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吴官正离职报告》触目惊心，大揭中共黑幕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5/16/2399265.html

 多维 2013-05-16：近段时间，一向很少露面的退休中共元老们频频亮相，包括李瑞环、朱镕基等人。日前在中共党内少有的没有明显派系的前中纪委书记吴官正也出版新书《闲来笔谭》，大谈为官之道。

于是笔者搜索了一下有关吴官正的信息，意外发现《吴官正离职报告》，该报告内容堪称触目惊心。30年改革开放，不仅积累了矛盾，还使腐败加剧，让最高纪检书记也啃不动！

2007年9月下旬，吴官正总结十六届中纪委工作时，说：如果人民能对我的工作给予六十分，我会很感动。面对严峻腐败、消极情况、积重难返的问题，我给自己仅能打五十九分，不及格，这样，我才能减轻些包袱。

10月29日，前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出席中纪委工作交接班暨欢送座谈会上，回顾了接任中纪委书记五年的工作历程。

吴官正在三十分钟的讲话中，多次因心情沉重而停顿，也多次被掌声打断而热泪盈眶。吴官正说：回顾接任中纪委书记的这五年工作历程，心情是沉重的。五年前当选中纪委书记，在尉健行的欢送会上作了表态：决不辜负人民的期待、党的委托，要继承十五届纪委正在进行而尚未完成的工作，立志要在若干人民强烈反响的问题上，要有突破。五年消逝了，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借此向同志们作次临别交心和自责。吴说：单有决心是战胜不了现实的。我和纪委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是作过努力，做过艰难工作和必要的斗争，还是失败了。

吴官正交班时，沉痛直言三大憾事说：我自我反省，是留下了三件未能完成的工作和遗憾大事而离任的。他所说的三大憾事，也是党内折腾了二十多年的顽疾：

（一）关于干部财产收入申报公开机制，未能实施；

（二）关于改革现行纪委、监察部组织架构和隶属关系，未能成功；

（三）关于官员以公款或接受免费到高级娱乐场所消费，屡禁不止。

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

吴在会上说：早在八十年代，陈云、彭真、邓颕超、胡耀邦、聂帅等，就多次提出，要建立干部和家属财产、收入申报公开机制。陈云指出：西欧、北欧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做到，否则，人民怎样会拥护？

吴说：党内对财产申报制抗拒、反对、抵制的势力相当顽固，所持的理由，指挥失控，使干部和干部家属处处和人民处于对立局面，会造成政局混乱等。事实恰好是相反，哪有人民的政党怕对人民负责的道理。

吴又披露：2003年、2005年，要在上海、天津、广东、江西的省级党政班子搞试点，最后都以难以推行而中止。据知，2003年，中纪委调查组、总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中组部，曾就财产申报制，决定到上海、广东搞试点，结果发生二大问题：

（一）党政干部强烈抗拒，以消极怠工、政局瘫痪来对待；

（二）高、中级干部在内部申报时，上海市的省、厅级干部，百分之九十拥有一千万以上的资金，广东省的省、厅级干部，百分之九十九拥有一千万以上资产，如公开，势必会被社会各界追击。

关于改革现行纪委、监察部组织隶属关系

关于改革现行纪委、监察部组织架构和组织隶属关系的问题，在十二年过程中，先后提出过五次讨论，都有较大争议，担忧会发生多中心，会出现党的领导被架空等情况。直到上海、天津、河北等地发生领导班子腐败案后，才作出部分改变。

关于严禁官员以公款或免费到高级娱乐场所消费

据中纪委在中央会议期间，提供给代表的材料中披露：从2003年至2006年，每年党、政机关以公款吃喝玩乐的开支，徘徊在三千亿至三千五百多亿，再加上新增、更换轿车，年达五十万辆至六十五万辆，开支二千亿元以上。

该材料中还披露：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珠海、长沙、重庆、西安等地高级娱乐场所，公费开销，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高尔夫球场公费开销，占百分之七十五至九十；外资、中外合资会所消遣，公费占百分之四十，由私企、合资、外资代表支付，占百分之四十五。

该材料还披露：黑幕高级娱乐场所、合资、外资会所，百分之九十五设红灯区，受到当地政府、公安部门的保护。 ▲◆★●■☆



达赖集团专门发布指导书操纵藏人自焚
http://news.sina.com.cn/c/2013-05-17/023927146500.shtml

2013年05月17日：西藏流亡议会议员拉毛杰和其炮制的《自焚指导书》。 西藏流亡议会议员拉毛杰和其炮制的《自焚指导书》。

2009年2月27日，一名僧侣在阿坝县洽唐西街自焚。本版图片/央视截图 2009年2月27日，一名僧侣在阿坝县洽唐西街自焚。本版图片/央视截图

视频：央视专题片揭达赖集团如何操弄自焚 play

视频：央视专题片揭达赖集团如何操弄自焚

　　为使国际社会认清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境内个别地方发生的自焚事件的真相，中国中央电视台经过深入调查采访，制作了《从〈自焚指导书〉看达赖集团怎样操弄自焚事件》综合性电视专题片。据新华社

