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要打赢战争　领导人须坚守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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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国家安全的边疆就应该到哪里。

　　中评社香港 2013年1月15日电／面对变幻复杂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十八大报告对未来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新要求，做出新部署。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上将日前接受《学习时报》专访时表示，中国要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领导干部就必须坚守理想信念。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中，容不得消极怠工、以公徇私。他说：“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国家安全的边疆就应该到哪里。”　

　　醉享太平　会致亡国　

　　文汇报报道︳刘亚洲认为，和平年代，太平盛世，一个民族最难维系的是忧患意识，一支军队最难做到的是居安思危。从“贞观之治”到“安史之乱”，从“康乾盛世”到清末的丧权辱国，等等，虽然都有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与军队醉享太平而弱化战争准备不无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讲，败战、亡国，并不是因为敌人有多么强大，而往往是自己首先打败了自己。

　　在回答中国如何才能保证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问题时，刘亚洲说，领导人的个性往往会塑造他所带领的团队个性，理想信念是人们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在国际国内复杂的安全局面中，容不得我们等待观望，容不得消极怠工，更容不得以公徇私。

　　形势复杂　前所未有　

　　刘亚洲表示，当今中国，正享受着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中国军队，也因为几十年无大战事而一直处于和平建军时期。而实际上，中国当下所面对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之复杂，可谓前所未有。尤其要看到，随着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逐渐超出传统领土、领海、领空范围，不断向海洋、太空、电磁、网络空间拓展，要求军队必须提高保护利益边界的能力。形势决定任务，安全需求引领军事力量建设。他说：“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国家安全的边疆就应该到哪里。”　▲◆★●■☆


日本“包围中国”纯属异想天开
http://ed-china.stnn.cc/diplomacy/201301/t20130115_1847134.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1-15：《人民日报海外版》日前发表文章，题为“日本‘包围中国’纯属异想天开”，文章如下：

　　面对堆积如山的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安倍除推出老套路的紧急经济政策外迄今也没拿出什么灵丹妙药，倒是在外交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动作，其中最为日本媒体乐道的就是“战略性外交”。

　　“战略性外交”的开场锣鼓包括安倍就任首相前后打给美、澳、英、俄、印尼、印度、越南等国领导人的电话，派特使和副首相、外相等内阁成员访问韩国、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等国。之后，安倍本人即将出马，在首访美国未果的情况下，前往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盟3国访问。

　　在报道和评论时，日本媒体忘不了加上一句：这是安倍政府在外交上对中国的“牵制”，构建对华“包围圈”。

　　看到这样的评述，不免想起一个笑话。说是一个军官考问一名士兵：假如你一个人在山头上遭遇一个班的敌人，你怎么办？士兵答曰：“我立即包围他们。”

　　如果说“战略性外交”仅仅是为了日本改善和发展同上述国家的双边关系，促进日本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为日本的“经济再生”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直至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和大国影响力，这本无可厚非。

　　但如果“战略性外交”同时寄望于通过与有关国家间的“合纵连横”，达到“牵制”、“孤立”甚至“包围”中国的战略意图，从而在钓鱼岛问题上形成对华战略优势，恐怕日本要失望了。

　　其一，中国有理。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挑衅在前，中国反制在后。更何况日本靠不正当、不合法手段攫取钓鱼岛的历史使得日本很难在国际上说服其他国家相信其逻辑。安倍及其内阁已被国际舆论贴上“极端民族主义”和“鹰派”标签，其选择对华强硬只会被国际舆论认定为制造地区紧张和不稳。

　　其二，中国有节。中国对于日本屡次挑衅的反应有力而适度，留有余地。即便对于安倍上台前后的一些对华强硬表态，中方仍着眼中日关系的大局和长远，并未一味地以牙还牙。日本要当“国际祥林嫂”到国际上“抱怨”中国，不会有多少市场。

　　其三，中国有谱。这是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时的定力所在。日本对中国为所欲为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和手段应对日本的各种挑衅和伎俩。环顾亚太地区和全世界，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寻求或愿意与中国为敌。日本要利用中国同一些国家的矛盾搞挑拨离间，也许在极个别国家和在极个别问题上会有所得手，但要逼迫这些国家同中国对着干，纯属一厢情愿。

　　至于说日本想构筑对华“包围圈”，更是天方夜谭。连美国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都承认“包围”、遏制不了中国，何况日本？美国在世界上也搞过“价值观联盟”，但最终决定其与各国关系的还是国家利益。

　　与其说安倍政府在构建对华“包围圈”，倒不如说安倍在围着中国绕圈，不论绕多大的圈，都形不成对华“包围圈”，最终还是要回到中日关系上来。中国和中日关系是日本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要看日本如何迈过这个坎儿。

　　中国重视中日关系，并非成心与日本过不去。安倍内阁上台不久，不妨再给他们一些时间。对于日方的涉华举动，中方只需冷静、灵活、有力应对。因为我们相信，日本的胳膊最终拧不过中国的大腿。 ▲◆★●■☆


南水北调工程:完成投资创历史新高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01/201301151454.shtml#.UPUbhfIQzQw
 
