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美国升级钓鱼岛争端是对中国新班子的战略试探
http://observe.chinaiiss.com/html/201212/4/a586ca.html

2012-12-04： 作为一个责任大国，面对日本公然抢“钓”的行径，绝不会妥协。加上“保钓”客观上已成为中国两岸三地的共同意志，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扞卫者，中共新领导班子更不会在外国势力染指中国领土面前，表现出任何怯懦。因此包括美国在内，对中国新班子就中国领土问题进行试探，只能是弄巧反拙，绝不会得逞

　　美国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11月29日决定，在2013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加入补充条款，明确规定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11月30日 人民网）。这表明，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由往昔的幕后转到台前，赤膊上阵，而且形成了法律，与中国进行较劲。也表明中日和中美关于钓鱼岛之争已升级。

　　为何美国会参议院此时要作出这个决定？人民知道，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日本野田政权不论从法理上外交上，还是海上较量中，都明显败下阵。媒体报道，中国公务船已连续30多天在钓鱼岛海域执法巡逻，行驶中国主权。而在即将进行的日本大选中，民调处于优势的自民党总裁安倍对钓鱼岛连连发出硬话，其中在11月29日公开声称，为强化对钓鱼岛的防卫，有必要对海上自卫队的退役军舰移交给海上保安厅作为巡视船使用。而安倍于11月21日发布的自民党竞选纲领中，声称要加强对钓鱼岛的有效控制等等，美国会参议院此时作出的决定，是与安倍竞选日首相遥相呼应。

　　本来，美国一向对钓鱼岛问题不持立场，为何此时却要对钓鱼岛问题升级？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中美均在11月换届，奥巴马连任总统后，美政府人选要进行调整。有消息显示，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希拉里已明确表态不再留任。那么美国的钓鱼岛政策是否会延续，或有所改变，就成为一个问题，美国参议院此时的表态，强调把钓鱼岛列入2013年美国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范围，就等于一旦美国军力加入钓鱼岛战事，就等于合法。如此赤裸裸的升级，既给了正在竞选中的自民党总裁安倍的右翼思潮推波助澜，同时，也对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予以战略试探，看中国如何应对。

　　与此同时，美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坎贝尔11月29日会见中国驻美大使张业遂时，表示美国与菲律宾等国一致呼吁中国重新考虑新版护照传递的政治信号，也就等于在中国与南海诸国争端上，美国发出不满中国版图的信号，和支持菲律宾等国与中国争斗的信号。可见，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是说尽了“在主权问题上不站队”的话，却做尽了“站队”的事。一边说不站队，一边却要对任何威胁到钓鱼岛的行为做出反应甚至反击。

美国参议院对钓鱼岛问题的升级，和美国务院对中国新版护照的倾向性意见，均在同一个时间出现，恐怕不是偶然之举，是美国向中国新班子发出战略试探的象征。

　　近来，不管美国还是东海、南海一些国家，都通过种种途径，试探中国新班子。而以习近平为中共总书记的中国新领导班子，在为政作风方面确实给广大公众有新班子新作风之感。这方面，敏锐的外媒都注意到了，且好评如潮。笔者认为，中国新领导班子从政作风不同，是与时俱进及广大公众希望的结果。

　　在庄重的十八大论述改革开发问题时，有两句震耳欲聋的话：“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的邪路”。在对外交往方面，重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其实，只要了解中国执政党以及中国的国情、民情都会知道，维护中国领土领海和领空的安全是历代中国领导人坚定不移的意志，因此，在钓鱼岛问题上，或在南海问题上，由中国新班子放弃原则立场，只是一厢情愿。其实，在中共新领导班子诞生的第15天，习近平率政治局常委们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就是运用独特形式，向世界展示他们对民族复兴大业的抱负，个中无疑也表达了新领导班子扞卫中国领土的坚强决心。

　　还在中日关于钓鱼岛争端的2012年9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就发出了日本“购岛国有化”是对二战历史结论的公然否定，是对国际新秩序的翻案之声。作为一个责任大国，面对日本公然抢“钓”的行径，绝不会妥协。加上“保钓”客观上已成为中国两岸三地的共同意志，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扞卫者，中共新领导班子更不会在外国势力染指中国领土面前，表现出任何怯懦。因此包括美国在内，对中国新班子就中国领土问题进行试探，只能是弄巧反拙，绝不会得逞。

　　话说回来，无论是中共上一届班子，还是十八大选出的新班子，都一以贯之推动和平外交。基于各人的风格不同，内政和外交方式都会有一些新变化，但宗旨却不会变。欲与中国新班子建立良好关系，就需要按照联合国宪章精神和中国的外交政策互相沟通，达成谅解、理解，这才是务实之举。▲◆★●■☆



日本误判中国为十八大维稳会息事宁人
http://observe.chinaiiss.com/html/201212/4/a586ca_2.html

　　原标题 [金一南：钓鱼岛问题2012年随想]