　　据央视报道 近年，在四川甘孜等藏区，多次发生僧侣自焚事件，自焚事件接连发生的背后，是达赖集团专门发布《自焚指导书》进行操纵。《自焚指导书》指导藏人自焚的方法、时间和地点，这种教唆自焚的做法招致西方学者以及媒体的批判。

　　流亡藏人制造《自焚指导书》

　　2013年3月，26岁的村民班玛加，企图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城实施自焚，被当地警方及时查获，警方同时还从他身上查获了他事先写好的遗书和几十张根据遗书复印的传单，据班玛加交代，遗书是按照前不久网上出现的一份自焚指导书的要求写下的。甘孜州的这起自焚未遂事件使《自焚指导书》浮出了水面，这份指导书出自曾连任达赖集团所谓西藏流亡议会议员的拉毛杰之手，目前他仍在达赖集团教育系统任要职，这份由达赖集团要员一手炮制的《自焚指导书》，实际上就是指导藏人如何自焚的教科书，《自焚指导书》第一部分是思想动员，第二部分是关于自焚的准备，第三部分是自焚时呼喊的口号，第四部分是配合自焚应该采取的其他行动。

　　达赖集团为自焚者制作歌曲

　　《自焚指导书》开篇将自焚者称为勇敢的英雄，指出自焚行为真的很伟大很光荣，这就是达赖集团一再宣扬的对自焚事件和自焚者的基本价值判断，早在2009年四川省藏区，发生第一起自焚事件后，达赖集团就将自焚者扎白称为英雄，扎白是阿坝县格尔登寺的一名僧人，他因为没有参加2008年3月16日阿坝县发生的打砸抢暴力事件，经常遭到一些同寺僧人的嘲笑，于是就有了自焚争口气的想法，对于扎白的自焚，达赖集团专门制作歌颂扎白的歌曲《生命的献祭》，将扎白称作是为了藏族事业自焚的英雄。

　　宣扬自焚可得到领袖的超度

　　在四川阿坝甘孜、甘肃甘南、青海黄南等藏区发生的自焚事件中，自焚者的背景不同，情况各异，有的人因为盗窃、抢劫、赌博、嫖娼受到过处罚，有的因为身患残疾，或生活遇到过挫折，他们之所以自焚，往往是听信了这些境外领袖的煽动，认为自焚后可以得到领袖的超度，认为可以成为很有面子的英雄，来世还可以获得幸福和一片光明，在这些自焚事件中，自焚里往往不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有的还是未成年人，他们都是受到自焚可以成为英雄的观念的影响最终走上自焚之路。

　　指导书对自焚有详细设计

　　除了对自焚进行思想救援，《自焚指导书》还对自焚的过程也作了非常详细的设计。在关于自焚的简介这一章节中，指导书明确提出：自焚者在时间上要选择重要节点，环境上选择重要的地点。要留下书面遗嘱和录音，要告诉可信的人，录制视频，拍摄照片。要有计划有目的进行，这很重要。《自焚指导书》设计的这些内容在一起起自焚事件中都得到了验证，早在2011年3月16日，彭措自焚事件中，自焚者彭措就选择在了阿拔县热闹的一个十字路口实施自焚。(原标题：达赖集团发布《自焚指导书》操纵自焚)▲◆★●■☆


从吴邦国的“五不搞”，到习近平的“七不讲”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5119

      2013-5-14：5月10日，中国大陆网络惊传高校被“七不讲”禁言的消息。中国高校传达通知，要求教学中七个不要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以及司法独立。倍感不可思议之余，本想等待官方诸如上次“新三反运动”嘘声四起之后的辟谣消息，没料想，辟谣没等到，却等来了媒体正式证实的消息。

　　2013年5月13日，有中共海外传声筒和香港CCTV之称的凤凰网在其要闻首页，粗黑体列出了一个显著标题：《中央：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七个方面突出问题值得注意》。文章引用重庆市城乡建委党组会议的内容，指出了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名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通知。文章指出，“中央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有更加清醒的认识……要求各级党委（支部）充分认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西方宣扬的观点、理论的危害性……加强宣传文化阵地管理，不断完善和有效落实管理制度，从源头截断错误思潮和言论的传播渠道。强化网络管理，加强舆论引导，净化网络环境，不给不法分子任何可趁之机。”

