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既得利益者仍将阻碍收入改革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303/t20130325_1872858.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3-25：《学习时报》3月25日发表文章，题为《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者车海刚，文章如下：

　　备受期待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已于今年春节前夕公布。2月5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标志着这一改革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两会”期间，收入分配改革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可谓“十年磨一剑”。早在2004年，这项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即已启动，此后几经波折，延宕多年。去年以来，中央高层多次就此问题明确表态，显示改革方案的制定提速，终于在春节和“两会”召开之前交出了“答卷”。

　　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经过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整体上摆脱了“患寡”；但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国家统计局 10年来首次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后逐年回落，2012年为0.474。抛开对这一数字准确性的争议不论，即以0.474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相比较，也能反映出收入分配不合理之严重。况且，近十几年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处于0.4以上的高位。

　　在此情况下，无论是从社会要求还是国家发展战略看，都不允许分配制度改革长期拖延下去。可以说，跨越了“贫困陷阱”的中国，正面临着避免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挑战。

　　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既体现在不同区域之间和城乡居民之间，也体现在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阶层之间，后者尤为公众所关注和感受强烈。

　　“提低、扩中、控高”，是党的十六大即已确定的收入分配改革思路。从《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可以看到，这六个字仍是今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原则和主线。就三者的关系而言，“提低”是基础，“扩中”是关键，“控高”是难点。

　　“提低”，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这是合理调整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差距的基本着眼点与突破口，对此具有广泛的社会共识，实现的阻力较小；“扩中”，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形成相对稳定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这不触及其他群体利益，因此也无多大异议；“控高”，即调节和控制一些垄断行业及特殊群体的过高甚至畸高收入，由于这部分人已形成既得利益群体，且掌握有一定话语权和较多社会资源，是推进改革的最大阻碍，这也正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历经十年坎坷的根本原因，预计未来还会成为改革实施过程中的掣肘因素。

　　实现“提低、扩中、控高”，既需要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也需要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近年来，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在改善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出台了许多政策措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重点是完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增加各项民生事业投入等，主要集中于再分配领域。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分配兼顾公平，是我们的一大特点。5年前召开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把“公平”列为对初次分配的要求，这是一个显著变化。

　　而在此次《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继续完善初次分配机制”和“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被列为平行并重的两个章节，体现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双管齐下”、共同发力的改革意图。其中，在初次分配方面多有亮点，包括：促进中低收入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建立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等。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改革方案将“推动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单列一章，提出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加强领导干部收入管理等，瞄准了一些妨害分配公平的关节点，回应了社会的普遍关切。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走向共富”理论，到十六大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再到十八大强调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并确立了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收入倍增计划”……这一连串轨迹，反映了中央对社会公平的高度重视和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取向。

　　《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虽然只是一个框架性文本，但毕竟迈出了此项重大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一步。根据“两会”上透露的信息，各有关部门将针对《意见》中的30条政策，制定具体的细化方案。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期望它毕其功于一役；同时，它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与其他的相关改革协同互动、相辅相成，而不可能单兵突进。▲◆★●■☆


中国处于没有革命的危机时代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3/27/2308112.html

多维  2013-03-27：继中国著名法学教授贺卫方对中国新领导班子提出的“中国梦”发表自身的看法后，同样参加了在柏林举办的“中国和谐社会梦想”研讨会的中国知名学者、《炎黄春秋》主编吴思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中国社会危机四伏，但没有发生革命的可能；同时，相较于此前忠于党和人民的承诺，此次中共新领导人提出要忠于宪法，无论从哪一点出发，都具有积极作用。

最近，海外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国内知识分子都在谈论革命，然而吴思在研讨会演讲中指出，尽管中国社会危机四伏，但目前中国没有发生革命的可能。吴思将危机分为五级，可能推翻政权或导致社会大动荡的前三级危机，基本上不会发生。但是，发生在乡镇、村一级的四、五级危机十分常见。无论是征地矛盾，还是环境污染，都一再地引发群体事件，例如广东乌坎、四川什邡、辽宁大连发生的那样。

吴思指出，知识分子能做的事情，就是对社会真实状况进行传播和解释。对一些个体事件，比如孙志刚事件，进行深度和广度的梳理和解释，这样就能发现普遍性的原因，超越个案和地区意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社会公众利用网络和其他活动形式，可以对公共事件进行广泛的参与。任何细小的参与，都可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官方也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积极响应民众的吁求，而不是习惯性地打压。

据了解，自中共十八大以来，《炎黄春秋》杂志作为舆论阵地，曾多次呼吁推动中国宪政。而一些知识分子也在联署呼吁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吴思在采访中承认，单就《炎黄春秋》杂志来说，发表过社论《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以及多篇文章谈论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推动宪政的作为，中国政府并未给出正面的回应，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的沉默其实是对宪政的一种拒绝，对知识分子的打压。

吴思分析称，“这要看你怎么理解回应了。”比如新的领导班子一上任，在就职演说中说到要忠于宪法。这是一个新的说法，以前只说忠于党忠于人民。如果这是对于公开信的回应，那是一个积极的反应；如果这不是对于公开信的回应，也说明他们看到了民意和世界潮流，是一个好的现象。▲◆★●■☆


为何俄罗斯发展赶不上中国？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303/t20130328_1874173.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3-03-28

　　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网站3月27日发表题为“为何俄罗斯赶不上中国——我们能从这个东方邻国学到什么”的文章，作者：维塔利·采普利亚耶夫。全文摘编如下：

    北京正在成为莫斯科的头号伙伴。俄罗斯对中国新领导层的一举一动都相当关注，这绝非偶然。习近平就职时，呼吁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誓言打击腐败及铺张浪费。北京计划在中共建党百年（2021年）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翻一番，在新中国成立百年（2049年）之际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热衷于拿俄中两国作比较，表面上看，我们确有诸多共同之处：主权民主、垂直权力架构、高举反腐大旗。然而，资源相对贫瘠的中国，几十年来却能将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10%左右的水平、GDP直追美国。为何俄罗斯只能对这样的速度望洋兴叹？两国的权力制度有何差异？我们就此采访了某些专家。