　　有关钓鱼岛，每天都有大量相互矛盾的消息。据说，为避免刺激中国，日美两国决定取消原定于11月5日开始举行的联合夺岛军演。但据日本方面解释，是因为冲绳美军士兵的强奸案，当地民众坚决反对才将演习取消。

　　据说，自日本“购岛”、中日两国关系交恶以来，日本经济已经受到重创。但据日本方面说，两国交恶其实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影响更大。

　　据说，日本一些政治人物承认钓鱼岛争议和谴责石原的捣乱了，但日本首相依然在强硬表态，国会依然在通过紧急拨款购买船只，加强海上保安厅的力量。

　　据说，美国方面已经通过“美日安保条约”为日本背书。但那个口若悬河的希拉里 克林顿国务卿不见了，换上来一脸愁容的国防部部长帕内塔，要日本方面“冷静克制”。

　　肯定今后不知道还有多少个据说和但是。

　　其实，这场由日本蓄意挑起的冲突，还是刚刚开始。

　　既然是刚刚开始，就不能对我方措施的成效估计过高。

　　比如近期国外有媒体报道，中日钓鱼岛争端已经重创日本经济，日本9月份的外贸总额跌到了30年来的最低水平，中日领土争端将使第四季度日本GDP下降0.8个百分点。从感情上我们很容易接受这些分析，但却一定不能让这类分析遮蔽我们的理智。中日两个国家之间年贸易量已经达到3400亿美元以上，两个国家经济已经形成重大经济关联。目前双方的严重对立，对日方经济产生大的影响，对我方经济同样也要产生不小影响，我们做好付出这样代价的心理准备了吗？如果最终发现这柄剑不是单刃的而是双刃的，我们的决心会不会开始打折扣？

其实现在就有人主张政治上坚决对日批判、经济上却可以缓一缓，以免对我们自身造成过大损害。以往包括参拜靖国神社在内的中日交恶，依然可以“政冷经热”，今天为什么就不行呢？

　　问题是世界上但凡一个主权国家，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都是一体的。日方不顾中方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一意孤行开展所谓钓鱼岛“国有化”进程，不但无视中日老一代领导人达成的默契，还严重侵害了中国国家主权，破坏了中日关系的基础。态势如此严重，只保持政治上的批判而让对方继续在中国市场上大量获利，不仅普通民众的感情难以允许，也完全超出一个主权国家维护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范畴了。

　　日本为何要这样做？它真的没有考虑到如此行事的后果吗？

　　我们今天还不能说日本与中国对抗的决心已定，但日本确实对中国发生重大误判：

　　以为中国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不愿也不会为其他事情分心；

　　以为中国内部、外部问题众多，力量耗散，已经无暇他顾；

　　以为中国为十八大全力保稳，有事也会尽快息事宁人；

　　以为有“美日安保条约”的背书，中国人不得不望而却步。

　　当这些念头充斥日本一些政治家的头脑时，无论怎么看、怎么分析，9月11日都是完成所谓钓鱼岛“国有化”的最佳时机。

　　一场闹剧就这样昏头昏脑地开场了。

　　开场容易，收场难。

　　未来可预见的一个阶段，这些日本政治人物决心硬着头皮坚决顶住。

　既然日本决策者已经做出这样的决策，中日之间政治外交对立、经济贸易下滑、旅游交往陷入低谷、两国关系全面交恶也就在所难免。这对日本能造成多大的影响？能使日本在多大程度上幡然悔悟？我们今天还要冷静客观看待，不宜过高评估，因为毕竟时间还很短。日本经济现在可能感觉到了一些阵痛，还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才能使对方真正认识到：两国之间再也不会重复“政冷经热”的老模式，中国人再也不会容忍一方面在政治上与中国捣乱，另一方面经济上继续从中国市场上获得好处。只有让那些日本政治人物真切感受到与中国交恶会给日本造成多么大的损害，才能使这些政治人物变得足够清醒。

　　当然，我们也必须准备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一个国家维护主权，不仅仅是坚定的政治宣示，更需要具有支撑这种政治宣示的艰苦代价准备，需要切实的筹划。10月19日东海舰队与农业部东海区渔政局、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举行的“东海协作—2012”军地联合海上维权演习，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进展。我们的海上执法力量至今没有统一，何时才能结束“五龙闹海”局面，组建国家统一的海上执法力量，过去迟迟未能实现，今天日本引发的钓鱼岛危机，成为完成该步骤的强有力推动。“东海协作—2012”演习朝着海上维权力量整合的方向迈出了非常好的一步，当然也才是第一步。至于对日美联合夺岛演习是取消还是进行这类消息，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淡定。其取消就欢欣鼓舞、其进行就忧心忡忡，只能证明我们的欠成熟。我们今天的确有种种不足，但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应具有足够的坚定性。这种坚定性来源于国家日益成长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更来源于民族自尊心，后者可能更为根本。从极端处说，没有物质力量就可以没有尊严么？经济力量差，军事力量差，就可以放弃国家主权么？在人们被问到“你幸福吗”的时候，幸福仅仅是对物质充盈的追求和感受么？

