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克里上任面临最大考验是中美关系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3/02/130201_press_us_china.shtml

2013年2月1日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

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如何应对中美关系，引起关注。

《国际先驱论坛报》评论版周五（2月1日）刊登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的尼古拉斯·伯恩斯的文章，谈美国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与中国的关系。

伯恩斯说，没有任何国际事件比处理好困难、复杂、不可预测的美中关系更能考验克里的外交能力。

伯恩斯上个月曾去北京参加哈佛-北大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他在会上遇见的许多官方学者和商界领袖都表示，希望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得到改善，他们意识到两国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重要性，也重视美国的强大实力。

但同时他们也发出明确信息，那就是中国正在全方位扩展自己的实力。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自信、老百姓越来越多坚信中国将是亚洲最强的国家，显示了中国雄心勃勃的现状。

那么奥巴马总统和克里国务卿对此将如何回应呢？奥巴马在他的第一届总统任期中在外交方面所采取的最重大举措，就是把美国战略中心向亚洲转移。

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中，实现了加强美国与亚洲盟友的关系，现在的第二个任期中，他和克里要做的是恢复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军事存在，白宫需要用外交策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否则不可能实现美军在亚太重振的梦想。

美国需要用外交手段去说服北京与华盛顿一起，参与维持亚太地区的繁荣和稳定，避免美中双方都难以负担的军事冲突的发生。

不仅如此，还要让中国更多融入全球贸易和商业体系，找到使中国在包括朝鲜和气候变化等在内的重要问题上成为美国更可靠伙伴的办法。
具体做法

伯恩斯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奥巴马和克里在新的一年里应该与中国的新领导人举行更多会谈，目前美国领导人与欧洲和中东盟国领导人的会晤，仍然远多于会晤中国的领导人。

只有与习近平等人的更多接触，才能建立起相互间更深的信任，而领袖们之间的个人友谊，在国际关系中时常起很重要的作用。

其次，在那些美国与中国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寻求进展，比如在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后如何维持阿富汗的稳定，在非洲之角如何对付海盗，以及如何共同努力恢复全球经济等。

此外，中国在伊朗问题上拒绝与美国合作，奥巴马政府不能指望北京在一夜之间改变态度，但是白宫可以向北京暗示，如果中国说服伊朗能就核武问题进行严肃谈判，美国就会在中国的重要安全问题上给于帮助。

伯恩斯说，将来克里的传记中也许可以写上这么一句话：21世纪美国的安全离不开亚太地区力量的平衡。美国可以继续在人权和民主等问题上谴责中国，但毫无疑问，中国问题将是未来4年奥巴马政府的工作重点。 ▲◆★●■☆


中国把“白龙尾岛”白送越南惊人内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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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02：阅读提示：“白龙尾岛”面积约5平方公里，坐落于北部湾的中心位置，北纬20°1′，东经107°42′。历史上，它曾有许多名称。明、清以来，乃至民国、新中国初期，官方一般叫做夜莺岛。

毛泽东周恩来为援助越南操碎了心

　　中国历时最长、投入最大的对外援助：漫漫援越抗美路 原载于《文史参考》2010年第17期

　　2010年8月，美国与越南两国海军在南海举行了为期一周的海上联合演练。虽美方强调这次联合演练是“非战斗性的”，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美国试图重返东南亚的重要一步，与美韩军演一样，其目的是遏制中国。

　　越美这两个曾打得你死我活的冤家近年来越走越近，最终羞答答地站在了一起，这个反差令人惊愕。越南，在历史上与中国的渊源极深，两千多年来它或是中国属国，或与中国构成朝贡关系。上世纪中期越南遭受美国“入侵”以来，中国不惜血本对其援助十多年，两国的“同志加兄弟”情感进入历史最高潮。

　　毛泽东第一时间仗义执言

　　1885年的《中法新约》使越南成为法国的殖民地，其后，越南人民通过殊死斗争，直到1954年才把法国军队赶出越南。当年7月21日，有关结束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署。它规定，越南以北纬17度为界，南北分治，北越由胡志明领导，南越由阮朝末代皇帝保大统治。暂时被分割的越南南、北两方应在 1956年举行普选，完成国家统一。

　　这对越南人民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但事情并没有按意愿发展。法国之后，插进一脚干预越南事务的换成了美国，它竭力扶植西贡傀儡政权。

　　1959年，南越颁布法令，对持不同政见者和起来反抗吴庭艳的人民格杀勿论。所谓的“不同政见”，即指共产主义。吴庭艳，1901年出生于越南阮朝的首都顺化，受家族影响，他从小就皈依了天主教。此后他在法国的殖民政府任职，反共的政治倾向日渐明显。上世纪30年代保大皇帝回国即位后，吴庭艳进入了傀儡政府的内阁。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越南的反殖民斗争风起云涌，吴庭艳过起了隐居生活并一度流亡国外，法军撤走后再度复出。

　　1955年初，法属印度支那解散，吴庭艳的南越代表团得到美国的撑腰没有在协定上签字，以此拒绝承认半个国家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北越据此提出了在南方进行武装自卫斗争的主张，经过多年的敌后斗争，1963年8月28日，胡志明发表关于越南形势的声明，要求美帝势力撤出越南南方，南越的问题必须由越南南方人民自己解决。

　　远在北京的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南越的斗争情况，就在胡志明表态的第二天，他以朝鲜战争和南韩李承晚政府结局的经验之谈，发表了《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吴庭艳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走狗。但是，如果这一条走狗已经丧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帝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赘，美帝是不惜换用另一条走狗的，南朝鲜李承晚的下场，就是一个先例。死心塌地让美帝牵着鼻子走的奴才，到头来只能为美帝殉葬。”

　　吴庭艳的下场果然被毛泽东言中，他在当年11月1日的军事政变中被杀，此后几年，美国安排在南越的傀儡又走马灯似地换了好几个，不过它想要遏制的北方共产党力量并未减损，和1950年的朝鲜半岛局势一样，南北越的战争一触即发。胡志明一张纸条调动8万部队      

　　新中国成立后，越南与中国的关系被称为“同志加兄弟”，此时的北越，即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是胡志明。胡志明，1890年5月19日出生在越南义安省南坛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亲身体会到生活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苦难。上世纪20年代初，胡志明在法国巴黎结识了周恩来，自此建立起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逾半世纪亲如兄弟的情谊。