    俄罗斯外交部国际关系学院东亚及上合组织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维塔利-沃罗比约夫指出：“中国新领导层为自己的治国大计找到了很鲜明、亮丽的形象依托。‘中国梦’的提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梦’。我认为，这正是此中深意所在，即中国应当彻底摆脱落后的状态，不仅要迫求平等，更应成为伟大国家。为此，普通中国人也应持同样的看法。不过,中国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仍与过往无异。最重要的是打造一个大国。个人权利和自由虽然重要，但最为重要的仍是共同福祉。北京提出了提高生活水平的目标，毕竟民穷不能建成富国、强国。”

    国家杜马前第一副主席、中国通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坦言：“中国不会发生突变。中国人非常细心、谨慎、不慌不忙。每位履新的领导人都会引入一种新形象、提出新口号并贯穿整个任期，这已成为传统。谈到习近平，人们便会联想到‘中国梦’。事实上，中国将继续平稳、渐进的发展，不会偏离当年邓小平所指定的航向，即以经济、解决社会问题及谨慎外交为重点。” 作家、政论家尤利娅-拉特尼娜表示：“俄罗斯为何不能成为中国？在俄罗斯，中小企业举步维艰，但中国却放手让个人致富。在中国，权力并不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俄罗斯却没有这样的权力轮替机制。中国当年并未先搞民主，而是专注经济改革，这是有益的经验。在贫穷且容易沾染不良习气的国家，民主经常会变成专政，所幸中国得以规避这一风险。”

    雷日科夫同样认为：“我们无法复制中国的经济腾飞。因为前者模式的基础是大量廉价劳动力。我国的人口还在逐年减少，老龄化问题目趋严重。更何况即便有劳动力，他们也不会像中国农民一样，为不多的收入而夙兴夜寐。”

    或许，在反腐上面我们强过中国？雷日科夫反驳道：“中国的腐败程度仅相当于俄罗斯的50%。反腐诀窍很简单，中共内部有中纪委。俄罗斯就缺少类似机构。”他强调，俄罗斯还可借鉴中国奇迹的另一经验，即引进境外直接投资，“北京为此营造了非常舒适的投资和经营环境，给投资者减免部分税负。然而，外国人并不青睐对俄投资，相反，我们的公司经常将资金转出国外。但只要有意愿，我们便能改变这一状况，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即教育程度高、市场广阔。”

    沃罗比约夫指出：“中国经验的核心是重点明确，俄罗斯也需出台明晰的规剡。我们首先应当弄清国家的发展方向，而后是打造对公民负责的国家，让管理体系有条不紊地运作……中国领导层并非一成不变，其内部一直都有微调，中共也在进行变革，习近平提出的目标是更具创造性、更积极主动。中国人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刑满释放人员当柳州市委副书记 被胡锦涛撞破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3241

   2013-3-26：刑满释放人员刘和平，打通关节，伪造档案，以挂职干部身份，成为中共柳州市委副书记，任职数年间，据称居然大刀阔斧政声颇佳。该案由于涉及军队以及中共核心的中央组织部门，因此并未公开审判，外界所知甚少。1996年胡锦涛经过柳州视察，当地市委领导为为刘和平留任的事请示分管组织人事的胡，称刘和平在柳州工作期间，政绩突出，希望中央能够同意刘留任。这一请示后“查无此人”。推荐刘和平的，时任中组部部务委员、组织局局长的付思和此后更是官运亨通，出任中组部副部长。

　　最近，一位自称是国务院研究室“副部级”调研员赵锡永的江湖骗子被曝光，网友们发现，他以汽车、能源战略行业专家，中央政府高级官员身份，几年来，行走于云南数地，湖南娄底，甚至还在上海的行业论坛和大型国企演讲、调研。

　　赵锡永所以行骗数年，未被揭穿，很大原因是他所到之处，都有当地的市长、书记陪同，他出席的活动，甚至有副省长一级的同台演讲，地方官员对来自北京气势夺人，挥洒自如的高官，难以生出怀疑的勇气。

　　事实上，类似的案件在中国官场中并非首例，果戈里的名剧《钦差大臣》的故事，曾活生生地发生在中国当代官场。

　　1998年1月11日，因“涉及国家秘密”，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不公开开庭宣判了一起招摇撞骗、诈骗案，被告刘和平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此案中，刑满释放人员刘和平，打通关节，伪造档案，以挂职干部身份，成为中共柳州市委副书记，任职数年间，据称居然大刀阔斧政声颇佳。

　　该案由于涉及军队以及中共核心的中央组织部门，因此并未公开审判，外界所知甚少，在再加之发生在前网络时代，普通公众更是一无所知。事后涉及该案的几位高官，有的退休，有的被处分，但有的甚至仍然继续长期任职要害部门，甚至继续升迁。

　　该案的梗概，可以从知情人贴出的该案判决书大致厘清，但更有意思的是，柳州民间和官场流传的刘和平的种种轶事。

　　刘和平，男，当年年仅三十四岁，甘肃省清水县人，无业，有前科，八十年代，刘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刑二年。

　　据北京市检察院起诉书指控，刘和平于1990来京，结识了总参管理局局长刘世伦少将。

　　当时，刘和平冒充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干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副局长等身份，骗取了刘的信任。一九九四年，被告人刘和平谎称个人档案在部队期间丢失，通过刘的授意，伪造了军队驻京某部副局级干部的全套个人档案。

　　此后，刘和平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雷宇，将伪造的个人档案转到电子工业部，定为副局级干部，后经中组部调配局局长薛德堂、中组部部务委员、组织局局长付思和推荐，于1995年5月，被派往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由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任命为柳州市委副书记。

