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杨尚昆杨白冰被扳倒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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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13  来源： 江泽民其人
 
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后，邓小平失去了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得力助手。“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不仅不推动改革开放，而且从理论上批判改革开放。邓想来想去，万般无奈，只有亲自出马，在女儿邓楠的帮助下南巡，以老迈之躯推动停止转动的改革开放车轮。

1992年1月17日，一行专列从北京开出，向南方疾驰而去。车内的邓小平以88岁高龄再次南下，在夫人、女儿和老朋友、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陪同下，从1月18日到2月21日，开始他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史称“邓小平南巡”。
　　
“邓小平南巡”的直接起因是由于江泽民推行极左路线，反对改革。邓南巡之后，阻挡公开报导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也是江泽民。但是，江泽民后来却恬不知耻地把改革的功劳抢到自己手中，并且收买外国人写书来欺骗各界民众。事实上，当年帮助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起最大作用的，是掌握军权的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在随后的岁月里在经济领域起最大作用的是朱镕基。十四大之后失去军权的杨氏兄弟，则成了江泽民的死对头。江泽民和曾庆红不仅在1998年害死了杨尚昆，并且一直想把杨白冰置于死地而后快。这其中除了个人恩怨之外，就是江泽民一方面妒嫉杨氏兄弟的功劳，另一方面要把改革的功劳抢到自己手中，而杨氏兄弟被视为障碍。
　　
1﹒邓小平的最后通牒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到达武昌，会见了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在会见期间，邓小平直接点了江泽民的名，要求关广富和郭树言两人给“中央”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江泽民对此怀恨在心，之后对邓的南巡讲话，迟迟不表态支持。
　　
19日，列车到达深圳特区。一向比较沉默寡言的邓小平在深圳发表长篇讲话，明确地向江泽民发出最后通牒：“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同时，邓小平让杨尚昆、万里负责筹备1992年底的中共十四大“人事班子”，拟定包括总书记在内的新的人事班子名单。除了他的密友，时任国家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的杨尚昆陪伴着邓小平南行之外，邓小平在这次巡视活动期间，单独会见了乔石、刘华清、叶选平、朱镕基、杨白冰等人，一方面说明邓小平为改革开放大力造势，另一方面反映出邓小平想提拔乔石、撤掉江泽民的打算。
　　
邓小平在南巡途中还一再提起，说赵紫阳主管经济工作的那五年“加速发展功劳不小”。南巡回来后，邓小平还不死心，又派人和赵紫阳联系。赵紫阳仍然不认错。邓小平在南巡前后，多次派人和赵紫阳联络，赵紫阳就是坚持自己没错，不改初衷，坚持良知而不坚持党性，这在共产党内是少有的。
　　
江泽民自当上总书记的两年多时间内，推行极左路线，鼓吹“反和平演变”已经昏了头。邓小平说的“谁不改革谁下台”，深深戳到江泽民的痛处，江泽民一直耿耿于怀。2月20日上午由江泽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邓小平讲话。在把邓小平的一系列谈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向全党传达的时候，江泽民以“容易引起党内干部思想不稳”为借口，删去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大量内容，尤其是删去了“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这类的内容，而且不许报导邓小平南方之行的详情，全国绝大多数人并不知情。
　　
2月下旬的一天，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询问《人民日报》社长高狄：“《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邓南巡讲话），为什么没有反应？”高狄理直气壮地反问：“小平同志现在只是一个普通党员，我们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口径报导。”高狄敢顶撞李瑞环，是因为自恃有江泽民做后台。但他不知道江泽民的总书记职位是邓小平给的，邓有军队作后盾，随时还可以收回这个任命。
　　
2﹒魂飞魄散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北京召开全国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搞不搞改革是大会的焦点。面对江泽民扣压邓小平南巡讲话内容，中共历次政治斗争中的王牌──军队说话了。在人大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率先喊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同时，杨白冰直接授意《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社论，公开表示“坚决响应小平同志号召，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在总参系统中头一个响应的就是副总参谋长何其宗。杨白冰的“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直接针对江泽民，从此江泽民对杨白冰和何其宗两人恨之入骨，他们后来都遭到江的清洗。
　　
差不多同时，在人大会议期间的3月26日，《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刊出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率先披露了邓小平南巡及发表重要讲话的事实。同日下午，《羊城晚报》以少有的规格几乎全文摘发了这篇报导；3月28日的上海《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均全文转载该文。3月30日，由江系人马控制的新华社才全文播发此文，比《深圳特区报》晚了四天，反映出江泽民的强烈抵触情绪。
　　
杨白冰代表军方正式公开对南巡讲话表态，军队成为邓小平的最坚强后盾。解放军的强有力支持，极大地震慑了反对改革的人马，使得形势急转直下，江泽民惊呆了，感到军队的锋芒直逼自己。在惊慌之余，江又使出了政治上两面派的伎俩，4月1日在会见日本人时，也在口头上附和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认为，江泽民说的完全是空话，根本没有诚意，只是应付。

