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朝鲜发射卫星 亚太五国神经紧绷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9055

   2012-12-2 作者 : 铭轩 龚苏扬        

　　朝鲜宇宙空间技术委员会发言人12月1日宣布，朝将在12月10日至22日间发射靠自己的力量和技术制作的实用卫星。分析称，由于朝鲜发射卫星时段 涵盖日本、韩国大选时间，而此前美韩等国已对朝鲜“试射导弹”的迹象表示担忧，预计此次朝鲜“射星”，将引发中美日韩俄五国的强烈反应。

　　美拍摄卫星照片 通报日韩政府

　　美国政府在捕捉到朝鲜的动向后，立即于当月22日通报日韩两国政府。美日韩3国加强了对朝鲜的戒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维多利亚·纽兰1日警告说，朝鲜再次发射卫星属于“极其具有挑衅性的行为”，将会危及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纽兰强调了今年4月安理会发表的议长声明，该声明规定，禁止朝鲜任何利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发射。

　　纽兰发表书面声明说，朝鲜方面任何使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卫星之举都会直接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第1718号和第1874号决议；安理会曾在朝鲜4月发射卫星后通过主席声明表明，如果朝鲜再次发射卫星，安理会将会采取相应行动。纽兰敦促朝鲜完全遵从安理会相关决议所规定的义务，声称美国正就下一步行动与朝核问题六方其他各方以及其他主要盟友和伙伴国保持密切磋

　　韩称“严重关注” 保持警戒态势

　　在12月1日朝鲜宣布将于本月发射卫星后，韩国方面对此事表示“严重关注”。首尔方面警告，如果朝鲜推进发射计划，或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应”。韩国政府认为，朝鲜可能试图在韩国12月中旬的总统选举日前后“发起挑衅”，因此需要对此加强警戒力度。

　　韩国《中央日报》报道，11月22日，韩国国防部长金宽镇曾视察了韩国三军司令部，并表示朝鲜有可能在韩国大选前后进行“挑衅”，韩方应彻底进行防备。

　　日本着手部署反导系统迎击朝鲜卫星

　　此次朝鲜发射卫星，日本方面的反应最为强烈。日本防卫大臣森本敏1日向日本自卫队下达了准备迎击朝鲜卫星的准备命令。根据森本敏的命令，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战舰将被派往日本与朝鲜之间的日本海及冲绳附近朝鲜卫星将飞行经过的海域。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1日晚间也在其首相官邸临时召集了紧急内阁会议，就朝鲜决定在10日至22日之间发射实用卫星一事进行了研究，并认为这事实上是在“准备进行一次弹道导弹”的试验。会议做出了日本自卫队立即投入监控和迎击准备的决定。

　　中国呼吁克制 半岛和平符合各方利益

　　针对朝鲜发射卫星，中国向来极力规劝和反对。11月29日，中国派遣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前往平壤，此举被认为呼吁朝鲜克制发射卫星。此前，4月份朝鲜公布卫星发射计划后，中方也试图通过幕后工作规劝朝鲜改变主意。

　　11月27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是各方共同责任，也符合有关各方共同利益。

　　俄军方已做好准备跟踪朝鲜卫星发射

　　2006年7月朝鲜试射的7枚“大浦洞2”型导弹在日本海海域俄远东沿岸附近坠落。由于朝鲜火箭技术的不成熟性，俄政府担心朝鲜火箭可能会误入俄远东地区。

　　俄罗斯空军总司令维克多•邦达列夫1日称，俄无线电技术部队已做好准备计划，跟踪朝鲜将要发射的卫星。今年4月朝鲜发射卫星前夕，当时俄罗斯远东军队就首次对外证实，俄远东防空部队将对可能误入俄境内的朝鲜火箭予以击落。

　　分析认为，朝鲜一直主张自己并非试验导弹，而是发射卫星。朝鲜代表今年10月19日出席在第67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和平利用宇宙空间”的讨论，发表 演讲时表示，朝鲜为开发宇宙做出努力是一个主权国家行使自主权利，同时作为宇宙条约和《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的当事国，按照国际法行使合法权利。

　　朝鲜选择这个时机发射卫星的原因三：首先，朝鲜原本就有再次发射卫星的打算，选择这个时机的原因之一是韩国于11月底进行了“罗老”号火箭的第三次发射工作，尽管没有成功发射，但“朝鲜借‘罗老’号发射的时机发射自己的火箭，使得国际社会难以忽视韩国（所面临的风险），单方面对朝鲜进行谴责或制裁。”

　　其次，朝鲜打算在近期凝聚人心特别是军心，金正日逝世前的“顾命大臣”已经被金正恩刷新的所剩无几，金正恩需要通过发射卫星等方式凝聚军队的忠诚度，这也是选择此时发射卫星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朝鲜也试图用发射卫星的方式给韩国选民带来心理上的压力，朝鲜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对韩国总统大选形成压力，告诫韩国国民，如果再次选出一个对朝鲜不友好的、类似李明博的总统来，朝韩关系有可能会再次经历2010年延坪岛炮击事件或‘天安舰’事件那样的紧张局势。来源: 多维 ▲◆★●■☆


朝鲜半岛为何热衷于发射运载火箭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1603543.html

2012-12-02  朝鲜半岛为何热衷于发射运载火箭

桥本隆则/文

作者按：朝鲜半岛热衷于发射运载火箭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一种对外表示，而且还有同一个民族间的相互国家竞争的反映。其中夹杂着对对方国内政局的施加影响，威吓，也有一种想表达自己国际经济实力的意图。各种目的与意图的火箭发射最后对于朝鲜半岛的和平都无益处。

    在世界科技史上有关运载火箭的竞争一直存在，并且这个历史一直到现在还在延续：如美苏（俄罗斯）之间的火箭竞争，从前苏联的第一颗卫星开始这两个国家的太空竞争一直是没有停止。其他的国家间火箭竞争还有日中间的竞争，虽然没有明确政府文字记述，但是日中运载火箭的竞争事实确实存在，包括中国第一颗卫星发射的目标就是要超越日本，之后的各种运载火箭也是以日本为竞争目标，这些竞争都是国与国间的竞争。但是来自同一个民族的竞争却还没有。现在来自朝鲜半岛的火箭竞争却使得这个竞争呈现白热化。