　　除了官方的说法，柳州当地的传言对刘和平有另一番描述。传闻称，刘和平“入仕”前纯粹是烂仔，早期在黑龙江的一个军马场做过。到北京后认识些在京的老乡，那帮老乡是北方人，讲义气几杯酒下肚，什么都敢做，这样就帮他弄了这个位置。

　　刘和平年轻气盛，大刀阔斧，对官场做派风俗并不熟悉，常年手持党章，动辄要求干部“背党章”。

　　据说，一次参加选举投票，按规定第一个投票的是市里的第一把手，然后是第二把手第三把手排队依次投票。但刘和平不管这一套，第一个抢到投票箱前投票。并摆好姿势让新闻记者拍照摄像。台下参会人员无不惊讶。当时柳州的第一把手也无可奈何。

　　当时，刘和平是分管政法、宣传、教育、卫生的副书记。一次他看到刘知炳的车子不按规定仃放，就叫自己的司机拿起子将刘知炳的车牌取下来。

　　当地传言说，刘知炳的司机看到有人取自己的车牌，就气垫汹汹的说，这是刘知炳的车子，谁敢动?想找死。刘和平的司机忙悄悄对刘知炳的司机附耳低言，说是刘和平叫取的，刘和平拿着刘知炳的车牌对刘知炳的司机说：“叫刘知炳写好检讨，到我的办公室来拿车牌!”

　　此外，刘和平在柳州时，身上带着的北京高官友人给他的中央领导电话号码本。他常拿出来亮相，给人感到随便打电话通天。因此柳州当地官员都以为此人“在中央有背景,是下来镀金的,所以在工作中作点秀也正常”，对其颇为敬畏。

　　根据检察院的认定，他以官员身份，骗得柳州市驻京办事处人民币六十万元、北京一家公司人民币三十万元;并以“与他人合作出书、办服装厂急需资金及开办公司需验资用钱”等名义，先后骗得几家公司和政府的二百三十万元(未被认定)。

　　最后，北京市法院以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判处刘和平有期徒刑20年，由于和刘和平交好的一些高官目前仍在位上，很难想象刘和平获得提前释放，他现在很可能仍在监狱中。

　　当地传闻则说，刘和平把柳州驻京办“害惨了”,当时他从驻京办拿走了60万，导致市里面对驻京办的帐务进行审计，结果把时任驻京办主任在别个地方挪用公款的事翻了出来,坐好几年牢。

　　刘和平的暴露也属偶然，挂职期满后，刘和平不想离开，希望能继续在柳州任职。

　　1996年5月，时任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经过柳州视察，是据称因李佩瑶命案前往梧州李家慰问。当地市委领导为为刘和平留任的事请示分管组织人事的胡，称刘和平在柳州工作期间，政绩突出，希望中央能够同意刘和平留任柳州。

　　结果，这一请示后“查无此人”，反而让刘和平东窗事发。

　　此案案发后，刘世伦因为年龄到站，已经正常退休，开除党籍。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处分;雷宇在此前的1996年2月，已辞去副主席职务;时任中组部部务委员、组织局局长的付思和此后更是官运亨通，出任中组部副部长。来源: RFI


中俄巨额军购订单震撼日本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3246

   2013-3-26：中国官方媒体25日称，习近平访俄期间中俄签署了两份大型军事框架协议，俄方将向中方出售24架苏-35战斗机，并与中方合作建造4艘“拉达”级AIP潜艇。中俄军事合作迅速引起日本媒体的热议，各大媒体普遍认为这些是针对美日的中俄军事结盟。

　　日本《产经新闻》25日称，中国在此时从俄罗斯购买先进军备，明显是针对不断在亚太地区扩大影响力的美国和钓鱼岛争端中的日本。

　　《读卖新闻》认为，中国从俄罗斯采购重要武器装备的历史已有数十年之久，习近平访俄期间已经同普京达成强化中俄军事合作的共识，而中俄联手对抗日美同盟的领域将成为中俄两国优先合作的方向。

　　《朝日新闻》报道称，日美两国不断强化军事合作的举动刺激中俄双方在军事领土走的更近。在普京的邀请之下，习近平作为首个能够参观俄国防部的中国元首。习近平在访问期间表示，发展中俄两军的军事交流合作，为保卫中俄共同的利益作出贡献。

　　《每日新闻》就中俄军售表示，中国大规模从俄罗斯购进武器装备意在对抗亚太地区最为强大的美国，而与中国在钓鱼岛存在领土纠纷的日本也是中国购买武器的针对对象之一。

　　《日本经济新闻》25日的报道称，军费不断增加的中国政府有实力扩充自己的海空军武器库，这将对与中国存在领土纠纷的东亚邻国带来实质性的军事威胁。

　　NHK新闻也认为，随着中国与包括日本在内周边邻国的领土纠纷不断升级，大规模采购军事装备将会引起周边各国的警惕。中俄双方的军购合同早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前就已经达成。虽然中国国防部宣称，中俄双方的军事技术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但在南海和东海与中国对立的周边小国怎能不对中俄两大强国的军事合作感到担忧？

　　俄罗斯塔斯社的消息称，中国官方媒体有关中俄两国达成购买战斗机和潜水艇的报道有误，俄政府内部外国军事技术合作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在军事技术合作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访问俄罗斯前，中俄两国签署了这两项框架协议。据此，两国将合作建造4艘先进的“阿穆尔”级1650型第四代AIP潜艇（俄“拉达”级出口型），中国向俄罗斯采购24架苏-35战机。这是时隔近10年后中国首次向俄罗斯采购大型军事技术装备。报道称，AIP潜艇静音能力十分突出，4艘潜艇将以2+2的形式联合设计和建造，其中两艘将在俄罗斯建造，另外两艘在中国建造。预计俄制配件在中国生产的终端产品中的比例将不超过30%。这种潜艇水下排水量为2,300吨，最大潜航速度为21节，配备先进的SS-N-16反潜导弹。而苏-35战机被认为是最接近五代机的四代半机。由于其可以与美国F-22隐形战机相抗衡，因此在中国隐形战机服役前，苏-35可有效减轻中国的空防压力。来源: 多维

