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伊朗军方拘内贾德秘密审问7小时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5/03/2373901.html

       每日邮报 2013-05-03：5月3日讯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随着伊朗下月总统选举逼近，保守派内讧转趋白热化。有报道指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为逼选举当局批准他钦点的候选人参选，威胁公开录 音带证明当局在上届选举舞弊。不满他立场由传统保守向右倾的传统人士反击，革命衞队周一将他拘留审问7小时，警告他不要公开危害伊斯兰政权的资料。

　　总统参选人登记日内截止，伊朗传统派新闻网站Baztab报道，艾哈迈迪内贾德最近曾向盟友表明，若负责筛选总统选举人资格的宪法监护委员会拒绝让他钦点的候选人、其亲家兼高级顾问马沙伊参选，他将公开一段录音爆料。　　选举得票率有问题？　　消息透露，录音带内容涉及2009年总统选举投票结束后，选举当局致电艾哈迈迪内贾德，指他虽然只得1,600万票，但当局会讹称他以2,400万 票、得票率62%成功连任；他当时曾反对这样做。选举当局未有理会，触发数百万人上街抗议选举舞弊，有数千人被捕或被虐杀，反对派候选人卡鲁比更被软禁至 今。

　　宪法监护委员会有12名成员，6人直接由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委任、6人由司法总监委任（司法总监本人都是哈梅内伊委任），再由国会批准。艾哈迈迪内贾德威胁公开录音，显然是要与以哈梅内伊为首的传统派人士摊牌。

　　保守派内传统人士近年对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立场，由保守传统向右转已感不满，现在他竟出言威胁，更令他们怒不可遏。革命衞队情报机关消息透露，艾哈迈迪内贾德周一曾被革命衞队拘留审问。

　　出动革命衞队押解

　　艾哈迈迪内贾德当日在德黑兰出席完一个书展活动，接获通知，指哈梅内伊有急事找他。他的车队随即前往，但有三辆属于革命衞队的车强行加入，途中他的专车更跟其他同行保镳车队失去联络。

　　他的专车在革命衞队车队「押解」下，未有前往哈梅内伊办公室，而是去了外交部一幢秘密办公楼。他甫下车，他的保镳就跟革命衞队人员争拗互相推撞，保镳被没收武器和通讯仪器。

　　“捉拿”总统盟友审问

　　艾哈迈迪内贾德被带到位于地牢的革命衞队情报机关负责人塔伊布办公室，被塔伊布、哈梅内伊儿子、司法部长等人审问了七小时，问 他关于录音带的事，又警告他收口，不可危害伊斯兰政权。到晚上11时45分，他才获释。与此同时，数百名革命衞队情报人员就在德黑兰捉拿艾哈迈迪内贾德盟 友，审问他们有关录音带的事。

　　艾哈迈迪内贾德如何看待哈梅内伊的反威吓仍是未知数，但他的发言人之后出新闻稿，澄清没有相关录音带存在，又批评Baztab网站旨在于总统选举前制造不稳。▲◆★●■☆  



从中国到俄罗斯追随陨石
http://chinese.ruvr.ru/2013_05_03/214526591/

   2013年5月3日：“想结婚吗？送一片陨石，保证成功”，“身上带一块天外飞石，一切烦恼全没了”。在中国互联网站“淘宝”上已经出现了大量关于出售车里雅宾斯克陨石碎片的广告。卖家在不保障陨石真假的情况下，一块陨石开价8千块到15万不等。但值得一提的是，陨石坠落之后，俄罗斯学者立刻通知俄罗斯海关采取措施禁止陨石碎片离开俄罗斯境内。因此，淘宝上所售的石块几乎与车里雅宾斯克陨石没有任何关系。但可以明确的是：根据此类广告的数量，可以看出，在中国，对于来自车里雅宾斯克的外星物体和一切与它相关物品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车里雅宾斯克，这座因陨石坠落而闻名世界的城市，现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希望到达的地方。第一批来自中国的游客已经准备好，将于五月底前往车里雅宾斯克进行旅游参观。当地政府表示，在众多外国游客中，中国游客最先决定在南乌拉尔地区进行“陨石朝圣”。

      陨石坠落的地方经常会吸引众多旅游者参观，车里雅宾斯克也不例外。一旦坠落的外星物体迎合了大众口味，那么南乌拉尔地区将会引起来自全世界各地旅游者的兴趣。车里雅宾斯克地区文化部旅游局局长娜塔莉亚·格里采依说：“荷兰、意大利、埃及、科威特、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地区已经开始与车里雅宾斯克政府进行联系，但是目前只有中国游客已经组织好旅行团，并且要求我们制定详细行程计划。”

      “中国游客要求我们预先准备好一个游览计划，其中包括价格和详细的观光线路。我们最终决定，首先让中国游客飞抵叶卡捷琳堡，在叶卡接到他们后，驱车前往车里雅宾斯克，用一天的时间在车里雅宾斯克做好行前准备。之后前往陨石坠落地点进行参观。我们将计划寄给他们之后，他们对我们制定的行程非常满意。”

      “车里雅宾斯克的旅游公司非常幸运，因为陨石恰好坠落在疗养胜地，毗邻著名的疗养院。因此是有一定的游客基础的。中国客人既可以居住在最大的块陨石碎片坠落的地方，又可以在切巴尔库利湖中游泳，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不过这个旅游产品暂时并不专门针对中国游客，因为目前只有一个中国旅游团即将要去切巴尔库利。娜塔莉亚·格里采依承诺，如果今后从中国来的游客队伍能够不断壮大，那么他们就会为中国游客制定专门的旅行计划。

