高级别的外交官来往，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这次访美行程显然不是外交部或外事办或中联部之类的机构来安排的，那还会是谁安排的呢？幽灵公主认为这次访问行程很可能是有凯哥安排的。凯哥是在几年前习大大访问日本时结缘的，当时凯哥是驻日大使。据说因为成功安排了习大大与天皇的会见而得到赏识。因此早在去年华山论剑之后，就有消息传出凯哥将去美利坚帝国出任大使。今年新皇登基之后，果不其然哦。看来凯哥已经是心腹之人了。呵呵，这次凯哥大出风头，下次回国一定得请外交部与外事办的哥们喝酒哦，现在风声紧，茅台五粮液就算了，北京二锅头怎么也得来两箱吧。
　　
　　3、这次访问到底是主动访问还是被动的邀请呢？
　　
　　我们知道国家副主席潮哥于5月8号至16号访问了阿根廷与委内瑞拉。现在习大大也将于6月初访问中美洲3国。我们先简单的分析下他们两位访问的这几个国家的情况。对于中国来说，阿根廷与委内瑞拉无论从政治或者经济领域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共和国、墨西哥【规模稍大与美国关系太近】相比都要重要，如果从地理位置来说，除阿根廷外，其余四个国家距离都很近。那么这就存在三个奇怪的问题：其一，为什么两位两位领导人在极短的时间内访问几乎同一个地区呢？为什么不由一个人来完成访问呢？这种情况是很罕见的。其二，对于墨西哥来说，他虽然规模大点，但是他的总统4月初刚刚访问过中国，那么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进行回访吗？其三，为什么潮哥访问的国家似乎比习大大访问的国家还要重要呢？这有点不合逻辑。
　　
　　为什么会出现以上的疑问呢？所有以上的疑问都表明，习大大的这次中北美之行并不是一次经过充分安排的早就确定的行程，相反是一次临时匆忙安排的行程。除美国外，其他三个国家都是陪衬，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临时拼凑来的。换句话也就是说美国才是这次访问的真正主角！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为什么要拿另外三个国家来冲淡这次访美行程呢【从视觉观感上】？或者更严重点来说为什么要利用其他三国来掩盖这次访问呢？请注意，除此之外，我们还认为这次访美是中方的主动安排。
　　
　　根据新闻我们知道，美国是在得知习大大要访问中美洲3国后才主动邀请访问美国的，这个说法和我们以上的分析显然是完全矛盾的，为什么会这样？这里其实应该非常复杂，但是我们又不便于详细分析【自己琢磨吧，呵呵】。但是总的来说，美国的态度是很微妙很复杂的，对于美国来说，这次访问是中方的一次主动访问，但从表面来说又是美方的一次主动邀请。美国打内心里非常非产期待这次访问，也是早就期盼的访问，但是主动权显然又不在他手里。所以美国这次主动放低姿态，高调宣称这次访问是美国主动邀请。但是在美国高调主动邀请的同时，却不是在华盛顿举行隆重的仪式来传达美国的兴奋之情，相反却是选择远离美国政治中心的加州一个庄园来接待这次访问，而且是一次低调的过境访问，很明显，美国似乎在回避这次访问的关注度，甚至在有意在掩盖这次访问。【请注意，如果这段分析你没有看太懂，那我们也只能表示遗憾，只能解读这样深了】
　　
　　前面我们分析过，中方也在有意在掩盖这次访问。那么中美双方为什么一方面都极度期待此次访问，另一方又极度掩盖这次访问呢？这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中共理论的匮乏、历史包袱的沉重以及信仰的缺位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5/26/2418158.html

文章来源: 多维 于 2013-05-26 21:01:19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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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中国学术界和媒体舆论中，有关“宪政”、“信仰”、“崇毛”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出现一个很突兀的“爆发期”。包括《解放军报》、《红旗文稿》、《环球时报》在内的一些党媒，在几乎没有任何新闻源的情况下纷纷发文就这些议题展开讨论，而主要论调则一致“左倾”。对此有观点认为这种情况并非事出无因，而是如此前外界所传“七不讲”、“新三反”一样，均来源于所谓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中办发【2013】9号）的通知。也被认为是本届中共领导层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全面左转”的信号。多维亦曾在《观察站：习近平的治国方略 毛体邓用》、《观察站：政左经右下的舆论收紧和改革共识》有过解读。

但是从目前出现的初步舆情来看，中共党媒这次“左转”显然并没有得到过多的支持，“二次文革”、“新反右”的猜测再次在民间出现，而中国社会现实中所出现的种种矛盾激化现象似乎也正在让这些媒体和文章撰写者成为“众矢之的”，引发舆论界中的非议，尤其是自由派学者的强烈质疑。而习近平对于毛泽东和苏联解体的表述更被认为是他的两大“心结”，也是为什么导致其“全面左转”的重要原因。而中共目前更陷入一种“政治理论乱伦的困境”， 只能不断地用马列证明毛泽东，用毛泽东证明邓小平，用邓小平证明习近平，然后再用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反证马列，在一个类似于红色家族的封闭圈子中来回打转，执政理论进入了“死循环”。

初步归纳近期这一系列文章可以看出，目前问题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宪政，如5月21日《红旗文稿》所刊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所写《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和《环球时报》5月22日“社评”《“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二是对毛泽东的态度。还是《红旗文稿》，在5月13日发表李慎明《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称“毛泽东时期一无是处不是煳涂就是别有用心”。5月15日，大陆学者刘小枫在一场读书会活动中，称毛泽东是开国“国父”，并称文化大革命是“人民民主”、美国的平等是在中国的刺激下发生。三是信仰问题，5月22日刘亚洲在《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坚守神圣的“党性”》一文，即被大肆炒作的“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对于左右双方的学者，无论观点怎么对立冲突，目前唯一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无论宪政、信仰还是崇毛问题，双方讨论的都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学术问题，而是背后所隐含的政治矛盾——即今天中共是否还有足够的理论依据支撑自己执政的合法性？一党执政是否在今天中国还有存在的土壤？究竟什么主义才能继续领导中国前进？党和法究竟谁大？中共是否还应该背负着“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一类的历史包袱前行？在今天，也许是更值得深辩的症结。

中共的“政治理论乱伦化”

