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习近平访深圳 重温邓南巡精神 力挺改革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9188

    2012-12-5：新上任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国内考察首站将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深圳方面目前已为迎接习近平做好了各项准备。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此举，意欲重温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精神，向邓小平致敬，为深入改革开放助力，向海内外展现自己力挺改革开放的态度，塑造开明形象。我们此前曾期许习近平为“年轻版邓小平”，习的深圳之行似乎也在印证此点。

　　既是向邓致敬又是对自己的期许

　　深圳的名字同邓小平紧密相关。首先它是中国首批由邓小平钦点的凸显改革开放的特区；再者，1989年“六四”风波后，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困境，邓小平南巡深圳，拨开了中国政坛和社会的迷雾，指明了继续改革开放前进的方向。当时邓小平所说的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深圳也由此成为中国政坛的重要风向标。

　　习近平接过中共总书记一职后，首次出访选择深圳，自然意味深长。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社会如同1989年前夕，再次面临着腐败问题严重、官僚主义盛行、贫富分化悬殊、官民矛盾尖锐，民众对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不信任，因此从胡锦涛到习近平，都多次提到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中共有可能面临“亡党亡国”危险，甚至可以说，习近平所面临的困境并不比1989年时轻松，而邓小平所遗留下来的改革开放的“政治遗产”在此时无疑又变成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良方。

　　对习近平个人来说，他对自己所处的执政环境与条件，认识应是清醒的。当他宣示准备挥刀砍向贪腐势力、官僚主义，或告诫执政团队，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显示他不仅是传统的共产主义者，他更是讲究务实原则的实用主义者，在中国，用“实用主义”形容的领导人通常指的是邓小平。因此可以是，习近平上任后出访考察首站放到深圳，既可以看作是向邓小平致敬，又可以看作是对自己未来十年的期许。

　　在习近平上任后的不足一个月中，海内外对于他领导下的中共最直观的印象是敢于、勇于向贪腐下手开刀。下至对重庆“艳照”书记雷政富、广东的“房叔”、甘肃的“表叔”，上到中纪委调查中央委员、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习近平正在王岐山的辅助下，大刀阔斧的对党内的腐烂组织进行“切除”。

　　知情人士也指出，习近平这次所要前往的广东，近日爆出也正分别在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各选择一个县和一个区作为试点，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并在一定范围公示的试点工作，2014年前完成试点，并在省内逐步推开。而广东也是这一轮“反腐风暴”中走在最前面的省份。再加上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党内外的声誉，可以想象，当被寄以厚望的习近平与“开明”的汪洋遇见时，在政治上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将会为中共再一次赢得民心，增添重重的砝码。

　　“实事求是”再成核心准则

　　此前，我们将习近平赋予“年轻版邓小平”的期许，这一点已经从习近平11月15日的就职讲话和11月29日于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后发表讲话初现端倪。在这两次讲话中，习近平无大话空话，而是以实用主义的大白话拉近中共与人民的距离，朴实自信“接地气”，赢得了海内外舆论叫好声一片。尤其是他在国家博物馆的讲话中，高谈民族复兴追求的“中国梦”，还强调了邓小平所主导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已经做好准备，蓄势待发，欲接过“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高举的旗帜，继续民族复兴大业。

　　实际上，在中共的十八大报告中，当舆论把焦点放到“党建”、“政改”等方面的时候，中共自身依然没有忘记“改革开放”这个关键词语。报告中不仅一再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道路，更是强调“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认为中国所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扎根于改革开放的实践之中，扎根于亿万人民的实践之中，扎根于发展创新的实践之中”。可以说，“改革”一词已经融入了中共这个党派的血液之中，而深圳作为全国民众严重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习近平初访选择深圳可以说也是通过实际行动表达自己以及整个中央层面继续支持改革开放的明确态度。

