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怎样反腐败才会有效？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212/t20121226_1840132.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12-26： 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发表文章，题为：中国怎样反腐败才会有效？作者郑永年，文章如下：

　　刚刚过去的中共十八大把反腐败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新领导层一上任也即刻把反腐败提高到其最高的议事日程上来。反腐败方面的新发展对中国政治意味深远，具有多方面的含义。

首先，把反腐败提高到执政党那么高的议事日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的腐败本身也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实际上，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国政治充满了腐败的丑闻，从基层一直延伸到顶层。十八大结束没有几天，就有多名高官被暴露出腐败案件。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很少见。

其次，腐败的深度和广度，已经深刻影响了执政党的形象和合法性。很多年来，高层一直在警告全党，腐败会“亡党亡国”。现在，各方面都已经感觉到了，如果腐败不能得到整治，那么“亡党亡国”越来越具有现实性。

其三，新领导层展示了反腐败的巨大政治决心，在最低程度上减少腐败对执政党所能产生的致命影响，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和巩固执政党的合法性。很简单，如果执政党继续腐败下去，哪有能力来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

　　不过，人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反腐败才有效？反腐败早已经不是新鲜事。改革开放以来，每一届新领导层和新政府都是反复强调反腐败的，反腐败运动也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同时，中国也一直在向世界所有清廉的国家和社会学习，学习它们如何有效反腐败。到今天，能学的，已经学了；能做的，也已经做了。但为什么腐败还是继续变本加厉呢？这才是需要人们深刻思考的。

　　一句话，中国并没有根据中国体制本身的特点，来设计反腐败体制或者机制。那么中国体制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如果说多党制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外部多元主义，中国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内部多元主义。本栏曾经多次强调，中国内部多元主义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内部多元主义过度。这种内部多元主义如何表现在反腐败方面的制度特征上呢？又如何对反腐败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呢？

　　概括地说，表现在反腐败方面，内部多元主义主要表现为反腐败机构过多，内部权力过于分散，不够集中。不仅党、政、人大、政协等等都设立了反腐败机构，主要组织和机构都有自己的反腐败机构。较之其他所有国家，中国的反腐败机构是最多的。

太多反腐败机构相互掣肘

　　内部多元主义产生了诸多弊端。首先，内部反腐败机构过多的逻辑结果，就是反腐败责任极其不明确。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中典型的“和尚与水”的关系，即“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机构众多，又不互相协调或者协调得不好，导致了太多的权力内耗，各个机构之间矛盾重重。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不同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尽管各个机构名义上都是为了反腐败的，但实际运作的结果就是权力的争斗，反腐败反而演变成每一机构的“副业”。这是所有官僚机构运作的逻辑。因此，只有把众多的机构整合起来之后，它们的利益才能一致起来。

　　其次，机构众多会给腐败提供很多机会。为什么？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机构众多，反腐败不力；第二是，反腐败责任不明确，使得腐败有机可乘。其三，反腐败机构众多也导致了这些机构本身的腐败。因为所有这些反腐败的机构从属于不同的上级机构，因此，其它的机构有多腐败，反腐败的机构也必然有多腐败，甚至更腐败。反腐败机构往往掌握着有关腐败的信息，这些部门的领导人更有技术和手段不仅来进行腐败，而且能够逃避反腐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公检法系统，是最腐败的一个系统的主要原因。

　　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各个反腐败机构派大量的干部官员到香港和新加坡去考察，学习这两个政府的反腐败经验。也应当说他们学到了不少经验，但一旦放到中国的制度环境里，这些在新加坡和香港非常有效的举措便不再有效。所有到这两个社会考察的官员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贪局都很小。一个小小的反腐败机构就造就了一个清廉的政府。在这两个社会，除了人们一般所说的高薪养廉、政府透明等因素外，就反腐败制度本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权力高度集中，责任高度明确。反腐败机构又直属最高领导层。一旦发现腐败，应当承担责任者就非常明确。也因为责任明确，反腐败机构在预防腐败方面更是尽职。当然，另一个特点是，无论在新加坡还是香港，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也非常得力。

　　很显然，当内部多元主义导致着诸多负面效应的同时，外部多元主义缺失更进一步使得腐败不可收拾。外部多元主义并不是说，中国要像其他国家那样，设立反对力量或者反对党。反对党并非反腐败的有效机制。很多人相信，只有多党制才能反腐败。但从经验看，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世界上那些实现多党制的社会，也同样非常腐败，甚至更为腐败。从外部制约来看，社会的参与要比反对党的参与更为有效。反对党的参与就是要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也往往同样腐败。而社会的参与较少政治性，更多的是为了一个清廉政府，因此更能有效地反腐败。不过，在中国，社会并没有有效的参与反腐败管道。一些制度例如举报制度一直存在着，但往往是名不符实，在很多方面也会产生很多负面效果。应当指出的是，在互联网产生之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很快的变化。不过，社会对反腐败的参与总体上看，仍然是需要通过非正式的管道。

　那么，通过怎样的制度改革才能实现有效的反腐败呢？

　　一句话，要大力减少内部多元主义，强化反腐败机构的权力。这方面，可以参照近年来大部制建设的经验，设立一个反腐败大部制，整合目前各个反腐败机构。当然，在这个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不同的反腐败部门。同时，这个结构应当直属最高领导机构。

　　面对大面积的腐败，如何入手？在反腐败的手段和政策层面，人们需要一些新思维。除非发动毛泽东时代那样的大面积的群众运动，全面反腐败不仅不可能，也很难有成效，更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反弹。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群众运动也过去了。面对新时代，人们应当换一种思维。首先，反腐败要依靠已经开始出现的“竞争性政治”。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已经在中国开始，那就是干部官员之间的“竞争”。目前的这种竞争，因为明文规则的缺失，仍然很不规范，但最终逐渐会规范起来。各国政治经验表明，政治竞争本身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暴露官员的腐败。实际上，今天中国很多腐败案件的发生（包括那些在互联网上曝光的案件）与其说是反腐败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政治竞争”的结果。对执政党领导层来说，所需要的是要利用“政治竞争”这个大趋势，而不是阻止这个大趋势。

