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各地官员提前进京跑:东部官员跑人事西部跑项目
http://news.stnn.cc/china/201301/t20130105_1843324_1.html

　　星岛环球网2013-01-05消息：又是一年底，方中仁(化名)显得比往年忙碌，除了日常的工作，还有今年年度独特的接待任务。光这个礼拜他已经接待了地方来的十来拨儿领导了。

　　《经济观察报》报道，与往年不同，今年地方官员进京时间提前了，往年一般都集中在全国“两会”前夕。

　　“都说当领导容易，其实最累就是他们，也就是外表风光好看罢了。”方中仁说，跑人事、跑项目、跑维稳，从上到下都是一个体制，特别到了年底。

　　作为湖南某市的驻京办官员，方中仁这些年来的驻京生涯，让他感触颇多。自十八大结束后，市里往北京跑的人陆续多了起来，尤其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仅如此，该市在京的一些研讨会、投资说明会也骤然增加许多，且规格和场所档次也提高了不少。

　　进京官员

　　“大领导要来了？什么事？”与方中仁同样感到诧异的是李维亮。

　　现年50岁的李维亮是安徽某地市驻京办事处的官员，多年的驻京经验早已习惯了迎来送往的生活。

　　以往年而言，领导大多在二月中下旬进京活动，而今年则大大提前了，所有的安排也就全部改变。

　　李维亮说，这跟往年真有所不同。

　　去年十二月的一次驻京机构联谊会上，他意外得知，不仅地市领导进京，其他地市一些省市级官员也都提前进了京，东部、中部、西部都有。

　　湖南某市秘书长姜大明(化名)说，来北京办一些会、跑一些项目，无非是让想组织部门、部委和一些领导看见自己的政绩、认识一下，在地方人事格局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借会议来探探路，也是人之常情、常规手段。

　　在元旦前夕，中央纪委、监察部也发出通知，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2012年元旦春节期间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大力弘扬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

　　通知要求，要严格执行中央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格遵守政治纪律、保密纪律、组织人事纪律，严禁利用节日之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以及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严禁违规收受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严禁参与赌博活动，严禁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借节日之机收敛财物。

　　低调的会议

　　因为今年中央出台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及中纪委、监察部的通知。所以很多进京会议也低调不少。

　　于是，一场由方中仁所在市的政府组织的关于风电的研讨会在京召开，地市两位主要领导悉数出席。只是开会的地点从装修华丽的五星级酒店换成位于西南五环外低调不张扬的私人会所，除了地市主要领导的接机由驻京办负责外，相关部门的一把手都改由在京企业接送。

　　在方中仁的地市领导眼里，当地的经济增长仍属典型的投资拉动型，投资的力度和强度直接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只要风电项目能获批，那一切政绩都出来了。这次研讨会也是为项目的获批“加油”的。

　　虽然中央经济会议部署了未来教育、医疗、养老，以及配套产业，将是未来国家资金重点关注对象，亦是逐步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但对一些地方政府而言，仍然偏好于见效快、易出政绩的项目，并冀望借“稳增长”顺势启动一批大项目，且“中央通过的项目”早已成为地方向银行和民间融资的金字招牌。“不管怎么说，毕竟在中国，考核官员的政绩，依旧是GDP。”方中仁说，作为体制内的人，他深有感触。

　　据不完全统计，仅2012年12月，国家发改委已经批复了29个电力项目，总金额超过750亿元，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甘肃、安徽、湖南、山东、福建等省份，在如此短的期间内密集批复电力项目为今年来罕见。

　东部的老板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湖北省官员表示，东西部官员进京寻求的东西也不同。东部经济实力较为发达，地方政府领导干部一般就跑关系和人事，而中西部官员则多是在资金和政策上。

　　上述官员表示，经济条件决定上层位置，特别是当下对官员还是以GDP考核为主要指标的情况下，中央对于两地的官员要求也自然有所不同。

　　“县里跑市里，市里跑省里，省里都进京，”方中仁说，一级跑一级，多汇报，多坐坐，让领导有个印象，起码不是件坏事。

　　此外，党内考核一个官员，除资历、年龄外，还要看其德、勤、能、绩四点，且针对各类干部，所侧重的也不同。如技术干部、专业干部，侧重技术、业务水平和成果；党政干部，侧重政治思想水平、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对领导干部应更严些、更高些，要着重考核政策思想水平、组织领导能力、熟悉业务的程度，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状况和工作的实际成效。

　　西长安街80号是中央组织部的所在地，从外表来看，它与身边普通的建筑没有任何区别。只是门口的门卫认真地环视着每一个进出的人员，左侧门亭的武警也警惕地打量着来人，如果要开车进入则还需要特别通行证。

　　“这地方没有一定关系和级别，你来了也没啥用。”方中仁说，他送“老板”来过几次，但都在门口候着，并没有进去。不过，老板在里面呆的时间也不长。

　　方中仁口中的老板是该地市的一个主要领导，虽然党内有规定不能喊上级官员为老板，但私下里他还是喊老板，毕竟是秘书起家。

　　在等老板的期间，方中仁也碰见过省里的人。“不过一搭话，要么说路过，或者受领导之托来办点事，”方中仁说，“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只不过谁都不愿意点破那层纸。”“领导不可能记住每个人，只有你融入他那个圈子，你才有机会。”方中仁说，其实谁心里都没底。

　　中西部的项目

　　2012年12月16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关键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从18日起，中央各部委随后召开的工作会议无一不延续了“改革”这一关键词。“改革”则成为各个部委工作会议的关键词，改革领域涉及户籍、工资、财税制度、价格机制等多个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

　　从上至下的“改革”，也掀起了全国各地的一股股学习热潮，方中仁所在地市自然也不能例外，会议的内容最后还传真到了他的办公室。但忙着接待的他，只是稍微浏览一下。

　　方中仁所在的地市虽然称为市，但也只是个穷市。工商业落后、交通不发达、信息不通畅。全口径财政收入只有10亿多元，政府运转全靠中央和地方转移支付。不过，风景秀丽，与湖南省内几个著名景点都有接壤。这里景色尤其的让人陶醉，堪称世外桃源。

　　此前，为争取列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45项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里，地市上下可是花了大力气和大价钱，虽然最后湖南有三项名列其中，可方中仁所在的地市并没有上榜。

　　此外，伴随着中国文化、自然遗产建设性破坏问题日益突出，国家对于珍贵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也提出了统筹考虑。

　　日前，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了《国家“十二五”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设施建设规划》，根据规划，“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将投入80亿元用于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

　　规划指出，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设施建设的责任主体是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地方申报情况，符合条件的项目总投资超过160亿元。地方政府负责落实建设资金，中央视各地财力予以适当补助。考虑到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的差异，规划根据不同地区确定中央投资补助比例。其中西部地区项目中央补助按75%控制，其中西藏自治区、四省藏区和南疆三地州项目可视情况适当提高中央投资比例。中部地区项目中央补助按60%控制。东部地区中央补助按30%控制。根据补助标准测算，约需中央补助投资80亿元。

　　这一消息，又让几乎绝望的地市领导们看到希望。

　　“上榜是争取不上，但这个钱务必争取拿到，对地市来说都是笔不小的资金支持。”一位地市领导对方中仁说，未来驻京办要全力配合市里争取补助的工作，不惜一切代价，充分利用亲情和驻京办这些年的人脉资源，完成这重大任务。

　　2012年12月31日，在接待最后一批地市领导后，方中仁终于可以暂时松口气。他说，现在大家更多的是在观望，等待三月份全国“两会”召开，那时候情况应该都明朗了。▲◆★●■☆


李小鹏惩处瞒报事故是自保还是推卸责任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lixiaopeng-20130103/1576861.html

01.03.2013：香港 — 山西央企隧道施工工程发生重大爆炸事故，导致8人死亡，5人受伤。有关部门负责人隐瞒不报，却被网民踢破。代省长李小鹏对央企瞒报事故表示震惊和自责，誓言对瞒报零容忍。有分析认为，李小鹏此举难为日后升迁捞取政治资本，而网友则认为，李小鹏是在推卸责任。
 
*网民举报后瞒报事故才被披露*

2012年12月25日14时40分左右，中铁隧道集团在山西临汾蒲县南吕梁山隧道实施爆破作业时，违章操作，在距离洞口约5千米的隧道中发生爆炸事故，造成8人死亡，5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工程负责人刻意隐瞒，没有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告。
 
这个被施工项目负责人隐瞒4天的重大爆炸事故，被网民在微博中披露后，才引起山西省领导人的重视，派人前往事故现场核查。12月31日，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发言人才正式向媒体证实，这次隧道爆炸事故是一起被严重瞒报的责任事故。
 
*李小鹏的震惊和自责*
 
2013年元旦伊始，山西省代省长李小鹏来到事故现场表示，管理良好的央企瞒报事故令人震惊，他对有关部门这么长时间竟然没有察觉，感到自责。他强调，政府对瞒报实行零容忍，事故瞒报是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要彻底查清瞒报原因，以后绝对不允许再发生类似事件。
 
*杨继绳：李小鹏抵消负资产并非易事*

北京炎黄春秋主编杨继绳说，李氏家族（李鹏、李小鹏和李小琳）在中国的口碑很差，李小鹏又经商又发财，在金满钵满之后，转身一跃成为山西的高官，为保护其家族发财保驾护航。
 
他说，李小鹏身上的“负资产”很多，作为山西省代省长，他如果能处理好12.25重大瞒报责任事故，还应该肯定，但以此作为日后仕途升迁的资本，改变人们对他的不好看法，并非易事。
 
“我希望他这件事能够处理好。处理好就能成为他的正资产，将来他的负资产也能有所抵消。是不是这件事处理好，以后就能官运亨通，能够上去，就很难说了，因为他的负资产太多了。”
 
中共传统上有一种做法，在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后，相关部门的上级主管领导往往乌纱帽难保。2005年11月，吉林松花江发生了工业意外引起的苯污染事件，迫使当时的中国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辞职。这次山西爆炸事件后，4名责任人虽已被依法控制，但一些网民仍然认为李小鹏把责任推到央企身上，是推卸责任，应该引咎辞职。
 