财产公示已不能拖 不赞成特赦贪官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3289

   2013-3-27  作者 : 张旭东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

　　官员财产公示是大势所趋

　　[ 实行大部制后，还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梳理政府权力。要建立真正的服务型政府，单纯部门的合并或撤销解决不了问题。要确定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市场的各自边界，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退出一些政府不应干预的领域 ]

　　党的“十八大”之后，启动新一轮改革的呼声再次高涨，政府机构改革被认为是新一届政府推动改革的切入点。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日前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他认为财产公示制度的推进非常迫切，不能一拖再拖。

　　对于大部制改革，王长江认为，大部制改革是对现有权力的重新组合调整，后续还需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能，梳理政府、社会和市场间的权力边界，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切实提高政府权威。

　　他还建议，应该设立中央改革委员会，作为咨询机构直接为中央服务，提出未来的改革方向，真的做到顶层设计。

　　官员财产公示不能拖

　　第一财经日报：以往中央曾有很多文件约束干部子女腐败等，为什么难以遏制腐败严重的趋势？

　　王长江：党组织内部用自己的规范控制腐败，可以治一时，但不是长久之计。长远看还是要靠制度。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觉得这表达了一种很好的理念。

　　我认为，这个理念有两点值得推广。首先是所有事情从管住权力入手，而不是仅仅依靠教育和道德说教。

　　第二是真正把权力管住，就要设计一个制度的笼子。以往没有制度，从领导干部作风、个人表现角度去要求，腐败就不断反复，难以有效遏制。

　　日报：新一届高层到位后，你觉得会大范围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吗？怎么推？

　　王长江：官员财产公示是大势所趋，早已是西方国家的既成事实，要当官就必须公示。我们也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政府的权力也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用权也必须受到老百姓的约束。

　　日报：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会不会越拖越不利于改革？

　　王长江：肯定不能拖。财产公示推行有难度，但是一定要推进。目前腐败现象已经被老百姓痛恨到很深的程度，执政党应该当机立断，敢于做出选择，不能受制于瓶瓶罐罐和个人得失，坚决反腐败，得到的将是执政党权威的重新建立。

　　要找到一个对执政党整体风险最小的方式。但我不赞成对腐败实行大赦，大赦等于将腐败所得合法化，造成新的不平衡。

　　我比较认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方式。你想在政治方面继续有进步，那好，你首先把财产公示出来。你要是有顾虑，你可以不公布，但你也须安于你的职务。又想升官，又想不受约束的时代应该让它一去不复返。

　　我认为新领导会逐步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但推进的速度不好猜测，还要看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情况。

　　确定政府、社会、市场各自边界

　　日报：十八届二中全会讨论了政府机构改革的方案，你怎么评价大部制改革？

　　王长江：我认为大部制改革是必要的，但仅是改革中的一步。首先，大部制改革可以提高政府效率，目前部门林立、职责交叉、无人负责、推诿扯皮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地步，使政府和党的信任度降低，非改不可。

　　但实行大部制后，还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梳理政府权力。要建立真正的服务型政府，单纯部门的合并或撤销解决不了问题。要确定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市场的各自边界，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退出一些政府不应干预的领域。

　　第三步是政治体制改革，对包括政府、执政党等多元主体在内的整个系统进行调整，从根本上解决政府的低效和权威来源问题。老百姓需要渠道去表达，并对权力形成实质性制约。

　　日报：大部制改革也进行了很多次，你认为如何能防止大部制改革后的反复？

　　王长江：大部制改革是改革的一个切入点，但是必须沿着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方向来梳理。比如说大部制改完了之后，就要开始思考转变功能的问题，对政府和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这些问题不理清，对市场和社会还是包办的，那就很可能现在改了，将来某一天又改回去了。

　　设立中央改革委员会

　　日报：你对改革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王长江：我们现在改革思路有问题，存在误区。我们把改革作为一项常规性的工作，但改革不是常规工作，改革恰恰是要改变常规，因为它要打破既有权力格局。

　　改变既有权力配置才叫改革，因为它不合理才要改革。但现实是，我们往往一说改革，就让下面各部门去落实，提出改革方案。事实上，没有哪一个部门愿意在改革中削弱自己的权力，而只会把心思放在扩张自己的权力上。在这里我不是说部门有多坏，没有这个价值判断。部门就是部门，他们就是要完成自己职责内的事情。但是，如果把改革也像日常工作一样由部门来主导、落实，改革就必然出现变形。这就是改革思路出了问题。当前特别需要有一个更加超脱部门之上的、统筹改革思路的机构。

　　日报：对于这个机构或组织，你有什么建议？会不会走上体改委、发改委的老路？

　　王长江：我希望中央能成立中央改革委员会来统筹改革。要规范这个委员会的职能：第一，它不是体改委，体改委一开始负责经济体制改革，后来才把政治体制改革也纳入其中一并考虑。第二，它不是发改委，政治体制改革要统筹的对象是包括政府、执政党在内的整个系统，而发改委只是政府的一个部门。

　　我设想改革委员会由执政党来牵头，由三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学者，超脱于具体权力和利益之外，从国家、民族的高度思考问题。第二部分是主持过全面领导工作的老同志，有实践经验，能比较系统地考虑方方面面的事情，防止委员会成为各个政府部门代表的大拼盘，成为部门利益交易的场地。第三部分是党外人士，不是现行权力的掌握者，更加超脱。

　　这个委员会没有权力，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它负责提出多套方案，供最高层领导选择。决策权在最高领导层。多套方案的模式，可以有效杜绝地方政府或者部门往委员会“塞私货”的可能。

　　这个委员会也不是要设计一个详尽的、对任何地方任何部门都适用的方案，而是明确目标，确定原则，划定边界，为地方政府和党组织的探索提供平台，降低他们的改革风险。来源: 人民网

