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纪委首次尝试“电视直播” 释放反腐新信号

http://news.stnn.cc/china/201301/t20130110_1845470.html

　　星岛环球网2013-01-10消息：中央纪委监察部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以电视直播的形式通报查办案件工作情况。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崔少鹏表示，纪检监察机关提倡实名举报，凡实名举报的，优先办理，及时回复，并要求各地及时准确发布违纪违法案件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这是新年伊始中央纪委首次对外释放反腐新信号。

　　中新社报道，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表示，中国已进入信息时代，社会变得更加开放，这一外在环境表明当前反腐是公众围观下的反腐，公众对官方反腐的一言一行有着信息渴求。中纪委首次通过电视直播通报查办案件情况，意在顺应信息时代和开放社会的要求，使反腐败更加透明化，这有利于传递更多正能量，减少流言蜚语，畅通公众对反腐败的知情权，赢得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中纪委试水电视直播通报办案进展，是致力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新尝试，有积极意义。”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说。

　　何增科认为，面对公众强烈关注的大案要案，主动公开和在被围观的情况下被动公开，传播效果完全不同，中纪委此举也为推动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做出表率。

　　崔少鹏表示，纪检监察机关提倡实名举报，凡实名举报的，优先办理，及时回复。这一表态引发社会强烈关注。何增科认为，从匿名举报走向实名举报，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反腐败取得成功的重要规律性因素。实名举报的增多，意味着公众对反腐败机构更加信任，相信反腐败机构能更公正地处理问题，这有助于公众参与反腐败走向制度化。

　　林喆说，中共从上世纪90年代起提倡实名举报，各地确实发生过一些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的事件，举报信转来转去，落到贪官手里。但随着制度建设逐渐走向规范，类似事件越来越少。

　　“近年来，我办公室收到的举报信个个都是实名，很多人在举报信的最后留下电话和身份证号，这表明民众反腐败的胆量越来越高。也正因为此，更需要健全举报机制。”林喆说。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网络反腐、微博反腐风生水起，不少官员因网络曝光而落马，但网络反腐也因其“难免误伤”、“靠情色信息吸引眼球”等缺陷而引来争议。中纪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及广受社会关注的“表哥”杨达才，“房叔”蔡彬，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密切关注新闻媒体和网络曝光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回应了社会关切。但中纪委同时表态欢迎民众通过来信、来访以及中央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12388举报电话等渠道，检举、控告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

　　何增科表示，无论民众采取哪种方式举报，官方都需要加大对举报人、证人的保护力度。他呼吁尽快通过举报人和证人保护法，强化防止举报人和证人被打击报复的法律依据，与此同时，官方也要及时将案件查办进展反馈给举报人。

　　日前，广州市纪委官方微博“@廉洁广州”教网友、市民如何写举报信，列出信访举报信标准格式、参考范本，还标明了举报途径。不少网友用“进步”、“给力”等字眼肯定，也有网友表示“不敢用”。何增科认为，广州纪委此举与中纪委的倡导一脉相承，这将推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完善泄露举报人信息的处罚机制，切实防止举报人被打击报复。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相关机制出现漏洞，也要让公民享有在网上表达他们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权利。另一方面，如果举报人觉得自身受到打击报复的话，也需要有投诉机制，这两方面机制都需要继续健全。”何增科说。▲◆★●■☆

将减少副职作为突破口很有必要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301/t20130109_1845072_1.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3-01-09：中央党校主办是《学习时报》日前刊文建议减少副职官员，原标题：将减少副职作为突破口。作者：熊若愚。文章如下：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提出“减少领导职数”这个重大命题。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很有必要将减少副职作为减少领导职数的突破口。