     新华网济南2013年１月１５日电（记者 刘宝森）２０１２年，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全面加快推进，完成投资超过６５２亿元，创工程开工以来年度投资完成情况的最高纪录。
    
     　　这是国务院南水北调办１５日在济南召开的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工作会议上介绍的。

    
    　　南水北调工程自２００２年开工，在建的为东线和中线。据南水北调办介绍，截至目前，东线６８项设计单元工程已完工４１项，与通水直接相关的主体工程基本完工。中线丹江口大坝溢流堰面加高工程完成量过半，陶岔渠首混凝土坝段已封顶，穿黄隧洞工程洞身内衬已提前完工，铁路交叉工程大部分按照计划或提前完成建设任务。
    
    　　统计显示，整个工程２０１２年完成投资６５２．８５亿元，占年度计划的１０２％；完成土石方开挖２２５８６万立方米，完成率１１３％，土石方填筑１６６３８万立方米，完成率１１３％，混凝土浇筑１１８８万立方米，完成率１０９％。
    
    　　目前，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受水区６省（直辖市）配套工程总体规划均已批复，北京、天津部分工程已建成，河南全部开工，河北、山东、江苏骨干工程开工，累计完成投资１５８亿元。南水北调办表示，南水北调系统紧密围绕“突出重点推进度”，盯死关键节点和责任单位，工程建设全面推进。
    
    　　南水北调工程旨在缓解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共分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调水线路，按照国家规划，东线一期工程主体今年年底前完工，２０１３年通水，中线一期工程２０１３年完成主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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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官方首次明确表态将对中国飞机警告射击
http://news.stnn.cc/glb_military/201301/t20130115_1847238.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1-15：星岛环球网消息：据日本《朝日新闻》1月15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15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飞机如果“入侵”钓鱼岛领空，日本将采取对应措施，如果中国无视日本发出的无线电警告，日本将会发射信号弹警告。这也是日本官方首次明确表态，将对“无视警告”的中国飞机进行警告射击。

　　据环球网引述报道，日媒称，在回应香港媒体有关“如果中国飞机进入领空，是否可能射击以示警告”的提问时，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表示，如果中国飞机侵入尖阁诸岛周边领空，“我国将基于国际准则实施正确的对应措施”。小野寺表示，如果对方无视发出的无线警告等继续侵犯领空，将会发射信号弹以示警告。

　　日本此前发射信号弹是在1987年，当时前苏联的轰炸机侵入了领空。▲◆★●■☆

 

日本“包围中国”纯属异想天开
http://ed-china.stnn.cc/diplomacy/201301/t20130115_1847134.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1-15：《人民日报海外版》日前发表文章，题为“日本‘包围中国’纯属异想天开”，文章如下：

　　面对堆积如山的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安倍除推出老套路的紧急经济政策外迄今也没拿出什么灵丹妙药，倒是在外交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动作，其中最为日本媒体乐道的就是“战略性外交”。

　　“战略性外交”的开场锣鼓包括安倍就任首相前后打给美、澳、英、俄、印尼、印度、越南等国领导人的电话，派特使和副首相、外相等内阁成员访问韩国、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等国。之后，安倍本人即将出马，在首访美国未果的情况下，前往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盟3国访问。

　　在报道和评论时，日本媒体忘不了加上一句：这是安倍政府在外交上对中国的“牵制”，构建对华“包围圈”。

　　看到这样的评述，不免想起一个笑话。说是一个军官考问一名士兵：假如你一个人在山头上遭遇一个班的敌人，你怎么办？士兵答曰：“我立即包围他们。”

　　如果说“战略性外交”仅仅是为了日本改善和发展同上述国家的双边关系，促进日本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为日本的“经济再生”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直至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和大国影响力，这本无可厚非。

　　但如果“战略性外交”同时寄望于通过与有关国家间的“合纵连横”，达到“牵制”、“孤立”甚至“包围”中国的战略意图，从而在钓鱼岛问题上形成对华战略优势，恐怕日本要失望了。

　　其一，中国有理。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挑衅在前，中国反制在后。更何况日本靠不正当、不合法手段攫取钓鱼岛的历史使得日本很难在国际上说服其他国家相信其逻辑。安倍及其内阁已被国际舆论贴上“极端民族主义”和“鹰派”标签，其选择对华强硬只会被国际舆论认定为制造地区紧张和不稳。

　　其二，中国有节。中国对于日本屡次挑衅的反应有力而适度，留有余地。即便对于安倍上台前后的一些对华强硬表态，中方仍着眼中日关系的大局和长远，并未一味地以牙还牙。日本要当“国际祥林嫂”到国际上“抱怨”中国，不会有多少市场。

　　其三，中国有谱。这是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时的定力所在。日本对中国为所欲为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和手段应对日本的各种挑衅和伎俩。环顾亚太地区和全世界，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寻求或愿意与中国为敌。日本要利用中国同一些国家的矛盾搞挑拨离间，也许在极个别国家和在极个别问题上会有所得手，但要逼迫这些国家同中国对着干，纯属一厢情愿。

　　至于说日本想构筑对华“包围圈”，更是天方夜谭。连美国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都承认“包围”、遏制不了中国，何况日本？美国在世界上也搞过“价值观联盟”，但最终决定其与各国关系的还是国家利益。