这次党媒“异口同声”地发力批“宪政”，显然出乎很多自由派人士和法学家意料。因为在过去十年，宪法作为中国根本大法的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依法治国”也成为中共高层频谈的内容。2004年曾被视为中国宪政之起点，人权入宪，建设法治政府，民主法治也被认为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与当年的胡温新政紧紧捆绑在一起。虽然在2007年十七大前后经历过反复，但在党内与社会上已无太多异议。而在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甫一接过总书记之位，就在北京参加“首都各界纪念中国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并作讲话，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发出明显的政治信号，这被解读为习的“宪政梦”，也由此引起了随后的“南周新年贺词”事件。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此次党媒一齐“讨伐”宪政，所有的猜测指向最高层之时，外界才对这种“左右反复”感到不解。事实上从目前情况来看，较为准确的解读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整个中共领导层从未对“依法治国”产生摇摆，他们所担忧的是自由派借“宪政”之名动摇中共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这一点也在这批党媒文章中有所袒露，“坚持共产党领导是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共产党没有经多党竞选而上台执政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但以宪政理念为标准，就无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虽然以理论型政党自居，自1921年7月建党、1949年建政之后，中共就一直试图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寻找源泉和基石，为自己一党执政寻找合法性所在，从最初的“人民民主专政”到后来的“三个代表”，皆是如此。当封建社会“父传子、家天下”的执政基础逐渐散去之后，中共首先通过宪法和党章规定，试图在民众之间树立这样一种观念——作为领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政党，中共也应该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共产主义。在江泽民时代，由王沪宁一手起草的“三个代表”将这种统治的合法性继续加以阐述，其表达的核心含义在于“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而中共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应该由中共来执政”。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共骨子里实际上一直是个“实用主义”、“实践主义”政党，从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到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共执政恰恰源于和他们将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

时至今日，当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增加，对于中共一党执政合法性质疑不断的时候，今天这批执政者回头在中共的“理论武器库”中再次寻找时才发现，他们的理论武器最后的资源几乎被挖掘殆尽，理论道路越来越狭隘，甚至出现了“理论家只能是总书记，总书记必须需要理论才能正名”的怪相。同时也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一个以理论丰富自居的执政党，竟然只能不断地用马列证明毛泽东，用毛泽东证明邓小平，用邓小平证明习近平，然后再用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反证马列，执政理论进入了“死循环”，甚至可以略显粗暴地称之为“政治理论乱伦”。

实际上正如舆论所认为的那样，习近平骨子里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他在反腐、亲民等方面的所作所为今天已经为中国民众所接受。但中共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和执政理论的匮乏确使他无法面对海内外的质疑，不得不再次祭出中共以往惯用的那种死板、僵硬的宣传模式，也使他不得不提出“中国梦”这样一个感性、飘在空中的词来作为他的理论成果。可以预见，在未来十年，如果习和他的智囊团队不在意识形态上面有所突破，这将很有可能成为他执政生涯的“短板”。

毛泽东并非中共执政合法性所在

除了理论的匮乏导致中共无法直面“宪政”问题，从而导致他们只能生硬地把“宪政”与资本主义挂钩进行“文革式”的批判外，中共直至今天难以挺直腰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沉重的历史包袱，这包括对于历史上的延安整风、建政前借“宪政”之名批评国民党、建国后的反右、文革直至六四等种种问题，而其中最核心的一个议题就是对毛泽东的评价。

作为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领袖，毛泽东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自然不言而喻。但是中共也必须要直视，“东方红、太阳升，东方出了个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年代已经过去。1981年由邓小平一手推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对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有了明确的定位，而民间对于毛泽东“建国有功，执政有过，文革有罪”的评价也已深入人心。虽然对于毛泽东近乎“教主”一般的崇拜在大陆一直有市场，甚至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亦被认为是高举毛泽东旗帜。但必须要承认，“毛泽东思想”不等同于“毛泽东”本人，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三大法宝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可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尤其是文革期间以“运动”、“权斗”、“阶级斗争”方式扰乱国本的事实毋庸置疑。毛泽东那种“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做法，那种“党在国上、人在党上”的被推上神坛的教训，值得中共今天的执政者们吸取教训，而非意图借此为自己正名“复辟”。

从更现实意义来说，在很大一部分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即使他们不是自由派）看来，毛泽东并非是一个英明的领袖，这个名字已经深深的烙上了“左”、“反右”、“斗争”的符号。这也是为什么当习近平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以及《光明日报》爆出在2013年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发表的重要讲话中称“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等新闻，即是在中国舆论引起了强烈反弹的原因。

这种将中共命运系于毛一身的思维更来源于中共将执政的合法性系于毛的身上，否定了毛，就否定了中共为什么能执掌中国。实际上，中共执政合法性最为直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使中国走出了清末之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甚至有可能“亡国灭种”的局面，并在建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使中国走上了富强道路。这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功绩，而是属于中共这个政党。即使对于理性的毛泽东支持者而言，客观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并不会对中共执政合法性产生根本性动摇，而今天的执政者恰恰需要这种能够客观评价毛的政治勇气。

中共当有直面社会主义国际论战的勇气

同样是外界所传的习近平内部讲话，除了对毛的态度外，还有对苏联解体的态度。习认为苏联解体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一夜之间“城头变换大王旗”，苏共“竟无一人是男儿”。鉴于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刘亚洲引用中共烈士方志敏“我们的信仰乃是宇宙真理”名言、强调中共党员信仰作用，以及中共在习近平上台后所展开的一系列“清党”、“整风”措施，可以看出，习近平在“毛泽东”和“苏共解体、和平演变”两个问题上有很重的心结，只是截至目前，他也许都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想法去解开这两个“结”，只能一步步尝试性地推动和试探。

理论的匮乏、历史包袱的沉重以及信仰的缺位，导致时至今日，中共已经几乎不再国际场合过分强调自己的社会主义属性了，只是一再表示自己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自于毛时代那种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引发国际论战的自信已然全无。这当然来源于国际交往间意识形态不再对立和交往的增加，但是对中共自身来说，如果都没有勇气和自信在国际间引发论战，重申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那在国内野蛮、枯燥的打压“宪政”、对几个“茅于轼”口诛笔伐就显得“小家子气”十足，毫无一个拥有八千万党员的大党的气度。

时至今天，距离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已经过去32年，距离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过去68年，中共是否已经到了再出台一个决议，对历史上邓小平、胡耀邦、六四等人物、事件给予重新定位的时候？以便在总结历史的同时扔掉包袱，为确立中国下一阶段的路线纲领提供历史和理论上的依据，也为重新分配国家和党内的权力再次提供历史和理论上的依据？从目前看来，出台一个新的《决议》是有一定必要的。而距离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的大讨论，也已分别过去60年和30年，多维一直认为中国在“是否需要社会主义，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社会主义”等问题上需要一场大辩论，左右、宪政等议题的讨论已经开始，虽然目前仍是一个酝酿过程，但极为明显的是，今天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方都已在起跑线上就位，只等一声“枪响”，讨论拉开序幕。 ▲◆★●■☆