平壤指责中国媒体传播“污蔑”性报道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3301

   2013-3-27：朝中社周四刊登了指责中国一些媒体重复“污蔑朝鲜最高领导报道”的批评文章。

　　文章中没指明引起平壤愤怒反应的是哪一则具体报道。俄塔社指出，其有可能指的是中国电视新闻节目有关金正恩为求与爷爷金日成的外形更接近做整容手术的报道。中国记者是援引韩国专家拥有的信息进行了报道。

　　朝中社就友好国家媒体协助传播韩国反对朝鲜的臆造信息深表遗憾。朝中社还呼吁中国媒体在阐述事件时要持有客观性和公正性。

　　朝鲜很少对视为是主要盟友和经贸伙伴的中国进行批评。也不外扬朝鲜和中国公司及组织间发生的冲突。去年，朝中社首次报道了有关朝鲜在开采行业和中国伙伴发生的严重矛盾。来源: 俄罗斯之声


磁悬浮：德国下马五年 上海赔本运营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3313

    2013-3-27：中国引进德国磁悬浮列车技术至今，在上海修建的首条线路迄今运营10年，但是扩建计划被叫停。而德国五年前就已经放弃这一项目。

　　5年前的今天（3月27日）慕尼黑的磁悬浮项目“叫停”。从那时起，磁悬浮列车这个话题在德国彻底销声匿迹。只有在中国的上海，这一高速列车继续奔驰于市区和机场之间，但因乘客不多一直赔本运行。计划中的线路延伸，如今再没有人提及。中国现在优先发展现代化的铁路。而其高速铁路网络已经是世界上最长的。

　　乘客大部分是游客

　　记者登上了一辆磁悬浮列车，从上海龙阳路站驶向浦东机场。启动后的列车逐渐提速。30公里的路程只需8分钟多的时间。车上只有不到一半的座位坐满，乘客中许多是游客。

　　一位来上海旅游的乘客说：“我就是想体验一下这种技术，我坐过地铁，但是从来没有乘坐过磁悬浮列车。” 另外一位游客说：“如果来上海，乘坐磁悬浮列车和上电视塔是不可少的项目！”

　　列车抵达机场后，游客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列车的最高时速根本没有达到所说的430公里，因为通常为了节省电力只加速到300公里。列车上的座椅已经损坏，列车的漆皮也有些脱落。上海磁悬浮项目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成功的项目。这一世界上唯一的磁悬浮列车在这条线路上已经运行了大约十年。运营商从不公布乘客数量。据估计，载客负荷量明显低于50％。列车赔本运营，每年亏损超过3000万欧元。

　　不被上海人所接受

　　上海人从来就没有完全接受磁悬浮列车。其中线路的设置地点是原因之一。车站不在黄浦江以西的市中心，而是在浦东郊区，交通不方便。此外，50元人民币的票价也有些太贵。一位上海市民说：“我从来没有坐过磁悬浮列车，因为根本没这个必要。乘坐磁悬浮的都是游客。去机场人们通常都是乘坐地铁，价格便宜。时间紧的话就干脆打的。”

　　现在，再也无人谈论线路延伸问题。运营商和参与承建的德国技术康采恩西门子和蒂森克虏伯公司原计划将磁悬浮列车轨道从上海延长到北京，或至少延长到距上海170公里的杭州。现在，这一计划全部被取消，上海的居民都强烈反对扩建项目。

上海至杭州线路被叫停

　　延伸计划被叫停

　　上海磁悬浮技术研究中心的一位负责人说：“对磁悬浮技术的研究仍在继续。但是，所有项目都被叫停。现在技术的收益和和可行性备受关注，尤其是成本问题。目前，我们并不真正需要这一技术，因此不规划建设新的线路。但不排除未来扩建的可能性。 ”

　　中国早已开始研发自己的磁悬浮列车，借用德国的技术，但不用德国人参与。但是目前又重新优先发展传统的铁路。2007年，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线开通。如今，高速列车轨道全长已经达到9300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大型火车站遍布全国各地。现代、时尚的列车最高时速可达350公里。他们成为10多亿中国人的新的交通工具。北京至上海以及上海至杭州的高速列车早已投入使用。如今，谁要是想周游中国体验中国的崛起，不会去乘坐磁悬浮列车，而是会登上传统而又舒适的火车。


揭秘江泽民送给越南的国土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3307

   2013-3-27：发生在3月20日的“越南渔船遭中国海军舰艇开火”一事引发各界高度关注，中方回应称，越南渔船进入中国西沙海域进行非法作业，中方采取行动是必要的、正当的，且信号弹在空中就已燃尽。中方认为此事件纯属越方捏造，是别有用心的。

　　针对这一事件，具有中共官方背景的《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指出：中方重视中越友谊，在北部湾海上划界时，将历史上本来属于中方的白龙尾岛让给越方。但近年来越方非但不领中方的情，反而变本加厉侵犯中方在南海的权益。

　　那么，这其中提到的“将白龙尾岛送越”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2000年12月25日，中越双方签署《北部湾划界协定》，将浮水洲岛（即越方称的白龙尾岛）正式割予越南。而签署这一协定将白龙尾岛拱手相让的正是当时中国的国家主席江泽民。

白龙尾岛

　　历史上，中国和越南本来不存在边界和海疆的争议。在60年代美越战争期间，为了给海防和河内的防空增加预警时间，毛主席和周总理同意将浮水洲岛划入越南领土，在其上设雷达、防空阵地、通讯站，以避免中美间直接军事对抗。正是这一举动，为后来海权争端埋下隐患。

　　从70年代中期起，越南开始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提出领土主权要求，占领了南沙群岛的多个岛屿。对于从未划分过的北部湾海域，越南也公开宣称“边界线早已划定”。由此造成了中越双方海洋权益的争端。