　　胡习“登基”首站政治含义各不同

　　在中共的传统政治语境中，不同世代的总书记在荣登大位之际，所选择的出访首站具有极为突出的代表意义，被认为已经成为窥探各届领导者执政理念，执政思路与政策动向的窗口。回顾胡锦涛上任伊始，首站之旅选定红色根据地西柏坡，被认为实在向中共的革命传统致敬，也让外界认为胡锦涛个人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主义治国理念和更加强烈的共产主义理想。通过后来中共在免除农业税、对三农的补贴以及在医疗卫生的改善等方面来看，胡锦涛在执政十年内所倡导的“平民革命”已经在考察西柏坡时初露端倪。

　　不同于胡锦涛，习近平被认为在个人形象、气度魄力以及执政手段上，更近似于邓小平，尤其是他在出席《复兴之路》展览时在邓小平的画像前驻足许久，久久不愿离去的镜头也出现在《新闻联播》等官方媒体之上，似乎也是有意向外界传达该信号。邓小平之所以被中国人如此难以忘怀，在于他巨大的魄力和勇气在改革开放中所扮演的“总设计师”角色，真正的带领中国人富了起来。尤其是在1992年，面临当时党内保守势力回潮，改革开放有夭折风险的局面，已经卸任所有党职和公职的邓小平携全家人巡视中国南方的深圳、珠海、广州等地，并作出了极富有历史价值的“南巡讲话”，一举推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这个讲话也被中共官方认为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最终成熟和形成。

　　虽然十八大后，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虽然顺利完成权力的世代交替。但不得不承认，在处置“薄熙来事件”过程中，从中央到民间，也经历了隐含左右路线斗争的政治较量。党政人事虽然底定，但中国政经改革何去何从、反腐斗争能否攻坚克难，对习近平的挑战才刚开始，这大概也是习近平需要借助邓小平“神力”的缘故。来源: 多维▲◆★●■☆


妻子小舅子被带走，令计划遭遇致命重击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2/12/201212060332.shtml#.UMAHVKziIXk

2012年12月06日  来源：明镜网
    　　
    爱子因车祸死亡的伤痛犹在，自己「靠边站」的凄凉未解，中办前主任、现任中央统战部长令计划再受致命般重击：妻子谷丽萍和小舅子谷彦旭(黑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被带走调查。
    　　
    知情人士説，曾几何时，「胡家天下令家党」、保进政治局争取入常委，如今落得如此凄凉！只因「利令智昏」。
    　　
    十八大前，党内已有批评令计划是“当代魏忠贤”的声音，有元老怒斥他“没有人性怎么能有党性？”，其“兵变”、“欺君”、“不轨”等八宗罪状更是在党内流传。种种迹象显示对令计划的进一步调查在所难免，而且令计划事件有成为超越薄熙来事件成为党内又一更大新丑闻的态势。
    　　
    知情人说，令计划之子令谷车祸后，令计划和周永康达成政治协议，找了两人摆平这起丑闻。这两人是中央政法委秘书长，中央综治委副主任周本顺和令计划的小舅子谷彦旭。谷彦旭原来是中央电视台保卫科的一名普通员工，但在令的安排下出任黑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当然这和周永康和令的老伙计、黑龙江省委书记吉炳轩的帮助也有关系。
    
    谷彦旭原来是中央电视台保卫科的一名普通员工，但在令的安排下出任黑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
    
