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朝鲜已告诉中方 最快13日进行核试验
http://news.ifeng.com/

2013年01月12日   来源：凤凰卫视  作者：区佩芬

韩国《中央日报》12日报道，韩国获得情报，朝鲜即将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最早可能在13日（明天）进行，韩国当局出面了解事态发展情况。目前韩国、日本和美国政府还没有就报道作出反应。

报道引述韩国政府消息人士指朝鲜驻北京的官员最近告诉中方人士，朝鲜将于1月13日至20日进行核试验。对此，韩国正在强化对朝鲜丰溪里核试验场的情报监视。

报道也引述北京对朝消息灵通人士说，据他所知，这次追加核试验是为了将核弹头小型化、轻量化，针对的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再次上台。

而美国早于12月拍到的最新卫星图片显示，朝鲜已完成修复遭洪水破坏的丰溪里核试验场设施，专家相信可以随时进行核试。

如果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预计也将冲击到韩国新政府的对朝政策。

候任韩国总统朴槿惠想打破李明博政府时期一直处于冻结状态的对朝关系，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传达了不要再挑衅的信息。

她对于朝鲜持强硬立场，在1月10日与中国特使、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会面时曾表示绝不允许朝鲜的核开发。

也有分析认为朝鲜在发射火箭后，如果又进行核试验，势将面国际舆论恶化等问题，所以朝鲜可能会非常慎重。朝鲜有可能在观察韩国新政府对朝政策的大体框架后，再决定是否再进行核试验。凤凰卫视 区佩芬 综合报道▲◆★●■☆


中国社科院报告称64%调查对象认为社会不公平
http://news.stnn.cc/china/201301/t20130112_1846145.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1-12：原标题：“社会心态”新观察

　　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国社会心态表现出相当的动态性，同时又因中西文化的交汇和冲撞而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

　　星岛环球网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1月7日上午在北京发布《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这是该所继2011年后第二次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

　　《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蓝皮书对2012年中国社会的生活满意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社会情绪、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尊重和认同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从总体上分析了目前社会心态的特点、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

　　“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俊秀副研究员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王俊秀看来，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心态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相当的动态性，又因中西文化的交汇和冲撞而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

　　半数人对生活现状满意

　　作为一种发展观，幸福已成为世界各国研究的热门课题，幸福的测度也广受关注。幸福测量最常见的是生活满意度测量。

　　这次蓝皮书生活满意度采用的是“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的数据。该调查委托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电话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51100份。

　　蓝皮书指出，两次大规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总体上，2012年的调查中，44.7%的调查对象对生活状况倾向于满意，满意均值为3.41分(总分5分)，低于2011年47%的满意率和3.46分的均值。西部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得分最高，东部其次，中部最低；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低于农村居民。不同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存在差异。

　　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全静分析认为，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涵盖家庭、休闲和生活现状与未来信心等三个方面。第一，家庭方面，无赡养老人负担、收入高、有自有住房的调查对象生活满意度较高。第二，休闲方面，休闲活动较多和休息时间充分的调查对象生活满意程度较高。第三，现状与未来方面，越是感觉最近两年生活状况“不如以前”的调查对象，其生活满意度越低；对未来越有信心的调查对象，其生活满意度越高。

　农民工社会公平感偏低

　　公平，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是否“合意”的一种价值评判。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制度性的和非制度性的障碍。他们对公平的真实感受，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公正程度。

　　“蓝皮书课题组通过对北京、广东、江苏、浙江和四川五个省市250名进城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和10名北京农民工的访谈，尝试探讨进城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基本状况、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来源和不公反应以及影响进城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个体和社会心理因素等问题。”蓝皮书课题组成员、北京市东城区职业大学陈辉副研究员说。

　　蓝皮书指出，对5个省市农民工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普遍感觉到社会不公平，受到社会不公平对待时主要是采取消极逃避的行为。农民工的不公平感知受个体和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调查还发现，64%的调查对象认为社会不公平，47%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外出打工期间受到的不公平对待“比较多”，而他们所感知到的不公平，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经历，还受自己的所见所闻的影响。

　　“个人的基本信念、心理预期、社会比较和归因倾向等因素会影响农民工的公平感知。”陈辉说，“在基本信念上，农民工对社会地位公平性的认知和他们对命运观念的看法会影响其对公平的知觉。调查对象越是相信世界公平、社会地位和成功由个人品质和努力工作决定，越觉得社会公平；越是觉得自己可在一定范围内影响命运或是个人能战胜命运，越觉得社会公平。”

　　“心理预期上，农民工对于打工好处的预期越积极，不公平的感知越强。社会比较上，如果农民工倾向于和比自己有成就的人进行比较，或是和未来进行比较，他们感受到的不公平就越强。归因倾向上，如果农民工认为自己的生活现状是由于运气、社会、国家政策等外部因素造成的，那么他们会因自身无法控制这些因素，而感知到更多的不公平。”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宜音研究员表示。

　社会信任达到警戒线

　　近年来，各个领域的诚信缺失现象频出，消极影响不断。

　　在杨宜音看来，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信任主要面临着三种由内到外的转变，即从户口所在地内流动到户口所在地外，从计划体制内转移到市场体制，从熟人圈内延伸到熟人圈外。