   伴随着韩国的经济实力发展，以及朝鲜在导弹技术上的领先优势，所以韩国决定与俄罗斯合作发展自己的运载火箭，俄罗斯负责生产第1级火箭，韩国负责第2级火箭，并且韩国会用这个运载火箭发射韩国自己的卫星。韩国大约花费了4亿美元（实际上大概是5亿美元），投资与俄罗斯开发了罗老号（KSV-1）型运载火箭，今年11月之前一共进行了2次发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全部失败，同时韩国科学家与俄罗斯科学家间的矛盾也比较突出，其中不断传出俄罗斯方面认为韩国方面想偷窃俄罗斯的第1级火箭的技术的消息。在这样的环境中，罗老号的第三次试射就在韩国全民的关注中举行，很多人质疑为何韩国这么匆忙地决定要举行火箭的发射，这是因为在韩国与北朝鲜的两个制度的同民族国家的竞争中，朝鲜只有在导弹技术上还领先韩国，如果韩国反射罗老号成功，也表明韩国掌握的这项技术，那么朝鲜的优势不再存在，因此韩国的所谓制度优势就会在国民面前体现，对于今年的国内大选的走向也有推进作用，结果这次韩国的火箭连发射都未发射就被中止，原因是火箭上的一个密封圈发生了问题。可来自韩国火箭界的消息：韩国运载火箭的屡屡失败是与韩国的火箭技术人才的整体落后有关，技术沉淀的不足就造成了罗老号的发射失败。
 
   反观朝鲜虽然发射大埔洞号运载火箭也是多次失败，但是起码也在东海或者日本海上空飞行了几千公里（据美国火箭专家的推测是推力不足），因为朝鲜的不断发射运载火箭的原因，所以对韩国的刺激极其强烈，同时也给周围国家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联合国也对朝鲜发射火箭表示了很大的关注，要求朝鲜停止再次发射运载火箭，而朝鲜自己认为有发射火箭的权利，一而再，再而三地挑动世界舆论的底线。在本次韩国罗老号火箭失败以后，朝鲜却高调地再次决定要在12月10-22号发射银河3号运载火箭，同时邀请了伊朗的代表团观看，这样的姿态是说明朝鲜对自己的火箭技术有很高的自信。而且朝鲜在强硬发言的同时却表现出一种灵活，向日本菲律宾等国通报了运载火箭的发行路线，用这个形势来缓解周边国家的担忧。
            
   据说朝鲜发射银河3号运载火箭是前领导人金正日的遗嘱，也是朝鲜本国弘扬国威的一种方式，而最近朝鲜国内的大规模的军事高层人士变动，朝鲜高层也需要一种国内的凝聚力，火箭发射就是权威国家的凝聚力。同时韩国将要在12月18日举行总统大选。朝鲜在韩国选举前发射运载火箭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前一次是今年4月的韩国议会总选举前。朝鲜半岛两个国家都试图通过发射运载火箭来影响对方，特别是朝鲜想影响韩国总统大选。当然韩国方面对于这种来自朝鲜的影响很抵触，本来朝鲜发射火箭会在韩国选民内有恐惧或者厌恶的情绪，但韩国自身的罗老号运载火箭的失败后，朝鲜的发射如果成功，必将刺激一部分亲朝鲜的选民，将某种程度上左右韩国的选举。
            
   朝鲜的火箭发射将影响的不仅是韩国一个国家，日本与中国都会受到影响。日本也将在12月16日举行众议院的总选举，现在朝鲜的运载火箭消息传出以后，虽然事先通知了日本，可是日本还是决定要派出爱国者3号的导弹来迎击可能的朝鲜火箭的坠落。虽然没有像今年四月那样派出日本自卫队的宙斯顿级驱逐舰来防卫（日本还有与中国钓鱼岛问题，派不出这么多军舰），姿态还是很强硬。最后朝鲜发射运载火箭在国际上首压力最大的就是中国，因为美国等国家都认为中国可以影响到朝鲜，因此在水面下都要求中国能阻止朝鲜的火箭发射。实际上却很难，当中国新领导如果应对这个问题也是世界瞩目的对象。

   朝鲜半岛热衷于发射运载火箭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一种对外表示，而且还有同一个民族间的相互国家竞争的反映。其中夹杂着对对方国内政局的施加影响，威吓，也有一种想表达自己国际经济实力的意图。各种目的与意图的火箭发射最后对于朝鲜半岛的和平都无益处。 ▲◆★●■☆


揭秘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期间的10大“干扰”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2_12/03/19767934_0.shtml

2012年12月03日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江泽民维护了被“万言书”批判的“抓大放小”的方针，坚决地要求“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一部分的阐述，必会发现，其中所包含的关键性的修正至少有十个方面。

（江泽民 图片来源：人民网）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佚名，原题：揭秘江泽民任期10大“干扰” 邓小平逝后发生啥变化？（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呼喊》原标题为“江泽民排除干扰”）

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他准备了几个月的讲话。后来的几个月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这次讲话叫做“五二九”讲话。

中国内外，对于这个讲话的评论如潮。有人说，这是邓小平逝世后，党中央领导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其治国理论；有人说，这是向外界提前传递了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的主要精神，或者这个讲话的“底本”就是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的组成部分；有人说，中国将以这个讲话的主旨来统一全国的思想；也有人说，这是事先选择一个场合来传递某些政治的信息，如官方经常说的“吹风”，征求党内反应，以便决定以后的行动。议论纷纷，见仁见智。但所有的人都不怀疑，这是将要在秋季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最重要的思想准备。

江泽民的话显然是对着全国的听众，尤其对着所有的高级干部说的，中央党校省部级毕业班的毕业典礼，是在这样的时候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会场里面，除了这一批毕业学员外，还坐着全国各省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办的领导人。会场不准录音，公开报道的部分则由新华通讯社统一播发。