这时离召开中共十四大只有几个月了，杨白冰亮出军队底牌强烈地冲击了中共高层，北京的政治形势凶险莫测。江泽民在南巡之后的平庸和搞政治投机、阳奉阴违的表现，已经令邓小平忍无可忍。1992年5月22日，邓小平不顾北京的酷暑高温，亲自到首钢视察，并且当着在场所有干部工人的面发牢骚说：“对我的讲话，一部份人马马虎虎，应付我，一部份人很沉闷，其实是反对、不同意，只有很少部份人真正动起来了。”邓小平当时要求陪同前往的北京市领导人李锡铭和陈希同“给中央带话”。这个“中央”自然就是江泽民了。
　　
在这期间，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乔石多次指出对邓小平的讲话不能只停留在“大话、空话”上，暗中批评江泽民。副总理田纪云强烈表示支持邓的改革。
　　
田纪云应乔石要求于1992年5月在中央党校发表了不点名批评江泽民的讲话：“在消除‘左’的影响的时候，要特别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一场灾难。”
　　
这些话让江泽民恨得咬牙切齿。他看到形势不对，准备再装出改革派的面孔，竟被田纪云几句话戳穿。
　　
李先念曾经对田纪云全力支持改革开放十分不满，“六四”之后的1989年10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江泽民全面否定赵紫阳的改革成绩，田纪云当场指出不能下届否定上届，成绩大家有份儿，问题大家也都有责任。田的讲话被李先念骂为“赵紫阳的狗腿子又跳出来了！”
　　
但令江泽民无可奈何的是，当田纪云发表揭露江泽民两面派讲话的时候，江泽民的大靠山，一向与田纪云对着干的李先念因病住院。在5月底时，专家治疗小组报李先念病危。江泽民这时倍感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迫不得已，江泽民只好见风使舵，反对“资产阶级改革观”的声调开始降低。
　　
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江泽民在乔石和大批军人及警察的簇拥下进了党校礼堂。党校的教员和学员看到这番架式，都纷纷议论取笑说：“江泽民肯定是被乔石动用专政力量押送来的。”江泽民在乔石的逼迫下，在党校表示支持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但是觉得被乔石逼来丢了大面子，心中更加怨恨乔石。人们在会下说：“看架式就知道江泽民没有诚意。”但是表面上江泽民已经老实多了。
　　
1992年春夏之际，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政治行情一落千丈，有人已在议论江泽民的总书记位置是否还能保得住了。6月21日，李先念在北京病死。江泽民被形势所逼改变了态度，言不由衷地声称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但还是比其他人晚了很多。江泽民后来对自己可能下台的消息还是越想越怕，寝食难安，更担心什么时候老账新账一起算，说不定还要受到党内大批判。于是江泽民又偷偷去找邓小平，做了“深刻”检讨，眼含热泪表明誓死紧跟邓小平，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江泽民感受到来自杨氏兄弟、乔石、万里、田纪云等的强大压力，对他们既恨又怕。江泽民从反对改革到不得不支持改革，如何面对这一段历史，对于急于把自己包装成思想开明的“改革派”人物的江泽民而言，当然至关重要。最能刻画江泽民隐瞒、篡改这段历史的性格特点的，是库恩在《江泽民传》中说的一句话：“在内心深处江也是一个经济改革者。”一个“内心”，一个“也”，一下子就把江泽民上台以后自觉抵制改革，大搞“反和平演变”的桩桩丑事一笔勾销，他似乎反而成了被保守派“绑架”的受害者。果真如此，邓小平何必带着手握军权的杨尚昆去长途跋涉地南巡，去一趟江公馆不就谈妥了吗?
　　
3﹒耍阴谋施毒计
　　
是年6、7月时，邓小平和陈云就十四届中共高层人事安排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高层为了人事安排的权力斗争进一步加剧。江泽民摇摇欲坠的政治处境让江的亲信、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曾庆红是个极有野心的人，权力欲极强，善于玩弄权术。曾庆红看到，利用江泽民，是自己可以达到最高权力的捷径，而且因为江泽民的平庸无能，更容易操纵和控制江本人，以致几年后声称自己是“摄政”。如果江泽民现在下台了，曾庆红明白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就结束了。
　　
曾庆红为人阴险，工于心计，热衷于权谋，恨一个人不动声色，然后置其于死地。曾庆红的父亲曾山曾经担任内政部长，母亲邓六金曾任延安保育院院长，许多现任中共高官都是延安保育院长大的，称邓六金为“邓妈妈”。曾庆红的出身使得他熟悉高层权力斗争，学会了如何在高层权力斗争中保护自己、打击异己，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巩固和获得更多的权力，尤其是如何利用整理黑材料、散发假情报打击对手。所有这些，都在曾庆红后来的中共高层权力内斗中反复加以运用。
　　
这时，曾庆红给魂飞魄散的江泽民分析，邓小平有可能用乔石代替江做总书记，杨氏兄弟、乔石、万里、田纪云、李瑞环等人都是政敌。这其中最大的威胁来自杨氏兄弟，而杨氏兄弟手握军权，又最受邓小平信任，因而动杨氏兄弟的难度最大，也最危险。另一方面，一旦杨氏兄弟被清除，就除去了最危险的对手，就可以死里逃生，掌稳权力。曾庆红认为虽然杨氏兄弟权势冲天，但他们都是军人，不懂政治权谋，他们的权力主要来自邓小平的完全信任，因此最重要的一点是离间邓和杨氏兄弟之间的关系。而邓小平怕改革路线被抛弃，更怕死后“六四”被平反；而杨尚昆和赵紫阳关系密切是众所周知的，杨尚昆开始并不愿意用军队武力镇压学生。因此在“六四”问题上，邓杨之间有隙可乘。江泽民对杨氏兄弟在军中瞧不起自己一直敢怒而不敢言，听了曾庆红的分析和对策，心中产生了希望，决心把杨氏兄弟打倒，一来可以保权力，二来可以泄心头之恨。因此曾庆红和江泽民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杨氏兄弟上，同时积极利用中央办公厅的方便条件搜集打击杨氏兄弟的黑材料。
　　
二野出身的邓小平当军委主席时，其它派系的人马受到排挤，尤其是原来三野和四野的非常不满，当时掌管军权的杨氏兄弟、刘华清都是邓小平的人，杨氏兄弟在军中权力大，军队内其它派系的不满自然就转嫁和集中到杨氏兄弟身上。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作出过“军队要忍”的指示，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经济，这让军队艰苦了一段时间，而忠实执行“军队要忍”的，正是杨尚昆兄弟。另外邓小平以“干部年轻化”为理由说服张爱萍、杨得志和余秋里等人退位。但这三位同意退位的军委副秘书长发现竟然上来了比张爱萍大三岁、比杨得志大四岁、比余秋里大七岁的杨尚昆。这让几位老军头心里很不平衡。曾经在三野任五师师长的李先念更是在很久以来就全力支持后来受到军中排挤的原三野四师师长张爱萍、参谋长张震、一师师长叶飞、三师参谋长洪学智等的“倒杨”行动。
　　
张爱萍是反对“六四”开枪的，因此在江泽民上台的最初几年，江刻意和张保持距离。因为江上青曾经是张爱萍的直接下属，在江泽民初见张爱萍的那几年，他以“烈士遗孤”自居，对所谓“养父”的老上级毕恭毕敬。但是，江当上总书记之后，为表明坚决支持开枪的立场，对张爱萍很冷落。如今，为了“倒杨”需要，江泽民又开始对张爱萍热乎起来。
　　
曾庆红看到虽然江泽民在军中毫无根基，但是可以利用军队中的这些不满情绪来孤立杨氏兄弟，进一步离间邓杨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992年8月，邓小平为了十四大的安排以及在人事上和陈云之间的互动，操劳过度，中风病危住进医院。杨白冰自杨尚昆处得风声在先，便在8月下旬召聚了高级将领46人，在北京召开“碰头会”。
　　
军队高级将领根本不拿正眼看江泽民，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邓小平给江泽民安排的“顾命大臣”杨尚昆取笑江一摸枪就哆嗦，还不知射击是什么滋味。“碰头会”上，杨白冰透露了邓身体不好，讨论江泽民能不能胜任军委主席一职。杨白冰提到中共党内外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人很多，提出邓百年之后军队如何保驾护航、贯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问题，请与会者谈谈各种设想和应变之道。这些人毫不留情的数落江泽民反对改革而又平庸无能，对军事一窍不通，没有魄力，无法胜任军委主席的职务。
　　
江泽民得知这一消息后，惊恐失措，对杨白冰更加咬牙切齿，此后一直想置杨氏兄弟于死地。曾庆红倒觉得此事是个机会，可大做文章，借邓刀杀杨氏兄弟。于是江泽民一边向外面散布谣言，一边向病中的邓小平多次告“御状”，说杨氏兄弟已经有迹象夺邓的权，心中非常忧虑。几次吹风之后，邓小平开始怀疑，再让人去打听，果然外面有这种说法。于是杨氏兄弟失去了邓的信任。
　　
4﹒谣言惑众抢班夺权
　　
为了迎接中共十四大，中共中央就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进行选拔。9月7日至10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讨论军方在十四大上的人事安排。掌握军队人事组织大权的杨白冰列出了提拔100名中高级将领的名单，交给刘华清和杨尚昆批准之后，然后交给江泽民审核批准。江泽民和曾庆红对名单进行一番分析之后，觉得这是离间邓杨的大好机会，于是扣而不批杨白冰列出的名单。
　　
江泽民和曾庆红为了离间邓小平和杨尚昆之间的关系，采取多方位进攻的方式。邓小平晚年深居简出，深受其子女的影响。身为太子党一员的曾庆红深知这一点，于是策划利用邓的子女来离间邓杨之间的关系。曾庆红通过同是太子党的朋友刘京和俞正声，让他们和邓朴方联系。刘京是文革中造反派头头，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原作者之一，也是曾庆红的校友（北京工业学院，即后来的北京理工大学），当时任昆明市市长；俞正声当时任青岛市市长。俞正声和刘京曾先后担任过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理事会副理事长。在曾庆红的授意下，俞正声和刘京在和邓朴方见面时，故意耸人听闻，大谈“杨家将”的危险，要提防他们。随后，曾庆红亲自和邓朴方会面，强调江泽民忠于邓小平，有能力，只是被杨氏兄弟架空，无法施展。尤其是针对杨白冰的“100人名单”，曾庆红对邓朴方说，杨尚昆、杨白冰的势力过大，要在军队内彻底替换“老爷子”（指邓小平）的人马，这非常危险。针对赵紫阳可能复出的问题，曾庆红说，赵紫阳如果复出担任政协主席，实际上是“老爷子”间接承认错误，而且杨尚昆在“六四”问题上内心矛盾，有较明显的平反意图，一旦杨尚昆与赵紫阳联合，整个形势就翻过去了。曾庆红针对邓小平的政治心病，“对症下药”，在“六四”问题上大做文章，离间邓杨关系。曾庆红进一步恐吓邓朴方说，那样的话，政局就要失控，“老爷子”就会被秋后算账。
　　
与此同时，江泽民、曾庆红更加紧搜集打击杨氏兄弟的黑材料，一方面越发在暗中鼓动扩散杨白冰所提“100人名单”事件，另一方面继续在私下叫人散布谣言。一时间北京针对杨尚昆、杨白冰兄弟谣言四起，说“杨家将不可一世”，“杨尚昆想取代邓小平”、“杨尚昆、杨白冰试图搞一场不流血的政变”、“邓小平将不久于人世”、“杨尚昆想当军委主席”等等。
　　
中共军队中本来山头林立，矛盾错综复杂，一些人对杨尚昆、杨白冰兄弟不满。于是江泽民、曾庆红找来张爱萍、汪道涵等人，让他们联络军中反对杨氏兄弟的势力，向邓小平打小报告，说杨氏军中势力太大，有篡权的野心，建议改组中央军委，解除“杨家将”的军权。
　　
5﹒逃过一劫
　　
杨尚昆见江泽民扣住“100人名单”，问江泽民为什么不批，江泽民回答说要请示邓小平。曾庆红和邓朴方见面之后不久，江泽民带着总政治部副主任于永波一起亲自拜见了邓小平，当面向邓小平指控杨氏兄弟有野心，要夺取军权，当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也在场。
　　
江泽民、曾庆红通过多方渠道把杨氏兄弟要“夺军权”和“平反六四”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邓小平觉得问题严重，尤其是经过了这一场病，意识到要对后事进行安排，既要在十四大上确保改革开放的路线，又要防止“六四”被翻案，死后被鞭尸。在江泽民一连串的刻意效忠假象下，邓小平完全中了江泽民和曾庆红的阴谋毒计，加上陈云和薄一波的反对，事到如今，邓小平也只好放弃了原来的主张，打消了撤换江泽民之意，并且废除了杨氏兄弟的军权，举荐刘华清、张震等老军头辅佐江泽民执掌军权。但邓小平内心深感江泽民靠不住，只能作为过渡人物，要从长远打算，挑选年轻的“跨世纪接班人”。在中共十四大上邓出人意外地给江泽民安排了接班人──四十九岁的胡锦涛。给接班人安排接班人，在中共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邓小平在世就隔代指定第四代接班人胡锦涛，这当然是出于对江泽民这个“第三代领导核心”的不信任。胡锦涛是邓小平钦定的“王储”，这几乎是个公开的秘密。可是，江泽民在让库恩写的传记中，完全抹煞邓小平隔代指定的这一事实，一如既往的篡改历史。传记中称“可以说我（江泽民）在10年前就看中他（胡锦涛）了”。江泽民赖着不下台引发百姓广泛的厌恶。可是，传记中却用江泽民热爱领导“年轻化”来给江的脸上贴金，江泽民说自己“经常有一种与大部份西方领导人不是一代人的感觉”，“期望任命胡为国家副主席能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把人们早就预料的事情说成“很可能没有人想到我们会选择胡锦涛。”江泽民的种种丑事都能通过传记重新打造，为自己粉饰贴金。
　　
据刘华清回忆，在十四大召开前夕，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于1992年10月6日给中央政治局写过一封信，谈到了对中央军委人事安排的意见：“今后主要由刘华清、张震两位同志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主管军委的日常工作。将来挑选接班人的工作，需要熟悉军队的人来承担责任。”邓小平在信中对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有个具体方案。
　　
中共十四大在1992年10月12－18日在北京举行，杨氏兄弟出人意料地被剥夺了军权。杨白冰明升暗降，成为有名无实的政治局委员。
　　
邓小平虽然老谋深算，但是这次却栽在小辈江泽民和曾庆红的身上，中了两人的阴谋诡计。从此以后，亲密无间的邓、杨两家断绝了来往，邓小平和杨尚昆之间60年的友情在中共残酷内斗中付之东流。事实上，邓小平砍掉胡耀邦、赵紫阳、杨氏兄弟后，等于是自毁长城，在党内和军队中失去了最有力的助手。刘华清虽然忠于邓小平，但是一方面年事已高，另一方面能力有限，在政治斗争中不是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对手，几年后也遭到江、曾的整肃。
　　
6﹒两副嘴脸
　　
江泽民一向两面三刀，用人时卑躬屈膝，不用时落井下石。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江泽民对杨尚昆兄弟的态度变化。1989年11月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辞去了军委主席的职务。江泽民在就职演说中再三表示“没有思想准备”，“力不从心”，“没有做过军事工作”等等。江泽民还一再向杨家将表忠心。他表示由杨尚昆任军委第一副主席，杨白冰任军委秘书长是他自己做好工作的“有利条件”。十几天后，江泽民的讲话被放在头版以通栏的形式发表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各大官方媒体上。
　　
江泽民将自己卑谦的态度高调、明确地发表在官方头版上，无疑表明江对杨家将是十分讨好、甚至是卑躬屈膝的，但后来那个在邓小平面前告杨家将黑状的，却恰恰又是同一个江泽民。
　　
这种前恭后倨的变化也反映在江泽民对邓小平家族的态度上。邓活着时，江每次见邓夫人卓琳，没说话笑脸就先递过去了；邓小平逝世后，江泽民就狠狠地整了一下邓小平的后人。江泽民自己有个“中国第一贪”的儿子，此时却以贪腐为由威胁要拿邓的儿子开刀，并剥夺了邓家人对邓小平言论的解释权。
　　
但当年江泽民进北京后，终于等到被邓小平召进邓府的那一天，当时的情景至今还让太子党们记忆犹新。当一脸谦卑、笑容可掬、局促不安的江泽民站在邓小平面前的时候，在场的人根本没拿他当回事，因为来巴结的人太多了，这副嘴脸实在不新鲜。邓小平笑着向大家介绍了这位新面孔是总书记，在座的人依然一副不为所动、不以为然的表情，顶多朝他多瞥一眼而已。
　　
江泽民进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尽办法能够进出邓府。江泽民初入邓府，人脉不熟，人事不清，对谁是邓老的秘书、护士，哪个是邓的外孙、亲戚，甚至谁是勤杂人员、保安人员统统都搞不清爽。
　　
尽管江泽民还无法知道这些人谁是谁，有什么背景，但江本着一个原则：进了邓家门无论见到谁都决不能得罪。
　　
来邓家的人太多了，像走马灯似的熙熙攘攘、川流不息，这难不倒有丰富拍马实践经验的江泽民。
　　
在走廊里院子里，无论见到谁，哪怕是个孩子，江都把腆着的大肚子收回去，微微侧着身，满脸堆笑，毕恭毕敬地说：“您先走！”这种过份的讨好让小孩子高兴，让警卫和烧锅炉的害怕，说这个人很有心计，但也让很多人感到反胃。
　　
众所周知，邓小平抽烟特别厉害。为了他的健康，据说烟还是特制的。护士不但要保证让他按时吃药，还要提醒他少抽烟。当他又要抽时就劝阻说，刚才那支烟是什么什么时间抽的，请再等一会儿。虽然尼古丁没有鸦片中毒那样厉害，可是也让人上瘾。所以烟民们最不高兴的就是烟瘾上来却不能抽。
　　
当所有的人都好心地劝阻时，不会抽烟的江泽民却麻利地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打火机，点着火递到邓小平的眼前，让护士既错愕又气愤，但却讨得了邓小平的欢心。
　　
一般情况下，邓家都是由护士或警卫员给邓小平端茶、递水、拿拖鞋，那些被人侍候惯了的到邓家来玩儿的小贵族们只知道管邓小平叫“邓爷爷”，可不知道应该帮他做什么事情。这就给了江泽民不可多得的可乘之机。
　　
江泽民常常在护士或警卫员已经伸出手之后，仍冲到前头去倒水或从地上拎起拖鞋来，让那些工作人员伸着手进退两难。
　　
那些小贵族们至今仍津津乐道当年的总书记江泽民抢着倒水的笑闻。
　　
但2001年8月22日邓小平97岁冥诞纪念日的时候，照常理受恩于邓小平的江泽民本应向媒体打招呼，多出一些歌颂的文章以显示其不忘邓恩人的提拔，再者给追随者做个好榜样，也可在人前留个好名声。但是据中央宣传部得到指示，江泽民竟然下令不准刊登纪念邓小平的文章，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本性暴露无遗。▲◆★●■☆