解放军总政下属神秘部门曝光:影响外国防务决策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5/26/2418219.html

 环球时报  2013-05-26 [提要] 张阳是总政治部主任，负责维持解放军的纪律、意识形态纯洁和抵制叛变。其中一个责任是识别弱点，影响外国防务部门的决策。这种“影响力行动”是（总政）资金充裕的下属机构联络部的职责。联络部最初负责策反国民党将领并实现“瓦解”与台湾有关敌对势力的广泛目标。

　　重庆晨报资料图：张阳任总政治部主任。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时报》5月25日文章，原题：中国苦心经营，结交朋友

　　张阳将军进入解放军领导层几乎不到一个月，就抽出时间接待了一名美国前参联会副主席。比尔·欧文斯上将（已退役）受到款待，见到多位解放军将领，包括现役西方军事和政治领导人难以见到的人。

　　中国人早就认识到需要在美国拓展影响力，近来又把焦点转向澳大利亚。他们视澳为美国（亚太）转向战略的南部支点。如今，中国军事战略家更加重视澳大利亚了，2009年澳国防白皮书令他们深感意外，该白皮书加深了外界对中国是“威胁”的印象。去年10月——美海军陆战队驻扎达尔文后、上月澳发布新白皮书前，两名对中国市场依赖很大的澳大利亚商人公开呼吁堪培拉对北京采取更友好的路线。今年澳发布的白皮书没了以前的那种有争议的（对华）表述。

　　张阳处在中央军事委员会四个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但许多西方军事分析家几乎没注意到他，因为张所从事的工作在西方国家不存在。他是总政治部主任，负责维持解放军的纪律、意识形态纯洁和抵制叛变。其中一个责任是识别弱点，影响外国防务部门的决策。

　资料图：中美海军亚丁湾首次联合反海盗演练。

　　这种“影响力行动”是（总政）资金充裕的下属机构联络部的职责。联络部最初负责策反国民党将领并实现“瓦解”与台湾有关敌对势力的广泛目标。中国向世界开放后，其工作重心也随之变化，日益转向影响美国及其亲密盟友的精英们。“联络部的工作与政治、金融、军事行动和情报都相关联”，前五角大楼官员马克·斯托克斯说，“它负责主动去影响外国防务政策。”

　　联络部有个特别聚焦西方精英的平台，叫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CAIFC）。去年以来，CAIFC多管齐下拉拢澳大利亚商界领袖。费法斯传媒的调查披露，澳一些知名公司负责人在华受到解放军一个情报平台的款待。解放军还在扩大对美国商界精英的工作。欧文斯访华前一个月，CAIFC协助安排了一个美国商界代表团访问中南海。该代表团领头的是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首席执行官约翰·马克。马克承诺回国后“给美政客上一课”。接下来三天，CAIFC通过新设立的平台——首届中国公益论坛接待了约翰·霍华德、托尼·布莱尔和比尔·盖茨。

　　CAIFC还试图使五角大楼推迟发布报告并抑制美对台军售，但没成功。“影响力行动”是否具有更广泛的效果，目前不得而知。但欧文斯不久后在《金融时报》两度撰文，呼吁美国“开始把中国当朋友对待”。▲◆★●■☆

金正恩热切盼访问中国 中方明显态度冷淡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5/26/2417803.html

 苹果日报  2013-05-26：金正恩（右）盼9月前访问北京，但中方态度并不积极。路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五在北京接见北韩特使崔龙海，收下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亲笔信。美国中文媒体披露，金正恩在信中表示：「要继承和巩固发展两国老一辈革命家缔造和培育的传统朝中友谊。」报导另引述消息称，金已向习提出在9月前访中的意愿，但中方仅表示知晓此事，未进一步回应双方具体的会面时间。

　　希望北韩无核化

　　北韩今年2月再度核试爆，不但让东北亚的美国盟邦有扩充军备的藉口，也导致中国东北辐射一度超标，令中国极不悦，甚至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北韩决议案投赞成票。中国还搁置中朝间原有的紧密合作，并减少或取消对北韩的援助。

　　崔龙海与习近平会晤时称，「北韩愿与有关各方，透过六方会谈等形式对话协商。」习表示：「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持久和平稳定，是人心所向。」多维指出，崔虽释出北韩愿重回六方会谈的信号，但未就无核化表态。

　　分析指北韩若在此问题不清楚表态，朝鲜半岛局势将继续僵持，习接受金的亲笔信是暗示中国有意改善中朝关系，「但期待北韩在无核化问题上作出更大让步。」


中国改革开放一直存在着如何选择发展道路题的纠结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5513

   2013-5-26  作者 : 文贝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一直存在着如何选择发展道路题的纠结。

　　一条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理论指导下的“激进式”发展道路，一条是陈云“鸟笼子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稳步式”发展道路。

　　众所周知，文革后决策和掌控中国政治及经济形势的有两个主要人物人，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是陈云。两个人在政治上存在分歧，在经济指导上各唱各的调。

　　陈云虽然在资历上比邓小平老的多（陈云当选中央委员比邓小平早１５年，政治局委员早１１年，常委早１２年，中央副主席早９年），由于文革后邓小平掌握军权，比陈云更有权势，陈云在很多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上有心无力。

　　陈云的“鸟笼子经济理论”，是把社会主义制度比作鸟，把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运行方式比作笼子里的鸟儿，鸟儿在鸟笼里可以任其自由飞翔，但不可以飞出鸟笼子。因此，陈云被当成改革的保守派。当时保守派包括周恩来的秘书宋平，陈云的秘书姚依林，刘少奇的秘书邓立群。

　　邓小平不懂经济众所周知，他想当然地以为只要改革就行，至于如何改革和改革的后果他不作考虑。同时他的身旁围绕着一群所谓的“智囊团”，包括政治领域的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吴冷西，经济领域的杜润生、厉以宁、温元凯、吴敬琏、茅以轼、张维迎、周其仁等。

　　一方面政治改革方面依重的是一群保守的老官僚文人，另一方面经济领域很多都是“海外派”。这种土洋结合，传统与保守的混搭势必造成中国的改革政策不伦不类。而倚重智囊、丢开人大和政府机构的决策模式，极大地破坏了国家的组织纪律和决策程序，使改革中的决策变得随意和混乱。很多的改革没有进行认真的决策和规划，一些涉及到民生和重大利益的政策调整，常常是来自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在办公室的想当然，没有相关权力机构的批准和追认。