　　“由于‘三内’向‘三外’的转变，传统的信任体制被打破，而新的信任体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造成了信任下降，转型期社会信任危机频发，人们对社会信任问题日益关注。”杨宜音认为。

　　2011年12月中下旬，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重庆和西安共7个城市市民的社会信任状况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总体社会信任降到了“不信任”水平。从行业和部门看，居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最高，对商业行业信任程度最低；从城市分布看，中西部城市的社会信任高于东部城市。

　　调查还发现，以60分作为信任底线，2011年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重庆和西安等7个城市居民的调查中，社会总体信任程度的得分平均为59.7分，已经进入了“不信任”水平，可以说是到了社会信任的警戒线。

　社会事件引爆点降低

　　从蓝皮书披露情况来看，中国社会情绪总体基调是积极的，但一些不利于个人健康与社会和谐的情绪呈现复杂状态，且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

　　蓝皮书课题组调查了北京市民的情绪状态，选取了满意、不愉快、怨恨、不安、平和以及怀有希望等6种基本情绪状态，其中，两个正向情绪为满意和怀有希望，三个负向情绪为不愉快、怨恨和不安，一个中性情绪为平和。

　　从居民选择不同程度情绪分布的比例看，怀有希望一项选择非常强烈的有22.1%，表示不强烈的仅有4.7%，分为高中低三部分来看，中值4以下的比例占16.1%，中值4占28%，高于中值的占55.9%。

　　总的看来，怀有希望高于中值的比例占大半；满意的选择比较平均接近3分，高于中值的略多，低于中值的略少；平和一项高于中值的比例较大，近五成；负向情绪分布上低于中值的比例更高，分别在四成和五成左右。

　　“改革开放以来广受关注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但由于中间阶层薄弱，底层庞大，共同的底层认同使得网络或民间总是出现一边倒的声音，或一边倒的行为。”王俊秀认为。

　　王俊秀分析说，社会转型中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凸显，社会情绪成为了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核心。一方面，社会矛盾的表现是激烈的社会情绪爆发；另一方面，社会情绪成为这些矛盾、冲突的动力成分。

　　在杨宜音看来，当前社会情绪总体的基调是正向为主，但存在的一些不利于个人健康和社会和谐的负向情绪基调。“不断发生的社会性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

　给社会心态注入“正能量”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当前民众的价值观念越来越多元化，有必要采取多种措施消除社会日益泛滥的负向心态。

　　首先，民生工作既要满足民众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也要重视其社会性需求。

　　北京市社会心理研究所陈珊副研究员认为，以下方面工作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一是有效控制通胀发展，控制物价水平，减轻居民基本生活费用支出。二是加强食品安全监督，让居民吃得放心。三是控制房价及通过其他措施，让住房支出不再成为生活的沉重负担，切实可行地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四是提高家庭收入水平。

　　其次，保障中低社会阶层的权益，关注弱势群体，用社会公平淡化阶层意识。

　　杨宜音建议，政府部门要关注社会阶层意识，关注社会中低层认同群体的心态和处境，切实保障他们的权益。

　　“关注不同群体、身份、民族、阶层等的认同问题，研究化解群体矛盾、民族矛盾、阶层矛盾和身份地位矛盾的有效策略，避免群体和社会冲突的发生，避免社会的割裂。”杨宜音说。

　　第三，建立制度层面的社会信任机制，摆脱社会信任困境。

　　王俊秀说，“公共权力是建立社会信任机制的核心。社会信任能否重建关键在于公权力信任的重建。”

　　“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提高社会信任水平。”王俊秀建议，“其一，消除公共权力执行者权力的滥用，提高公共权力的诚信度；其二，鼓励民众的公共参与和社会监督，让权力在监督下运行，通过信任民众获得民众的信任；其三，打击背信、失信的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健全相关法律，确立政府公信力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中立、公正地位，形成信任良性运行机制。”

　　第四，关注社会情绪，消解负向情绪，积聚情感正能量。

　　王俊秀建议，要消解负向的社会情绪，就要依靠对正向情绪的激励，靠切实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建立公平有序的社会秩序，提高民众对社会的满意度。发挥社会情绪的动力机制，实现社会团结，努力创造一种鼓励社会成员正向情绪能量释放的氛围。”

　　第五，从建立共享的价值观开始，逐步建立社会共识。

　　王俊秀说，就目前的社会心态来看，民众的价值观念越来越多元，在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下，社会在学习形成基本的价值判断。应该鼓励提倡和正向激励那些对社会有利的基本价值观念，引导它们逐渐固化为全体成员的核心价值，成为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


中国改革四大阻力调查：一些政府部门“伪改革”
http://news.ifeng.com/shendu/lwdfzk/detail_2013_01/08/20955539_0.shtml

2013年01月08日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作者：唐卫彬 陈晓虎 周立民
 
原标题：力战改革“窗口期”

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社会可承受度和人民群众满意度结合起来，在深化改革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卫彬 陈晓虎 周立民