*网民呼吁李小鹏辞职*
 
中国“后改革思想网”总编陈永苗认为，这次事件可能会给李小鹏的政绩蒙上阴影，妨碍其仕途的发展，但李氏家族在中国的影响力仍在，因此，不管李小鹏怎样处理这次事件，都不会对其未来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李小鹏也不会因此承担责任，辞职下台。
 
披露这次山西隧道工程爆炸事故瞒报的不是官方媒体，而是网民和平民百姓。他们通过微博、短信、电话等向有关部门举报，使得瞒报事故暴露在阳光之下。李小鹏对此表示肯定和感谢，认为他们的努力在事故调查初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官媒“不知情”网民却先知*
 
不过，陈永苗却认为，李小鹏对网民示好，并非是真心实意地褒奖网民发挥了官方媒体未能发挥的作用，而是以此安抚网民，免得因为瞒报事故不断延烧，引火烧身。
 
“我觉得这是对网民的一种献媚。他怕出事，怕得罪网民，怕把事情搞大，让他代省长变不了正省长。”
 
炎黄春秋主编杨继绳表示，网民举报瞒报事故后，没有受到有关部门的打压，也没有因此遭封杀，是个好的迹象。但中国的新闻仍然没有自由，涉及到敏感问题的内容遭到删除或封杀。▲◆★●■☆

中国空军被称为暴发户 400架战机水平可匹敌美机
http://news.cntv.cn/military/20130105/102037.shtml

2013年01月05日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空军杂志1月刊发表美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独立研究所主席瑞贝卡·格兰特文章称，解放军空军是空中力量领域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暴发户”。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SIC)在2010年出台的一份权威报告中称，所有有关未来十年内解放军空军继续发展的指向标都说明，到2020年，中国将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空中力量之一。文章称，目前解放军空军大概有超过400架被美国界定为第四代的战机。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亚洲军事问题专家理查·费舍尔预测称该数字有可能会提高。“从生产速度就可以看出端倪，可以想象，到2020年，‘现代’战机所占百分比将超过50%，或者是说接近1000架。”

　　2011年1月，解放军空军首次亮相其歼-20战机，此举使之出现在世界各地媒体的头条新闻当中。歼-20隐形战机的首飞，是中国在对俄采购、按许可证生产，以及自主研发（以沈阳飞机公司和成都飞机公司为首）的基础上，稳步推动解放军空军现代化的一个生动例子。歼-20战机并非解放军空军唯一的新能力。中国还增加了先进导弹，升级了其轰-6轰炸机，还在推动预警机发展项目。解放军空军拥有许多先进防空系统。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军事理论和训练的进步提速。最后（决非最不重要的一点），中国还列装了其首艘航母。现在，新的解放军空军进行了重组和现代化，并在寻求制空权。

　　解放军空军四代机数量十年内接近千架

　　中国的直接经验及美国及其盟友利用空中力量非对称优势获得战争胜利，是中国空中力量雄心的来源。1996年台湾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当时中国大陆利用弹道导弹试射和军事演习向台湾施压，而美国则向台湾海峡派遣航母以彰显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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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委员张艾米（音译）在最近的一篇报告中称，1996年台海危机促进了中国对军事现代化和专化业的长期投资。如果在此之前美国会在台湾想定中有何作为仍不明朗，那么该事件看起来就是一个明确的声明：美军会武力干预台湾冲突，而解放军则缺少阻止或击败美军的有效能力。

　　2012年6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其有关亚洲的报告中称，在台湾危机后，中国认识到其军事选择有限（除核武器以外），对于解放军而言，美国通过以航母和远程精确打击（例如B-2轰炸机）为表现形式的力量投射来阻止中国的做法，是不可战胜的。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中国已经走在拥有更多常规力量选择的轨道之上，而空中力量更是中国军事现代化过程中的领头羊。正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所言，解放军空军不再是“尾大不掉的技术劣势部队”。撤资和投资重塑了中国的空中力量。现在，解放军空军正在利用地理优势，把冲突中敌对者需要付出的代价提升到相当高的程度。

　　迄今为止，解放军空军最重要就是从一支装备大量过时战机的部队，转变为一支更小、更强大的空中力量。进入新世纪以后，解放军空军已经列装了数款先进战机。其中一些购自俄罗斯，另外一些则是中国两大战机制造商——沈阳飞机公司和成都飞机公司——根据生产许可证生产的。解放军空军共有近400架在气动和武备方面可匹敌美军战机（F-22除外）的飞机。

　　解放军空军称其力量结构为“双层”系统。中国在其2008年的国防文件中称，解放军空军基本形成了以第四代飞机和地空导弹为骨干,以第三代改进型飞机和地空导弹为补充的主战武器装备体系。

　　另外，五角大楼2012年中国军力报告称，解放军空军列装有1570战斗机、550架轰炸机、300架运输机，以及1450架旧式飞机。不过，该报告并未提供全面的战斗序列。通过分析解放军空军定位的“骨干”和“补充”力量，能够更详细的评估其军事力量。“骨干”力量对应的是美国第四代战斗机。“补充”力量主要是指米格-21衍生机型。

　　这些数字表明，中国大概有超过400架被美国界定为第四代的战机。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亚洲军事问题专家理查·费舍尔预测称该数字有可能会提高。“从生产速度就可以看出端倪，可以想象，到2020年，‘现代’战机所占百分比将超过50%，或者是说接近1000架。”

　　空对空导弹技术领域的进步同样非常重要。中国曾依赖仿制AIM-7系列空空导弹，但其现在已经拥有精良的短程和中程空对空导弹。主要类型是R-27/AA-10半主动雷达/红外导弹、射程为18.6英里的红外制导 R-73/AA-11导弹、射程约为31至50英里的 R-77/AA-12主动雷达制导导弹。解放军空军4款四代机中有3款——歼-10、歼-11和苏-30战机——配备有R-77/AA-12远程先进空对空导弹和国产衍生弹PL-12导弹。歼-8战机也能够搭载导弹，这使解放军空军的潜在导弹发射平台达到776架。

　　引入竞争机制加快新隐形战机研发速度

　　中国有两家大型航空公司拥有隐形机验证机。当然，这两家公司都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子公司。歼-20和歼-31之间的设计竞争类似于2001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X-35与波音公司X-32之间的竞争。至少，这些新战机展示了一种良好的战机设计基础，吸收了很多国际经验教训，因此这些战机的设计都是基于这些经验之上的。

　　歼-20最先升空。2009年，中国空军副司令员何为荣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称，隐形战机即将进行测试飞行，而且可能会在8到10年内部署。歼-20“威龙”在2011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访华期间首次公开亮相。歼-20前部外观所展示的很多外部隐形设计曲线和特征与F-22类似。从侧面到后面，外观相似度降低。现在，它配备的是俄罗斯制造的AL-31F发动机。J-20的大小表明其可携带内部燃料和大型炸弹舱，适合容纳已知的中国导弹，包括巡航导弹和增程空空和空舰导弹。兰德智库分析人士大卫A.帕拉克估计，歼-20可能能够进行超音速巡航，即在没有再燃装置的情况下达到马赫级速度。

　　沈阳歼-31（分析人士根据其尾号命名）于2012年10月31日第二个起飞。J-31看起来更紧凑，设计更先进。可以说，它基本上是F-35的第四种变形机。航空分析员白伟（音译）向《印度时报》表示，“从强化的双轮前部着陆装置和垂直稳定装置判断，几乎可以肯定，J-31的设计意图是具备能在航母上作战的潜力”。沈阳歼-31验证机的起飞无疑表明中国的两大战机制造商正在努力朝隐形迈进。

　　中国的轰炸机并非新式，也不是隐形机，但其武装不容小觑。和俄罗斯一样，中国空军也是世界上具有轰炸机舰队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轰-6轰炸机是源自苏联图-16“獾”轰炸机的老式设计。中国总共约建造了150架轰-16轰炸机，由空军和海军共用。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5架轰炸机改装成了空中加油机。

　　从轰-6本身来看，采用的上世纪50年代的技术并无特别之处，特殊之处在于其搭载的巡航导弹。2001年，一架轰-6G轰炸机首次试射了一枚增程、空射反舰导弹。据报道，至少有一种变形机——轰-6K能够搭载6枚“东海-10”巡航导弹，或搭载6-8枚远程空空导弹，主要用于猎杀空中预警机，如E-3预警机和E-2C/D“鹰眼”。“东海-10”巡航导弹是中国军队空袭发展的一个缩影。这是一种从地面发射的导弹，于2008年首次小量部署。到2009年，“东海-10”的部署量达350枚。

　　当前评估表明，中国部署的射程在930英里的“东海-10”导弹数量在200-500枚之间。另外，这种不断增强的能力加强了中国在太平洋上空的影响力。据估计，轰-6M可携带4枚反舰导弹，而轰-6K可携带6枚巡航导弹。中国还可以将最先进的轰-6轰炸机变形机和空射“东海-10”巡航导弹相组合，从理论上来说，可使导弹射程增加到2000英里以上。按照这些规格，关岛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其他设施所在地都将纳入轰-6轰炸机的打击范围。

　　十几年之前，中国开始首次朝预警控制机迈进，当时中国曾试图购买以色列的“费尔康”机载预警系统。2000年，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威胁切断对以色列援助的情况下，这一交易被中断。自那时起，中国开始研发“空警2000”雷达系统，现在安装在II-76飞机上。有报道称，中国正在努力对波音 737-800进行改装，以容纳这种雷达装置。据估计，中国有四艘现役空中预警机。

　　解放军空军的任务还包括地面空防。1958年，中国空军接收首批“萨姆-2”导弹，自那时起便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武库，包括传统的地对空导弹、先进的俄制系统及自主改造的“红旗-9”。和战机一样，解放军空军的地对空导弹库存由约192套高现代化发射装置和490套传统发射装置构成。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解放军空军还拥有192套“萨姆-20”、“萨姆-10”和“红旗-9”型发射装置。“萨姆-10”的射程约50英里，但“萨姆-20”变型弹的射程为93-124英里之间。