中共领导人为何从不参拜“毛主席纪念堂”？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5/14/2396184.html

文章来源: 作者：程映虹  2013-05-14：中共领导人从不参拜“毛主席纪念堂”。位于中国政治仪式舞台中心的毛堂在中国官方的政治仪式中除了其建筑外表，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次政治庆典中被赋予实质性的意义（来这里纪念毛泽东冥诞的不算，那等于扫墓，是起码的礼仪）。这是当代中国政治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建立毛堂是毛泽东去世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集体决定的，同时还决定出版毛选第五卷。这两个决定，尤其是第一个，显示了新领导人一方面人事上清洗激进毛派，另一方面告诉世人：他们不但不反毛，反而比“四人帮”更亲毛，更懂得什么才是真正忠于毛。

当时中共领导人显示自己是毛的正统的心态非常迫切。在百废待兴之际，这个规模宏大的纪念堂只用了半年时间就落成了，而且至今没有听说有什么质量问题。

但除了纪念堂的奠基典礼上中共最高层领导人集体出席以外，毛堂落成后到现在，记忆中中共历届领导人从来没有以领导人的身份隆重地参拜过毛堂，更没有形成集体参拜毛堂的政治惯例。就算是毛主席的好孩子胡锦涛，上任后要显示自己忠毛，也是千里迢迢到革命老区去，而不是就近到中南海隔壁的毛堂。

无论中共历届领导人如何表示他们和毛之间血肉相连的政治传统，如何告诉中国人民没有毛就没有这个国家，他们自己却从不正式参拜这个用最原始的方法体现他们政治合法性之来源的地方。

有人可能会说苏联领导人也不参拜列宁墓。但红场上那个建筑是叫做“陵墓”，而不是“纪念堂”，而且规模要小得多。更重要的是，在苏联时期，列宁墓上层的平台被作为重大政治仪式的检阅台和观礼台，列宁的名字始终和重大节日和庆祝活动联系在一起，这种待遇不是参拜却胜似参拜。

而且，列宁墓不是因为列宁的亲信被清洗了，新上台的要表示他们没有背叛列宁而建立的。苏联时期列宁的地位和声望不但从来不是一个问题，苏共二十大后还被用来批判斯大林。苏联领导人从来没有必要把参拜列宁墓作为他们忠于列宁的政治象征。这些和毛堂修建时候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也和在八十年代至今毛在中国公共讨论中的处境完全不一样。

这样问题就来了：中共从邓到胡，都认毛为祖宗，但面对民间尤其是学界对毛一浪高过一浪的非议，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以参拜他们当年轰轰烈烈建立起来强调自己政治合法性的毛堂来作为回应。而毛堂就在天安门广场，他们饭后散散步都能走到。

不但在位时不去参拜，退下来后也不去。记得自己当年看到华国锋和汪东兴以私人身份参拜毛堂时（而且还不是在很官方的媒体上看到的），竟然有一种怪异感，就是因为参拜毛堂从来就不是中共的政治传统，即使以私人身份去也很少。华和汪就是以私人身份去的，显示的是他们和毛个人之间的恩与忠。据报道，华国锋活着时每年在毛冥诞和忌日时都要去，真是比亲生子女还亲，难怪海外对他和毛之间的真正关系有风言风语。

我很怀疑中共这个不参拜毛堂的传统是邓小平定下的，而且成了他的政治遗产，甚至不排除当年有成文的内部共识的可能：毛堂是建了，但最高领导人和领导集体不把参拜毛堂作为政治亮相和政治姿态，毛堂不作为重大政治活动的场所。

邓深知毛对中共合法性的重要，至少在传说中他曾经讲的“重新评毛的历史条件”成熟以前。但在中共意识形态范围内，从私人感情到政治经济主张，他从来不是一个毛粉。文革前开会时邓就坐得离毛远远地，文革中受尽屈辱，复出前虽然发誓决不翻文革的案但还是被毛动了个小指头第二次打倒。这还不算长子落下的终身残疾，这是邓每天眼前的现实。要邓去站在毛尸前三鞠躬，还要每逢大事都去，恐怕不会有这个心情。

对毛堂，邓小平1981年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说过两句话：建是不妥当的，改也是不妥当的。他自己除了毛死后复出初期和其他人一起去过毛堂，恐怕再也没有去过。中华网上的一张他和华叶汪李1978年在毛棺前鞠躬的照片，竟被题为“邓小平在毛主席纪念堂的罕见照片”。“罕见”二字，很令人回味。

不要说邓，经历过从延安整风到文革历次政治运动的其他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就个人感情而言，多数恐怕也难以毕恭毕敬真心诚意地前往毛堂。他们对毛不是没有感情，而且这种感情还非常强烈，但它却不是热爱而是恐惧。就我对中共党史的阅读以及和一些中共党史学者的交流得到的印象而言，毛的同僚对毛的感情，除了恐惧二字，似乎没有更确切而简练的描绘。毛的去世对他们来说除了如释重负，好像也没有别的词汇可以形容。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口号的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用在这里倒是很贴切，只不过这个阎王小鬼是打不到的，只有等他死。

一个令你害怕到像老鼠见了猫的人，一个动动小指头就能让你朝登天子堂暮为田舍郎甚至家破人亡的人，生前对他毕恭毕敬是不得已，难道死后对他的“腊肉”还要每年朝觐鞠躬如仪吗？我想，中共“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被毛剥夺殆尽后仅存的一点点人性和残剩的男子汉的勇气，可能就表现在不去他的“纪念堂”了。

今年是毛冥诞120周年。以往的惯例是冥诞逢十，“党中央”会在毛堂举行纪念活动。习近平今年会怎么样？习即位几个月来，和原来人们根据人之常情揣度的相反，似乎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告诉人们他不记得自己的父亲曾经在毛的监狱里被关了十多年这段历史了；自己当年下乡当农民也不是比待在城里当“狗崽子”更安全（像他自己过去曾经说的那样），而成了政治培训—至少根据官方宣传是如此：上山下乡不是折腾，而是锻炼。