“改革必须抓住‘窗口’期,并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新一届党中央高扬改革旗帜，近段时间以来，连续释放出深化改革的积极信号。近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东中西部地区调研时，受访者也发出这样的强烈呼声和迫切期待。大家普遍认为，深化改革是当前和未来能否“全面把握机遇”，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关键。

过去10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奇迹”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但与此同时一些矛盾和制约因素也日益凸显。有专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就是与危机赛跑”，绝不可贻误时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中央的决心让我们增强了信心。”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分析，“我国的GDP考核让经济发展付出资源、环境代价，经济结构不合理矛盾凸显；收入分配不公，区域、城乡、行业间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官员腐败问题突出。”面对现实困局，党的十八大报告给出了切实改革方向，“改革之箭”已在弦上，新一轮改革“时间窗口期”已全面打开。

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干部和专家学者向本刊记者建议，面对执政风险，执政党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在深化改革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全党的理论创新与理论武装能力、文化创新与思想引领能力、利益整合与社会凝聚能力、党风廉政与自身净化能力、执掌政权与巩固国防能力、国际交往和世界影响能力、危机处理和稳定社会能力。

改革共识汇聚改革动力

据近期新华网“如何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大型网络问卷调查显示，有37.50%的人认为“改革难了”，有30.74%的人认为“改革慢了”，有26.84%的人认为“改革少了”。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等人直言，改革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看到希望和有幸福感。

“政绩观出了问题，要改革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不无担忧地告诉本刊记者，现在群体性事件多发，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干部等群体都不同程度带有不满情绪。比如，近年来，四川什邡、江苏启东、浙江宁波、广东乌坎等地，都因为政府招商引资支持工业项目落地，以及基层干部腐败等问题，而引发众多群众上访甚至打砸。

企业家群体也迫切期待深化改革的又一个春天。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知名民企董事长和本刊记者谈及改革紧迫感时，述及经营企业时的苦水，几次唏嘘不已，“不改革不行了，民营企业在资源配置、市场竞争、金融支持等方面长期不公，再不改，企业会继续出走国外、企业家会继续移民，因为有一种不安全感。”

基层改革者更是期待深化改革脚步不要停歇。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以政治文明为抓手，试点“还权于民”的改革。区委书记李南沉与本刊记者细谈“殷都试验”和为什么要改革，原定1小时的采访延续5个多小时，直到凌晨近两点，现场采访记录达6万多字。

河南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是全国农村城镇化改革的“明星村”，63岁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是十八大代表，他虽患有严重哮喘病，但谈到农村改革问题时，忘记了自己是病人，来回踱步，高声大嗓地说：“有的地方城镇化其实就是土地城镇化，农民没有市民化，农民工就医看病、住房改善、子女上学等问题在城市里被边缘化。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城乡二元差距越来越大。我有生之年的理想是，把西辛庄建成中国第一个村级市，让农民在家城镇化。”

改革亟需冲破四大阻力

然而，本刊记者调研中同时发现，一些地方改革久议不决，一些部门改革决而难行，一些领域改革行而难破，新一轮改革阻力重重，集中表现出四大阻力。

“负思潮”阻力，即一些极端社会思潮在意识形态层面严重影响改革方向。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为本刊记者分析，许多国家的改革机遇都因被极端社会思潮左右而丢失，中国现在主要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四种社会思潮，“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我们党领导人民改革建设的历史；新自由主义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狭隘民族主义以爱国的名义，煽动民族仇恨；民粹主义以代表底层民众自居，仇官仇富。”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陆子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王德培为本刊记者分析说，“这些思潮都企图裹挟民意，影响决策。如不加以有效引导和应对，对改革大局非常不利。”

“伪改革”阻力，即一些政府部门借改革之名进行部门私利整合，或因消极执行改革政策导致一些领域的改革改而无效、改而效微。

“一些‘伪改革’表现在改革的不彻底性。”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不少人士认为，大部门制改革到了地方政府这一层面，不少部门只是简单合并，领导职位不减反增，人员都没减少。

一些“伪改革”以加强监管之名，审批不减反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说，一些部门在审查规模、价格等多个环节强化了审批权，中间多了不少“收钱”环节。

“伪改革”还表现在政府减少审批，行业协会增加审批。某太阳能企业董事长告诉本刊记者，“审批在工信部确实减少了，但在行业协会却增加了。例如，中国节能协会审批一个节能产品认证就要三四万元，而且每年都收，企业负担很重。”

“不改革”阻力，即与政府权力关系密切的既得利益群体，担心改革触动现有利益格局，不愿改革也不敢改革。

一些学者向本刊记者反映，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改革，因为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有自由进出的“旋转门”，有权力寻租的市场，有高收入的保障。比如，某部委一位正局级领导退休后到一家企业当法律顾问，年薪100多万元；某部门一位处长辞职后到金融机构担任高管，年薪从六七万元变成了近千万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说，收入分配改革久久难以推进，主要是既得利益群体反对。