　　胡志明立志把越南人民从帝国主义者手中解放出来，他革命生涯的早期，先后在广州、武昌以及毗邻越南的广西地区参与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运动，他领导下的越南共产党，也是在广州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等一系列的反帝反侵略斗争中熏陶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胡志明的革命生涯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1949年后，中国政府又派出以陈赓为代表的军事顾问班子支援胡志明的抗法战争，进一步巩固了两国间的友谊。

　　越南南北分治以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仍然关心胡志明的革命斗争事业，因美国和南越吴庭艳当局的严密控制与封锁，他们对那里的形势不十分清楚。胡志明发表驱逐美国势力声明前半个月，即1963年8月15日，他派长期在南方工作的越南党中央南方局书记阮文灵作为特使，秘密到中国向中共领导人详细介绍越南南方斗争的形势。毛泽东了解基本情况后，对越南抗美战争形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坚信越南人民终将取得胜利。

　　这以后，越南国内的斗争形势进一步升级。1964年秋，美国策划了“北部湾事件”，开始往南越增兵，同时对北越进行大规模的轰炸。1965年2月7日，美国总统约翰逊下令第七舰队的航空母舰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了全面攻击……印度支那战火重燃。

　　面对这一局面，2月10日，北京举行了150万人集会示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北京军民一道愤怒声讨美国的侵略罪行，坚决支援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天安门城楼前面，一幅长达几十米的标语牌上写着：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从印度支那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笑吟吟地与大家握手。他的笑容饱含着对美国人的不在乎。过去他挥手打败了由美国支持和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在朝鲜直接与美国人交锋，美国人不得不承认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与一个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你美国人还来，无非是再打一场朝鲜战争。

　　1965年春，胡志明秘密访华，正好外出视察的毛泽东选择了在他的家乡湖南长沙会见胡志明。见面后两位老朋友握手拥抱，胡志明还是穿着那身米黄色咔叽中山装，已经灰白的胡须留得很长，身体依旧那样消瘦。

　　毛泽东已经知道了越南局势，开口便说：“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在湖南，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说。”

　　毛泽东乡音很重，但胡志明听得懂。胡志明会汉语，会广东话，还会一点上海话。他向毛泽东叙说了一些越南的情况，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条子。这是一张越南河内以北要抢修抢建12条公路的示意图。原来，美国扩大侵略越南战争后，越共政府决定从后方抽调更多的兵力到前线。胡志明带着这个问题来找毛泽东，想让中国方面把越南后方大部分后勤保障工作包下来，这样他就可以调动兵力上南方前线。

　　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胡志明的要求，并让周恩来落实这件事。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话，立即找来总参谋部罗瑞卿、杨成武等人，商量由军队承担这项工程。

　　周恩来简捷地交代道：“这次胡志明主席带来一张公路图，要我们帮他修12条公路。这些公路肯定不能同时并举，应以作战需要为主，按轻重、难易、快慢、粗固八字方针考虑安排。由总参谋部挂帅。”坐在一旁的杨成武摊开越南北部抢修抢建公路的示意图，提出他们倾向的方案：先派兵8万，以后视进展情况酌定增减兵力。

　　胡志明从口袋里摸出的这张条子，调动了中国的8万大军！

　　1965年4月17日，中央军委命令组建中国援越部队一、二、三支队，待命南下。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约翰逊无视中国军队的举动，继续增兵越南，至6月8日公然宣布美军直接参战，战争再度升级。为越海岸线构筑防御体系

　　战势刻不容缓，中国援越部队比原计划提前开拔。

　　6月9日晚8时半，中国西南边境广西凭祥市至友谊关（原镇南关）的大路上，停着经过严密伪装的漫长车队和各种火炮。车上端坐着一排排头戴盔形帽、身穿绿色帆布装、脚蹬用轮胎剪就的斜插两条胶带的“抗战鞋”的士兵，他们怀抱新式冲锋枪、高平两用机枪，一条薄被和一套换洗军装打成的小背包垫在屁股底下。援越先头部队二支队在深夜里冒着滂沱大雨向菇苏、杜拉、吉婆等岛屿开进，任务是为越南构筑沿海防御体系。

　　大批登陆舰、登陆艇在大海中冒雨颠簸。菇苏岛没有登陆码头，登陆艇在几十米、几百米外搁浅，装有较多重型装备船只，更是在千米之外就不能前进。团长刘志高、政委叶丛华急得头上直冒汗，在数次上摊失败后，刘志高命令“部队下海，天亮前必须上岛就位”！

　　顷刻，甲板上的官兵下饺子般地跳入齐胸深的波涛中。部队涉水前进，以最快的机动登上菇苏岛。为了适应援越工作，登岛工程部队特意实行了一种特殊编制。一个团下属3个工兵营、1个机械营、1个高炮营，还有85加农炮连、82迫击炮连、警通连、运输连、加工修理连。这样的编制序列在我军历史上从没有过，都是为了适应越南沿海岛屿的作战要求。

　　部队刚安下帐篷，就投入紧张的施工，构筑指挥所、炮工事、机枪工事、屯兵坑道。为了作好长期对付敌人的准备，按越南的要求，大都构筑战备工事。施工用的水泥、钢材、木材全由汽车运输团和海运大队从中国口岸运送到各个岛上。许多岛上缺少砂、石，有的岛没有淡水，得从陆地或其他岛上转运。生活用水、施工用水都得运送，这对海运大队是莫大的压力，他们为保证部队施工，不分昼夜，风雨无阻。

　　在全方位防御的指导下，面对海洋一侧的工事更是重中之重。有的岛四周悬崖峭壁，部队就将绳系在干部战士腰际，悬挂在峭壁上，手把钢钎打锤。头上海鸥盘旋，脚下海浪滔滔，硬是在绝壁上打出能隐藏大炮和屯兵的坑道。

　　大部队由集结到开进，从登岛到施工作业，连续几个月没休息一天，风餐露宿，阳光暴晒，干部战士个个脸上黑黝黝的，甚至连理发刮胡子的时间都难挤出来，20岁左右的年轻人看上去像30多岁的模样。越南居民传说，毛主席派来的都是不怕死的老兵，个个有实战经验，天上来飞贼，海上来“水鬼”，咱都不愁了。
　　这也迷惑了南越当局，西贡电台广播：“中国共产党的志愿军开进越南北方，进驻东北群岛，接管了北越各岛屿和沿海的防御。中国军队皆是老兵。岛上高炮成林……”

