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如何应对西方和平演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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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1-24 作者 : 孙来斌        

　　当前一些西方国家不断推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向中国发起了挑战。参与意识形态攻击与渗透的境外势力逐步扩大、意识形态渗透辐射面不断扩宽、舆论阵地争夺更加激烈、反面宣传和虚假宣传频出，这是当前西方对中国意识形态发起挑战的基本动向。我们必须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在维护国家利益、坚持和平道路、提升国家形象、夯实物质基础等方面采取有效的应对之策。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我们在注意文化交流、交融这种积极意义居多一面的同时，也要注意由于各种原因所致的交锋这种挑战意义为主的一面。特别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国际上出现了针对我们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这些言论，与境外其他势力的某些论调彼此呼应，“交响”成各种杂音、噪音，试图给中国发展制造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进而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在此情况下，冷静观察境外意识形态活动新动向，采取积极而有效的应对措施，是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一项极其紧迫而重要的工作。

　　一、当前西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挑战的典型表现

　　当前，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冷战思维惯性、遏制中国战略等原因，不失时机地推出各种版本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向中国发出了严峻挑战。

　　1．耸人听闻的“中国崩溃论”

　　20世纪70年代末伊始，基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逐渐增加，中国的发展成就日益引起世人瞩目。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苏东剧变、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危机等重大国际事件接连出现。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将何去何从？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时代问题。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一些西方人士出于各种心理，开始热衷于对中国的未来作出各种凶险预言：苏东剧变时，他们断言中国很快会步其后尘；邓小平去世时，他们放言中国即将四分五裂；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他们又预测中国将成为遭遇危机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继而发生政治动荡……虽然一个又一个的“预言”均告失灵，但所谓中国即将“崩溃”的毒咒并未终结。随着这股思潮的涌动，近年来有人又将重点放在“揭示”中国经济增长的虚假性上。他们把中国经济比喻成“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预言中国政府很快就会垮台。其中，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率先发难。他在2000年接连发表两篇文章，否定中国经济连续、稳定的发展。据其所称：中国官方的GDP统计数据出现了严重的上偏误差。按照他的估计，中国1998年GDP增长率比官方统计的7.8％要低得多，2.2％只是一个上限，实际的结果甚至可能是－2.2％。紧随其后，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所著《中国即将崩溃》、美国《中国经济》季刊主编斯塔德维尔所著《中国梦》、美国记者包德甫所著《苦海馀生》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中国“即将崩溃”的主观臆断。英国的《金融时报》、《经济学家》等西方主流媒体也纷纷追随，加入炒作行列。其中，有人甚至妄言：中国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五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又有西方学者断言：中国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因而必将遭受经济危机潮水般的冲击而濒于崩溃。

　　上述种种所谓“中国崩溃”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指向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某些困难和问题，却无限夸大了这些困难和问题。这种对中国发展前途的危言耸听，反映了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惯性、害怕中国崛起的特殊心理。

　　2．层出不穷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至19世纪西方提出的“黄祸论”。按照当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等人的逻辑，一旦中国复兴，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都将对白种人产生严重影响。由于带有强烈的种族歧视色彩，“黄祸论”在现代国际社会逐渐失去市场并淡出历史舞台。

　　20世纪末期，随着苏联解体、冷战格局消失、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威胁论”开始泛滥。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在1990年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敌人》一文，推出日本版的“中国威胁论”，断言中国将是“取代苏联的潜在威胁”。其后，日本政界一次又一次鼓噪“中国军事威胁论”，并以此为日美安保体系的所谓必要性作注释。日本右翼势力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在《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一文中声称：作为日本强项的制造业正在被中国迎头赶上，中国崛起带有侵略性的征候。这种论调对日本民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日本九州地区进行的一次企业调查结果显示，96%的企业认为中国具有“威胁”。2009年10月，日本右翼媒体针对中国的国庆阅兵放言：在中国对钓鱼岛主权态度越来越强硬、台海两岸关系合作日益密切的背景下，举行规模庞大的阅兵活动，是有意向日本提出挑战。2010年9月以来，日本政界和民间不少人都在拿钓鱼岛撞船事件大做文章，推销“中国威胁论”。2012年7月30日，日本政府批准了防卫大臣森本敏提交的2012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为扩张军备寻找借口。该白皮书被认为是在世界各国官方出版物中对中国“国防动向”关注最多、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最多的公开文件之一。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版的“中国威胁论”更是层出不穷，先后经历了几波高潮，并演化为各种版本形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版本主要有：