　　减少副职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要求。副职过多导致官员过多，相应地为副职领导服务的副秘书长、秘书、司机等人员多，进而导致文件多、会议多、讲话多，极大地增加了行政成本。据有关专家研究，我国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1/5左右，在国际上属于高比例国家之一。副职过多造成官多僚少、官多兵少，做决策的人多，具体执行的人少，很多决策难以落到实处；副职过多还导致部门之间工作难协调，两个部门之间能够协调一致的事情，需要上报各自的分管副职协调，协调量成倍增加，人浮于事，相互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带来行政效率下降。副职过多已经引起社会舆论高度关注，在干部群众中产生不良影响，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危害不小。减少副职，可以极大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减少副职是行政建设现代化、实现与国际惯例对接的现实需要。在副职设置上，各国略有差异，但大致可以归为两个类型。一是辅佐型副职。美国联邦各部设副部长一名，在部长因公、因病缺勤时代理部长工作，主要功能是辅佐、代理和递补，而且权力比较小。有的部还设有负责某方面事务的专业副部长，是部长的专业事务顾问，辅佐部长工作。澳大利亚设一名副总理，但副总理兼任部长；多数司局不设副职，部分司局设有副职的，均兼任处长。德国联邦各部一律不设副职，但设国务秘书，实际上起副部长作用，是正职的助手。二是分管型副职。这种类型的副职分管若干个方面的具体业务，拥有实权。如前苏联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副主席，根据分工协调和监督各部委的工作，并有权发布命令。副职实际上成为正职和下属部门之间的决策指挥层级。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知县、知府乃至巡抚、总督，也都是只有幕僚还没有副职。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各类组织都趋向于扁平化管理，符合组织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减少副职是巩固党委减副成果、实现党政协调的必然要求。减少副职会不会引起官场震荡乃至引发社会动荡？前些年推进的各级党委减少副书记职数已经作出了鲜明的回答。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随后，经过换届和调整，省市县乡党委班子职数均比上届减少，其中县乡分别减少 775个和33236个，基本实现了中央关于精简领导班子职数的目标要求；党委副书记实际配备人数也比上届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其中县乡分别减少5165人和41476人，促进了常委会集体作用的发挥。党委副书记职数的减少，为各级人大、政府、政协班子减少副职，为各级部门减少副职树立了榜样和标杆。

　　减少副职可以从现任副职兼任下一级正职起步，循序渐进，稳步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减少领导职数”要求。减少领导职数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为平稳推进领导职数的减少，保持干部队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可考虑每个正职岗位在现任副职中保留一名起辅佐、代理和递补作用的副职，其余副职改任原级别的委员并兼任下一级部门或单位的正职(如，副市长改任市政府常务会议委员兼任财政局局长、财政局副局长改任财政局局务委员兼处长，等)，并按照只减不增的原则，逐步减少此类委员的人数，最终实现一般岗位设一名副职，特殊岗位经上级组织部门批准可增设一到两名副职的改革目标，以最大限度地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减少领导职数”的要求。▲◆★●■☆

李克强为何提出‘改革红利论’？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301/t20130108_1844567.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1-08：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日前发表文章，题为：李克强为何提出‘改革红利论’？文章如下：

　　中共政治局常委、候任总理李克强2012年11月份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后引起热议，也激起了中国民众对国家发展前景的热望，期盼“中国梦”早日成真。人们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改革”，“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时流所至，笔者也不免为此潜思默察，透视李克强“改革红利论”的提出背景和深层考虑。

　　依笔者观察，“改革红利论”看似是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因“人口红利”所引发，但绝非一时起兴之论。证诸李克强的一贯言行，此论应是他经过缜密思考、通观全局之后，提出的重大施政方略。在新的时空背景下，李克强高扬改革大旗，依笔者推断，至少基于三重考虑：

　　一、“改革红利论”是系统回顾总结中国近30年历史进程的必然结论。李克强已过知天命之年，他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30年的风雨征程了然于心。回顾过去的发展历程，包括李克强在内的有识之士不难得出结论，导致今日中国兴盛局面的各种因素之中，其主因应是改革开放。改革是发展的最大“推手”。邓小平何以能扭转乾坤？天还是那片天，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群人。由于改革开放，扬弃了旧体制、旧机制，中国社会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过去不能创造应有财富的资源、人口、土地等要素，在新体制、机制下，成为财富涌流的源泉。改革是中国新时期发展进步的原初动力。踏着改革开放这一时代主旋律，李克强这一代从当年“处江湖之远”，到今日“居庙堂之高”，他们自身的命运与改革紧紧联系在一起。时当世代交替，回望来时路，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奋斗目标，他们从改革寻求出路和突破，可谓是势所必至。

　　二、“改革红利论”也是立足当今中国现实、着眼未来发展深思后的结论。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面临新的起点。之前中国曾经拥有的某些优势，有的已不复存在，有些优势不再明显。过分依赖生产要素支撑的发展模式，已经开始产生负面后果，旧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了。中国民众已经有了新诉求、新期待。国际生态、环保压力日益增加。全球金融危机后，曾经巨大的外需在日渐萎缩，外向经济的黄金时代势难重现。国际经济未来走势不明朗，不确定因素在增加。

　　中国要维系发展势头，分步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唯一的出路是靠制度红利、创新红利。要素红利释放出的能量日渐衰减，不再占据主要位置。今天的中国发展比30年前更依赖创新驱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尚未完成。法制的完善，公平市场环境的构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厘清，价格机制、分配机制的优化，城镇化的规范（去除要地不要人的伪城镇化），只能依靠制度创新。“改革红利论”正是看到了层层叠叠的问题症结所在：当下的中国真正的增长应该靠制度创新，靠改革开路，用新的经济制度、机制取代旧制度、旧机制。