      “第一批中国旅游团配有自己的翻译。不过我们的大学也培养中文翻译。因此中文导游对于我们来说完全不是问题，当然，我们也有中国餐馆。除此之外，地方政府有许多关于发展这片疗养胜地的想法。比如，建设极限运动游乐场等。”

      很多人认为切巴尔库利湖非常神秘。因为这已经不是它第一次“吸引”宇宙天体了。1949年一块重约200公斤的陨石坠落至此。它的碎片也将会向中国游客展示。这次旅游行程计划5天，除去机票费，共计600美元。▲◆★●■☆



李瑞环谈从政经验:告黑状的人不能进领导班子
http://news.stnn.cc/china/201305/t20130504_1887889.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5-04 原标题：李瑞环总结30多年从政经验 对做官的“看法与说法”

　　星岛环球网消息：1987年11月29日，李瑞环在“推荐天津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人选”会议上曾深刻剖析一些选人用人方面的不良风气：“领导之间有意见，可以当面讲，我最不喜欢背地里鼓捣人的人。……我讨厌告黑状的人，对一起工作的人，乃至对自己的下级，当面好好好，偷偷地跑到上边告一大状，有内容，有记录，很系统。……同志之间有意见可以当面谈嘛，我们决不能让这种人进领导班子！对人总是要宽厚，总是要诚恳。待人以诚、以宽。以下为《环球人物》文章实录：

　　如果讲服务业，我们这帮人都应该算“服务业”，因为领导就是服务，人人相互服务。有一位浴池的同志跟我说：“我这个行业很苦啊。天天伺候人。”我问他：“你伺候多少人？”他说：“人家洗澡来，我这一天得伺候20多个人。”我说：“你这个不行，我一天要伺候800万人。”他说：“我很苦。”我说：“你还不够苦，我吃饭的时候，还得有两拨人谈话，边吃边谈，夜里常常3点钟才能睡觉。说苦你还没我们苦。”我这不是表功，我是在讲这样一个道理，人人都在为别人服务，每个人都在被别人服务。因此就不应该轻视任何一个行业，因为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分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每个地方都重要。

　　李瑞环最讨厌那些看不起劳动人民，尤其是看不起环卫工人的人。他在一次讲话中对那些人进行了辛辣批评。

　　看不起环卫工人，看不起劳动人民，这是社会道德上一种值得人们注意和警惕的不好的征兆……我有一个老朋友叫时传祥（北京市掏粪工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开追悼会时，八宝山大灵堂里边、外面都站满了人，不下一两千。而有些人自认为了不起，官是不小可并不被人们尊重。不管什么人，不管多清高的人，多以为了不起的人，在化粪池里看，拉的屎是一个德性。有些人就是提起裤子不认账。看不起环卫工人的人是忘了自己也是拉屎的人。本来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个问题应该是解决得好的。为什么少奇同志接见时传祥？为什么周总理请时传祥去中南海？就说明问题。最近几年来，我看宣传上有毛病。知识分子是国家需要的，尊重他们、表彰他们，给予他们若干的待遇，宣传他们的重要作用和意义都是对的，但不要说别人不重要，你是重要，但是你拉了屎我给你掏了，重要不重要？要不然屎堆在屋里行吗？外地人都说天津真干净。没有环卫工人能行吗？宝元（即赵宝元）同志原来是公用局的副局长，当时天津没水喝，他跟我一起搞水。后来，我看他这个人正派有本事，调他到环卫局当局长。当时有人开他的玩笑说：“闹了半天，你当了个屎头啊！”我说，这个认识不对。一个城市里，环境卫生这块工作搞不好，不行。要让大家的生活都方便有序，干干净净，心情舒畅，没有环卫这支队伍是不可想象的。

　　李瑞环一直非常关注民情民意，认为这是领导者做出一切决策和措施的依据。2002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就告诫大家要重视社情民意。

　　现在顺口溜很多，网上传闻很多。可以肯定地说，有若干个东西是没有的，但反映了一种情绪。“上山下水问渔樵，要知民意听民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重视民谣，特别是童谣。为什么是童谣呢？实际上是成年人编出来让儿童念的，儿童念出来不犯法。皇帝一听见童谣直接奔他来，就来个罪己诏。我们对顺口溜之类的东西也要重视。昨天总书记（江泽民）和我听一个委员讲，现在民间流传一副对子，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加水，水到渠成”，横批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类似的对子讲了若干。总之，对目前社会存在的各种情绪要重视，绝对不能麻痹大意，同时也要分析，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

　　为官者的实干观——

　　“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何况人呢？”

　　也许因为李瑞环自己就是从最基层干上来的，所以他特别强调官员的实干作风。1985年5月29日，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就在《天津日报》上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兴邦之道——再谈少讲空话，多干实事》。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有些同志沾染了一些很坏的风气，他们习惯于坐在屋子里，豪言壮语，气吞山河，听起来似乎决心很大，道理很多，但只有唱功，没有做功，嘴行千里，屁股在屋里。高谈使他们浪费了很多时间，阔论使他们耽误了许多事情。有些同志“茶碗一端，说话无边；香烟一点，专说人短”。他们习惯于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就是不说怎么样才对；他们总喜欢说这人不行，那人不行，就是不说自己行不行；他们不当运动员，只当裁判员，只吹哨不上场，谁“进球”吹谁“犯规”；你在前边干，他在旁边看，干好了他说“早该如此”，干错了他说“意料之中”。他们涣散了别人的斗志，污染了周围的空气，误事、误国、误人、误己，此患不除，四化难矣。

　　去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到北京市西城区主持召开一个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座谈会。会上，他讲了一个关于“空谈误国”的故事，把与会者都逗笑了。这个故事是他从尚未正式出版的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上读到的。其实，这是李瑞环1992年1月25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的一段话。

　　宣传思想战线的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事业心，作风要扎实，思想要艰苦，虚功要实做。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何况人呢？

　　原来，湖北神农架地区野猪糟蹋庄稼厉害，群众叫苦不迭。乡村组织民兵驱赶，花费很多人力也不见效。后来有人想了个“高招”，用录音机录上狮、虎的吼声和人声、枪声，用高音喇叭播放，开始果然有效。但几天后，野猪试探着往庄稼地里凑，用身子靠靠绑喇叭的杆子，发现仍只是叫喊而没动作，就甩开嘴巴把绑喇叭的杆子拱倒了。当地人说，说空话、唱高调连野猪都骗不了!