讲话全文共两万多字，但新华社公开发表的新闻，仅仅摘要其中四千多字，其余未公开的部分，则迅速在党内传达。

在公开发表的“五二九”讲话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其中有直接涉及“万言书”或者“万言书”的观点的文字，更没有看到其中涉及了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甚至也没有看到对“左”的思潮的直接批评。但是，据在现场听到江泽民讲话的人说，江泽民说的很多话，实际上要比公开发表出来的部分更加直截了当，也更加尖锐。他直接地批评“左”的思潮的干扰，还引用了邓小平的一句话，“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即使我们完全不知道有这些没有公开的话，仅仅能够阅读那个公开发表的消息，也可以断言，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主要是针对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干扰，尤其是针对“左”的干扰。比如江泽民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的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就是针对否定邓小平理论的倾向。比如江泽民谈到“学风”问题，提出“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是在批评那种作者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比如江泽民说：“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了。”

显然也是针对那种指斥改革开放威胁国家安全的论述。比如江泽民说，“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在回答所谓姓“公”姓“私”的争论。江泽民所说的“排除各种干扰”，当然包含着“警惕右”的意思，但由他的全部论述可知，主要是在防止“左”。

中国的政治局面为之一变。反“左”的声音立即就强大起来。“左派”则全线收缩，再一次销声匿迹。北京的舆论则认定，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高潮，将由这一天兴起。

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中的确散发着强烈的解放思想的气息，比如他说“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不过，仅从公开发表的文本来看，他却没有提到“推动第三次思想解放”。他的讲话的主旨，乃是排除“左”的力量对于改革进程所构成的障碍，但是他却没有公开使用任何有可能令冲突激化的概念。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七八月间不顾盛夏的炎热，连续召开理论研究工作座谈会，要所有理论工作者将自己的思想统一到“五二九”精神上来。尽管如此，中宣部并没有公开地将眼前的情势说成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官方迄今为止一直在小心地避免使用任何可能引起争论的词汇。不过，到了7月下旬，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教授接受记者斯人的采访。他说，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讲话至今还有十分现实的意义。“这倒不仅仅是由于有些同志写了一些长篇东西对我们的现行政策进行批评，特别是对小平同志的理论不以为然。

这不是一个少数人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对于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党内外还不是很一致。为什么江泽民同志这次在中央党校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看‘左’的东西现阶段最基本的一个表现就是超越历史阶段。无非是你们现在搞的一套东西右了，你们这套东西不符合马列。那么我要问究竟什么叫马列呢？难道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政策方针是右？还是你们自己要搞的那一套东西超越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应当说，党的高级干部将几年来的争论直接地公开在报纸上，这还是第一次。然而邢贲思这一段话当中还有更加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乃是针对当前的“左”的倾向而发。邢贲思的接下来的话更加激烈：“从过去一年里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左’的人士就是冲着现行的方针政策，就是冲着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他们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任意夸大，煽动舆论，制造是非。所以，不回答这样或那样的责难，就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上发生动摇。”

两天以后，吴敬琏说，最近一个时期，一些人士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持有异议，断定“国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降低表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丧失，社会主义因素的减弱，甚至意味着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他们反对国家为包括国有、集体、个体等不同经济成分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这种说法，在部分干部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因而需要给予回答。

又过了五天，《人民日报》刊登记者班明丽的述评，其中说，目前的“种种疑虑，仍然没有超出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又过了七天，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君如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何江涛的专访。按照李的说法，江泽民“五二九”讲话，克服了姓“公”姓“私”的问题给我们造成的困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他还说：“从总书记讲话的大背景看，存在的种种困惑包括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错误观念，但主要是那些超越阶段的‘左’的观念引起的。”这一番话8月12日发表在报纸上，标题赫然便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这就使得京城里那些敏感的观察家们平添几分火上浇油的感慨。

如此集中且如此激烈地斥责“左”的思潮，这是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的第一次。

接下来的事情真是我们国家改革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一页。江泽民的讲话之后两个月又三个星期，亦即邢贲思、吴敬琏、李君如等人纷纷呼应江泽民的讲话之后，8月20日，《当代思潮》的编者写道：“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这是人们普遍希望弄清楚的问题，更是社会主义理论中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只有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在茫茫迷雾(一些人已经制造并还在继续制造种种思想的和理论的迷雾误导人们)里，在大风大浪中，自觉地坚定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也才会懂得怎样科学地完整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些话说得真叫严厉，虽然也是在谈论“社会主义”，但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绪，显得那么势孤力单和空泛，根本不能阻止批“左”的潮流。

9月8日，李锐写道：“目前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如果不能彻底解决防‘左’的问题，今后还有可能出现麻烦，甚至再走弯路。”他还说：“党的七十六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什么？一个字，‘左’！”9月9日，董辅礽说：“整天纠缠于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之中，这对我们的改革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不可小看，需要重新澄清认识问题的疑惑。”于光远说：“有人散布一种错误观点，即用公与私的抽象对立来取代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

其实这就是改革前‘一大二公’思想的翻版。”差不多同时，《经济日报》刊登记者张曙红的文章。张说：作为姓“社”姓“资”之争的延续，姓“公”姓“私”的问题“成为新形势下困扰人们思想的主要障碍”。到了9月13日，“十五大”终于召开，任仲夷在“十五大”小组会上说，姓“社”姓“资”的问题又从姓“公”姓“私”的争论表现出来。一直有人在用各种方式宣扬“左”和极“左”的思想。可见“左”的影响根深蒂固，反“左”仍然是长期的任务。就在任仲夷说这一番话的前一天，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在5月29日那一天曾经提到而后来未见公开发表，这一次则又公开重申。这就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报告的论述相当全面和详尽。其中至少有三个部分，有可能令“万言书”的作者们感到不快：一个是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一个是重申十年以前“十三大”政治报告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且进一步发扬；还有一个是，确立新的所有制理论，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