　　虽然此新闻刊登不久便被拿下，但透过此文，已能证明“七不讲”传闻非虚。从此前不久真真假假的“新三反运动”，到如今对高校“全面禁言”的“七不讲”，中共新领导班子上台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一步步收紧，凸显越来越“左”之态势。

　　在十八大结束后不久，曾在中共宣传系统浸淫多年的《中国财经报》社长兼总编辑秦晓鹰曾发表一篇文章，悉数种种理由说明中共新领导会拒绝极左思潮。因为新一代中共领导人绝大多数是改革开放后接受的高等教育并逐级走上最高领导岗位的，他们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共彻底否认“文革”，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清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工作指导方针流毒的结果，因此中共新的领导人对党内外那种留恋“文革”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极左思潮绝不会认同。因为否定改革，就等于否定了他们的生长成才之路。

　　而习近平十八大上任之初选择重走邓小平“南巡”之路的举动，也让海内外对其寄予“年轻版邓小平”的高度期许，对习近平未来的改革动向充满期待。中国新总理李克强此前也明确强调，“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改革向来都是“右”的口号，与“左”的思潮势不两立。而如今，被人们寄予深切改革期望的中共新政府，怎么在日渐高涨的改革呼声中愈加向“左”转了呢？

　　2011年中国两会期间，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曾“郑重表明”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等“五不搞”。他并表示，中国开创的这一特色政治文明具备不可动摇的法制根基。这一宣示随即引起海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被视为中共官方为众所期待的政改“划定了界限范围线”。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房宁曾在《人民日报》重申吴邦国这一表述，称这“五不搞”进一步厘清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具体区别，保证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正确方向。《人民日报》此举被指预示中国未来改革之路将更加坎坷。“五不搞”从而也成为吴邦国最大的时代特征。

　　如果说吴邦国的“五不搞”还只是在大的方面为中国未来的政改廓清了边界，那么如今的“七不讲”就是直接对中国最活跃的的前沿理论阵地进行“全面禁言”。政府如此直接地干预教师的教学自由，明确具体地限制教师的教学内容，近年来尚属首次。首先在微博曝光“七不讲”内幕、目前已被删号禁言的中国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表示：连新闻自由、公民权利都不能谈，还是大学吗？

　　针对“七不讲”汹涌而来势不可挡的势头，香港《明报》发表社论指出：在民智已开的今天，“七不讲”不仅对于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是缘木求鱼，更与“中国梦”的大方向背道而驰。如果“七不讲”是误传谣言，有关方面应尽速澄清，如果确有其事，中央应及早纠正错误，收回成命，勿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蠢事，莫让“七不讲”成为实现中国梦的“七伤拳”。

　　作为吴邦国的时代特征，“五不搞”并没有随着吴邦国的退休而褪色，相反，它将作为中共政改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提法而成为永久的存在。如今，“七不讲”被官方允许登上大雅之堂，毫无疑问地，它也将作为习近平时代中共意识形态领域变化的一个标签而永存史册！从吴邦国的“五不搞”到今日升级版的“七不讲”，透露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那便是左的思潮可能将在中共党内全面回归！

　　附：莫让“七不讲”成“七伤拳”

　　明报

　　据内地多个大学教师消息透露，内地有关部门近期向各高等院校下达“七不讲”指示，要求老师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虽然事件未得到官方证实，但相关消息已成微博上禁忌的敏感词，令人不禁忧心忡忡。

　　少年弱智，则中国弱智。高等教育是学校正规教育的最高阶段，也是社会理性探讨的合适平台。中国古代就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说，“士志于道”，即追求真理，是中国大学精神的千年根基；在现代，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大学制度的两块基石，其实质是鼓励师生自由、自主、自律地追求真理与探究学术。大学不仅要对现在负责，更要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负责的重任。大学不仅要顺应社会、服务社会，更应该要有独立的品格、自由的思想和深邃的理性。现代大学之母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at)的创办人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即提出：“学术自由观念是大学的核心。”中国《教师法》在第7条也写明，教师的权利包括“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由此可见，“七不讲”不仅与中国传统及现代大学的普遍原则格格不入，也违反了中国现行的法律规定。

　　在“七不讲”中，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全球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权贵资本主义则一定是社会主义原则的天敌；中共历史上的错误，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都已编入现行大学生党史教材，根本算不上禁忌；至于司法独立，宪法也明文规定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对公民社会一词，虽有不同理解，但也不应该禁止讨论。恰恰相反，作为学术研究、理性探讨的平台，大学校园正是讨论上述话题的最佳场所。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3月全国人大闭幕会议上论述“中国梦”时曾经表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民智已开的今天，“七不讲”不仅对于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是缘木求鱼，更与“中国梦”的大方向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呼吁，如果“七不讲”是误传谣言，有关方面应尽速澄清，如果确有其事，中央应及早纠正错误，收回成命，勿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蠢事，莫让“七不讲”成为实现中国梦的“七伤拳”。来源: 综合▲◆★●■☆