　　中国高炮部队抛洒热血生命

　　为进一步打击美国对北越空袭的嚣张气焰，1965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炮63支队609团奉命入越，成为第一批进入越南的中国防空部队。他们担负克夫至友谊关铁路线的防空作战任务，并掩护中国援越工程部队的施工。

　　8月23日，609团在克夫首遇美国飞机轰炸。后方指挥部分析轰炸可能升级，可能要步步向中国边境靠近，当即命令团长程玉山率领该团二营向河友线宋化桥开进。程玉山率部当晚从谅山出发，一夜没合眼，赶到宋化附近构筑阵地。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高炮部队坚决做到不打则已，一打就力争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一定要以胜利的战斗，表现中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英雄气概，体现毛主席缔造的人民军队的战斗威力。”

　　一个月后，战斗打响。满天的美国飞机穿梭往来，炸弹隆隆地在原野上炸响。程玉山观察着，头上伪装的枝叶在强烈的阳光燎灼下，已经蜷缩萎蔫。他屹立在高地上，看到美机投弹七零八落无目标，心想：“你再狡猾，也逃不出咱的眼睛。”他判断着美机的主攻方向。

　　转眼，空中一批美机俯冲下来，接着第二批敌机也呼啸着俯冲下来。程玉山判明敌机主攻方向是西南角的宋化桥，当机立断：“传达命令，调转火力，瞄准第三批第一架，全营集火!”

　　“轰!”“轰!”“轰!”一阵集火射击，美机即刻空中开花，粉碎的机身从半空中坠落下来。609团首战告捷。

　　10月5日，美机又一次袭击宋化桥。第一批F-4飞机从西南方向低空临近，程玉山及时抓住时机全营集火射击，将它们击落。这时，4架美机F-105又狡猾地从东北方向转入攻击。程玉山立即命令部队转移火力，集中打第一架、第三架，又击落1架。整个战斗集火射击8次，6次取得战果，击落美机5架，击伤1架，活捉1名美军飞行员，宋化铁路桥安然无恙。

　　程玉山所在团受命在谅山至北宁沿线机动作战，数月内先后转移13次，行程31000多公里，作战9次，取得了击落美机17架、击伤4架、俘一美飞行员的辉煌战果。可惜，这位英勇机智的高炮团长在10月7日宋化战斗中不幸牺牲。

　　除了程玉山，赴越高炮部队还有不少的英雄事迹：1967年5月27日，我高炮2师5团在越南寨高地区抗击美军6批20架F-105、F-4 型飞机的猛烈攻击，其中有8箱子母弹在阵地上爆炸，连长张宛度头部、左腿、胳膊多处负伤，指挥室被炸毁，无法实施指挥，他用一只脚蹦跳780多米，越过两道交通沟，站在阵地中央继续指挥战斗，打击敌机。

　　1967年7月5日，我高炮5师15团8连2排炮手李金才在对空作战时，一颗子母弹落在他两腿之间，在即将爆炸的时刻，他为了掩护战友和保护火炮，就坚定地夹紧双腿，结果双腿被炸断，炮盘上染满了他的鲜血，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挺坐在炮位上继续战斗，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未完待续） ▲◆★●■☆


中国把“白龙尾岛”白送越南惊人内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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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从1965年8月至1969年3月，先后赴越参战的中国高炮部队和配属的防空部队共有16个支队辖63个团，总计约15万人。我高炮部队广大指战员针对美机活动特点，研究了多种机动灵活的战法，充分发挥老式装备的威力，打击美军优势装备的飞机。在3年零7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与美机作战558次，取得击落美机597架、击伤479架的光辉战绩。在作战中有280人英勇牺牲、1166人光荣负伤。

　　“胡志明小道”承载中越情谊

　　在美军和南越傀儡政权扫荡搜捕下，北越在南方的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给养供应愈加困难，中国援助的大批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只好通过海上输送到游击营地。大米用三层特制塑料包装充气，在大海上漂浮不沉，随着海潮漂向海岸，早已得到通报的游击武装力量就赶到海滨，将一批批大米运回根据地。大批的武器装备通过分散的渔船运到南方各海湾，转运到根据地。

　　中国在海南岛还提供两个港口作为从北越运送物资到南越的中转站。但美国侦察到这一情况，它派船在海岸巡逻，有时派直升机在空中盘旋。通过北纬17度线附近的边海河顺漂南方的米袋，许多被美国直升机上的机枪扫射，雪白的大米哗哗地倾入河中，米袋沉没。

　　随着侵越美军的剧增，南方的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也扩充为正规军，部队扩充需要更多重型装备，加之整团整营的运动战迅速发展，消耗很大。这一切，单靠海上的运输，已无法解决。

　　为解决这一问题，越南共产党、北越政府和越南军民，开辟了一条通过老挝狭长地区的崇山峻岭，抵达越南南方各根据地和柬埔寨鹦鹉嘴的羊肠小道——胡志明小道。在这条小道上，开始只能人背肩扛，逐步扩大到能通过自行车、牛车、板车和大象运输。1965年以后，10多万中国援越部队抵达越南北方，使北方能抽调大批部队和青壮年有组织地开赴老挝和越南南方，拓宽胡志明小道。大批中国援越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解放牌”大卡车，奔驰在胡志明小道上。

　　1968年3月，美国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逐步降级”，把轰炸范围限制在北纬20度线以南地区，并于5月10日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巴黎开始进行和平谈判。10月31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完全停止对北越的轰炸、炮击和海上袭击。越南战争进入“边打边谈”的时期。第一阶段出国执行任务的中国支援部队，在完成既定任务后，于1970年7月全部撤离回国。

　　在5年多的艰苦作战与施工中，中国支援部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工程保障部队修筑坑道25600余米，各种工事300余个，新建、改建公路7条，长1230余公里;新建铁路117公里，改建铁路363公里，抢建便线便桥98公里；修建机场1个，修建飞机洞库2个；架设陆地通信线路560余公里；铺设海底通信电缆90余公里。