应当说，这是党中央在正式的文件中第一次对我们国家传统的公有制理论做出重大修正，进而第一次将经济改革的方向指向传统的公有制。这当然不仅仅包括江泽民维护了被“万言书”批判的“抓大放小”的方针，坚决地要求“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一部分的阐述，必会发现，其中所包含的关键性的修正至少有十个方面。

一、我国现在的所有制结构仍然不合理，需要调整和完善。

二、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三、公有制应当包括更大的范围，不仅是我们传统的认识中所认定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部分，还包括混合所有制当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

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针对全国而言，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可以不同。

五、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

六、把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分开。

七、选择什么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换句话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必须摈弃。

八、股份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九、非公有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十、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对各类企业予以保护、监督和管理。

“阴转晴”

此后两天，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们一致地维护迄今为止官方主持的对所有制的改革。李鹏总理说，党的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再一次重申了他的关于所有制问题的主张。“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他说，“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牢牢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因此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没有危险。”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张皓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鼓励它们的发展，中国对各种各样的经营成分一视同仁，并且要创造条件，使它们公平竞争。

他还宣布，一般职工都欢迎股份合作制。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走出一条路”，让国有大中企业走出困境的办法，就是加大国企“兼并”和“破产”的力度。劳动部长李伯勇说，其他所有制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更快发展，又必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人几乎全都是官方的代表，看来，现在不只是知识分子和理论家来对“左派”的理论表示不满，政治家和官员也按捺不住了。

在这同时，一个调查机构给205位企业经理提了一个问题：除了有关国计民生领域的国有企业外，其他国有企业的资产使用何种组织形式较为有效？131人选择“股份制”；56人推崇“租赁”、“承包”；26人主张“出售”给私人；有12人主张坚持“国有独资经营”。这可真是一个令历史家神往的秋天。天高云淡，阳光明媚，气温既不凉，也不热。政治之局势有如气象之变幻，大家都说是“阴转晴”了。公开的舆论，包括理论界、新闻界、出版界、北京之外东西南北的省、市、自治区，都没有直接地指责谁，不过，倾向是明显的，全都摆出同“左”的思潮分道扬镳的架式了。萧蔚彬、黄伟经出版了一部新书，书名叫做《告别“万岁”》。山东的《大众日报》以《再来一次思想解放》为题，连续报道全省各个领域取得的进展。深圳的《深圳商报》连续刊发评论员文章呼吁在改革开放中敢闯敢试。

广州的《粤港信息日报》连续刊发文章呼吁“让思想冲破牢笼”。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王珏说：“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不是所谓公有制，也不是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而是劳动者成为所有者。”这最后一句话，正是厉有为曾经论述过并且遭到严厉批判的观点，现在却堂而皇之地重现京城了。中国体改研究会的副会长高尚全说：“只能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衡量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董辅礽说：“如果只有公有制经济，而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不会形成市场经济，从而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绝非权宜之计。如果将来生产力发展了，就不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那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吴敬琏说：“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决定的。”晓亮说：“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应是税收。”这些都是理论家们的论述。那些实际工作的领导者，在这个秋天里面就更加斗志昂扬。四川省省委书记谢世杰说，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同等重要，放手发展民营经济以实现“富民兴川”的战略目标。安徽省省长回良玉说，拿出当年“大包干”的劲头搞股份制。江西省长舒圣佑说，“不求其纯，但求其佳”，“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非公有经济，不要拘泥于比重问题而束缚自己”。

湖北省省长蒋祝平说，要摈弃那种把股份制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念。辽宁省副省长郭廷标说，辽宁将选择一批大企业实行委托租赁经营，由国外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大财团大企业承包或租赁经营。只要有益于合作，任何一种方式我们都可以大胆尝试……  ▲◆★●■☆


中国等60个国家将黄金储备存在美国 德国欲运回被拒
http://finance.ifeng.com/news/hqcj/20121203/7375746.shtml

2012年12月03日来源：国际金融报 作者：张竞怡
 
中国等60个国家将黄金储备存在美国 德国欲运回被拒

美国“私吞”了多少黄金

黄金储备该藏在哪？据《国际金融报》记者了解，有60多个国家将部分或大部分的黄金储备，藏在纽约美联储银行的地下金库里。

但藏在美国就安全吗？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各国央行大量印钞救市，货币贬值成为必然趋势，各国央行开始重新囤积黄金储备，不少央行也想起来藏在美国的黄金。当地时间11月29日，荷兰反对党要求将存在国外的黄金运回国。无独有偶，德国此前也发起了“黄金回家”运动，并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检查其寄存的黄金储备。

令人意外的是，美国对这些检查要求统统拒绝了。在回答德国的要求时，美国以“可能会对金库造成安全隐患和程序问题”的理由拒绝了德国央行的检查请求。

黄金为什么会存在美国？作为一个保管人，美国为什么能够拒绝？这些黄金储备到底还在不在？

德国被拒引发怀疑

德国审计部门日前一份报告指出，德国有近半数黄金储存在美国，并质疑这些黄金储备的安全性。根据世界黄金协会(WGC)公布的11月份最新官方黄金储备排行，德国的黄金储备仅次于美国，排在第二位。

德国央行也公布，德国黄金储备总量已经达到3396吨，这些黄金储备中有1536吨保存在纽约美联储银行的地下金库里，另外有450吨和374吨金条分别存放在伦敦的英格兰银行和巴黎的法兰西银行的保险库里，而德国央行自己在法兰克福总部存放的金条总量为1036吨。

鉴于美联储一再以“可能会对金库造成安全隐患和程序问题”拒绝德央行进行检查，德国国内的担忧情绪日益加重。德国审计部门呼吁德国央行应该定期地检查这些金条的真实性、成色、重量和是否被妥善地保管。对此，德国央行作出的回应是未来3年里将每年从美联储抽出50吨黄金现货，运回法兰克福的德国央行总行检验其重量和品质。

