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排除既得利益集团干扰是实现分配公正的关键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3/05/201305250438.shtml#.UaAqIthzKiE

2013年5月25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汪玉凯    

    原标题：汪玉凯：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摘要：当前，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确立“三清”“四权”的标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废除特权，弘扬民权，约束公权，保护私权。为了重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为了构建制度反腐的框架，必须排除既得利益集团干扰，这是实现分配公正的关键;必须铲除灰色权力地带阻隔，这是实现市场公平的基础;必须遏制政府特殊利益，这是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至要。
    
    党的十八大整体布局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重点是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等。政治体制改革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确立“三清”“四权”的标准
    
    “三清”——“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要概念。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三者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系。干部清正是后两者的前提。我国党政机构的公职人员，是公权力的主要行使者。特别是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人员，更是其中的核心。如果他们都能够正确地对待权力、金钱、美色，言行具有良好的道德约束，那么，我国政府的清廉就有了基础。因为，所有的政府机构及其行使的权力、承担的职责，都是通过具体的公务人员来实现的。离开公职人员的清正，就不可能有政府的清廉。同样，没有公职人员的清正和政府的清廉，政治清明也只能是空话。当然，政治的清明还有更丰富的内涵。清明的政治，不仅要有官员的清正、政府的清廉，还要有基本的公平正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公众认同的政治制度。但不管有多少要件和条件，官员队伍的清正，仍然是最为前提、最为根本的。可见，“三清”具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针对性。
    
    “四权”——“废除特权、弘扬民权、约束公权、保护私权”，反映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对于公众最为关注、社会普遍诟病的特权问题，在以往的改革中，我们曾经做出许多努力，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甚至愈演愈烈。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作出转变作风的8项决定，社会反响广泛、热烈。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够全面清理、果断废除不合理的特权，并且建立起严格的制度监督权力，不仅可以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为规范官员的待遇、约束官员的行为产生积极作用。对于弘扬民权，实际上是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不断拓展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的途径和范围。在这方面，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思想和规定，如果没有完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政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保障公平公正的司法制度等，是很难想象的。对于约束公权，是我国一党执政体制下最具挑战的难题之一。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惩处了大量的违法乱纪的党政官员。但是，公权滥用、权力寻租、贪污腐败的问题甚至有不断泛化、蔓延的趋势。如何构建有效约束公权的制度框架和公正廉洁的公权力运行环境，已经刻不容缓。用发展的眼光看，不建立这样的制度，我们这个体制就会一直处于民众的不断质疑当中。对于保护私权，如果国家的行为模糊或者混淆公与私的界限，就会造成严重后果。既然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既然我国宪法已经确立了包括保护私人财产在内的保护私权的法律原则，我们的公共治理和现代法治就必须依法约束公权、依法保护私权。社会主义中国理当用法律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任何动用公权力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都要被追究、被惩罚。确立这样的法制理念，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不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摆脱“胶着期”，继续深入下去，出现成效，亟待解决且最终必须解决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一是改变党政公信力持续下滑的趋势，重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二是遏制腐败深化，构建制度反腐的框架。对此，需要运用全新的思路和采取得当的措施——改革要有高层领导决心，避免与民争利；改革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警惕制度固化其私利；改革要选好突破口，着力缓解影响中国社会大局的官民冲突、劳资冲突、贫富冲突。
    
    二、排除既得利益集团干扰，是实现分配公正的关键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央正式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推进这项改革，除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政策精神，解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能否破解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所谓“既得利益集团”，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利用权力或垄断获取巨额利益，并由此形成边界清晰、相对稳定的群体聚集效应。其主要特征有四：一是具备足够的权力资源。既得利益集团及其行为常与公权力紧密联系，权力影响力比较大。二是具备足够的垄断能力。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本身不可能直接掌握很大的行政权，但能够背靠权力资源，形成市场或行业的垄断能力。三是具备渗透政府决策的能力。有些利益集团在某一领域处于主导地位，能够强力左右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政府的决策过程或决策结果更加有利于自身利益。四是通过利益关联，逐步形成群体边界，进而攫取集团利益。既得利益集团大多是经过“苦心经营”逐步形成的。而一旦形成，就会兴风作浪，不断博弈社会公众利益。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作为产生四种负面效应：一是权力、资本、资源的三者叠加。换句话说，有些既得利益集团，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源，还掌握资本。其中，尤以掌握权力为要。有了足够的公权力，它们就可以侵害公众利益，攫取更多的资源和资本，以至为所欲为。因此，公权力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源泉。二是垄断国民经济的某些重要领域。在我国，这种事实上的垄断突出地表现为石油石化、金融、证券、保险、电力、电讯、铁路、民航、烟草等行业的国有企业背靠政府获取垄断利益，与普通经营者开展不公平竞争，独霸市场而一直为社会各界所诟病。三是直接影响、甚至左右政府的行政行为，使公共政策成为自身利益的工具。四是与民众发生利益矛盾，形成情绪对立和心理障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肯定地说，当前中国社会的三大冲突——官民冲突、劳资冲突、贫富冲突，都是社会公众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
    
    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要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就必须从改革公权力入手。一是割断政府官员与商业活动的制度联系：政府减少干预市场和社会，严格官员的执法行为，严格官员的职业规范。二是启动国有垄断行业的制度改革，改变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体系，废除向党政官员输送不合理利益的链条。三是严格实行官员财产的申报制度和公示制度，增强监督力度。四是广泛实行官员差额选任制度，给党员、公民选择党政重要官员的更多权利。
    
    三、铲除灰色权力地带阻隔，是实现市场公平的基础
    
    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灰色权力地带及其“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的“三灰现象”，非常值得关注。
    
    所谓“灰色权力”，是指借助公权力的影响力、甚至公权力的运作，党政官员的子女、配偶、亲戚、朋友等，在市场中或者暗地里，通过获取、倒卖、资本运作、不公平交易稀缺资源，获得巨额利益的权力行为。所谓“灰色权力地带”，是指在市场运行的过程中，围绕垄断、监管等诸多领域所形成的、非正当获取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权力网络。所谓“灰色资本”，是指借助权力影响力，获得稀缺资源的使用权或者资本的运营权。其本质是一种由公权力转化而来的资本支配形态。所谓“灰色暴利”，是指行使灰色权力或运作灰色资本而产生的巨大利益。它可以使一个人或少数人在最短时间内不费气力地实现暴富。
    
    ——灰色权力的主要特征。在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中，灰色权力具有四个主要之点：一是依附公权力。掌握公权力的人，地位越高、权力影响力越大。一旦形成灰色权力，其腐败能量也就越大。二是运用灰色权力。或是掌权者本人直接行使，或是其下级和腐败同伙，更多的是其配偶、子女、亲戚、朋友间接行使。三是灰色权力的涉猎领域十分广泛。或在国有企业，或在外资、民资等非公企业，都可能有灰色权力的影子。四是灰色权力的后果只有一个，就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所形成的灰色权力地带，灰色权力是本，灰色资本、灰色暴利是末。通过灰色权力的生成，实现灰色资本的运作；通过灰色资本的运作，带来灰色暴利的实现。
    
    ——灰色权力地带的分布。灰色权力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但是，最集中于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既得利益集团，以房地产行业、资源行业为代表的财富既得利益集团。如果不能从根本上破除既得利益格局，就很难铲除灰色权力地带的根基。
    