　　1994年10月，李瑞环在听取有关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曾引用李自成的故事说明形式主义的危害性。

　　实在地讲，现在形式主义的东西、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仍然不少。比如各种各样的节日越来越多。当然有些节日如国庆节以及一些民族传统节日等，庆祝庆祝，办得好一些，也属必要。问题是现在节日太多太滥，各地方有各地方的节，各行业有各行业的节，各种产品有各种产品的节，西瓜有西瓜节，橘子有橘子节，茶叶有茶叶节，花卉有花卉节，可谓名目繁多。民间传说，李自成进北京，本来该坐42年天下，结果他天天过节，把节日提前过完，42天就败退出北京。这说明老百姓都知道天天过节是不祥之兆。节太多，庆祝活动、纪念活动太多，不必要的会议和应酬太多，使领导同志的时间被严重肢解，难以集中精力想大事、抓大事、办实事。而且每次活动、每逢过节都要花很多钱，助长了奢侈之风，群众对此反映强烈。所以，必须提倡领导干部塌下心来琢磨事，扑下身子干工作，不能整天处于应酬之中。▲◆★●■☆


　为官者的实事求是观——

　　“人总是有优点有缺点，有长处有短处，不能把自己的长处搁在脑袋上晃悠，把人家的缺点从屁股底下抠出来跟自己的优点比”

　　一个人、一个单位，乃至一个国家，在处理复杂、关键的问题时，固然需要丰富的知识，但更需要智慧与方法。李瑞环认为，一个好干部，不仅要有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还要有科学的工作方法，尤其是要把辩证法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去，“处处都有辩证法”。

　　1990年4月28日，李瑞环在《人民日报》国内记者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了官员“言行要符合实际”的问题。

　　在天津工作时有人问我，讲话为什么那么难，准备了很长时间，人家还说听着别扭。我说原因有三：一是水平问题，像我当木匠的，叫我当市长，现在管意识形态，当然就难；再一个是由于问题重大，需要慎重考虑，也比较难；还有一个是说的不是自己的话，不是怎么想怎么说，而是说违背本意的话，当然就困难，听的人也觉得别扭。我们是搞唯物论的，总是要力争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实际,但有时官越大越不容易符合实际。

　　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很多人往往在成绩和问题面前，不能保持客观对待的态度。这方面，李瑞环曾在2002年两会期间有过精彩的表述。

　　既要充分地肯定成绩，又要清醒地看到问题。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举世公认的。在公开场合，在群众中，在宣传报道里，要多讲成绩，多讲大好形势，以鼓舞士气，凝聚人心;但在党内，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在研究工作时，则要多谈问题，多看困难，多找不足，以保持清醒，作最坏的打算，图最好的结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最大的问题是对问题缺乏警觉。毋庸讳言，我们现在确实面临不少问题，有些问题应该说还比较严重……比如说腐败问题。这些年我们下了很大的力气抓，杀人都杀到国家领导人一级了，但还是没有遏制住，有的甚至愈演愈烈，特别是贪污受贿的案子越来越多，涉及的钱数越来越大，职务越来越高，群众反映十分强烈，等等。我们许多在位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在会上听到的都是“满台锣鼓响，一片赞扬声”，很少有谈这些问题和问题的严重性，谈问题怎么解决；很少有人说出这么多问题的原因在哪里，上下都有意见，谁也没有责任。长此以往，非出大问题不可。

　　在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上，李瑞环也总结了很多经验。他特别强调，“团结稳定”是一切事业的基础，尤其是一个班子里的领导干部，要客观认识自己的优缺点，互相以诚相待。

　　俗话讲，有缘千里来相会，能在一起工作，真是个缘分，有这么一段合作共事的历史，应该留下美好的记忆。人总是有优点有缺点，有长处有短处，不能把自己的长处搁在脑袋上晃悠，把人家的缺点从屁股底下抠出来跟自己的优点比；一个班子总有强一点的弱一点的，没有弱一点的也显不出来强一点的，你强是因为有弱一点的托着，相互可以取长补短才成其为班子；一个班子总是有文的有武的，一个乐队有吹管的、有拉弦的，但指挥就是一个人，大家都当班长、都来指挥，就没法办。所以我说，假如把12个省委书记弄到一个班子里，那这个班子肯定弄不好。

　　为官者的用人观——

　　“对一起工作的人，乃至对自己的下级，当面好好好，偷偷地跑到上边告一大状……决不能让这种人进领导班子！”

　　2010年，李瑞环出版《务实求理》一书，其中他讲到了一种怪现象，那就是有的单位用人制度不够透明，选拔干部时搞“帮派”。这次，在《看法与说法》里面，他又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改变用人制度。一叫体制，二叫用人。体制也是人确立的。政治体制改革，说来说去是用人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如果干部人事制度不改革，其他一切改革都靠不住……我们现在的干部人事制度从下边往上边看，透明度很低，掩盖物太多，搞得有些神秘化。为什么有些干部怕领导不怕群众，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在群众面前什么离谱的话都敢说，什么离谱的事都敢做，怕仆人不怕主人，就是因为他的命运在领导手里，吃谁的饭，当谁的官，拿谁的钱，把领导赏识和群众拥护看作两码事。要增强选拔干部的透明度，去掉笼罩在干部人事制度上的神秘色彩。要使我们的干部一开始就最大限度地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以利于群众发表意见，使群众到关键的时候能起作用。做到这一点，就是一大进步。