　　虽然陈云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方略在邓小平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占据主流，但他的经济思想一直被传承。这种传承来自于行政权力，形成了陈云－姚依林－朱镕基－王歧山－马凯的权力链条。由于宋平对胡锦涛、温家宝有知遇之恩，所以陈云派官员一直在中央主政经济，形成了对邓小平冒进式改革的牵制。

　　事实上中国在很长时期内的经济实权都掌握在陈云派系手里。1979年7月，陈云的秘书姚依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经济工作。此后，他还兼任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主持编制和组织实施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第七、第八个五年计划。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支持了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开设中国股市，后来推荐他1991年进入国务院担任副总理。而朱镕基重用了姚依林的女婿王歧山及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任上配养的一大批金融官员，使他的改革思路没有断裂。

　　在朱镕基卸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后，把位置交给了戴相龙、王歧山和周小川。戴相龙后来到天津市当市长，王歧山后来成为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而周小川则一直掌控对中国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至今达１１年。王歧山离开国务院后，又把接力棒交到了马凯手里。

　　目前中国经济管理舞台上的大腕几乎全是这个班底，包括尚福林（原证监会主席，现银监会主席）、刘明康（银监会主席）、吴晓灵（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郭树清（证监会主席）、马凯（副总理）、楼继伟（财政部长）等。在国务院主管经济副总理中，只有温家宝的2003-2008年期间没有陈云系重要人物掌舵。

　　陈云在发展上属于小心慢行，在把握住方向的基础上，希望通过有效的设计，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平稳发展经济。

　　事实上胡温执政十年期间，中国的改革基本停步不前。而是进入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时期，与陈云系官员把持中国经济领域权力是分不开的。

　　转方式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从重视“总量”到强调“人均”。就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从低级经济结构到高级、优化的经济结构，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涉及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消费行为、文化、人与人的关系等各个方面。

　　调结构就是通过调整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的地位和相互比例关系，使其更加合理化、高级化，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不仅包括宏观上社会总需求结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等，也包括微观上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的调转方式。

　　之所以采取转方式调结构，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冒进式改革，虽然出现了经济上的暂时繁荣，许多结构性和系统性的问题不断暴露出来，使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尤其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存在极大的差距。资源缺乏、环境污染、企业后劲不足等问题矛盾突出。社会上两极分化和社会分配不均，腐败、权贵经济、买官卖官的权力寻租，以及新生的地主、资产阶级、权贵阶层形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社会动乱。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得不停下来进行检讨反思，修正错误。

　　首先是稳住政治。虽然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胡温政权垢病之一，却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经济发展问题已经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如果进行政治上的变革，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其次是开始改变过去那种一切向钱看的破坏性经济发展模式，提出科学发展观，为经济发展指明方向。三是为江泽民时期还账。农村取消农业税，城市对居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提高对环境保护的力度。四是提出和谐社会理念，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可持续发展，稳定政局和凝聚民心。五是进行吏治整治，转变政府职能。

　　经过近十年的修正和转方向调结构 ，中国经济运行开始筑底企稳。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压力明显降低，投资增长开始稳定，资金回流加快。消费增长稳中略升，进出口趋于平稳。工业增长开始回升，民生改善有了进步。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央十八大做出经济转型和顶层设计的重启改革思路。

　　经济转型又叫经济转轨，是指一种经济运行状态转向另一种经济运行状态。它的前提是过去的经济动行状态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而要重新变轨，走新的道路。经济转型是经济体制的更新，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结构的提升，是支柱产业的替换，是国民经济体制和结构发生的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顶层设计指的是不同于邓小平的自下而上的“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自上而下的“系统谋划”。是从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站在国家的层面，对制约我国未来改革发展的全局性、关键性问题进行顶层判断，提出解决的整体思路和框架，以此作为规范各类具体改革的标杆，作为制定具体改革政策的依据，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风险，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显然，无论是经济转型还是顶层设计，都是在前阶段转方向调结构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次重新定位和启航。

　　经济转型的最大难题是体制的创新和社会秩序的建立。

　　这种体制创新不仅仅是经济体制，还涉及到政治体制。市场经济与中国政治体制不协调的矛盾，必然会导致互相制约和被动。而社会秩序涉及到社会公平和利益分配，在市场化利益主体已经成熟和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情况下，如何培育和引导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的社会秩序，实现从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社会主义的成功转型，是一场比转方向调结构更为艰巨的任务。

　　中国之所以出现改革理论与改革实践的脱节，与邓小平“激进派”智囊团改革思想与陈云“稳步派”改革路线的争斗是分不开的。双方都想掌握改革的主动权，想使中国的社会发展按照自己的路子走。

　　显然，胡温执政十年是陈云派占了上风。转方向和调结构明显是针对前期改革路线的修正和改变，邓小平的激进式改革理论家们被边缘化，只能站在墙外扔石头发牢骚。

　　以吴敬琏为首的邓小平经济学家智囊团至今不承认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问题，而是把这些问题推到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和没有按照他们设定的路线图走，坚决要求重启改革。

　　以陈云体系为代表的“稳步派”则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深水区，前几年坚决致力于转方向调结构，现在又要进行转型和强化顶层设计。正因为此，十八大把重启改革和实行经济发展转型及顶层设计作为了后续发展的方向，既照顾了“激进派”的情绪，又使经济发展更符合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在201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吴敬琏提出，中国政府在土地差价上赚取了“最低的估计30万亿。”。30万亿不是个小数目，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卖国企、卖资源和货币贬值以及内外债的钱全算上去，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又能剩下多少。而吴敬琏以此指责别人并没有道理，这些问题的产生正是以他为首的智囊们策划的结果。

　　同样在这次会议上，经济学家张维迎向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发问：“发改委全名叫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但是为何我们观察到发改委过去十年只关注发展，不太关注改革？”而朱之鑫的回答是：“发改委还要在实践中来摸索改革的办法。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中国有中国的道路，完全照搬是不行的。中国的改革是不是没有做，这一点也值得探讨”。

　　显然，曾经主导改革的邓小平智囊们没有检讨精神，而是把许多问题推到了执行者身上，从而开始发难。一方要求继续邓小平式的冒进改革，另一方要走稳步发展的陈云道路，这是两派争斗的焦点。

　　鉴于邓小平的“激进改革派”智囊们都是行将入土的老人，新的经济理论家还没有有份量的人物。而陈云的“保守改革派”目前掌握着行政权力，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决策能够施加更大更直接的影响。所以，中国目前是陈云派得势。他们目前面临的不是邓小平“智囊”们的“杂音”，而是由邓小平改革获益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挑战。来源: 文摘▲◆★●■☆