德国此举对其他存金于美国的欧洲国家震动不小。荷兰最先开始效仿。据悉，荷黄金储备大部分存于美国，少部分存于加拿大和英国，仅有10%存于国内。

为什么存在美国

其实，美国纽约成为全球黄金交易中心始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确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在此体系下，纽约逐渐成为了全球黄金交易中心，再加上大宗黄金的运输和储备不易，为省去交易和储备的麻烦，各国干脆将黄金储存于美国。虽然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已经崩溃，但黄金却留在了美国。

那么，中国是否也需要将黄金运回国内呢？在专家看来，无此必要。

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孙茂辉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黄金储备的所有权是非常清晰的，美国无权拒绝黄金储备所属国查看自己国家的黄金储备。但是，我也并不认为美国拒绝德国央行查看的原因是黄金储备有问题。”

德国央行提出查看要求遭拒应该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可能与黄金的保存、托管流程安全有关。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也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寄存美国的黄金储备出现安全问题的概率非常小。”此外，孙茂辉强调：“关心黄金储备的安全当然很必要，但对于中国来说，黄金储备在整个外汇储备中仅占到了1.6%，我们更应该关心美国国债的安全，这才是重头戏。”

此前有专家呼吁，“中国黄金储备仅占整个外汇储备的1%，共计600吨。就这600吨黄金央行还全部运到美国存放，这是中国金融安全的重大隐患。当前应尽快运回这600吨黄金，稳定金融。”

美没必要动黄金

多位专家指出，美国没有必要动用其他国家的黄金储备。

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各国央行黄金储备数据显示，美国黄金储备达8133.5吨，仍为世界黄金储备最多的国家。“黄金是一国货币最后的信用支撑，是抵御国家货币崩溃前的最后保障，美国也在增加自己的黄金储备，目前美国黄金储备占其外汇储备的76.6%，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高。”谭雅玲说。

谭雅玲指出：“美国财政赤字严重，贸易赤字无法扭转，但为何美元依然是避险资产，依然是贸易结算货币？这是因为美国的国家信用为其货币进行了担保，维持了美元霸权。美国拥有悠久的金融历史，在虚拟经济中，美国非常明白信用的重要性。因此美国不会拿自己的国家信用冒险。”

海通国际[2.88 0.35%]证券环球投资策略部董事潘铁珊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各国黄金储备的安全与美国国家信用息息相关，如果各国黄金储备出现安全隐患，美国失去的不仅仅是托管资格，更是国家信用。这是不可想象的，如果黄金储备发生安全问题，这不单单关系到全球黄金资产的价格，美元乃至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将出现强烈的震荡。”

孙茂辉也判断，“美国要维持其美元霸主地位，就不会允许黄金储备不安全情况发生。” 中国等60个国家将黄金储备存在美国 德国欲运回被拒 ▲◆★●■☆


创记录延迟 传多常委得票不过半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3914&msg_id=534

11月15日11点50分，在创记录的延迟了50分钟后，新当选的7个中共政治局常委从幕后走出来亮相。习近平对中外媒体开口第一句就说，“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

新常委选出后，外界一直在猜测为何新常委首次亮相比预定时间晚了近一个小时。香港《太阳报》日前发表文章提出一种说法是，当天选举政治局常委时出了麻烦。

传言说，大多数后来选出的常委得票不过半数，不得已只好又连选了2次，7人新架构才得以勉强选出。

文章指出，如传言属实，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央委员会总计205张选票，在等额选举的前提下，7常委居然有5人连续两轮得票不超过103张，说明封疆大吏和地方大员们对谁该当选持有较大分歧，也说明他们对老人干政持相当大的反弹。新一届常委在缺少民望支持下开展工作，难度不可谓不大，指望他们重启有力度的改革，几乎不可能。

16大延迟36分钟 常委最后一刻确定

中共政治局常委换届时“难产”在16大时也出现过一次。本该2002年11月15日上午11时公布的16大政治局常委，在延迟了36分钟后才出来亮相。时任中共十六大新闻发言人的吉炳轩在外国新闻界一再追问下，解释说：这是技术问题，重大会议都有这种情况。吉又称：这不是会场要关心的问题，再问，也无可奉告。

后来国内记者又问到类似的问题时，吉炳轩的一腔怒火终于有地方发泄了，他答道，我不明白，你们要关注推迟半小时做什么。要关注，你们就去问中办主任王刚同志，问你们所属代表团的团长去。

香港媒体披露，当年九名常委推迟三十八分钟向外界亮相，确是“技术”问题，因为发生了罕见的选举结果。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点票后，胡锦涛、 曾庆红和中办主任王刚，立即到休息室向江泽民汇报。有几位江泽民的嫡亲干将票数极低，在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等额选举中，有的票数低到百分之三十以下，有的甚至在百分之十以下。逼着代表选，代表也不选，这种人即使上台“怎么开展工作？”这其中就包括江老姘陈至立。

一中全会公布名单后，有人提出黄菊、贾庆林和陈至立都得换人。陈至立吓的在老江面前哭咧咧发嗲，说自己受了委屈。

江泽民不肯撤下自己人马，于是说：难以想像的结果发生了，只能接受严酷的现实。在一中全会上，公开了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得票数，江泽民要胡锦涛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提出，不准把选举的情况在外面泄露；不准把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得票数泄露。

2002年中共16大一中全会出席的中央委员一九八人，候补中央委员一五八人。对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选举，二人弃权，有效票数三五四张。政治局委员选举结果，得票最少的是 陈良宇、贺国强、李长春、贾庆林、黄菊、陈至立。陈至立倒数第一，等额选举得票率百分之六，黄菊倒数第二，得票百分之十。

政治局常委得票最少的是李长春、黄菊、贾庆林。贾庆林倒数第一。

中共十八大「胜利闭幕」了，权力「平稳交接」成功了。这次换届，能带来人们所盼望的变化吗？

胡锦涛代表十七届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已经作了回答。

这篇报告长达三万多字，但关键只有四十个字：「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老路」当然是指毛泽东那条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什么是「邪路」呢？他说：「我们绝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说，「邪路」是指现代民主制度。至於他要坚定不移高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邓小平所「设计」的：坚持一党专政，垄断全国经济命脉，实行国家操控下的市场经济。