　　1987年11月29日，李瑞环在“推荐天津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人选”会议上，曾对一些选人用人方面的不良风气进行过深刻剖析。

　　现在社会上存在着一种歪风：有的人不干事却事儿很多，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你长我短，一帮一派。我讲过领导干部要坚持“四人”：诚恳待人，平等待人，一视同仁，知人用人。领导之间有意见，可以当面讲，我最不喜欢背地里鼓捣人的人。和我打过交道的人知道我这个脾气，或者叫毛病。我讨厌告黑状的人，对一起工作的人，乃至对自己的下级，当面好好好，偷偷地跑到上边告一大状，有内容，有记录，很系统。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先问他，你找他谈过没有？你批评过他了没有？那么作为你的同志、你的部下，你看到缺点不找他谈，不批评他、帮助他，跑我这儿来说这一通是什么意思？是证明你正派呢还是证明你忠于领导？我不反对向领导反映情况，但处事要处以公心，对同志要好心。同志之间有意见可以当面谈嘛，我们决不能让这种人进领导班子！对人总是要宽厚，总是要诚恳。待人以诚、以宽。其次是实实在在地干事。你说我们这个班子里边有多大的本事？没有。我出过一个题：两头骡子拉车快还是两头驴拉车快？毫无疑问，一般地讲两头骡子拉车快，力量大。我说未必——一个往前拉，一个往后拉，把车拉散了。小毛驴劲不大，但一股劲蹦跶蹦跶老往前走，一定比骡子快！

　　2002年2月，李瑞环在听取中央统战部汇报时所讲的一段话，对我们领导干部的用人观，也是极有启发意义的。

　　我们执政50多年了，政权、军队都在手里，如果说还有那么多人反对你，就要认真想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举两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人和事。小靳庄过去很有名，这个村的支书在“文革”后期当了宝坻县的书记。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批判他，他不理解，说“当初到县里来是你们让我来的，现在你们批我的那些理，我连听都听不懂”，说完话，拎起行李、骑上自行车就回家了。他以后在村里带领群众致富颇有成就，村里党员又选他当书记，有的人想不通，认为他是“三种人”（“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我问他还是不是党员，既然是党员，既然是多数党员都选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他当村支部书记后干得非常好。还有孙健，一个烧锅炉的，在“文革”中当了副总理，在位时也说了不少昏话。下台以后，他告诉别人，自己糊里糊涂地上去了，糊里糊涂地下来了，他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整党时，有人提出把他开除出党。我为此专门找了薄老，希望将此人留在党内。孙健本人深受感动，跑到天津市委组织部大哭了一场。这个人回到单位后同样干得很出色。我举这两个例子，想说明一个道理：许多人并不是鬼，是我们自己疑神疑鬼，结果把人变成了鬼。若干年来，在民族工作中，在其他许多方面，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为官者的学习观——

　　“有些文章写得不好，不是词汇不够多、句子不够美，而是在鼓捣字儿上花的时间太多，在研究事儿上下的功夫太少”

　　李瑞环爱读书是出了名的，他不仅自己读书，也大力倡导干部们多读书。他认为，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的最大威胁。

　　1987年，天津召开了一个调查研究工作会议。会上，李瑞环介绍了自己的读书经验。

　　我体会最基本、最重要的是：硬着头皮去读，咬紧牙关坚持。就像古时读诗词一样，先会背诵，后解其义。这样做当然很苦，读书怎能不苦？自古以来都叫“苦读”，“寒窗苦读”，“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你不动摇，不松劲，只要你能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终究会迎来“蓦然回首”的新局面。要勤于善于思索，“学而不思则罔”。读不懂读不进的原因之一是缺乏思索。思维活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是获得理性认识必需的条件和过程。要坚持多思，学会善思，养成思索的习惯，这不但可以增进理解，还可以增加兴趣，增多学习的时间。要学会联系，联系实际、联系工作、联系生活、联系常见和熟知的事例去理解书中的内容……

　　读书和写文章是紧密相连的，李瑞环还就写文章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没有专门学习过写文章，现在也不能说会写文章，但我做过一些实事，研究和处理过一些问题，总觉得写文章与总结经验有密切关系……写文章讲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讲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但如果缺乏对生活实践的深刻了解，缺乏对实际问题的深入研究，言之无物，无病呻吟，也就无法写出具有“三性”的好文章。我们有些文章写得不好，不是词汇不够多、句子不够美，而是动机上、内容上、方法上有毛病，在鼓捣字儿上花的时间太多，在研究事儿上下的功夫太少。为文章而文章，从文章到文章，这种方法，永远写不出好文章。