中国梦境中搅局的梦魇，当首推腐败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5497

      2013-5-25：自习总书记提出“中国梦”，无论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此三字已成中国最热词彙。但在中国梦境中搅局的梦魇，当首推腐败。笔者以为，中国反腐不拿出“断臂决心”，将陷入“断梦之沼”。可慰的是，中共新常委履新以来，无论在对反腐认识的高度上，还是在反腐行动的力度上，都展现出中国式智谋与策略。

　　从官二代断臂

　　近日中共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要求“召集高干子弟回国以查处腐败”，民众称，从官二代“断臂”代表了民意，也反映出中共反腐的果决与力度。《人民日报》评论称，这是要堵住“裸官（亲属移居国外的官员）的贪腐漏斗”。“裸官已成为让贪腐加速、加剧的出口，须加以限制。”继中纪委二次全会申言“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后，“裸官”转移非法所得可能性加大，东窗事发或“金盆洗手”后，妄图“一张机票、一本护照”便可熘之大吉。“裸官”现象更滋长了“官腐幻梦”。数据显示，中国“裸官”约118万，包括行政机构领导、地方机构官员，国企领导。拟从“官二代”和金融业入手，是中共高层首先“围堵贪官”，锐意反腐的空前行动。

　　习总近日说，要牢记“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的道理，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努力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他不仅语意坚决，更是以身作则。据悉，习近平接班前夕，他21岁的独生女习明泽就从哈佛大学退学回国。此外，李克强的女儿也从美国结束留学，重返北京大学工作。在耶鲁大学留学的国家副主席李源朝之子李海进、副总理汪洋和马凯的女儿都在近期回国。笔者以为，中共官员子女不得出国定居应形成一种铁制，这既是防腐之必须，更是防止外敌势力策反、牵制的要策。

　　为治本赢时间

　　腐败已成中国梦之首弊，除腐弊必下断臂之决心。然凡事欲速不达，反腐乃持久、攻坚与歼灭三战之结合，更须智谋与策略。近期中共计有六次反腐表态：2012年11月8日，十八大报告指出，反腐解决不好甚至亡党亡国；2012年11月15日，新当选的总书记习近平表示，打铁还需自身硬。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全党必须警醒起来；2012年11月17日，习总强调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令人触目惊心；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专家座谈会上强调，党风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2013年1月22日，习总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2013年1月23日，王岐山强调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笔者以为，“为治本赢得时间”正是反腐智谋与策略的体现。当前“治标为主”的行动已坚决展开：除从官二代开刀、网络反腐高官落马等之外，近日中央巡视组将赴五省份查腐败是又一重大举措。亲任组长的王岐山强调，中央巡视组要当好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苍蝇”，形成震慑，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上半年将对内蒙、江西、湖北、重庆、贵州以及水利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开展巡视。

　　反腐三大法宝

　　谈到反腐与中国梦，联想到王岐山力荐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虽然法国由于制度腐败而崩溃，但“托克维尔命题”指出，“在经济发展和民主推进越是快速的社会，社会矛盾反而越多。”“托克维尔定律”更引人深思：“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有人说“托克维尔热”折射出中国政治双重含义：一是提醒要求民主化的人士，歷史进程若是多党民主制，未必带来民主与秩序，更可能出现法国大革命后的状况，即陷入民粹主义泥潭。二是提醒执政集团，“民主改革”既是必须，又潜藏极大风险。有人会说，法国现在不是挺好么？但要命之处在于，若中国出现“民粹主义泥潭”和“断头台政治”，谁堪忍受？何人担责？

　　笔者以为，托克维尔“命题”与“定律”可以见仁见智，但对于中国来说，处理好反腐、改革与民主的关系，需要高超的智谋与策略。习总上月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需要发扬党在反腐倡廉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需要积极借鉴我国歷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可以说，中共成功经验、各国有益做法、歷史宝贵遗产，正是中国反腐倡廉三大法宝。只有剷除腐败才能实现中国梦，但剷除腐败必须有中国式智谋与策略。来源: 网讯▲◆★●■☆


中国正步入两极化社会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5498

   2013-5-25：中国M2是GDP的2.5倍，显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M2/GDP比重最高的国家。许多人认为M2过大，必然导致CPI忒高。其实不然，为啥？

　　大家知道，货币流动量是货币发行量及流转速度的乘积。如果货币发行增加，流转速度减慢，货币流动量不一定增加，或者流动量的增长速度不会与货币增发速度等量。

　　也就是说，CPI的增速，完全有可能低于货币的增发速度，这大概是中国十几年来的现实表现。当然，网民可以说，统计局的CPI计算不准确，不过，大家不能排除货币流转速度下降的可能性。

　　解释CPI增速远低于M2 增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房价高涨。高房价，大量吸入社会流通的货币，或者信贷。房价没有计入CPI，所以，不管房价上涨多少，都不会由CPI指数的高低表现出来。房子把大量的M2消耗掉了。这表面上看，过度印刷货币，并没有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多大的困扰。

　　然而，货币超发所造成的‘小幅度’CPI 增长，只是给普通百姓带来一些‘外伤’，而真正的‘内伤’，却是在房价的高涨当中。

　　这样说吧，新增货币，必须由消费品，房子和股票来吸收。投资股市，老百姓没有了信心，这条货币流通的渠道基本被堵住。第二条通道就是CPI所包含的消费品，包括吃的，租的，乐的，走的，穿的，等等。可是，这些消费品的收入弹性系数往往小于1，也就是说，老百姓手上赚的钱越多，用于这方面的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就越低。

　　那么，剩下来的钱，就只好投到房地产上面。你投，我投，他（她）也投。结果，房价节节升高，老百姓心里感到越来越‘幸福’，因为有形（房地产）的财富在数年之间，就翻了好几倍。以前，中国人出国，觉得自己比鬼佬实在穷的太多。现在，中国人出国，动不动就说，‘咳，孩子从中学到大学，在国外读书，最多花个百把来万，我回家卖掉一个小厕所就行了。’

　　有的父母，甚至把国内的房子卖掉，跑到美国，或者英国，或者澳大利亚，在那边买了一个比北京房子大数倍的别墅，还剩下足够的钱给孩子上完大学，以及一家人在海外的优越生活。

　　超发货币，对上面讲的那些有多套房子的人，肯定就是好事。但是，对那些没有事先进入房地产的人，他们可就惨了。没有房地产的财富增长，现在靠工资收入的人们，不仅要忍受高物价，更要忍受无比高的房价。于是乎，房奴出现了，蜗居出现了，白领变工奴，出现了。