　　要给清廉一个机会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给清廉一个机会。中国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于清廉者没有生存的空间。很多腐败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屁股指挥脑袋”，到了一个腐败的环境，就不得不腐败。在党内，也并不是每一个官员都想腐败，也有一些官员不想腐败，但在全面腐败的环境里，“清廉”就成为一个人的巨大负资产。因此，应当考量的是如何给清廉一个机会？这是有可能的。例如可以通过人事录用机制，在任命官员的时候，可以问其是否愿意公开财产。如果不愿意者，那么不被任用。这至少可以避免“带病上岗”的局面，就是那些已经腐败的官员不再被继续任用。这部分人肯定很大量，不可能人人都被查。但即使不去查他（她），至少可以中断其生涯。而那些愿意公开财产的官员，则可以被继续任用。

　　从具体的制度设计来看，也有很大的空间来改进反腐败的制度能力。首先，反腐败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一个道德委员会。腐败既可以是狭义上的经济腐败，也可以是其他方方面面的，例如性贿赂、包二奶等等。这方面可以经过道德委员会来处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设立有针对官员操守的道德委员会。在中国，道德委员会可以强化党政官员的职业伦理。中国历来被视为是一个道德国度，对官员的道德压力不仅必要，而且也可以对官员产生巨大的道德压力。

　其次，反腐败不能是“左手”反“右手”。在一党制下，反腐败不力往往是因为“左手”反“右手”之故。大量的腐败都发生在“一把手”群体，也就是党的主要领导和其相关的官员。“党的领导”原则表明党的主要领导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反腐败？要通过制度设计。反腐败机构要错位设置，“下管一级”。和干部任命制度一样，对下一级官员的监督和检查要有上一级反腐败机构来做。也就是说，反腐败的权力不能由同一级官员来行使。同时，反腐败机构的工作人员的收入来源等等，都要和同一级政府割离，保证他们不受同一级政府的影响。

　　中国的腐败已经高度社会化，侵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各国经验来看，在如此广度和深度的腐败环境中，只有通过培养清廉官员，从精英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大社会的各个领域，最终才会有建设清廉政府和清廉社会的可能性。

　　在减少内部多元主义的同时要增加外部多元主义，即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但外部力量反腐败也必须体现为制度行为。例如，社会审计制度很重要，很多方面可以让专业的审计组织，尤其是那些具有良好声誉的审计机构来参与反腐败。这样可以避免内部审计的弊端。这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政府向社会收购服务。

　　再如，要有效利用媒体的力量，尤其是新媒体的力量。媒体至少能够为政治和行政的黑箱操作投入一些阳光。媒体不仅仅可以揭露腐败，更可以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腐败能够大行其道，能够招摇过市，主要是因为没有阳光。如上所说，中国的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已经开始在揭露腐败方面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但这方面需要提高其制度化的水平，而不能一直停留在偶然和自发的水平。如果没有有效的法制的支撑，社会自发反腐败所要承担的高成本和风险，会使得反腐败不可持续。

　　总之，反腐败是一项综合政治工程。要找到重大的突破口，制度设计最为重要。如果继续依赖于传统运动式的反腐败运动，继续依靠超越法治的政治手段，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最终会导致更多的腐败。要遏制人性的腐败，一整套可以导致清廉行为的制度是根本。（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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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动真格: 解放军内部曾经有不正之风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12/25/2143730.html

      环球时报2012-12-25： [提要] 规定和通知显示，军队内部过去的确有一些不正之风，这支人民的军队在过去并非腐败问题的净土。中国的舆论监督这些年很少涉及军队，军队在舆论中呈现的一直是正面形象，军队的问题都在其内部解决消化。

　　总体看，中国军队是称职的，承担了它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应有责任

　　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参谋部先后下发规定和通知，展现了军委以身作则，带动全军作风建设的决心。这些规定和通知被舆论简单总结为禁酒、管车、反腐等等。茅台酒的股价应声而落，这次是动真格的，舆论得出共同判断。

　　中国是一盘大棋，之所以此轮转变军风一开始就有很高可信度，是因为中央政治局改善工作作风八项规定在先，这是领导人的表率在中国有特殊威望，对在体制内推广有一定强制力的又一验证。执政党转变作风强有力开局，军队的响应极快。

　　规定和通知显示，军队内部过去的确有一些不正之风，这支人民的军队在过去并非腐败问题的净土。中国的舆论监督这些年很少涉及军队，军队在舆论中呈现的一直是正面形象，军队的问题都在其内部解决消化。

　　这次军委和总参公开要求转变军队作风，把军队的作风问题公开摆到全国人民面前，这是中国政治透明化的又一重要进展，舆论对此普遍给出的掌声都是真诚的。

　　军队从新中国成立直到今天，不仅多次为国家和人民浴血奋战，而且与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休戚与共。军队是中国社会有机组成的一部分，它分享了国家进步和荣誉，社会的很多复杂因素也必然对它有影响。

　　解放军听党指挥，勇往直前

　　总体看，中国军队是称职的，承担了它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应有责任。中国军队直到今天没打过败仗，具有极高的战略威严。最近20几年中国处于相对和平，但军队的装备和综合战斗力都在快速提升，它的威慑力逐年增加，以不怒自威的方式支撑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也支撑了它的和平崛起。

　　中国军队应在中国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如何扮演角色，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调整。最典型的是军队过去可以经商，但后来又完全退出商业领域。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覆盖规模，以及中国军队庞大、驻扎地遍及全国，中国的安全形势又是不断变化的，军队的建设和它与地方的关系都不断面临新问题，搞好军队的含义也实际在跟着调整。

　　和平时期建设军队是件挺难的事，它需要不管周围小环境的封闭性严肃和紧张，它要为这个国家做最坏的准备。它是人民子弟兵，要军民鱼水情，但又要同时与市井保持特殊的距离，它必须做与我们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一些事。

　　即使在今后，军队大概也要相对自成一体，包括不像别的行业那样同舆论高密度互动。然而军队不应完全处于社会监督之外，而怎样监督军队，中国需要有制度创新，既保护军队作为特殊力量的独立性，又要确保它不成为国家监督的盲区，它在道德规范上一定要像人们期待的那样，站到中国社会的高水平上。

　　严格治军是中国军队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全社会的开放度在增加，对军队的要求必然水涨船高。军队的战斗力里，包含了社会对它的理解和支持程度。中国军队两百多万人，但只要有个别军人行为不端，或者某个丑闻传向社会，对军队的整体形象都有很大杀伤力。