　　对于一些领导干部在讲话或写文章中出现的不好现象，李瑞环也提出了批评意见。

　　领导干部讲话、文章中引用一下诗词典故，可以画龙点睛、节省文字，用得好还可以提神，但过分地、刻意地花太多工夫去寻章摘句，没多大意思。我这里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一年中秋节和民主党派成员赏月，事前我也找了两段有关中秋的古诗，但到我讲话时，前面的人把我准备的诗都用过了。我说：“我找的几首诗，你们都用过了，我再重复背也没什么意思了。但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对我们这些日夜忙于实际工作的人，找、背几句诗很难，我想老百姓也不会希望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查诗背诗，这不是我们的职业。但我们有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作家诗人，他们可以花点时间按诗词的描写对象分门别类地编一本书，或者叫词典。这样我们查找起来就方便了，他们也有活干了，岂不是两全其美！”后来还真编出了这样一本书，叫《古典诗词百科描写辞典》。这个书很受欢迎，印了很多次。序言里就是我前面这段讲话的意思，是说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或者叫正业。领导人喜欢点历史、文学是好事，但不务正业，影响了本职工作，就变成坏事。历史上不务正业的人不少。当皇帝写诗最好的应该是南唐后主李煜。作为一个皇帝，他的诗放到诗人里边或用现在标准看也算好的。但是，他垮台了，被俘虏了。中国还有个皇帝喜欢唱戏，就是唐明皇，梨园就是从他那里说起来的，到今天唱戏的祖师爷还是唐明皇。最后怎么样呢？连老婆都保不住，自己跑到四川去了。还有个皇帝喜欢写字画画，这就是宋徽宗，字写得好，画也画得好，在中国书画史上很有位置，现在卖得也很贵，结果怎样呢？把国家搞垮了，自己也当了俘虏……我不是说领导干部查书背诗不好，而是说领导的时间有限、宝贵，比这重要的事多着呢！▲◆★●■☆



不容勾结外国势力搞乱香港
http://ed-china.stnn.cc/HongKong/201304/t20130428_1886175.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4-28：香港《文汇报》日前发表文章，题为：不容勾结外国势力搞乱香港。作者梁立人。文章如下：

　　就正常情况而言，劳资一旦起冲突，大部分人都会站在劳方这一边，支持弱势社群争取自己的权益。不过，最近的香港码头工潮，却显露了它的不寻常，其迹象有二：一，发动罢工瘫痪货柜码头，并且围堵长江中心，呼应“占领中环”的始作俑者，正是一直和美英势力勾结，臭名昭著的工贼李卓人；二，在发动罢工之后，李卓人的职工盟立即得到了600多万元捐款，外国势力立即给予财政支持和策略指导。很明显，外国势力已牵涉进香港的工运，罢工性质已经不再单纯。

　　李卓人对于金钱来源讳莫如深，其实，这只是掩耳盗铃的所为。职工盟获得在英国成立的国际运输工人联会（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 ITF）支持。早已是众所皆知的事实，这暴露了李卓人之流里应外合，意欲搞乱香港的意图。他们的目的不仅要瘫痪香港货柜码头，还要把西方工会势力延伸入香港和内地，东方和西方一起配合，打击中国出口贸易和货运业务。

　　李卓人与外国工会里应外合

　　工会历史虽然已有一百多年，工会组织罢工是属于为工人争取权益的工业行动，但近年来由于社会情况有所不同，工会不再单纯是为工人谋福利的自发组织，而是有着严密的组织架构，雄厚的财力，复杂的政治背景的专业机构。在外国，工人加入工会每月需交会费，须听从工会的统一指挥，工会聘有自己的法律顾问，专职的管理人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令不少企业闻虎色变。由于罢工破坏性极大，足以迫使政府改变政策甚至倒台，在19世纪以后，罢工已被不少国家列为非法行动。

　　ITF恶名昭著，受到多个国家的抵制，它的主要活动范围包括芬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英国、澳洲等。由于近年大部分货运活动已经转到中国，因此，攻入亚洲地区，突破中国港口，就成为了这个西方工会的战略考虑。美国和英国要打击中国经济的崛起，借香港的“码头风云”催谷“颜色革命”，也是其中的考虑之一。

由此可见，香港的码头风云绝不是单纯的劳资纠纷，而是外国反华势力介入香港问题的政治事件。事实上，李卓人的职工盟不但取得外国实质的金钱资助，前港督彭定康的智囊、英国情报部军情六处的特工顾汝德已坐镇香港出谋策划。ITF日前更发表声明，声援香港码头业职工会发动的葵涌货柜码头工人罢工，并威胁说货柜码头的大股东必须要与工会直接对话和谈判，否则就算是严重违反国际劳工条约标准，暗示将会受到西方码头工会报复，将香港及中国的航运事业置于“世界大战”的版图中。山雨欲来风满楼，香港的经济发展饱受威胁，政治形势日趋险峻。

　　制止引狼入室搞乱香港

　　虽然顾汝德对码头工人罢工轻描淡写，说“激烈行动并不影响经济”，其实，英国本身饱受罢工之苦，其中的严重后果他们自己最清楚。一直以来，由于英国工会和政府的长期斗争，令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罢工行动撕裂了英国社会，令英国的产业空心化，没有人投资，从此英国失去了竞争力，工人连饭碗都不保，需要靠领综援金过日子。现在英国的大学生毕业后，每4个人中就有3个人失业。这都是活生生的现实。在香港，罢工行动已令有十数年历史的外判公司高宝宣布结业，发展下去，相信结业的公司陆续有来，可以肯定，香港工运如果跟着李卓人的指挥棒走下去，无论罢工胜利或失败，工人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虽然说，罢工在香港并非违法，但无数事实已可说明，李卓人领导下的罢工行动，已超越了正常轨道，不但影响到香港的经济发展，分裂社会族群，还将外国势力带入香港，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已到了政府无法袖手旁观的地步。

　　为了保障700万人的利益，为了香港能稳步向前发展，我们强烈呼吁特区政府采取有效行动，制止李卓人之流引狼入室，搞乱香港，民主自由并非反中乱港分子胡作非为的免死金牌，七百万善良老百姓已经受够了，特区政府及治安单位应该为香港的安定繁荣发出狮吼了！▲◆★●■☆


张小泉剪不断的百年情愁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oc/2013/05/130503_fooc_scissor.shtml