中国正式“转正”　成北极理事会观察员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2013年5月16日电／5月15日，在瑞典北部城市基律纳举行的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8个成员国一致作出决定，同意中国、印度、日本、意大利、韩国及新加坡六国加入理事会，成为正式观察员。

　　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当天表示，中方对北极理事会接受中国成为正式观察员的决定表示赞赏和欢迎。理事会上述决定将有助于中方在理事会框架内与有关各方就北极事务加强交流与合作，为理事会工作做出贡献，促进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新晋成员中就有三分之二来自亚洲，中国自2006年就开始积极谋求由临时观察员“转正”，但“转正之路”并不容易，此前俄罗斯一度传出反对声音，在15日当天，六国也是经过一场激烈的会议辩论之后才得以“转正”的。

　　“这世上没有其他东西会更令我们关切，（除了）在地球最北的区域做出的承诺与挑战。”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当天会议的最后一段陈述道，“但我们不会停留在北纬66度。”瑞典外长毕尔德（Carl　Bildt）说，这些观察员角色认同永久成员在北极地区的主权权利，将会增强理事会。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08年估计﹐全球未探明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中约有22%位于北极圈内。北极理事会成立于1996年，是由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俄罗斯和美国8个成员国组成的政府间组织，成立初衷是协调有关北极问题的政策，但实际上多年来只是一个无人关注的地区论坛，成为科学家就环境问题交换研究的平台。但近来随着北极地区的冰面不断融化，外界认为区内的更多资源开发成为可能，加之开放贸易路线，战略航道等需要，北极理事会逐渐名声大振。

　　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制度是在区内谋求立足点的必经之路，观察员不具投票权，也无权在年会上发言，也不能参加部长级会议，但在北极议题上具有合法的权利，可列席理事会的会议。但作为嗅到了经济机会的非毗邻国来讲，加入北极理事会仍不失为影响永久成员做出决策的有效手段。

　　但有欧洲记者在社交媒体发文爆料北极理事会仍然分歧重重，例如同样提出“转正”申请的欧盟，由于与下一届（2013－2015）轮值主席国加拿大在海洋动物产品交易上的分歧而未能如愿转正。

　　而针对中国的加入，俄罗斯一直被视为最大阻力。俄罗斯《生意人报》14日还报道称，该国将努力说服北极理事会其他成员国，对欧盟、中国、印度等非北极地区国家竖起“坚实的屏障”。截至发稿，俄罗斯驻北极理事会大使ANTON　VASILIEV尚未回复本报的相关采访质询。

　　无论如何，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和企业对北欧成员的积极交流，看来并未白费。

　　2012年，中国开始派出破冰船穿越北极地区。今年4月﹐中国与冰岛签署了一份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首次与欧洲国家签署类似协定。2012年6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了丹麦﹐一些中国公司与丹麦签署了多项商业协议。中国企业还在格陵兰岛进行了投资，格陵兰岛是实行自治的丹麦属地。▲◆★●■☆


美官员称中国探空火箭实为反卫星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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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2013年5月16日电／据路透社援引一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中国在星期一发射一枚探空火箭可能是一种新型的用来摧毁轨道卫星武器的首次试验。

　　BBC报道，美国哈佛-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科学家麦克道尔说，中国在星期一（5月13日）发射的这枚火箭达到了一万公里的高度，是1976年以来全世界发射的最高亚轨道火箭。

　　中国方面声称，这枚从中国西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火箭携带了许多科学仪器，对地球的磁层进行了探测。

　　但是路透社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国防官员的话说，美国获得的情报显示，这样的火箭可以在将来携带反卫星载荷，按照类似的轨迹飞行。

　　打击卫星

　　这位官员说，“我们认为这是一枚陆基火箭的首次试验，其设计目的是用来打击位于地球轨道的卫星。”

　　中国曾在2007年发射火箭摧毁一枚中国自己的在轨废弃卫星，引起美国就中国发展反卫星能力的严重关切。

　　就在中国星期一发射探空火箭之前不到一个星期，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卡特刚刚公布了一项保卫美国国家安全卫星并发展对太空对手反制能力的计划。

　　上个星期，美国国防部还公布了一份83页的有关中国军事发展的报告，形容北京正在致力于避免自己的对手在危机爆发时使用以太空为基地的对抗手段。▲◆★●■☆


人民日报再发文谈钓岛归属：14世纪已有效管辖
http://news.stnn.cc/china/201305/t20130516_1892262.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5-16  消息：《人民日报》5月16日发表文章谈钓鱼岛归属问题，题为《从明清文献看钓鱼岛的归属（厘清钓鱼岛问题③）》，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万明，文章如下：