妻子小舅子被带走，令计划遭遇致命重击
　　
    谷丽萍北大分校法律系毕业后分到北京检察院工作。她的父亲原是军乐团小号手，后转业到北京园明园当某工程队党支书记，期间认识了郊游的团中央的一批人。有人穿针引綫，把当时刚失恋的谷丽萍介绍给令计划。谷丽萍和时任团中央宣传处长的令计划结婚后，调到中央团校图书室工作。再就是，婚后诞下儿子令谷。
    　　
    随着令计划飞黄腾达。有着北大文凭的谷丽萍，当然会借助丈夫的关系，也一步步上昇。
    　　
    网上有关谷丽萍的简介：
    　　
    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总干事，YBC的创始人：曾任北京盛百年技术有限公司等多家IT公司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创办了青少年社会机构网站，被多家公司聘请为执行董事、顾问；曾任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副会长和秘书长。
    　　
    相关的介绍指出，谷丽萍女士毕业于北大分校学律系，自1978年起从事青少年教育、研究及管理方面的工作，曾先后参与编撰过《马克思主义团学概论》、《中国青年思想道德文化发展的现状与对策》等书，主持编撰《婚姻法》教材、《青少年行为规范手册》等，主持进行全国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状况及发展、青少年生活形态、青少年犯罪等调研课题。谷丽萍在进行青少年事务工作的同时，还兼任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总干事。
    　　
    瀛公益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YBC创始人兼总干事谷丽萍与施瓦布就全球杰出青年社区今后的发展进行了建设性的会谈。
    　　
    谷丽萍还把事情做到海外。据报导，由世界经济论坛发起的“全球杰出青年社区”在第五届夏季达沃斯开幕当日（2011年9月14日）宣布正式成立。该社区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是瀛公益基金会旗下的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作为全球社区的一部分，中国未来将首批在40个城市设立分社区。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主席施瓦布与瀛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周长奎在合作备忘录上签字。瀛公益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YBC创始人兼总干事谷丽萍与施瓦布就全球杰出青年社区今后的发展进行了建设性的会谈。
    　　
    2012年6月14日，《澳洲日报》的报导一针见血：令计划的老婆谷丽萍，不仅与薄熙来的老婆同出于一个姓氏，而且，都有相同的爱好——钱。不过，谷丽萍显然更技高一筹，她不像谷开来那样通过很多金主那样明目张胆地在商业领域大捞特捞，而是通过公益社会组织，这个中国的灰色地带，不显山不露水地发家致富。
    　　
    2003年11月，在令计划担任中办主任后不久，该组织横空出世，在令的帮助下，谷丽萍出面招集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国家劳动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7家机构联合成立了这个组织，组织英文简称为YBC。谷自任副理事长，总干事。而理事长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伟担任。胡伟也因帮谷丽萍捞钱当挡箭牌，立下功劳，2005年通过令计划，昇任新疆自治区副主席，2010年12月更昇任常务副主席兼宣传部长。
    　　
    这个公益组织成立当天，即有全国各大企业，包括中国电信、格兰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央电视台、华夏基金、诺基亚、惠普、埃森哲、山东福日集团、中国广厦等中外企业“孝敬”了数亿元。对于一个新成立的社会组织而言，这简直就是个奇迹。现在这个组织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等50余座大中城市设立分部，名义为推动青年创业，实则是以公益名义搞地皮和房地产，据内部人士透露，该组织在全国经营房地产的规模衹有谷等一两个人知道，但仅在上海一地，就涉及30亿元以上。
    　　
    文章说，2010年，为了更方便地使用从各种管道弄来的巨额资金，谷又成立了一个“瀛公益基金会”，这是一个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成立基金主要是为了更方便地投资或逃税，当然更主要是掩盖权钱交易。这个基金会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北京、武汉、上海、鞍山等地，通过房地产投资大获其利，比如全国各地青少年的修建项目，一般都有该基金的影子。当然，这个基金会也是谷丽萍说了算。
    　　
    几方反令势力绞杀下，谷丽萍终被掀翻落马。敲山振虎之下，令计划也被指气数已尽，在劫难逃。 本文来源：明镜网  ▲◆★●■☆


令计划的弟弟出逃 北京的“新四人帮”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9192

      2012-12-5：最新消息，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逃出中国、小舅子谷源旭被捕。

　　谷源旭是黑龙江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媒体6月曾披露，谷源旭直接参与了令计划儿子车祸死亡后的处理。令计划的弟弟躲避抓捕而逃离了中国，具体细节了解中。