BBC记者沙磊，上海  2013年5月3日： “裁剪江山成锦绣”是著名剧作家田汉为张小泉剪刀创作的赞美诗

每个老字号都有一部创业史，每部创业史都见证着中国的变迁。BBC记者沙磊最近走访了“张小泉”，听历史、看现状，展望这把剪刀能否也在国际舞台剪出一片锦绣江山？

商家企业，成功之路，想必都曾经有起有伏。

但是，杭州的张小泉公司历史更加悠久、动荡更加激烈。

历代王朝且盛且衰。经历过战争、革命，中国经济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再返回资本主义。

时光流转，“张小泉”却一直在悄悄地打造不起眼的家用器具—剪刀。

明朝末期，一位名叫张思家的手艺人下功夫把剪刀作得既锋利、耐用、又漂亮。中国“煮妇”手中突然有了强大的新式武器，对当时的鸡鸭来说，无疑是个噩耗。

几十年后，张小泉子承父业，搬到杭州。1663年，以张小泉命名的剪刀作坊正式成立。

丁成红说，要坚持良钢精作的古训

缺点什么？

张小泉剪刀公司的现任总经理丁成红告诉我，现在，他们仍然致力保持历史传承。

丁成红说，“我们的创始人有句古训，良钢精作。”他说，现在我们用的钢与其它许多厂家不同。便宜的钢材每吨只要7000-8000人民币，我们用的钢材每吨价格在11，000-12，000元。

现在，还有几位手艺人能用传统方式纯手工打造剪刀。但是，在现代化的厂房参观时，我不由暗想，这里好像缺了点儿什么？

如同飞机库一样宽大的厂房内，巨大的金属锻压机叮当作响，身穿连身工作服的工人看上去好像是刚从共产党的招贴画上走下来。眼前，几乎看不到任何历史遗产的迹象。

这就是中国著名的批量生产。现在，张小泉公司总计有员工1500人，每年生产大约700万把剪刀、300万把刀。剪刀平均售价每把3-5美元。

在世界上任何其它一个地方，你可能都会想，有张小泉这样显赫出身的品牌，市场定位是不是更趋向高端？甚至，创出一个高档次的国际声誉。

张小泉公司年销售额大约4000万美元，其中出口额还不到0.5%。

张倩：被曲别针淹没的剪刀继承人

“自愿充公”

要找到答案，我们可能仍然需要回顾同样代表着中国变迁的张小泉剪刀的历史。

在二楼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内，我找到了办公室经理张倩。看上去，她没有太多的牢骚。有份好工作，有单位分的一套小公寓。但是，看看她的姓。张倩，也有可能拥有更多。

她是张小泉的第13代直系传人。1958年，第11代传人、张倩的祖父是这家生意红火的剪刀厂的资本家。他突然发现，在历史长河中站错了“队”。

共产党政府要搞公司合营，私营企业以及所有资产，包括老宅子，都要“自愿”交给国家。

张倩说，“你必须自愿。当时我还没出生呢，所以，我也不能说自己有什么遗憾。”她还说，如果历史不同，“我今天的生活肯定也不同。”

一位剪刀继承人被曲别针所淹没。中国政治的动荡改变了无数人生，这只是其中之一。
工人

“张小泉”考虑从德国进口先进设备

定定神

此后几十年，“张小泉”一直受国家控制。

1990年代，张小泉工厂的工人已经增加到2500人，机器连轴转，每年出产的剪刀、刀具总数达到2千万。其中也包括了一些低档产品。

要是历史没有再一次大转弯的话，这种局面可能也就持续下去了。

199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大规模重组，许多国营企业又被民营化了。2000年，国家脱手75%的股份，“张小泉”成了有限公司。

如同许多中国企业一样，突然置身于全新的经济现实，需要眨眨眼、定定神，找到立足点。

1000名工人下岗。他们说，这是通过自然减员逐步实现的；产量大幅度减少。

张小泉公司一位姓江的品牌经理告诉我，“中国私营企业和职业总裁的历史还很短。我们的主要计划是要从生产厂商转型为品牌运营商。过去，我们相信有酒不怕巷子深，仅仅关注生产。”

今年早些时候，“张小泉”第一次将产品带到了世界领先的法兰克福交易会。当然了，现在，他也“触电”，利用互联网销售，并且在研发新产品。

放眼全球

但是，开创出口市场，还有另外一大障碍。

丁成红告诉我，中国剪刀和西方剪刀不一样。“在欧洲和美国，剪刀主要用来剪纸，因此，刀刃更长，把手更短。但在中国，剪刀被用来剪纸、食品、布、甚至用来修鞋。”

“张小泉”正在与德国洽谈引进先进仪器设备，帮助生产尺寸和形状更适合用外国市场的产品。

创建350年，张小泉依然面临挑战，比如，商标侵权的马拉松官司、假冒伪劣产品等。

但是，也许现在，张小泉也正好有机会发挥历史传承之优势、把自己从仅在中国家喻户晓打造成世界品牌。

归根结底，搞营销的人都爱说，卖故事比卖东西要容易得多。张小泉的故事够传奇吧？▲◆★●■☆


中国反腐机构连大学都有 互相争斗给腐败机会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05/201305040220.shtml#.UYRlr0qVBT0