　　据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情报中心消息，中国地对空导弹部队的训练“高度重视夜间机动性”。典型的训练就是快速撤离、定位至事先选好的发射地点、伪装和隐藏。中国研发的“海红旗-9”是一种从海上发射的导弹，已经从中国海军的驱逐舰上进行了试发射。预计这种导弹的射程在47至93英里之间。有了“海红旗-9”，中国就能够将致命的海上防空投射到与舰队活动范围相同的地点。

　　航母舰载航空力量现代化仍存若干化漏洞

　　除隐形机之外，中国空力扩张最快的就是新型航空母舰。中国于1998年购买了前苏联的“瓦良格”号，进行了大量翻新工作。2012年9月25日，这艘航母正式命名为“辽宁”号，中国主席胡锦涛出席了命名仪式。张峥大校被任命为“辽宁”号的首任指挥官。张峥，43岁，之前曾任一艘护卫舰和一艘制导导弹驱逐舰舰长。2001至2003年间，他在英国三军联合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英文和军事理论。

　　2012年10月，人民日报网站发表文章称，海军军事学院教授李杰（音译）指出，航空及其舰队能够使海军走的更远，执行海上侦察更高效。和隐形项目一样，中国的航母也引起了很多讨论。2008年12月，国际知名的海军、航空和技术情报问题的分析家诺曼·波尔马写道：“冷战后时期最具争议的问题就是中国是否正在计划获得航空母舰。”

　　“辽宁”号与美国海军的“尼米兹”级航母有几种不同。发射作业在主甲板上进行，主甲板的滑行甲板角度为12度，固定翼飞机从那里升入空中。飞机使用拦阻索收回。“辽宁”号的船身原本设计用于自我防卫，带有可与“密集阵”相媲美的自动甲板炮、远程防空垂直发射筒和舰对舰导弹。

　　虽然目前还没有观察到全面飞行作业，但2012年10月12日，沈阳的歼-15战机已经完成了触舰起飞登舰演习，而且之后在12月又有2架歼-15战机成功登舰，之后再次从航母起飞。歼-15是中国根据苏-33设计的航母作业机。中国2001年从乌克兰采购了一艘苏-33战机（苏-27升级版）。国防大学分析员菲利普C.桑德斯和约舒亚K.怀斯曼预计，歼-15将在2015至2017年间进入批量生产，这将“使中国具备能够从航母上作业的第四代战机”。该航母级原本设计用于部署约30架固定翼战机，并另外补充一些直升机。甲板组合即可以增强威严性，也可以增强对空中的局部控制。

　　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情报中心对目前的改进进行了总结。中国空军“正在成为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的部队，但仍有一些明显的缺点和弱点。”中国空军的现代化仍有很大的漏洞。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小型空中加油编队。中国可能拥有8架伊尔-78空中加油机，而且将12架轰-6轰炸机改装成了加油机。

　　缺少实战经验也是一个因素。例如，美国空军飞行员部队至少有一部分飞行员具有越南战争和“沙漠风暴行动”等的作战经验，另外还有大量参加过演习的飞行员。中国上一代飞行员也在越南战争中积累了作战经验。目前，中国的飞行员似乎并没有以美国部队在“红旗”演习和其他演习中的方式积累经验。不过，随着在2010年在土耳其进行部署，中国飞行员也已开始了一些国际演习。

　　对中国空军各级领导人的战术精干能力的评估要难的多。一个有趣的事实是：高级官员中大部分是战机飞行员，这一特点反映了中国空军战机飞行员储备的数量。

　　考虑到部队的成长，中国现在将顶级装备和以信息战为中心的理论相结合，应对棘手战术问题并应对亚太地区的其他部队。地位位置可能仍是中国最大的优势，因为这能够使中国集结部队。中国可将全部海岸线和内陆用作战机、轰炸机、支援机和侦察机的起飞地点。在假设的空战中，中国能够在本土附近作战。另一方面，美国及盟国必须进行兵力投射——这一任务必须要在空中加油机、情报/监视/侦察和空战控制机的支援下才能完成，这些物资本身都要比战机和轰炸机脆弱。

　　美国的技术可能仍领先中国15年。但这并不能让美国安心，尤其是在美国隐形战机产量不大的情况下。美国空军副司令赫伯特·卡里尔进行了简单总结。“我们的隐形优势保持了数十年。这种时间（差距）不会再出现”。（春风）▲◆★●■☆

红枣养生六吃法：泡水养肝排毒 煮蛋补血养颜
http://news.cntv.cn/2013/01/05/ARTI1357341104990644.shtml

2013年01月05日：  红枣泡水，养肝排毒 实验证明，每天给肝功能不佳的人喝红枣水，持续一周，能增加人体血清蛋白，从而有助保肝排毒。红枣的果皮坚韧不易消化，如果整颗冲泡，很难将其有效成分完全溶出，因此最好将其掰开再冲泡。需要注意的是，新鲜的红枣不宜冲泡或煎煮。这是因为它的维生素C含量非常高，用热水煮泡易使维生素C流失。

　　红枣泡茶，补气护嗓 红枣炒黑后泡茶喝，可治疗胃寒、胃痛。如果再放入桂圆，就是补血补气的佳品，适合教师等使用嗓子频率较高的人。

　　红枣熬汤，止咳润肺 唐代盂诜所著的《必效方》中记载了将红枣、银耳和冰糖一起煮汤，可止咳润肺。具体做法是：银耳20克、红枣20颗、加冰糖一起煮半个小时左右。

　　红枣煮蛋，补血养颜 用红枣加桂圆煲红糖水，到枣烂桂圆绵时，打只鸡蛋，继续用小火焐熟鸡蛋。红枣、桂圆和红糖都有补血的功效，煮出的鸡蛋很滋补。

　　红枣熬粥，安神助眠 如果经常觉得躁郁不安、心神不宁，可用百合、莲子、红枣煮粥进行调理。若与小米同煮，则可更好地发挥红枣的安神效用。

　　红枣泡酒，血管通畅 红枣在浸泡过程中，其所富含的有机物更容易在酒中溶出，适当饮用，对保持血管通畅有一定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红枣虽然有益健康，但并非多多益善。中等大小的红枣，一次食用最好别超过15颗，过量食用有损消化功能，容易引起胃酸过多和腹胀。▲◆★●■☆

中美军事交流不再时断时续？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01-05：中国航母入列、舰机起降让美国人感叹中国军力增长之快超乎想象。
　　中评社华盛顿1月4日电（记者 余东晖）外交学者常说，中美军事关系是双边总体关系中的“短板”，中美关系有任何风吹草动，最先受波及的往往是军事关系，最后恢复的也通常是军事关系，两军交往总是难以摆脱“时断时续”（on again off again）的怪圈。不过从2011年以来，虽然两军之间的互信仍严重欠缺，但中美基本上保持了持续、稳定、务实的军事关系，这种势头在2013年有望得以延续。

　　主张美中应发展更密切军事关系的人们，无不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蜜月期”，当时美国向中国出售武器，中美两军交往与合作比现在要密切得多。1989年之后两国军事交往急转直下，美国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和高科技管制，时至今日没有缓解迹象；加上冷战结束，中国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开始由正面转向负面。

　　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军力壮大，美中之间的军事互忌成为两国战略互不信任的集中体现。美国认为中国军事实力和意图不透明，有意限制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存在；中国抱怨美国为中美军事交流制造三大障碍：对台军售、美军机舰抵近侦察、2000年国防授权法阻碍两军交往。

　　双方都认识到这种军事战略猜疑很容易导致误解和误判，近年来一直致力于通过保持军方高层互访，增进相互理解。过去十年，中美军方高层互访间隔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一年，但前5年在拉姆斯菲尔德担任美国防长期间，美中军方虽有互访，但军事关系一直处于2001年撞机事件之后的冷淡期。盖茨2006年接任防长后，试图暖化美中军事关系，但2007年到2011年间，两军高层互访两度因为美国对台军售而分别“冷冻”近两年，直到2011年1月盖茨访华后才恢复。

　　2011年以来，美中军事交流虽然又因美国对台军售有所放缓，但并未完全中断，2012年以来呈现愈加频密之势。2012年5月中国防长梁光烈访美，6月美军太平洋司令洛克利尔访华，8月解放军副总长蔡英挺访美，9月美国防长帕内塔访华，11月美国海军部长马伯斯访华，12月中国海军副司令张永义和解放军副总长戚建国访美。美中两军高层互访和对话的动力不仅得以延续，且已基本实现机制化。

五角大楼官员承认，正是通过这种频密的互访，两军关系达到了相当稳定的基线，总体而言正在向正确方向迈进。然而，中美两军之间的戒心并未减少，甚至因为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偏重军事，以及中国军力的不断壮大，相互猜忌继续滋长。

　　2012年是美国加紧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年。五角大楼宣布新军事战略，在缩减军事开支的背景下，重点保证亚太地区的军事资源投入；美国防长帕内塔6月份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宣布美军将把6成海军力量部署于亚太地区，随后考察越南金兰湾，访问印度，绕着中国宣示在亚太军事存在的重要性；在澳大利亚达尔文轮换驻扎海军陆战队，在新加坡轮换驻扎军舰，商讨美军重回菲律宾事宜；菲律宾和日本在主权问题上挑战中国，并考验美国履行盟约义务的决心；美国与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常年军演不断，而中国被排除于2012年23国环太军演之外。所有这些被不少中国学者解读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要强化军事存在，想遏制中国。

　　2012年也是中国科技进步和武器跃进的一年。神九升空，蛟龙下海，航母入列，舰机起降，歼31亮相，中国设立三沙警备区，海军舰队从钓鱼岛附近海域穿越第一岛链。所有这些，美国人看在眼里，虽不认为构成即时威胁，媒体和民众的反应却是五味杂陈。