　　于是乎，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出现‘有产者’和‘无产者’，出现新形势下的‘贫困族’。

　　什么是新形势下的‘贫困’呢？

　　传统定义的贫困是这样的，由经济学家，或者政府划定一个收入标准，如果一个家庭的人均收入低于这个标准，就算是贫困。

　　2010年前，中国官方的贫困标准是每人每年1100元，现在的贫困线是每人每年2300元。

　　那么，贫困线又是如何界定的呢？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做法差不多，他们算了一个普通成人一天必须吃入2100卡路里，然后，根据当地的食品价格，找到最便宜的食品，算出每种食品一公斤可以产生的热量，然后，折算每一个大卡热量的价格，再乘与2100。最后，得到购买这个标准的价钱。

　　这个购买2100卡路里的价钱得到以后，再乘上一个大于1 的因子。例如，乘上1.5。这说明，除了吃的，其他必须用的所有东西的价值，等于食品价值的50%。非食品的开支，包括住房，上学，看病，水电气，等等的最低需求费用。

　　计算贫困时，如果过多强调食品的重要性，就可能会低估贫困的真实发生率。随着商品社会的发展，随着教育，医疗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加上房价及房租的飞速增长，政府3年前定的贫困线，到了今天，已经毫无意义了。

　　可以这样简单的说，M2的大量增加，对CPI的直接推动并没有M2增长速度那样的快和夸张。但是，对那些买不起房子的人来说，M2增长在强力推高房价以后，间接的损伤了他们的生活标准和财富。有一些人本来不是贫困的，哪怕是在现金收入大幅度提高以后，反而陷入了贫困。

　　所以，货币超发，通胀提高，房价上涨，抵消了经济增长对减贫的作用。相反，贫困人口，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反而提高了。官方的贫困发生率是1.3亿人，如果加上近几年的通胀和各种生活费用的大幅度提高，尤其是房价的大幅度提高，中国现在实际的贫困人口可能多于3.5亿人。

　　没有控制货币超发，没有控制房价，中国正在迅速走入‘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两极分化社会。政府建设全面小康的社会，任重而道远。来源: 网讯▲◆★●■☆


学习时报：建设服务型政党要有宪法思维
http://news.sina.com.cn/c/2013-05-27/071527233155.shtml

2013年05月27日  学习时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党的战略任务。在法治时代，建设服务型执政党一方面需要从党发挥政治功能的角度，通过增强党组织服务力量、拓宽党组织服务空间、完善党组织服务网络和建立党组织服务机制等措施思考实现路径；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宪法实施的角度思考实现路径；即建设服务型政党要有宪法思维，需要基于宪法理念、确立宪法权威、强化宪法意识。

　　建设服务型政党要基于宪法理念。以宪法理念提升政党服务理念。在宪法条文中，有四次提到“努力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在宪法条文中加以明确规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执政理念上的意义，而成为宪法赋予执政党的一种义务。也就是说，为人民服务是执政党遵守宪法的一种要求，人民选择了党，党就有义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人民利益服务和负责，保证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执政党要将服务置于宪法框架下。宪法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显然，党的服务作为政党活动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首先，作为理念的服务要树立宪法意识。不仅作为个人的党员应该守法，更重要的是作为组织的执政党必须守法，成为守法的先锋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其次，作为行为的服务要接受宪法和法律监督。这要求党将执政行为纳入到依宪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法治轨道上来，自觉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监督。

　　建设服务型政党要维护宪法权威。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性以及利益诉求的多样性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特别需要维护宪法权威。当前，执政党最主要的是通过服务型政党的建设引导群众能够依宪自己办好自己的事。

第一，服务于宪法赋予群众权利的落实。群众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是群众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根本保证。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各级党组织必须自觉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诉求，为群众表达诉求提供服务和便利，通过各方利益表达使普通公民能够亲身参与到资源和利益配置的讨论、协商和决定过程，促进社会资源和利益得到公平分配。

第二，通过宪法权威保障政党服务质量。当前，最关键的是依宪制约规范权力，加快党组织和政府职能转变，保证宪法在社会管理中更具现实性和实施性。在执行层面，宪法是最高行为准则，政党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矛盾纠纷必须以宪法权威为根本。

社会利益矛盾纠纷的产生既有历史遗留因素又有社会转型期现实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和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的结果。因此，建设服务型政党不能仅从态度好、服务及时周到等细节处着眼，而要站在对社会变革大环境的客观分析和科学评估基础上分析社会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原因。在协调利益关系时，遵守宪法原则，固守法律底线，既要防止不顾宪法权威，采用“花钱买平安”的方式解决问题；又要依法惩处冲突中滥用权利，损害国家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既要注重通过宪法权威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又要通过服务关注真正弱势群体的权益。

　　建设服务型政党要强化宪法意识。随着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民众维权意识、参与意识以及宪法意识的逐步增强，建设服务型政党只有从凝聚宪法共识开始，以宪法理念为价值追求，以宪法精神为方向指引，通过宪法实施和权威探索实现路径，才能突破服务型政党建设“为创新而创新”的思维，保证服务型政党建设的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的正确方向，使服务型政党建设成果更好地服务于强化宪法意识大局和党的事业发展大局。从整体来看，党必须更加注重依宪执政和依法治国。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自身就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明确与政府的边界，与社会的关系，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服务于国家政治权力的有效运行和社会权力的规范运行。对于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来讲，要掌握宪法基本知识，树立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自觉意识，强化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意识，不断审视其行为目的的合法性、权限合法性、内容合法性、手段合法性，以及程序合法性。▲◆★●■☆


103名落马省部级高官逾8成涉受贿 27人获死缓
http://news.sina.com.cn/c/sd/2013-05-27/011827230820.shtml

2013年05月27日 学习时报  中央党校田国良教授

　　田国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编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和校级课题3项，发表著作、译著、论文、散文、小说上百部(篇)。其著述主要涉及数字图书馆、文献学、阅读文化、布哈林研究、葛兰西思想、腐败问题等。

　　记者：最近，“刘铁男案”的曝光再次彰显了中央高层反腐的决心，“高官腐败”这个话题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我知道您对高官腐败案例进行过专题研究，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田国良：我2010年申请了《省部级干部腐败案例研究》科研课题，对上世纪 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 103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进行剖析，形成调研报告，其主要内容发表于《理论动态》和《法治周末》。

　　从地区和系统来看，这103个案例，地方占75例，中央国家机关15例，中央银行6例，其它中央国有企业7例。整体看来，经济发达地区高官腐败案发率相对高于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中央企业、银行金融系统、铁道系统、公安司法系统以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高官腐败案例相对较多。这说明，谁掌控的公共权力资源多，公共权力运作的空间大，腐败的几率可能越大。