　　与其说安倍政府在构建对华“包围圈”，倒不如说安倍在围着中国绕圈，不论绕多大的圈，都形不成对华“包围圈”，最终还是要回到中日关系上来。中国和中日关系是日本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要看日本如何迈过这个坎儿。

　　中国重视中日关系，并非成心与日本过不去。安倍内阁上台不久，不妨再给他们一些时间。对于日方的涉华举动，中方只需冷静、灵活、有力应对。因为我们相信，日本的胳膊最终拧不过中国的大腿。▲◆★●■☆

 

杨尚昆：中共中央为何主动取消党产
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301/t20130110_1845558.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1-14：核心提要：经营党产，那时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就是全国胜利后，共产党就不领国家的钱，自己吃自己的。进北平前，要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了，任弼时同志和朱老总提出一个问题：你共产党不用国家的钱，其他那么多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这个问题受到大家重视。

　　（摘自《杨尚昆回忆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

　　党产问题，是一个特殊历史条件所留下的问题，它是在革命困难时期为维持生存而形成的，在党全面执政的前夕自动宣告停止。

　　1940年底，我（即杨尚昆）到延安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十分困难，原因有三个：一是抗战初期，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国民政府按4．5万人的编制拨发经费，3年后，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50万人，经费却分文没有增加，连外来的援助也常被国民党扣发；二是陕甘宁边区140多万人口，要供给7万脱离生产的干部和战士，本来已是鱼大水小，困难很大，加上这年入夏以后，水灾、旱灾、风灾和雹灾并发，以致有数万灾民生活没有着落；三是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加紧“限制异党活动”，竟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经费，又命令胡宗南对边区实行“经济作战”，不让粮食、棉布进入边区。所以毛主席说：这是“最大的一次困难”。怎么办呢？朱老总首先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务”，每一个单位都要有一点“家务”。

　　那时说的“家务”就是种菜种粮食，做生意的单位很少。任弼时同志作了一番调查，向政治局提出一个方案：一是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给；二是开荒；三是把三边地区的盐运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朱老总又亲自踏勘南泥湾，金盆湾。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王维舟率领三五八旅去陇东开荒种水稻。盐的产运销由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负责，边区政府出资，“官督民运”。延安所有机关、学校，人人动手，开荒种粮种菜纺线，连毛主席也有生产任务。

　　3年后，边区粮食自给有余，棉花能自给一半。三五九旅能生产自给。边区财政开支的64％依靠自给。毛主席称赞：“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党的“家务”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从事生产经营，到国民党统治区甚至香港去做生意，开商店办企业，把边区的土特产外销，换取法币和美元，采办根据地不能生产的电讯器材、医药用品等。这件事，当时主要由任弼时、朱老总和（李）富春同志主管。中央派到香港去做生意的是卢绪章，后来他在新中国担任外贸部副部长，在香港搞了个华润公司。华东区也派曾山搞了个五丰商行。北平这摊由赖祖烈经营。

　　当时有那么一批人，深入敌区，为党筹措经费。后来邯郸解放，杨立三（时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编者）被派去搞贸易公司，没有搞成。这件事还闹出个笑话：有一次，华东来的人经过邯郸，看到杨立三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大吃一惊，回来报告说，杨立三叛变了！　党产中还有一个来源，是抗战爆发后在大后方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其中有6名代表中共的参政员，每个月可领取600元法币，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他们把这些钱缴党费，也归入党产。

　这批党产，在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日军投降后，蒋介石为了打开军队出川的大门，派30万大军将6万中原部队压缩在鄂东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五师的李先念同志一再向中央告急：“财经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虑”，“年关在即，无米为炊，万万形势，生活危险之至。”为了救急，任弼时屡电各解放区多方筹款接济。毛主席也出面指定华中、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4区“负担五师一个月经费”。五师才度过难关。

　　1946年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要迁往南京，还要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在平、津、沪创办报纸，都需要筹款支持。1948年，为了筹备新政协，请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需要租赁外国的轮船。如果没有党产，这些开支简直难于应付。

　　经营党产，那时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就是全国胜利后，共产党就不领国家的钱，自己吃自己的。进北平前，要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了，任弼时同志和朱老总提出一个问题：你共产党不用国家的钱，其他那么多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这个问题受到大家重视。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在会议中明确作了结论：我们应该公开地坦诚地和民主人士合作，统统吃国家的。党产的问题，以不搞为好，有饭大家吃，向他们说明就是。

　　中央决定党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方针既定，经营多年的党产完成了历史任务，作了如下处理：如邓洁在北平经营的一批商店、电影院、木材厂以及准备在密云开挖的金矿，全部移交给北平市。

　　赖祖烈在北平做生意留下的金条银元，还有几方存放在东交民巷中国银行保险库里的古印，折价卖给人民银行，钱存在中央的特别会计室。至于香港的华润公司和五丰商行等，因为当时香港还是英国人控制的地区，只能交给香港工委管理。