更何况，新世纪的中国不论从哪一个方面看，再也不是积贫积弱的以往。

　　虽然钓鱼岛问题很麻烦，也很棘手，但中华民族的日益成熟，就是从处理这些麻烦和棘手的问题开始的。▲◆★●■☆



还总理一个清白，给人民一个交代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9100

    2012-12-3：即将在明年“两会”卸任的温家宝总理正为一件烦心事苦恼不已。一个月前，美国《纽约时报》突然发文，指温总理家人至少拥有27亿美元财产，这些财产广泛分布在保险、珠宝、电信、地产等各个领域，持有者包括总理的妻子、儿子、弟弟、妻弟等人，甚至连已经年逾九旬的温总母亲名下也价值超过1.2亿美元的巨量财富。

　　事后，温总理家人虽然迅速予以否认，其子温云松也透过香港媒体发表律师声明，表示“不排除会有进一步行动”，但后续动作未见发生。倒是《纽约时报》穷追不舍，于不久前再次连续发文，详细披露了其家人巨额财富的来源细节。

　　据《纽约时报》最新报道，平安集团负责人马明哲为避免公司被分拆处理，曾游说当时主管中国金融领域的温家宝副总理，并与温总理夫人张培莉相约密谈。而后，由温总理家人实际控制的天津泰鸿以只有同期其他投资者1/4的价格购买了平安集团的大量股份。这些股份在平安上市后的股指高峰时期，一度高达37亿美元之巨！

　　《纽约时报》进一步指出，这些投资重叠交错，隐藏在在多层涉及朋友、同事、商业伙伴与远亲的合伙企业和投资载体背后，包括香港富商也涉入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纽约时报》详细披露上述细节之后，温总理家人仍无“进一步行动”。总理本人虽然在第二轮报道出炉前，在泰国接见华侨时引用屈原《离骚》诗句表示：“为了自己的清白即使死，也要死得诚实和正直”，但在《纽约时报》的后续报道推出之后，至少到目前为止，总理本人，包括报道中所涉及的任何一位家人，都再未对《纽约时报》有过任何公开回应。

　　《纽约时报》的报道除了令人震惊，还对温总理的个人形象造成巨大冲击。一向擅吟诗词、温文尔雅的大国总理被迫以如此激烈的文辞在海外华人面前抒怀明志，也给这位即将在明年三月到期离任的中国总理平添了一些悲怆色彩。

　　温总理向以清廉形象示人。就任总理后，他凭借亲民作风赢得了“平民总理”的称号，曾以一件穿了10年的羽绒服和一双经过数次修补的旅游鞋感动中国无数民众。另外，温总理还多次提到反腐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并以提倡政治改革和普世价值，主张言论自由和公平正义赢得广泛声誉。总理还在今年“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严词斥责过薄熙来搞文革复辟，在扳倒薄熙来的过程中被广泛认为是起到了排头兵的作用。可以说，在与民沟通方面，温总理是中共高层的旗帜与标兵，深得普通国民信任。

　　然而十年之内，不断有温总理家人涉入贪腐的传言传出。尤其是在珠宝行业和金融投资领域，有关温总理家人透过总理权位捞取巨额经济利益的传言更是广泛流传。遗憾的是针对这些传言，长期以来无人证伪。而总理本人虽然堪称与民沟通的旗帜与标兵，但在这件事上的沟通处置却明显火候不足。在今年“两会”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理以“谣诼”来定义这些传言，但对传言为何被定义为“谣诼”却并未给出答案。

　　特别是此次《纽约时报》连续揭秘，相关细节暴露无遗，被外界广泛认为已经具有相当可信度，在海内外都引发极大关注，而总理家人、总理本人，包括中国政府在内都还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回应。

　　传言的长期流行和当事人以及中国政府回应的缺失给温总理及其家人造成极大困扰。海外媒体及部分民间人士由此而给总理起了一些不雅的绰号，有分析甚至认为，可能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总理每次外访都不敢携妻同行。而国内财经界人士则经常拿前总理朱镕基的儿子和温总理之子做比。朱镕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作为投行的负责人，参与到很多国家项目的上市和私有化进程，被广泛认为可能存在与其父工作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朱云来怎么说也是在投行任职，与其他利用父辈影响直接参与具体商业活动并捞取经济利益的方式还是有所不同。