　　中国已经站到综合力量世界第二的风口浪尖上，未来战略安全环境很可能扑朔迷离。军队对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越来越重要，它的强大和完善是中国最急迫的事情之一。这必须是围绕中国军队和军民关系所有事务及思考的出发点。▲◆★●■☆



中国要么顶住压力要么步苏联后尘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12/25/2143753.html

     人民网  2012-12-25：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即重返亚太以来，中美战略关系和中国安全环境发生历史性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绝非出自某届总统的个人偏好或两国之间的所谓战略误判，而有其必然的战略根源，是美国全球战略进入新阶段的必然结果。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大体经历了两大历史阶段：头10年即上世纪90年代，战略重点是消化东欧，主要方式是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新世纪头10年，战略重点是在中东和中亚扩张，主要方式是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策动以独联体国家为主要对象的颜色革命，以及实施大中东民主化计划。美国的总目标是全面控制欧亚大陆，而扫清这些外围的目的是为最终制服中俄铺平道路。

　　新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前后，美国在中亚、中东的战略任务告一段落。尽管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极不顺利，但美国成功推翻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美政权，扶植起亲美政权。所以，美国战略重点从中亚、中东转向东亚完全是按既定计划实施的战略步骤，不存在乱了方寸、没有章法的问题，只是中国崛起的势头进一步加强了其战略重点转移的必要性、紧迫性而已。

　　自战略重点调整以来，美国在东亚的一系列战略举措，概括起来就是政治上围着中国搞统战，军事上针对中国搞部署，经济上瓦解中国影响力。东亚是全球最具经济活力国家特别集中的地区，实际上，东亚也已成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地区。出于霸权主义的地缘政治需要，美国决不允许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对岸出现不受美国控制的、统一的地缘政治板块。经过二战和冷战，美国在大西洋对岸成功地做到了这点，现在则试图通过新型冷战在太平洋对岸也实现同样目标。另外，中国最发达和繁荣的城市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在这一地区最容易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伤害。而且中国对外贸易和能源供应的最主要通道是海上航线，控制了西太平洋经马六甲至印度洋一线就等于掐住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所以，将战略重点放在亚太特别是东亚，对美国来说必要，对中国来说致命。
 
  战略重点转向亚太，意味着美国已将中国作为其现阶段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这就把中国推上了风口浪尖的位置，退无可退，躲无可躲，只能针锋相对。值得警惕的是，美国不会对中国只搞单纯的遏制，即阻止中国影响力的扩展。从美苏冷战的历史经验看，遏制的背后必然伴随着谋杀。美国在非洲排挤中国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力，在中东卡中国的能源咽喉，在中国周边寻找和扶持牵制力量，更在东亚直捣中国安全和发展要害，再加上从内部进行的渗透、演变和分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以阻止扩张为目的的遏制(contain)，而是以操控乃至窒息为目的的扼制(choke)。对此，只强调办好自己的事，只从内部进行体制改革是不够的，必须给予地缘政治上的有力回应。

　　太平洋关系与大西洋关系有本质的不同，中国不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国。摆在中国面前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顶住外部压力，独立自主地在未来多中心化的世界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要么步苏联的后尘，再经历一次劫后余生的摧残。斗争的尖锐性自不待言，但5000年来的文化底蕴和63年来的革命建设成就应该使中国能够战胜挑战。 ▲◆★●■☆



“网络珍珠港”真有那么致命？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2/1209/132677.shtml

2012-12-09 16:18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解码信息战

核心提示： 有观点称，数字珍珠港只是一种事关资金的说法，是为了给军事和网络安全预算要钱。


珍珠港事件是美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图为幸存老兵在7日举行的纪念珍珠港事件71周年仪式上行军礼。（法新社）

参考消息网12月9日报道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12月7日发表题为《“网络珍珠港”：未来的网络袭击真能造成那么致命的损害吗？》的文章，作者为马克·克莱顿。文章称，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10月发表讲话时，曾就“网络珍珠港”威胁以及支持美国网络防御的必要性发出过警告。前白宫反恐顾问理查德·克拉克在其2010年的《网络战争》一书中，也就“电子珍珠港”发出过警告。

文章称，帕内塔在讲话中指出，对美国水电供应网之类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袭击，“相当于网络珍珠港——这种攻击能引发结构破坏和生命损失。实际上，它能震惊美国并使全美陷入瘫痪，并造成新的、深深的挫败感”。

作为一种想象中的灾难，“网络珍珠港”是一种能唤起美国人情感的说法，因为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刻进了美国人的灵魂深处。

但今天在数字世界中真会发生像珍珠港轰炸这样令美国恐惧或震惊的事情吗？还是像许多专家和非专家认为的那样，只不过是利用这种夸张的说法大做文章，以增加国防预算？

曾在国家安全局和国土安全部担任高官的斯图尔特·贝克说：“我确实认为这真的令人忧虑。我倒宁愿以为这种说法是言过其实，但支撑这一观点的更多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不是具体的分析。如果你依据能力而非意图来判断对手，那么毫无疑问，任何具有真正强大的网络间谍能力的人，都能做一些让人觉得像网络珍珠港的事情。”

其他人则不那么确定这个世界充满了具有强大网络间谍能力的对手。在《外交政策》杂志刊登的一篇题为《帕内塔在“网络珍珠港”问题上错了》的文章中，约翰·阿尔奎拉说这是“错误的比喻”。

这位加州蒙特雷海军研究生院的国防分析教授写道：“在网络空间没有任何‘主力舰区’。珍珠港是一个真实的‘单点故障’。像这样的事情在网络空间根本就不存在。”

文章称，还有一些其他人也认为整个说法都是夸大其词。

曾在特种作战部队服役的前空军飞行员、有关新战争模式的《全新战争》一书的作者约翰·罗布说：“数字珍珠港只是一种事关资金的说法，是一种为了给军事和网络安全预算要钱的办法。它（与珍珠港袭击）没有任何真正的关联性，因为我们仍生活在核武器主宰的世界上。”

文章指出，还有一些人说网络威胁真正存在，但他们不太喜欢“网络珍珠港”的说法。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络安全专家詹姆斯·刘易斯说：“当人们开始谈论网络珍珠港时，通常的做法是过度夸大黑客将美国变成石器时代经济的能力。无法想象你可以在网络攻击中杀害许多人的方案，因此该比喻的这一部分是讲不通的。”