今天的毛堂，是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这是“中国崛起”给毛堂带来的变化，它让毛重新成为党的有机政治资源，而不是一具敬而远之的偶像。这等于宣布毛堂会在天安门广场永远屹立下去。今天的中国，大家似乎都忘了毛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尤其是他的后半生，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断革命，继续革命。今天官方话语中的毛是民族主义者，一生是为了中华的复兴和民族的崛起！从这个角度，有朝一日中共为了民族主义政治叙事的需要再度修正历史，把毛放在孙中山和蒋介石之后作为为中华崛起奠基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也不是没有可能，他和蒋之间的斗争到时会被说成是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误会。

习近平即位以来的言论，民族主义的底色已经越来越明显了。两个三十年都不能否定的实质是不能否定前三十年，是护毛而不是护邓。他在对毛的态度上究竟会离文革刚结束时定下的规矩多远，今年毛的冥诞可以看出个端倪。▲◆★●■☆


《人民日报》“琉球再议”论为何震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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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5-15：《人民日报》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琉球问题可以再议

　　中评社香港5月15日电／《日本新华侨报》5月10日载文《中国党报“琉球再议”论为何震惊日本》，摘要如下：

　　“正如明确的事实，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国际法上，这毫无疑问都是我们的领土，无可争辩。如果中国出现了那样的论评，明显是没有道理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5月8日在东京用这番话回应中国媒体上出现的“琉球再议”主张。当天，中国最大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刊登出长篇学者文章，阐述了日本如何利用殖民侵略“窃占”钓鱼岛。文章最后强调，“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这一观点很快在中国及国际舆论场引发关注，并被一些分析人士解读为“中国提高调门打心理战的策略”。

中国党报文章在日掀波澜

　　《日本时报》网站5月8日以“中国质疑冲绳归属”为题报道了中国学者提出的“琉球再议”主张。文章称，两名来自中国官方研究机构的学者5月8日在中共主要报纸《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建议重新审视日本对包括冲绳在内的一系列岛屿的所有权，为中日钓鱼岛争端增添了新的紧张。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就此宣称，琉球群岛毫无疑问属于日本。

　　这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题为“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强。文章论证了日本“窃占”钓鱼岛绝非什么“和平方式”，而是近代殖民侵略的产物，是甲午战争中日本战略的一环。文章最后表示，《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没有能力重提琉球，台湾以及附属诸岛（包括钓鱼岛列屿）、澎湖列岛、琉球就被日本夺走了。但是，1941年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废除《马关条约》。随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做出了战后处置日本的规定，日本天皇接受了这些规定。依照这些规定，不仅台湾及其附属诸岛（包括钓鱼岛列屿）、澎湖列岛要回归中国，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

　　“琉球再议”随即引发关注。日本时事通讯社8日报道了文章的主要观点，并刊登了文章所在版面的照片。报道称，中国认为冲绳的主权还属于尚未解决的问题，并通过文章暗示中国拥有冲绳的所有权，这样的做法堪称异常，将令日中关系掀起新的波澜。共同社称，虽然最近中国国内出现了“日本对冲绳没有合法主权”的主张，但该论文刊登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上却非常罕见，这可以认为是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牵制日本的措施。日本“搜索中国”网站的文章猜测说，最近中国提到冲绳归属问题的论调在增多，“这一定和中国领导部门的某种意向有关”。现实上考虑，日本把冲绳还给中国是不可能的，中国也明白这一点。但中国现在希望将其与钓鱼岛问题联系起来，向日本和美国施加压力。《读卖新闻》则引述一名外务省干部的话称，如果文章是在中国政府的参与下所写，将不可忽视。日本政府将调查文章刊登的原委，一旦发现中国政府参与将会采取抗议措施。

　法新社报道说，中国最主要的官方报纸刊文呼吁重新考虑日本对冲绳等岛屿的主权。冲绳是琉球群岛中最大的岛，距日本本土约1000公里，是琉球王国的中心。琉球一直向中国皇帝朝贡，直到1879年被日本吞并。目前冲绳有130万人口，还建有重要的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基地。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林和立认为：“《人民日报》发出这一观点的事实说明北京或许在提高调门。这是一种心理战，也是经典的中国谈判策略，通过提高危险性吓唬对手。”美国彭博社以“中国拒绝证实冲绳属于日本”为题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5月8日在记者会上没有就冲绳归属问题明确表态，她表示，琉球和冲绳的历史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并强调钓鱼岛从来就不是琉球或冲绳的一部分。

　　“日本主张拥有钓鱼岛，中国主张拥有冲绳。”印尼Kaskus网站刊出这样的标题。不过在《人民日报》文章的作者之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国强看来，这种说法并不对。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针对钓鱼岛问题。日本以钓鱼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为由宣称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但事实上，钓鱼岛并不是琉球的一部分，琉球王国的官方文献记载中从来没有包括钓鱼岛。而且琉球本身尚属悬案，何谈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历史上，琉球王国是中国的藩属国，后来又同时藩属于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不断发动对琉球的侵略，并于1879年吞并琉球。中国当时反覆交涉没有结果，琉球问题成为悬案。现在提“琉球再议”，并不是说琉球是中国的，中国要收回琉球，而是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李国强说，琉球历史上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日本的，而是一个独立王国。日本现在不仅抹杀对琉球问题的认识，还变本加厉，在钓鱼岛问题上咄咄逼人。因此琉球有必要“再议”。

日本与冲绳存在横沟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日本国内对“中国凯觑冲绳”的担忧与日俱增。2010年8月，日本《每日新闻》曾在题为“中国出现‘还我冲绳’之声”的文章中写道：“‘中国对于冲绳至今仍然拥有权利’，这样刺激的主张在中国的历史学者之间变得越来越有力。”

　　日本“购买”钓鱼岛导致中日争端加剧后，类似的担忧声更是不断冒出。5月5日，日本《产经新闻》刊文称，钓鱼岛问题以后中国接下来就是主张“还我冲绳”，“中国拥有冲绳”论在该国扩散，他们强调“琉球人属于中华民族”的目的是为了动摇日美同盟。该报还说，日本政府和冲绳之间存在隔阂和横沟，在这个横沟之中留有中国主张“拥有冲绳论”的缝隙。去年底，日本《军事研究》月刊发表一名前陆上自卫队少将的文章，假想中国在2025年突袭日本，投入十多个师经过14天激战占领冲绳。

　　日本之所以担心失去冲绳，一方面是刻意渲染中国威肋，另一方面则因为冲绳和日本政府之间摩擦不断，冲绳人对日本政府也非常不满。就在4月29日，日本政府不顾冲绳人的感情，坚持举行“主权恢复纪念庆典”，遭到冲绳人的强烈批判。朝日电视台称，冲绳民众举办了万人大型抗议集会，反对政府纪念这个让冲绳人感到耻辱的日子。《东京新闻》甚至撰文称，由于在当日的庆典上安倍高喊“天皇万岁”引起冲绳人的愤怒，冲绳可能以此为契机出现要求独立的动向。

　　日本横滨市立大学一名不便透露姓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媒体说，关于琉球的归属问题，任何一个具有历史知识的日本人，心里都是清楚的。冲绳许多人和日本本土的人不一心，也说明这个问题。为什么很多外国游客到了冲绳说这里不像日本，背后的原因就是琉球原来并不是日本的。但他同时辩护说，琉球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实的问题必须面对。如果说过去历史上被别的国家拿走的领土都要收回的话，争端可能没完没了。▲◆★●■☆

琉球群岛是中国一部分 绝对不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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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5-14：琉球是属于台湾列岛的一部分，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绝对不是日本的。

　　钓鱼岛问题始作俑者就是美国

　　罗援在谈到钓鱼岛问题时指出，钓鱼岛问题始作俑者就是美国。罗援首先强调，第一，美国有没有权力把中国的钓鱼岛纳入琉球群岛。第二，美国有没有权力把琉球群岛交给日本。他进一步指出，美国说把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并没有把主权交给日本，就带来了问题，这是老牌帝国主义跟新兴帝国主义埋下的历史伏笔。

　　在谈到近期美国防长哈格尔“承认日方钓鱼岛管辖权”言论时，罗援称，美军方一些列言论，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日美安保条约》是不可破的，是在给日本撑腰，给日本吃定心丸。罗援表示，凡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发生矛盾，美国毫无疑问全部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实际上美国就是用这些问题来牵制中国，干扰中国的和平崛起。

　　罗援称，钓鱼岛问题是日本挑起来的，这场危机是日本造成的。中国要抢占高点，形成了三个梯次的配置：一线，就是渔船奔赴钓鱼岛进行作业，本身也是在宣示主权。二线，就是执法力量，现在中国海监船距离钓鱼岛最近已经达到0.6海里，已比较近接近钓鱼岛。三线是中国海军，这将是一线二线坚强的后盾。

　　罗援认为，要建设海洋强国，就必须冲出第一岛链，而钓鱼岛、琉球恰恰是在第一岛链的关键部位，和中国走向大洋，建设海洋强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比如中国有海外利益，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问题，海上岛礁的安全问题，都需进行维护，所以中国在国防白皮书中提到，要建设一个海洋强国。

　　罗援同时还指出，现在中国应该有一个大视野观和大安全观，中国人的眼光应该越来越远，这个时候要加强我们海上力量建设，和国防力量相匹配，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琉球群岛肯定不属日本

　　罗援谈到近期《人民日报》“琉球再议”的提法时表示，琉球是属于台湾列岛的一部分，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绝对不是日本的。

　　罗援说，日本人称钓鱼岛属于自己，其中一个依据是在1951年美国和日本签署的《旧金山和约》，在《旧金山和约》中，日本同意把琉球群岛交给联合国托管。原因在于，战后日本的版图明确为本州岛、九州岛、四国岛和北海道岛，琉球的主权地位未定。联合国指定的托管国是美国，美国擅自把琉球群岛范围扩大，把钓鱼岛纳入了琉球群岛，在1971年美国把琉球群岛交给日本的时候，就有钓鱼岛。这就成了日本人所谓的“法理依据”。

　　罗援表示，这样的“法理依据”，造成了五个衍生问题，第一，日本自称拥有钓鱼岛的逻辑起点就是《旧金山和约》，但是《旧金山和约》是否合法？第二，钓鱼岛是不是属于琉球群岛；第三，琉球群岛是不是属于日本；第四，美国有没有权力把琉球群岛交出去，联合国授权美国可以对琉球群岛进行托管，但是从来 没有授权美国可以把琉球群岛交出去，更不能交给日本；第五，战后日本的版图到底有多大，这几个问题一环扣一环。