　　面对《纽约时报》的贪腐指控，当局不能再听之任之。中共如果想要协助维护总理声望，增强人民群众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决心之信任，就必须在认真调查核实相关贪腐指控基础上做出实事求是的正面回应。我们看到中纪委王岐山书记在最近的反腐座谈会上就表现出了不同一般的魄力，现在正是检验这个魄力的时候。否则，如果任由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海外主流外媒继续跟进报道而不在认真核实调查的基础上做出正面回应，不仅会进一步损伤温总理的政治声望和清廉形象，对中共新一代领导层集体努力营造的反腐氛围来说也是一种巨大损失。

　　温总理本人，包括其家人，如果认为《纽约时报》的报道属于造谣，也应该积极主动的做出正面回应，包括动用法律手段起诉《纽约时报》，以挽回声誉，自证清白。

　　我们不能容忍外媒对中国领导人的恶意抹黑，在调查之前就随便得出“别有用心”或“故意抹黑”的结论也会很难令人信服。毕竟，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高层领导人及其家属涉及贪腐或利益输送的丑闻已多有发生。这种情况在贪腐日盛的今天更甚，不久前被温总理呵斥并倒台的薄熙来就是个最惨痛的教训。如果中共能及早注意到民间传言和外媒报道，如果能循着这些传言和报道早日对薄熙来等着手调查处理，或许王立军事件根本就不会发生。

　　我们完全相信总理的品行，也认识到仅凭《纽约时报》的相关贪腐指控也并无足够定罪基础。但能正视听的最好方式就是用事实说话，而认真坦诚的调查则是披露事实的最佳途径。如果调查结果证明是《纽约时报》在造谣诽谤，抹黑中国领导人，应该发声明公开澄清，还总理及其家人以清白，对《纽约时报》也要施以颜色，甚至可以在十年之内，禁止它踏进中国！反过来，如果温总理或其家人确有失误，中共也应实事求是、公开公正的严格依法处理，相信总理本人会明辨是非，听从组织。

　　再有几个月，温总理就将结束十年任期，总理在泰国访问时表示“为了自己的清白即使死，也要死得诚实和正直”，表示希望早日“归隐林泉”、“被人们忘记”。中共应该尊重总理愿望，在其任期结束之前，在认真调查核实的基础上，给总理一个清白，也给人民一个交代。

　　总理十年任期，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勤勉士大夫官员背影，总理还是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必须认识到，无论是传统的士大夫，还是今天的中共政治家，对名节的追求都远远重过富贵。和总理一起共事多年并被经常合称“胡温”的胡锦涛先生因为这种士大夫精神和到期裸退已经赢得党内外广泛赞誉，高风亮节实至名归，我们希望温总理也能收获名节，虽然归隐林泉，却被人民牢记。来源: 多维▲◆★●■☆


《1942》的潜台词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89032

2012-12-03：如今，中国社会的灵魂与肌体，犹如患上了麻痹症 ，疲软不振。某些机能，正在严重地退化与病变。已到了急需要一剂猛药加以刺激一下的时候了。电影《1942》适时地犹如一根银针，扎在了中国人的神经上。至于会起到多大的刺激作用，就难说了。

所谓现实，不过是历史的延续。今天发生的一切，已经被历史酝酿很久了。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在今天就可以看出端倪。不明白历史，就不明白今天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明白了今天之所以然，就可以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历史是今天的隐喻，今天是潜在的未来。

我总不明白，为什么过去某些被镇压、被打到批臭的旧社会的“恶霸地主”后来被证明并不是那么地坏，是什么样的一种集体心理让1949年以后的老百姓对那些但凡在旧社会里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人抱有一种强烈的清算的欲望？电影《1942》中老东家的角色似乎在揭示这一集体心理的社会基础。就人而言，老东家不是一个坏人。但当乡亲们都在饿肚子的时候，老东家家里却囤积着粮食、并且到了这种时候，少东家也没忘了占穷人老婆的便宜。当邻村的饥民蜂拥而至“吃大户”的时候，老东家那小地主式的吝啬习性就显露出来了。他首先想到的是报官搬救兵而不是仗义疏财。于是乎犯了众怒而烧了他全家。老东家这样的人并非大恶人，但一旦周围乡亲陷入了绝对的困境，比乡亲们过得好且吝啬也就成了一种可杀的大罪。电影安排老东家一家也加入到逃荒的队伍且最终落了个孑然一身、一贫如洗，对于乡亲们而言，也就算是扯平了。而那些比老东家的命运好一点的且活到49年以后的地主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这折射出某种深层次的国民心理———你比我过得好，我充其量嫉妒嫉妒而已，如果你过得比我好得多，而我却陷入极其悲凉的境地，则你就自然有了可杀之罪。这样的国民心理就是49年以后大面积发生的清算运动的群众基础。让我们再看看今天的财主、暴发户们。他们不但比周围人过得好许多而周围人日渐落入到无希望的境地，他们为了显示他们的优越感愈发地耀武扬威、有意无意地蔑视、欺负那些个比他们失败的人们。他们可比电影中的老东家富多了、坏多了。他们穷奢极欲，却意识不到周围的人是多么地恨他们，更意识不到有一天他们的境况可能会物极必反。他们未来的命运将会怎样呢？当然只有祈求老天不要让1942年这样的悲惨之事重演了。然而历史总是会重演的。60年代初也饿死了人，于是，到了68年，那些但凡居官位或过得好的人又不可避免地接受了一场大规模清算的洗礼。那么，未来还会发生大饥荒或别的什么危机吗？天知道。