　　地名是活在今天的历史见证。在明代文献中，钓鱼岛又称“钓鱼台”，而更多的是称“钓鱼屿”。“屿” 即小岛，“岛屿”同义。从知识谱系来说，有关钓鱼岛等岛屿的明清文献，是自古以来钓鱼岛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现存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历史依据。从最早的关于钓鱼岛等岛屿的记载入手，循迹而下，可以凸显自明代以来钓鱼岛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事实，印证东海海上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日本官方无视历史事实，称钓鱼岛是“无主地”，实际上，不适宜人居的无人岛，不等于就是“无主地”。我们认为，只有在厘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正本清源，对日本所谓“发现”、“无主地先占”之说，给以有力的回应。

　　一、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和使用钓鱼岛

　　自古以来，中国沿海先民就与海洋发生了密切关系，浙江萧山跨湖桥“中华第一舟”的发现，证明早在8000年前中国先民就在东海开始了航海活动。古代中国航海的记载，所谓“舟子相传的秘本”，后称“针本”，伴随航海活动而产生，并世代相传。迄今所见，这类留传下来的航海记录以明代为最早。

　　一般认为，最早记载钓鱼岛等岛屿的文献，是始撰于1403年的《顺风相送》明抄本。实际上，我们应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也就是从《三十六姓所传针本》开始。

　　据陈佳荣先生最近指出，《三十六姓所传针本》见于琉球大学图书馆藏的琉球人程顺则《指南广义》之中（《清琉球程顺则〈指南广义〉》，香港《国学新视野》季刊，2012年夏季号）。查阅这部1708年汇辑的航海专书，其中《针路条记》抄引“针路”共14条，来源有二：一是引自《封舟针簿》的4条，其中3条注有“钓鱼台”之名，说明源自康熙癸亥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册封使团传授的《航海针法》，其源头则是明代永乐元年郑和等往东西二洋等处；二是《三十六姓所传针本》，共10条，有4条直书“钓鱼台”之名：一琉球往福州，一福州回琉球，一东涌山开船，一钓鱼台开船。

　　《三十六姓所传针本》是三十六姓传承抄录的航海“针本”，而三十六姓源自何时？《明会典》中明确记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赐福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二十五年，（琉球）中山王遣子姪入国学。以其国往来朝贡，赐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由此我们认为，有理由将原来以为明代文献最早记载钓鱼岛是在永乐元年（1403年）的时间，推前到洪武年间。

　　《三十六姓所传针本》发现的意义就在于，强调了此类源于中国航海实践的传抄本在时间上的源远流长。赐姓在14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三十六姓所传针本》的下限，那么，针本的上限又可推至哪里？从“针路”一词的形成时间来看，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在北宋年间中国人首先将之用于航海，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明确记载了船队使用“指南浮针”。从那时起，才可能产生“针路”一词，有“针本”的传抄。由此，可以认为中国航海人最先发现并作为海上航行标志予以命名和利用钓鱼岛的历史，最早或可上推至北宋初年发明指南针用于航海、出现针路的11—12世纪；而结合下面述及的明朝洪武初年派遣使臣出使琉球和明朝水军出巡“琉球大洋”的文献记述，最迟可上推至14世纪70年代。

　　针本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并命名使用钓鱼岛的重要历史依据。据此，中国比日本人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至少要早500年之久。

二、明代中国最先在国际关系中界定钓鱼岛的归属

　　明代是中琉通交之始。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明朝派遣使臣杨载持诏书出使琉球，当时只能凭借中国航海人世代相传的“针本”，经由钓鱼岛列岛而至琉球。钓鱼岛之命名和使用得到官方确认，自14世纪70年代定型下来。此后有明一代近300年间，明朝派出使团25次，而琉球入明朝贡达300余次；清朝继续沿袭这种关系，中琉两国经由钓鱼列岛的频繁交往长达500年之久，直至清光绪五年（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

　　迄今所见有5部明朝册封使的出使记录保存于世，为明代钓鱼岛归属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嘉靖十三年（1534年）陈侃《使琉球录》最早记述：“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说明中国与琉球国的边界以古米山为限。明代文献中古米山又作姑米山，即今天的久米岛。陈侃记述当时出使船上的琉球人望见古米山就认为到家了，足以说明古米山才是属于琉球的疆域。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郭汝霖《重编使琉球录》记载：“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指出赤尾屿是与琉球交界的地方，也就是中琉两国的分界处，印证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赤尾屿以近是明朝的领土。万历七年（1579年）萧崇业、谢杰《使琉球录》，重申了中琉两国之间海上疆域界限，《琉球录撮要补遗》中记有“去由沧水入黑水，归由黑水入沧水”，是历史上首次对琉球海沟（今称冲绳海槽）的记载。万历三十年（1602年）夏子阳《使琉球录》，强化了间隔于姑米山与赤尾屿之间的黑水沟，是中琉的天然界线：“且水离黑入沧，必是中国之界”。崇祯六年（1633年）胡靖《琉球记》又一次清楚地表明姑米山才是琉球国界。