“怕改革”阻力，即一些领导干部担心改革风险大、难度大，因自身能力不足，怕失权、失稳，宁可消极观望，维持现状。

采访中，江苏省昆山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宣炳隆谈及改革创新体会时说，最怕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怕领导不表态、不同意。

四川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党委、政府一度在群众中失去公信力。从2010年开始，新上任的乡党委书记张映上探索乡财改革，在网上公开包括每一笔接待费在内的乡级所有财务，网民热议为“中国第一个全裸乡政府”，认为是防止公款吃喝和基层腐败的有益探索。

本刊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虽然乡办公楼因拖欠30多万元工程款而缺窗少门，但一楼贴满公示项目的信息板十分抢眼。一年多来，因政务公开透明，这里的干群关系得到改善。然而，有的“怕改革”者却视其为另类，不予支持。

改革成败决定执政安危

新华网“如何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大型网络问卷调查显示，高达89.02%的受访者认为，深化改革对于抓住战略机遇期“至关重要”和“比较重要”。显然，改革成败取决于执政党深化改革的步伐与方向，决定国家发展机遇的有与无。

坚持改革，事关发展机遇。采访中，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和郑州市委常委、巩义市委书记舒庆认为，抓改革也是抓机遇，未来10年能不能抓住战略机遇期，就看改革彻不彻底、坚不坚决。如果不能像小平同志当年那样有勇气，机遇期不仅没有，还有可能被逆转。

坚持改革，事关民心向背。宁夏回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齐同生说，深化改革就是执政党得民心的头等大事。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奇说，执政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权力应该向人民感恩，人民分享到了改革成果，自然会向党和政府感恩，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坚持改革，事关执政安全。中国共产党肩负任务的艰巨性、繁重性、复杂性世所罕见。调研中一些受访者为本刊记者分析，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修修补补，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当前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消极应对，将问题击鼓传花，固然可能稳定一时，但“危机”就可能跑在“改革”前面，矛盾更多、危险更大，可能丧失发展机遇，甚至落入“转型期陷阱”，严重影响我党执政安全。

中国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执行院长汤书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李小建认为，改革一定要动真碰硬。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执政党才能引领并攻克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难关，才能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有效化解执政风险。▲◆★●■☆


美“空天飞机”或为首架太空战机 被指跟踪天宫1号
http://news.ifeng.com/world/detail_2013_01/12/21109489_0.shtml

 2013年01月12日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原标题：美“空天飞机”搅乱太空

近日，一架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的飞行器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个名为X-37B的美国空军轨道试验飞行器运行轨道和轨道倾角与中国目标飞行器、空间实验室“天宫一号”非常接近。人们有理由怀疑，在美战略重心加速东移、加大对亚太地区军售、高调介入南海争端、通过要求破解中国地下核隧道的《国防授权法案》的大背景下，X-37B的发射和飞行有某种针对中国的企图。

值得注意的是，X-37B被认为是能将少量的有效载荷送入轨道，执行一系列任务，然后再返回地球的飞行器雏形，因其既能在外太空巡航，又能进入大气层执行任务，故又被称为“空天飞机”。

美欲盖弥彰，引猜疑

X-37B目的何在？对此，美国空军空间项目副部长、前航天飞机指令长加里·佩顿的解释是，它既是技术验证的平台，也是空间实验平台，显示了美国在可重复使用无人空间实验平台方面的科技实力。言下之意，它是用于科研的。然而，只有6吨重的X-37B不可能携带大型卫星和试验设备，而且是无人机，这些都使“用于实验”的理由显得不那么顺理成章。

对X-37B的真实用途，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李大光指出，在一些航天业内人士看来，X-37B可能是一种先进的太空作战航天器，可在距离地面几百公里的低轨道以每秒7.8公里的宇宙速度环绕地球飞行，在轨道上可以运行270天。投入实战后，可以对近地、远地轨道乃至机动飞行的航天器进行直接攻击。因此，他认为X-37B很可能将是人类首架太空战机。

中国空军指挥学院战略教研室主任王明志认为，美国X-37B项目与“猎鹰”超高音速太空飞行器、X-5IA计划都是帮美国形成全球快速打击能力的项目。反空间核力量和武器全球网络主席戴夫·韦伯称，X-37B是五角大楼利用常规弹头在不到一小时内实施快速全球打击能力计划的一部分。也有专家认为，美国空军正在研究新的间谍活动方式，X-37B或许能作为一种实验平台对间谍卫星的先进传感器进行试验，很有可能开辟新的间谍领域。X-37B可能成为卫星杀手，它装备有10-15米长机械手，可以与别国卫星接近、并轨，然后将其捕获，进而使之成为美国卫星计划的囊中之物。

或剑指中国，引热议

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中国近年来在航天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虽然中国一再强调自己和平利用外太空的理念和立场，但是美国仍然感到某种危机感，想方设法继续保持在全球太空技术方面由来已久的压倒性优势，对外战略目标带有很强的扩张性。这也使得人们很自然地把X-37B与中国联系起来。