但他说，这个比喻的其他部分是讲得通的。“不难想象我们受到我们未做好准备的网络突袭，我想这是一些人继续使用那种说法的原因。不用这种说法会更好一些，但这种说法似乎已经扎根了”。▲◆★●■☆


中国新一年面临四大挑战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g/2012/1225/140764.shtml

2012-12-25 12:16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论道中国

核心提示： 中国在新的一年里将面临深化改革、确保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打击腐败和构建积极的中美关系四大挑战。

参考消息网12月25日报道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12月23日发表署名文章，作者胡利奥·里奥斯在文章中称，明年，中共十八大开始的权力交接将正式完成。习近平将担起权力的主要责任，为全面行使权力做好准备。

文章称，新的一年，习近平将面临四大挑战。首先是深化改革。12月初习近平广东考察的目的正是推动改革。习近平要求在应对改革时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文章认为，变化预计将首先出现在明年3月，届时中国可能将宣布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的方案，将对一些庞大和具有重要政策影响力的机构做出调整。

这样的变化必须配合采取其他一些措施，以保证中国经济的增长节奏。据中国社科院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有望达到7.7%，高于预期目标。此外，预计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为8.2%。促进就业、人民币升值、工资上涨和房地产市场调控等都将是必不可少的措施。进一步推动改革以确保经济增速保持在不低于7%的最低水平，是维持就业和稳定的根本。

其次，为使经济获得新的活力就要确保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减少不公平现象。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升至0.61。2015年前可享受到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或生育保险的人大约为1.5亿至2亿人。虽然近年来已取得了许多进步，但对于一个必须让国内消费变成新的增长动力的国家而言仍然不够。中国社会的消费疲软，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35%。扩大福利水平对于平衡过去以出口和投资为主的增长模式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措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有可能将在2013年第一季度开始，将制定具体的日程和措施，以确保实现到2020年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第三个挑战是打击各种腐败现象。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这是任何一届新领导集体树立形象所必不可少的要素，但关键要看效果。

最后，习近平要与美国建立积极的合作关系。北京需要与美国建立一种避免对抗的关系。在美国前总统卡特访华之际，习近平指出两国应该“积累正能量”。但是，中国既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主权，同时又要实现外交上的计划却并非易事。

文章指出，随着中国开始内部的发展模式的调整，近年来不断出现的贸易摩擦问题可能会逐渐减少。相反，更深层次的对抗可能会出现在战略层面，首先就是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个邻国之间的关系，以及随着其军事实力的不断扩大而导致的不信任感。这些都是需要给予特别重视的变化因素。▲◆★●■☆



“禁酒令”成从严治军新抓手
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2/1225/140850.shtml

2012-12-25  来源：中国新闻网

核心提示： 此次中央军委颁布禁酒令重在严格军风军纪。戒的是酒，兴的是从严治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中新网12月25日电 香港《文汇报》25日刊文说，公款消费愈演愈烈，广大百姓怨声载道，禁酒刹住了公务浪费。此次中央军委颁布禁酒令是表象，重在严格军风军纪。戒的是酒，兴的是从严治军、军令如山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禁酒令，正成为中国军队从严治军新抓手。

文章摘编如下：

中央新领导层在履新首月便“大刀阔斧”转变工作作风，颁布“新八项规定”，以廓清党风政风。日前，中央军委亦颁布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有关接待不喝酒的“禁酒令”引发社会热议。

国人自古有“无酒不成席”之说。公款消费愈演愈烈，广大百姓怨声载道。茅台等高档名酒成为内地奢靡之风的代名词。此次中央军委颁布禁酒令引发热议，恰证明了社会的关注程度。饮酒醉酒严重影响军队形象，损害解放军战斗力，酒色财气，更腐蚀了军队。

　将领率先垂范 发扬军令如山

中华酒文化博大精深，但其中陋习确需反思。《解放军报》前些年的一则报道称，某空降兵师机关实施“禁酒令”后，同期接待费比去年下降45.4%，官兵存款上升56.8%。解放军某集团军当年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禁酒刹住了公务浪费，同时禁酒也有利于遏制军中的腐败。下级军官层层排队向上级军官敬酒的现象杜绝，禁酒禁出了军队的好作风、好身体。某装甲师的体检显示脂肪肝、高血脂、高血压等症状明显减轻，禁酒禁出了战斗力。

近年来，军队出现了王守业、谷俊山中将等贪污腐败大案要案，涣散了军心，损害了部队的战斗力和威信。可以说，此次中央军委颁布禁酒令是表象，重在严格军风军纪，否则就可能亡党亡军。

这次中央军委的禁酒令等十项规定，特别提出“要坚持从军委、总部严起，以高中级干部为重点”，“以上率下，持续用力，一抓到底”，“以领导干部的清风正气带动部队作风明显进步”。解放军高级将领率先垂范，戒的是酒，兴的是从严治军、军令如山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解放军高级将领身先士卒，做出表率。

禁酒令，正成为中国军队从严治军新抓手。十八大提出建立强大军队，从严治军从禁酒开始，结果如何？人们拭目以待。（葛冲）▲◆★●■☆


中国做官诀窍的变化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_on_china/2012/12/121224_cr_zuoganjueqiao_bypeiminxin.shtml

裴敏欣：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
更新时间 2012年12月24日
80年代很多中国领导人为改革冲锋作出巨大贡献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中国新的领导阶层的简历，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我们都知道他们做过什么官，但不知道他们做过哪些事。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能说明我们的无知。这些领导在他们担任地方主要领导（如省委书记）时可能干过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大事。但是事实并不如此。即使对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来说，中国中央级别的领导人在地方的业绩基本上是一个空白。

这一现象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其实，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产生的领导班子里，我们就可以注意到这一“履历辉煌，政绩平庸”的特点。

但是，中国在1980年代的情况和现在很不一样。那时，中央领导层中有许多曾经在地方工作时为改革冲锋闯关作出巨大贡献的功臣，如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我们都知道他们做过什么事。

今昔对比

和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官员相比，80年代的领导有许多明显不同。在80年代，官员学历不高，但是比较敢担当政策风险，敢干事。在许多中央没有明确政策的情况下，这些官员中会有些人支持莫种政治风险极高的改革措施。