电影中，瞎鹿这个角色代表着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目睹老婆被少东家欺负，也只好忍气吞声。逃荒途中，被抢一空的老东家有求于他，他也不计前嫌。可当溃逃的士兵杀了他偷来的驴，他却不计后果地硬要争个理并由此丢了性命。这就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有时候，他们可以忍气吞声到令人咋舌的程度；有时候，他们为了生存，他们也会干偷鸡摸狗的勾当；有时候，他们也可以为了争一个理而拼上性命。由于他们非常能忍受，这让土豪劣绅与官僚长期肆无忌惮地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有了可能性。由于他们有时候又会表现出那不计后果的暴烈的一面、他们也是革命的中坚分子。他们绝对弱势，非常能忍受。但一旦受苦太多，也会爆发出火山般的力量。他们是新兴的红色政权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基础。蒋委员长低估了这股力量，所以，他很快失去了政权。今天，他们有了新的网络名称：“屁民”、“屌丝”。而他们的愤怒也正在积聚。历史与现实证明，无视他们的存在将会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

电影里位于瞎鹿一家、栓柱这样的底层百姓的另一极端的角色，无疑就是蒋委员长了。蒋委员长昏庸无能吗？不是。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吗？似乎也不是。不开明吗？似乎也不是。电影中，蒋委员长决定公布河南灾情的真实情况时感慨道：“我真怀念北伐时期，那时候没有负担，尽可以和民众站在一起”。看到这情节，令人感慨。蒋委员长何尝不想做人民拥护的一代明君？蒋委员长何尝没有试图保住政权而整肃吏治？然而，全然贪腐的官僚阶层是他的政治依靠，反贪，就亡党，不反贪，就亡国。现在的位居枢要的人物们比蒋委员长幸运，因为国家不算积贫积弱、没有遇到抗日战争、没有反对党。所以，今天的位居枢要的人物们其实较之蒋委员长有着更多的可为的余地。

蒋委员长手下的官僚中，并非没有少数在位像河南省主席李培基这样的忠厚之人。为其忠厚，所以与整个贪腐成风、形式主义泛滥的官场格格不入，由此可为的空间实在有限。丢官罢职、成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牺牲品是不可避免的。我不知道那个被正法的军需官是否有后悔的意思。但我知道不会有当官的会把他视为前车之鉴而不去贪腐、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是一种奇怪的生物，人一旦进入一个群体，多半会失其本心而无限认同那群体。如果那个群体集体性地堕落了，个人是无法抗拒的。群体犹如一台机器，个人犹如机器的部件，个人根本抗拒不了整台机器的运转。这就是所谓“路西法效应”。

电影中，老东家的女儿星星自恋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直抱着的猫是她自我的写照（犹如今天80、90后一代年轻人）。由于家庭所给予的较为优越的生活条件，她意识不到这世界的恶与苦难。如果那不可承受的恶与苦难临到她身上后，她自我的世界就迅速崩塌了，曾经严守的尊严很快被以极低的价钱卖了出去。电影在被宣传的时候，演员们总在说“尊严是从肚皮开始的”。可当肚皮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后，尊严是不是就有了保障呢？今天我们从新一代年轻人身上看到的情形似乎并非如此。人人都吃得很饱，但人人都巴不得把自己卖个好价钱。尊严可能开始于肚皮，但尊严并不必然贴着肚皮。

电影中，还有一个有趣的人物，就是那个名叫安西满的中国神父。为了传教，他深入到逃荒的人群中，恐吓他们落到逃荒的下场就是因为“不信主”。宣称他要把他们带出“埃及”。当他目睹了太多的苦难与无辜的死亡后，逃回教堂的他对上帝的信仰动摇了。他问外国神父：“这一切都是上帝干的吗？”外国神父说“是魔鬼干的”。他反问：“如果上帝打不过魔鬼，我们信祂干嘛？”又说：“魔鬼入了我的心”。是什么样的“魔鬼”入了这位中国神父的心呢？试想：如果他的上帝对这地上的苦难熟视无睹，而这时，有毛主席这样的人站出来说：“上帝不管我管”。那么，绝大多数苦难中的中国人是信上帝呢还是信毛主席呢？结论很显然，可这对于基督徒而言却是一个莫大的“试探”。在电影放映中，我身边的基督徒朋友一直暗暗念叨：“别让我们遇上试探”。目前为止，我所认识的基督徒还没有遇上1942年这样大的试探，可他们的先辈遇到了。他们中很多人选择了信毛主席而不是上帝。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不是基督徒背叛了他们的信仰，就是基督徒所理解的“上帝”背叛了他自己的“约”。除非上帝是难以理解的。