　　1969年9月2日胡志明去世，其时中苏关系破裂，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越共部分领导人开始亲苏排华，中越关系逐渐出现裂痕。但直到1975年越战真正结束，中方援助的人员、物资都没有打过折扣。可谁也没料到，曾经亲如一家的中越两国竟然在几年后就反目成仇，大打出手。1979年中越之战留给历史的是一连串的谜团。  

　　历史上，广东潮州、海南澹州和文昌县（现文昌市）的渔民，长期把夜莺岛作为鲍鱼生产基地。有据可考，近代中国人在岛定居已百余年。据李德潮《白龙尾正名》一文记载：“1955年解放时，有居民64户，249人(男127人，女122人)。居民全部是中国汉族人，讲澹州(海南澹县)话。老年岛民多是本世纪初从海南澹县迁来的。……1955年解放时，据当时岛上有庙宇一座，奉祀天妃娘娘和伏波将军。天妃娘娘是中国渔民海上保平安的神祗。伏波将军即是汉王朝出兵交趾(今越南北部)的马援。庙内有铁钟一口，系光绪三年(1877年)所铸，首事人是海南文昌人符连明、符怀积等。”（李德潮《白龙尾正名）

　　中国岛民分住在岛上的两个村庄里，大村名“浮水洲村”，小村名“公司村”。“公司村”得名源自1931年儋县蒲公才、蒲文江、陈有德等热心实业人士，集资成立开发公司，在岛内大规模种植西瓜。上世纪30年代初，夜莺岛被法国以越南宗主国名义占领；1943年，又落入日本手中。“1955年7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夜莺岛，该岛在行政上隶属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儋县，设立区级行政单位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同时设立党的基层组织中共儋县委员会浮水洲工作委员会和驻军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分区浮水洲守备大队。银行、供销社、小学、渔业生产合作社等，均使用浮水洲名称。”（李德潮《白龙尾正名》）

　　1957年被秘密“移交”越南，具体协议内容不详

　　何以本属中国的“夜莺岛”，会变成今天越南的“白龙尾岛”？事情要追溯到1957年。

　　具体过程，一种说法是：1957年越战前夕，“为了支援越南的抗美战争，周恩来和越南总理范文同签署协议，将我国北部湾里的白龙尾岛，出借给越南政府，让其在上面修建雷达基地，作为预警轰炸河内的美国飞机，同时作为中国援越物资的转运站。” （《南海！南海！》，伊始、姚中才、陈贞国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另一种说法则称：周恩来是“借岛协议”的签署者，毛泽东则是“借岛”的拍板者：“越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来到中国，通过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请求，让我们把位于北部湾海域的夜莺岛，‘借’给越南‘用’一下，建一个前沿雷达站，用以监视美帝飞机的行踪，那时的中国，有点像慷慨汉子，几乎没费什么周折，胡志明的请求就得到了应允。”（《叩醒中国海》、P133，曹保健，河北人民出版社 )

　　上述两种说法，都是“借岛说”，还有一种“移交说”。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科研部1992年出版的《我国与邻国边界和海洋权益争议问题资料选编》记载：“北部湾划界涉及一个重要因素，即在海域中央的一个岛屿，原属于我国，称为浮水洲或夜莺岛，1957年我移交给越南，越改称为白龙尾岛。”

　　总而言之，无论是“借岛”还是“移交”，在当时乃至日后都没有公开。而是采取了一种“秘密移交方式”。根据高健军著的《中国与国际海洋法》一书称，“白龙尾岛……在历史上曾属中国领土，1957年3月通过‘秘密移交方式’将该岛移交越南”。所以，当年具体的协议条款有些什么内容，迄今是谜。

　　至于为什么要把中国的夜莺岛“借”给越南，成为“白龙尾岛”，又为何要采取“秘密移交方式”，一种可供参考的解释是：一方面，中国作为亚洲共产主运动领袖，必须支持胡志明的越共与美国支持下的南越之间的战争；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并不希望直接卷入战争，成为“参战国”，进而直接与美军对峙。于是，作为援助越共的关键中间站——现有资料显示，中国确实在夜莺岛上帮助越南建造了雷达站，大量的援越物资，也正是通过该岛输送给了越共——“夜莺岛”就被“秘密移交”给了北越。

　　负责具体“移交”工作的老将军回忆：“看来我是做错了一件事”

　　“送岛”决议的具体过程——决策究竟是谁作出的、出于何种考虑、签订了什么协议，笔者尚未找到相关资料。但具体的“移交”过程，则有当事人的一段宝贵口述回忆。马白山将军是原海南军分区副司令，当时作为中方代表，前往浮水洲岛与越南代表履行了“移交”手续。据老将军讲述：

　　“1950年海南解放，1955年解放军解放了浮水洲岛。解放军驻此岛上，岛上有工事。部队一个连队驻守岛上，也管理老百姓。1955年实行军衔制，我授衔为少将，任海南军分区副司令员。……1957年3月，上级指派我为代表，把浮水洲岛移交给越南，越南来的代表，也是一个军分区的副司令。当时有文件，说委任马白山作为移交浮水洲岛的全权代表，同去的还有当时的海南区党委的一位副书记。……移交时，部队撤，老百姓不动。有的老百姓不高兴。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变成越南人。其他设施，如商店等都移交。移交前，我去过这个岛。岛上渔民主要是捕捞近海的鲍鱼。他们捕来的鱼，卖给大陆，也贩运到越南去卖。……移交仪式在岛上举行，文件都准备好，履行签字手续就成。移交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上面安排的，移交仪式：开茶会，桌上摆水果、点心，都是越方带来的，晚上还设宴请客，越南还派了一个文工团演出。文工团员不少是在越的华侨。……移交给越南，主要是当时两国关系好，我们与胡志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反正是兄弟嘛，该岛又稍近越南一点，就通过一个仪式移交给它。” （《海角寻古今》，P42，马大正，新疆人民出版社)

　　虽然只是执行命令，但对于“送岛”这事，据该书作者称，马老将军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沉重地说，看来我是做错了一件事。”

　　“夜莺岛”成为“白龙尾岛”归入越南后，中国利益损失严重

　　1957年的秘密协议之后，白龙尾岛成为越南领土，岛上的中国居民成为“越南华侨”，后续的负面影响也随之而来。李德潮在《白龙尾正名》一文结尾谈到：“越南得陇望蜀，得寸进尺，在大肆侵占我国南沙群岛的同时，在北部湾，它依托白龙尾岛，对北部湾大面积海域和大陆架，提出主权要求，抓扣我渔民，破坏我数十万渔民的生计。”