　　三、“改革红利论”也是体察民情民心，回应中国民众重大关切做出的重要判断。改革在任何时候都要依靠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迸发，人心思变，顺势更新。中国社会进入矛盾突显期后，人心怨怼，各种抱怨、不满集聚成戾气。人们期待新政策、新制度、新机制，呼唤深化改革，期盼在坚持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前提下，进行综合系统系列改革，从而理顺政府市场关系，破除垄断，优化分配机制。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化解矛盾，消除积怨；只有锐意改革，才能回应民众新期待，集聚社会正能量。真正的红利只能是改革。

　　笔者观察，“改革红利论”以及李克强所提出此说，正如曾在其母校北京大学长期执教的冯友兰先生所言：“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中国的改革者唯有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以优异的施政业绩来赢得民众的付托，从而实现长治久安，完成中兴大业。从终极意义上讲，也恰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所言，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未有尽期，“改革红利论”自然将持续发挥其作用和影响。▲◆★●■☆

传解放军中朝边境军演 为应对朝突发事态

http://news.stnn.cc/glb_military/201301/t20130110_1845464.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1-10：星岛环球网消息：近日沈阳军区某部队在中朝边境长白山一带进行的冬季训练引起了韩国媒体关注。韩国《世界日报》8日在题为“中国军队年初就在长白山演练，展示军事崛起”的文章中称：“此举不仅旨在应对朝鲜发生突变事态，在不得已时进入朝鲜境内的设想也包括在其中。”

　　《环球时报》引述报道称，沈阳军区于7日在长白山一带进行了高强度的冬季训练。其具体内容为：1000多名士兵经过长距离行军到达长白山某聚集点后，立即在零下 32度、冰雪厚度达40厘米的酷寒天气条件下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此次训练的目的为“在突然被投送到事前对地形情况毫无探测的环境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牺牲，并把战斗能力最大化”。文章称，沈阳军区的一个集团军于近日还举行了以机械化步兵旅团为核心的大规模机动训练。该部队利用结冰的道路和冰雪覆盖的山林地区建造了6个专门的训练场，动用指挥车辆、步兵装甲车、通讯车辆等17种大型装备进行了机动训练。文章据此推测，如有突发情况发生，中国军队除了沈阳军区，还可能动用周围的北京和济南军区兵力投入到中朝边境20-30公里的地区。

　　韩国媒体对于解放军在长白山一带的训练一向都很关注。韩联社曾报道称，沈阳军区某炮兵部队2006年7月25日在长白山一带进行导弹训练。文章把此次训练与朝鲜于7月5日发射导弹的背景相联系，指出中方的意图在于与朝鲜保持一定距离。2011年6月，韩国基督教广播公司网站曾报道称，沈阳军区所属电子战专门部队在长白山一带进行战术训练。文章称，该电子战部队数年来参与包括沈阳军区在内的26个师团及旅团的训练，扮演敌军制造了各种电子战环境。 2012年，韩联社曾报道称，春节过后，沈阳军区所属某航空旅团全部兵力转移至长白山进行冬季军事训练。文章称，此次训练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这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去世后中方在与朝鲜接壤的长白山一带进行的一次实战化训练。▲◆★●■☆

中国将启大部制改革 铁道部并入交通运输部

http://news.stnn.cc/china/201301/t20130110_1845454.html

　　原标题：中国将启动大部制改革 大文化部先行

　　星岛环球网 2013-01-10 消息：路透1月9日援引两位来自官方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国新一届政府将启动大部制改革，而最先实行大部制改革的领域主要有大文化部，其次是实行大交通运输部。

　　证券网报道，消息人士称，大文化部的改革方案是将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广电总局并入到文化部，大交通运输部是将铁道部并入到交通运输部。

　　此外，一些涉及政府监管市场的职能出现交叉错位，也需要将相关部门合并到大的监管部门中，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政府监管市场的作用。

　　“十八大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关键任务，而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进大部制改革，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简并和优化机构设置，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环节。”消息人士称。

　　消息人士提到，最先实行大部制改革的领域主要是大文化部，过去几年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力度非常大，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出版社、报刊杂志、广播影视、文化剧院基本完成转制，全国大多数省市政府的新闻出版和广电厅(局)已经并入到文化厅(局)，实行大文化部已经水到渠成。