    ——灰色权力地带的成因。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之所以出现“灰色权力现象”，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原因，总括起来有四：一是过多的市场监管和诸多重大政策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为灰色权力地带提供了滋生土壤。二是国有企业的改制所形成的权力寻租，导致国有资本流失。三是不能严格管控官员及其配偶、子女从事商业活动，为数不多的规定也大多形同虚设，不能被有效执行。四是执掌重要权力的官员，只有申报其家庭财产的环节，没有社会公众监督其家庭财产的公开制度，导致大量腐败官员外逃，或者通过其配偶、子女将大量财富转移到境外，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2012年6月5日，《中国经济周刊》刊文称，从2000-2011年，中国抓获外逃职务犯罪人员18487人，缴获赃款等折合人民币共计541.9亿元，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灰色权力和灰色权力地带，是附着在中国市场经济肌体上的一个毒瘤。其能量和危害不可低估。
    
    首先，它直接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则、过程和整体格局，影响市场正常配置资源。这种以权力配置资源为特征的经济活动，有可能导致市场经济演变为权力经济、权贵经济。
    
    其次，它直接威胁市场的公平和公正。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形态。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都要遵守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和法律框架，约束自身行为，规范市场活动。而灰色权力、灰色权力地带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为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提供巨大的活动空间。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出现的不公正问题，多数都与灰色权力的肆虐有关。
    
    第三，它根本地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完善。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要继续走向完善，形成有序的市场经济形态，就必须有效地遏制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的干扰和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防止市场经济变形，推动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铲除灰色权力、灰色资本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第四，它扭曲国家的整体利益格局，加剧了官民冲突、劳资冲突和贫富冲突。其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社会利益格局不合理。在这个过程中，灰色权力对立民众权利，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因此，遏制灰色权力，甚至破除灰色权力，就成为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家利益格局的关键。
    
    第五，它吞噬全国人民的福利。在市场化改革中，灰色权力、灰色权力地带不仅放大中国的城乡、贫富、行业、地区的差距，而且加快社会财富向少数人、向既得利益集团的转移和集中。早在2009年，国家财政部就公布过财产性收入的统计数字。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有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的贫困家庭占有全部居民财产的1.4%。这种情况说明，中国社会的财富积聚效应越来越高，灰色权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能有效地清除灰色权力，不能把公权力限制在市场活动的一定空间之内，中国发展的经济社会风险还可能进一步上升。避免这样的风险，首先必须遏制灰色权力的盛行。这应该是当务之急。
    
    第一，重新定义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最关键的是不能把国有资本同国有企业混为一谈。正确的理解和定位应该是：国有资本在国家的关键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不等于国有企业必须垄断某些行业，更不能通过垄断保护国有企业，破坏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原则。设立必须由国家独资的国有公共企业，应该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批准，以便从源头上釜底抽薪，有效地阻止灰色权力的形成。
    
    第二，制定市场主体参与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用法律的手段公正地保护各类市场竞争主体公平地开展经济活动。依法办事，反对“以公压民”、“以大欺小”，严格约束公权力介入市场资本的并购等商业活动，最大限度地防止灰色权力的形成。
    
    第三，严格管束党政官员涉猎商业活动。按照国际惯例，建立可行的制度框架，规范党政官员的从政行为，包括他们离退之后从事商业活动的行为，并且真正执行已经建立起来的相关制度和有关规范。
    
    第四，限制党政机构重要官员的配偶、子女参与商业活动。割断他们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的商业联系，从根本上消除灰色权力地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在这方面，许多国家早已实行严格管控。特别是在官员担任要职期间，更是如此。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重大区别在于，我国的党政官员没有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分。在西方国家，权力很大的政务官，都是随着政党的进退而进退。在中国，则不是。对于中国的领导干部来说，别说乡镇一级的官员，就是县一级的主要领导，当他们升迁到省市、部委乃至更高的领导职位以后，其多年的从政经历，完全可能形成与其利益攸关的庞大权力关系网络。一旦领导者个人的思想防线失守，腐败的领导者就会成为灰色权力的重要载体，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兴风作浪，危害社会。如何从源头上防止灰色权力的产生、蔓延，已经成为反腐倡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第五，改革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方式。构建遏制灰色权力的制度框架，主要包括取消国有企业实际存在或套用的行政级别，建立国有资本运营者和国有企业管理者的队伍，减少党政机构官员与国有企业领导者之间的调动。少数确实需要在国有企业的监事会等担任领导职务的党政官员，或者再回到党政机构任职的官员，一律不拿高薪。在国有企业任职期间，其工资待遇不能超过同等公职人员的三倍。
    
    四、遏制政府特殊利益，是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至要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国家有两种具体的职能：一是促进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二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两种职能有时是相互矛盾的。根据诺斯的理论，不同的国家侧重其中的一种职能，从而使国家区分为三种类型——“中性”的国家、契约的国家和掠夺的国家。在他看来，属于前两种类型的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国家。这类国家能够有效地提供产权制度安排，平衡各种利益集团的利弊得失。而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是后一种类型的国家。这类国家以统治者利益最大化为己任，无心提供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在应对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时候，更倾向于捍卫统治者自身的利益。
    
    笔者认为，诺思的理论值得思考。作为国家的行政机构，政府主持国家的日常运转，需要且应当追求利益。但是，政府所追求的利益不能是自己的和不能单独成为自己的利益。首先，政府如果有自身的利益，那么政府的利益究竟是什么？其次，政府应不应该独有自身的利益即特殊利益？第三，政府能不能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并使其最大化。对此，笔者的判断有四：一是政府确有自身的利益，这就是国家的利益。二是当政府利益同国家利益相一致的时候，与人民的整体利益也是一致的。三是政府如果把自身利益异化为不予它者分享的特殊利益，特别是追逐仅仅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实际上就是侵害公众利益。
    
    四是政府如果把自己独享的特殊利益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政府乃至国家就走向了民众的反面。原因有三：第一，不符合政府权力的来源；第二，不符合主权在民的基本理念；第三，承认政府拥有特殊利益并且可以最大化，是对公众利益的亵渎。
    
    然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不少政府机构谋取自身的特殊利益却是人们看到的现象。在我国，政府既是国家利益的执行者，又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从理论上说，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存在根本一致性；从实际来看，两者却常常表现出冲突。比如，中国目前的国富民穷问题，反映到分配领域，就会形成国家利益同人民利益的冲突。因此，既要看到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也要看到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冲突，而且特别需要关注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冲突。再比如，维持国家利益与提供人民福利的关系。目前，我国维持社会稳定的人员很多，费用很高。根据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披露的数字，2010年，全国的公共安全支出已经高于当年的军费开支。国家利益给政府追求自身特殊利益，提供了很大的制度空间和政策空间。政府特别容易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行谋求自身特殊利益最大化之实。国家利益也就成为政府侵害群众利益的借口。因此，政府的行为是否端正、制定的公共政策能否代表公平正义，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衡量某个政府好坏的重要尺度，成为社会公众评价某个政府是否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重要指标。
    
    具体来说，我国一些政府机构存在自身特殊利益的表象和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政府过度主导经济生活，导致政府与民争利。例如，政府招商引资或直接投资，独自经营城市，独揽土地的征用与出让等。现在，政府在城市周边拿地越来越困难。因为，农民都知道土地能够增值。而政府之前采取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形成了对农民的双重剥夺：一方面，农村向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廉价劳动力，农民工进城却没有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城市化变成圈地化。地方政府独占土地的增值收益，把农民排斥在外。
    
    政府与民争利还表现在，政府过多开办国有企业，国企官员享受高薪待遇。其实，政府主导国有企业，应该将国有企业集中在市场不能企及的公共领域，并且退出竞争性领域。同时，坚决废除国有企业高管层的高薪制度。对于轮回到国有企业和党政部门任职的官员，一律不能拿高薪。只是考虑到工作性质，这些高管的工资可以略高于在政府任职的同级官员。并且，总经理必须是公开招聘的职业经理人，其薪酬待遇与国有企业的业绩相联系。政府与民争利，强化了政府内部的特殊利益倾向，造成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定化、利益个人化。
    