　　清朝册封使也为我们留下了多部出使记录，主要有1663年张学礼《使琉球记》，1683年汪楫《使琉球杂录》，1719年徐葆光《中山传信录》，1756年周煌《琉球国志略》，1800年李鼎元《使琉球记》，1808年齐鲲、费锡章《续琉球国志略》等，无一例外地都表明钓鱼岛等岛屿归属于中国。

　　钓鱼岛归属于中国，在明清时期已成为东亚国际社会的共识。明代1471年朝鲜人申叔舟撰《海东诸国纪》，绘有琉球36岛图；清代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中，有经中琉双方讨论而绘制的《琉球三十六岛图》，均没有钓鱼岛等岛屿踪迹。琉球王国第一部正史《中山世鉴》（1650年）全文转录陈侃《使琉球录》有关钓鱼岛等岛屿的记载，古代琉球王室档案《历代宝案》也未载钓鱼岛等岛屿的名称，这都说明琉球人从来也没有将钓鱼岛等岛屿视为本国领土。而1721年日本新井白石撰《南岛志》中关于琉球36岛的记述，反映了琉球国的疆域及其所属岛屿的界限，并没有钓鱼岛等岛屿在内。

三、中国自14世纪70年代以来对钓鱼岛实施有效管辖

　　钓鱼岛等岛屿不是“无主地”，早就被纳入了中国主权管辖范围。

　　在明初，即14世纪70年代，中国已实施了对于钓鱼岛等岛屿的有效管辖，巡海可作为实际管辖的有力证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特命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明太祖实录》记载航海侯张赫和靖海侯吴祯，都曾率领舟师巡海到“琉球大洋”。张赫于洪武六年（1373年）巡航海上，遇倭寇，追及琉球大洋中，“杀戮甚众，获其弓刀以还”。洪武七年（1374年）靖海侯吴祯率领江阴、广洋、横海水军四卫舟师出海，巡捕海寇，东南沿海诸卫官军悉听节制。大规模巡海持续了一年半以上，包括巡至琉球大洋，“获倭寇人船若干，俘于京”。所至琉球大洋，应即琉球海沟，今称冲绳海槽。这一海槽在明代使臣出使录中明确列为中琉两国的天然分界标志。明初巡海证明钓鱼岛列岛不仅在福建海上防卫范围以内，而且在明朝整体海防体系的防卫范围之中。

　　嘉靖年间倭患大炽，此后海防图籍趋于极盛。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明朝总督南直、浙、福军务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曾所撰《筹海图编》刊刻，是迄今所见中国古代最早、内容也最详备的海防图籍。卷一《福建沿海山沙图》将钓鱼岛、黄毛山（黄尾屿）、赤屿（赤尾屿）依次排列于海图之上，明确标明属于中国福建都指挥使司管辖的海防区域，充分证明钓鱼岛列岛在明朝已纳入中国的行政管治区域。此后出现一系列与海防相关的官私图籍，主要有郑舜功《日本一鉴》（1565年）、谢杰《虔台倭纂》（1595年）、徐必达《乾坤一统海防全图》（1605年）、王在晋《海防纂要》（1613年）、茅元仪《武备志》（1621年）等，均记录了福建往琉球的针路，印证了钓鱼岛等岛屿不是琉球领土，更不是无主之地，而是属于中国领土，在中国福建海防管辖范围以内。

　　《三十六姓所传针本》最值得注意的，是《针路条记》中“钓鱼台开船”一条，可见明代的钓鱼岛已不仅是一个航海的重要标识，也是一个中国人航海活动的重要场所。18世纪初黄叔璥撰《台海使槎录》（1722年），以御史巡视台湾府，以港口记述钓鱼台，其后台湾方志多加转录。清代乾隆年间《坤舆全图》等舆图，也充分证明了从明到清，钓鱼岛列岛一直归属于中国，中国对钓鱼岛等岛屿行使了长期有效的管辖。

　　综上所述，钓鱼岛由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并由中国历代政府实施有效管辖，其主权归属十分清楚，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19世纪末被日本窃占之前早已不是“无主地”。明清文献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证据，构成了钓鱼岛归属于中国的完整证据链：钓鱼岛自14世纪70年代以来已确定为中国固有的领土，在中国政府有效管控之中，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李慎明力挺毛泽东 为毛辩护引激辩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5159