　　另外，令计划的哥哥在山西和薄熙来的弟弟薄熙成合伙从山西煤矿每年赚取400亿人民币，消息人士表示，他们的特殊背景使得煤矿死亡事故不断而无人敢阻止。

　　北京流出“新四人帮”说法

　　北京政界人士对媒体说，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令计划面临被捕，涉案非常复杂，变数甚多。最严重问题包括和周永康、薄熙来等一同䇿划政变，企图推翻习近平，李源潮亦被指责有捲入。北京政坛称之为「新四帮」。传媒体已经掌握很多材料。情势仍在急速发展。来源: 博讯/明镜网▲◆★●■☆



习近平“约法八条”是与江切割的开始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46627/201212/3731.html

2012-12-05：媒体在评论“约法八条”时，多在“不清场、不封路”上下功夫，这就难免是“顾大局”而“择吉言”的官样文章。

如果就“八条”说“八条”，其中“不出书、不题词”才是关键。它是通过对“江题词”“江文选”的含蓄批评，打消人们对他政治独立、人格独立的怀疑，这是习立威、立言实质性的动作。

其实在参观《复兴之路》谈话时，人们己意识到，习开场即直奔主题，没有“三个代表科学发展”的套话，就不是能以“改进文风”来解释那么简单的。自江起“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一种理念表述，它是这个党的一种“政治礼仪”，它是以“话语权力”来彰显、来敲打后来人的记性，是要给继承者治人治已中划定“实在性”的约束。这种“礼仪”虽不比千百年帝王更替那一套先进多少，虽百姓垢病不已，但胡的十年愣是不敢动它。

不破不立。此仪不破又何以言威。习当然知道他的“新政”能否顺利推行，关键在党内在官员，倘党内有党党内有派，动辄有人说三道四，动辄有人拉大旗做虎皮又何言“新政”？习当然知道面对历史上最为焕散的党内局面，如果他不能尽快有效地确立自已的实际地位，那就不是开局不利而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先已败了三分。江有功有过，过于干政必是大过。胡锦涛十年砥砺不见懈怠，然终不得好评的原因很多，其中个性软弱恐是关键。这里，北京百姓所谓“江退了七、八年了，中南海的房没退，能政改吗”的疑问不啻是我们观察胡政改失败，观察胡“苦难境遇”的窗口。而习的“新政”显然不是从他上台开始的，历史上的储君有他的谨慎更有他的谋划，胡处处受掣朝野又疑问不止，习的准备必然是想到了方方面面。

对习而言，如仍然新朝旧规投鼠忌器，如仍然三姑六婆个个自以为人物，那就不是能不能“新政”如愿，而是能不能再出几个薄熙来的问题。树威何用三把火，一刀下去，不怒自威。这一刀，就只能是与江切割的一刀。结合十八大后出的新鲜事，强调“不清场、不封路”与其说是批评脱离群众，不如说是对“维稳”思路的批评，对文风会风的批评又何止是对形式主义的批评而不是对官场普遍做假的批评？在我看来，十八大后司法、媒体的一些明显变化与其说是对胡温时代的纠正不如说是反映了习对周永康简单粗暴的不满对李长春制造“繁荣”、逼迫“幸福”的厌恶，这无一不是在预示着习与江而不是与胡的切割，因为对某些人而言，江才是真正的老板。因此，没有硬碰硬的一点霹雳手段，何以令朝廷肃静百姓当真，何以令中央、地方真正害怕？胡的十年就是例子。

一年半前我曾在《习近平执政风格的研判》一文中预测习当政后可能的强硬和他那种接地气的实用主义，今天我相信“约法八条”就是预示习与江正式切割的开始，政治中的道德不是投桃报李式的道德，历史的残酷没有妇人之仁的位置。不是习个性如何又愿意与否，而是当下的中国已经不可能容忍依旧孱弱的另一个胡锦涛。这就叫“形势比人强”。▲◆★●■☆