2013年5月04日  来源：财经网　原标题：中共长期执政的挑战与智慧
    
    ●  在学习他国方面，我们不仅要看别国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别国失败的教训
    　　　　
    观点摘要：
    　　
    在学习他国方面，我们不仅要看别国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别国失败的教训。我们的知识分子往往一看民主，就看美国、欧洲的民主，却从来不看非洲的民主，不看泰国、菲律宾的民主，也不去看拉丁美洲的民主
    　　
    看不到既得利益，社会也就不存在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本身就是由各种既得利益组成的。中共在现有的体制下，要做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也就是要让新的水流进来。制度必须是开放的——永远向新的利益开放，这样才能永恒
    　　
    很多人认为民主是整合社会的机制，其实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分化社会的机制。现代社会是个利益多元的社会，只有当中产阶层的利益庞大时，当他们的利益成为主导利益时，社会才稳定，政治也才稳定。西方做得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把中产阶级做大了。可以说，西方国家是中产阶级自己整合了自己
    　　
    我最佩服的就是邓小平，面对既得利益，他首先承认这是既得利益，再在既得利益之外通过政策等各种因素培养新的利益，让新的利益长大之后对既得利益产生压力，再去改革既得利益。反腐败也是同样的逻辑。你不能仅“苍蝇”、“老虎”一起打，而是要在“苍蝇”、“老虎”之外培养不是“苍蝇”、“老虎”的力量
    　　
    学习他国，不仅要看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失败的教训
    　　
    从西方的视角来看，中共选拔出的最能干的人的过程跟他们的标准选举过程不同，所以会有质疑、有批评。以选拔政治局常委为例，可从“性别、资历、年龄、利益”角度来观察。具体来说，就是性别方面偏重男性，比如政治局常委中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女性，这跟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资历就是已经担任过两届政治局委员的先有资格入选常委；年龄的规定，简单来说就是“七上八下”，即67岁的优先入选，年轻的延后考虑；利益主要就是利益的平衡。关键就是这八个字，下一届肯定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西方的选举制也不能保证最聪明、最能干的人一定会被选上，比如美国最聪明、最能干的人可能都去经商了，二流的才会成为政治家。同时，也不能保证最坏的人就不会当选，希特勒等政治人物就是由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台湾的陈水扁很腐败，但也是选举出来的。当西方评论中国的时候，往往会把他们自己也没有的东西加到中国身上，以一种理想化的标准看中国，这种情况在很多中国人身上也是一样。其实只要有规矩、有程序就没问题的。如果中国按照现在的制度设计继续走下去，行政效率就会比西方多党制的互相否决的(政治)效率要高。
    　　
    另外，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近代以来就深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线性的。西方很多反对马克思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是线性的，即认为社会的发展必须要从这头走到那头，是一条路。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历史是开放的，是复杂的、多方向的，也是没有终结的。所以我也一直在批评中国人思想被殖民地化了：西方走过的路，中国一定要去走吗？我们是要学习西方，但主体是我们自己。我为什么那么强调贤人政治和选拔制呢？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主体。中国可以越来越多地学习西方，学习他们的民主因素，但是绝对不会演变成西方民主。如果一定要刻意地模仿，就会失败，这是我的判断。五十年后我们可以再来检验。
    　　
    在学习他国方面，我们不仅要看别国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别国失败的教训。我们的知识分子往往一看民主，就看美国、欧洲的民主，却从来不看非洲的民主，不看泰国、菲律宾的民主，也不去看拉丁美洲的民主。我们要有比较的眼光，同时，比较的前提是尊重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
    　　
    执政党要长期执政，政策就要不断地变化
    　　
    中国是延续性多于变化。从历史上看，从粉碎“四人帮”到邓小平上台，这可以说是最大的转变，但是中国仍然很好地保持了权力交接的稳定，用西方的话说是成功地实现了从“毛主义”到“邓主义”的过渡。成熟的民主国家是在同一个宪政框架下的反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不会变化，只是针对具体政策层面的调整。而中国在这一点上，变化应该更多一点。西方国家往往可以在政策层面一下子转变过来，而中国与此相反，延续性太多，变化不够。当然政策的变化不是说否定前一任领导人的政策，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具体的政策当然是不同的，但也正因为时代的变化，对新一任领导人提出了政策变化和创新的任务。
    　　
    执政党要长期执政的话，政策就要不断地变化。任何事物都在变，只有“变”这个道理是不变的，这是中国古典《易经》的核心。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批评说社会经济变化那么大，但是政策上面跟不上的原因，就是因为执政者调整得不够快。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的变化更大。例如，我们还能找到以前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么？农民工、知识阶层这些都是全新的。社会变化大，经济层面变化就更大了。以前是计划经济，现在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前说政治和经济“两张皮”，指的就是政策脱节于社会现实的问题。政治最后都要表现为政策，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政策上的变化不够，跟不上现实，所以政府和官员每天都疲于奔命，每天都在“救火”，结果每天都很累。
    　　
    不是民主而是中产阶级整合了社会
    　　
    很多人认为民主是整合社会的机制。其实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分化社会的机制。西方做得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把中产阶级做大了。美国两党制，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谁执政都要照顾这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你可以左一点、他可以右一点，都没有关系，但必须照顾到他们的利益。哪一个政党，一旦脱离了中产阶级，根本就不必再去想争取政权。可以说，西方国家是中产阶级自己整合了自己。整合社会并不是靠民主，泰国就是个被民主分化的典型案例，城市居民选出的首相农村居民不接受，农村居民选出来的首相城市居民也不接受。再看台湾社会，因为“统独”问题，也造成了社会很多方面的分裂。政党就是分化社会的，是你拉你的人，我拉我的人，我们互相斗，这就叫作政党。为什么中国以前那么反对朋党呢？原因就在于此。