   2013-5-15：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近日发表名为《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文章，李慎明在文中竭力为毛泽东辩护，声称大跃进饿死三千万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55万右派中没有一人被处决。这篇文章在公布到网络上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评论。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要正确评价改革中共建政的前后两个30年》，但是对于改革开放并没有多少涉及，通篇文章都是在为毛泽东辩护。

　　李慎明首先提及了习近平指出的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讲话。中共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虽然这两个时期有很大差别，但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李慎明认为，毛泽东不会搞经济建设，只会搞阶级斗争是一种误解。并不是毛泽东要闭关锁国，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与科技禁运。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成就是伟大的，中国在国防科技与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了很多成就。

　　尽管毛泽东时期人民过着苦日子，这是因为以上这些成就需要大量的物力和财力，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节省必要的生活开支。李慎明自己在三年困难时期就曾经吃过草籽和榆树皮，必须跳出个人局限。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逼迫中国还债，中国人民用猪肉、鸡蛋、苹果等农副产品偿还，到1964年基本偿清了外债。但李慎明文中声称这一时期中国饿死三千万人的数据是有人刻意编造的，之前的反右运动中被打倒的55万右派，也没有一个人被处死。

　　文章最后指责丑化毛泽东是西方资本主义敌对实力所为，他们的目的是颠覆社会主义中国，让中国重新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流于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陈词滥调。李慎明认为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教训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投入资金，让媒体抹黑并否定斯大林和列宁所致。谁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打得越痛，广大人民群众就会对谁越亲。

　　此文一出，网民进行了大量的转发与讨论，左派网民均表达了对李慎明的认同，但是更多的网民则表达了担忧。在微博与论坛上，反对李慎明的声音更具优势。

　　著名左派人士司马南对李慎明的观点表示认同，认为不能只从个人得失的角度看历史，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他抨击茅于轼等人是买办文人，认为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不仅从个人得失的角度看历史，而且他们奉行“有奶便是娘”主义。但是大部分左派网民仅仅是简单的表示支持李慎明，甚至使用暴力性的语言要求对汉奸正法，却没有对李慎明文章中的观点进行明确的论证，也没有能够做出完整的论述。

　　与此相反，一些网民列举出来反右中被判刑、处死的相关数字和北大被处死的学生的名单，并且贴出反右运动中的老照片，以此反驳李慎明。

　　例如，网民“济善园之三慎斋”列出四川劳改局筑路队10，000右派，非正常死亡3，000多人，伤残2，000多人；甘肃夹边沟3，000多右派，非正常死亡2，500多人；北大共划“右派”716人，其中有8人先后被政府正式处决等。

　　学者张鸣质疑道，说55万个右派没有处死一个，那么林昭是怎么死的？光北大一校就有好几个右派被处死。认为社科院副院长公开撒谎。

　　《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在微博上说，当年打右派317万多人，还有130多万中右。55万被平反的只是熬着活下来的。他认为李慎明是当代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

　　而对于习近平要求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否定毛泽东就会天下大乱的讲话，著名法学家贺卫方认为这很难讲通。十年浩劫已被中共中央决议彻底否定，何以有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之说？如依照毛的路线和理论，邓的改革完全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人为的“前后统一”会否定改革开放。这些讲话被一些公知认为是政治投机行为。

　　同时，在中国国内论坛凯迪社区上有网民发表文章，对李慎明文中提到的苏联逼债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质疑，认为苏联逼债之说并不真实，而是中共主动提出还债。他认为李慎明的学术水平低下，要求撤销李慎明的社科院副院长职务。

　　中共要求大学教师“七不讲”的传言仍在发酵，对于微博大V“造谣传谣”的治理，都表明中共对于舆论可能会更加收紧。习近平在去年十八大上任时曾被寄予改革厚望，半年过后，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普遍表达了失望的情绪。来源: 多维▲◆★●■☆


支持制裁朝鲜 中国打算颠覆“金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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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5-15：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朝鲜问题特使戴维斯周三（5月15日）表示，中国支持针对朝鲜的国际制裁。他在与中国政府代表会晤之后透露：“中方表示，他们将忠实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措施。我们认真对待他们做出的承诺。”中国国有银行中国银行上周宣布中断与朝鲜外贸银行的合作，戴维斯称之为“重要的步骤”。他进一步表示，华盛顿和北京一致赞同，朝鲜半岛必须无核化。美国、中国、韩国、日本和俄罗斯要求朝鲜重新参与旨在终止平壤核武计划的六方会谈。此外，戴维斯表示在周三与日本官员就该国首相安倍晋三顾问饭岛勋近日访问朝鲜一事进行了讨论。但戴维斯拒绝在周四访问日本之前就此事置评。 中国是戴维斯这次东亚三国之行的第二站，此前他在周二访问了首尔。