　　罗援进一步剖析，琉球以前是一个独立王国，1372年琉球国就开始向中国的明朝进贡，他的国王也是由明朝册封的，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藩属国。1872年，日本没有跟中国商量，就把琉球国废除了，把国王软禁起来，设立了琉球蕃，之后又改成了现在的冲绳县。其实冲绳县根本不是日本的，它叫琉球国，琉球国的国民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福建、浙江和台湾的沿海居民。冲绳县很多人还在讲闽南话，他们的文字还有很多是汉字。

　　罗援指出，美国把琉球交给了日本，作为琉球国民，没有能力来推翻美国的决定，但是在琉球国民中，长期涌动着琉球要复国的运动。琉球国民或者独立，或者自制，希望恢复与中国的自主往来。所以不管它是属于谁，是不是中国，起码跟日本要说，琉球不是日本的。罗援最后强调，钓鱼岛不是琉球的一部分，琉球是属于台湾列岛的一部分，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绝对不是日本的。

　　美国纵容日本最终将吞下恶果

　　谈到日本2013年大幅提高防卫预算时，罗援表示，日本军费流向重点领域，真实意图在于摆脱二战约束。现在应该结成一个维护国际胜利果实的统一战线，来遏制日本右翼化倾向的恶性膨胀。

　　罗援指出，日本战后长期对军费进行约束，绝对不能超过GDP的1%，但是日本GDP总量比较大，1%基数比较高，这个时候军费也比较高。从人均军费来讲，仍然在世界排到前五名，是中国人均军费的8倍以上，况且现在日本军费又在向一些重点领域倾斜。罗援进一步指出，日本增加军费，更大的战略企图，就是要脱离二战对他的束缚，成为一个所谓正常性的国家，也就是政治、经济、军事并驾齐驱。

　　罗援表示，对于日本右翼化的倾向，国际社会不能坐视不理，联合国就是要防止战争策源地撕毁复员。现在日本在摆脱二战对他的束缚，联合国应该出面对他加以制止。罗援称，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就会重吃苦果，现在应该结成一个维护国际胜利果实的统一战线，来遏制日本右翼化倾向的恶性膨胀。

　　罗援还表示，日本的右倾，极端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一旦成了气侯，肯定要报美国投放两颗原子弹和对东京大轰炸这两个仇。对周边一些国家，日本也不会善罢甘休。因此，美国不能在这个地方纵容日本，否则最后会吞下这个苦果。

　　罗援最后表示，日本的右翼分子是本性难移，他就像景阳冈的老虎，你斗它，它吃人，不斗它，它也吃人。如果有了武松打虎的气概，就能一定程度上遏制日本右翼势力的恶性膨胀。▲◆★●■☆


美国陆军愿与解放军更多合作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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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15：美陆军太平洋司令威尔辛斯基中将 图片取自美陆军网站

　　中评社华盛顿5月14日电（记者 余东晖）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弗兰克.威尔辛斯基中将高度肯定美中两国陆军去年11月在成都合作演练抗震救灾的意义，强调美国陆军认识到，美中从合作而不是分裂中收获良多，双方寻求方式多进行合作。

　　中美两军去年11月底在成都首次进行救援减灾联合室内推演，假定背景是东南亚某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大量建筑物倒塌和人员伤亡，化学品和放射性物质泄漏，中美两国应受灾国要求，联合派出涉及多部门的专业力量实施人道主义救援。

　　威尔辛斯基13日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简报会上提到，美国陆军与解放军合作成功进行过一系列救援减灾交流，去年11月的交流是解放军设计、两军首次合作进行抗震救灾沙盘推演。他说，这是只有地面部队能够提供的陆地活动的例子，支持了两国领导人希望两军在可能的情况下建立合作惯例、增进互信的意图。

　　威尔辛斯基指出，美国陆军极其适于与中方进行持续的接触，因为两国陆军目前真正相互不构成威胁。两军就减灾演练、军用医疗、工程项目进行的接触，都是出于维和行动目的，是两军进行军事对话的极佳机会，希望这些交流将来持续下去。

　　美军参联会主席邓普西上将4月下旬访华时对解放军在四川芦山地震中的应急救援表现赞赏有加。威尔辛斯基表示，美国陆军从各种合作中学习经验和教训，建立更好的合作、协同和相互理解，做好准备营救生命和财产。他表示，地震后刚开始的72到100小时是关键，但如果救援部队从来没有合作演练过，不理解相互间的操作方式，不会协调，那就是浪费时间。

　　美国陆军在亚太地区部署有7万9千兵力，在韩国、日本以及美国的夏威夷、华盛顿州和阿拉斯加都有基地。威尔辛斯基说，美国陆军是美国亚太再平衡和维持区域安全稳定的有形标识。▲◆★●■☆

朝鲜半岛危机的恶性循环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авианосец Авраам Линкольн корабль типа Нимиц
Photo: EPA

      平壤认为，“尼米兹”号核航母参与美韩为期三天的军事演习对朝鲜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大多数专家也把此次军演看成是没有建设性考量的一次挑衅。

      周一美韩海军在朝鲜半岛开始联合军演。军演的目的是演练拦截并消灭敌方导弹、反潜防御以及应对空中攻击。

      大家知道，半岛局势远非理想。就在不久前国际社会还十分担忧可能爆发一场大战。最近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是韩美继续推行武力政策，千方百计阻止朝鲜放弃战争威胁。朝鲜的强硬立场刚刚有所软化，对方就开始制造让它再次强硬的理由。结果导致半岛局势进入恶性循环。

      有一种观点认为，朝鲜未来五年有可能拥有带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但这毕竟不是现在。今天甚至韩国军队没有五角大楼的支持也能战胜北朝鲜人。

      因此专家们认为，实际上韩国人没什么可担心的。北朝鲜只能进行威胁，但不能采取对韩国构成威胁的具体行动。既然如此，那美国人为什么还要投入大量纳税人的资金显示自己本来就为众人所知的力量呢？十有八九是为了加强自己在本地区的霸权地位。

      然而这与韩国的安全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也根本不可能给半岛局势降温，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朝鲜问题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叶夫根尼·金认为。

      “美国的意图很明显。韩国的意图也很明显。北朝鲜的行为动机也可以理解。我现在就可以说，7月会再次出现新一轮紧张，而下一次将在8月。7月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届时《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署70周年。每一方将会说：‘我们胜了’。将再次打口水战。而在8月美韩开始新的大规模联合军演，将有核航母、核潜艇和宙斯盾驱逐舰等参加。”

      遗憾的是，朝鲜半岛局势进入了越来越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朝鲜见好就收？可能性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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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15： 从朝鲜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以及外部安全形势来看，朝鲜见好就收的可能性并不大。

　　中评社北京5月15日电(评论员　彭念）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朝鲜已将两枚导弹从发射台上移走，这标志着朝鲜核武危机的紧张态势有所缓和。而在此前5月2日，朝鲜 以“反朝敌对罪”判处美籍韩裔裴埈皓15年劳改刑。分析人士认为朝鲜此举很可能恶化本已中断的美朝关系。到底朝鲜是否会见好就收，半岛局势是否真的缓和？本评论员认为，从朝鲜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以及外部安全形势来看，朝鲜见好就收的可能性并不大。

　　从金日成到金正日再到金正恩，朝鲜政权一直在最高领导人的世袭中运转。这种世袭政治体制最为重要的就是对最高领导的绝对忠诚。不管是金正日掌权，还是金正恩掌权，其不仅要大力歌颂金日成的功绩，以显示自己统治地位的合法性，还要大肆宣扬个人崇拜，以笼络前朝重要官员，并赢取民众的认同，巩固自身统治地位。

　　因此，个人崇拜对于金正恩的政权巩固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金正恩在外貌、言行举止上模仿其父金正日来看，他很看重个人崇拜。对于金正恩而言，其父金正日一直在为朝鲜获取核武器不断努力，直至逝世，朝鲜依然未能成功获取核能力。金正恩上台之后，必须延续其父的遗愿，继续研发核武器。如果金正恩在美国的威胁下，放弃研制核武器或者发射导弹、卫星，这既是金正恩所不能接受的，也将使金正恩威信扫地，很有可能连政权也不保。因此，即使是在国际压力巨大的背景下，金正恩也拒不退让，以超强硬对抗强硬。

　　金正恩上台之后，一些分析人士曾乐观地认为曾留学瑞士的金正恩将会推动朝鲜进行改革。并且金正恩掌权之后，他的妻子经常在公众场合伴随左右。而其父金日成的妻子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这是否是朝鲜寻求改革的信号？随着时间的流逝，结果逐渐浮出水面，朝鲜依然如旧。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吴孔丹（Kongdan Oh）所言，乐观主义者认为，金正恩掌权可能是朝鲜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变革的信号。然而，金正恩并没有采取任何新举措。金正恩曾公开表示：“不要期待从我这朝鲜有所改变。”

对于金正恩而言，上台之初的重中之重是巩固政权，这一点金正恩做到了。然而，这并不代表金正恩可以腾出手来大力推进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一则，如果金正恩积极推动改革，其自身统治合法性必然会受到威胁；二则，虽然金正恩已经巩固了其统治地位，但保守势力的强大仍然使得他对于改革忧虑重重。一旦改革遇阻，保守势力起身反抗，金正恩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妥善处理，以保住自身统治地位；三则，留学国外并不能成为金正恩必然进行改革的理由。吴孔丹（Kongdan Oh）曾举例巴沙尔解释这一现象：“如同叙利亚的巴沙尔一样，他也在伦敦留学，但在他就任总统后并没有推动叙利亚的政治改革。”

　　执政一年有余的金正恩不仅未能推动改革，反而频繁视察军队，其坚守“先军政治”的意图不明自了。在朝鲜目前的政治体制中，军队对于维护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正因如此，军队在朝鲜政局中的重要地位不容动摇。金正恩上台之后，更换军队将领，频繁视察军队，即显示出金正恩对于军队的依仗。如果金正恩放弃“先军政治”路线，必然会得罪军方，届时金正恩能否有足够的能力来平复军方的不满，或许连金正恩也不知道。因此，在朝鲜先军政治体制尚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即使金正恩有改革意愿（当然目前还看不出他有这种意愿），朝鲜的改革也依然难以推进。在这种体制的约束下，金正恩不会放弃核武器研制计划，也不会停止发射导弹等威胁性行为，即使面临美日韩以及中国的强大压力。