    第二，政府所支撑的庞大的官员体系，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少见的。例如，许多国家已经退休的领导人员不可能拥有专车，就连在职的官员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拥有专车。尽管社会对“三公消费”（公车消费、公款招待、公款出国）早有很多质疑，但这个问题长期不能解决，有些方面至今还是糊涂账。
    
    第三，政府的公共属性被自身的特殊利益异化。由于强势利益集团干扰太多，许多政府机构又过度关注自身利益，扭曲了社会利益格局。2008年，全国垄断行业就业人群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却拿走全国职工工资福利的一半，形成巨大的行业不公。政府自身的特殊利益损害了公共政策的公正，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应该说，近些年，我国发生的许多社会群体性事件，直接或间接地与政府的公共治理不当，甚至与侵害公众利益有关，值得我们警醒。
    
    针对上述种种问题，深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是革除政府特殊利益，封闭政府权力出轨的必由之路。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破除政府可以拥有自身特殊利益并将之合法化的思维。其次，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严格限制公共领域的政府行为。从根本上说，政府只有不超越权力，不漠视权利，不乱作为，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遏制政府的违规行为和非法行为。再次，按照上述思路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包括减少行政审批、降低行政成本等。（汪玉凯系国家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按党际规则接待金正恩特使
http://ed-china.stnn.cc/diplomacy/201305/t20130524_1895496.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5-24：香港大公网5月24日发表文章，题为《中国按党际规则接待金正恩特使》，作者为木春山，文章如下：

　　根据韩国媒体的消息，24日或将是金正恩特使崔龙海访华的最后一天。正在外地调研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能否与之会晤，将是最大看点。而梳理崔龙海几天访华的行程可以看出，其实中方是按照党际交往原则来安排这位特使。

中国按党际交往安排金正恩特使

　　金正恩特使崔龙海22日一早匆忙来到北京，时间却正好是习近平离开北京之际。这种巧合让人颇多联想。

　　崔龙海来华是朝鲜官方媒体22日早首先报道，新华社转引其消息。平壤到北京一个多小时的飞机，大约在北京时间10点半左右，崔龙海一行就抵达北京，随后立即驱车前往北京市中心的钓鱼台国宾馆与中联部长王家瑞见面。急迫的心情溢于言表。

　　23日上午参观完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后，下午崔龙海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会面。

　　与见王家瑞不同，崔龙海和刘云山见面是在一种比较正式的会谈场合进行的。崔龙海和王家瑞的见面礼节性意味多一些，两人坐在沙发左右会谈交流。而崔和刘云山的会见则转向了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大厅，在长条形的会议桌前宾主双方各执一边地对等会谈。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刘云山主抓党务。这次崔龙海访华，中国官方媒体给他的头衔是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金正恩特使、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常委，没有提及他的官方职务——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和人民军的头衔。这说明中国对朝事务的主动权依然是负责党际交往部门的主管官员来掌控。

　　在和刘云山会谈时，中方的陪同人员除了有中联部副部长刘结一和部长助理杨燕怡之外，还有外交部常务部部长，曾任驻美大使的张业遂。他的对面是朝鲜外交部副部长金衡俊。他曾任朝鲜驻叙利亚大使，为朝鲜在中东赚回外汇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刘云山的会晤中，崔龙海提到改善朝中关系。韩国认为这证明朝鲜承认了目前与中国的关系正处于冰冻期。他强调朝方高度评价中国为转换对话局面所做的努力，说明朝鲜今后可能将不再排斥中方一直提出的重返六方会谈要求。

习近平能否给朝鲜人面子？

　　外界一直猜测崔龙海携带金正恩亲笔信要将其交给习近平。但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在21日-23日在四川雅安芦山地震灾区慰问同时视察了成都军区。有消息称习或许还会在西部地区考察调研后于24日返京。而韩国媒体引述朝鲜消息源的话说，崔龙海一行在华访问3-4天，这意味着这位身负重任的金正恩特使将与习近平在北京见面的时间点最有可能是在24日。

　　尽管金正恩帕特使访华安排显得比较仓促，但此前一定通过使馆与中联部的渠道和中方沟通，确定了此行要见的中方官员。而习近平在崔龙海来京的前一天离京到地方慰问考察，或许能说明中方在安排崔龙海访华时，没有首先考虑习近平与其会见。刘云山在和崔龙海举行了级别相对对等（都是政治局常委）的会谈，崔在会谈中表达了金正恩对中朝关系的态度，并表示“愿接受中方建议，同有关各方开展对话”，实际上也说明，崔龙海使华的基本使命已经完成。如果能受到习近平的接见则更多地是直接传递金正恩的态度。

　　有西方媒体分析认为，习近平是根据崔龙海的在中国的表态来决定是否给朝鲜人面子。朝鲜一系列射星、核试验等举动后，曾多次希望中国能邀请朝鲜高层访华，但是中国态度冷淡，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不满朝鲜军方恶化半岛局势的举动，同时也对金正恩频繁调换军队高层的不透明举动也有一些看法。

　　正是在崔龙海访华之际，金正恩把刚刚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金格植任命为更具有实权的总参谋长，取代了解除李英浩后任命的玄永哲。金出现在22日平壤电视台欢送崔龙海访华的镜头里。而朝鲜官方只字未提玄被解职的原因以及今后的去向。

　　韩国国防部认为玄永哲60岁出头，2007年崭露头角。2010年他与金正恩同被官媒称为领导人。他还是金正日葬礼上官方代表团成员之一，在朝鲜高层的地位由此可以证实。

　　金格植是目前朝鲜高层仅有的两个被解除原职务后，时隔多年又担任同一职务的官员。2007-2009年，金曾担任总参谋长。另一个是今年4月刚被任命为内阁总理的朴凤柱。他在2003-2007年曾担任总理一职。

　　这种比较“任意而为”的官员任命方式，外界有不同解读。一种说法认为，金正恩掌控全局意识强，独立意识浓厚，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喜欢的官员；另一种说法则与此相反，认为金正恩政权和金正日相比，缺乏稳定性，这种忽上忽下的频繁人事变动，恰恰说明金正恩掌控全局的能力经受了考验。▲◆★●■☆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5/24/2414514.html

 德国之声  2013-05-24：北京观察，习总能遇几多蠢？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是几年前走红网络的流行语，它是否也能对新君习近平半年新政做某种解释，包括耸人听闻的“习打的”？

(德国之声中文网)3月1日晚7点，家住北京远郊平谷区的“的哥”郭立新，在鼓楼西大街拉的那趟8.2公里、26分钟的活儿，绝非“梦游”。他在动物园批发市场东边榆树馆桥下等红灯时，才发现副驾驶坐上的乘客太不寻常，当听到这位乘客笑着说：“你是第一个把我认出来的司机。”激动得满头热汗，哗哗流了三分钟。

乐了近50天，热汗总算也没有白流。那过了胶的“一帆风顺”四个蓝色圆珠笔的题字和乘客没有要的车票，50天里不知有多少人疯抢着看过。但是从4月18日下午5点半始，郭立新乐极生悲了。近一个多月，这位无辜的司机不知内心遭遇了多少折腾，那装在镜框里，放大了的题字，还能挂在他家水泥抹的墙上吗？

习近平“打的“一度引起轰动

“临时起意”事与愿违

3月1日晚，被的哥郭立新认出来的总书记习近平，事后立即告诉中办：“我临时起意打了次出租车，就不要报道了。”