　　从职务来看，案发前担任副省长(或直辖市副市长、自治区副主席)的居多(21例)，其次是省人大副主任(12例)和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7例)。其中，有4例曾属“党和国家领导人”，另有 15例曾是正省部级，有3例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7例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其中1例同时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有13例曾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从性别来看，女性3例，省部级女干部的腐败犯案率低于省部级女干部占同级干部总数的实际比率。

　　从量刑来看，死刑6例，死缓27例，无期徒刑17例，有期徒刑44例。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约占已判案例的53%。

　　从罪名来看，受贿罪居多，89例，其次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1例。其中，一人多罪的28例。

　　记者：这些年，中央加大了反腐败力度，提出了反腐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能不能就您研究的这些案例，谈谈对于高官腐败，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田国良：最近这几年发案的高官腐败案例较多，但他们最初的犯罪时间，大都可追溯到上世纪，只不过一直“潜而未露”罢了。

　　与改革开放前期相比，随着时间推移，高官腐败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平均每例涉案金额由几万、几十万，发展到平均每例过千万，其中最高涉案金额达19573万；涉案面由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到不仅向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利润丰厚、竞争激烈的经济领域各个层面延伸，而且触及司法、组织人事领域；作案手段由以“个体户”的形式单干，发展到出现“集体腐败”和所谓“窝案”；案情由相对简单、透明，发展到云遮雾罩，令人眼花缭乱；量刑从仅有有期徒刑，发展到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死刑。

　　记者：其实有些官员腐败案件曝光之前，他们呈现于公众面前的，往往是非常光鲜亮丽的正面形象。如何识别腐败官员的“两面性”？

　　田国良：一些腐败高官往往表现其“两面性”，他们人生历程和从政旅途，并不全是阴暗面。许多也曾有过阳光的青少年时代，也曾有过“昔日辉煌”，甚至表现出非凡“才干”。一些腐败高官曾经说了许多“反腐”的话，干了许多“廉洁”的事，甚至赢得“好评”。因此，认知和考量领导干部，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复杂事情。既要察其德，又要考其才，以德为先；既要查其今，又要追其往，以今为重；既要观其行，又要听其言，以行为主；既要窥其内，又要视其外，以内为本；既要注意“八小时外”，又要观察“八小时内”，兼顾“八小时外”内外；既要群众满意，又要领导认可，以民意为主。这些话说起来顺口，操作起来难度大，而且容易出现偏差。何况，有的腐败干部，在不同时间、地点，以不同面貌出现，时而“天使”，时而“魔鬼”；有的着意以假象蒙人，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台上人话，台下鬼混；有的欺上瞒下，或者对上对下，两幅面孔。

　　记者：从一些官员的从政经历来看，他们付出的或许是比别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高官腐败有着怎样的一个复杂曲折的心理演变过程？

　　田国良：腐败高官主要有五种犯罪心理。

　　一是攀比心理。自以为素质、智商、地位比那些富商高，而人家富了，自己还“清贫”着，心理不平衡，由此造成了腐败的内在动因；而商人们为保护既得利益和寻求新的利益，自愿或不自愿地将利益的一部分拿来换取权力的保护和支持，由此造成了腐败的外在诱惑。

　　二是从众心理。以为别的领导干部或许也在“收礼”，因此，自己不收白不收；“收礼”是一种人情往来，可以增进与送礼者的信任，拒礼有可能使送礼者难堪，甚至可能把送礼者推出自己的“圈子”。

　　三是弥补心理。一部分“晚节不保”的高官往往觉得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到头来仍然两手空空，不划算，因此，在退休之前，抓住机会，能捞一点算一点，作点“弥补”。

　　四是侥幸心理。有的腐败高官以为，这种“人情往来”，两头保险，因为都是“一对一”活动，自然十分安全可靠；还有的以为，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界，可以为所欲为，不至于出事。这种侥幸心理的强弱与腐败案件的发案率高低有直接关联。腐败的成本低，而收益高，犯案多，而查处少，致使不少人铤而走险。

　　五是迷信心理。一些腐败高官，不信马列信菩萨，妄想有神灵护佑，事情就不会败露。

　　记者：如何尽可能避免高官腐败？您通过这103个案例的分析，得出什么启示？

　　田国良：第一，要坚持“以德为先”选拔领导干部。这里所说的“德”，可以归纳为“品性”、“品行”、“品格”。“品性”，是指抵抗外来诱惑，克制不良欲望的坚强意志；“品行”，是指忠于国家和人民的献身精神；“品格”，是指冷静、理智的果敢品质。品德的形成有环境因素，也有主观因素，靠培训、教育和周围风气的影响，也靠个人的“内省”“定力”和多年“功力”积累。一个领导干部，德才兼备，当然最理想；如果，或者有德缺才，或者有才缺德，二者必取其一，则宁愿取前者，因为，有德缺才，至多办不成事，有才缺德，则办坏事。

　　“德”这个东西，是无形的，只是反映在一个领导干部的内心世界和言行之中，无法像智商鉴定一样去测量。很少有人承认自己“缺德”，而且在许多公开场合，一些腐败干部都要表现出自己“道德高尚”，但是，在一些私密场合，在利益诱惑下，在关键时刻，那些品行品性品格低下者往往容易露出“马脚”。这种“马脚”，最容易被周围人群所识破，而不太容易被上级组织，特别是上级领导所察觉。上级领导看到的往往是其“冠冕堂皇”的一面，甚至被其“伶俐”、“可靠”、“能办事”、“得心应手”等因素迷蒙了视线。因此，衡量领导干部的“德”，要多听广大群众的呼声，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提拔领导干部，应加大群众的权重。“以德为先”的原则才可以更好地落在实处。

　　第二，不宜“火箭式”提拔领导干部。所选案例中，开始任副省部级职务时年龄最小的39岁，开始任职时不到50岁的约占37%。可见，有相当部分的腐败高官，在比较年轻时，就走上了较高领导岗位。年轻得势，或者平步青云，容易失去自我，产生错觉，飘飘然，忘乎所以，目空一切，为所欲为，滑向犯罪。因此，我们建议，要尽可能避免“火箭”式提拔干部，应按照正常程序，遵循干部成长规律，使干部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稳步前进。