　　经过这样处理，党产中凡是同商贸有关的部分都脱了钩。特别会计室只留下折价出卖所得的款项、党员上交的党费和毛主席的稿费，继续由赖祖烈等五六人管理。

这些钱干什么用呢？根据朱老总和富春同志所商定的，大体上有这样几种开支：一是补助党的活动经费。那时财政部的拨款有限，不足时从中开支。二是照顾一些老干部的遗属。

　　许多老同志，为革命奋斗一生，长期以来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毕生没有什么积蓄。去世以后，遗属需要照顾。原来的中央委员去世后，继续发放一年工资，像彭涛、黄敬的夫人都是从这个款项中支付的。三是支付在苏联养病的王明的工资。

　　建国后，王明长期住在苏联，他的工资我们用人民币换成卢布请苏联驻华使馆转交。四是向苏共对外联络部交过几次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基金，因为共产国际早已解散了，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有的需要资助。

　　我们建党初期，曾受过共产国际的资助。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我们也有义务每年向苏共的联络部提供一定数量的美元，大概交过两三次。至于毛主席的稿费，特会室是代管。他的亲戚故旧在生活上需要资助的，由他提出来，交特会室支付。

　　中办信访局里有个“旧谊组”，专门处理毛主席亲戚故旧的来信，归田家英同志管。需要经济资助的，由毛主席签字，赖祖烈的特会室支付。其他凡是要从特会室开支的，都由我签字支付。

　　我们党从执政开始，毛主席就决定停止以商贸活动来搞党产，这有深远的意义。因为执政的党，手握大权，如果和商贸活动结合，必然会形成一批享有特权的经营单位和部门，而又无人敢于监督，上行下效，滋生蔓延，为腐败现象提供肥沃的土壤。因此，当时这个决断对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北京下定决心：达成此条件将一雪甲午之耻
http://www.cankaoa.com/bbs2/201301/thread_83700_1.html

2013-01-10：战争再次逼近中国……

　　截止12月25日，日本已连续四次出动日本自卫队F-15战机三十多架次拦截我海监公务机，日本狂妄的军事挑衅姿态，已经明白的预示着，战争已再次逼近中国！钓鱼岛或成战争的导火索。悍中华尊严，雪甲午之耻！更待何时？

　　目前，无论是在东海的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因美国的插手，中国似乎已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在钓鱼岛问题上，美 日狼狈为奸，步步紧逼，狂妄之极。美国的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破坏中国的和平发展环境，利用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制造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将“中国 威胁论”既成事实，在国际上孤立中国，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说白了，美国就是要像肢解南斯拉夫一样，撕裂中国！美国最乐见一盘散沙的中国，最惧怕一个团结的中国。美国为了进一步搅乱东亚秩序，火上浇油。美国政府明确表态：“将钓鱼岛划入了美日安保条约防卫范围”，并将核动力航母常态化驻防日本，鱼鹰直升机 和最先进的F-22战机部署在日本冲绳。美国务院发言人竟公然将“钓鱼岛”改称为“尖阁列岛”。美国所做的一切，无疑是助长了日本在东海的嚣张气焰。 2012年11月29日美国参众两院又相继通过了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规定美国对日防卫义务《日美安保条约》的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也就是说：一旦中日在钓鱼岛发生冲突，美国将直接武力介入。

　　风风雨雨钓鱼岛，折射出了中国百年的耻辱与沧桑。从1894年的《甲午海战》耻败于日本，到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1943年的《开罗宣 言》到1945年的《波斯坦公告》从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到1971年的《美日归还冲绳协定》从1979年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到 2007年的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中日关于东海共同开发谅解备忘录》，这一页页翻过去的百年的历史，仿佛是在诉说着中国的苦难与屈辱！从屈辱到抗争，从 “失而复得”到“得而复失”，我们该反思的太多太多。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不再受侵略，不再受奴役，不再受剥削：与美帝国主义斗，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斗，与一切反华势力斗。正是因为一场惨 烈悲壮的朝鲜战争，使狂妄的美国领教了新中国的力量！战争让美国逐渐明白了尊重中国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审时度势后的美国也一改往日的狂妄骄横，主动与中国 示好。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密访北京后，促成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与此同时，也让超霸的苏联知道了何谓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珍宝岛战役后，苏联彻底明白了什么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道理， 中国在领土问题上“寸土必争” 的决心是铁打不动的！领教了“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人民战争威力。苏联总理柯西金1969年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回国途中，主动请求在北京做短暂停留，在北京机场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此后苏联便悄悄撤走了驻扎在中苏、中蒙边境上的一百五十万苏军和一万四千辆坦克。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中国要想赢得战争必须具备两个起码的条件： 一、国家领袖：要有一位雄才大略的最高统帅和一个团结统一的指挥团队，战争比的不单单是人力、武力、财力，除此之外还要比交战国双方统帅团队的谋略、胆识 及意志力。二、国民的凝聚力：一个廉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一个完善合理的社会制度，这都是凝聚国家“精神力量” 的源泉，国家的精神力量，能够充分的发挥国家的战争潜力这是毋庸置疑的。

　　以上两个条件，中国目前都具备了吗？腐败的原因能否使各级政府迅速组成一个有效的战时机制？腐败的原因能否消弱军队的战斗力？所以，假如战争不可避免，但开战时间可以选择。