不成想4月18日连的哥照片，带他的题字，没要的车票，还有长篇报道，一同刊登在香港《大公报》上,甚至连“鼓楼西大街”的街牌，“榆树馆桥”和目的地“钓鱼台大酒店”，都被拍成照片上了大公网。立刻“微服私访”占据了所有门户网站的头条，还有世界媒体的热炒。

习总询问栗战书

当天，中办已经热闹成一锅粥。原来习总问中办主任栗战书：“不是不让报道吗，怎么报道了？”栗战书十分紧张，赶紧追查。原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也称“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四局的一位副局长听说3月1日习总打的不寻常的经历之后，认为是好事，就透露给香港大公报。

这家自1972年第一个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的香港老大喉舌报，今年2月26日才在北京正式挂出北京分社的牌子，当然要摩拳擦掌。由分社社长、报社社长助理王文韬，和《大公报》副主笔兼北京分社副总编辑马浩亮，两个社级大笔杆子联合操刀，完成了这篇重头报道。3月1日晚，习近平打的沿线地界、街景都是这两位亲自拍下来的，给了读者一个完整的实景复制，结合文字报道内容，几乎就是一部短纪录片翔实的脚本。王文韬加入《大公报》之前，是新华社北京新闻信息中心副主任，担任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多年，对北京市人头、地理熟之极，占新华社的先机一点不为怪。

据说，新华社18日上午，一直给中办打电话，但是没有找到人。中午两点许，@新华社中国网事宣布：“‘总书记打出租’确有其事，北京市交通部门和率先报导此事的媒体都向新华社记者表示，确有此事，相关情况都是真实的。”全国无数家网站和晚报都赶做大头条，紧追大新闻。

新华社奉命“辟谣”、《大公报》违心“致歉”

16点人民网刊出了记者采访来的报道《北京的哥热议习近平打车：下面人还敢公车私用？》看来媒体都要大展拳脚了，局势岂不更要难以收拾？这促使栗战书做出最后决定，立即召新华社来中办。

习“打的“原来是假新闻？

国新办还有一块牌子“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一个副局惹出这么大的事能不走风吗？17点作为近水楼台的各大门户网，率先开始将挂了近十个小时的头条新闻不声不响隐身。更令人佩服的是“朝中有人”的四大名晚：《北京晚报》、《今晚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都没有跟进当天的头号大新闻。

17点半，新华网的消息发出：“4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的《北京的哥奇遇：习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一文，经核实，此报道为虚假新闻。”此时中外媒体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但还都想探个究竟：新华社干嘛和大公报过不去？

红墙内的事情总是扑朔迷离

又过了半个小时，大公报“向读者致歉”的声明通过网站刊出了：“经核，此为虚假消息，对此我们深感不安和万分遗憾。由于我们的工作失误，出现如此重大虚假消息是极不应该的。对此我们诚恳地向读者致歉。我们将以此为鉴，用准确严谨的新闻报道回馈公众。”架在老编、记者鼻梁上的眼镜，大概这会儿才真跌下来了。

全国行动开始，收回已经上市的晚报，忙着修改网页。只有微博和外媒兴奋无比，舆情爆炸，比白天还热闹。

四字箴言画龙点睛

据悉，此时习近平对中办又讲了四个字：“一蠢，再蠢！”

还有那位外宣办副局，听说挨了个处分，捅了了这么大的篓子，没人不说“活该”。

作者简介: 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


关注中共的政治走向“七不讲”文件细节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5/23/2413237.html

多维 2013-05-23：在中共媒体连续刊文否定“宪政”后，中国知识界、理论界掀起了一场有关宪政的大讨论，外界普遍关注习近平治下中共的政治走向。值此时节，中共党内学者曝光中办下发的当前意识形态通报的“九号文件”（右派学者归纳为“七不讲”）涉及宪政的内容，有学者指“那些所谓批‘宪政’的雄文，都是为九号文件作注的”。

过去两天之内，中共媒体连续刊发了四篇“檄文”：杨晓青的“宪政属资论”，刘亚洲“党性神性论、解放军报的“宇宙真理论”、刘小枫的“新国父论”。中共党刊《求是》杂志旗下《红旗文稿》所发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宪政理念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战斗檄文，加上中共党媒《环球时报》社论的煽风点火，一时间“宪政”成为各界讨论的话题，甚至引发了“二次文革”的担忧。

同期，一篇出自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题为《正确区分两类矛盾，保护和支持人民的改革要求》的文章，曝光了被外界称为“九号文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中办发【2013】9号）有关宪政部分内容的细节，引发关注。

杨天石的文章显示，中共“九号文件”将2013年年初宪政以及“宪政梦”讨论归纳为：宣扬西方宪政民主，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借纪念现行宪法公布30周年，打着“维护宪法”，“依宪治国”的旗号，攻击党的领导凌驾于宪法之上，实质是要否定我国宪法及其确立的制度和原则，最终实现改旗易帜，把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搬到中国。

这是被右派学者归纳为“七不讲”的、已下达到县团级的有关“意识形态”的神秘通知具体内容的首次曝光，虽只涉及有关宪政内容的部分，但可以看到中共这份提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值得注意的七个方面”通报的官方版本火药味十足。

杨天石评价称：九号文件的起草者忽视了人们所要求“维护”和“实施”的宪法是《八二宪法》，并非美国宪法，也并没有要求废除《八二宪法》，另立什么宪法。他质问“一个国家的公民要求维护和实施自己国家的宪法，有错吗？不可以吗？”他表示读了九号文件之后，深感文件起草者没有正确区分两类矛盾，将人民群众的正当改革要求一律视为敌对力量和“异见分子”的活动，因而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和分析。以此为据，可能作出错误的决策，影响国家、民族前途者至大。▲◆★●■☆


瑞士一项研究称住得越高可能寿命越长
http://house.ifeng.com/news/society/detail_2013_05/23/25622709_0.shtml

2013年05月23日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阿南

瑞士一项研究称住得越高可能寿命越长。

本报讯 你住在公寓楼的最顶层吗？来自瑞士伯尔尼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日在楼层与人类寿命长短之间找到联系，认为住得越高寿命越长。研究表明，对于那些住在8楼以上的人来说，他们提早死亡的几率要比住在低层的人低22%，其中，死于肺部疾病的几率低40%，死于严重心脏病的几率低35%。

这一发现被刊登在近期的《欧洲流行病学杂志》上。研究人员对欧洲地区的150万人进行了调查研究，这些人都居住在4层以上的建筑里。研究人员之所以选择这一调查项目，是因为居住环境被认为是导致死亡的一个主要因素。

空气和噪音起作用

据估计，有六分之一的欧洲人居住在高层建筑里。

在2000年至2008年之间，研究人员对曾经居住在瑞士高层建筑里的14.239万名过世者进行了研究。总体上来看，与那些居住在8楼以上的人相比，那些居住在低层的人因为各种原因而提早死亡的几率要高22%，甚至超过22%。

这些人的死亡往往与肺部和心脏疾病相关。研究人员认为，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住在高层的居民更可能使用楼梯上下，从而锻炼了身体，并因此远离心脏疾病。

但研究人员也警告称，对于居住在低层的人来说，空气污染和交通噪音也是影响健康的关键因素。研究人员还表示，那些居住在高层的人们可能更富有，也更可能关心自己的健康。（阿南）