万里在安徽搞实际上的“包产到户”和赵紫阳在四川实行的类似的农村改革都有极大政治风险。习仲勋和任仲夷在广东推动对外开放时频频超越中央政策的允许的程度。

即使在比省低一级的地方上，官员们也冒政策风险，采纳试验性的改革措施。中国温州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敢于保护民营企业的改革。中国第一起企业破产案是在沈阳发生的。当时推动该案的是沈阳市长李长春。由于支持企业改革，李长春得到中央高层的青睐，后来青云直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官员都愿意冒险。但是，和现在相比，愿意冒政策风险的官员要比现在多，因此中国在80年代的改革步骤比较大，而且呈由下而上的趋势。

解释这一现象并不难。在80年代，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中存在着严重的“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分歧。但是，邓小平是一个敢担风险的领导人，他喜欢越级提拔类似的官员（朱镕基就是被邓跳越三级，从中央候补委员直接提拔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一个例子）。

在邓时代，地方官员要升官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政策冒险，经济改革上敢打敢拼；二是找靠山 （主要搞好和陈云、李先念这些比较保守的高层领导的关系），通过建立个人私情积累政治资本。
和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官员相比，80年代的领导有许多明显不同。

和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官员相比，80年代的领导有许多明显不同。

裹足难进

但是，地方官员敢冒政策改革风险的现象在90年代后就基本消失。决定官员升迁的最主要因素已不是政绩 （政治学者的量化分析显示地方的经济表现指标，如财税收入和GDP增长，不能解释地方官员的提拔），而是个人关系，即政治靠山。

在人治的中国里，由“靠山”提拔的官员的基本特征是履历面面俱到，但是政绩平平。

在邓小平后的中国发生这一现象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邓后的中央最高领导（除朱镕基之外）都比较谨慎，是“避风险型”的人物。这些人当然不会喜欢政治上的冒险家（如薄熙来这样的人）。

第二，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经济改革已不再受“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捆绑，地方官员在经济发展上基本无险可冒。但是，1989后中国高层对政治改革有很严的控制，地方官员深知冒政治改革的风险会有被摘掉“乌纱帽”的风险，所以根本不敢在政治改革上冒任何风险。

第三，自从1992年以来，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基本靠的是“招商引资，”而不是制度改革。地方官员很快掌握了推动经济增长的秘诀，即土地财政，银行贷款，引进大项目。但是，由于所有地方官员都在玩这一游戏，大家的业绩都差不多。

因此仅靠GDP增长进京做官是不够的。政治靠山的相对作用就大了很多。“年龄是个宝，政绩不可少，靠山最重要。”中国官场流行的这句话基本上总结出了中国官员升迁的“潜规则.”

由于这一政治逻辑，中国的官场的风气在过去20年中起了根本变化。官员越来越胆小，经济增长速度高但是基本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进步。政治改革倒退。官员提拔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所以会出现大规模和屡禁不止的“买官卖官”现象。这是中国政治体制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言而语，这一政治体制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开刀祭旗” 选日本不如选越南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12/25/2142920.html

    环球时报 2012-12-25：《环球时报》12月24日发文《中国军舰飞机若因日沉没坠落 日舰机必陪葬》，警告中日矛盾不可调和，两国在钓鱼岛“擦枪走火”是迟早的事，因为战争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为邻的宿命。尽管《环球时报》说得血脉贲张，但是多维新闻认为，中日两国的问题太过于复杂，相互纠缠的因素太多太广，短期内不会发生高强度的军事对抗，但是领土争端纷纷激化的今天，中国新任的强势领导人习近平很有必要找一个国家“练手”一展军威，而届时受到中国打击的很有可能是在南海问题上坚定反华的越南。

　　中日保持低烈度对抗

　　中国国家海洋局的一架海监巡逻机，24日在接近钓鱼岛附近空域时，再次遭到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的拦截。此前12月13日，中国首次派出飞机巡航钓鱼岛也曾遭到日本航空自卫队9架战机拦截。12月22日二次出动F-15战机拦截一架“目标指向钓鱼岛”的中国海监飞机。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对抗已由海上发展到空中，双方发生危险的可能性变得更大。相较于海上的舰船对峙撞击，空中发生对抗碰撞的后果更为严重，不同于舰船那样厚重，飞机是经不起碰的，这也就意味着只要中日双方有一方故意或操作失当就有可能发生机毁人亡的事故。涉及到人员伤亡的事件发生的话，中日之间的矛盾就会达到高潮。这也是为何《环球时报》发出类似于“战斗檄文”的文章了。

　　但是《环球时报》的该篇文章除了满足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之外并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钓鱼岛争端也并非是一战所能解决的。尽管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是诸多因素使得中日之间在钓鱼岛会一直保持低烈度的对抗，而不会有计划地采取战争手段消灭一方在钓鱼岛海域的力量。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双方经历了近百年的斗争，虽然日本国内现在由于经济困境出现了右翼抬头的趋势，但是中日两国有识之士都很清楚，中日之间很难打起来。因为战争对于中日而言将有可能是毁灭性的，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会随便对一个大国发动战争。

　　与此同时，中国同日本进行军事斗争的风险太大，仅仅为了钓鱼岛这个弹丸之地就采取最后不得已采取的手段，除了赢得尊严之外，失去的可能无法估量。另外美国因素的一直存在也是限制中国贸然采取军事手段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众议院20日正式批准了2013财年的国防预算授权法案最终版本，该授权法案的会议报告重申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通称《新日美安保条约》)第5章的内容，并且宣称反对任何挑战日本对钓鱼岛行使行政权力的举动。中国主动发动战争受到限制，同样日本主动挑起冲突的可能也较低，目前日本在钓鱼岛上面明显处于弱势，面对中国行政部门的巡航飞机还需要航空自卫队的飞机拦截，另外美国高调地介入钓鱼岛也是为了防止中日双方发生冲突，美国的战略是中日之间一直维持这样的低强度对抗，既不会出现中日友好又不会出现中日战争才是美国的希望。

　　越南或成中日对抗牺牲品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是不会有实质性的让步的，但是中国又不能在钓鱼岛问题上无功而返，低烈度的对抗虽然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是中国完全有必要对日本进行更为直接的军事战略威慑，这也是中国新任领导习近平的要求。既然中日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较低，那么中国很有可能会找与中国有着相似问题，同样对中国也有所挑衅的国家“开刀祭旗”，那么最有可能成为中国战略威慑日本的牺牲品的国家就是越南。