“天宫一号被X-37B跟踪了。”这多少有些耸人听闻的猜测并非毫无根据，有人根据已经披露的信息计算，X-37B以300到340公里的高度飞行，每旋转31圈，其地面轨迹就会重复，而这种轨道高度和轨迹非常符合美国侦察卫星的特征。并且X-37B第二次发射时恰逢中国发射天宫一号，运行轨迹也与天宫一号非常接近，X-37B的轨道倾角为42.8度，而天宫一号的轨道倾角为42.78度，高度几乎一样。对这种说法，一些美国科学家予以否认，辩称X-37B虽与天宫一号轨道参数接近，但二者轨道模式不同，且相遇时速度高达每秒8公里，在如此高的速度下，它不可能搜集到任何情报。

当然也有人认为，X-37B是美国把中国拉入“军备竞赛”的一场阴谋，目的是诱其花掉为数不多的研发经费，迟滞其发展步伐。美国“全球安全”网站执行官约翰·派克称，“它确实拥有某种用途，我认为它的用途就是让中国人一直猜测它的用途到底是什么”。

太空军事化，引深思

美国发射的X－37B轨道试验飞行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航天运载技术的发展方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技术也进一步拉大了世界其他国家与美国航天力量的差距，打破了此前业已形成的太空战略平衡，让本就不安静的太空变得更加躁动。受美国推动，世界多国空天飞机的研制已全面升温。俄罗斯高超音速技术世界领先，目前已进入空天飞机的飞行验证阶段；英国正在开发一种能在机场跑道起降的太空飞机，可将太空游客以5倍音速的速度送入地球轨道；日本已掌握了点火、推力测量、燃料调节和发动机冷却等关键技术；印度国防部也启动了小型可重复使用空天飞机计划。专家指出，面对美国日益强大的太空技术，中国不能盲目追赶，而是要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在探索空天飞行器技术的同时，以发展激光技术带动航天技术的革新。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的发射升空，宣告了人类太空时代的到来；“太空第一人”、“月球第一人”的诞生，见证了人类发展史上的每一次超越；“挑战者”号、“哥伦比亚”号的失事，也铭记了人类航天事业每一步的艰辛与不易。自古以来，人类对太空探索的梦想，单纯而又伟大。而时至今日，一些国家为了私欲和霸权，在太空中上演着一次次“圈地”与“争夺”。历史告诉我们，太空军事化有悖于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太空战”中永远没有赢家。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推动太空非军事化立法，和平利用太空资源，才是人类的唯一选择。

“空天飞机”就像“迷你航天飞机”

波音X-37B是由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无人太空飞机。机体长8.8米，翼展4.5米，可多次使用，形似“迷你航天飞机”。由火箭发射进入太空，是第一架既能在地球轨道上飞行，又能进入大气层的航空器。结束任务后还能自动返回地面，被认为是未来太空战斗机的雏形。波音公司至今共制造两架X-37B，分别于2010年4月和2011年3月发射升空。2012年12月11日，X-37B完成了第三次轨道飞行任务，然而由于美方一再遮掩的态度，使得其意图变得扑朔迷离。

一直以来，媒体习惯对“波音X-37B”更通俗地称作“X-37B空天飞机”，“空天飞机”是航空航天飞机的简称。顾名思义，既可以在大气层内飞行，也能在太空中飞行，是自由往返天地间的运输工具。与航天飞机相比，空天飞机多了一个在大气层中航空的功能，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重复使用。然而，近日有航天专家称，美国发射的“X-37B”并非“空天飞机”。原因就在于空天飞机起飞时无须使用火箭助推器，而“X-37B”则是由“阿特拉斯-5”火箭发射升空的，因此“X-37B”轨道试验飞行器只能算作“小型无人航天飞机”。（白杨）▲◆★●■☆


日本在摸底 解放军要丢掉幻想 准备战斗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0572

    2013-1-11：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称，鉴于中国海监飞机已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上空进行常态化巡航，日本政府已着手开始讨论包括日航空自卫队可发射曳光弹进行“警告射击”在内的应对措施。军事专家张召忠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今日关注》采访时表示，日本现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试探，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如果日本发射曳光弹对中方巡航公务飞机进行“警告射击”，意味着钓鱼岛危机将会出现转折，日本下决心动用武力威胁。

　　据日本《产经新闻》透露称，1月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向内阁危机管理相关负责人木村敏郎下达指示，要求就强化钓鱼岛周边的“警备对抗措施” 进行重新讨论。具体措施包括，如果航空自卫队战机向“入侵日本领空”的外国飞机通过无线电警告未果，可向对方发射曳光弹进行“警告射击”；如果外国海军军舰不断在“日本领海”附近游弋，日海上自卫队可出动军舰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部署。

　　张召忠表示，如果日本发射曳光弹对中方巡航公务飞机进行“警告射击”， 这意味着钓鱼岛危机将会出现转折，日本下决心动用武力威胁。

　　在谈到如果日本发射曳光弹，我们该如何应对时，张召忠说：“2012年9月10日我们就宣布了关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的声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采取一切认为必要的手段，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在谈到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是否在蓄意激化矛盾时，张召忠表示，日本现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试探，一切是跟美国商量好了以后再出牌。我们首先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管怎么试探，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不会退让，中国更不会退让，尤其是日本如果使用曳光弹对中方巡航公务飞机进行“警告射击”，有可能导致危机更加升级。来源: 人民网▲◆★●■☆