住高层并非都健康

但研究人员强调，这一发现来自于对世界最富有国家居民的研究，对于那些贫困国家和地区来说，可能并不适用。

并且，居住在高层的生活并不总是对身体最好。来自西班牙的研究就表明，在乡村地区，居住在摩天大楼里其实并不是最好的选择，那些居住在低矮建筑中的人们似乎更健康。据分析，植物会在早晨释放花粉，而随着温度升高，这些花粉会向高处飞。当夜间气温下降的时候，这些花粉又纷纷降落。在这一过程中，这些花粉会飞进高层建筑的窗户。

此外，住得越高，自杀几率也越高。调查显示，住在低层的人们跳楼自杀的几率要低60%。（阿南）▲◆★●■☆


习近平再度出手整军 遏卖地住豪宅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05/201305250726.shtml#.UaArZdhzKiE
 
2013年5月25日  来源：明报
    
     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出重拳治军，要求纠正治理军队住房的「不正之风」，包括高级将领超标佔用豪宅、非法转售军地牟利等。整治是因总后勤部前副部长谷俊山中将贪腐案引起，谷家就在北京豪华地段佔有数万呎豪宅，被称为「将军府」。有军中学者认为，军队反贪应有高标准、彻底性，最重要是接受民众监督。明报记者    
    　　
    习近平自接掌军权以来，先后推出「打胜仗」、禁酒令、「下连当兵」、禁用豪车等连串措施以从严治军。有消息称，中央军委下文要求纠治军队在住房方面的不正之风。一是纠正错误的做法和规定，二是清理被认为违规的住房情，今后对各级军官的住房标准要严格按规定治理。纠治行动从5月份开始，「10‧1」国庆节前结束，总政治部纪检部还公开接受举报。    

　　禁将领违规超标住房
    　　
    消息指，首先要严打的是高级将领违规超标佔用豪宅，已经落马的谷俊山一家，就在北京豪华地段佔有数万呎住房，由于总后勤部管军队土地，军中各级机关领导为各自单位和个人的住房，都要讨好谷俊山，成为谷贪污的最大来源。
    　　
    其次，军队均有不同程度利用军事用地，与地方机构及房地产商勾结，用军地建商业或住宅楼宇，或出租作商舖，获利后再分成。由于历史的原因，各大城市都有军事用地，随覑城市扩张，军地炙手可热，但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房地产管理条例》，所有军事房产的产权都属于中央军委，由总后勤部管理，各级军区设有房管局，如要租售，相关单位和发展商都要找总后勤部「疏通」，获批后才可操作。    

　　广东热卖廉价「军产房」
    　　
    现时在广东、广西一些地方都有出售「军产房」，不限购、不限首期比例、不收税费，价钱低于市价，但不能申请银行按揭，3年后需补地价才可转手。如东莞樟木头的「观音山1号别墅」，风景优美，每栋面积4000至6000方呎不等，售价300万至500万人民币。因无法申请按揭，发展商为售楼愿意借钱，有地产代理声称贷款统一为150万，10年还清。而深圳罗湖旺地的「幸福华府」同样是军产房，集酒店、商场、住宅于一身， 地产代理称，若要转售，「去广州军区盖个章就行了。」
    　　
    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大校对本报表示，习近平领导的中央军委采取的连串反腐败动作有巨大震撼作用，受到官兵拥护。他认为，军队反腐必须要有高标准、有彻底性，在内部要发扬人民军队的民主传统，「要走群众路线，重视群众举报，但是不能搞群众运动」，此外，还要重视地方民众对军队的监督。▲◆★●■☆


中共上演“高级黑”：欲掏光社会主义家底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3/05/201305250728.shtml#.UaAsNNhzKiE

2013年5月25日：  中共党报《求是》旗下《红旗文稿》推出一篇痛批西方宪政的文章，《环球时报》随之起舞，掀起新一轮舆论大波。此番舆论战中，“宪政”被中共强力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连毛泽东此前曾讲过的“新民主主义宪政”都不顾了。   

    纵观中共这么多年的作为，从“人权”、“民主”、“公民社会”、“司法独立”到“宪政”，一遇到社会文明化的好词都划分给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啥好词都没有捞到。
    
    “自由”不让说，“价值观”不让讲，之前还暗搞“七不讲”，今天倒好直接把“宪政”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要是什么都是资本主义的，那社会主义都有啥，专制？维稳？马克思？
    
    这么多年来，除了“以人为本”，中共没造出一个好词来。毛泽东曾云，对待敏感问题要“不破不立”，可他的后世子孙们却是“只破不立”。是不是想连社会主义的最后一点家底都掏干呢？这才真叫“高级黑”，而且竟是自己黑自己！▲◆★●■☆



中纪委正进行机构改革 要求增加新的办案力量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05/24/25673447_0.shtml

2013年05月24日 1来源：沈阳网    作者：陈良飞 黄志强
 
　　▲ 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出席2013年中央巡视工作动员暨培训会议并讲话。新华社图

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出席2013年中央巡视工作动员暨培训会议并讲话。新华社图

原标题：中纪委“组合拳”反腐：查办、 约谈、巡视、抽查、信息公开

从今年1月份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反腐新思路,5个月以来，中纪委频频出手,打出一套查办、约谈、巡视、抽查、信息公开，环环相扣的密集“组合拳”。

与此同时，中纪委近期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内部工作机构改革，加强案件具体查办机构的力量。一位接近中央纪委的廉政问题专家告诉早报记者，具体措施包括在原来具体负责案件查办的8个纪检监察室基础上，再增加一些新的办案力量；同时也对某些内设机构进行了优化重组。这一内部机构改革的目标是，服务于“目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一新的思路，力量该加强的加强，该合并的合并。

中央纪委“出拳”频率渐高，且祭出“组合拳”的意味浓厚。

从年初的1月份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当前以治标为主”的反腐新思路，到宣誓开展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工作；从严厉查办省部级涉贪官员，到及时披露中央纪委办案信息；从首次一对一约谈派驻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到要求中央巡视组当好党中央的“千里眼”，并创新方式方法；从正在研究全国层面的抽查方案，到要求巡视组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进行抽查，5个月来，中央纪委频频出手。

查办、约谈、巡视、抽查、信息公开，环环相扣，中纪委打出一套密集“组合拳”，其效果也为外界所期待。

密集祭出“组合拳”这套“组合拳”其来有自

今年1月23日，在中央纪委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强调，要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在之前各级纪检部门多反复强调“三个更加注重”——在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背景下，王岐山“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新提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在“以治标为主”的新形势下，新一届中央纪委将出台哪些具体举措，以遏制腐败高发态势。

事实上，在同一日（1月23日）发布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公报上，这一举措已初现端倪。公报要求严格执行廉洁从政有关规定，纠正以权谋私行为。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

但如何“开展抽查核实工作”，公报并未明示。随后，广东、上海等地开始试点抽查干部申报财产情况。

今年3月，广州市纪委表示，南沙区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工作将加大抽查核实力度，初步考虑按照15%的比例进行。

广州市纪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解释，15%的抽查率只是初步拟定，选择这一比例的原因是考虑到如果比例设定太高，抽查核实的工作太大，纪检部门的人力难以承担，而如果比例设定太低，则起不到震慑作用。

随后的4月初，上海也规定试行开展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材料的抽查核实工作。抽查核实对象拟扩大为部分市管干部和所有拟新提任为市管干部的人员；抽查核实内容拟扩大为目前要求领导干部申报的全部内容。

据此前媒体报道，中央纪委正在研究全国层面的抽查方案，但出台时间尚未确定。尽管总体方案尚未出台，王岐山已经要求在巡视工作上先做起来，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进行抽查。