　　尽管外界对于中日之间爆发冲突的预计很高，各种推演也进行多次，但是中国军方内部却对于同日本开战并没有实际的动作，相反有军方传言称中国未来要打仗绝对是先找越南。

　　在与中国有着领土纠纷的几个国家之中，日菲越是最为激进的，也是最有可能引发冲突的三个国家，但是日本因为实力相当，而且还有美国的庇护，战争风险过大，而菲律宾又完全不值一打，劳师远征成本太大。最后就只剩下越南，陆上与中国相邻，便于发挥中国陆军的优势，另外越南海岸线漫长，中国海军可以从越南中间登陆切断越南南北的唿应，同时越南的首都河内也处于中国空军的战斗距离之内，对越南采取军事手段既可以对日本进行直观的战略威慑，同时也可以打击越南的嚣张气焰。

　　而最近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咄咄逼人之势也很有可能逼中国出手。越南国内民间反华的情绪十分高涨，越南今年已经举行过多次反华示威游行活动，随着中国与越南在南海局势上的关系紧绷，越南的反华情绪也不断高涨。同时在经历过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之后的越南一直谋求一雪前耻。越共“九大”后，越南海军先后制定了“2000年海军装备发展计划”和“21世纪海军发展规划”，努力成为东盟内的海洋大国。越南未来4年内将斥资24.3亿美元购买俄制先进武器，一举跃升为俄第三大武器出口对象国。越南甚至扬言不惜动用海军与中国开战夺南海，准备对中国南海舰队实施绞杀。

　　在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对抗的最为激烈的时期，越南在南海的小动作也不断，越南似乎是想在中国一心同日本对抗的时候步步蚕食南海。越南以为有着日本这样的大国牵制，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在南海活动。但是殊不知中日对抗的越激烈，对越南而言越危险，中日两国不希望双方发生战争，同样世界也不愿意看到中日之间爆发军事冲突，而闹得欢快的越南就很有可能成为中国“杀一儆百”的收拾对象。▲◆★●■☆
 

传中共拟公布七常委财产 习近平有3套房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12/25/2142911.html

    网络 2012-12-25： 消息称，中共中央已经获得了七常委财产的第一手资料，正在考虑何时公布，以下常委的财产由各常委的秘书上报，尚未最后做核实。中共高层也在为常委高层公布后做社会反映的测试和评估。
 
　　迫与外界强烈要求中共官员公开个人财产的压力，这份中共政治局七常委的财产资料是中共高层内部协商后，拟定对外要公布的内容。

　　七常委房产和存款情况

　　习近平，房产3套，存款230万

　　福州市台江区像园路58号像园公寓1套

　　杭州市文三西路省政府家属楼1套

　　北京市紫竹桥总政家属楼1套

　　李克强，房产2套，存款180万

　　郑州市经五路纬三路省委家属院1套（房改房）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西里首经贸家属楼1套（妻子程虹房改房）

　　张德江，房产2套，存款180万

　　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551号穗园小区1套（房改房）

　　北京市丰汇园小区1套（妻子辛树森建行房改房）

　　俞正声，房产2套，存款370万

　　武汉市水果湖步行街小区1套

　　上海市徐汇区永福路86弄伯乐大院1套

　　刘云山，房产1套，存款170万

　　北京市复兴门广电总局宿舍1套（房改房）

　　王岐山，房产2套，存款480万

　　广州市越秀区达道路省委大院1套（房改房）

　　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一村西里市委家属楼1套

　　张高丽，房产2套，存款390万

　　济南市市中区六里山路1套（房改房）

　　天津市越秀路祥和里1套

 　中共高层酝酿公布财产 广东试点

　　消息称，中共高层正在考虑何时、采用何种方式公布七常委的财产。广东已经成为公布财产的“试验田”。

　　2012年10月31日，大陆媒体报导称，近日《广东省从严治党五年行动计划》出台，要求对党政正职实行任中审计、‘逢离必审’，2013年试行审计结果公开并逐步推广”、“2014年前完成试点并逐步推开”。

　　《计划》还指，“党员领导干部”对个人应报告的重要事项隐瞒不报告或作虚假报告的，一经发现、查实，一律先停职再作调查。

　　12月8日的大陆媒体报导称，广东已选定横琴、南沙和始兴三地作为官员财产公示试点地区，三地正进行准备工作，其中横琴已成立廉政办公室，借鉴港澳反腐经验；始兴的试点已开展半年多，主要为“科一级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南沙筹备进展则未予透露。 ▲◆★●■☆


中纪委：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将及早列入立法规划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12/26/20527292_0.shtml

2012年12月26日 来源：中国江苏网  作者：彭美
原标题：中纪委：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将及早列入立法规划
备受关注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又有了新进展。中纪委对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的建议进行答复时表示：今年，有关部门在继续对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进行研究论证，并已着手起草建议稿、加快起草进程。中纪委同时称，将配合全国人大有关部门及早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

2年前即表态已着手起草建议稿

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第7次提出建议，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公务员财产申报(公开)法》纳入下届人大立法规划。

南都记者昨日获悉，今年7月5日，由中纪委秘书长崔少鹏签发的中纪委《对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042号建议的答复》已经快递至韩德云。

答复中称：实行国家公职人员财产收入申报制度被公认为是防止利益冲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行的做法。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有关部门正在抓紧对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国家立法进行研究论证工作。

回复中列举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4项最新进展：一是继续关注国内部分地方实行申报的经验做法；二是收集了国(境)内外关于申报制度的材料，对相关制度设计进行分析论证，第三，组织有关部门就健全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进行研究论证。最后，结合我国实际，对申报制度进行研究论证，着手起草建议稿，并加快了起草进程。

南都记者统计，事实上，在2010年和2011年，中纪委在回复韩德云的建议时就已表示，开始着手起草建议稿。

18年前列入立法规划终无果

中纪委在回复中表示：将总结现有法规制度实施情况，配合全国人大有关部门及早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

南都记者了解到，财产申报法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议事日程已有18年。早在1994年，《财产申报法》被列入八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中的第二类，属于研究起草、成熟时安排审议的项目，由监察部负责具体研究起草工作。但由于“客观条件不成熟”而未提交审议。

1999年，监察部又向国务院上报了《国家公职人员财产收入申报法》的立法项目，建议列入九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但是因时机不够成熟等种种原因未被列入。