　纵观国际国内形势，美国对中国“居心叵测”。在东海和南海主权问题上，中国是打又打不得让又让不得。鉴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的海空军不能轻举妄动，最起码现在不能打，理由：习近平主席刚刚上任，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国家战略定位，军队指挥系统需要重新布局，前任留下的娇气、戾气、腐气充斥三军，必须彻底整肃！所以，现在不是动用军队的最佳时机。中国新领导人一定要牢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相信习近平主席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整肃军纪，凝聚民心，倾举国之力为中华民族奋力一搏！

　　用民间的力量为国家赢得战争准备时间　　-

　　就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不宜让钓鱼岛纷争发展成中日之间的军事对抗，让美国无法履行“日美安保条约”。那最可行的办法是充分利用庞大的渔业船队，以民间形式实施渔民维权行动，保护传统渔场。可以先将鲁、江、浙、闽四省的沿海渔民组织起来恢复民兵建制，各省军区设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将渔船整合（买断私营船主产权），建立健全民兵组织统一调配 。 将渔民组织起来，实施半军事化的民兵编制，进行基本军事素质训练，熟悉武器枪械使用技能，为了让渔民安心工作，必须严格执行社保制度，完善人事关系，防 止人员过度流动，保证民兵队伍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武器管理可参照1983年以前执行的《中国远洋船舶武器管理条例》武器集中管理，枪械弹药分库储藏，平时 枪归库，战时枪在手。组织起来的渔民必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我们渔船上的渔民都是训练有素的民兵，该是怎样一种景象？鲁、江、浙、闽 四省各选出五千条船，轮流在钓鱼岛海域作业，每船12人正好是一个班的编制，两万条渔船二十四万民兵，哈！差不多够四个集团军。这仅仅是四省份渔民的一部 分“藏兵于民”世界上谁能做到？唯有中国！

　　建国以来，琼、桂、粤、闽、江、浙、鲁、辽等沿海省份的渔船都是配备武器的，渔民都是训练有素的基干民兵，冲锋枪、半自动步枪、手榴弹、都是按船按人头 配备，大型的渔船还配备12.7mm高射机枪。建国以来，民兵是建设海防、保卫海防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1974年西沙海战，民兵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保卫中国传统渔场，是中国渔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将中国渔船有组织的，大规模赴钓鱼岛海域作业，形成“常态化”，要把声势造大，要把气场做强！一来：可创造 效益，二来：可宣誓主权。海监船、渔政船在我渔船作业海域穿插迂回，与庞大的渔船船队形成巨大的合力，小麻烦自己解决，大麻烦联合解决，如遭日本保安厅海事舰船撞击，若我海监渔政撞不过日本舰船，那也好办，武装渔船就贴上去，你若敢撞，我就乘机给你贴上个磁性炸弹。这算是被迫采取自卫措施，动用武力扞卫主权，天经地义！ 钓鱼岛海域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来一百条船是打渔，来一万条船还是打渔，你怀疑船上有炸药，怕挨炸？那你就躲着走，滚得远远地。反正我是渔船不是军舰，靠近了你就只剩下挨揍的份了。我的渔船上有武器，那也是为了防海盗，我又没在船头架着机枪去你日本海域游逛，这就叫我的地盘我做主。若日本出动自卫队军舰军机对我渔船动武，军舰打民船，这首先违背了日本宪法，也是国际法所不容许的。只要二炮将导弹锁定钓鱼岛海域，量日本政府绝对不敢贸然动武。

　　用民间的力量为国家赢得战争准备时间。各级政府能够迅速组成一个有效的战时机制，陆海空三军指挥系统也趋于完善，军队精神面貌会焕然一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香港社会存在的深层矛盾
http://ed-china.stnn.cc/HongKong/201301/t20130111_1845915.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3-01-11

　　大公网日前发表文章，题为：香港社会存在“殖民化”和“中国化”深层矛盾，文章如下：

　　
　　目前香港政府政治架构和公务员系统仍以“殖民化”的价值评判为准绳，公务员的升迁、教职员工的考核皆以旧时“殖民化”的价值作为评判标准，这种价值取向上的崇尚“殖民化”和去“中国化”，其结果必然导致年轻一代缺乏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了解和认同，甚至产生抵触和排拒。这种文化和价值上的矛盾和抵触情绪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为一种行动，甚至变为一种反政府和对中央政府的消极抗争。

　　香港虽然回归祖国已整整十五年半了，但是，本地年轻一代尤其是知识精英至今还缺乏对祖国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这是导致近年来不断出现大小规模不等的反政府（实质上是反中央）的示威和抗争活动的原因。

　　有些人将这些反政府的抗争视为“港独”的一种表现，笔者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根据最具权威性的《奥本海国际法》第三章第四节《独立与属地和属人权威》的定义，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土地和人民拥有排他性的主权，也即是属地和属人权威。按照《奥本海国际法》的定义，中央政府作为一国之主，对于国家领土内的一切人和物具有行使最高权威的权力。因此，“港独”在香港这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已经没有任何空间，所谓“港独”只是一个假命题。