白龙尾岛地理位置示意图

　　90年代以后，围绕南海海洋权益的争端日益尖锐。争端涉及到“六国七方”，即中国及其台湾省、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南海周边的东盟国家对我国南沙群岛提出领土主权要求，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有战略利益的考虑。南海争端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突出问题。1992年，东盟外长会议在菲律宾的推动下，签署了《东盟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宣言》，致使南海争端复杂化。

　　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中国领导人在多种场合表明了立场和态度，即坚持以对话和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双方的争端。江泽民多次强调，世界上许多问题都要坐下来谈，不是用实力政策和诉诸武力能够解决的。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

　　正是在这样的原则下，从1992年到2000年，中越双方共举行了7轮政府级谈判，3次政府代表团团长会晤、18轮联合工作组会谈。最终在2000年12月25日，中越两国领导人合谈成功，签订《北部湾划界协议》，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的《渔业协议》。

　　自此，白龙尾岛被永久割让给越南。北部湾划界后，仅广东一省就减少了传统作业渔场3.2万平方公里，占传统作业渔场的50%；导致北部湾中心线以东的渔业资源争夺进一步加剧，近海资源状况堪忧。2003年9月25日下午，两艘广西渔船「桂北渔82018号」和「桂北渔63055号」渔船在北部湾传统作业渔场遭到越南炮舰枪击，其根本原因就是根据新的划界协定，发生枪击的地点已经被划归了越南。

　　而将中国的土地拱手送出的不只“白龙尾岛”这一件，江泽民曾和俄罗斯签订中俄边界条约，使中国永远丧失了约160万平方公里的2444个岛屿归属问题。

　　江泽民在1991年、1994年访俄，先后与俄罗斯总统叶尔勤签署了《俄国界东段协定》、《中俄国家西段协定》；1999年叶利钦访北京时两人又签署了《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议定书构成了以后中俄边界的法律文件。2001年7月江泽民再次访莫斯科，与普京签定《中俄睦邻友好条约》，以条约形式肯定国界线。

　　江泽民与俄罗斯签订的这些条约，均以沙俄和满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划定的国界为基础，等于默认了沙皇和满清签的九项不平等条约。尤其是“中俄国界线东西段叙述议定书”， 这次签约只在《人民日报》作出了简短报导，称两国圆满地解决了边界问题，但没有提及条约内容。这个条约的要害是，它使中国永远丧失了约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包括外蒙），新疆与俄罗斯交叉口附近、靠近外蒙古和俄罗斯的黑龙江最西部、黑龙江和吉林北部交界处、以及乌苏里江、图们江出海口北部，全都划给了俄罗斯。而这些土地，是苏联领导人列宁曾经三次发表政府声明要归还给中国的。

　　2004年秋普京到中国来，中俄两国外长又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其实这段协定，仅仅就中俄边界两块未协商一致地段的边界走向问题达成了协定，这段边界，仅仅占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有争议的漫长边界的2%的界线走向，更多的边界，也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98%的有争议边界，都是在江泽民当政期间和俄罗斯一起签订的。来源: 历史

20年最严重间谍案：国安部副部长助理被捕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3302

   2013-3-27：中国逮捕了日前涉嫌为美国窃取情报的国安部人员。中国当局未就为美国窃取情报的高官被逮捕一事加以评论。官方刊物上也未有相关报道，中国外交部也对此事件不予评论。

　　与此同时，被捕者(其名不对外公开)曾是中国国安部副部长助理。据分析，该国安部官员受美国情报局招募并在几年内向美方转交机密资料。据通讯社的消息来源说，涉嫌间谍向美方转达的情报包括“政治、经济和战略”方面的内容。这位官员“早在今年初”已被中国执法机构逮捕。通讯社说，美中两国为不将双方关系复杂化，在数月内一直未公开此事。

　　消息人士表示，中国逮捕了一名涉嫌担任美国间谍的国家安全官员。中美为了避免两国外交关系再爆危机，数月来都没有公开此事。

　　3名消息人士表示，这名官员担任国家安全部某副部长幕僚，今年初被捕并羁押，理由是他多年来将中国海外间谍活动的情报交给美国。

　　20年来最严重案件

　　该3人都能直接取得这宗涉嫌间谍桉的资料。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吸收这名幕僚，获得「政治、经济与战略情报」，然而目前还不知道这名幕僚能够接触到多少机密的情报，或中国派驻海外的间谍是否因为他提供的情报而被查获。

　　这宗桉件可能是中国20年来最严重的国家机密泄漏桉，之前还发生两宗桉件，让国家安全部门颜面尽失，这两宗事件都在两国关系紧绷之际，牵扯到美国外交使节团。

　　获数十万美元酬劳

　　消息人士说，这名幕僚在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办公室任职，1至3月间遭到羁押。国家安全部主管中国海内外情报行动。消息人士补充说，这名幕僚能说英文，获得美国数十万美元酬劳。另一名消息人士说：「这宗桉件造成的破坏很大。」

　　消息人士没有透露这名疑似间谍的名字，也没说明他是为哪位副部长工作。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这位副部长已经遭到停职并接受讯问。国家安全部很少公布部内官员名字，也没有官网。来源: 澳洲日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搞清四大问题》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3318

环球时报：请习近平必须搞清四个重大问题
  文章提供 于 2013-3-27：就在习近平接班后大谈“中国梦”并首次外访之际，左派舆论阵地《环球时报》网站3月26日发表长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搞清四大问题》。这篇署名“昆仑岩”的文章说，十八大后，习近平针对当前重大思想和实践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但由于传达范围有限，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看不到，误传曲解、种种猜疑和思想隔阂难以消弭。有必要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就“共产主义信仰有没有过时？”等四个重大问题澄清是非，统一认识。