国外申报内容是否公开有3种模式

中纪委在今年的回复中称，以财产申报内容是否公开为例，国际上主要有三种立法模式：

第一种采取公开原则，所有申报材料都可供查阅，特别是少数高级官员的申报材料定期刊载于公报上，公众无需申请即可进行查询，如韩国、格鲁吉亚、法国等。

第二种采取保密原则，申报资料只由接受申报的机构掌握，既不公开也不允许查阅，但特定机构(如检察机关、公职人员管理机构)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核查确认财产申报材料的准确性、真实性，如新加坡、泰国、土耳其等。

第三种采取有限公开原则，即将申报资料整理成册，查阅者需办理相关手续才可以查阅，而对担任要职的公职人员的申报材料在报刊上公开，同时对财产申报资料的公开范围和内容进行必要的限制，如哈萨克斯坦《反腐败法》规定只允许公布公职人员的收入及其来源，其他财产信息不公布。

中纪委在回复中表示，对待财产申报立法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律。

链接

从“条件尚不成熟”到“加快起草进程”

韩德云收到的七份答复

南都讯记者彭美实习生孙亚京从2006年起的每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都必交一份议案：建议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回复他的部门从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办公室变成了监察部，再变成了中纪委，回复的内容也呈现明显的变化。从第一年的“制定财产申报法条件尚不成熟”到“全面推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尚存在一定困难”，再到“适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最后是“已着手起草建议稿、加快起草进程，将及早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记者彭美实习生孙亚京发自北京（来源：南方都市报） ▲◆★●■☆


北大教授与中央唱反调？腐败会亡党不会亡国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9887

      2012-12-24：  12月19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在“经济观察报．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发表题为《反腐败的两难选择》的演讲。张维迎在其演讲中对“十八大”的报告公开持反对态度，称“腐败问题不解决，是可能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日本人进来都没有亡国。”

　　北大教授张维迎发表公开演讲叫板“十八大”报告

　　张维迎在演讲中说，“中共十八大报告说到，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亡国……腐败问题不解决，是可能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日本人进来都没有亡国。”

　　同时，他在演讲中还谈到中共的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按照现在的腐败标准，我觉得政府官员里面，能经得起查的没有几个人。”张维迎此前曾经发表言论，希望以“十八大”为界，搞特赦、算新帐，“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帐旧帐一起算。

　　胡锦涛在“十八大”上曾经称，腐败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亡党亡国。

　　习近平王岐山“十八大”后高调反腐

　　经济专业的王岐山在7常委中分管纪委，大出外界预料，被认为是奇招也是险招。媒体普遍认为，中共高层传达了一个针对贪腐问题的信息，更有消息称，王岐山将严打金融大鳄。有分析称，王岐山在7常委中“鹤立鸡群”系蓝色领带，说明他并没有想修正自己的作风。强势的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注定不会风平浪静。

　　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安排王岐山去中纪委是习近平的部署，目前两人达成默契，要拿反腐开刀。来源: 经济观察▲◆★●■☆


官员抛房，反腐风暴真的到来？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9891

   2012-12-24  北京媒体《华夏时报》报道，中国多个省市出现政府官员放盘卖房现象。近期相继有多位官员被网友揭露拥有大量房产后落马。有网民欢呼反腐风暴将到来，学者则认为，中共当局还未下定反腐决心。

　　北京媒体《华夏时报》12月21报道称，从广东、江苏等多个城市的不同渠道了解到，近日，多地出现政府人员放盘卖房现象，苏州、广州等地房产中介对外披露，有当地官员挂牌转手房屋多达数套。该报援引业内人士称，目前暴露的情况仅仅是官员“灰色房产”的冰山一角。

　　近日，中国“网络反腐”兴起风潮，一批从高层至基层的官员被网民揭发拥有大量房产，如广州城管官员“房叔”蔡彬坐拥21套房产、深圳市龙岗区村干部“房爷”周伟思超过80套房产、浙江省药监局原局长黄萌计有84套，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拥房产46套、山西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有房产36套，上海市房管局原副局长陶校兴有房产30套，云南省楚雄州原州长杨卫红有房产23套等，目前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被免职或接受审查中。

　　中国内地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近日表示，中共当局“房产反腐”力度加大，许多官员拥有几十套房子，害怕被中央查出来，现在抛售，数量之大甚至可能导致二手市场房价下跌。另据《华夏时报》报道，广东已选定多个地区试行官员申报财产，业内人士分析，官员的抛售潮应该与此有关。今年的11月30日，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京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专家建议尽快实行官员财产收入申报公开，该草案也正在讨论中。

　　面对“房叔”们纷纷落马，公众欢呼中共新领导人启动“反腐风暴”，而观察人士远未有公众的乐观，认为目前的反腐只是在中共可控范围内的动作，高层还远未下定反腐决心。

　　 “反腐风暴还未到来”

　　中国政治学者陈子明向德国之声表示，目前急于抛房的官员是少部分“没有经验的党内人士”，而更多的官员还在蛰伏和观望，看中共下一步反腐动作而行事：“现在有所动作的人，都属于不太老练的人，听到一些风声就着急了，有更多的'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他们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真的，什么时候是说说而已。”

　　他也表示目前对于新领导层是否会启动反腐，体制内外多有怀疑，他也认为反腐风暴还没有到来：“应该是还没有到，体制内外的人还不认为到了真正关键的时候。”

　　“反腐一个正义对非正义的问题”

　　今年的11月18日，前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作“十八大报告”时表示“腐败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亡党亡国。”早前学者们经常用“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这句话来警示执政者腐败危机，对此陈子明认为这句话厘清了反腐重要性，但这也是官方在腐败横行的情况下，不敢对腐败官员下重手的原因： “其实亡党没有什么关系，苏联及很多东欧国家都亡党了，但国家并没有事，亡党对于体制外的人是可以接受的，对于有些共产党员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现在的领导人真想做点事情，房产反腐是最起码可以做的。有些钱不一定马上可以查清楚，但有多少房产很容易查。”

　　在12月21日“经济观察报2012观察家年会上”，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提出反腐“特赦论”，呼吁中共高层对既往贪腐不作追究，如果官员继续贪腐，将连同其过往一并问责，对此陈子明也表示并不赞同：“体制内外的人认为如果不提特赦的话，就反不起来，因为反对力量太强大，我当然不赞成，现在还没真正反起来，就做好多限制和妥协，就没有表现出有充分的诚意，这是一个正义非正义的问题。”来源: 德国之声▲◆★●■☆