观看电影之余，观看观众的反应是很有意思的。我发现，有的人似乎被深深地扎疼了、有啜泣之声隐隐传来。而有的人则似乎若无其事、不过又看了一部贺岁的大片而已。如果被冯小刚的“银针”扎疼的人多于若无其事的人，则我们的民族真是可贺了。▲◆★●■☆



习近平反腐观盘点：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12/03/19779929_0.shtml

2012年12月03日 中国日报网
 
 11月30日，在第25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加世界艾滋病日活动。图为习近平同艾滋病感染者亲切握手、交谈。…[详细]

原标题：习近平反腐观盘点：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

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至此，中国平稳完成了十年一度的领导层交接。

细心的人发现，自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记者见面会开始，习总书记的每一次讲话都没有大话、套话，“责任”、“人民”成了高频率的词语，其中的反腐声音尤为引人关注。“打铁还需自身硬”、“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习总书记的铿锵致辞，让民众对中央打击腐败的力度和广度充满期待。其实，纵观习近平的从政生涯，反腐败的印记始终贯穿其中。

“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

一直以来，习近平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事实上，从河北正定的任上伊始，他就在身体力行。

正定被习近平称为他的“第二故乡”。习近平在正定度过了4年时光，这里是他从政的始发之地。有媒体分析指出，基层从政经历所养成的一些良好习惯，也为习近平今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

1988年，习近平在厦门副市长的任上被调往福建宁德任地委书记。当时的宁德在全省排行老末，每次省里开会，来自宁德地区的干部总是很低调地坐最后一排。

改变宁德的面貌，是组织上交给习近平的艰巨任务，也是一次锻炼机会。因为经济落后，宁德当地人将盖房、修坟、娶媳妇称为人生三件大事，党政干部盖私房成风，很多干部盖房缺钱，就打起了以权谋私的主意。

他到任后，决心清除这些“摆在马路边的腐败”，确定把"敢于碰硬，敢攻难点，抓反面典型，拔钉子户"作为查处的突破口，刹住这股不良风气。这里面也面临着许多难题，清房可能会涉及到二三千名干部；当时民众对这些“看得见的腐败”意见很大。但习近平下决心解决此问题，“要干就干成，义无反顾，开弓没有回头的箭”。

1988年11月，宁德地委工作会议决定把严肃查处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确定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据《闽东报》报道，1989年1到9月，习近平就查处441人，其中副处级以上干部18人，科局级77人，还涉及到2000多名官员，当时有人认为这样做会得罪当地党员干部，他却不以为然。

习近平在地委工作会议上说：“这里有一个谁得罪谁的问题，你违纪违法占地盖房，为一己之私破坏了党的权威和形象，是你得罪了党，得罪了人民，得罪了党纪国法，而不是代表党和人民利益查处你的干部得罪了你。”他后来在一次采访中也提到：“有时候拍桌子是必要的，拍桌子比不拍桌子好。不拍不足以震慑，不拍不足以引起重视。我问当时的一个纪委副书记，300万人该得罪，还是这二三千人该得罪？他说那当然宁肯得罪这二三千人。”

1980年代末期，沿海地区曾兴起下海经商热潮，宁德官员也有不少人意欲为之。习近平当时在柘荣县考察时告诫官员当官不要以钱为念，要以理想为基础，“不要看到经商发财而感到怅然若失……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还要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官商结合必然导致官僚主义”。

除此之外，习近平在宁德还重点查办了福鼎县林增团、宁德地区侨联副主席郑锡煊等腐败大案要案，在宁德政坛的铁腕治吏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波澜。

“拎着乌纱帽干事，不捂着乌纱帽做官”

做人与做官(2007年2月7日)

古往今来，为官者“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

领导干部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是一个普通的百姓，要会做人，做好人，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珍惜自己的人格魅力，洁身自好，做一个有高尚品德的人。

这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发表在浙江日报头版“之江新语”专栏的一期内容，署名“哲欣”，取“浙江创新”之意。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特别重视从严教子。同时，习近平在农村磨砺了7年青春时光，也充分体验到底层的艰辛。在从政后，他对于吏治要求尤其严格，他曾在《求是》杂志上撰写题为《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的文章，称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就必须法德并举，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归根到底用权要讲官德。

他在“之江新语”中涉及廉洁和反腐的短评有6篇，分别是《用思想武器管好自己》、《要用人格魅力管好自己》、《对腐败多发领域要加强防范、关口前移》，《惩防并举、莫把制度当“稻草人”摆设》、《要“干事”，更要“干净”》，等等。