　　五角大楼2012年中国军力发展报告对中国发展新的军事能力着墨更多，尤其担忧中国发展海空新技术，以形成更强大的“反介入与区域阻绝”（A2AD）能力。这与美方评估解放军主要焦点仍在应对台海紧急状况，意在阻止台湾独立，阻遏、拒绝美国对台海冲突可能的介入是一致的。美国军事学者则提出“空海一体战”的概念以应对。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代理主任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表示，美中关系目前更多的是因为“屁股”走到一起，而不是因为“脑袋”和“心灵”相通走到一起，在中美存在战略竞争可能性的大背景下，两国合作要从“屁股”到“脑袋”是长期艰巨的任务，尤其是两军关系，虽然近期有所改善，但仍是两国关系中最不令人满意的部分。▲◆★●■☆
 

解放军狠打吃喝风 张震上将曾遭到中纪委严批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0295

   2013-1-4：近期以来，我们党和军队有许多新风引人赞叹和关注。从习主席与战士同吃自助餐，到网上热传的习主席在河北省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时“四菜一汤”的菜谱，以及军内外传出的转变作风的美谈，让群众感到新风扑面。

　　来自于人民的共产党，时刻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历来对大吃大喝等奢侈之风保持高度的警觉。当年，陈嘉庚到延安，毛泽东用亲手栽种的蔬菜和邻居送来的一只母鸡来招待他；在重庆，蒋介石则用800多块大洋一桌的盛宴来款待他。陈嘉庚却从餐桌上品出了两个政党不同的未来，他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在餐桌上，很能体现一个政党的精神追求。1957年大年初一的早上，毛泽东请40位党外人士到中南海开座谈会，招待大家吃了一碗肉末挂面。这顿简单的年饭使党外人士既吃惊又敬佩，有人当场赞曰：大年初一吃肉面，好看好吃更添寿。一碗肉末挂面，让大家领略到共产党人开创的一代新风。邓小平1975 年重新“出山”不久，便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像我们这样的人，到下面去调查研究，不要给地方干部增加负担，不要搞什么招待，生活方面特别是在吃的问题上，我看西红柿炒鸡蛋就不错了。

12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题)在广州军区某部一连考察时，在大食堂和官兵一同就餐。

12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题)在海军“海口舰”上与水兵一同就餐。

　　在餐桌上，也能品出一个政党的严格自律。1980年，张震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的老上级杨勇在京西宾馆请他和另外几位调进调出总参的老同志吃了顿饭，却受到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的尖锐批评：“越是老部下，越要严格要求。”张震讲到，对于黄老的批评我们心悦诚服，表示饭费平摊。杨勇同志坚决不同意，从自己工资里拿出400元钱，并向黄老作了检讨。更令人回味深长的是，张震将这件事情写入了自己的回忆录。

　　“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在改进工作作风上，中央政治局制定了八项规定，中央军委出台了十项规定，之所以得到群众拥护，是因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带头践行，令行生威。据悉，在军队高层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与会代表都严格遵守新的规定。

　　现在看，从简接待，并非阻力如山；吃喝无度，对人对己都没有半点好处。不论是为了党的形象和事业，还是为个人健康，都应该狠刹吃喝风。新春佳节就要到了，期盼今春能让餐桌上的新风，吹向每一座城市和乡村，吹进每一个单位和家庭。

12月8日和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广州战区考察。图为习近平与军人一起用餐。

12月8日和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广州战区考察。图为习近平与军人一起用餐。来源: 解放军报▲◆★●■☆

鲜为人知的国礼究竟是怎么送的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0303

   2013-1-4：人与人交往，讲究礼尚往来，国与国之间亦是如此。外交场合，除非万不得已需要大动干戈，通常情况下都是以“礼”相待。那么，见证了外交史上重要时刻的那些“国礼”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文化？

　　国礼怎么送，大有讲究

　　中国的文化艺术博大精深，各种手工艺品巧夺天工，成为最初国礼的首选。雕漆、陶瓷、景泰蓝、牙雕、刺绣等工艺品是礼单中的常客；丝织、湘绣、描漆和陶瓷的中苏领袖像也时常被列入，其中毛泽东纪念章特别多。到1952年，礼单中开始出现贴有毛刘朱周、全国名胜风景、国庆观礼、建设成就、外国来访代表团在华活动等照片的相册，以及邮册、诗笺谱、檀香扇、年画、民间剪纸、绸缎等。礼宾司以前还经常送茅台酒、龙井茶招待外宾。

　　送礼也要因地制宜。给非洲国家送手工艺品，不如送一些实用的东西更好。据外交部礼宾司的老同志回忆，中国以前也送给第三世界国家一些电器，比如熊猫牌电视机。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向外国送过中国自产的电脑等数码产品，例如送给古巴、委内瑞拉、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一些轻工业的产品，比如衬衫、手表等也很受欢迎。出访时，这些往往作为赠送对方翻译和接待人员的礼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礼物中开始有一些画册。送画册，也是向欧洲国家学来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当代中国在科技文化经济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印刷得非常精美。

　　另外，送国礼也要做调查研究，根据不同的国家领导人及外交场合，各国赠送礼物也会考虑“投其所好”。例如，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2年9月访华时，事先了解到邓小平有抽烟的习惯，便赠送给邓小平一个精致的银烟盒。老布什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时，很喜欢在周末跟夫人一道骑自行车逛北京的胡同。1989他作为美国总统访华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就赠送给他一辆上海特制的飞鸽牌自行车，当年的电视节目还播出了老布什像孩子似的高兴地跨上自行车试骑的镜头。

　　归根结底一句话：外交无小事，送礼有学问。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赠送的吉斯115轿车

　　令人意外的国礼：白菜、大葱和鸭梨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的寿辰。12月6日，毛泽东踏上北上的专列，第一次跨出国门。他极其重视这次莫斯科之行，决定分别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为斯大林祝寿。据外交部公开档案中的《我国祝贺斯大林70寿辰（贺信、礼品单）》显示，中共中央的礼品有“大元帅丝织像、清代蓝花瓷花瓶、景泰蓝茶具、烧瓷寿盘”，以及“象牙雕刻的大花瓶、宝塔、龙船、球、八仙人、女英雄等共10种22件（套、对、帧、座），外加祁门红茶、上等绿茶和龙井茶”；政府的礼品包括　“大元帅陶瓷盘10个和每套99件的景德镇五彩瓷具2套”，以及“中国农民所献蔬菜果品——山东胶东和济南产的白菜、莱阳梨、大葱，北京牙（鸭）梨、雪梨，天津和山东萝白（卜），北京绿皮圆形红心萝白（卜），江西小金橘”等；解放军的礼品则是“大元帅丝绣像1帧和大元帅陶瓷像1对”。

　　这份礼单很不一般，尤其是里面的农副产品，让人倍感意外。中共党史专家表示，新中国政府当时之所以选择了山东大白菜、萝卜、大葱等“特殊”的礼物，主要是想拉近距离，让斯大林有一种亲切感。“我们要让他感到，在中国，不仅中共中央对他非常重视，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很尊敬他。因为这些礼品，就好像平常老百姓家里逢年过节串亲戚带的东西。”

　　中美关系重大转折的见证：“天鹅”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不仅拒不承认，而且采用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围堵等种种手段抵抗、遏制新中国，双方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的交锋更使两国关系降至冰点。上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开始检讨美国的对华政策，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息。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敏锐地觉察到了美国的变化，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抓住时机向美国发起了“乒乓外交”，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拉开中美关系解冻的序幕，此后又向尼克松总统发出了访华邀请。

　　尼克松这次访华带来了一件精心准备的礼品——名为“和平使者”的瓷塑天鹅。天鹅是深受美国人民喜爱的吉祥物，传说能带给人们幸福和好运，雕塑者将天鹅繁衍、哺育和爱抚后代的神态形姿塑造得惟妙惟肖，其乐融融的天鹅一家、欢快的小虫、生机勃勃的花草，无不细腻逼真，盎然成趣，呈现出安谧、和平的优美意境，也传达了美国人民希望和中国人民和平相处的美好心愿。瓷塑天鹅后被保存在故宫博物院，中国友谊博物馆成立后，它成了镇馆之宝。

　　有意思的是，尼克松总统在即将结束访华行程之前，出乎意料地再次收到了中方赠送的珍贵礼物，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赠送美国人民一对中国的国宝——熊猫。这份厚礼让尼克松一行喜出望外，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诚意。从中国带回的这对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后来在美国引发了“熊猫热”。

179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赠毛泽东的瓷塑天鹅

　　代表和平、发展、昌盛的吉祥物：世纪宝鼎

　　1995年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时，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向联合国赠送了　“世纪宝鼎”，并在赠送仪式上说，“鼎在远古之时，是中国先民使用的一种炊具，后来又发展成为一种礼器。中国成语中有‘钟鸣鼎食’和‘一言九鼎’之说，反映了鼎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独特地位。鼎作为一种重要礼器，象征着团结、统一和权威，是代表和平、发展、昌盛的吉祥物。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迎接更美好的新世纪。”

　　这尊高2.1米、鼎座高0.5米的巨鼎被安放在联合国大厦北花园的草坪上。这份国礼被外交部“老礼宾们”视作一份具有政治意义的“好礼”。来源: 解放日报 ▲◆★●■☆




中国新交规重罚“闯黄”引争议
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3/0104/144750.shtml

2013-01-04  来源：参考消息网

核心提示： 司机一贯认为黄灯是提醒而红灯是禁止，如今他们陷入困惑，不知怎样才能在遇到黄灯时戛然而止。　

参考消息网1月4日报道 外媒称，中国从新年起实施严厉的新交规，加强对闯信号灯的处罚力度，引起媒体和网民的热议。

据美联社1月2日报道，在新出台的规定加倍惩罚交通信号灯违法行为的同时，有关部门强调，今后闯黄灯将视为等同于闯红灯。司机一贯认为黄灯是提醒而红灯是禁止，如今他们陷入困惑，不知怎样才能在遇到黄灯时戛然而止。

按照生效的新交规，对闯信号灯行为的处罚上升到扣6分。据介绍，如果信号灯由绿变黄时车身的一部分已经越过停止线，则车辆可以继续通行；若没有越过停止线就必须停止通行。有些城市的信号灯在变灯前有倒计时，但这并不普遍，包括北京的许多路口。