学者葛剑雄说得更为清晰：“对北部湾的渔业纠纷，我国的态度似乎不软不硬，越南人还在那里巡逻，我们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白龙尾岛离海南岛远，离越南近,本来我们跟它划界，可以划在白龙尾岛和越南大陆之间。但现在这个岛是它的，界线要划在白龙尾岛与海南岛之间，北部湾历史上传统的中国的渔场就要归越南，数十万渔民都将失业;谈判划界时双方是有默契的，传统的渔场如何划分，应该另外通过淡判来解决，但现在越南方面就要按新的海界来控制这些渔场了。”（《葛剑雄演讲录》，P217，山西古籍出版社 )
结语白龙尾岛事件只是上世纪中国“革命外交”理念下诸多领土让步事件的一小例而已。1960年的《中缅边界协定》，1962年的《中朝边界协定》，1963年的《中巴边界协定》，都是“革命外交”理念下的产物。当“世界革命”已成梦幻泡影，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的正常外交理念重新回归，这些条约的个中得失，已然相当清晰。特殊的历史时期，有特殊的历史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至少，领土主权问题事关全体国民利益，国民理应享有最基本的话语权和知情权，如白尾龙岛这般“秘密移交”，决不应该再出现了。 ▲◆★●■☆


为什么如此慷慨的援助仍无法避免中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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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家忠系原中国驻越南大使

　　往事回忆

　　我于20世纪60年代初进入外交部，不久美国的侵越战争迅速升级，我国也在全国范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援越抗美运动。当时毛主席有一句名言：“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总的说来，这期间的中越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就是后方和前线的关系。但与此同时两国关系中也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并且在外宣方面也能明显地表现出来。主要是：

　　对待苏联的态度。当时中苏尖锐对立，中方严厉批判苏联现代社会修正主义，谴责苏联对越南的抗美斗争是“假援助、真出卖”。而越南的抗美斗争则既需要中国的援助，又需要苏联的援助，特别是重武器的援助，不赞成中国说苏联对越南是“假援助”。我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的祝酒词中，每当提到苏联对越南“假援助、真出卖”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使节和外交官便纷纷退场，以示抗议，使在场的越南领导人处境十分尴尬。我大使馆新闻橱窗展出苏联警察在莫斯科殴打中国留学生的照片后，橱窗很快便被人用砖头打破。中越双方经常就如何看待苏联的问题发生争论和不愉快，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疙瘩。而当时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是我外宣的主要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对越外宣工作自然困难重重。

　　对待“文革”。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内容是发动全民造反，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与正在全力进行抗美斗争的越南则完全格格不入。当时越南需要中国提供大量援助，不便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但又十分担心文化大革命波及越南，故只能在内部严加防范和抵制。如规定所有访华的越南代表团，一律不得接受关于“文革”的宣传品。有的越南人一时碍于情面，不便回绝，便暂时收下，乘无人注意时，再悄悄将其丢弃。中国大使馆有时一天能发放上千本《人民画报》，但物质条件极度困难的越南人，大都拿去垫抽屉，包书皮。在越南海防市举行中国国庆电影周时，有一次放映“钢琴伴唱红灯记”专场，结果到场的观众只有5个人。1969年4月中共“九大”后不久，国内给大使馆发来“九大”开幕式的纪录片，长度只有5分钟。国内指示要举行专场电影招待会，而且为了突出重点，规定不得加放其他影片，并要求立即把外国观众的反映报回。大使馆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先放电影，接着举行冷餐招待会，趁热打铁搜集反映。结果，所有到场的越南官员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都一概环顾左右而言他，谁也不肯就影片发表评论。罗马尼亚大使馆武官则有意把话题岔开，举起啤酒杯说，人们都称赞捷克的啤酒最好，其实中国啤酒也不错。搞得场面比较尴尬。当时中国媒体整天宣传“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但越南人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形势是每况愈下，因此越南领导人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支持或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话。在极“左”思潮的笼罩下，对越的外宣自然是陷入了死胡同。

主要体会

　　两国关系的大气候是顺利开展对越外宣的根本保障。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都为巩固和加强两国友好关系作出了不懈努力。两国领导人每年都进行互访，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各种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诸多重要共识。1999年，两国领导人又确定了新世纪指导两国关系顺利、健康发展的16字方针，即“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近年来，中方把同一些周边国家的关系定位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鉴于中越两国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国领导人又一致同意把两国关系的定位在上述“三好”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好”，即“好同志”，成为“四好”。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和地区以及两国国内形势的的变化，当年影响两国关系的两大因素，亦即开展对越外宣的两大障碍早已不复存在。中方作出历史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苏联解体后，越南领导人对前苏联的批判更是十分坚决和彻底。越南领导人曾说，好端端的一个苏联共产党竟毁在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手里，试问他们的民主集中制到哪里去了？中国方面对当年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也做了客观、冷静的评价。1989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到访的戈尔巴乔夫时说：“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可以说，两国关系已掀开了新的一页，友好的大局为开展对越外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根本保证。

　　实事求是应是开展对越外宣的根本指导思想。通过对“文革”期间极“左”思潮的批判和拨乱反正，人们端正了思想路线，恢复了清醒的头脑，不再夜郎自大、夸夸其谈，在外宣方面只希望让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既看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也看到中国的落后和问题。记得云南省外办一位老领导曾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外交部组织驻华使节到云南参观。但当时的物资供应极为匮乏，为制造一个市场繁荣的场面，当地领导事先找好一家商店，把各种商品摆放得琳琅满目，挑选几十名党员和信得过的基本群众，每人发给50元人民币，届时在外宾面前扮演顾客，表演购物。待外宾走后再把“购买”的商品退回，把50元钱上交。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就是笑话，但当时确实就是这样做的。事实证明，繁荣的假象并不能骗过外国人的眼睛，只能欺骗自己。如今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公认。就越南来说，所有的越南访华代表团回国后，都会向我讲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不停地称赞中国宽阔的高速公路、林立的高楼大厦、干净整洁的街道、应有尽有的商品和人们漂亮的穿着。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已经认不出当年的北京来了。”面对越南朋友的赞扬，我的内心感受可以拿央视“焦点访谈”中的一句话来表述，即“用事实说话”。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见，相信越南人看到的是最真实的。当他们赞扬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时，我反而强调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指出中国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今后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向越方介绍中国形势时，要注意一分为二，讲成绩要留有余地，不要讲得太满。事实证明这样讲对方容易听得进去，显得更加朴实，效果更好。