中国式腐败的表与里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9141

    2012-12-4：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多次表态“反腐”，使许多中国人心里再起希望：这次，来真的了？但中国式腐败为何难解？症结在于，政府过分强大，民间社会长期被挤压，使得下层约束与横向约束的可能性与渠道遭遇隔绝。

　　树必自腐而后虫蛀之。

　　“空谈误国”最近很热，尤其涉及人心向背的“腐败”问题之际。中共新一任总书记习近平多次表态“腐败涉及亡党亡国”，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而有救火队长之称的王岐山主管中纪委，甚至重现问计专家的新闻桥段。凡此种种，使得国人对于习李时代的“反腐”再掀热情：这次，来真的了？

　　那么，中国腐败究竟有多严重？根据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的数据，如果清廉以10分为满分，在2011年“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CPI）排名中，中国得分3.6，在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75位，对比之下，香港为8.4，台湾为6.1，澳门5.1，印度排名95。

　　透明国际的数据历史虽谈不上多久远，但不仅为学界接纳，近些年也出现在中国官方宣传文本之中；虽然其统计方式虽然不乏值得商榷之处，但中立性却不容置疑。对于中国，更为公允的评价应该是纵向比较。中国90年代曾经在41个国家排名中一度排名40，最近十年的低谷在2005年，分值为3.2，在158国家中排名78。

　　由此可见，比起过去，中国的清廉指数虽有起伏，但仍有不少进步，为何目前腐败愈发人人喊打？正如学者资中筠先生近期所言引发诸多反响，“现在我们国家最要命的是全社会腐败……最可怕的是从小学生接受腐败教育：妈妈给老师送个礼，要不然对我不好。”

　　数据是冰冷的，身边的故事则显得生动得多。伴随着“裸官”到“裸商”的过渡，近几年来腐败几乎成为最能够激起公众集体情绪的词汇之一，甚至当年提出腐败某种情况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学者张维迎，也对于近年腐败的加剧错愕不已，声称腐败已经蔓延到到语言领域。

　　当我们谈论腐败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各家对腐败定义不知凡几，透明国际的广为人知的定义是“非法使用公权力以获取私利”，美国兰德研究生院院长Robert Klitgaard甚至给出一个著名公式：“腐败＝垄断－责任＋自由裁量权”。

　　综合而言，笔者认为，腐败更准确的定义是掌握权力的个人基于其自由裁量权而收取租金。在真实世界中，政府权力就是一笔巨大资源，其中大部分租被政府收集，小部分被权力系统中的个人收集。

　　也正因此，腐败问题有“表与里”两个层面：表面的问题是，在为政府收租的过程中，个人自由裁量权过大，将其中部分租金收入私人囊中；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政府权力过大，收取的租过大，且未经完备授权，滋生了诸多寻租空间，也使得贪腐层出不穷——更进一步，即使完全清廉的官员组成的政府，但仍旧可以收取过大的租。

　　也正因此，民众对腐败的义愤，不仅在于腐败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更在于腐败引发的不公加剧，也间接拷问政府收租是否公正、合理——换而言之，腐败不仅是经济上的剥削，更是权力分配的歧视。

　　现代政府，往往有作为民众守夜人的职责，收取合理租金有其必要性。与之对英应，政府收租之后应该为民众提供所匹配的公共产品，而腐败减少了民众理应获得的服务；更加严重的是，官员收租之后，往往允许其收买者超出规则许可范围地行动，间接置其余于不公平境地，如此是双重的不公正与剥夺。

　　也正因此，腐败并不是仅仅一群体制内官员自肥的封闭小圈子，其影响足以外溢到整个社会，诚信缺失以及潜规则盛行不过其中一端。城池破碎，还可修葺一新，但是人心颓败，恐怕难以重拾底线，腐败盛行之下，社会溃败的隐忧甚至超过社会动荡。