“殖民化”和“中国化”的矛盾

　　然而，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热衷于挑战中央政府的这种属地和属人权威呢？有人又将它解释为“一国”和“两制”之间的矛盾。不过，据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七年多来的经验和对内地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仔细观察，发现内地和香港之间就“两制”而言，其界限越来越模糊。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内地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管理阶层特别是公务员素质和效力的快速提高，所谓“两制”的差别越来越小，也就是说内地、香港两地的制度越来越趋同。严格说来，“一国”与“两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已不复存在。但是，香港人和内地人在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方面还是有区别的。特别是知识精英阶层在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方面与内地的差异尤为明显，毕竟香港曾经历英国长达一百五十六年的殖民统治。据此，我将这种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方面的差异归结为“殖民化”和“中国化”的矛盾，而这对矛盾才真正是当前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事实上，类似这种“殖民化”与“中国化”的社会深层次矛盾，在1945年后台湾回归祖国时也曾出现过。台湾于1895年割让给日本，经日本在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的时间里，由语言文化、价值系统乃至政治制度架构已完全实现了日本化。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本政府为适应战时需要，对台湾等殖民地推行“皇民化”政策，甚至强行要求台湾人改用日本姓氏，以便强化其殖民统治。1945年国民政府光复台湾之后，也曾经历过“中国化”与“皇民化”的激烈冲突。鉴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国民党政权以铁腕的方式去“皇民化”，由语言文化（推行中国语教育和讲普通话）、价值认同到政府管治系统强力推行“中国化”政策。结果在短短的几年内完成了由“皇民化”向“中国化”的转变，及至1952年4月28日签订《中日双边和约》，将台湾人的日本国籍转变为中国国籍，从国内法到国际法实现了真正的回归中国。其方式方法虽然有些粗糙和过度使用强制力，但从解决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社会深层次矛盾、特别是以“中国化”去“皇民化”的角度来看，无疑是效果显著的。

矛盾不解决香港难作为

　　目前香港社会的政府政治架构和公务员系统仍然以“殖民化”的价值评判为准绳，公务员的升迁、教职员工的考核皆以“殖民化”的价值作为评判标准，这种价值取向上的崇尚“殖民化”和去“中国化”，其结果必然导致年轻一代缺乏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了解和认同，甚至产生抵触和排拒。这种文化和价值上的矛盾和抵触情绪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为一种行动，甚至变为一种反政府和对中央政府的消极抗争。

　　其结果是导致香港公务员和政府系统的管治效力越来越低，社会越来越缺乏竞争力和日趋沉沦。“殖民化”与“中国化”这一深层次矛盾如得不到有效解决，可以预言，香港社会将会长期陷入内耗并日渐沉沦。▲◆★●■☆

 

和平近30年后，我们应如何看打仗
http://ed-china.stnn.cc/military/201301/t20130115_1847130.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1-15：《环球时报》日前发表文章，题为“和平近30年后，我们应如何看‘打仗’”，文章如下：

　　近来围绕“打仗”的议论在中国媒体上逐渐多了起来，直接原因是钓鱼岛局势紧张，一些舆论担心中日在朝军事摩擦的方向走。此外南海发生军事摩擦的可能性也难排除，而在中国周边热点的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在晃动。中国的安全形势出现一些尖锐的不确定性。

　　中国从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即使从中越边界彻底平静算起，也有快30年没打仗了。中国经济发展一路快跑，社会开始有了坛坛罐罐，至少在感觉上，战争离我们已经很远。如何对待打仗，全社会大概都需要做一番久违了的思考。

　　首先，打仗不是好事，尤其是中国这么多年没有打仗，无论与谁打起来，都会给社会带来不小的冲击。战争如果打大了，有可能重伤国家经济。因此中国不能轻易动打仗的念头，尤其不能在其他手段未用尽的时候，为了“出口气”而开战。中国政府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冷静权衡国家利益，为人民承担起正确决策的责任。

　　第二，中国是大国，一方面与周边多国的领土纠纷没有清理干净，它们都在发酵。同时中国渐渐成为全球性战略力量，与远处大国的摩擦不断趋紧，远近的对手会相互借力，强化对中国施压。这种施压的最高形式就是战争边缘游戏，如果中国后退，会带来一系列战略后果，损害中国在世界上的综合竞争能力。

　　第三，所有国家都不愿意打仗，尤其不愿意同中国这样的对手打仗。中国一旦与任何国家交手，既是军事对抗，也是意志对抗。由于中国是核国家，从理论上说已没有谁能够征服我们，因此如果真的卷入“棋逢对手”的战争，中国的胜负取决于中国社会能够承受多少由于开战而造成的各种损失。

　　第四，从概率上说，中国是冷战后唯一没有卷入任何战争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已经是“奇迹”。中国能否再保持二十几年无任何战争，这是个国际关系学无法解答的问题。

　　第五，对待打仗，中国恐怕要树立一种求实的态度，即要把我们各种战略愿望的排序搞得清清楚楚，把我们最不能接受的侵犯排序也搞得清清楚楚。只要压力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我们就当忍则忍。只要捅了我们的底线，我们就应毫不犹豫地予以军事反击。

　　第六，中国不可被征服，中国一旦与谁开战，也不应有征服对方的念头。中国打的是对方侵犯中国利益的冒进，是要教训对方并教训其他潜在的对手。中国打仗必须打得有理有利有节，这样的开战就不会与中国和平崛起构成战略矛盾，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会因打仗而一时紊乱，但不会终结。