报道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司机的驾驶习惯不好和车辆保养不善，中国的道路交通事故频发。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1月2日报道称，中国司机对新交规有关黄灯的变化感到不悦，他们表示很难即刻停车。毕竟，黄灯存在的理由是：警告司机在完全停下来前减速。

报道援引香港《南华早报》埃米·李的话说，交规想控制交通违法行为，但如果司机尝试突然停车以免闯黄灯被罚，那么撞车事故，尤其是追尾将增加。埃米·李指出，虽然新交规生效了，但交通管理部门目前没有足够的摄像头来抓拍违反交规者。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月3日引述网友们的观点说，看见黄灯亮就及时把车停在停止线上相当困难，有时候根本刹不住车。也有网友说，如果闯黄灯也扣分，那么黄灯就失去了意义，还不如干脆用红、绿两色信号灯算了。

报道还关注到，《人民日报》在网上发表“微评论：让黄灯不再‘纠结’”。评论说，培养文明行车，提升道路安全是新规本意。然而，执法标准能否统一？取证方式如何规范？现有信号灯设施是否合理？网友“纠结”的背后，是对规则漏洞的疑惑，对公平执法的期待。

针对网民的质疑，中国公安部表示，从新交规实施首日的情况来看，包括北京、天津、南京、杭州等城市在内，违反交通信号导致的交通事故大幅下降。中国公安部交管局强调，只要驾驶员注意力集中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抢黄灯”和追尾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父母平均给子女“倒贴”1500元/年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01/04/20779560_0.shtml?_newshao123gn

2013年01月04日 来源：法制晚报  原标题：父母给子女“倒贴”1500元/年

2012年北京老龄产业研究报告出炉，这是本市第一份深入老龄群体的专业调研分析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本市空巢老人占近一半比例，子女及孙子女每年仅给老人2607.7元，而老人则会每年给后代4142.7元，也就是需“倒贴”1500余元。

记者上午了解到，该报告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对本市中老年人的需求进行了细致调查。根据对各区县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医疗卫生及社会支持状况等指标的分析结果，问卷调查抽取了东城、朝阳、顺义、延庆四个区县中26个社区的487位老人。

调查：后代给老人每年2600多元

在被调查的老年受访者中，大部分收入来源于离退休金、养老金、劳动及经营收入。在家庭其他年收入中，一项调查数据引起了记者注意：“受访老人中，每年子女给的钱只有2545元，孙子女给的钱仅有62.7元。”

●数据分析

近四成子女经济状况较好

据调查数据显示，97.5%的老年人有子女，且平均拥有1.9个子女。同时，老年人对子女目前的经济状况进行整体评估，认为子女的经济情况一般的占52.8%，有38.1%的老人认为子女的经济状况较好或很好，认为子女经济状况较差或很差的老年人仅占9.1%。

●子女语录

有子女表示，父母的恩情，一辈子都报答不完，结婚的房子都是父母出了60万首付才买下的。别看都在一个城市住，但平时工作忙，半个月都不见得去父母家一趟，在孝敬父母这方面，确实做得不好。

以前逢年过节想给父母点钱都被拒绝了，后来就给他们买东西或报团出去玩一趟，甚至还给老人买了IPAD。老两口嘴上说乱花钱，却也高兴得很。

老人给后代：每年4100多元

数据显示，被调查的老人平均每位每年给后代的钱达4142.7元，其中给子女的有2482.2元，给孙子女的有1660.5元。其中，城镇地区老年人每年给后代4625.4元，高于老人医疗、衣着、交通等任何一项个人支出。

●数据分析：消费侧重给后代购房等

由于社会保障、家庭小型化等因素，老年群体有强烈的“重储蓄、轻消费”意愿，降低了老年人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而老年人的家庭消费观念多侧重于子孙，个人收入多用于后代教育、购房、结婚等，个人消费水平较低。

●老人语录

有老人表示，老两口只有一个女儿，为了帮女儿还房贷，就把自己的房子租了出去，搬到女儿家住，用自己的房租还女儿的房贷。每天还要给一大家子买菜做饭，都是老两口掏钱买。

“都是一家子，不计较那么多。中国人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孩子过得好，我们就好了。” 老人说。

延伸：近半老人空巢养老遇挑战

调查发现，本市老龄人口“空巢化”趋势明显，80.2%的受访者拥有自己的房产，空巢老人（独居、只与配偶居住）所占比例为47.6%。

值得注意的是，独居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升，在80岁以上高龄老人群体中，独居的比例占到了18.4%。

据了解，本市于199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1年底，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达247.9万，占户籍总人口的19.4%；65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177.6万，占户籍总人口的13.9%。

近年来，本市的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呈现基数大、增长快、高龄化、空巢化等特征。

老龄人口“空巢化”使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面临很大挑战，从经济保障、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三方面，都将引发对现有养老保障、医疗保健和为老服务模式的挑战。制度安排、财力准备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方面，面临的挑战也很严峻。文/记者谢璐 ▲◆★●■☆


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落后的传统文化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3/01/201301050110.shtml#.UOfkeayeMgg
 
2013年1月05日：苏联剧变和解体是二十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苏共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作为一个唯一堪与超级大国美国抗衡的国家的执政党，最终丧权易帜，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研究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深远的意义，因此自1996年以来，中央领导人多次提倡要研究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深层次原因，特别是起主导作用的根本性原因。    

    二十年来，学界、政界对于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结论越来越深刻。概括起来，对根本原因的总结和挖掘发生了以下变化：由外及里，即由早期注重和平演变、全球化等外部原因向挖掘内部原因转变；由主观到客观，即由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叛徒论”转变为挖掘剧变和解体的客观原因；由浅入深，由归纳为经济没搞好、与美国搞军备竞赛、没有搞改革开放等浅层原因转变为对根本性原因的挖掘。近年来，较多的学者认为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体制。这种观点认为，苏联体制形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主要特点是高度集权。政治上实行高度的权力集中，造成了事实上的个人专政，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严重缺乏民主。经济上同样高度集中，整个国家的资源极大地集中于国家及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手中，并依靠行政手段搞经济。这种体制适合于战争等极端的社会环境，但在和平年代，苏联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最终走进了死胡同。
    
    这种判断，已接近于揭示出社会发展的真相，但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比如，为什么在苏联只能建成高度集权的体制而不是其他类型的体制？为什么这种一国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体制会成为当时社会主义的标准形态？为什么没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等等，很明显，还有更深层、更根本的原因。

　　一、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落后文化所造就的高度集权的体制
    
    从文化上来看，俄罗斯骨子里属于落后的农业文化，列宁在执掌政权以后对此有了深刻的感受：“看一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地图吧。在沃罗格达以北，顿河岸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连堡和额木斯克以南、托姆斯克以北这些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在所有这些空旷地带上笼罩着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性和十足的野蛮性。那么在俄国所有其余那些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到处都是几十里几十里的羊肠小道，确切些说是几十里几十里的无路地区，这样就把乡村和铁路隔离了开来，即和那连结文明、连结资本主义、连结大工业、连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隔离了开来。这些地方，难道不也是到处都为宗法制度、奥博洛莫夫精神和半野蛮性所统治吗？”[1]具体地说，这种落后的文化包括政治上皇权至上、以沙皇为代表的国家至上、沙皇及官僚的专制统治、弥赛亚意识，社会方面是长期的村社生活所养成的平均主义与无条件的服从。
    
    在落后的农业国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无章可循，没有别国成功的先例去参考，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映入决策者脑海的往往是他生长于斯、已经习惯了的情感、态度、认知等传统的东西，这些传统的东西决定了决策者建设社会主义的言行，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国家往往起形式上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就是这样，受到了俄罗斯传统文化的裁剪。在所有制问题上，经典作家们提出，要“由整个社会”来经营生产部门、“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即所谓财产共有”[2]，“无产阶级将……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3]，把包括土地在内的劳动资料“变为公共财产”[4]。在国家至上的俄罗斯，“社会”不可能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只可能是国家。在国家长期包办一切的俄罗斯，生活资料当然不能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因此，经典作家们设想的由社会占有土地等一切“生产资料”，在苏联就改变为由国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在分配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与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即劳动者从社会领回的消费资料数量与他们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成正比，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种有差别的分配方式在苏联逐步演变成平均分配，只按级别而不按实际劳动量进行分配。这种结果与俄罗斯人长期生活在村社中有关。在那里，实行的是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所称道的农业共产主义，土地共有，平均分配。
    
    在有计划发展问题上，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新的社会制度要“按照共同的计划”经营一切部门，这种计划是由社会“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5]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明确了“整个社会需要”：“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的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6]。在实践过程中，“有计划”逐步演变成官僚式的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计划没有按照恩格斯设想的上述依据来设计，而是由官僚机构按照领导的意志来设计。计划极其精细，涉及资源的各个角落，细化到每个人、每个卢布。计划不是指导性的，而是必须严格执行的法令。这种结果与俄罗斯文化中的国家至上、官办社会密不可分，也与俄罗斯人长期生活在村社中有关。
    
    在无产阶级专政方面，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首次提出“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的口号。在同一文章中，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7]；这种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个过渡阶段：“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8]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过渡时期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9]。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了通俗的解释：“在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总之是工厂的产业工人，才能够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10]列宁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11]列宁特别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12]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是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基础。这是一个困难的事情，“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13]在后来的实践中，斯大林片面强调专政，忽视了人民的民主。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逐步演化为少数人甚至个人的专政。究其原因，除了资本主义包围、个人等原因外，俄罗斯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和长期的专制传统也是不容忽视的。
    
    经过俄罗斯传统文化的裁剪，博大精深、体系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只剩下国家占有、按劳分配(实际上的平均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等，以当时的认知程度俄罗斯人能理解和接受的教条，依照这些教条建立起经济的、政治的体制。这种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高度集权。经济资源全部集中于国家及国家代表的手中，作为社会系统中最重要资源的政治权力集中于少数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手中，国家以人民的名义对社会和文化进行严密控制和监督。这种特点的形成，既是资本主义包围、严酷的战争环境的结果，是为了生存做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也是俄罗斯落后的农业文化的逻辑结果。但苏共将战争时期的体制在苏联固定下来，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道路向世界推广。
    