而《之江新语》中涉及干部问题的有36篇，足见此时已具有丰富执政经验的习近平对管理干部的重视。2004年5月，习近平在浙江省一次党内重要会议上从海宁“2·15”特大事故的教训引申开去，语重心长地与参加会议的浙江省党员领导干部共勉：要拎着乌纱帽干事，不要捂着乌纱帽做官。在场人士描述称，话音落地，全场无声。

就是这样的为民态度，习近平在浙江仅用了9个月就跑遍了69个县，亲力解决了老百姓所反映的大量问题。2006年，上海爆发震惊中外的社保基金案，包括前市委书记陈良宇在内的一批政府官员纷纷落马。习近平被中央派往上海，稳住这艘中国经济大船的舵。

习近平在上海履新大会上发表就职感言时强调：“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坚持不懈抓下去，反腐倡廉要突出重点，尤其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教育和作风建设。”为了保证上海良好的发展环境，习近平在各种场合特别强调反腐的重要性。他告诫领导干部，要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始终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确保“大道”不偏离，“小节”不丧失。大量的事实证明，习近平圆满完成了中央交付给他在上海的各项使命。

“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习近平此次在常委见面会上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而足球可谓是最受老百姓喜爱的体育运动之一，不少足球迷认为酷爱足球的习近平定会给疲软的中国足球带来新希望。

据著名足球评论员金汕透露，80年代习近平在担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时，在周末回京时常让聂卫平找足球票，然后到工体欣赏比赛。那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已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出面向国家体委要票也非难事，很可能老人家和习近平都不愿动用公权，而采取向朋友讨票的方式。

2008年7月，已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秦皇岛考察奥运场馆，穿着皮鞋和正装展示了他的脚法，几脚射门便看出他的足球功底。后来他关于足球的几次零星讲话，让人觉得非内行不可能讲得出来。

就在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等前中国足协高官与陆俊等黑哨押上审判台的时候，不少人心中的那个疑问越拉越长：为何这场风暴来得如此汹涌和彻底？直到有“中国足坛打黑第一斗士”之称的前浙江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披露，自己曾就中国体育反腐致信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大家才豁然开朗。

陈培德当年在浙江省人大曾与习近平共事，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详细谈到“是习书记主动找的我，让我跟他谈谈足球打假扫黑的这个历程。第一次约我的时候是在2004年，但是到约定那一天的时候，他有重要的活动冲突了，所以只好推迟。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他又通过秘书约我。结果又是很不巧，在约定的这一天他又有重要的活动，我们没有能够谈成。”

尽管两次未能谈成，但令陈培德感动的是，习近平到了第三年还一直放在心上。“所以我就特别地感动，他说我在福建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培德同志，我很想了解一下你那段时间足球打假扫黑的情况，他主要让我把这个过程介绍给他听，说明他很重视，我说了以后，他对足球的腐败心里更有数。说明他很重视，很关心足球的发展。”

习近平在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三天两提反腐。他说道：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习近平的谈话用语生动活泼，引用民众常用来互相嘲笑的“缺钙”，透露其贴近民间与务实的作风。

观察人士认为，反对特权和腐败，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所面临的严峻现实，而习总书记的高调反腐和过去几十年的身体力行，则给民众树立了信心，也看到了希望。在本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习总书记大篇幅谈到了民生改善问题。他说，民生与反腐工作密切相关，一些地方和领域民生问题解决不好，与腐败有着很大的关系，严查腐败有助改善民生。（来源：《廉政瞭望》▲◆★●■☆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12月面世 或为框架式方案
http://news.cntv.cn/china/20121204/101169.shtml

2012年12月04日：从2004年就开始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有望于今年12月面世。

　　这个酝酿多年的方案寄托了民众太多的期望，但据专家介绍，这可能并非一个解决当前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具体方案，而更有可能是一个原则性、框架式的方案。

　　由于收入分配涉及到财政、税收、社保等等，那么，它与个税改革、养老金改革、国企改革等政策如何厘清界限？“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经济学家郑功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未来的总体方案，应该是进一步将近几年的收入分配改革规范化，明确改革的目标、路径和采取的措施。“我们可以把这个方案视同为十八大报告里有关收入分配改革原则的具体化”。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公众称之为“倍增计划”。

　　“关于收入分配，这是最提神的地方，”辜胜阻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居民收入要倍增，更要缩短差距。”

　　“这是自十六大以来中共在党代会上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增长的量化目标。”辜胜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虽然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但也未提出具体的量化指标。

　　“这是一个约束性的指标，”郑功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居民收入倍增是个确切的事，因为2010年的收入是确定的，你甚至可以直接算出2020年的收入是多少。”

　　郑功成认为，十八大报告中的“倍增计划”和“两个同步”（即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同步）、“两个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构成了一个体系，同时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路径。“倍增计划与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吻合的，它与两个同步、两个提高一样，都是渐进的、长期的。‘两个同步'可以在短时期内实现，然后‘倍增计划'是2020年的约束性指标，而‘两个提高'则是长期的”。