　　第七，中国打不打仗，都要把对外竞争的主战场放在经济上，发展军力并在必要时动用它，是要确保这个经济擂台不被捣毁。这是中国最擅长的领域，也是人类道德和国际法共同鼓励的竞争方式。

　　把这些问题都想得清清楚楚，让它们的结论成为我们的坚定决心，我们必得到外部力量的更多尊重，以致不怒自威。不惧战也不好战，中国或许会再次奇迹般地避免任何战事，即使打起来，对方也不敢无限打下去。他们会及时寻找同中国休战的台阶。

　　中国需继续加强国防力量建设，对美国形成战略威慑力，这是所有上述思考得以成立的前提。中国的经济实力越强，对世界秩序的触动就越大，中国必须有足够军事力量抑制任何试图用非经济手段改变竞争规则的野心。

　　中国下的棋局越来越大，每落一子都可能有惊人的潜在牵动力。没有意志我们终将被压垮，没有智慧和谋略，我们就会自陷变局。中华民族面临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


 
周恩来在政治协商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25083/201301/12826.html

　　主席、各位先生：

　　和平建国方案[2]是政治协商会议[3]主题之一。这个方案包括两大项目：一是政治民主化，一是军队国家化。在讨论政治民主化时，曾注意到一面承认国民政府之领导，一面求得在国民政府基础上之改组，使之成为过渡时期的民主的政府。现在讨论军队国家化，原则也是一样：一面要承认抗战八年中间所有抗日武装的功绩与存在，一面要在此基础上整编为平时的国家军队。这是一件巨大的工作，政治协商会议各位先生乃至全国人民都应认真地切实地督促与协助此件工作之进行，务使其成功，而不致失败，使全国军队真地变为国家化的军队，没有一点敷衍。故我们对此议题，特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是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的问题。本人在报告停止军事冲突时，曾说明这两个问题的相互关系，不仅要平行前进，以达统一，而且要认识过去历史的发展。造成国内军队派系不同之现象，有其政治的历史原因。中共所领导的武装，是被逼而拿起武器来的。现在要所有军队国家化，我们非常同意。青年党[4]的提案上说得很公道，要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双方同时实行，但对陈启天[5]先生关于提案的口头解释，我有点不同意，因为如果以为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那么，今天协商的问题，将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平心静气来商讨，以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目的。本会同人对于这一点如有共同认识，便易于解决问题。

　　第二，是军队国家化的标准问题。我们很同意青年党提案的意思，要军队不属于个人，不属于派系，不属于地方，而须属于整个国家，由代表国家的民主政权的机构来统率。这点，不但我们间绝无争论，而且完全同意。在此认识之下，本人还有一点申说，即军队也属于人民。军队是从人民来的，只有军队能真正保护人民利益，才能保护国家，才能保护民族。中山先生说革命之武力要与国民相结合，而且要成为国民之武力。现在的军队，无论其为国民党所领导，为共产党所领导，其根源都是从革命武力而来。但军队要属于人民，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这种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来养兵，为的是保护自己。军队能够这样做，才真正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这是我在军队国家化的要求上认为很重要的一点。

　　第三，如何使军队国家化。这是本会今天要回答的课题，我们愿意提出几点办法：

　　一、同意成立委员会，执行整编全国军队的任务。委员会名称如何，没有问题，甚至于可考虑在宪政实施以前，军事委员会仍存在，而加以改组。不管哪种委员会，都应该包括各方面人士参加，像民主同盟[6]提案所说之三种成份[7]，这样才能使军队得到公平合理的整编。不但如此，在过渡时期，军事委员会之附属机关如军令部、军政部等等，都应该改组，都应该有各方民主分子参加。因为有武装的人，不少成见很深，界限极严，如无各方人士参加，难得公平解决问题。举例说，这几天各地冲突仍未停止，这是非常不幸的。本人与张岳军[8]先生都很焦急，白天晚上，无时不在等候消息，恐怕事态扩大，发生乱子，对不住人民，且无以告慰盟邦。然而另一方就不同了，如军令部报告消息，一定要附说对方是虚构事实，这样解决问题就难得公道。所以，把军委会附属机构加以改组，以利整编工作之进行，颇为必要。今天林次长[9]报告军队整编经过，使大家知道国家军队情形，那么，各方人士去各种军队机关参加实际工作，岂不是更为有益?如大家能够通力合作，足使军令军政达到真正的统一与改革。

　　二、同意全国整编与大量裁兵的原则。但这件事不能单靠纸上数字，必须见到实效。林次长报告政府计划全国军队减缩到九十个师，可是今天的整编会和去年不同，去年减缩以后，所减的兵补充其他单位缺额，余下的只是官佐。今年要从二百五十三个师整编到九十个步兵师、十个骑兵旅，也就是由三百八十万人减缩到一百八十万人，裁去二百万人，问题很大，工作至巨。而且还有游击部队、地方团队要裁减，伪军要解散，被裁散总数当不止二百万。被裁散之士兵，如何给以出路，不是容易解决的。林次长说要他们回到生产界中，固然很好，但必须尽速发展农业生产，以为被裁兵员开一条回乡的生路。讲到发展农业生产，首须实行农业改革，举办农村借贷，这些问题都有关国家整个施政计划。就这一点看，要没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全国整编委员会，以领导、决定、督促和检查各种计划的实行，整编工作是不能建立公平合理的制度，并很好地安排被裁兵员之生活的。过去之不公，偏于一方，已经成为举国的定论。我们要求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所改革。