    　　
    现代社会是个利益多元的社会，只有当中产阶层的利益庞大时，当他们的利益成为主导利益时，社会才稳定，政治也才稳定。可以说，有了中产阶级什么都有，没有了中产阶级什么都没有。中国现在人均GDP5000元左右，如果能够从中等收入水平转型达到高收入水平，成为发达经济体，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问题就没有了。现在极“左”、极右等等思想和影响都有，但到了那个时候即便它们还会存在，也起不了任何作用了。
    　　
    所以，中国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三件事：第一件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把中等收入社会转型成高收入社会，而这一块城镇化就非常重要，突破口在城镇化。但是城镇化必须要有一个目标，也就是培养中产阶级，不能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中产阶级社会也就是消费社会，现在的中国根本未形成消费社会，孩奴、房奴等等就是例证。我为什么强调土地问题，也就是住房问题，这是社会领域一块很大的问题。“居者有其屋”应当是中国梦的一部分，有恒产者有恒心，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归纳起来就这两点，没有什么其他的。第二件是党内这一块，既然党是主体，党怎么做？我想反腐败最重要，反腐败在党内的这一块，这是主体性的建设，当然反腐败也不能仅限于党内，所有的组织都要反腐败。第三件则是中国梦跟国家、跟社会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能让老百姓做起中国梦，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做“西方梦”。好多东西确实需要去做，但改革一定要有目标。
    　　
    改革需要摒弃“应该怎么样”的思维方式
    　　
    改革怎么去改？首先我们必须“经验地”来看问题，而不是“应该怎么样”。中国人受传统的道德哲学影响很深。我们老师教给大家的常常只是对错的问题：这是好的、那是坏的，我们看电影也分这是好人、那是坏人。这样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对于学者是完全不够的。再比如前几年讨论中国模式的问题时，很多人一提到中国模式就首先区分好坏，比如赞成者说中国模式是好的，比西方模式好，而批评的人往往说中国模式不好，我们改革就是要消灭这个模式。这就是一种“应该怎么样”的思维方式。
    　　
    体验社会要比头脑中去想更重要，现在好多中国学者不了解中国社会。我们所想的，与我们实践的东西一定要对应起来。理想很简单，人类社会99.9%的理想最终都没能成真，甚至我今天上午的理想跟下午的理想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寻找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如何发展，要把握社会的客观规律，而不是社会“应当怎么样”。每个人如果都从“应当”层面出发，100个人可能会有200个不一样的东西。事物本身有发展的“势”，我们作为学者就是要去揭示这一点。
    　　
    制度设计要给“新利益、新势力”一个机会
    　　
    具体到改革中，究竟该怎么做？以反腐败为例，其实反腐败也是一门学问。中国就是内部多元主义太多，外部多元主义太少。像新加坡的一个反贪局、香港的一个廉政公署，两个机构都很小，但人家的社会就清廉了。反腐败机构中国党内有几块，政府有几块，人大、政协，甚至连大学都有，哪有这种事情？内部太多元了，谁来负责？没有人负责。互相间你争来、我争去，反而给腐败很多机会。就像很多人说的，中国反腐败的机构本身也难以避免腐败。内部必须要整合，我以前就提出要建立反腐败的大部制，一定要协调起来，否则互相掣肘没有效率。同时内部要集权一点，外部要分权一点，比如学校反腐完全可以引入社会审计机构，就算学校自己的审计制度还没有培养起来，也可以借助外部的先用。外部审计、社会力量和媒体公开一点。现在微博反腐太多了，成本太高，那是个人反腐败，必须要制度化，不沿着法治的轨道，最终会形成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社会的信任度也会越来越低。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反腐败要设计一个制度给清廉一个机会。假设我要提拔你了，我就要事先问你一下，你愿不愿意财产公开，如果你不愿意，那我也就不缠你了。而那些愿意的则表明：第一，你确实是很清廉的；第二，可能问题不大。那么，我就提拔你。我们需要设计一个制度让清廉这一块力量成长起来。我不认为人生而腐败，腐败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是制度的产物。现在的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腐败，但是在这个制度体系下不腐败没法生活，不腐败没法工作下去，所以就要设计一个制度给清廉一个机会。就像以前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国有企业改不动，那我就让国有企业之外产生一个民营企业。你看，中国的改革逻辑就是跟西方的逻辑不一样。再好比我们说要消灭既得利益，但是可能你还没有消灭它，它就先把你消灭了。改革的逻辑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最佩服的就是邓小平，面对既得利益，他首先承认这是既得利益，再在既得利益之外通过政策等各种因素培养新的利益，让新的利益长大之后对既得利益产生压力，再去改革既得利益。反腐败也是同样的逻辑，你不能仅“苍蝇”、“老虎”一起打，而是要在“苍蝇”、“老虎”之外培养不是“苍蝇”、“老虎”的力量。其他国家也是一样，日本明治维新就是靠精英，一帮新的精英产生了，后来逐渐取代旧的精英。中国改革的逻辑就是如此。
    　　
    看不到既得利益，社会也就不存在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本身就是由各种既得利益组成的。中共在现有的体制下，要做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也就是要让新的水流进来。制度必须是开放的——永远向新的利益开放，这样才能永恒。
    　　
    创新有时候比体制改革更重要，因为每个体制之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例如，我们现在大学的很多教授整天都在想着改革，但是一旦改革改到自己头上，肯定比谁都抵制得厉害。所以说每个体制之后都是既得利益，城市居民是既得利益，官僚机构是既得利益，国企、银行、大学等全都是既得利益，你能一次全部改得动吗？你必须要在这些之外培养新的利益，因而体制、制度的创新更重要。我的判断是，美国的制度，它是民主的，其优势不在于它改革容易。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的社会政策改革有多难。美国的优点在于它创新的空间大，制度创新的能力很强。中国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制度创新比制度改革更重要，好多制度都是这样，不止中国这样，其他国家也一样。（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人民论坛记者袁静采访整理）    本文来源：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