在5月17日的中央巡视工作动员暨培训会议上，王岐山要求巡视工作要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创新方式方法。中央巡视组要紧紧依靠各级党委，密切联系群众，拓宽发现问题的渠道和途径。要关口前移，“下沉一级”了解干部情况，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进行抽查，提高巡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事实上，这一被外界视为新的巡视工作手段早已有明文规定。2010年出台《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明确，纪检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接到有关举报或者在干部考核考察、巡视等工作中群众对领导干部涉及个人有关事项的问题反应突出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纪检机关、组织人士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对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进行调查核实。

王岐山还要求中央巡视组要明确自身定位，履行监督责任，当好党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苍蝇”，对违纪违法问题早发现、早报告。这被外界解读为中央巡视组巡视重心的重大转移，由“相对全面”回归其最主要的职能：发现和反映违法违纪线索。

2009年1月，时任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在中纪委新闻会上介绍，陈良宇、侯伍杰、徐国健、李宝金、杜世成、何闽旭等案件的部分线索，就是由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在巡视中所发现的。

就在王岐山此番讲话的5天前（5月12日），中央纪委通过新华网证实，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今年全部“两会”后，中央纪委对外宣布的第一个省部级落马官员。

从提出反腐新思路，到宣布开展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工作；从严厉查办省部级涉贪官员，到要求中央巡视组当好党中央的“千里眼”，并创新方式方法，中央纪委正打出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

加强内部办案力量

中央纪委要求巡视工作要创新方式方法，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约谈就是中央纪委工作方式方法的一项创新。《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4月22日至26日的5天时间里，包括王岐山在内的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班子成员，就落实八项规定分别约谈了53位派驻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对于不少派驻纪检组长（纪委书记）来说，这样“被请到办公室，面对面、一对一交流式的汇报还是10年来的第一次”。

“约谈的是纪检组组长，绷紧的却是我们全机关的‘弦’。”国资委党委书记强卫东后来回忆，约谈结束后回到国资委，他才知道这次约谈牵动了国资委机关所有人的心，“尽管约谈的是我们这些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但触动的，是我们驻在部门的一把手，提醒、警示的是党组、党委。接到约谈通知，我就找到我们国资委党委书记汇报。我认为，警示正是约谈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与53位派驻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约谈之后，中央纪委领导已开始约谈中央纪委委员和省(区、市)纪委书记。

另据早报记者了解，除了打出一套“查办、约谈、巡视、抽查”等环环相扣的“组合拳”，中央纪委近期也在进行内部工作机构的调整。

一位接近中央纪委的廉政问题专家告诉早报记者，为了因应今年年初王岐山书记提出的“当前要以治标为主”的新思路，中央纪委近期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内部工作机构改革，加强案件具体查办机构的力量。

该名专家说，具体措施包括在原来具体负责案件查办的8个纪检监察室基础上，再增加一些新的办案力量；同时也对某些内设机构进行了优化重组。这一内部机构改革的目标是，服务于“目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一新的思路，力量该加强的加强，该合并的合并。

根据监察部网站3月13日公布的内设机构框图，中央纪委监察部目前共有27个内设机构，除了8个纪检监察室，还有办公厅、监察综合室、预防腐败室、研究室、宣传教育室、案件审理室、案件监督管理室、执法监察室、信访室等19个内部机构。

和十七届中央纪委一样，现任中央纪委，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继续维持了“一正八副”的架构，中央纪委书记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兼任，副书记分别为赵洪祝、黄树贤、李玉赋、杜金才、吴玉良、张军、陈文清和王伟。其中赵洪祝还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黄树贤兼任监察部部长一职，其余副书记也均具有在中央、地方纪委或司法系统长期工作的经验。

5月21日，国内媒体根据国务院三峡办官网信息报道，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仅六个月的王伟近日履新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并明确为正部长级。

“个人报告关键在核查”

在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迟迟未能出台的背景下，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一直被视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初步探索和过渡方案，格外引起外界注意。

这一制度设立距今已有16年。

1997年1月31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1997年1月31日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要求报告副县(处)级以上干部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营建、买卖、出租私房和参加集资建房情况，参与操办的本人及近亲属婚丧喜庆事宜的办理情况，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等6项重大事项。

这项规定要求领导干部报告的还是“个人重大事项”，而不是后来范围更为广泛的“有关事项”。在当时规定的“个人重大事项”中，家庭收入、本人投资情况乃至本人婚姻变化情况等事项均未列入。

2004年，根据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中央纪委开始对《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进行修订。200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2006年的规定很快又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需要，亟须修订。2010年5月26日，中办、国办再一次联合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在这份更为详细的规定中，领导干部的范围还是同1997年的规定一样，限定在副县处级以上干部，但是要求报告的个人事项猛增，涵盖了领导个人收入、房产、本人、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经商、投资情况等14项有关事项。

根据这一规定，领导干部应当于每年1月31日前集中报告一次上一年度的个人事项，对于本人婚姻变化情况、因私出国（境）等情况，领导干部应在事后30日内及时报告。新任领导干部应当在符合报告条件后30日内按照本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对于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的受理，根据规定，属于本单位管理的领导干部，材料由本人密封并在信封上签名后，交所在党委（党组）组织人事部门；不属于本单位管理的领导干部，材料经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后，由本人密封并在信封上签名，交所在党委（党组）组织人事部门转交上一级或其他有干部管理权限的组织人事部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注意到，根据有关规定，我国从1997年开始的历年的领导干部个人重大（有关）事项报告，并没有授权任何机构去监督或者审查，只有等到这个官员被查之后，才由纪委去了解这个官员当时是怎么申报的。

任建明说，不管是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还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实际上都包括申报、公示、监督（内部审查、外部监督）、问责四个环节，缺一不可。

“这一报告的关键就在于核查，如果没有内、外部的监督、审查，这一报告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任建明说，“非但起不到反腐的作用，还会使民众对于制度的信任度下降。”

毫无疑问，中央纪委决定开展抽查核实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的工作，正是落实这一制度的重大举措。

纪委“去神秘化”

近年来，在查办案件的披露上，长久以来以“神秘”著称的中央纪委乃至地方纪委也逐渐揭开面纱，越来越多地走向了台前，尽管步履还略带谨慎。

这些“去神秘化”、公开化的具体举措包括：举办新闻发布会、通过媒体及时披露查办案件及其进展，公开内设机构、公开信访举报、查办案件、办理政纪申诉案件工作程序等。这些举措中，有的行之有年，有的才刚刚起步。

一个“去神秘化”的典型例证是，今年3月13日，监察部网站首次公布了中央纪委监察部内设机构框图和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信访举报、查办案件、办理政纪申诉案件等工作程序框图。略显遗憾的是，内设机构框图并未对八大纪检监察室分管的具体中央部门、省份作出具体说明。

监察部称，推进网上信息公开，是纪检监察机关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监督的具体举措。通过图示化公开解读相关法律法规，使广大网友了解有关规定，方便群众举报，维护自身利益，这对于促进依法监督、依法监察，都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公布内设机构图，中央纪委“去神秘化”的一个最新例证是5月7日中央纪委信访室正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兼副主任张少龙等人做客人民网。这是中央纪委信访室首次“亮相”网络访谈，相关负责人系统介绍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的工作职责、信访举报工作的流程、纪检监察机关接受举报的渠道、办理群众举报的方式、近年来群众举报特别是网络举报的情况等，并就网民关注的如何保护举报人等热点话题进行了回应。

在访谈中，张少龙表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决杜绝一切“拦卡堵截”上访群众的错误做法，严禁到来访接待场所和公共场所拦截正常上访群众。《中国纪检监察报》也专门发文称，这次在线访谈受好评。