多地出现官员急售房产现象 有人一次卖8套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9847

   2012-12-23：11月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的二手房成交量明显增长。对此，有分析认为国家试点推行公开官员个人财产及住宅信息，以致拥有多套房产的部分官员急于脱手名下房产。

　　据调查，确实出现多地政府机构人员放盘出售的现象。多位知名房产专家表示，官员抛售的房产在二手房市场份额很小，不会导致房价下降。

　　政府人士急着找中介卖房

　　江苏省某理财顾问公司物业部经理杨智(化名)近2个月收到了不少贵宾客户的多次来电，“他们都是政府人士，奇怪的是，都打电话来说急着要我们找中介把他们手上的房产卖出去。”

　　姚立群(化名)也收到来自苏州市多个中介的放盘短信，称“8套市场难寻单位，户主统一放盘，政府优质资源”。她从其中一家中介的负责人口中得知，该8套房是当地某镇国土资源部门一位领导以及其亲属陆续挂牌转手的房子。

　　类似的情况还在广州、中山、佛山等地上演。在珠三角从事民间借贷业务的人士王煌(化名)从今年3月份至今，陆续接到来自中山、佛山各地公务员的“生意”。他们均希望尽快抵押手中的包括土地和房产等资源，尤其是房产，并希望尽快获得贷款。与此同时，上个月国内多个城市二手房交易呈现小高潮。北京市住建委网签数据及多个机构的调查数据均显示，北京11月二手住宅合计签约14449套，同比增长了94.5%，接近翻倍。上海、广州等地的二手房市场成交也十分火爆。

　　或因财产申报被迫转移资产

　　近日，多地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广东规定，凡瞒报财产，将一律先停职再调查。有分析认为，正因如此，那些拥有多套房产的官员们才赶紧将名下房产脱手出清，引发二手房产市场爆棚。

　　王煌透露，确实有公务员坦诚表示，担忧其通过非正常收入途径获得的房产会被查。这部分公务员或多或少都有参与实体企业投资或其他投资，今年市场不景气，资金偏紧，部分官员的确有考虑为转移资产到海外做准备。

　　不过，王煌对这类有着“灰色背景”的房产十分警惕。“部分物业关系背景太复杂，一旦在该公务员出事或移民前，过户等手续并未办理完毕，合法权属未能理清，那这笔账就成了坏账。”

　　房价难以真正下降

　　财经金融评论家余丰慧表示，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备受关注，一旦财产公开制度推出，官员们拥有的多套住房将会提前脱手入市，这也将对房价走低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北京中原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则认为，财产公示并不会导致大规模抛售。官员抛售房产变现存在更大的风险，所以这种做法并不可取。他同时认为，即使出现抛售，官员房产占市场份额不超过10%。多位业界人士也表示，即使这批“灰色房产”大量流通，但促使高房价形成的原因还有很多，房价难真正下降。来源: 华商报▲◆★●■☆


中国这一举动 旨在告别“宫廷政治”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9900

   2012-12-24： 据报道，新华社23日、24日连续发布介绍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的人物特稿，同时发布了他们的一批生活和工作照。新华社还将继续发布“中共高层新阵容”的人物特稿和照片。这一举动被普遍认为对增加中国政治的透明度有重要意义，甚至有人认为，此举是中国不断告别“宫廷政治”传统，向大众政治过渡的里程碑。

　　国家领导人是什么样的？他们有什么样的个人经历，什么样的思想特徵，以及他们的家人是谁，公众对瞭解这一切都有兴趣。以往中国政治对领导人的私人信息给予了很高的保护，公众只能通过“小道消息”接近领导人的个人空间，这对领导人同民众沟通很不利。

　　信息的高度发达无疑在把中国带入大众政治时代，领导人事实上每天都在同社会做信息互动，互动的效果对整个政府形象和社会信心的质量都举足轻重。

　　中国政治崇尚低调塬则，它的影响可以说无所不在。然而这个塬则在道德上不是万能的，它尤其不应同公众的知情权相牴触。领导人的部分私人空间注定要献给社会。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大众媒体及民间心理的理解显然更真切，他们表现了调整作风、顺应并驾驭时代潮流的愿望和能力。这一个多月的情况不断因应公众的期待，作风的转变强化了社会对国家进一步改革、变化的信心。

　　中国过去有各种各样的文件，但“习李新政”显示，最管用的是领导人带头以身作则。从改变会风话风，到出台八项规定，包括这次披露领导人的信息，都是从中央最高领导人做起。顶层的实际行为对全党转变作风提供的隐形强制力，是发多少文件、开多少会都取代不了的。

　　中国的问题多得让人一筹莫展，但十八大后的情况让人们看到，从作风入手，不仅能带来突破口，也能创造解决问题的路径。因为说到底，转变作风是精神状态的再刷新，也是解决问题决心和能量的再聚集，有了这些，没有路也能蹚出路。

　　这一轮的转变作风是在舆论高度监督下进行的，从理论上说，它不可能有回头路。而转变作风一旦成为全党的意志，它最终的历史意义很可能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对它的字面理解。转变作风或许能破掉我们通常认为属于“政治体制”的某些弊端，促成中国政治以及社会方方面面的新运行规则。

　　中国政治的开放度在一步步敞开，包括了它的形式，也触及了它的内容。这其实是个有风险的过程，但停下来的风险只会更大。在改革开放的同时保持稳健，这是中国全社会的共同愿望，但对局面有一天可能会出现不可控的隐隐担心在社会各阶层同时存在。人们很希望中国有一份“政治保险”。

　　这样的“政治保险”既存在也不存在。如果说它存在，它的核心就是全社会整体信心这种无形的东西。中国内有问题，外有强大压力，但中国是个有强大力量的社会，中国发展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只要中国社会自信，沿着把我们带到今天的道路继续前行，不被忽悠，戒虚务实，去塞求通，我们就实际拥有了不被任何力量扳倒的“保险”。

　　一个社会的自信取决于它对成就和挑战的认读，而在社会已经多元化的时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自信，最大源头是中央的自信。中央转变作风，传递出来的最突出信息其实是新领导集体的自信。这里有面对问题的实事求是和坦诚，也有敢碰难点的举重若轻气魄，问题越谈得直言不讳，社会越有“一切尽在掌握中”的踏实。来源: 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