    苏联1936年宪法是确定这种体制的标志性文件之一。它从经济、阶级结构、民族关系等方面对过去的做法进行了总结，正如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关于苏联宪法所做的说明中归纳的，“新宪法草案是已走过的道路的总结，是已取得的成就的总结”[14]，但这部一国自己的、特定环境下的苏联宪法却“对资本主义各国人民来说具有行动纲领的意义”。[15]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列举了列宁概括的苏俄发展道路：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中小个体生产者，那就应该逐步地把他们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中，集体农庄中；用一切办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地，要加紧供给它们头等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龚古尔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即国营商业和合作社－集体农庄商业，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转中排挤出去。斯大林对此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列宁所规划的这条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16]他进一步强调这条颇具俄罗斯特色道路的唯一性和普适性：“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17]对于那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苏联大力推广这种体制，以此党同伐异。
    
    苏联为什么这么愿意充当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政党的教父，这与俄罗斯的救世主意识(Messiah)有关。弥赛亚是犹太教用语，指的是被上帝选中用来拯救世界的民族。俄罗斯人很早就有着特殊的使命感。在拜占廷帝国灭亡后，这种使命感更加强烈。俄罗斯人自认为莫斯科是基督教的世界中心，是“第三罗马”。俄罗斯是唯一的东正教王国，同时也是全天下的王国。俄罗斯的使命是成为真正的基督教、东正教的体现者与捍卫者。自彼得大帝起，历代沙皇均积极插手欧洲事务：三次参与瓜分波兰，积极参加对拿破仑帝国的战争，倡议建立了泛欧洲的神圣同盟，积极参加镇压1848年革命，成为欧洲的宪兵，确定了俄国在东欧、中欧的势力范围。所以在东欧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迫于苏联的压力，只能选择苏联社会主义。

　　二、高度集权的体制阻碍苏联进行及时成功的改革
    
    不可否认，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使国家集中了一切可以集中的资源，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因此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有些连资本主义国家也为之瞠目。在1940年，苏联生产了1500万吨生铁，约等于1913年的四倍；1830万吨钢，是1913年的四倍半；16600万吨煤，是1913年的五倍半；3100万吨石油，等于1913年的三倍半；3830万吨商品谷物，比1913年多1770万吨；270万吨籽棉，等于1913年的三倍半。[18]这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战争期间，苏联充分发挥了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的优势，促使军事工业飞速发展。斯大林在1946年透露：在战争的最后三年，苏联每年平均生产三万多辆坦克、自行火炮和装甲车，每年生产近四万架飞机、将近十二万门火炮、将近四十五万挺轻重机枪。[19]没有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或许将是另一种进程和结果。这种体制，对于提高苏联的综合国力也是有利的。据苏联官方统计，如果1928年的工业产值为1的话，那么1940年该值为6.5，1975年则为110。[20]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高度集权的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从短期来看。经济方面的不足有：经济结构头重脚轻，农业过于薄弱，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占有的资源过多，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相脱节；从经济发展方式来看，属于典型的粗放式，如果不进行及时的调整，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将不堪重负，最终将导致发展缓慢、停滞甚至倒退；从技术层面讲，计划经济的基础——统计不科学不规范，据此编制的计划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亚于没有计划；从生产环节看，以行政命令为指针，以完成任务为目的的计划经济必然导致产品质量差并且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上述不足的合力导致农业发展长期滞后，制约轻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方面，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的是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少数几个政治领袖甚至最高领袖居于权力的巅峰，这种权力结构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个人专权，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莫不如此；与个人手中掌握过多的权力相关联，下级官员的前途取决于上级的意愿，投其所好、歌功颂德在所难免，必然会出现个人崇拜；普通群众处于被动服从的“螺丝钉”地位，个人的权利、尊严甚至生存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从长期来看，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也难以为继。经济上，国家长期垄断相关资源会使得普通职工和农庄庄员除了工资或工资性报酬外几乎一无所有，大量财富则属于国家的代表——决策部门和管理部门，这会导致国富民穷，一旦国家层面发生动荡，社会无力拯救，导致整个社会体系的迅速瓦解。政治上，这种体制使得政治权力长期为少数政治精英垄断，不能有序地在公民间进行不断地分配，不但造成社会的解析——会出现特权阶层和非特权阶层，而且导致公民忠诚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丧失，最终丧失合法性。从社会和文化上看，实行严密的社会和文化管制会扼杀公民和社会的价值，会导致集体性的无条件顺从或者集体性的不讲原则的叛逆。
    
    不过，新生事物在初始阶段存在不足是正常的，任何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也是这样，只要能进行及时、成功的改革，出路当然是有的。有不少学者认为，苏联共产党至少有过三次较好的改革机会。第一次是在二战结束、斯大林的声望如日中天之际，他完全可以凭借自己无可挑战的地位对以前、包括二战中发现的不足和弊端进行较彻底的改革。第二次出现在赫鲁晓夫时期，在缔造者斯大林逝世后，也可以好好改一改。第三次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各方面的弊端已经一目了然，他完全有可能进行及时的、甚至是成功的改革。然而，斯大林在战后不久的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所做的总结中，把战争的胜利归功于三个方面：苏维埃社会制度，具有充分的生命力，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苏维埃国家制度，它是富有生命力的，是多民族国家的模范，这种国家制度是把民族问题和各民族合作的问题解决得比其他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好的国家组织体系；苏维埃的武装力量。后来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将苏联在特定时间、特定条件下一些不得已的做法公式化、教条化，上升为不可动摇的规律让其他国家效仿，完全排除了改革的可能性。赫鲁晓夫的改革，有的属于对旧有体制的修补，如工业领域的精简放权，下放一些权力给各共和国或企业，并扩大厂长的权力，食品纺织等部门的企业和机构划归共和国管辖；农业领域的措施如减税提价，废除了实行二十多年的“贡税”，将肉类的收购价格提高550%，奶类提高200%，蔬菜类提高40%，[21]以及垦荒、大种玉米等。有的属于浅尝辄止，如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只停留在个人品行层次。有的属于草率的唯意志论，如流于形式的干部轮换制、把党组织划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改革是及时的但不成功，白白地浪费了大好的改革良机。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的时机倒没有完全错过，只要痛下决心，还是有希望力挽狂澜的。但他在执政初期进行了小修小补后，浅尝辄止，原地踏步，导致了长期的停滞。到19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大好时机已经不存在了，难度和代价却大大增加了。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为什么苏联共产党不能进行及时的、成功的改革？
    
    第一，极端的民族主义“环境”使然。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中，苏维埃俄国不但没被强大的敌人消灭，反而越战越强大。这种不平凡的经历“使我们有根据断言，苏维埃俄国将继续生存下去，它将继续发展，他一定能战胜自己的敌人。毫无疑问，我们的道路不是平坦的；但是同样毫无疑问，困难是吓不倒我们的。只要把路德的名言改动一下，俄国现在就可以说：‘我站在这里，在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新世界的交界处，为了摧毁旧世界，在这里，在这个交界处，我把西方无产阶级的努力和东方农民的努力联合起来。愿历史之神帮助我。’”[22]
    
    二十年代后期，苏联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仅仅依靠一国本身的资源就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二战结束以后，苏联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摇篮，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旗帜。在苏联人民的心目中，在世界所有向往社会主义的有识之士的心目中，无不期望苏联早日取得一个又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可企及的伟大成就，无不期望苏联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这种期望重新唤起了苏联(俄罗斯)人二十年代就开始苏醒的弥赛亚意识。这种意识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好比一副有色眼镜，很能发现别人(资本主义国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不足，很难平等地处理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关系。相反却很难发现自身的严重问题，因为之所以是弥赛亚，就是这个民族或国家如此的完美以致于可以承担拯救世界的重任。如果弥赛亚自身遍布缺陷，很难让人信服的。因此，弥赛亚这个挥之不去的意念使苏共很难发现自身的严重不足，即使发现了也会在这些不足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上大打折扣。历届苏共领导人在决策时，不得不顾及这种意识的无形而又无时不在的影响。
    
    由这种意识衍生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也非常不利于进行及时、成功的改革。斯大林多次表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是完全适应的，前者对后者的适应就能完全排除任何矛盾，这一观点长期制约着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种矛盾问题的科学分析。在这一认识指导下，苏共领导人真的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因此斯大林才会在十八大上向全世界宣布苏联已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下一步要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苏共才会在22大上通过的党纲中“庄严地宣告：这一代的苏联人将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23]才会使勃列日涅夫将“发达社会主义”写进了1977年苏联宪法，这种社会主义“是开始向共产主义逐渐过渡的完全巩固了的社会主义。”[24]即使安德罗波夫头脑比较清醒，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也不敢退得太远，提出“完善发达社会主义”。
    
    　　第二，体制使然。苏共精英对苏联的上述两种判断为什么能大行其道，左右着苏联历史发展的进程，就在于高度集权的体制。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由于对干部实行任命制的干部制度，使得少数政治领袖的意志无论如何都会受到下级普遍赞同，可以顺利地上升为全党的意志。在以党代政的苏联，党的意志往往就是国家的意志，领导人的个人判断就成为不容争辩的定理。
    
    　这种对于自身成就过高的判断由于有了体制的保障，就在苏联长期存在，并一直到契尔年科逝世。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曾经在社会主义的方向内做出过改革的努力。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为新党纲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是比较现实的表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所有制等问题上提出了比较现实的看法。二十七大后，制定和通过了多个法规，形成了以搞活企业为核心的、从宏观到微观的一整套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在遇到体制内的阻力后，因噎废食，放弃了体制内的努力而求助于外来的灵丹妙药，终于使苏联和苏共走上了不归路。退一步说，戈尔巴乔夫能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多元化”，能够在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能够在1990年确立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等等，正是得益于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成就了苏联，也葬送了苏联。