　　最近以来，朝鲜突然收敛起咄咄逼人的外交辞令和动作，让人不由想到平壤政府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面临失去地区唯一盟友的危险。5月13日，平壤政府突然宣布任命张正男为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直到此前不久，张正男还仅是驻扎在沿海地区江原道的一支部队的司令，外界对其所知甚少。而被张正男代替的金格植则是一名四星将军，效力平壤政权多年。

　　如同朝鲜绝大部分的政治变动一样，目前外界并不清楚，70岁的金格植为何会被解职。但是，有猜测称，他可能是因为忠诚度不高而丢掉了政治局委员的位置。

　　金格植被普遍视为平壤政权的鹰派人物，而且人们相信正是他下令在2010年10月炮击韩国延坪岛。这次炮击事件造成四人死亡，居民房屋和基础设施倒塌，并使得本已紧绷的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变得更加一触即发。

　　分析人士认为，朝鲜罢黜金格植的动作意在对外释放信号，表示已经不再采取冲撞政策。今年2月，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后，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加以谴责，平壤政府对此曾表现十分强硬。此外还有一个迹象显示，平壤正在寻求重新找回平衡状态。美韩联合军演开始时，朝鲜曾经下令部队进入最高级别备战状态，现在则宣布取消备战动员。

　　撤回导弹

　　与此同时，外界观察到，朝鲜显然已将两枚原来部署在该国东部的舞水端中程导弹撤回基地。4月底，国际社会曾担心金正恩政府会通过试射导弹进一步激化局势，并显示平壤不会屈服于国际社会压力而放弃导弹和核武器计划。但分析家相信，平壤政府现在表示“善意”为时已晚。

　　“对于朝鲜领导人而言，现在是非常困难的阶段”，日本早稻田大学朝鲜问题专家重村智计对德国之声表示，“时机十分重要。中国有可能已经开始计划放弃金正恩。（朝中）两国之间的气氛正在发生变化。中国也许已经决定，现在到了朝鲜实现政权更替的时候了，他们不会允许这个国家出现崩溃，因为不想看到自己边境地带出现混乱局面。”

　　还有一件事情能够进一步证明，北京正在加强对曾经盟友施加压力：越来越多的中国国营金融机构切断了与朝鲜银行的联系。最近一个接受政府命令停止朝中资金转移业务的是中国银行。中国四大银行之一的中行在5月7日宣布将中止与朝鲜外贸银行的业务往来，后者被认为参与了朝鲜的核计划和导弹项目。

　　紧急方案就绪

　　据德国之声从情报机构圈内得到信息，北京已经准备了应急方案，在金正恩对朝鲜失去控制的情况下作出应对。相关消息确认，中国确实正在秘密推动朝鲜政权易主，并准备“拥立”金正恩的哥哥金正男取而代之。

　　现年42岁的金正男是金正日的长子，其父亲以铁腕手段独裁统治朝鲜17年，直到2011年12月去世。金正男曾被认为可能会在金正日死后执掌大权。但2001年，他与两名女性和一名4岁男童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遭到逮捕，他当时持有一本伪造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护照。该事件发生后，金正男在继承人选择中不再得到偏爱。事后他承认当时想去东京迪斯尼乐园游玩。

　　后来金正男在中国官方的严密监视下生活在澳门和北京。情报圈传出的消息称，一旦金正男被北京确立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被允许流亡海外，也许地点会选在中国。尽管如此，该计划并非没有问题，这部分要归功于朝鲜政权通过宣传运动有效地将金正恩打造成了代表“国家未来”的形象。

　　“新主”金正男？

　　“中国也许梦想把金正男任命为'新主'，与金正恩相比，他比较能得到西方的接受。但问题是，他在朝鲜并不知名，”总部位于东京的亚洲人权组织（Human Rights in Asia）负责人加藤健表示。“许多日本人都对朝鲜的'皇族'很了解，但这些信息在朝鲜却是被隐匿的，就连平壤市民都对金正男没什么了解。”

　　但是，越来越多的朝鲜问题观察家开始对相关情报表示认可态度。专门研究全球政治风险的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分析员奥村纯（Jun Okumura）对德国之声表示，朝鲜在北京压力下撤回舞水端导弹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中国愿意维持红线，这很好。这使得达成一个能够容忍的局面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不过奥村纯同样认为，如果朝鲜不能按照北京编写的剧本进行演出，那么“一个后续王朝或傀儡政权就有可能出现。”来源: 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