长期从事时政报道的资深媒体人马昌博感觉到，这一变化发生在2006年。当年9月，时任中央纪委秘书长干以胜第一次以主发布人的身份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马昌博还记得，到了2007年前后，中央纪委的新闻发布就已经算开放了，“当时中纪委是少有的邀请了很多都市类报纸的大机关，虽然通知记者开会的时候，来电号码还是不显示的”。

2007年的时候，中央纪委搞了一次大规模“媒体公关”，邀请了20多家境外媒体的记者参观中纪委大楼，范围包括了保存“中央纪委最高机密”的档案馆——里面藏着自1979年10月中纪委恢复至今查办的所有6万卷案件卷宗。

除了“介绍自己”的新闻发布会外，社会民众最关心的还是中央纪委对“正在调查谁”的信息及时披露。

马昌博认为，对查处信息的及时公开最早应该是2006年9月公布正在调查陈良宇，不过当时应是特例，直到后来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案、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案都是在“调查期间”对外公布后，公众才发现中央纪委果然做了改变，“在此前，哪怕人们再猜测纷纷，也都是在中央纪委侦办完毕移交司法系统后外界才确定”。

在马昌博看来，2013年5月对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被调查”一事的公开确认，亦是对中纪委近年来试图日益透明的再次延续。

在地方纪委通报案情方面，广东省是做得比较好的省份。2012年以来，广东省纪委越来越愿意通过自己的官方网站广东纪检监察网主动发布该省副厅级以上官员遭查处的信息。其最近一次发布官员遭查处信息是在5月10日。当天，广东省纪委证实，肇庆市委常委刘龙平，因涉嫌严重违纪，于近日接受组织调查。

去年年底曾实名举报刘铁男涉嫌贪腐的资深法治记者罗昌平也清晰感受到了近10年来媒体对高官落马新闻的报道变迁。

罗昌平曾与一位从事过多年法治报道的媒体领导交流并得出了一个一致的看法：现在关于高官落马报道的时间越来越提前了，就在2005年以前，绝大多数高官落马的新闻，媒体要到法院宣判后才进行报道，现在很多都是在接受调查期间就进行大篇幅报道了。

中央纪委披露案件的时间点也不再一律等到移送司法机关时。罗昌平注意到，最近5年来，遇到高官“接受组织调查”时，新华网会在第一时间发布一句话新闻，等到“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时，也会发布一则新闻，文字会比确认“接受组织调查”时稍多一些。

5月12日，新华网发布一则消息：“记者从中央纪委获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短短40个字从官方证实刘铁男落马的消息。

不过，罗昌平也表示，除了这两个时间节点，媒体很难及时获悉某一个高官的案件在某个时间进入了什么阶段。(来源：东方早报 记者 陈良飞 黄志强 实习生 马英之) ▲◆★●■☆



金正恩是“服软”还是抓中国“软肋”？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7475903.html

2013-05-25：金正恩的特使、朝鲜中央政治局常委、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崔龙海，带着金正恩的亲笔信，对中国进行访问。同时表示，愿意按照中国的建议，重新启动多方谈判。

折腾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四处碰壁、没有了退路的情况下，再次找到中国，并希望由中国出面，给其解围，摆脱目前的外交困局。

有人说，这是金正恩对中国的“服软”。

粗粗看来，派特使来中国，并答应中国提出的回到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来，确实是“服软”。但是，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金正恩此举，却未必是“服软”，而更象是抓住了中国的“软肋”。

众所周知，金正恩自接任朝鲜最高领导人以来，就没有一刻安静过。不仅在外交政策方面，就是在国内也是大动干戈。一会这个试验，一会那个争端，还竟然扣押起中国的船只。

说实话，要不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朝鲜已经四面楚歌、风声鹤唳，按照金正恩年少氯狂的性格，是不可能向中国派遣特使的，也是不可能答应中国回到谈判桌上来的。

倒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更多地被金正恩抓住了“软肋”，在核试验、在扣押中国船只等方面，中国尽管口气很硬，但金正恩却毫不放在眼里。能够最终将扣押的中国船只放回，也主要是朝鲜目前面临的困难格局。

实际上，从金正日时代，类似现象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到了金正恩以后，更是变本加厉、不顾一切了。

对朝鲜的这种行为，似乎不应当一直容忍。虽然维持朝鲜半岛的稳定十分重要，但也不至于让朝鲜牵着鼻子走，让金正恩这样的毛头小子胡作非为，给中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与影响。

可以肯定，就算金正恩愿意回到谈判桌前来，一方面，在谈判过程中，金正恩一定会借中国的手，提出种种不合理要求，并置中国于十分为难之处，让中国无法做出平衡；另一方面，即便谈判桌上取得成果，只要危机一过，金正恩又会老毛病重犯，继续胡作非为。到时候，中国又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为其擦屁股。

金正因为虽然年少年盛，到也似乎从他的父亲那儿学会了怎样抓中国的软肋了。要想金正恩不再胡作非为，不再动辄要挟中国，不再抓中国的软肋，中国还是要狠一点，该放手时就放手，该出手时就出手，该令其痛的时候也切不要手软。▲◆★●■☆



习近平接见金正恩特使的4个决定性细节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7467955.html

原文发表于：http://news.takungpao.com/world/roll/2013-05/1633798.html

2013-05-24 如外界所猜测的，习近平终于在金正恩特使崔龙海访华的最后一天接见了他，并且接受了金正恩委托崔交来的亲笔信。此次习近平接见金正恩特使，有4个值得关注的细节，由此能分析出中朝关系日益微妙的现实，甚至也会透露出未来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趋向。

细节一：中方对崔龙海的安排。尽管金正恩派特使崔龙海访华安排显得比较仓促，但此前一定通过使馆与中联部的渠道和中方沟通，确定了此行要见的中方官员。

而习近平在崔龙海来京的前一天离京到地方慰问考察，让崔龙海是否会受到接见成了一个问号。这或许能说明中方在安排崔龙海访华时，没有首先考虑习近平与其会见，需要等待朝方向中方传达的内容满意之后，才可能会适时接见。中方或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压力来婉转却又不失礼仪地表达对朝鲜前一段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不满。而崔在与习近平会面之前，见到了中国对朝交流的各层级各主要部门官员，并参观了北京市的高科技开发区。整体而言中方对崔龙海礼遇有加，但又表达出自我的立场。

细节二：崔龙海着装的变化。梳理一下可以发现，访华的第一天崔先是和直接负责朝鲜交流事务的中联部长王家瑞会晤，礼仪性较重；第二天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党内排名第5并主管党际外交的刘云山会谈，这是中朝两党层面的工作会谈；第三天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并长期在沈阳军区工作的范长龙会见，这是一次两军层面的工作交流。以上这三次会晤，崔龙海全部身穿军装，这是因为崔虽然具有党政军三重身份，但实际主抓的领域是军队。崔以个人实际职务和身份被授权代表朝方与中方对话，因而不必另换服装。

但是在与习近平的会晤中，崔龙海要展现的并不是其个人实际职务，也并不只是代表朝鲜党政军，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那就是代表金正恩本人。这才是崔龙海“特使”身份得以彰显的场合。因而崔在会晤前必须脱下军装，换上非军装的“朝式正装”与习近平会晤。而其他朝方军官则依然军装着身参与会谈，这既体现出朝鲜高层身份的差异，也符合相关外事礼仪，更显得庄重与重视。

细节三：习近平的表态。习近平接见崔龙海的时候表情相对严肃，即使在接受金正恩亲笔信的时候也是如此。在会谈时，习提到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可有可无，值得留意。

一是通过“中朝友好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表态，等于再次确认中国不会放弃朝鲜，给金正恩吃了定心丸。

二是通过“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持久和平稳定，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表态告诫朝方：有核武没出路。