　　三、结语
    
      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在社会制度确定的前提下，文化决定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是追求人的自由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关于解放全人类，使每个人都得到自由发展的学说。按照这种学说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应该是比处于物质崇拜陷阱的资本主义民主优越千百倍的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就是共产主义(包括作为其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者们，也应该是比那些习惯于人身依附的前资本主义精英，比那些奉行拜金主义的资本主义精英具有更浓厚的解放全人类、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理念的社会精英。但历史进程给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从资本主义直接生长出来的，而是直接从封建主义生长出来的。因为在当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定规模，但正如列宁指出的，俄国仍是封建主义的汪洋大海。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是工业相对落后，农民占多数的哈布斯堡的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其余的东中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身都是典型的农业国。社会主义直接从封建主义长出来，使得一代、几代甚至十几代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们会受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意识旧习惯旧习俗的影响。就像列宁指出的，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他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列宁指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国民教育工作，努力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尤其应该把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苏联、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建设历程无不在提醒，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执政党一定要认清国情，特别是要认清落后的文化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严重的影响。中国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农业社会的经历更加漫长，文明的历史虽然很长，但就属性来说，我们的文化属于农业文化。这其中，既有使中华文明历经风雨巍然屹立的成分，也有崇尚权威、压抑个性的成分。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提醒我们，建社会主义，会受到文化中优秀成分的影响，同样会受到文化中落后部分甚至糟粕的影响。要建设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一定要冷静下来、静下心来，把我国的文化遗产好好甄别一下，针对精华和糟粕，采取不同的、有力的长效措施，建立科学合理的体制，好好地吸取精华，坚决摒弃糟粕，使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能用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而非其他主义的)来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
    
      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在社会制度确定的前提下，体制决定成败。体制是一定社会制度下各种规则规章、规范的总和，是为社会制度服务的。解放全人类、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目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体制设计应能全面体现这种价值追求，应有利于实现这种制度目的。但在苏联，设计出的是高度集权的体制，一切资源，包括最可宝贵的政治权力，都由国家及其代表集中掌握，其他团体和个人，如果不能进入这个体制，就很难分享这些资源所带来的成果。如果说，当初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是被别人、被环境逼出来的，那么在掌握着全部资源的和平时期，有着便利的条件改革这种体制，使这种体制能逐步地有利于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但体制造就的高度集权，使要不要改革、怎么改革成了少数人甚至个人的事情。体制长期存续所造就的资源掌控者，逐步固定为一个难以撼动的群体，这个资源的垄断群体在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都在为了自身的考量而难以容忍即使成功的改革。因此直到戈尔巴乔夫放弃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改革，转而寻求外来的灵丹妙药时，有利于维护少数人利益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与形成时相比，没有根本的变化。如果说，落后的文化在苏联剧变和解体中起的是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体制就是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的直接罪魁祸首。因此，体制的设计至关重要。一种不好的体制，能把有利的东西演变成不利的，能把长处消耗殆尽，能把主动地位演变为被动地位。同样，一种好的体制，能化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殷鉴不远，值得我们好好借鉴。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13所）爆出惊天丑闻
http://www.boxun.com/news/gb/yuanqing/2012/11/201211142233.shtml#.UOfhHayeMgg

       2013年1月04日：   賣官、情婦、侵佔國有資產、泄密——這四個聳人聽聞的詞語及事件，近期集中爆發於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該公司管轄的第十三研究所，正有一群人頻繁地出入，而上述四樁醜聞，正與這些人有關。
    
     中電科技集團公司第13研究所位於河北省石家莊市，原隸屬於中國資訊產業部，主要從事軍工產品的研發及生產，是個涉密單位，但凡進入所區，都必須有專門證件，車輛亦是如此。可是近一年來，有一輛奧迪A6時常從該所呼嘯而入，所內人士說，這輛車的車主成立了一家公司，叫作「河北光信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公地點，就在13所主樓7樓，享用所內一切資料。該公司有個業務員，叫王攀，按他的說法，河北光信具體事務有三人負責，一姓李，一姓彭，一姓鞠，13所所長楊克武則以私人名義入股該公司。
    
    一個非所辦企業堂皇地在涉密所區內辦公司，還不斷地引來各地各方人士參觀，不能不能起所內職工的關注。有一名專業部的工程師說，「那些人帶到的所裏的人中，我認識一個，在跟我們有業務關係一家公司，是工程師，後來聽說被開了」。
    
    在這裏工作了近20年的老工程師說，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情，「老楊是不是腦袋被驢踢了」？！在與13所相距不遠的54所，也是隸屬於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在這家研究所，工作人員不允許使用帶有攝像及錄音功能的手機，一般人更是嚴禁進入。顯然，相比之下，13所更像一個雜貨市場，雖然，嚴格意義上，這是一家只允許使用代號信箱的涉密軍工研究所，其研發專案及產品，涉及到中國的武器！
    
    但所長楊克武在所務會上說，「河北光信」是13所的合作單位，「是來協助我們的」。然後，他宣布了兩個決定——
    
    一是，將所內重要產品的銷售，包括軍品的銷售，冠冕堂皇地承包給這家公司，「外包」，但關於銷售收入的分配則隻字未提。據知情者稱，迄今所有銷售收入由「河北光信」幾大股東私分，未有分文交給13所。
    
    二是，將一間所辦公司的管理權交由「河北光信」，由「河北光信」派人，出任這間所辦公司的總經理，全權負責。這在13所的歷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值得留意的，這項任命走的是從所外聘用總經理的途徑，由13所的人力資源部門對外發布招聘資訊，但所內中層官員均被告知，不得應聘，也不得推薦。楊克武對人力資源處負責人說：「我提誰，就聘誰。」
    
    如果說楊克武的第一項決定只是引起所內另外一些領導對於「侵佔國有資產」的質疑的話，楊克武的第二項決定則引爆了「炸彈」。
    
    首先，在所內，這間交由「河北光信」接手的所辦公司本是近年來13所增長速度最快的一間公司，在所內受到異常的關注，今年，這間涉足光電行業的公司，銷售額據稱已經突破1億元人民幣，發展前景非常好。公司的管理層也是少有的團結，其勤奮，所裏的人都看在眼裏。所以，當「河北光信」接手後，所裏的不少人，從官員到普通工程師，都表示「無法理解」，還有人直言：「心寒」，「看來不用好好工作，做好了也會賣給別人！」
    
    自從那輛奧迪A6越來越頻繁、狂放地出入13所所區大門之後，所內還有這樣一個傳說：「那群人給楊克武找個情婦，很年輕，好像是從天津找來的，還是個大學生。就不知道是不是老楊被人家拍了裸照，拿住了。」
    
    另外，在中國大陸的整個光電行業，這項新的人事變動也引起了廣泛關注和激烈討論。因為上述那間所辦公司在短短幾年間迅速崛起，在行業內頗有影，尤其，口碑很好。在深圳，一家光電公司的負責人說：「不知道13所想幹嘛，這不就是折騰嘛！」
    
    還有業內人士指出，「河北光信」的實際負責人中，姓彭的叫彭暉，廣西桂林光隆光電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長；姓鞠的叫鞠小育，深圳市源拓光電技術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姓李的則叫李軍勝，一個賣晶片的代理商，曾經在業內知名的WTD（即武漢電信器件有限公司）工作，任採購，後因經濟問題被開除。李軍勝的岳父頗有背景，是廣西玉林製藥廠的元老級人物，號稱身家過億，且人脈廣泛。李軍勝正是在結婚後，得到岳父的資助，開始當老闆。現在，這家在石家莊註冊的「河北光信」，法人代表就是李軍勝。
    
    李、鞠、彭三人在中國大陸的光電行業，也識人不少。認識他們的人說對他們的評價出奇的統一：好吹牛，喜歡背後議論別人的是非。可能也是因為這樣，他們的生意做得並不算出色，「騙來騙去罷了」。最近，李軍勝說得比較多的一句話是，「錢就是管用，100萬，我就能當軍方研究所的副所長！」
    
    至於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十三研究所，也不是第一次爆出醜聞了。國家審計署發布的央企審計報告中，這家「第十三研究所」就榜上有名：「2007年3月，所屬第十三研究所經中國電科總經理辦公會議研究決定建設的半導體照明項目，累計完成投資7.68億元，投產後未實現可研報告預計的銷售和利潤目標，截至2010年底，該項目累計虧蝕6228萬元。」
    
    審計署在今年5月公布了這一事件的進展：「審計指出上述問題後，第十三研究所組織相關研究機構和專家對項目重新研究分析，制定了該專案的商業計劃書，並聘請技術團隊，加強項目管理，提高市場競爭力。」但據中電科技集團公司內部人士稱，「虧蝕繼續擴大，根本就是個無底洞。」有人曾在集團公司內部的高層會議上提同，要罷免13所所長楊克武，但最後不了了之，「因為他上面有人」。北京消息人士稱，楊克武經常在北京活動，他跟科技部王志剛的關係非常緊密。
    
    中國的新一屆領導人即將產生，全世界都在關注習近平將把中國帶向何方。但是，一人之力總是有限的，看看這些央企，看看這些地方上的蛀蟲！！再說「中國是有希望的」，你信嗎？


反腐新动向中纪委二次会议将有大动作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3914&msg_id=662

 2013-1-2 ----（消息来源：太阳报）

2012年最后一日，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二○一三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确定一月召开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笔者仔细研究会议公报，感觉这次岁末反腐主要是政治姿态，向党内发出「不是不为，很快就为」的强烈讯息。这次政治局会议并无实质性动作，相信本月的中纪委二次会议将有大动作。

岁末反腐史无前例

在岁末召开反腐会议，用文革的话来说，绝对是「史无前例」。笔者相信，这与会前习近平在贫穷地区访问，听到扶贫款项被挪用，发脾气说这是「犯罪」有很大关系。也许，上任以来听到来自基层和民主党派人士的建言，加上他走访各地的所见所闻，使他更深切体会到自己「腐败亡党亡国」之言，促使他下决心「打虎」，而且要早打快打。