有人把中国这种制度叫作「权贵资本主义」，这是把中共估计得太低了。中共垄断了全国经济命脉，这是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一党专政，这是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文化思想领域，罢黜百家，独专「马」术，也就是从马克思主义起，经过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江泽民主义），直到「科学发展观」（即胡锦涛主义），共同构成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凡与「主旋律」有异议者，一律封杀。包括政府总理温家宝的讲话中有些谈到政治改革的话语，都逃不过被封杀的厄运。请问世界上有哪一种资本主义能专横到这种程度？

邓小平所确立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地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正统的共产主义，它是共产党存身立命的根本。这个主义的致命弱点是窒息了人的活力，窒息了社会的活力。所以在二十世纪虽然风行一时，却扼杀了实行这种主义的国家和政党，也扼杀了这种主义自己。邓小平的精明之处，是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前提下，引进了市场经济，从而使陷於窒息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新鲜空气而复苏，并且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蹟」。但中共根本不曾放弃「四项原则」，只不过把这四条绳索放松一点而已。其实这正是他们那种「改革开放」的实质，说穿了无非是松松绑罢了。经过一九九二年以来二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国进民退」，社会主义绳索越发成为束缚国民经济的桎梏。如今已经不是松松绑所能解决问题，而是必须打破社会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解放生产力了。然而打破这个枷锁，也就意味着权贵集团失去对经济资源的垄断，而失去这种垄断地位的共产党，也就丧失了一党专政的经济基础，它就成为漂浮在私有经济海洋里的一叶孤舟了，权贵们怎能实行真正的改革呢？

「不改革，亡国；改革，亡党。」这是近年来流行的一句话，表达了中共内部一些人的忧虑。其实这句话错了。中国亡不了。亡的只是天怒人怨的统治者。统治者日暮途穷而又拒绝改革，只能在统治危机爆发中灭亡。所以应该是「不改革，亡党。」如果主动改革呢，那就像台湾的国民党一样，从一个独裁党改成民主政党，服从选民的抉择：胜选就执政，败选则全身而退，并未灭亡。原来在欧洲实行一党专政的一些共产党，改革以后，也没有灭亡。如今许多希望中共实行真正的政治改革的人，无非也是这样期待。然而中共十八大的政治路线，还是「坚定不移」走一党专政的道路，这种顽固态度，实在使抱有善良愿望的人们太失望了。

使这种失望转为愤怒的更表现在十八大的人事安排上。作为十八届领导核心的七名政治局常委中，竟被塞进四个臭名昭着劣迹斑斑的败类，而且其中有人得票明明少於「落选」的人，却被塞到常委里来了。这不但是对中国人民的嘲弄，而且也是中共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中共炮制的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所谓「协商民主」框架内的「选举」，本来就是骗人的，但还总有个自欺欺人的「多数票当选」来粉饰门面，如今连这种骗人的「多数票」都炮制不出来，也就是连自己都骗不了，还能骗人吗？

呜呼！已经无耻到了这个地步，夫复何言？

我们早就断定：「十八大，没戏！」那是说它不会出现令人欣慰或感到兴奋的节目，无非是开会如仪，走走过场，平稳交班而已。谁知这个十八大在人事上竟演了这样一齣令人噁心的丑剧，看来这个党实在是扶不起来了。

不过，话还是先别说绝，因为：

第一，中国历史的客观进程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这是大势所趋，非中共所能挽回。

第二，必然性都通过偶然性才能实现。「蝴蝶效应」（蝴蝶搧动翅膀，通过骨牌效应，引起暴风雨）在社会生活中多有例証.

第三，中共的事情具有「不可测性」，不按常理出牌是它的常规。

世界上民主国家执政者换届，是由选民决定下届人选，所以各派都标新立异，以改变现状为许诺。故新一届将实行新政策。

专制制度的换届，是由老统治者挑选新统治者，他要求下一届必须忠於自己，不得背离祖训，所以新一届只能走老路。但是如果历史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呢？那就是爆发革命，改朝换代。如果统治集团内部有人「识时务者为俊傑」，那就可以通过某种形式的「政变」，来改弦更张，实行新政。这种「政变」有多种，可以是和平的，可以是暴力的，暴力可以是流血的，也可以是不流血的。其实改革就是一种和平的政变，因为要改革就必须由改革者掌权。如果有一种「改革」是权力结构纹丝不动，有权无权者皆大欢喜，那就不可能有实质上的改革。

其实中共对政变是很在行的。遵义会议、延安整风，都是毛泽东走向权力顶峰的政变步骤。文化大革命更是他改组领导结构的系列政变。后来一九七六年的「粉碎四人帮」，是毛泽东之后为争夺最高领导权而发生的一次未流血的暴力政变。一九七八年底，邓小平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取代华国锋取得实权，实际上也是一次和平政变。到了一九八一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则把这种权力更迭，通过合法的形式圆满实现了。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主席（后改总书记），那不过是邓小平的接班人。他的上台和下台，都是邓小平说了算。邓小平也和毛泽东一样，先后通过两次政变，把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搞下去了。

政变是按常规出牌不能取胜时採用的非常手段，其目的和后果可以截然相反。取代华国锋，为改革开放准备了领导班子。废黜胡耀邦和赵紫阳，是老人帮为保衞权贵集团的特权而腰斩改革的倒行逆施。

现在中国又面临邓小平路线山穷水尽的时候，也正是各种政治力量磨拳擦掌的时候。据传薄熙来和他的后台已经在准备政变，把中国拉向一场新的文革。中共如果有眼光和胆识，本来应该在把他拿下之后，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乘胜追击，一举粉碎这个极左反动集团的同伙和后台，并且沿着改革的道路继续前进，把中国从邓小平那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尽头拉出来，转上宪政民主大道，回归人类普世文明，这才是一条真正的民族复兴之路。然而十七届领导班子却匆忙把薄熙来事件定性为「刑事犯罪」，草草收场。可见他们根本不想摆脱政治困境，而且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设下枷锁，套在十八届领导的脖子上，想让新上台的班子和中国人民一道，继续在「中国特色」里煎熬。