　　一直以来，实现拥有核武器的目标不仅是朝鲜领导人，也是朝鲜民众的愿望。对于朝鲜来说，拥有核武器已经超越了安全层面的考量，上升到全民族的意志之中。朝鲜很清楚，拥有核武器并不能有效改变与美国对抗的劣势，但是拥有核武器却是朝鲜在意志较量上的一种胜利。对于朝鲜来说，上世纪60年代，中国在美苏两大帝国的威胁下，仍坚持研发核武器，并最终取得成功。如今，朝鲜仅面临美国的威胁，为什么就不能发展核武器呢？

　　朝鲜媒体在宣传朝鲜研制核武器时，频繁使用全民意志等词眼来显示朝鲜对于核武器的渴求。虽然一些学者认为，朝鲜的这种宣传语言只是表面上的夸大，然而笔者并不认同。在一个信息几乎完全封闭的社会，长时间的意识形态舆论宣传确实可以引导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我们不应低估这一可能性。因此，研制核武器并非只是金正恩一厢情愿，朝鲜民众对于核武器也有渴求。
　
　　从外部安全环境来看，朝鲜夹在中国、韩国、日本之间，朝鲜的一举一动对于中韩日三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将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朝鲜地缘战略地位独特。即使朝鲜不发展核武器，仅拥有常规武装力量，美日韩也不可能贸然入侵朝鲜。上世纪50年代，美国之所以出兵朝鲜，直接原因在于朝鲜执意攻击韩国，打破了朝鲜半岛的平衡状态。因此，只要朝鲜不打破半岛平衡状态，美日韩就不会贸然入侵朝鲜。对于美日韩来说，维持半岛目前的平衡状态，等待朝鲜政权的内部解体将是上上策。精明的朝鲜领导者正是看到了美日韩的这一如意算盘，才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执意发展核武器、导弹技术。只要朝鲜拥有了这些杀手锏，即使朝鲜内部面临分裂之险，美日韩也不敢贸然采取措施，推翻朝鲜政权。
　　
　　然而，朝鲜的这种战略考虑显然缺乏全局观。一旦朝鲜拥有完整的核打击能力，朝鲜半岛的力量平衡将会打破，朝鲜将会把安全威胁转嫁给日韩。而作为日韩的盟友，美国又必须为日韩提供核保护伞，安全威胁事实上又转向朝鲜，就像一个无法破解的迷局。▲◆★●■☆
 

胡锦涛：腐败、滥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敌人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0/24/85/6_1.html

发表于：2013-05-13  前言：目前中国最大问题是特权横行，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特权制度。不铲除特权腐败制度，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无望的。正如胡锦涛曾经指出的：腐败、滥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敌人，是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的主要源头，是政府面临着亟待解决的主要课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是拥护、信任还是反对、不信任的主要呼声。

中国的特权政治制度表现为以下8个方面：

 一，官位的等级制度

  中国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官”的手中，虽然现在很多资源也市场化、民营化了，但是非“权力依附型”的企业是难以生存和壮大的。由于中国没有同时进行宪政改革，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削弱官本位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等级制，反而不断地强化着君臣尊卑的传统观念，并且将之法制化。与封建制度相比，现在只是称呼上有所改变，称为“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等等。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于是有了局级公司、师级歌星、厅级和尚、副部级院士等等。除了一些民营企业外，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道观佛寺等一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了相应的等级，一切官员也都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等等，同级干部都有严格的座次顺序，不同级干部更有不可逾越的排名及待遇干部可以听什么报告，看什么档，是否享受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公务员等等服务，全看他的级别高低。级别高的干部就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从而可以傲视普通人，过着特权的生活。

  二，黑箱化的财政制度

  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所以30 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100倍。据有关调研报告：全国党政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2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五省市厅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为55万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为125万至250万元，每人花费公款600万至2000万元。2004年，上海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公款吃喝、旅游、境外观光、进修、读书、送礼、超规格发放福利奖金、补贴等共计1045亿元，2005年为1276亿元；广东省2005年为2485亿元。如今更盛，只是官方不敢公布实际数据。

  三，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特权垄断常常造成国家和全民利益的损失，如国有商业银行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兴业银行甚至以不到市场价格的1/10把股份贱卖给外资，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4家银行因为贱卖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的损失就达6000亿元，整个银行业损失上万亿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 家国有公司 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

  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外国人。为了增加赢利，两大石油巨头不惜制造“油荒”以抬高国内价格，并且出口退税。这些国有企业凭藉垄断获得的巨额利润不但不需要向国家分红，反而得到财政补贴，而8亿农民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也才132亿元。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销售”。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食，政府给 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

  四，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中国的医疗分成几类，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有79.1%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试点，也只覆盖了10%的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占60%到80%。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 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钱。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

  五，令人生畏的警察特权和司法特权

  警察绝大多数是好人，警察和司法的特权源于缺乏民主监督的体制。哈尔滨市区电子监控设备发现，警车闯红灯月均近1200次。某县动用警察收提留款，动不动就把村民拘留，站在一旁的村民刘振中说了一句“这赶上土匪了！”于是被警察四处搜捕，其妻、父、叔、兄弟媳妇皆受牵连都被送进监狱。某警察甚至说：“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开的就是这种店，打人是家常便饭”。“我打你是执行公务，你还手是妨碍执行公务”。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监狱生活，也处处显示出特权：每餐“四菜一汤”；允许使用手机；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亲情电话成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

  六，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1999年北京市劳动局出台了2000年本市允许和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限制外来工的行业8个，职业、工种103个。南京上百万农民工5年中只有5人成功落户在南京，不到百万分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34.28%的在京流动儿童为北京土生土长，20.82%的儿童不能及时接受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学生比从改革开放初的3：7发展为7：3。中国农民高价购买生产资料交纳的增值税每年在5000亿元，是全国增值税的一半，相当于每个农业人口每年交税400-500元，而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表示，全国增值税的60%都是农民交的。但国家财政每年拨出支农资金高达4000多亿，大部分资金却补贴了粮食企业、化肥企业等权贵部门，农民获得的补贴很少，国家的扶贫资金 也主要肥了地方政府部门。

  七，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

  小学生个个比谁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师悉心照料，当上班干部；课堂上宣讲的往往是尊敬领导、服从权力。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武汉市举行少先队的特色比赛；当日，武汉最高气温达35.3℃，原计划8点30分开始的比赛，却因领导的姗姗来迟而延后。等一个个领导在太阳伞的遮阴下讲完“祖国的花朵们” 之类的话，一直炙烤在烈日底下，穿着长袖制服，并且手套、帽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军乐队员，终于起步，开始比赛。手持指挥杖的小男孩，才走出几步，一头晕倒在地。当老师和家长在抢救时，领导们悄然离去。某市文化旅游节逢雨，领导们都有人给打伞观礼，而学生们个个立在雨中，浑身湿透。在河北省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一名小学生耐不住持续两小时的烈日炙烤，当场中暑昏倒，然后台上领导们也都悄然离去。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当大火突袭的时候，有人高喊着：“同学们不要挤，让领导先走！”结果，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而288名学生葬身火海。

  中国的学术机构也处处渗透了权力。55年来，北大物理系培养的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 。高考分数线歧视则造成了地区特权、城市特权以及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恢复高考20多年来，北京的高招录取分数线大大低于其他省份，相差最高达160多分，在其他省份只能上普通本科的分数，在北京竟能上北大、清华。

  八，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

  由于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特权，以及不允许出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除娱乐之外的明星，电视台等为了保险，“不出问题”，不敢报道真实消息，不敢追踪社会问题，不敢深入挖掘新闻内幕，因此天天播出娱乐节目，吹捧几个歌星，号称是弘扬“主旋律”。 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准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2亿工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踪影。

  因此，只有废除官本位的等级制度、黑箱化的财政制度、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等，中国才能进步，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

  中国，亟待取消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道观佛寺的行政等级；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等公款福利特权；建立科学化、规范化、公开化、民主化的公共财政体制，一切支出改由各级人大决定；打破石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证券、外贸、烟草、粮食、地产、大型工程、农用生产资料、有色金属、民航、铁路、安全等领域的垄断，国家参与其分红，提高其税赋标准，引入竞争主体，形成市场化的多元竞争格局；废除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建立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将沉淀在当地的户籍资料、人事档案、个人及家庭收入纳税、缴纳保险情况，信用、守法记录等等纳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码查询系统中；废除高考分数线的歧视；立法严禁在招工、教育、医疗、住房、自由迁徙、失业保障、养老保险等方面歧视任何一部分国民。

  取消财政对机关幼儿园、机关小学、重点中小学等的倾斜投资政策，促进学校的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规定一切城市不得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不得拒收或者高价接受打工子弟入学；规定行政人员、官员不得参与教授、院士等的评定；取消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允许民营媒体参与竞争，政府只需对其业务、内容进行规范；逐步建立宪政民主、以及公民监督、司法监督、媒体监督的制度；把各级人大变成真正的权力机关，实现人民代表的专职化、专业化和自由选举，人民代表拥有罢免弹劾官员、决定财政预算决算、进行重大决策的权利；让司法、反贪、审计、监察、信访等部门独立于行政；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的权利救济、司法救济，媒体从各级官员的喉舌变为人民群众的喉舌。

  胡锦涛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铲除特权制度，确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中国目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

我国低工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当前我国劳动工资的水平或者说年收入应该多高？从来没有人从宏观角度来进行测算。结果就出现了去年围绕着抄表工10万元年薪的事情展开了一场社会大愤怒。这是有点非理性的行为，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劳动工资水平到底应该多高，应当进行细致的分析。

  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判断，年收入10万元已经不是多么高不可及的标准，这是经过精确计算的。问题是当前我国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导致了普通企业职工低工资的状态。这种格局必须要靠政治的力量打破。但在之前，舆论界要有清醒和深入的认识。