中国内部态度不一 导致日本存幻想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0574

      2013-1-11：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呈现态度强硬。在日学者认为，日本方面因为中国外交和国防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不一致，所以“报有幻想”。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五（1月11日）召开记者会，说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没有谈判的余地。捍卫领海和领土的决心不会有丝毫改变。”

　　安倍晋三还指责中国允许民间举行反日示威并伤及日本在华商业，是为了实现当局的政治目标。同时，中国国防部证实，中国空军派出了两架歼10战斗机，“查证和监视”日本的两架F-15战机。

　　中国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官员针对日本媒体报道中国军机进入日本领空以外设置的防空识别区问题表示“10日，中国军队一架运8飞机在我温州以东、东海油气田西南空域进行例行巡逻时，发现日本航空自卫队2架F-15飞机对我进行近距离跟踪，同时日方还有1架侦察机也在这一空域活动，对此中方起飞2架歼10飞机进行了查证和监视”。

　　中国的《环球时报》发表微博评论说：“中日在钓鱼岛‘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已从昨天（1月10日）开始上升到全新的级别。……中日有可能局部开战。”

日本方面认为，中国战斗机的出现不过是强硬派姿态

　　中国底线

　　针对日本近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一系列强硬表现，日本政法大学的教授赵宏伟说，日本政府认为中国外交和国防表态不一致，所以仍在钓鱼岛问题上存有幻想，不断有强硬举措。他说，另一方面，日本在国内朝野右倾的形势下也利用钓鱼岛争端和中国威胁论为其政治服务。

　　赵教授说，日本方面认为，中国外交部一直主张“承认争议、搁置争议”意味着中国的底线是回到过去默认日本飞机、军舰到钓鱼岛的状况，而中国“强硬派”的冲突言论不会影响到中国“默认”的大政策，所以日本方面就要“尽其所能，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日本右倾”

　　另一方面，大选后日本朝野右倾，虽然日本以经济界为中心的知中亲中派赞同中国外交部的“承认和搁置争议”，但朝野政客则利用中国威胁论为其政治服务。

　　赵宏伟认为，安倍无法从他的右派立场上后退，但又不能无所作为，于是提出媒体所谓的对中国“先包围后改善”的战略。但他认为，安倍能做的有限，虽然他下大力改善和美国的关系，但目前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支持日本的主权主张，是对日本最大的打击。

　　安倍因此提出发展和菲律宾等同中国也有领土争议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关系。而在在野党民主党方面，虽然新选出的党代表“是知中亲中派”，但其党内也为右派政客主导，特别是钓鱼岛问题这次起因是由民主党政府挑起。来源: BBC▲◆★●■☆


邓小平经常看的“内参”有哪几类？
http://view.news.qq.com/a/20130111/000009.htm

最新文章人民网 2013-01-11

[导读]“内参”读者主要是党政军领导层，这决定虽其传播范围小，能量却很大。了解中国政情和领导人工作，不可不知道“内参”机制；了解领导人的思想关注、政治考虑，不可不知道领导人的“内参”批示。

一

所谓“内参”，指一种具有参考性质的内部信息传播载体及其工作机制。在中国新闻传播体制中，“内参”是独特的信息传播现象，也是中国新闻传播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要看到的是，“内参”是我们党和政府领导下进行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也是了解民意、了解实际的重要渠道。

“内参”的读者群主要是党政军领导层，这决定了虽然其传播范围小，能量却很大。因此，了解中国政情和领导人的工作，不可不知道“内参”机制；了解领导人的思想关注、政治考虑和领导风范，不可不知道领导人的“内参”批示。

从已经公开发行的文集、文稿、年谱、传记、回忆录、回忆文章等作品来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重视“内参”。他们不仅阅读“内参”，还通过批示“内参”来推动工作，以此作为治党治国治军的有效途径。

由于“内参”常涉机密，且目前相关档案尚未完全公开，故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究竟阅读和批示了多少件“内参”，我们无从统计。据笔者对已经公开的权威资料的统计，在新时期中央领导人中，阅读“内参”种类最多的，是邓小平；阅读和批示“内参”数量最多的，也是邓小平。

仅依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年谱》，邓小平阅读和批示“内参”的数量达220件左右，有一半出现在1975年至1978年这三年时间。

邓小平读过的“内参”大致有四类：

一是新闻单位常规性报送的内部刊物。如新华社每天出版的《国内动态清样》、人民日报社的《群众来信摘编》和《情况汇编》及《情况汇编特刊》、光明日报社的《情况反映》、中国青年报社的《青年来信摘编》、上海解放日报社的《情况简报》等。

二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机关创办的内部刊物。如国务院信访室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中央办公厅信访处编印的《来信摘要》、中央军委办公厅信访处编印的《信访摘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编印的《信访简报》、财政部办公厅办公室编印的《信访摘报》、石油工业部办公厅编印的《外事情况反映》、教育部办公厅编印的《人民来信来访摘报》，等等。