　　“国家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持，一些出版、影视、动漫等文化传媒企业已经做大做强，大文化部的改革有利于减少政府对文化企业的行政干预，加快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提高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另一位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称。

　　他提到，其次是实行大交通运输部。将铁道部并入到交通运输部。中国铁路发展、特别是高速铁路发展成绩全球瞩目，一些大型、特大型铁路公司已初具规模，铁路运输的经济属性很强。

　　“在这种情况下，将铁道部合并到交通运输部的条件已经具备。这项改革，有利于逐步消除铁路运输计划的色彩，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运输的作用;同时，还有助于消除政府投资铁路生产的腐败因素。”消息人士称。

　　大部制是指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的部门、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中国在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整合组建了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环境保护部，并以此拉开政府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帷幕。但这场”蜻蜓点水式”的改革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十八届一中全会曾现突发事件 主席团紧急磋商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5773&msg_id=2461

香港《动向》最新消息称，在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共新届班子前夕，发生若干即场提议的突发事件，打乱了原定的安排。据悉，当时大会主席团就即场提议紧急磋商，作出三项决定，以至造成新任总书记习近平率新届常委与中外记者会面时间延迟了五十多分钟。 

11月15日，十八届一中全会原定10时30分之前结束，并留有时间余地，可稍作休息后出席中外记者会。后来，因在一中全会上，发生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即场提出若干提议而打乱时间上的安排，会议直到上午11时40分才宣布结束。

若干即场提议案：

（一）有7名中央委员、5名候补中央委员联署提议：批准党内特邀代表享有投票权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及表决通过本会其他架构人事。

（二）有15名中央委员、12名候补中央委员联署提议：本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各得票情况经核实确认后即时向社会公开公布，开创选举民主、开放发展。

（三）有4名中央委员、8名候补中央委员联署提议：本届一中全会就中央书记处书记候选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副主席、主席候选人采用无记名投票选举。

（四）有17名中央委员、12名候补中央委员联署提议：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要得到与会75%的有效票才列作正式当选规定。

大会主席团就即场提议作出三项决定：提议案一律不列入会议议程；议程不作调整、改变；提案转交新届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研究其可行性。

《动向》最后称，从提出的即场联署案不难看出，中共军方、中央部委、地方党政一、二把手，各有所需和政治上诉求。▲◆★●■☆

四川攀枝花矿难致45人死亡 15名官员被公诉

http://news.163.com/13/0109/12/8KPCAULA0001124J.html

2013-01-09　来源: 正义网-检察日报

核心提示：2012年8月29日，四川攀枝花市西区肖家湾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45人死亡。事后，市西区安监局局长、西区国土资源分局局长等15名官员被立案侦查，其中9人涉嫌渎职犯罪，6人涉嫌受贿犯罪。15人已于近期被提起公诉。

本报北京1月8日电  致45人死亡的四川攀枝花矿难背后，存在多名官员失职渎职，而官员渎职背后大多有利益驱动。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安监局原局 长范春扬、西区国土资源分局原局长敬小明、西区法院原副院长刘正品，攀枝花市仁和区环卫局原局长赵定国等15名官员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其中9人涉嫌渎职 犯罪，6人涉嫌受贿犯罪。15人已于近期被检察机关相继提起公诉。

2012年8月29日，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肖家湾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 造成45人死亡、1人失踪、54人受伤。2012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渎检厅派员介入，会同四川省、攀枝花市、攀枝花市西区三级检察机关，围绕事 故背后可能涉及的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展开调查。2012年9月，检察机关先后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对西区安监局原副局长周贵宾、西区大宝鼎街道办原副主任何？ 志、西区大宝鼎街道办安监办原负责人赵骏立案侦查并决定逮捕，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对西区大宝鼎街道办驻肖家湾煤矿原安监员王贵立案侦查并决定逮捕。

2012 年10月，检察机关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对西区安监局原局长范春扬、西区国土资源分局原局长敬小明、西区大宝鼎街道办事处原主任兼安委会主任夏彬崴立案侦查并 决定逮捕，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对西区安监局煤矿监督管理科原副科长田地祥立案侦查。11月，检察机关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对攀枝花市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支队原大队 长兼西区国土资源分局副局长谢良仲立案侦查。

经侦查，检察机关发现，矿难背后还有6名官员涉嫌受贿犯罪。2012年11月26日，检察机关以受贿罪对攀枝花市西区法院原副院长刘正 品(曾任攀枝花市西区安监局副局长兼西区煤监局局长)、攀枝花市仁和区环卫局原局长赵定国(曾任仁和区太平乡煤管所所长)立案侦查。此前，检察机关以受贿 罪先后对攀枝花市安监局监督管理三处原处长曾权、仁和区安监局原副局长罗雪清、仁和区太平乡煤管所原副所长周正光立案侦查并决定逮捕。值得注意的是，职务 犯罪已经蔓延到煤矿开采的末梢环节。攀枝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医学门诊部原主任刘小平在给煤矿工人体检过程中，涉嫌受贿犯罪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决定 逮捕。▲◆★●■☆