三是通过强调“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表态对朝韩朝美朝日的接触表示认可，对任何一方的武力挑衅中方都会反对。

四是通过“重启六方会谈进程，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东北亚持久和平稳定不懈努力”的说法，表达朝鲜必须重回六方会谈轨道的要求，同时呼吁各方签署足以替代《朝鲜停战协定》的“和平条约”，该条约是朝鲜一直坚持的，习的表态表明中方对此予以支持。

细节四：崔龙海的回应。崔龙海的表态不代表个人，而是代表金正恩。他称朝方珍惜两国友谊，愿意“与中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与深度沟通，不断巩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

这一来暗示中朝的高层交往将有更多举动，金正恩访华一事即将提上议事日程，甚至不排除朝方希望习近平访朝的意愿；

二来说明双方在半岛局势问题上的合作将深化；

三来宣誓金正恩不会对中国有“异心”。

在谈到半岛局势和核问题的时候，崔重复了在与刘云山会晤时提到的“朝鲜希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意愿。这显示朝方此前有关激化半岛局势措施是无心之举。

崔龙海表达的最重要的一点意思是“朝方愿与有关各方共同努力，通过六方会谈等多种形式的对话协商妥善解决相关问题，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朝方愿为此采取积极行动。”这句话暗示，朝鲜不仅要重返六方会谈，而且还会和其他各方单独接触。比如最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特使访问平壤就是朝鲜这种表态的论据。

整体而言，金正恩特使匆忙访华对朝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对半岛局势而言也是一个利好消息。这一方面表明金正恩执政近2年之后的朝鲜日益“正常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在掌控朝鲜半岛局势安全问题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不过朝鲜特使只字不提“弃核”这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最关注的问题，可见未来围绕朝核问题的博弈依然将充满变数。▲◆★●■☆



七個不講否定三個自信/林保華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3/05/201305251622.shtml#.UaCD2NhzKiE

2013年5月25日：七個不講否定三個自信 林保華    
    胡錦濤在18大的政治報告，提到中國共產黨的“三個自信”，即“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實際上就是“習近平思想”。這個提法來自當時是中央編譯局局長的衣俊卿，因此即使衣被情人常艷揭出難看的貪腐案，習近平還是“用人唯才”，罷了官位，卻保留專家的祿位。
    
    問題是如果真正有這三個自信，也就是有這個“鐵三角”撐著，共產黨就應該風雨不動安如山，泰山壓頂不彎腰，任憑風吹浪打，穩坐釣魚船。
    
    然而情況絕非如此，根據來自不同渠道的消息，今年中共中央的第9號文件，也就是《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規定了“七不講”，即不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而且是偷偷摸摸的傳達，顯見他們知道這個文件並不光彩，然而危機纏身，非這樣做不可。
    
    這七個不講，可以概括到三個自信中的理論、道路、制度內容裡。例如普世價值可以列入“理論”之中，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司法獨立包括在“制度”裡，而黨的歷史錯誤與權貴資產階級則關係到走什麼道路的問題。因此“七個不講”的規定，恰恰說明了“三個不信”。也就是九號文件否定了18大的政治報告。18大到現在還不到半年，衣俊卿犯錯誤都沒有被否定，可是“三個自信”變為“三個不信”，難免就使人納悶，到底中央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且，這“七個不講”不是講講而已，在宣佈以前，早已經有不准講的警告與行動。例如習近平已經講不能否定毛澤東，那就是不准講“黨的歷史錯誤”，於是批毛的經濟學家茅于軾出去講課，毛左們就纠眾不許他講話，不管他宣講什麼主題。所以他的演講會不是被迫換地方，就是被迫取消 。警察沒有出來保護公民權利，因為不許講公民權利，又怎麼保護？
    
    雅安發生強震，努力建設公民社會的一些NGO組織到災區賑災，黃琦被扣，不許他去；對賑災做出貢獻的李承鵬，則被五毛們醜化，否定他們的努   力與成績。被醜聞纏身的中國紅十字會在被十萬人喊“滾”後，表示要改革之意，但是馬上被否定。據說來頭不小的郭美美揚言要公佈某些視頻，大概因此嚇壞某些領導人，可見中國社會離開公民社會還有多遠。
    
    至於司法獨立，當然也不能說，在一黨專政下，任何“獨立”都不可以說    ，因為獨立意味著擺脫黨的領導。因此政法委雖然降格了，勞教制度似乎    也考慮取消，但是面對社會危機帶來的各種抗爭與社會秩序的混亂，當政者還是“維穩”當先，所以上訪人士與維權人士仍然紛紛被拘押。連異議人士張林的10歲女兒張安妮也難逃一劫，成為中國最小的良心犯！這居然發生在“習李新政”一開始的時代。
    
    習李雖然不談政治改革了，但是還在說要反腐敗，習近平親自說，要老虎蒼蠅一起打，但是至今為止，還只是打蒼蠅，未見老虎。本來傳說會動到軍委副主席徐才厚，但是他的名字馬上出現在軍報上，至少還可以有一陣子的“平安”，可見反腐的阻力。而要求公佈官員財產的民眾立即被捕。可見當局反腐也沒有誠意，因為目前中國所走是“權貴資本主義”道路，又豈能侵犯到那些權貴利益？為此只能禁止“權貴資本主義”字眼的出現，免得揭穿“社會主義”的假面具。
    
    現在談“三個自信”或許也陳義太高，因為在大陸人到香港搶購奶粉後，現在又開始搶購大米。共產黨號稱是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先讓人民對奶粉與大米有自信，是否比空談理論、道路、制度，更符合人民的需要？
    
    其實所謂“三個自信”早就是“三個破產”。毛澤東說的“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它不但是“西化”邪路的產物，也早就破產，否則何必改革開放？社會主義道路也已破產，早就“走資”了，共產權貴成為官僚資產階級。
    
    唯一還沒有破產的是一黨專政的制度，只是這個“共產”是掛羊頭、賣狗肉。但是這個專制制度遲早必然破產，這就是他們非要推出“七不講”的原因。只要七不講鬆口，中國的專制制度就要土崩瓦解。中共領導人及毛左們以為搬出毛澤東，就可以紅色江山萬代傳？別做夢了。互聯網是我們大講特講的武器，任何東西都阻擋不住。▲◆★●■☆


变瞎中国 美国欲重启冷战狠招致盲解放军
http://www.boxun.com/news/gb/army/2013/05/201305251230.shtml#.UaCCNNhzKiE

2013年5月25日  来源： 环球网 　
    在中国向西太平洋地区派遣远程海上巡逻机「搜寻美国军舰，尤其是航空母舰」时，美国正在试图恢复「冷战」时期对付俄罗斯海上巡逻机的措施，主要包括派遣P-3反潜巡逻机以跟踪中国飞机。
    　　
    美国的这一方桉存在缺陷，因为P-3反潜巡逻机欲完成任务就必须依靠航空母舰，这也就意味着P-3出现的方圆500公里内必有美国航空母舰的存在。
    　　
    在「冷战」时期，美国海军信心十足，相信俄罗斯不会发现美军军舰，尤其是航空母舰。时常跟踪俄方巡逻机的美国巡逻机因此获知了俄军军舰的位置，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时间俄罗斯对美国军舰的位置毫不知情。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选择使用P-3反潜巡逻机或其他陆基巡逻机的原因。
    　　
    文章同时指出，如今中国拥有的雷达卫星数量逐渐增加，这些卫星具有探测海上舰船的能力。但是使用雷达卫星搜寻美国航母的方桉难称完美，因为太平洋面积大，雷达只能探测到局部区域。美国所采取的措施无疑也是要让中国变成「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