三是邓小平办公室收到并呈送的各界人士来信。其中既有国外人士、华裔科学家的来信，也有国内各方面人士的来信；既有献计献策的，也有反映问题的；既有要求落实政策的，也有恳请平反冤假错案的；既有老干部家属的请求，也有青年学子的陈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四是中央领导人之间的相互转阅。其他中央领导人有时看了刊物的相关内容，作出批语，并予转阅。在这种情况下，被转阅者也会看到“内参”的内容。邓小平这样做过，也“被”这样做过。

二

通观邓小平的“内参”批示，大体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

（一）境界高远，统揽大局，收放自如，举重若轻，展示治党、治国、治军的卓越才能。
邓小平阅读“内参”眼光敏锐，并通过批示，或者对有关问题的解决提出意见，或者对纠正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作出决断。

1975年9月17日，《来信摘要》上反映：中共济南市委一位领导干部庇护其子长期逾假不归部队。邓小平看后，当日批示：“告部队立即予以除名。”（《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下文中的引文，皆引自《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不再一一注明）1977年8月19日，《来信摘要》上反映：北京市党的十一大代表的产生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完全走形式。邓小平阅后批示：“此类反映极多，值得注意。”并将此件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吴德、倪志富等中央领导人。以上两个批件涉及党风、党建，尤其是后者，邓小平听到的反映“极多”，故批送其他领导人，以期引起重视。

一篇篇看似寻常的“内参”，经过中央领导人的“点化”，上升为一个个重大决策。这正是“内参”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对“内参”的批示就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1982年1月5日，陈云将中纪委报送的题为《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批转邓小平、李先念等，并在批语中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邓小平当日看到这个批件后，加写批示：“雷厉风行，抓住不放。”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邓小平、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要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的批示。同日，中共中央就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向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3月24日，邓小平阅胡乔木转来的《情况简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受厦门市委、福建省委某些负责人的阻挠，套购走私珍珠大案无法清查》，批示：“请中纪委抓紧处理，以此为例，作一大案处理。处理要坚决，所有牵涉的人，包括省委书记在内，应即停职，听候审查（审查结果，如无责任，当然复职）。”邓小平还对胡乔木等人表示：赞成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打击经济领域犯罪问题；四月份不干别的，专干这件事。

1986年3月3日，我国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等人，致信邓小平、胡耀邦，就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提出若干建议。邓小平于5日阅后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并提议请有关领导同志主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据此，国家科委邀请部分科学家进行座谈。座谈中，对选择高技术项目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还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主，产生了不同意见。4月6日，邓小平阅关于座谈情况的来信，作出批示：“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就是在我国当代科技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八六三”计划。这个计划，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1989年1月2日，85岁高龄的邓小平在阅读中央统战部内部刊物上刊载的《北京市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对“多党合作”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后，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根据这个批示，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是新时期我党颁布的关于政协制度的历史性文献。

1980年3月30日，《来信摘要》上反映：南京军区准备建造一座豪华的高干招待所。邓小平阅后批示：“由中央办公厅查证，并制止。”4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就南京军区建造接待用房的情况作出说明，邓小平阅后，再次批示：“可以继续建成，建成后拨作旅游事业使用。设计亦按旅游标准修改。军队内部不应该有这样豪华的招待所。”4月25日，邓小平阅一封不同意为中央军委常委更换奔驰轿车的来信，作出批示：“意见是正确的。此事如尚未执行，应该停止（即告外贸部）。”以上三个批件，足见邓小平治军甚严。

（二）关注科技和教育，为新时期科技和教育的恢复与起步付出了特别的心血。

邓小平重视科学家的意见，善于择善而从。1984年6月15日，著名科学家严济慈致信中央，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核废料运来我国，即使把它埋到人烟稀少的西南地区，也将是后患无穷的。此事是关系子孙后代的大事，有关方面切不可图近利而不虑埋下的长期隐患，轻率从事。邓小平阅后批示：“此事反映十分强烈，应加慎重考虑。”事实证明，邓小平支持严济慈的意见，所作出的抉择是富有远见的。

邓小平重视教育家的意见，支持他们提出的正确做法。1983年5月19日，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大连工学院名誉院长屈伯川联名来信说，目前我国整个教育投资和经济建设投资不相适应，尤其是高等教育上不去，满足不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对科学技术力量特别是高等科技骨干力量的需要，故建议中央选定50所左右高等院校列入国家重点项目，集中投资，争取1990年前建成高水平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邓小平阅后批示有关领导同志考虑，并明确表示：“提出意见，在书记处一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个建议，对后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1985年11月初，国家教委所属36所大学校长反映国家对教育基建投资远远不能满足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邓小平阅信后批示：“再穷，也要照顾科教经费。”这个批示，后来在社会上演变成两句话：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大政策，有许多是从教育方面“撕开口子”的。譬如，1978年5月9日，邓小平看到《人民来信摘报》上反映北京语言学院部分留学生要求多同中国学生、中国社会接触一事，批示：“此事应予重视，由教育部调查提出方案（不是一校问题）。”10月14日，邓小平再次批示，同意有关部门提出的解决办法。此后，外国留学生同中国学生之间的交往越来越松动了。又如，1978年8月，《人民来信摘报》反映上海虹口区模范中学一学生要求自费去日本留学一事，方毅批示：“我看这是可以允许的。”邓小平看到此件后，批示同意方毅意见。从此，中学生自费留学的途径开通了。再如，1980年12月26日，邓小平看到美国留学生兰温蒂反映她和中国学生徐铬婚姻受阻的来信，批交教育部处理。29日，教育部通知北京大学，允许兰温蒂与徐铬结婚。从此，中国大学生与外国留学生之间婚姻也打开了方便的大门。以上三件事，在今天是很平常的，而在当年却是大事。这些事充分显示出了邓小平当年倡导的“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富有创造性的战略思考和实践精神。