　　当今中国社会，人们政治共识出现严重分裂，思想价值理念尖锐冲突，深化改革道路选择上的分歧日愈突出，已是不争的事实。没有全党高度统一的清醒头脑和科学认识，就没有抵御风险挑战的灵魂和力量，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当前改革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思想和实践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新形势下澄清是非，端正方向，统一全党思想，把握政治大局和战略全局，有效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自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但由于传达范围有限，媒体宣传很少，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想看看不到，想听听不到，社会上误传曲解不少，种种猜疑、争执和思想隔阂难以消弭。因此，有必要在全党全国范围加大学习宣传习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的力度，以推动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不断提高到新水平。在学习宣传中，必须紧紧抓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依据习总书记讲话精神，着重在四个重大问题上澄清是非，统一认识。

　　一、当今中国要搞的是什么主义？

　　有人说，改革就是为了“过河”，河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化，只不过中国比苏联采取的办法巧妙，是“平滑过渡”。中国改革好比“过河”，但究竟是过“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河，还是要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

　　习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基于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由空想到科学、实践乃至发展至今的“六个时间段”的精辟分析，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工人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状况，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并把社会主义思想置于这两大理论基石之上，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马恩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说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从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阐释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义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分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得出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和共产主义建设者。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发展方向、一般特征作了科学预测和设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主要包括：一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二是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原则；三是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四是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五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高度发展最终实现向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等等。

　　这些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当然，科学的设想如何付诸实践，还有待后人来解答。马恩对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十分清醒的，他们反复强调，要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预测未来社会，坚决反对教条式预测未来和规定未来社会的具体细节，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不说更早的时期，就从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至于近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都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入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包括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

　　邓小平曾经深刻地、总结性地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过去不能搞全盘苏化，现在也不能搞全盘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冷战结束后，不少发展中国家被迫采纳了西方模式，结果党争纷起、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所，至今都难以稳定下来。“邯郸学步，失其故行”，这样的蠢事干不得！我们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升，国际上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议论和研究也多了起来，其中不乏赞扬者。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一些西方理论正在被质疑，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

　　2004年5月，英国着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通过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仿效的榜样。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各国的发展道路应由各国人民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应当坚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二、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历史能不能否定？

　　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近些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为了达到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挖空心思地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让很多人上当受惑。

　　习总书记科学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如果没有1978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同时，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

　　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围绕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崭新课题，刚开始我们只能学习苏联经验，后来经过实践，党很快就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为主要标志，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认识。我们党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符合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国防，要走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工业为主导，坚持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共同发展，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特殊化；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

　　虽然在后来的实践中，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甚至遭受严重挫折，但我们党取得的积极成果是极其宝贵的，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些正确思想，不但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真正贯彻，将来也还是要坚持和发展的。

　　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正因为如此，如果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相互对立起来，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或者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这样的认识都是不科学、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我们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才能不断把党和人民事业推向前进。

　　如何对待党的历史，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最后，苏共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这是前车之鉴！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他还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试想，如果当时全盘否定毛泽东，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所以，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

　　三、今天推进改革发展还要不要坚持实践标准？

　　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过精采篇章。那么，现在我们的认识是否已经终结，在推进改革发展中还要不要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决定着这篇大文章能否继续写下去。

　　习总书记针对这个问题，强调提出了“两个不容置疑”的重要观点。他说：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就，加之新中国成立以后打下的基础，这是它得以站得住、行得远的重要基础。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这一点不容置疑。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这一点也不容置疑。对事物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对社会主义这个我们只搞了几十年的东西，我们的认识和把握也还是非常有限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这“两个不容置疑”的判断充满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精神，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不断开拓前进▲◆★●■☆

　　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过去取得的实践和理论成果，能够帮助我们更好面对和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但不能成为骄傲自满的理由，更不能成为继续前进的包袱。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懂了的要努力创造条件去做，不懂的要抓紧学习研究弄懂，来不得半点含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全党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四、共产主义信仰有没有过时？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今日社会，身在共产党内而不信共产主义的丢魂党员、冒牌党员真是太多了！

　　习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

　　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章同时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想一下子、两下子就进入共产主义，那是不切实际的。邓小平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这样看问题，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清醒。必须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努力以及将来多少代人的持续努力，都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前进的；同时，实现共产主义又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立足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推进我们的事业。如果丢失了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即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既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的，也没有脱离党的最高理想。我们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

　　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就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在我党90多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作出牺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正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今天，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这些人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因此，必须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眼界就宽，心胸就开阔，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历史的事实一再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综合国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归根到底，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毛泽东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鲁迅有句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来源: 环球时报
　

　
我国领导人专机客舱布局似美国空军一号
http://news.sina.com.cn/c/2013-03-28/023926662176.shtml

2013年03月28日 红网-潇湘晨报
 
　　日前，习近平访问南非，南非总统祖马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南非军乐队奏中南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此前，习近平在访问俄罗斯和坦桑尼亚时，也受到鸣礼炮21响的接待。

　　在国际交往中，鸣礼炮21响是什么样的礼遇？国家领导人出访如何组团，随行人员有何讲究？出访的费用由谁来承担？住宿和出行又如何安排？我们在此做一个梳理和盘点。综合新华社电

　　迎送国家元首21响，政府首脑19响

　　礼炮响数的多少依据受礼人的身份高低而定。

　　现在的国际通例是，迎送国家元首或其他相应级别的人，鸣炮21响；迎送政府首脑或其他相应级别的人，鸣炮19响；迎送副总理级官员，鸣炮17响；依此类推，均取单数。

　　为外国领导人来访而鸣放礼炮，我国从1961年6月正式开始，1966年后取消，现在已恢复这一礼节。

　　很多国家在举行盛大庆典时也鸣放礼炮，但响数、鸣放时间都是各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而定，如英国君主诞辰鸣放62响，议会开幕和闭幕鸣放41响；我国开国盛典时鸣礼炮28响，因为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诞辰28周年。

　　我国领导人出访随行人员原则上不超20人

　　根据1989年8月1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的规定》，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陪同和随行人员总数原则上不超过20人，随行记者人数也应压缩。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出访，陪同和随行人员总数不超过10人。省、部级干部出访，团组人员总数不超过5人。