  一、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工资水平

  先不要对年薪10万元大惊小怪，这正是国有垄断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优于私营企业的地方，实际上真正需要做的是向10万元的工资水平看齐，是提高中国劳动者的政治地位，维护他们的劳动权利和经济收益。

  目前12家中央企业的人均人工成本在6-7万元之间，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4倍。于是，央企成了被舆论批评的对象。人工成本6-7万元，平均月收入也就是五千多元，如果是全国工资水平3.5倍的话，那么全国平均工资水平月收入为1400元。这一收入水平对于我国广大的工薪者来说，高还是低？让我们从国民生产总值(GDP)角度来衡量。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一般都占GDP的50-60%。而我国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19万亿元，这一年职工工资总额仅有19980.8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其中国有经济单位12009.2亿元，城镇集体经济单位 867.8亿元，其他经济单位7103.8亿元。这一比例可以看出我国工资水平是多么低！

  2005年，我国城镇从业总人员数为27331万，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的从业人数分别为 6488万、810万、188万、45万、1750万、699万、3458万、557万、688万，个体户2778万。这一年，我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为18405元，如果将这2.73亿从业人员都视为工资收入者，那么他们的工资收入总额应为5万亿元，约占2006 年20万亿元GDP的25%。这是将个体户都计入统计的结果。如果将我国的工资收入提高到占GDP40%的水平，以8万亿元除2亿从业人员（2.7亿城镇从业人口中有大量失业待业和非正规就业者，真正有工资收入的不到2亿人），人均年收入将达到4万元到5万元。这应该是我国劳动工资的合理份额。

  由于在收入分配中，工资等级不同，假如以全国4万元的平均工资水平衡量，那么中等工资收入者的工资水平就应该在七八万元左右。因此，一些企业的员工拿10万元也并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但2005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仅有19980.8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这种收入水平实在是太低了。无怪有学者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的道德伦理底线！这意思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最残酷的原始时期，劳动工资水平也没有这么低！

  二、国民收入都到哪里去了？

  从宏观经济数据看，目前，政府财政大约拿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企业资本拿走了大约45%，农民和城镇劳动者拿走了剩下的大约20%。这是一个极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由此导致我国的政府部门财大气粗，企业所有者财大气粗，劳动群体日益贫困化。

  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中国官僚资本特权集团已经在20多年来权贵化倾向的改革中牢固形成！这一集团一旦失去民主政治的制约，便会变本加厉地攫取社会资产。而这一环境之所以能形成，关键是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权贵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劳动大众的权利已遭到严重剥夺，劳资关系的天平已经完全倾斜到资本的一方。

  让我们来看看企业高管和资本的收入。目前企业的高管少则上百万元，多则几千万元，至于说老板的收入更是每年以几十亿的速度增长。看一下我国每年的富豪排行榜就知道他们的财富增长每年是多少。

  举例来说，去年媒体报道说，联想公司总裁杨元庆2005财年的年薪为2175万港元！这一数字是这个抄表工人的217倍！是一个普通打工仔的2000多倍！然而舆论对这样一条高收入的消息社会和媒体却默不作声。

  一抄表工的年收入达到10万元，舆论一致谴责，认为这是大逆不道，而那些年收入几千万上亿的人，却认为是应该的，合理的。 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社会心理的整体颓废和畸形。一个普通工人多拿了一点，全社会愤怒，而一个高管拿几千万元整个社会却全无痛痒，麻木不仁。中国社会在是非判断方面真是出了大问题。

  垄断企业不该拿高额的垄断利润，企业高管就该拿超高工资吗？老板就该拿比工人多得多的剩余利润吗？为什么这些年里中国社会没有一点这方面的抱怨和抗议？

  窃国大盗无人过问，小偷小摸大呼小叫。看看当今企业在收入方面存在多大的差距！某山西私营煤炭企业，工人每月一千多元，但老板却成千上万地赚取利润，一百多万元一辆的进口高级轿车，老板一买就是十几辆。如果说效益不好，一些民营企业的大老板怎么能买得起上千万元一辆的豪华轿车、几千万元一栋的高级豪宅？

  据说著名民营企业幸福集团的老板刘永好先生拥有三辆高级豪华轿车，最便宜的一辆也价值670万元，最贵的一辆约有900多万元。试问：如果用这些奢侈的钱来为企业职工发工资，工人们的工资能那么少吗？我国劳动工资水平能那么低吗？全社会能对10万元的工资水平如此惊讶吗？

  这种现象恰恰印证了西方经济学泰斗亚当·斯密说过的一句话：“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然而当今的中国社会却把贫富差距视为合理，把普通劳动者高一点的收入视为大逆不道。这岂不是巨大的社会心理扭曲吗？

  舆论质疑该名工人高收入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工人是国企的职工，而这是个带有行业垄断性质的企业。对于行业垄断利润、垄断福利我们当然应该反对，但另一个问题也需要反思：为什么国有企业能给一名普通工人10万元的工资，而一些私营企业却发不出来？是因为企业效益不好，利润率低吗？

  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好像只有垄断企业才有暴利，其实，很多竞争性企业也可以赚大钱，也可以有暴利。但在那些企业里，即使是赚着了钱，大部分利润也流不到普通员工手里。我所看到更多的是，一些民营企业家把子女送到国外留学深造，到国外置产置地，或在国内奢侈消费，一掷千金。云南一个私企老板，两天的赌博便输掉了自己的一个价值几千万元的三星级宾馆。这些私企老板如此挥霍，而企业员工却拿着微薄的工资。

  最近我看到一份湖南煤矿企业的调查，工人月收入几百元，老板年收入几十万元。能说非垄断企业的老板就没有高利润吗？因此，中国的社会要把真实的情况搞清楚再愤怒也不迟。

  三、中国劳动收入被剥夺的野蛮程度已经打破了原始资本主义底线

  我国的工资收入在GDP的比重中如此低，大多数国民收入都被企业和政府拿走，以致老板有钱大肆挥霍，政府有钱盖豪华办公大楼，民众工资收入却一直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加上不同行业的差异，整个工资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便会出现巨大的差距。于是，一个抄表工年收入10万元成了社会惊讶的事，这种现象真正反映的是我国道德价值和认识标准的紊乱！

  现在让我们从银行储蓄方面来看看国家财富的分布情况。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连续实行了8年刺激国民消费的政策，然而在这8年中，个人消费占GDP总量的比重却下降了8个百分点，而且在继续下降。看一下下面这张表，就可以知道近些年来，我国家庭储蓄和企业储蓄发生的变化。

  1996年，家庭储蓄还占GDP的20%，到了2005年降到了16%，而企业储蓄从13%增大到20%。估计到2007年，企业储蓄的比例会达到25%。

近十年来，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个人收入的比重是在不断下降的。目前，我国的家庭储蓄约占总储蓄的33%，企业储蓄占总储蓄的大约49%，政府储蓄占16%。这种变化导致我国的消费增长始终软弱乏力，人民群众缺乏消费能力，而政府和企业却有大量的钱用来开支和投资。说到底，这都是工资水平太低的原因。中国劳动收入被剥夺的野蛮程度已经打破了原始资本主义底线。

  改革20多年来，为劳动群体说话的声音太少了，为资本辩护的声音太多太强了。有能耐的人都想多拿多占，而舆论阵地偏偏就由这一伙精英群体占据着，广大劳动者都处在默默无闻的状态，他们的要求极大地被忽视，他们的愿望根本得不到落实。

  因此，当前真正值得社会关注的事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利润成果正在被官僚资本大量拿走，被高管和权贵瓜分。尽管经济在增长在发展，但好处大多被精英群体分享，普通员工们永远都处在一副饿不死也阔不了的生存状态。这导致处于社会低层的民众很难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在声讨垄断的同时，还应进行有关分配公允与否的讨论。

  再来看政府税收对劳动收入的影响。2006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达到4万亿元，占GDP的20%。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上升，已从1990年代初的12%上升到20%多，这还不算各级地方政府的隐性收入，如果加上预算外的收入，我国财政收入可达到GDP的3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政府对国民财富的控制程度以及政府规模的庞大程度。

  然而，国家财政收入是否可以无限制扩张？政府成本是否没有一个基本额度？这是中国改革这么多年来一直未解决的大问题。财政拿走一大块之后，剩下的一大块就是企业收入，也就是资本收入。在我国的GDP当中，资本收益约占40%多，大大高过劳动工资收入。

  因此，改变我国的国民财富收入分配格局，是解决整个工薪阶层收入的最根本问题。只有改变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严重不平衡的现实，我国整个工资水平才会得以提高。劳动收入如果不能超过资本收入，中国将成为财富高度集中在国家和少数私人手中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将很难达到共同富裕和均衡发展。

  所以，收入10万元，将不仅是一个经济目标，更是一个政治目标。国有大企业率先进入这一水平，既有不合理性，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合理性这一点上，私营企业要向国有企业学习。

  但是，我写这篇文章决不是说垄断利润不应该批判，垄断企业目前每年不合理的掠取着几千亿的企业利润，垄断利润、资本和财政税收正在形成我国社会的三大寡头，他们合起伙来拿走了GDP和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中国的劳动群体要联合起来向这三座大山索取利润。

  四、归根结底还要向制度找原因

  市场经济是一个残酷竞争、大量裁汰劳动力的经济。资本为了过度攫取利润，不仅尽量压低工资，还会减少劳动用工，由此产生的社会两极分化和穷富矛盾会日益加重。几十年来，中国对资本主义的追求已经达到了顶峰，资本对劳动淘汰的程度也达到了顶峰，目前我国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制度的结果。

  由于劳动工资水平太低，导致消费乏力，需求不振，于是又迫使资本进一步压低劳动成本，减少工资成本，由此有进一步降低了消费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就只有依靠投资拉动型，完全靠投资来刺激。但这种模式难以持久，过几年就可能出现生产过剩和经济萧条。

  目前中国正处在这种前景的边缘。但中国的前景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靠富人消费来拉动经济，但富人消费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会带来社会负面效应，但腐败消费的确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经济增长。中国下一步到底该怎样调整，已经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外国势力已吹响夺取香港管治权集结号
http://ed-china.stnn.cc/HongKong/201305/t20130513_1890978.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5-13：香港《文汇报》日前发表文章，题为：外国势力已吹响夺取香港管治权的集结号。文章如下：