　　第三，严防“带病”提拔领导干部。所选案例中，约有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约有48%的案主，在担任副省部级职务之前就开始了犯罪。因此，为了杜绝这种“带病”提拔现象，应该严格实行任前任后审查、审计制度。领导干部在离开某一岗位，或者在新任某一职务之前，有关部门应该对其本人及其相关人员进行仔细考察、审查，对其负责的部门或者分管的领域，进行彻底审计、审查。我国在 1995年出台了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7年又出台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以后，类似文件不断修改、补充、更新，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充满弹性，还不周密，不到位，不彻底。

　　一是报告要全面。不仅报告本人情况，而且要报告全家及相关人员的情况(包括家属经商办企业的情况)；不仅报告全部收入，而且报告全部开支；不仅报告所有货币和银行账户收支，而且报告家庭及相关人员的住房、投资、就学、从业及所有财产财物。二是情况要核实。在建立健全严密的信息统计体系的前提下，赋予有关专门机构特殊权力，使其有条件、有职责对领导干部报告的情况一一严格核实。三是信息要公示。领导干部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有关信息应暴露在阳光下。对于领导干部申报的信息，要及时在单位内部或社会媒体公示，争取和鼓励公众监督。四是处理要及时。如果发现个人申报与事实有差异，甚至瞒报，应及时追问、追查、处理。对于即将离任或新任的领导干部，其个人报告事项的核实和信息的公示应作为重中之重，更加严格。这样，作为“终极反腐”手段，尽量把好最后一道关。

　　第四，重点监督“一把手”。所选案例中，多数案主作案时，或主要作案时段，都担任着地方或部门党政“一把手”。我们的体制设计，使“一把手”，特别是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很大，容易形成“独立王国”，同时对“一把手”的监督相对较弱，往往是下级不敢监督，上级没法监督，或者说，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

　　有学者建议，在党内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给不同部门行使，党代会决策，党委执行，纪委监督，这不失为一条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路。目前，纪委由于受同级党委书记的领导和牵制过多，难以有效行使监督职责。因此，我们认为，应赋予纪委独立行使监督职责的权力，让纪委直接对上级和同级党代会负责，而不是对同级党委负责。

　　中纪委领导同志曾表示：发现许多高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是建立和完善巡视工作的成效。我们认为，对于“一把手”，上级机关应该采取定期派巡视组等形式，重点考察，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反映，其个人报告的内容，应重点核实、公示。▲◆★●■☆


大连退休警察质疑女骑警严重浪费公款且不实用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5/26/2418149.html

2013年05月27日03:39  中国青年报  

 自动播放大连女骑警装备新马刀（来源：辽宁电视台《第一时间》）
 
　　本报大连5月26日电(记者宋广辉)今天下午，辽宁省大连市退休警察赵明登录市政府官方网站，依法申请包括养马成本在内的大连女骑警有关信息公开。大连市政府信息公开网系统显示，该申请已经受理。

　　在赵明看来，女骑警是城市的“形象工程”，开支巨大。如今警员编制紧缺，经费不足，一面是警察同志低保障、超负荷的“鞠躬尽瘁”，另一面却是固守投入和回报严重失调的“养马待命”。他认为，从实战要求出发，这些女骑警骑马巡逻，不如骑个摩托车或自行车更实用。洋种大马“身价”不菲，即使是有人馈赠，其饲养成本也十分惊人，“如果再这样养下去，纳税人要花多少钱啊！”

　　赵明拍摄了自己在大连市政府信息公开网提交申请的全过程，并向记者提供。他申请大连有关部门依法公布的内容包括：女骑警成立及设置的审批背景、人员编制、开支，以及成立近20年来参加治安、巡逻、安全保卫、城市管理、体育运动和礼仪表演的具体出警时间、总量对比和社会效益等情况，以期通过论证、类比、取舍，推动女骑警改制。

　　1994年12月，大连创建号称“全国第一支”乃至“世界第一支成编制的女子骑警队”，成为社会热点话题。2005年4月，针对全国不少地方效仿大连纷纷设立女骑警的情况，赵明就在网上进行了民意调查。他认为设立女骑警严重脱离国情实际，根本不符合人民警察的实战需要，是乱花纳税人钱财。由于当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尚未发布，加之其他各种原因，此问题一直被搁置。

　　“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公安机关的警务方向和国计民生，不应再拖。”赵明提出，女骑警只是人为制造了旅游景观，与警察职责不符，应予取消，其“越位担当”的“表演”职能，改由旅游部门来承担则更为恰当。(原标题：大连退休警察申请公开女骑警养马成本) ▲◆★●■☆


万里炮轰中共讲话曝光：谁做错事就要负责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5525

   2013-5-27  作者 : 刘嵩   
　　中共集权统治中国六十余年，时至今日，贪腐遍地，房价飞涨，群发性事件逐年猛增，两极分化愈演愈烈。莫说普罗大众，即便在中共内部，对中共执政持异见者也不乏其人。尤其身居要职者，因掌握更多实情，谈出的问题往往语出惊人。

　　日前，海外媒体爆料，中共元老、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2009年在《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一文提到，中共“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缺乏基本的政治伦理。 “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

　　万里的这番讲话是基于一位年轻党校教授的提问引出的，时值中共建政六十年庆典，那位教授问：“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

　　万里表示，“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导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

　　万里称该教授思想活跃，给他出了不少难题，但该问题也不是这位教授想出来的，而是他教的一位地厅级干部班学员提出的。他回答不出来，就转问万里。

　　因身处体制内，万里对那位年轻的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

　　万里细数了中共一成不变的极权本质：六十年了，中国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 “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

　　万里称中共连一点反思的勇气都没有，不敢承担历史责任，缺乏基本的政治伦理。 “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

　　万里认为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

　　但万里对中共能够回应这个问题不抱什么希望。他在文中写道，“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有承担责任。”

　　日前，山东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锡恩等人提出，将正式党员缩编3000万左右，清退不合格党员，以此来〝纯洁〞党的队伍。

　　由此也可看出，即便在中共党员内部，也有相当数量的党员无法容忍中共的暴力统治，说不定哪天就会反戈。

　　曾两次被关冤狱的前中新社记者高瑜曾言：“它号称党员有8千万，但是这8千万的党员多少人是赞成共产党的主张，是对他们现在对国家的治理满意的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万里和习仲勋乃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员，和邓小平同辈。外界认为万里一直具有鲜明的改革派形象。八九年六四事件镇压前夕，时任中共人大委员长万里提前结束外访回国，却被江泽民以“邓小平指定的人选”和“八大老的代表”的身份拦截在上海。

　　十八大期间，作为十八大特邀代表和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万里以“年纪太大再出来就不合适了”为由拒绝出席，被外界视为与胡锦涛“裸退”异曲同工，旨在终结江泽民等“老人干政”。来源: 新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