对越外宣的新局面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1978年底起，中越关系处于紧张和不正常状态，时间长达13年之久。1991年11月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在新的形势下，两国在政治、经济、文教、科技等众多领域的交往与合作迅速恢复和发展，随着相互信赖的不断增强，对越外宣工作也出现了全新的局面。

　　越南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媒体更作了大量报道。越方先后出版了《邓小平文选》和我国其他领导人论述改革开放的著述。对于我党的历次党代会十分关注，除做了大量报道外，每次都以最快的速度将大会的报告翻译成越文，发给越共中央委员，人手一册。1995年底至2000年7月我担任驻越大使期间，越南社科院、国际关系学院、中央党校等机关多次请我去介绍中国形势和他们关心的问题。每逢我国国庆，越南中央电视台都请我去发表电视讲话。1999年国庆50周年期间，越南各报章、杂志主动向我和大使馆约稿21篇，介绍中国各条战线的辉煌成就和中越关系的美好发展，总共达10万多字。我的明显感受是，越方非但不再像过去那样害怕中国的宣传，而是迫切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

　　通过多种途径考察中国改革开放的做法和经验。越南从1986年提出革新开放的口号，其革新的内容和模式同我国的改革开放有颇多共同和相近之处，主要也是摆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时间上早于越南，故越方十分注意了解中国的相关政策和措施。10多年来，越南派出大量不同级别的团组，前来考察中国的国企改革、乡镇企业、证券市场、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反腐倡廉、精简机构等多种问题，包括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每当有一项新举措出台前，越南领导人都要求有关部门先考察一下中国是如何解决的。所有这些，都是向越方进行宣传的机会。越南同志反映，这样做很有好处，使他们少走了不少弯路。

　　十几年来，中国电视连续剧在越南持续热播，经久不衰。越南新闻界权威人士说，影视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由于越南无力生产出足够的影视作品来满足国内的需求，又不能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影视作品，是中国思想性强、艺术性高的电视连续剧帮助越南填补了这个真空，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电视连续剧在帮助越南坚守这一重要的阵地。中国电视连续剧的持续播放，是一种喜闻乐见的宣传，使越南干部群众在不知不觉中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和感情沟通，为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

　　两国新闻传媒保持了友好交往和及时沟通。双方的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和通讯社都多次派团互访。中国大使馆同越方的上述单位都保持了密切关系。我本人不止一次给越南党刊《共产主义杂志》和党报《人民报》撰稿。越通社社长胡进毅、中央电视台台长范克览、党报总编洪荣、中央广播电台台长潘光都是我的好朋友，彼此有什么问题，都能够及时沟通。几年前，当大使馆就国内法轮功闹事问题向越南通讯社通报时，胡进毅社长便表示完全理解中方采取的措施，并希望中方的措施更加坚决、有力。有了这样的感情基础，即使偶尔双方出现一些不符合友好大局的出版物，彼此都能保持冷静和克制，都相信那并不是各自国家领导人的意愿，从而都能本着大局为重的精神予以解决，不会影响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注意尊重对方，防止居高临下的大国主义。越南有8200万人口，在东南亚各国中列居第二，但对于中国来说仍是小国。越南领导人也坦诚地对中国领导人说，越南是小国，越南党是小党。但我从多年的切身感受中体会到，越是小国，民族自尊心越强，越怕别人看不起。面对这种情况，无论在处理两国关系方面，还是开展对越外宣方面，都更应注意尊重对方，防止大国主义的表现。例如越南领导人多次强调要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应该说态度是很诚恳的。但中方绝对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给人家“讲课”，而只能谦虚、客观地介绍自己的做法，包括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做法，供对方参考。在这方面有几件事至今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次，越南党的一位政治局委员会见中国一个到访的代表团。在谈到某一个问题时，对方十分谦虚地提到要学习中国的经验。这时中国代表团团长便准备拉开阵势，从头讲起。当时我也在场，便立即给这位团长递去一个便条，告诉他会见只有30分钟，对方是越南党的政治局委员，在这样的场合不适宜长篇大论地开讲，建议他注意掌握时间。还有一次，我国一个证券代表团访越。当时越方正准备开办证券市场，迫切希望了解中国的做法和经验。但中方团长很不“见外”，摆出架势要教给对方如何去做。当对方说他们的班子只有七八十人时，中方团长便说，绝对不行，起码要有200人。对方说他们的办公地点是在一栋楼房的一层。中国团长说，一层绝对不够，最少要占两层。当时我马上补充说，中方所说的意见只是从中国的情况出发的，最了解情况的仍然是越南同志自己，究竟要多少人的编制和多大办公面积，完全由越南同志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在这方面我记得江泽民同志说过一句十分重要的话。1997年越共总书记杜梅访华期间，曾提出希望中国帮助越南培养干部。他诚恳地说，西方国家也曾帮助越南培养干部，但他们往往怀有其他意图，而中国则不会，中国绝对不会对越南干部搞什么“和平演变”。江泽民表示对越方的要求愿给予积极考虑，但中国“绝不做教师爷”。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要求我们要尊重对方，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居高临下，指手画脚。

　　要坚持求同存异，切忌强加于人。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面对这种形势，中方一贯强调世界的多样化和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呼吁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他们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既然如此，我们在从事外宣的时候，更要注意每个国家的特点，了解他们和中国的异同，从而使我们的外宣工作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在介绍中国情况和对某一问题的主张时，不应强求对方接受，而应抱着宽容的态度，允许对方有一个思考和消化的过程，也应允许对方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即使对方不赞成，也没有什么关系。对外国朋友提出的一些尖锐的问题，或对我国情况表现出的某种困惑，要本着诚恳的态度，耐心做解释工作，而不应动辄就认为他们对中国不友好。反过来说，对于外国的事情，我们也并非事事都赞成，但这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彼此成为好朋友。在这方面，过去的教训实在太多了。“文革”期间，中越双方经常争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反帝必反修”。中方总是希望越南朋友接受“反帝必反修”。甚至有个别人在宴会上也要问越南朋友：敢不敢反修？要反修，咱就干杯。弄得宴会气氛极为紧张。事实证明效果适得其反。