　　在中国当下语境中，距离权力的距离，几乎定义了一个人成功的几率，腐败因此成为不公正获利的扈从。民众对腐败的憎恶，也掺杂着对不公正的收入不平等的义愤；当收入分配不均已经是社会稳定最大隐忧，如果这一不公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制度性腐败，则是超级炸弹。

　　腐败的负外部性可见一斑，可见人人都恨腐败，既然如此，为何不去根除腐败，甚至出现民间所谓“越反越腐”的咄咄怪现象？

　　已故的美国学者奥尔森晚年曾经倾心于对权力及经济繁荣关系的研究，他认为经济成功要有两个必要条件：首先所有人都稳定的且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其次则是没有掠夺行为。

　　对照来看，腐败无疑是对于这两个条件的侵蚀，且如果繁荣的真理如此显而易见，为何没有所有国家都跟随？奥尔森指出，提供法律与秩序的成本，一般情况应该远远低于国民收入以及税收，财产等不平等甚至往往有助于维持秩序；但是在经济政策不善以及制度不良的国家，则存在另一番情况。

　　在这类国家，政府的规定价格往往在市场出清价格之下（之上也成立），那么区间就有大量的寻租空间，买卖双方都会因规避法律而有所收获，私人领域的所有激励也倾向于破坏法律，这也是不少学者抱怨的“全民腐败”症结——如果存在大量的价格扭曲行为，必然有各种形式的权力黑市存在，行贿与受贿也变得司空见惯。

　　奥尔森强调，第三世界的政府倾向于试图推行违反市场规律的政策，甚至违反市场规律往往成为国家的行为规范；他认为这是腐败在苏联式国家不仅成为问题，甚至苏联解体之后也成为重要问题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对于权力的监督从来不是简单的问题，腐败更被列为是世界性难题。政府权力是抽象的，必然依赖具体的个人来实施，也正因此，官员天然具备自由裁量权；问题在于，如何约束这样的自由裁量权？

　　一方面，如果这种自由裁量权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来约束，不少组织行为学的文献证明，其有效性薄弱不堪，而且科层制下官员的晋升可能倾向于会超过他们的能力范围；另一方面，不少经济学研究也证明，至少对于底层官员而言，至下而上的监督也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有效率——比如，这就是民主而腐败的印度难以回避的现实困境。

　　也正因此，反腐败而言，单向度的监督远远不够，必须“自上而下”系统中添加来自下层的与来自横向的约束，才有可能补足对权力的约束。下层约束的最好方式是官员以其政绩被问责，例如竞选；横向约束而言，其方式则包括新闻、出版、言论自由等带来的力量。

　　回头对照，中国式腐败为何难解？症结在于，政府过分强大，不仅掌握了过分巨大的社会资源，收取了过多的租，而且民间社会长期被挤压，没有公民社会的基础，这使得下层约束与横向约束的可能性与渠道遭遇隔绝。

　　从微观行为分析，腐败以及反腐，其实都是一种理性人的理性选择。从经济学而言，成本收益永远是第一考量，也正因此，不仅应该通过限制行政权力降低官员腐败的收益，也应该通过司法公正等方式降低举报人的成本，应该让公民有远离跨省以及劳教等恐惧的自由，如此，不仅腐败有望得解，经济繁荣亦可期待。来源: 网讯▲◆★●■☆


中纪委：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 正接受组织调查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fanfu/content-3/detail_2012_12/06/19888874_0.shtml

新华网北京12月6日电 据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李春城简历

李春城，男，汉族，1956年4月生，辽宁海城人，197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4月参加工作，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系微特电机及控制电器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助理研究员。

现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省委民工委书记（兼）。

1973年4月后，曾下乡当知青。

1978年7月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后任系辅导员、教师、党委办公室副科级调研员、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1987年9月后，历任共青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副书记、书记，太平区委副书记、区长。