（三）关注人才，高度重视人才使用。

邓小平对人才问题总是予以特别关注，不遗余力地解放人才，扶持人才，重用人才。

1978年7月27日，邓小平看到《国内动态清样》上反映贵州丹寨汞矿一位技术员取得科研成果却受压制一事，作出批示：“请国家科委派人调查，如反映属实，应从组织上作出明确的处理，对压制者更应处理。”后经调查属实，贵州省委决定提拔这位技术员为工程师，撤销对他压制和打击的主要负责人党内外职务。

邓小平对一些人才苗子尤为关注。1978年8月10日，高考刚刚恢复不久，邓小平在《情况反映》上看到：天津南开大学准备破格录取一位对信息论有创见的人才，但因年龄超过规定，工厂不同意放行。对此，邓小平作出批示：“请教育部过问一下（选拔和培养人才极为重要）。”这位超龄青年终于跨进了大学的校门。

邓小平对著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等人的意见十分重视。1979年9月30日，李政道致信方毅说：中方规定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得到的外方资助，由使馆按国家有关规定标准开支、不足部分由国家补助、多余部分上缴的做法，使我大为吃惊，难以置信。奖学金并非薪金，给奖学金是有其固定目的的。10月上旬，邓小平看到此信后，作出批示：“李政道的意见是正确的。请方毅同志召集有关部门讨论，改变现在的不妥的办法。”11月初，邓小平批准了由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财政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外交部、国家科委联合提出的《关于拟改变对出国人员、访问学者所得奖学金和资助费的处理办法的请示报告》，自此我国留学人员和访问学者的外方资助费使用额度问题出现了根本性改变，使之更有利于留学政策和人才政策的落实，受到知识界的热烈欢迎。

邓小平不但处理个案坚决，而且还善于从个案中发现普遍性问题，一抓到底，从而推进整个人才工作。1983年11月16日，邓小平看到《情况汇编》上反映：我国一公费留学生于1982年获法国巴黎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5月回国后一直没有适当的工作，一年半后又被派回原来工作的陕西富县广播站做普通工人。邓小平得知后十分生气，随即批示：“请国务院检查。天天讲缺人，有人不能用、不会用，为什么？是谁的责任？如何纠正？需要弄清楚。”由于邓小平的强力支持，不但这位留法博士的情况得到了改善，而且推动了全局性工作。12月20日，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组织、宣传、统战部门在1984年上半年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再进行一次认真检查，边检查边解决问题，真正做到对待知识分子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

在第二年的知识分子政策检查工作中，邓小平于3月5日看到《国内动态清样》上刊登了这样一条信息：著名科学家谈镐生自1965年回国后，政治上得不到信任，甚至受歧视，工作上受到非难，应补发的工资至今未给补发。谈镐生的遭遇对近几年回国的青年科学工作者产生了不好的影响。邓小平阅后作出批示：“方毅同志：为什么这种情况，现在还不能改正。科学院是些什么人在管事，请查一下。”第二天，方毅批示有关同志：“请重视小平同志的批示，并将情况写一报告上报小平同志。”随即，谈镐生遇到的种种非难获得了圆满解决。在邓小平人才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化。

（四）尊重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意见，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共同促进党和国家的事业。

对其他中央领导人批示的“内参”，邓小平该表态的就表态，该支持的就支持，该赞成的就赞成，该强调的就强调，态度鲜明，毫不含糊。举例为证：

其一，1978年8月2日，邓颖超看到《情况汇编》上刊登的《“八七会议”到底是在哪里召开的？》一文，批示道：“据我知道是在汉口召开的。邓小平副主席和李维汉都是参加那次会议的人，向他们核实一下就明确了。”邓小平看到邓大姐的批件后，作出批示：“我只能肯定是在汉口原德租界一幢一楼一底的小洋房里开的，哪条街几号不记得了。可能李维汉同志回忆得起。”

其二，习仲勋写信反映大陆派往香港工作的人员中存在违法乱纪问题，邓小平于1988年7月4日阅后批示：“各方面反映，派在香港的人和机构（公司等）非常庞杂和混乱，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人不是个别的。建议设立一个专门小组，花一年时间，进行整顿，撤回一批机构。对于犯罪的人，不管其后台是谁，都要迅速、从严处理，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发现一批处理一批，决不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