　要加强学习，做懂得外宣的行家。当前我国外交工作大体可分为四个方面，即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同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和多边外交。对于上述四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李肇星外长解释说：稳定周边是首要任务，同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是关键，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平台。目前我国的周边国家共有29个，其中同我有共同边界的国家15个。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越南都是贯彻稳定周边战略的重要一环。因此搞好对越的外宣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就需要对越南的国情、其内外政策和中越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了解两国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存在什么问题以及双方的主张。这就要求外宣部门和第一线的外交官加强学习，做到知己知彼，胸有成竹。这样的外宣工作才能更有针对性，才算真正把工作做在了点子上。对于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分歧和一时谈不拢的问题，要心平气和地阐述中方的观点和主张，让对方能够听进去、能够理解，即使对方不能接受，也能让其感受到中方解决问题的诚意。而这就需要讲求外宣的艺术和政策水平，需要花功夫钻研、学习。另外，对我们国内的事情和方方面面的政策也要有更多的了解，特别是身处第一线的外交官，要随时应对驻在国官员和各界人士提出的种种问题。一次，越共中央思想文化部（即中宣部）副部长提出让我介绍一下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我用了一整天反复阅读了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并设想了对方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结果那位副部长关心的问题是：中国领导精神文明建设的组织系统如何？每个省有多少人专门从事这项工作？每年用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经费是多少，来源于何处？各省的经费是中央直接拨给，还是自己筹措？等等。结果我只好如实地承认对此不太清楚，答应待了解后再向他通报。这件事告诉我，尽管我们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但多知道一些就多一份主动。

　　当前中越关系正处在较好的发展势头。2005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越南期间，对两国建立“四好”关系的深刻内涵又进一步做了具体阐述，指出中越两国和两国人民要永远成为“睦邻友好的好邻居、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同志、真诚合作的好伙伴。”相信在这一大背景和大气候下，我们的对越外宣工作一定会更上一层楼，做得更好。 ▲◆★●■☆


中国大坝切断印度水源 印怒吼开战
http://zhqiangjun.com/rdtw/2013-02-02/8323.html

    2013-02-02：印度1月31日对中国采取“不同寻常的尖锐立场”，针对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修建大坝的单边行动”， 印外交部声称拥有 “河流使用权”，并首次敦促中国“不得在上游进行任何有损下游利益的活动”。

　　印外交部的声明把一个媒体炒作的话题变成两国官方间的交涉。“中国大坝威胁论”只是在印度很有市场的各种“中国威胁论”中的一个，它的间歇性爆发让印度舆论中对中国的抱怨不断地积累能量。

　　2月1日的印度媒体上充满本国“慷慨地”分给孟加拉国水资源的报道，以衬托中国拒绝与印分享水资源的“无情”。在大江大河上修水坝，在中国也是争议很大的事情，但复杂严峻的能源形势留给中国的选择余地并不多。实际上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建水坝并非不照顾印度的关切，多名中国专家2月1日对《环球时报》说，“如果雅鲁藏布江只流经中国境内的话，相信早就建成多座水坝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认为，印度对中国建水坝的疑虑，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国与国之间的猜忌，担心从战略上被中国拿一把。 ▲◆★●■☆
 
    
以空袭重创叙秘密部队 俄军事顾问伤亡巨大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1391

   2013-2-2：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2月1日称，袭击目标是大马士革杰姆拉亚军事研究中心，驻扎有3000名秘密支援叙利亚政府军的伊朗革命卫队士兵和多名俄罗斯“军事技术顾问”，空袭造成伊朗和俄罗斯人“巨大的伤亡”。

以色列空军F-15战斗机。

　　是叙利亚官方声称的“军事研究中心”，还是西方所说的“运载武器的叙军车队”？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后，国际社会有关打击目标的“猜谜游戏”热度不减。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2月1日透露惊人消息，那就是以色列此次空袭其实是在外界普遍知道前48小时实施的，袭击目标正是大马士革杰姆拉亚军事研究中心，但这个中心内不仅有叙军的地对空导弹，还驻扎有3000名秘密支援叙利亚政府军的伊朗革命卫队士兵和多名俄罗斯“军事技术顾问”。空袭发生时，以军的F-16战斗机一共向基地发射了6枚破坏力巨大的导弹，几乎将驻扎有伊朗革命卫队的住所完全摧毁，造成伊朗和俄罗斯人“巨大的伤亡”。

　　距离空袭一天半后，叙利亚政府的“口头报复”迟迟而来。周四，叙利亚政府通过其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要求联合国对以色列的空袭予以谴责，叙利亚驻黎巴嫩大使阿里1月31日表示，叙利亚有能力对以色列发动“出其不意的”反击。俄罗斯政治研究中心常规武器问题专家瓦季姆·科久林1日告诉俄《观点报》，叙利亚宣布会对以色列实施“毁灭性还击”更多的只是一种威胁而已。叙方确实有大量的导弹，但都已落后，不会轻易动用导弹或化学武器报复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反报复能够完全摧毁叙利亚。对巴沙尔来说，报复将是一种“自杀步骤”，如果采取报复措施，巴沙尔还可能失去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最后几个盟友。来源: 人民网 ▲◆★●■☆


政党政权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1345

    2013-2-1：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改进作风。习近平说，政党和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只有始终从严要求自己，坚持改进工作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只有始终从严要求自己，坚持改进工作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使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

　　站在这样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也正是着眼于社会生活的现实状况，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制定了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各地区各部门制定了相应规定，给干部确立规矩，狠刹不正之风，目的就是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使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加紧密，使执政的根基更加牢固。

　　改进作风，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很重，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责任很大，如果成天忙于应酬，穿梭于各种会议、活动，陪吃陪喝陪逛陪玩，哪有时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哪有时间领会政策、研究工作？如果大手大脚、铺张浪费，讲排场比阔气，奉行享乐主义，老百姓怎能不反感，困难群众怎会不寒心？如果什么钱都敢花、多少钱都敢用，群众怎么会没有意见，党的执政基础还怎么来巩固？“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对此，各级干部一定要充分认识改进作风的重要性、紧迫性，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切不可不以为然、无动于衷，而要始终坚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心心相印。