　　三、凡是抗日有功部队，应该一面承认，一面整编。在此原则之下，中共部队虽系一党领导，然为人民的武装，参加抗日，著有功绩。会谈纪要[10]中政府答应对我们要求至少编为二十个师一点，在全部问题解决时，可以考虑，而且愿意先交三人小组[11]讨论。这点我们没有异议，三人小组正在磋商进行办法。我们要与全国整编计划配合，整编为二十个师，而同时还要商定驻地，因为初步整编，总要有驻军区域。这个军队驻地，到宪政实施、全国部队整编完成达到了军队国家化的时候，当然可以随时调动。并且整编日期，也要和其他部队整编日期相配合，因为这是不能不有联系的。

　　四、同意青年党主张，用文人主管军政。军政机关应隶属行政院，现在军政部主要属于军事委员会，而军事委员会是战时机构，又与行政院平行，今后既无战时状态，即应照民主政制，使军政仍属于行政院。我们更赞成在过渡期间，军政主管由国共两党以外的文人来担任，因两方都有军队，如此可以免掉偏袒一方的责备。

　　五、改革军队制度与教育问题。政府军队制度，可说一方面起源于黄埔[12]练兵，另一方面不少从日本、德国学来。日本、德国的军队制度，已不适用于今天的民主国家，这只要参考美国的军队制度即可知道。中国今日的军队制度，应该以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军队制度为改革的榜样。唯有军队制度改革了，军队教育方可随之变动。故军队国家化，改变军队教育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各种军队经过长期的对立，这不仅两党的军队，即中央与地方系统，各个私人系统，也都有对立状态，遂致影响军队教育因人而异，因系而别。今天要统一军队，必须从改革教育着手。讲到军队教育，如果制度是民主的，三民主义的教育方针，自然没有争论了。一方面不去教反共的思想，一方面当然也不去教反国民党的思想，使军队第一个认识是属于国家，属于人民。同时改善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等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应该使他们深切明了。所谓军民关系，现在军队教育对于这点错误甚多。重庆街上有一句口号叫：“军人第一”。“军人第一”这个意思，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不妥当。“军人第一”很容易使军人想到自己是超越人民的。在战时，说军事第一是应该的，说“军人第一”便会使军人与百姓之间发生问题，因为他是第一了，都应该听从他，于是“老子天下第一”的气概便出来了。照理，军民冲突，首先要责备军人，因为军人有枪，横行霸道十分容易，老百姓决不敢和他冲突。刚才陈启天先生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也许还可以和他讲几句道理，如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遇到兵，才真是说不清了。所以，改善军民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至于军政关系，应该以政治军，不能以军治政。目前的事实不然，故须加以改革。讲到官兵及上下级关系，当然军队首先要求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并划分等级，但同为国家服务，其义则一。我们看美国军队等级虽是很严，而平常生活则极其平等。这些都是军队教育与制度问题，我们须要大大改革。

　　六、地方治安应由地方的保安队或自卫队负责维持。国防部队可以自由调动，地方部队则属于地方，不必调动。人民自卫队的组织只要不脱离生产，就能自行解决给养，如此既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又可以使人民受到初步的军事教育，免了普遍兵役训练。在农村中，我们如能尽量减少民劳，使之用力于发展生产，总是好的。

　　七、我们非常同意军党分开。军队不应属于党，应属于国家，因此对于党与军队的界限，必须划分清楚。现在无论国民党或共产党，在这方面都还没有划清。对于军官训练，军队在办，政府在办，党也在办，中央训练团[13]就是一个例子。过去是党国，不必再说，今后政府改组，就应把军党分开。

　　八、我们很同意现役军人不做行政官吏。军队既要整编，编余或退役军人很可做政治活动或行政官吏，而现役军人就不应再兼行政官吏。

　　九、我们提出在过渡期中一般军费支出，只能占国家总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五，其余都应用于建设方面。至于复员整编费用，当然列入临时项目，由整编委员会或军事委员会计划，送改组后的政府核准。

　　十、关于伪军，根据林次长的报告，决心遣散伪军，意思很好。但要把六十多万伪军彻底解散，回到民间，总要有切实办法才能做到，否则还是会为害地方的。

　　十一、限期解除敌人武装。我们要消弭内战，一定要迅速解除敌人武装，并遣送其回国。现在既有了军事调处执行部[14]，很希望它能彻底完成此事。

　　十二、关于外债问题。复员善后需要很大费用，借外债是不可免的事，但是借外债必须经过改组后的政府批准。外债的支出应该用在建设方面、复员方面，绝不能用来养兵以进行内战。

　　以上是我们关于军事改革方面所提出的十二项建议，同时声明这十二项应包括所有军队在内，没有任何例外。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