　　近日本港的政局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陈方安生高调组成“香港2020”组织，一班前港英高官和金主正式由幕后走到台前、码头工潮变成外国工会进驻香港内部事务的跳板、有关政府及官员的所谓“机密文件”每日层出不穷、“真普联”正式开价，不惜提出违反《基本法》与人大常委会决定的方案、“占领中环”也确定在今年七一游行进行预演等等。这些最新形势都是近一两个星期内发生，彼此表面互不统属，但目标都是指向一点：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而在这些行动背后都看到了外国势力的身影。

　　在政治世界一日已经太长，但近日本港的政局发展却是来得太快太急，当大部分建制派议员被4名拉布议员困在立法会之时，反对派议员却利用这段“空窗期”频频就政改出招。现在的形势与当年“五区公投”时极为相似：当时为策动“公投”，反对派的“宗政媒”势力全面整合。“维基解密”曾公开上千份美国驻港领事馆的档案，揭露反对派“四人帮”李柱铭、陈方安生、陈日君和黎智英，如何在外国势力支援下，组织“宗政媒”势力，指挥反对派的政治行动包括“五区公投”。

　　现在，反对派的“宗政媒”势力显然在外国势力指挥下整合。黎智英不惜将《爽报》资源、人手都抽调到《苹果日报》准备打大仗；陈日君多次出来与教区唱反调，呼吁教众要“行公义”参与“占领中环”；甚至连反对派27名立法会议员都整齐归队。谁人有号召天下的能力，是戴耀廷吗？恐怕没有人相信，只有一直在背后操控反对派的外国势力才有如此影响力。事实上，如果说过去外国势力只是通过驻港领事馆发号施令的话，现在外国势力已是公然站在前台策划这场硬仗了：顾汝德来港策应“占领中环”；布简琼、高德礼也站出来，已经向所有港英的“战略僭伏者”发出了清晰的集结号，大战要开打了。

　　伴随着外国势力走出台前的是大量所谓“黑材料”不断涌现，当中有真有假，总之令人眼花缭乱，达到扰乱对手、误导市民的目的。英国管治殖民地向来有一套严密的情报收集和分析系统，这个情报系统由3个层级组成，包括设在殖民地的情报组织如政治部，以一个区域为单位的联合情报委员会，以及设在伦敦的联合情报委员会。当年前港英政府布政司霍德、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顾汝德便是身兼军情六处间谍与港英高官的代表人物。回归后政治部所有的人事档案都搬到伦敦和澳洲，这些档案包括政府高级公务员、督察级以上的纪律部队及警务人员、有政治背景的组织负责人详尽的资料及履历纪录，更有许多现任、离任官员的所谓“黑材料”，随时可通过其喉舌传媒爆料以威胁不听话的人就范，而现在正是用上“老本”的时候。

　　这些都说明外国势力已经决定在2017年放手一搏。本港正面临一场攸关管治权、攸关长远繁荣稳定的大战，外国势力不会放过任何机会让代理人藉普选夺取香港管治权，如果失败了更不惜发动流血的冲击甚至政变，例子远的有中东“茉莉花革命”，近的有早前委内瑞拉大选查韦斯接班人马杜罗险胜，反对派却不接受并引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马杜罗就指出这正是美国中情局2002年策动的政变翻版。政改的台风警告信号已经悬挂，制定防风措施已是刻不容缓。▲◆★●■☆


福布斯称：中国为什么无法成为全球经济领导者
http://ed-china.stnn.cc/finance/201305/t20130513_1890968.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3-05-13 福布斯中文网日前发表文章，题为：中国为什么无法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文章如下：

　　英文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则属于美国。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吗？

　　很可能不是，因为中国欠缺四个驱使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条件。

　　首先，中国的制造品并没有一个“无限的”世界市场前沿。中国真正扩展至世界市场出现在资本主义正在接近其最后边疆，几乎已经征服了世界所有市场的时候。

　　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冲击资本主义的最后边疆。所以，在与其他已经在世界市场占据有利位置的参与者发生冲突之前，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那么，中国国内的市场前沿呢？

　　如果一个国家国内市场的体量是以其人口规模来衡量的话，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劳动力）和产品（消费者）市场。然而，单凭庞大的人口数量还不足以推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自身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在14世纪伊始，19世纪中叶和上世纪50年代，中国都拥有过庞大的人口，但它错失了所有这三次机会，未能成为世界经济领袖。

　　但如今的情势不是不一样了吗？

　　当然不一样，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即为明证——强劲的经济增速已经推动中国在创纪录的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麻烦在于，低人均收入、持续的收入不平等、低人口密度、高文盲率和分散的行政管理结构，使得中国国内市场分散成为许多独立的地方市场，而不是一个一体化市场。

　　缺少的第二个条件是一种本土资源——企业家精神。中国尚未培育和滋养出这种精神。

　　公平地说，企业家精神在中国农村地区非常兴旺，许多农民正在变为企业家，其工资由市场力量决定。此外，企业家精神也兴盛于东南沿海地区。在这一地区，许多人通过出口低成本的中国造产品聚集了大量财富。类似熊猫电子、华为科技、海尔集团、小天鹅和联想集团这类公司正在研发新产品，它们有望成为下一个思科、IBM和苹果公司。

　　对中国来说，不幸的是，这些公司只能算是凤毛麟角，而不是一种普遍存在。在今天的中国经济，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在于生产、营销和销售在其他国家发明和创新的标准产品。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还没有研发出像iPhone和iPad这类重磅产品，并在全球经济中创造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原因所在。

第三个条件是市场和政府的恰当搭配。正确的组合能够将每一种体系部署在其擅长的经济领域，而不是其失败的领域，而后者正是中国目前的状况。在经济的“公共”领域，也就是市场无法发挥作用，或者作用不充分的领域（比如环境保护、职业安全、巡视街道和公路，以及保护公民免受金融欺诈），中国政府的工作却常常不到位。

　　与此同时，在生产钢铁、铝和洗衣粉等多样化产品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中，政府几乎无处不在，充当起了业主、企业家和管理者的角色。政府也出现在一些“私有化”企业之中，拥有大量足以控制其管理的股份。在银行业中，我们也能够看到政府的身影，中国政府控制着几乎所有大银行，通过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力量来分配信贷资源。

　　最后，中国需要一种全新的商业思维方式，把消费者而不是政府官僚置于所有经济活动的中心；让企业家作出如何部署经济资源的选择；并且让职业经理人实施这些选择。

　　总结：巨大的人口数量，庞大的劳动大军和一定数量的市场，或许是引领全球经济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一个开放市场前沿、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市场和政府的恰当搭配，以及一种全新的商业思维——中国目前似乎并不具备所有这些条件。▲◆★●■☆


80后一代集体变“老”暮气沉沉
http://news.cntv.cn/2013/05/14/ARTI1368478768883326.shtml

2013年05月14日 来源：人民日报：原标题：莫让青春染暮气

　　似乎在一夜之间，80后一代集体变“老”了。先是怀旧。他们唱着“老男孩”，感叹消逝在记忆里穿着海魂衫皮凉鞋的夏天，怀念看过的连环画，还有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再是叹老。一群在父母看来还是小孩的80后，在比自己更小的小孩面前大叹“老了”“心好累，感觉不会再爱了”……

　　是什么，让本该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变得暮气沉沉？

　　不可否认，那些看似“矫情”的吐槽，背后有着一言难尽的青春滋味。和父辈们相比，青年一代有着无可比拟的生活条件和成长环境，但时代也制造了新形式的磨练。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他们的童年拥有动画片和汽水，也有做不完的作业；他们比父辈拥有更加宽广的人生选择，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他们栖身上一代人从未经历过的网络时代和工业文明，也品尝着城市化带给个体的无助和压力；他们踏入了一个有着空前流动性的社会，也遭遇着精神上的迷茫和认同感的缺失……

　　对身处这样一个变革时代的年轻人而言，生活就像一部不断加速的跑步机。它一方面代表了某种值得追求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不提速就要被甩下来。更令人担心的是，你跑了半天，却不知道目的地在何方，不断地奔跑，换来的只是显示屏上一连串的数字。在这样的处境中，不管是怀旧还是叹老，表达的都是一种面对压力时，对记忆中美好过去的乡愁。

　　如果说“叹老”只是情绪的释放和吐槽，那么精神上的“早衰”就值得警惕了。“早衰”的年轻人，有时会显得和“成熟”很像，举手投足都无比正确，接人待物都恰如其分，说话谈吐都深思熟虑。但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点什么呢？想来想去，原来是少了年轻人的朝气和锐气。年轻人不应该是敢想敢干吗，不应该是直抒胸臆吗，不应该是敢为风气先吗，为什么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像是从少年直接迈入了中年？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回忆一战前太平时代的欧洲时，曾经描写过一个颇堪玩味的现象：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医生都已蓄起大胡须戴上金丝边眼镜，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给患者留下“有经验”的印象。年轻，成为发展的障碍，年老却成了有利条件。

　　对年轻人的不信任遍及了当时所有的社会阶层，人们完全忘记了莫扎特和舒伯特都是在30多岁时就完成了奠定自己一生荣誉的作品。一股沉沉的暮气，笼罩在当时的社会之上。年轻人的扮老和早衰，无非是这一社会活力渐趋迟暮的表现。

　　年轻人有朝气，社会就有朝气；年轻人有光明的前途可奔，社会的未来就一片大好。扫除笼罩在社会上、徘徊在青年人心头的暮气，需要社会对他们敞开更多的机会之门，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广阔的上升空间。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为青年驰骋思想打开更浩瀚的天空，为青年实践创新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为青年塑造人生提供更丰富的机会，为青年建功立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让年轻成为资本而不是不足，让锐意进取、活力四射的青年精神成为社会风尚。

　　“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青年在时代的召唤前应当奋起，更有担当和责任感。当代青年的父辈和兄长们，已经率先垂范，用枕戈待旦的奋斗精神，换来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奇迹。时代转轮的指针已经落在当代青年人的身上，国家的命运也是青年的命运，担负起这一使命，青年人责无旁贷。 作者：白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