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度继续下降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0446

   2013-1-8：日前，中国社科院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总结过去一年中国居民心态发展趋势。报告称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度继续下降，阶层和群体间的矛盾加深，导致社会冲突增加。

　　本周一（1月7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举行了2012-2013年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简称《社会心态蓝皮书》）的发布会。报告对一年来中国社会的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感、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以上领域的发展势态和存在的问题。

　　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中国媒体总结报告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度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人际间的不信任继续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信任陌生人的只有两到三成。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这导致社会冲突增加，又进一步强化了社会不信任，造成恶性循环。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盾对德国之声表示，社会信任缺失的现象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文革时代：“从文革之后就产生了非常严重的信任缺失。后来更由于发展的一种路径依赖，利益的分化和政府官员的一些作为，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现在这还表现在比如共识的缺失，这都是由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遗产造成的现象，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社会利益的分化和政府的一些行为造成的。”

对政府的不信任:宁波环境抗议

　　引爆点降低

　　蓝皮书还指出，“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案”引发的对“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争议，以及对刘翔在奥运会比赛上摔倒的质疑，都是社会信任恶化的表现。报告还提到，中国社会的阶层和群体更加分化，底层认同更加普遍，这使得“民意极端化”。

　　李盾也认为，中国民间的不满情绪一直在积聚发酵。“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长时间的改革停滞，两种体制并存，所以形成的更严重的问题，恐怕是上层贪腐、底层堕落的这种现象。就是说社会转型具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腐蚀性，结果是有种说法叫'人心坏了'，人们相互之间更不敢去相信谁。”

　　蓝皮书说，不断发生的社会性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向情绪与需求不满足、不信任、社会阶层分化有密切关系。一些本该同情却欣喜、本该愤恨却钦佩、 本该谴责却赞美的“社会情绪反向”现象值得警惕。

　　只做好事还不够

　　本次报告首次对网络民意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2012年的网络维权事件中，社会民生类事件占了三成，列第一位。民众对住房、环境、交通和食品安全等基本生活需求的标准进一步提高，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增强。

　　报告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包括在关注民生的同时，重视群体接纳、认同、尊重性等社会性需求，关注社会中低层群体的处境，改善公共服务，发挥公共权力的作用建立社会信任机制等。李盾认为，这类建议虽然都有可取之处，但实际操作上很难做到。他说： “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如果没有一个整体的改革的话，很多问题都是难以解决的。表现得最明显的对党政机构的不信任，这不是简单地作一些好事，在民生上多用些钱就能够解决的。”

　　有关社会信任度的调查是社科院课题组与专业调查公司合作进行的，在全国7个主要城市采集了近2000个样本，中小城镇和农村没有纳入抽样范围，此外在网络舆情中没有将微博包括在内入。报告作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这是人员和经费不足导致的，今后将陆续增加观察点和覆盖面。 ▲◆★●■☆

十年来中国非法流出境外资金达3万亿美元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0479

   2013-1-9：近年来，一些中国富人想方设法将资金非法转移至海外。德国《南德意志报》1月7日刊登文章称，过去十年里，从中国非法流入海外的资金达到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7万亿元）；目前全球每两个黑色美元中就有一个来自中国。

　　文章指出，中国资金外流的原因多种多样：“某些人只是想更好地保证钱能生钱，因为，若在中国的银行存款，从国家所有的银行那里通常只拿到低息。其他的投资手段少之又少。多数中国人目前投资房地产。在沿海大都市，每平方米价格已达欧洲水平——早已出现泡沫。”文章还称，资金外逃者中的第二大群体是一些官员。

　　文章还称，“根据中国商人们特别喜用的一种手法，钱根本就无需出境。谁若想把在中国的存款转移至境外，就找一名扮演双重角色的银行理财顾问。支付一笔费用后，银行理财顾问就会在境外设一个账号，通常是在香港，因为，那里没有严格的反洗钱法。之后，想把钱转移至中国的另一名生意人就在这个账号上存入双方商定好数目的港元。而在中国的一个账号上，有意将资金转移至境外的那位中国商人则存上同样数量的一笔钱。这样，钱根本就未离开过中国，而两名生意人却都转移过了资金。”来源: 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