　　个别团组如因特殊情况需超过规定人数，应专门报批。出席多边、双边国际会议或其他专业会议的团组人数，根据实际需要报批。

　　国家领导人出访的随行人员，通常分为正式随行人员(陪同人员)、顾问、工作人员等。如果是率领代表团访问，正式随行人员即为代表团团员。

　　大型代表团，亦有按专业分类开列的。例如分正式成员、顾问、礼宾官员、安全官员、新闻官员、技术人员以及记者、专机机组等等。

　　如果夫人随同出访，亦应在出访名单中注明。常见的排法，是把夫人列在其丈夫之后，然而亦有夫人按本人职务单独排列的。

　　专机飞越第三国，可向其领导人发致敬电

　　通常情况下，前往一国访问，在抵达该国国境前和离开后的交通工具，由访问国负责。也有一些国家派专机前往被邀国或到本国国境以外某地迎接前来访问的外国领导人。但这种做法越来越少。出访人根据本国条件和规定乘坐专机或班机前往访问，邻近的国家还有乘火车前去的。

　　国家领导人专机的入出境手续，通过外交途径办理。不少国家规定，对应邀前来访问的外国元首及其夫人，免予护照查验，不必办理入出境签证，作为一种最高礼遇。但其随行人员仍应照常办理。如需在第三国短暂停留，根据各国有关规定，办理过境签证。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专机前往邀请国或自邀请国返回本国，如飞越第三国上空，有关国家视同该国关系，从专机上向第三国领导人发致敬电。但并非一律都这样做。专机飞越一国领空两次以上，一般只发一次致敬电。

　　我国一般安排外国领导人住宾馆

　　外国领导人来访，东道国通常都安排住国宾馆，也有的住政府官邸。我国则安排住宾馆。住房分配，有时由东道国将房图交对方，请其自行安排。也有的由东道主根据来访人员情况作出安排，然后征询对方意见。一般代表团则视身份和条件安排住饭店。

　　乘车，对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座车通常都安排开道车和摩托车护行。对其他一些重要代表团，各国亦常派开道车，以示重视。除必要礼宾、安全官员安排在主车后之随卫车外，其余人员原则上均按礼宾顺序安排。许多国家对大型代表团安排乘坐大轿车，这样全团行动比乘小轿车更为方便。

　　外国宾客赴首都以外城市访问，其交通工具通常由东道国负责。外国元首、政府首脑通常安排乘坐专机、专列。也有乘包机或在火车上加挂专用车厢的。其他代表团成员则根据情况乘坐航班飞机或火车、汽车。

　　有些国家安排战斗机护航

　　外国领导人，抵达和离开邀请国首都时，通常都有正式迎送仪式。有的国家在机场(车站)举行，也有的国家在特定的场所举行，如总统府、议会大厦、国宾馆等地方。

　　欢迎(送)仪式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1)身份相当的领导人和一定数目的高级官员出席。有的还通知各国(或部分)驻当地使节参加；(2)献花；(3)奏两国国歌；(4)来访国宾在主人的陪同下检阅仪仗队；(5)鸣放礼炮；(6)护航。有些国家对乘专机前来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派战斗机若干架护航。一般在离首都约一百公里处迎接，向主机发致敬信号，然后编队飞行至机场上空，主机下降后，护航机绕机场一周离去。也有的国家从专机进入邀请国国境时就开始护航；(7)讲话。有的国家在欢迎仪式上安排双方讲话。有的无正式讲话。或仅在现场散发书面讲稿；(8)群众欢迎。群众场面多为青少年组成，载歌载舞。沿国宾行经路线，夹道欢迎，也有的只在仪式现场安排少量群众。

　　以上各项，各国安排不一。如近年多数国家不安排护航。但前四项，大多数国家都有。

　　礼品为了答谢对方的接待，一些国家领导人出访，向东道国领导人赠送一些礼品。赠送范围各国不等。礼品多为纪念品。但越来越多的国家送礼从简，北欧国家曾商议互免赠礼。我国领导人对外有时不赠礼，有时按实际需要赠送少量有纪念意义的礼品。

　　接待规格 接待规格高低表现在安排礼仪活动多少、其规模大小、隆重程度，以及由哪些领导人出面等。接待规格反映对客人的重视程度，欢迎的热烈程度。规格往往视政治需要而有所差异，但在国际交往中，都较注意必要的平衡，不予人以厚此薄彼之感。

　　费用 应邀来访的代表团，一般在抵达被访问国前及结束访问后的费用由其自理，在邀请国内的食宿、交通等项费用由邀请国负担(但往往规定负担费用的人数，超过者自理)。专业代表团和考察团(组)等费用一般都全部自理。

　　中国领导人专机客舱布局像“空军一号”

　　据为中国三代领导人担任专机机长、曾任民航华北管理局局长的尹淦庭回忆，1950年代没有真正的专机，早期中国领导人专机相当节俭，甚至有点寒酸。

　　随着国力日盛，中国民航开始有了自己的“专机大队”，全职负责领导人的出访活动。领导人专机相应地提升了和国力匹配的配置。中国国家领导人专机的客舱布局与“空军一号”很像，前半段是首长席，中间是部长席，后面是一些客人、记者和随从的位置。部长席和客人之间还有工作人员和安全人员的席位，主要是保镖和警卫。

　　机上设施、配备比民航客机相对豪华，但远不是想象中的奢华。从新闻报道的画面中可以发现，中国的领导人专机保持着朴素的内饰风格。中国领导人专机是否具备和美国“空军一号”、俄罗斯总统专机一样的空中办公功能、是否携带核密码都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机上的通信功能足以应付出访期间和国内的联系。

　　中国政府参照国家元首、副元首、上下院议长、总理、副总理乘用专机的国际惯例，早在1950年代就有规定。按规定，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专机任务一般由国航承担。国航承担最高领导人专机出访任务的飞机一般是波音747-400，亦有波音737、空客332执飞其他领导人专机出访任务。建国前期为“伊尔-18”或包租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原标题：国家领导人出访哪些人随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