难道中国人民还要再忍受十年吗？

不会，不但老百姓不会那样听话，掌权者中间，也不可能一致。十八大班子本身就是一个极不和谐的群体，内斗是压不住也躲不过的，事情能不变吗？只是变好还是变坏，一时还看不清罢了。

对於这个新班子当中具体的人，我们现在不想评论，其中有人确有民望，有人却民愤很深。得民心者能始终如一吗？有民愤者能重新做人吗？都很难说。事实胜於雄辩，反正他们全都会用自己的行动向历史交出答卷。

社会矛盾和党内矛盾越来越尖锐，变化总会发生。我们只是希望它变好，不要变坏；希望前进，不要倒退；希望和平，不要暴力。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争鸣》杂志2012年12月号 ▲◆★●■☆
 

公安部：交通违法记录拟与个人信用挂钩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12/03/19757419_0.shtml

须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12/03/19760158_0.shtml


2012年12月03日 来源：人民日报
 
原标题：网络反腐须纳入法治轨道（七日谈·一周热点　聚焦一谈）

网络举报因其偶发性甚至戏剧性的弱点，使得反腐效果难言乐观。针对当前严峻的腐败形势，更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唯此，社会监督的正能量才能得到进一步释放

不雅视频事件余波未了，上周又有几名地方“问题官员”遭网络曝光，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引发公众对网络反腐的再次热议。

相比传统的社会监督模式，网上举报因为其速度快、影响大和低成本、低风险的技术优势，更容易形成舆论热点，其积极意义不可小觑。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网络的开放性使其形成一个人人可以参与的扁平化的舆论场，对权力运行可以进行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关注，促进官员谨慎用权，约束言行。同时，网络为官民搭起直接互动的交流平台，创造平等及时的对话机会，可以让领导干部更便捷地倾听民声、把脉民意，及时改错纠偏，提高执政能力，从而降低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

一些例子似乎说明，网络反腐可谓“弹无虚发”。无论是“表叔”、“房叔”乃至更早的“天价烟”局长等腐败案件的查处，都遵循“网络曝光——纪委介入——查实处理”这样的路径发展。不过，值得反思的是，这种模式因其偶发性甚至戏剧性的弱点，使得反腐效果难言乐观。

此外，网络举报的泛滥，也会使有关部门在查处腐败过程中，对于保证公众知情权和保护个人隐私权之间难以权衡。而面对公共利益，官员隐私权该受到何种程度的限制，更需要明确的法律界定。比如网帖所曝“拥有24套房产”的“房婶”，经纪委查实，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工程师，而其6套房产也都是合法所得。还有近日被微博曝光的某县委书记有9名情妇的“丑闻”，也很快被官方查证“严重失实”。

网络举报是一把双刃剑。“误伤事件”提醒，监督和隐私各有边界。如脱缰之马的“网络监督”真假难辨，一旦践踏到普通公民的“隐私领地”或者危及集体权益，必将会使整个社会陷入不安。

争论网络反腐利弊的同时，更不能忽视这样的诘问：如果正常的投诉渠道畅通有效，网络举报何以如此盛行？而反观网络反腐显而易见的短板，更提醒我们当前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多么地必要和紧迫。

值得肯定的是，与以往对个别官员丑闻“虎照式”的淡化处理方式不同的是，近来被曝光的腐败案件，都引起纪检部门的及时介入或严厉查处。这种官方与民间反腐力量的无缝对接和有效“协奏”，让人们看到了新时期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

无论是主管部门查处还是民间举报，单打独斗式的反腐作用都很有限。因此有专家建议，民间举报的腐败线索，需要依附官方机构的权威及机制查处打击，而主管部门也需要借助民间力量扩大腐败信息源，以提高打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十八大把反腐败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反腐问计专家。这些信号让公众对推进反腐倡廉充满期待。针对当前严峻的腐败形势，更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唯此，社会监督的正能量才能得到进一步释放。 ▲◆★●■☆


华财经界激辩党产国产 政改成朝野共识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9053

   2012-12-2  作者 :  王雅  
     
　　时近2012年年末，大陆各大财经媒体所组织的年会也在紧锣密鼓的举办之中。由于今年恰逢十八大年，伴随着以习近平、李克强为首的新一届常委班子的上台，“习李体制”的称号也不胫而走。而在所有有关“习李体制”的讨论中，政治体制改革能否进一步推进是目前海内外最为关注的焦点。

　　相较于此前这种讨论多存在于民间而不见于公开场合的现象，在今年中国国内各大财经媒体组织的论坛上，“政改”显然成为了关键词，包括吴敬琏、成思危、秦晓等经济学家、学者乃至中共官员都直抒对十八大的期望，提执政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决心，克服特殊利益社会群体的阻挠，使各项改革措施能落实；一会又是直言“党产和国家财产应该分开”、“应纠正司法改革偏向”、“人大制度应把橡皮图章变钢印”……对于这种现象，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发生在李克强畅谈“改革是最大红利”以及自由派频频公开发声的大背景下，反映出要求改革甚至政改已经成了朝野之间的共识。而多维新闻此前就曾认为，伴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一个近似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讨论将在中国社会发生，胡温的“左右之争”、薄熙来、汪洋的“蛋糕论”乃至此番“政改”的争辩，都可以看作这个大讨论即将到来甚至是已经到来的标志。

　　自由派借政改试探当局红线

　　在十八大落幕不久，京城自由派随即召开题为“改革共识论坛”的讨论会，集中讨论民主法治、后十八大展望等，中共元老李锐、法学泰斗江平等自由派老人也集体出席。随后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也借自己生日之机邀请多位海内外自由派人士，对外表态。当时海外政治观察人士就认为，自由派的这种“姿态”也被很多观察人士认为是在试探新一届领导班子“红线”。