1995年12月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常委、太平区委书 记。

1997年9月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常委。

1997年11月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副市长。

1998年12月任四川省成都市副市长。

2000年8月任四川 省泸州市委书记。

2001年1月任四川省成都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

2001年2月任四川省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3年6月任四川省委常委、 成都市委书记。

2003年8月任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5年2月任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

2011年9月任四川省委 副书记、成都市委书记。

2011年11月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省委民工委书记（兼）。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代表，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2012年5月）  ▲◆★●■☆


全球问题严重 中国廉政不及格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9185

    2012-12-5：虽然过去一年来有好几个政府领导人在民众不断高涨的反腐声浪中下台，但世界各地的贪污腐败仍然猖獗。

　　著名国际反腐民间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12月5日公布2012年的“腐败感觉指数”(Corruptions Perceptions Index)，为全球打分，100分为非常廉洁，0分为高度腐败，在17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68%的分数低于50。中国在不及格之列，廉洁度全球排名第80。香港廉洁度全球靠前，台湾分数及格。

　　透明国际说，收受贿赂、滥用权力和秘密交易的程度在许多国家仍然居高不下。在很多民众要求政府领导人制止腐败的呼声高涨的国家，反腐迟迟不见进展，有的甚至问题更严重了。

　　按照2012年的指数，丹麦、芬兰和新西兰都以90分并列全球最廉洁国家。亚洲的阿富汗、朝鲜和非洲的索马里再度被评为全球最腐败国家。

　　在亚太29个国家和地区中，廉洁度最高的是新西兰，亚军是87分的新加坡（全球排名第5），第三名是85分的澳大利亚（全球排名第7）。亚太清廉排名从第4到第9名依次为：香港（77分，全球第14）、日本（74分，全球第17）、不丹（63分，全球第33）、台湾（61分，全球第37）、韩国（56分，全球第45）以及文莱（55分，全球第46）。从第10名的马来西亚（49分）以降，余下的亚太国家都不足50分。

2012年腐败感觉指数

　　中国分数为39，远不及格，廉洁度在亚太排名第12，全球排名第80。在透明国际组织2011年的排名中，中国在183个国家和地区中廉洁度名列第75，今年名次下滑，也就是说，腐败程度更严重了。

　　比起邻国印度和越南，中国或许算是小巫见大巫。印度2012年全球廉洁度排名第94，越南则落在第123名。长期实行军人统治、刚刚步入民主化的缅甸全球排名第172位，接近末座。阿富汗和朝鲜在亚太和全世界垫底。

　　美国全球排名第19，分数73。

　　透明国际组织主席于盖特.拉贝尔(Huguette Labelle)说，虽然各地都在高喊反腐，但2012年腐败感觉指数显示，许多社会继续在为腐败付出高昂代价。她说：“各政府必须把反腐行动融入到所有的公共决策当中。当务之急包括改善有关游说和政治献金的规则，让公共开支和承包更加透明，并扩大民众对公共机构的问责。”

　　透明国际的年度“腐败感觉指数”反映的是人们所感觉到的各国或地区公共部门的腐败程度，今年的指数来源于13项调查，包括专家评估和对工商界人士的调查。来源: 美国之音 ▲◆★●■☆



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普京反腐成绩最大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9180

    2012-12-5：据俄新网消息，全俄舆情研究中心开展的民调显示，大多俄罗斯人认为，普京、媒体和护法机关为反腐做出了贡献，但反腐不能被称为是成功的。

　　据调查，统一俄罗斯党和公正俄罗斯党的支持者们更倾向于指出反腐领域的正面趋势。38%的受访者则表示没有看到反腐的实际成果，这些人主要是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支持者以及老年人群体。13%的受访者认为，腐败情况不但没有好转，而且变坏了。

　　据调查，多数俄罗斯人认为，普京取得的反腐成绩最大，他的反腐行动通常被认为是富有成果的，指出护法机关、专门委员会和国家反腐败委员会的工作效率为反腐做出贡献的人数比以往多了些。媒体也被认为为反腐做出了重大贡献。来源: 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