　　十八大期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引发包括地方官员在内的众多代表热议。

　　此前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多项改革，都涉及到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所以，“社会收入分配改革已经行进在路上，有的政策已经实施，并不是要等到国务院的总体方案出台后再进行，这是一个认识误区。”郑功成说，“但自十八大报告后，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明确了，路径也清晰了。”

　　收入分配改革应该从哪些方面切入？哪些层面的改革应该优先进行？

　　辜胜阻:启动最易达成共识的改革——扩大中等收入人群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儿？

　　辜胜阻: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榄型”的财富分配结构。把中等收入人群做大，从改革难易程度来讲，这也是最容易达成共识的。

　　从全球视角来看，“橄榄型”社会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中间阶层的壮大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由这种差距引致的对立情绪和社会矛盾。

　　因此，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旅游、物流和IT等现代服务业，通过经济服务化培育大量“白领”阶层。要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鼓励创业创新，让更多的就业者变成创业者，培育一大批中小“老板”。要通过职业技术分层认定制度改革，改变部分劳动者“有技术无地位”的情况。

　　通过推动城镇化进程，让进城农民工变成市民，促进底层农民工向中层的上升流动，改变弱势群体家庭贫穷状况的代际复制。

　　要通过健全法律法规、有效的税收体制和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护和提高低收入群体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国民财富合理地向中等收入群体流动。要将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金等必要、重大支出作为税收减免和抵扣的重点，让中产阶层的收入增量能够拿得到、存得住、经得起花，防止一些城市物价、房价或其他生活成本过快上涨对居民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而不利于中产阶层崛起的局面。

　　《中国经济周刊》：有研究表明，我国中产阶层占就业人口的比例，正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在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过程中，您认为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辜胜阻：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可能通过再分配中的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来实现，也很难通过税收杠杆来实现，政府要创造条件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

　　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尽快出台土地物权法配套法规，让农村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在稳定农民对承包地拥有长期物权的前提下，使农民能够充分享受土地流转的增值收益。

　　要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建设，鼓励金融产品创新，提升居民理财水平，拓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提高居民的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

　　要研究专利和企业家才能这两大要素通过“技术资本化”和“管理资本化”参与分配过程的有效实现形式和途径。

　　郑功成：不能只依靠增量，要调存量

　　《中国经济周刊》：收入分配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目前应该优先进行的是什么？

　　郑功成：当前是初次分配为重，我主张再分配优先。如果对初次分配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不仅会影响到投资，而且影响到就业。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几十年时间内形成的，调整非一人之功，也非一时之功，需要10年到20年的时间。再分配涉及到财政资源，之前的改革主要考虑到用财政的增量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所以，在再分配中，我认为改革速度应该加快，而有些部门的资源要收缩，也就是要动存量。

　　如果存量结构不调整，仅仅依靠增量，调整的效率就非常有限和低下，就实现不了改革目标。尽管我们的社会收入分配改革最理想是达到“帕累托最优”，就是我们在这部分好了，那部分也没有受到损害。但是在现阶段，这只能是一种空想。所以，在社会差距持续拉大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要动一部分利益者的利益。

　　《中国经济周刊》：在当前的利益格局下，我们应该先动哪一部分人的利益？

　　郑功成：比如，垄断企业的收益，这本身是剥夺其他部分的收益获得的；再比如靠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违法非法所得的收益；此外，还有灰色收入里面的不合法的部分等等。这些就是要被取缔的一部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要改革，就必须损害这部分人的利益，才能够弥补收入不足者的利益。

　　虽然改革会遇到阻力，但这也是必须的，因为一部分群体拿的收入实在是过高了。对于这些不合理的、不公正的部分，必须要削减。即使财富总量是宽裕的，这部分收入也必须要取缔。

　　三市委书记谈收入分配改革：做大蛋糕，分好蛋糕

　　江西省吉安市委书记王萍：在发展过程中，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等问题应当引起重视。社会要公平、公正，这是最重要的体现。发展当中的问题，是可以通过改革、发展来解决的。

　　黑龙江省大庆市委书记韩学健：要安顿好低保群众、离退休人员以及特殊人群，在社保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上进行科学设计。但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是发展，创造社会财富。否则这个蛋糕很小，分起来也是低层次的。结合大庆的经验，第一，还是发展，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因素，要加快发展；第二，结合地方的实际，将中央的社会保障政策落实好。这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山东省德州市委书记吴翠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箭在弦上，建议进一步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稳妥推进“提低、扩中、控高”，增加居民收入。一、要缩小行业之间收入的差距，采取有效措施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二、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公务人员的收入差距，深入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尽快完善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三、缩小基层与机关公务人员之间收入差距，适当向基层倾斜，激发基层干部职工工作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