　　实际上，自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派一直在向当局呼吁，认为中国应该在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以应对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不仅在知识界，在中国民众中间也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目前矛盾大量积聚，冲突燃点不断下降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未能跟上时代的要求”。有学者曾概括总结称，在中国朝野之上，对于政改问题，普遍承认5点，1、承认中国现在的政治架构有问题；2、承认现存的中国有官话、大众话和精英三套话语系统；3、承认现在的中国话语与世界通用的话语不交融；4、强调重建政治伦理的重要性，没有再说世界最好；5、强调重建能与世界对话的核心价值观。

　　虽然对此中共在十八大报告中也将“政改”正式提出，但并非像外界所希望的那样，而是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也不走专制主义的老路，而是要继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确定的新路，调整现有具体制度的不合理成分。中共进行这样的澄清，说明改革的边界，显然是对外界呼吁其推进政改的回应。多维在《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中曾称，习近平主政时期的中国没有必要全盘引入西方的政治理论，但中共必须给出自己的民主模式和理论。但对于自由派来说，中共的这种回应显然没有达到他们所希望看到的程度，或者是依然没有明确的动作去对政改“试水”，因此才不断向上发声，希望引起官方注意。这种希冀在国内，也随之最先反映在了财经领域，“要政改”的呼吁也似乎在一夜之间扩大起来。

　　财经界热议党产等敏感议题

　　在这次《财经》论坛上，曾经被指责为美国间谍，透露中国的重要经济数据CPI的经济学者吴敬琏将矛头指向了既得利益集团，称如果不能克服这些既得利益设置的阻碍、障碍，改革也很难推进，方案和总体规划也难以落实。与吴敬琏持同样态度的还有中国人大前副委员长成思危，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认为，各种各样的改革都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拦，因此改革的关键是政府职能的转变 。“红二代”出身的现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秦晓，则认为中国现在正在面临一个关键改革的窗口期，社会压力也随之增大，但是目前的制度并不能帮助中国迈过这个关键时刻。

　　论坛所议话题甚至延伸到了“党产”等极为敏感的话题之上。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表示，“党和国家，党的机构，党产和国家财产应该分开，需要分开，这个没有任何疑问。而且分开甚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可能对执政党是有利的。”他称，自己在台湾就考察了党产和所谓的“国产”的问题，党产和国产分开很重要。另外，专职党内人员不应该拿国家的工资，进入国家机构再拿国家工资。他还表示，若推举党内候选人，要有一个推举法，在这个环节党内应该民主和公开。这应该是法律应当规范的问题。此外，更有亲临现场的学者表示，“司法改革”、“人大制度”等几乎完全不属于经济范畴的议题也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讨论。

　　实际上，“政改”议题此番在财经论坛上得到激烈讨论并非偶然，可以看作是此前学界和社会在“顶层设计”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从2011年开始，体制内外的学者包括《人民日报》等喉舌媒体在内，就曾就“政改”在社会上频频掀起讨论。2月23日，《人民日报》在两会召开之前发表该报评论部文章——《宁要微词 不要危机》，称改革进入“深水区”，呼吁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引发大陆各界热烈讨论。随后的4月23日，中共三大官方喉舌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再次一齐发文，共议改革，被外界解读为深化改革已成为中共高层共识，而政改又是改革大范畴中最为关键的一步。这种情况持续到十八大前夕。就在今年10月份，《人民论坛》一篇《新政治观 创新点与突破口》的文章又再次将“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场延伸到了最大。

　　十八大后，“最伟大的中国梦”和“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两个口号的提出让外界给习、李二人扣上了“王左相右”的帽子。但是无论“左”还是“右”，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必须要要看，三十余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己经形成。微博的大行其道正反应了中产阶级的精神诉求：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发言权监督权，中央也应当顺势而为，虚实结合，理论和举措并举的方式响应经济界、知识界乃至民间的期许，为政改“扬帆铺路”。来源: 多维 ▲◆★●■☆


中印今举行边界谈判 中方要求归还藏南
http://news.cntv.cn/china/20121203/100479.shtml

     2012年12月03日：【环球时报记者 陈 一】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梅农2日抵达北京，3日将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谈。《印度教徒报》2日称，除了边界谈判，印度方面还希望梅农能够同新一届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举行会谈。

　　《印度快报》2日报道称，中印为解决边界问题已举行了15轮特别代表谈判，对此的现状报告显示，双方离达成目标还很远，主要分歧在于2005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要求双方“在边界争端各自立场上做出有意义且双方都接受的调整”。文章称，中国方面认为，该协议要求印度归还广袤的藏南地区领土。而印度认为，该调整不包括大面积的土地，而是在进行边界划界的过程中，在边境地区进行较小的领土“给予与索取”。 ▲◆★●■☆


美国军方海外间谍将扩至1600人 重点关注中国
http://news.cntv.cn/world/20121203/101153.shtml

    2012年12月03日 :  据法新社2日报道，美国国防部情报局（DIA）打算建设一个在规模上堪比中央情报局的大型情报网络，派往海外的人数将扩大到1600人。而这个网络的重要关注领域之一就是“中国正在实施的军事现代化计划”。

　　报道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美国军方官员将向海外额外派遣数百名间谍人员。完成扩展后，DIA预期将拥有遍布全球的1600名情报收集人员。据称，在最近几年，该局在海外的间谍人员存在从未超过三位数，其中包括使馆的武官以及其他没有掩护身份的人员。美国官员称，这一计划还包括部署新一代由CIA培训的特工人员。这些新特工将频繁地和美国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协作，但是他们从国防部直接接受任务。国防部还打算重新审视DIA的关注热点，在过去十年，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相关的行动上了。而目前，五角大楼最优先的情报领域是非洲的伊斯兰军事组织、朝鲜和伊朗的武器扩散，以及中国正在进行的军事现代化计划。

　　DIA除了利用自己的直属机关进行情报搜集和分析工作外，还管辖陆海空三军情报局以及美国各大军区司令部的情报部门。形象地说是“军队的中央情报局”。但是和中央情报局重视依赖人力资源进行情报获取不同，国防部情报局大量依靠侦察卫星等技术侦察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