因此，习近平才有在岁末开政治局反腐会议的「史无前例」大动作，更有一月就召开中纪委二次会议的大动作。不知道在中纪委二次会议之前，是否召开十八届二中全会？不管怎样，新年伊始就召开反腐会议可说一反常规：第一，一年之计在于春，一般年头的大事是经济。第二，三月就开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这次两会要换届，还要进行部委改革，实行「大部制」，任务繁重，而且这些是必做事项，胡温时代都是将反腐会放在较闲的「适当」时间开。第三，中国传统二月春节是天大的事，甚么事都要过了年再说，砍头也要过了年。要在一月就「打虎」，从政治角度看不是一般的决心。

我们决不能小看习近平以反腐辞旧迎新的政治意涵和强烈的政治讯号。从这次会议报道看，并非完全没有新东西。一个是肯定习近平和新班子上任以来改进党风的努力，肯定「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也强调「反对形式主义」，强化日常监督。另外，就是强调「有案必查，有腐必惩」，「用铁的纪律打造人民满意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树立纪检监察干部忠诚可靠的形象」。对此，要正面文章反面读，即当下「反腐队伍本身腐败」，经常「有案不查，有腐不惩，官官相护」，与香港的廉署相差甚远。相信中纪委二次会议，王岐山会将习近平的「打铁还需自身硬」落实到纪检监察机关自身中去。

值得一提的是，岁末政治局会议没有提及「阳光法案」，相信高层争论还相当激烈。


中国人“大国心态”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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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30：2012年堪称世界换届年，中国、美国、俄罗斯、法国、日本、墨西哥、西班牙、韩国等数十个国家换届选举，多国大选使得大国关系的变数增加；随着中国崛起，外部世界对中国态度越来越复杂化，美国调整战略重心重返亚太，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引发中日紧张，菲越等国挑衅中国南海主权，中国同很多国家的关系性质在承受实力对比变化的考验。

　　这一年里，中国普通民众如何看待外部环境，对未来一年的发展趋势持何态度？《环球时报》日前在中国7个城市进行了连续第七年的中国人看世界舆论调查。

　　与前六次相比，本次调查结果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尽管有46.0%的人认为美国重返亚太，并在战略上遏制中国，但却有52.8%的人态度乐观地看好中美关系的发展。

　　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周琪认为，这说明中国公众对中美关系看法上的心态日趋成熟。在专家看来，中国人大国心态逐渐成熟的表现还有：58.3%的受访者认为南海的领土争端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重大影响因素，但37.6%的受访者对中国周边环境比较放心。



中国现在有四股爆发性的破坏力量

《内幕》记者  陈小平

《内幕》： 从我们的对话看，你似乎对未来比较乐观？

李： 我说了这么多，似乎他们的江山稳固，没有什么大问题.实际上经济和国内的两极分化、政治腐败问题、多起社会矛盾冲突，内部利益摆不平，发生那么多起群体性事件啊，现在已经到了他们不得不改的程度，从经济上改变土地财政、改变分配方式，向民众倾斜，政治上一定要压制无法无天的政法委，适当保持司法中立，宣传口径方面要适当放开，有弹性的、有一定幅度的政治体制改革， 这样才能解决问题，而且不改，确实面临某种革命的可能性。这就是习近平面临的现状与压力。形势逼人，我觉得他非改不可。

李伟东接受《内幕》採访

《内幕》： 前些日子，在纽约长岛召开的 「胡耀邦赵紫阳精神与宪政转型研讨会」上，有人提出「我不改，你怎么办」这样一个问题，你怎么解释非改不可与「我不改，你怎么办」这种矛盾呢？

李： 你不改，那就是革命了。革命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在2012年的1月1写了一篇「民间社论」——《迎接自由平等》，这篇文章说到，第一，自2000年之后，极权统治的物质技术基础，信息屏蔽已经被颠覆了。信息屏蔽的标准模板——1.0版就是朝鲜，就是我让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要有广播、收音机，我就给你抓起来送集中营、枪毙。全民族都只知道只有金家对我们好， 全世界只有朝鲜经济上最好，其他人都在水深火热中，百姓只要对金家感恩戴德就是。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状态叫2.0版，它意思是说信息还有部分控制，但有部分已经解密，言论自由已经大幅度提高，正因为如此，才导致网络上对历史的揭露，对现状从各种角度的抨击。它仍然用传统方式在压制信息，屏蔽、修改、甚至伪造信息，统治手段没有变。

现在的情形是走向3.0版，也就是说，你怎么控制都立不住了。由於互联网的兴起，微薄等翻墙软件等，现在任何一个造假的话语，分分钟就给揭穿了，执政党想竭力掩盖的事情，全世界分分钟就知道了。事实上这种极权统治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它到了一个革命发生的临界点。中国现在正到达这个临界点。以信息屏蔽为手段的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整个信息的开放度开始朝向3.0版。这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是一个历史趋势。象温家宝家族财富事件、习近平家族财富事件这样的信息，尽管仍然被封锁，但仍然在中国广泛传播。原来《人民日报》上的东西，也就是百万人知道的规模，但现在看这二大家族财富事件的人何止百万？说不定有数亿人知道。

第二点，经济方面的压力，3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已经走到尽头。经济增长率正从10%到7%甚至6%靠拢，中国将面临一个中速增长期。尽管5-6%的增长速度在中国看来有点不够，但在全世界仍然是一支独秀，因为别的国家是1-2%增长，甚至是负增长。

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然是世界的领头羊这一点仍然没有问题，这说明增长速度方面的经济业绩还是可以维持，我说它必须做经济体制和经济模式的调整是因为中国自身的资源和环境以及资源环境破坏导致的生态难民带来的压力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它的经济拐点不取决於经济速度，而取决於经济结构无法再继续运行，长期的高达60-70%对海外市场的依存度，以及生态和环境的大幅度破坏，平摊式佔用土地这种模式已经到了尽头。经济拐点的到来说明它必须向内涵式再生产、改变土地财政、进行某种程度的公平分配的方向转化。

国企的长期垄断导致了对技术进步的遏制、民间资本无法成长、金融迟迟不能国际化。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本来可以率先倡导亚元，但由於自身金融制度的屏蔽，中国现在根本没有资格去说这个话，整个国家在节汇，导致大量外汇积存，使得中国长期处於通胀压力之下。

尽管现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已经降到了1.9 ，但是经理人指数PMI持续低於50%.经理人指数是指採购量，等於经济不活跃，购买力无法实现。购买力无法实现导致物价降低，现在的物价降低，并不是一件好事，1.9%这个数字意味经济在萎缩，所以中国经济拐点的到来不是经济增速的降低，50%以下的PMI， 1.9%的CPI， 50万亿的GDP，然后是接近25万亿的大口径的财政收入（政府收入佔GDP的比重），小口径的财政收入（税收收入佔GDP的比重）则达到10万亿， 罚没收入3万亿，企业上缴利润3万亿，社保基金3万亿，土地出让金3万亿，还有3万亿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灰色收入，也就是说，整个50万亿的GDP中，财政拿走了25万亿。

直接吃财政饭的人有600-700万，甚至到1000万规模（取决於统计方法），还有3000万左右吃财政饭的，有人说，真实算的话，吃财政饭的可能达到5000万人。这么多人吃财政饭所产生的腐败已让人无法容忍，同时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搞了30年市场经济，政府还没是投资主体，甚至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地位还在加强。

所以我说，2012年，中国当局是遇到了经济拐点加上政治死胡同。经济上隐含大问题，这大问题首先来源与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导致富人暴富，穷人特穷，基尼系数达到了0.5，人均5000美元收入之后，民权运动的高涨这种普遍状态在中国也出现了。一方面，百姓在争取民权，一方面，当局在压制民权；资源环境承载的压力到了极限，所有的大江大河都被污染，所有大中城市都严重缺水，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纔刚完成三分之二左右。如果就农村人口转移而言，这个城市化过程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现在，经济上随时随地可能爆发问题。

《内幕》： 我听过不少人说中国面临经济危机，但这个狼来的故事中的狼一直没有出现，我也听到过2012年中国崩溃论，但中国看起来没有崩溃，这是什么原因呢？

李： 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23年前，大家都跑到广场去喊民主自由，老百姓在底下不接茬儿，只是看到军队来杀学生，百姓不干了，他们认为学生是自己的孩子，不管学生对错，军队不能杀人呀。这个时候百姓才出来上街堵军车，但百姓并没有接过学生当初提出的口号。这30年，民权的压力纍积之后逐渐到了一个临界点。

现在有四股力量，可以称之为极大的爆发性力量：

1. 10年前，「三无农民」（土地被佔，宅基地没有，加上没有工作）是三千多万，现在这个数字已经翻番；

2. 每年扩招的大学生有800-900万，每年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即可以养活自己，同时养活1-2个孩子，老婆可以基本不工作，还可以租得起房子，这是一个个人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人赚的工资能满足这几条？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只要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不叫充分就业，只能说在生存线上挣扎。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能达到充分就业的估计400%都不到，其他的我们称之为屌丝一族，这些人在大城市飘动着，游走着，跟家里人说自己现在很好，实际上哥几个挤在一个几平方米的房间，比着跟家里要钱，这样生活的大学毕业生比比皆是。这些大学生网络技术非常好，估计可能纍积到了5000-6000万之多，他们可能是社会的爆炸性力量，而且是茉莉花革命的主要来源；

3  数以百万计的退伍复员军人，他们集团式地闹事，几万人一起，要求改善退转待遇，在郑州，复原军人们找自己原来的团长、营长，跟军队建制一样出来闹事。导致政府不停安抚，给小钱，接下来问题越来越严重，因为问题并没有解决。

第4拨人，就是宗教人士，这个量非常大， 这是一股坚定的反对极权主义，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人群。我估计这几股力量加起来，差不多会有一亿人成为社会的反对力量，这是原来不曾有过的。这是一股随时可以爆发革命的力量，这个革命可能没有任何组织和明确的领导者，瞬间就自发产生了。

由於这些势力的存在，中共内部、国际社会以及反对派力量都会拿这些人说事，当局可能对他们处理举措失当，导致危机，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就是从很小的事件开始的。（《内幕》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