　　改进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八项规定是一个动员令，也是解决问题的开端和破题。它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领导干部更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多想想困难群众，多想想贫困地区，多做急民之困的实事，少做花上垒花的虚功。应当懂得，心系群众、埋头苦干，群众就会拥护你、追随你；不务实事、骄奢淫逸，群众就会反对你、疏远你。只有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从百姓期盼的事情做起，干部才能不断拉近与群众之间的距离。

　　实现作风转变，必须下一番踏石留印的功夫。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抓一抓有好转，松一松就反弹。能不能打消干部群众对改作风的疑问，能不能使各级干部的作风有一个深刻转变，关键就看有没有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果不能坚持下去，不能取得实效，一阵风，走形式，虎头蛇尾，最终就会失信于民。只有真改实转，让人民来监督，让群众看到变化，让百姓得到实惠，人民群众的心才会与党员干部贴近再贴近。来源: 人民日报 ▲◆★●■☆


委内瑞拉外长敏感时期访华
http://news.sina.com.cn/c/2013-02-03/060926189876.shtml

----委内瑞拉外长被指访华寻求40亿美元贷款

2013年02月03日  东方早报  方晓  在委内瑞拉政局因为总统查韦斯的病情而陷于动荡的敏感时期，委内瑞拉外长埃利亚斯·豪亚抵达中国访问。这一访问似乎比较低调，从公开资料看，中方没有事先宣布这一访问，这一访问是由委内瑞拉通讯和信息部长埃内斯托·维勒加斯当地时间2月1日在Twitter上发布的，他形容访问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与中国这一亚洲巨人之间的关系。

　　查韦斯问候胡锦涛习近平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2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豪亚。俞正声表示，中委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互利友好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共十八大选举产生的新的领导集体将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中方重视同委内瑞拉关系，愿继续同委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俞正声请豪亚转达胡锦涛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查韦斯总统的亲切问候，并祝他早日康复。

　　豪亚转达了查韦斯总统对胡锦涛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他说，长期以来，对华关系是委内瑞拉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查韦斯总统本人高度重视并亲自推动。委方谨对中方给予的真诚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并愿与中方一道，继续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

　　1月15日，正在古巴接受癌症治疗的查韦斯任命豪亚为新一任外交部长。豪亚现年43岁，曾任委内瑞拉经济部长、农业和土地部长，2010年出任副总统，2012年去职。他被视作查韦斯的亲密盟友。拉美媒体称，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当时曾向豪亚致贺，期待深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和双赢。

　　新华社称，杨洁篪也会见了豪亚，但并未透露内容。

　　被指想要40亿美元贷款

　　中国与委内瑞拉关系密切，委内瑞拉是中国重要的石油供应国，中国则向委内瑞拉提供大量贷款，用于其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项目，双方在能源领域也有合作项目，中方还向委内瑞拉提供教练机、坦克等武器。

　　就在豪亚访华之时，英国路透社2月1日报道，有消息称，委内瑞拉政府及该国国家石油公司(PDVSA)目前正就从中国及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贷款60亿美元展开紧急会谈，以期缓解该国紧张的财政状况。

　　报道说，委内瑞拉石油部长拉斐尔·拉米雷斯本周曾宣布，PDVSA不打算发行更多以美元为主的债务。这一消息让有关PDVSA地方业务长期缺少美元的普遍猜测更加复杂化，同时令委内瑞拉被迫寻求其他形式的融资。其优先选择即是去年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订的40亿美元协议。

　　报道还指出，近年来，委内瑞拉已经陆续从中国借到了360亿美元，通常是以石油偿还，目前中国已经是委内瑞拉单个最大的外国资金提供源。报道称，消息人士透露，中国方面想要加强与委内瑞拉签署协议的条款内容，但委内瑞拉却拒绝接受。与此同时，PDVSA还在就贷款20亿美元与雪佛龙公司进行磋商，据称这笔款项是为了增加雪佛龙和PDVSA合资企业Petroboscan的原油产量。

　　委内瑞拉能源部长拉斐尔·拉米雷斯曾在1月28日宣布，中国与委内瑞拉更新了双方的信贷额度至380亿美元，用于石油、基础设施、农业等领域。

　　查韦斯术后治疗结束

　　与此同时，查韦斯病情依然引人关注。委内瑞拉副总统马杜罗2月1日发表声明说，目前仍在哈瓦那医院内的查韦斯已经结束了术后治疗。马杜罗说：“庆幸的是，术后治疗期已经结束，查韦斯进入了新的治疗阶段，他正在不断康复中。”

　　马杜罗还透露，查韦斯当天在哈瓦那接见了委内瑞拉国民议会主席卡韦略和国防部长迭戈·莫莱罗。

　　有消息称，委内瑞拉政府正在筹备查韦斯从古巴回国事宜，随后可能立即举行新的总统选举。

　　据报道查韦斯可能在今年2月中下旬回国，然后被安排在首都加拉加斯或者他的故乡巴里纳斯居住。据悉，查韦斯在治疗期间似乎瘦了很多，并且嗓音发生改变。 ▲◆★●■☆
 

习近平视察戈壁空军基地
http://news.sina.com.cn/c/2013-02-03/053926189734.shtml

2013年02月03日  大众网-齐鲁晚报

习近平视察空军某基地。解放军报记者 岱天荣摄 习近平视察空军某基地。解放军报记者 岱天荣摄

　　本报综合中新社、中国军网、央视消息 2日下午“中国军网官方微博”、“军报记者”微博发布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冒着严寒，来到戈壁深处的空军某基地，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和科技人员”的消息。据悉，这是官方媒体首次通过微博率先报道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活动。另据报道，习近平还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革命烈士陵园祭奠先烈。

　　春节前夕，2月2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冒着严寒，来到戈壁深处的空军某基地，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和科技人员。他表示，心里一直惦记着大家，特地来看看大家。他强调，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强国防建设，责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希望大家一起履行好这个责任。

　　习近平察看了基地部分现代化装备。他强调，党中央、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高度重视空军建设发展，高度重视武器装备建设。他要求部队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推进信息化建设，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大家要再接再厉、顽强拼搏，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另据央视报道，2日当天，习近平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向他们为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表示由衷敬意，赞扬他们“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奉献精神。陵园安葬着聂荣臻元帅和为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献身的711名革命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