　　“军事威胁论”。1992年，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发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断言中美将出现不可避免的军事冲突。此后，美国国防部多次推出《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国军力报告》，一再渲染中国的军费开支、核武数量、军事能力等。《2008年国防战略》明确提到，“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需要采取预防措施应对中国不断推进的军事现代化及其战略选择。”2009年，美防务咨询公司“长期战略集团”首席执行官纽麦尔在回答“如何看待中国军事觉醒”问题时称，“中国可能是唯一试图对美国形成威慑的国家，其野心引人注目，我们承担不起疏忽这一点的代价。”2009年10月，几家美国媒体借中国国庆阅兵事件，以“以公开阅兵展示隐性威胁”为题吸引读者。2010年以来，随着中美在一系列安全问题上分歧的加剧，美国国内的“中国军事威胁论”进一步上升。一个由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和小布什政府时期的高级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领导的跨党派独立专家小组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未来20年可能出现的对美国持久国家利益最严重的潜在威胁之一。

　　“文明威胁论”。哈佛大学教授、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亨廷顿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1993年他就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大谈“文明的冲突”。其后，又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断言：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而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将成为西方文明的天敌。“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

　　“经济威胁论”。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正成为世界工厂，不断掏空世界其他地区的制造业。中国在吸引外资和增加出口上的成功，对许多边缘国家构成竞争性威胁，给韩国、墨西哥等国经济带来很大压力。还有人甚至声称：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每年给美国造成大约20亿美元的损失；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正在导致美国就业岗位的流失；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持续多年，使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近年来中国能源需求剧增，中国将卷入同美国争夺能源的资源战等。2005年的一份研究发现，6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就业岗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54%的美国人对“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水平”表示担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学界和政界的一些人士将危机的爆发和美国就业机会的丧失归咎为中美经贸关系的不平衡。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在2010年的年度报告中将此与中国军事威胁相联系，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不平衡给予中国增强和促进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所需要的金融资源和技术能力”。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中国制度威胁”、“中国科技威胁”、“中国间谍威胁”、“中国文化威胁”、“中国意识形态威胁”、“中国人口威胁”等多种版本，甚至还出现了“中国体育威胁”的论调。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一些美国媒体认为，中国是唯一对美国体育霸主地位构成威胁的国家。其中，《今日美国》认为，中国和美国在奥运会上的激烈竞争，是两国在国际事务上抗争的缩影。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威胁论”除了在美国、日本流行之外，在东南亚和俄罗斯等周边地区也不时出现。但是，这些国家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大多出于对自身安全与利益的担心，与美国、日本主要意图在于遏制中国发展的“中国威胁论”具有不同性质。

　　3．大肆渲染的“中国责任论”

　　就在“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之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势发展，西方又掀起了新一轮“关注”中国的热潮，“中国责任论”随之出炉。正式提出“中国责任”问题的是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他在2005年9月21日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中提出：美国不仅要考虑为中国加入国际体系打开大门，而且需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西方国家自此开始频频以“责任”为口号，开出了一系列超出中国实际能力的“中国责任清单”：要求中国大幅提高人民币汇率、增强军事透明度以及参与孤立和打压所谓的“问题国家”、承诺更高的环保义务等。其中，欧盟委员会2006年发表题为《欧盟与中国：更密切的伙伴、增长的责任》的对华政策文件，要求中国承担起与其拥有的对世界贸易、安全和环境的巨大影响力相匹配的全球责任，在国际体系中肩负起富有挑战性的责任。美国学者托马斯等人提出，西方要“帮助中国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敦促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帮助照亮中国前进的道路”。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加滕2006年10月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题为《呼唤中国“马歇尔计划”》一文，建议中国拨出1500亿美元放在一个捐赠账户中，以支持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计划。这对于目前还有1.35亿贫困人口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不切实际的。2007年1月，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维克托·托马斯在《2020年，世界将有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一文中写道：“人们需要不断提醒这两个超级大国，它们的责任已扩大到整个地球。”日本则以联合国现有会费分配比例不能反映中国渐增的经济实力及其在联合国的地位和责任为由，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联合国会费缴纳份额。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在2011年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增长给日本带来经济社会影响，中国经济规模很大，就应当在世界上担任更大责任，希望中国意识到这一点，并以此行事。”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西方媒体、学者和政客不切实际地、不合理地要求中国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2009年1月，行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造成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则干脆把美国房地产泡沫归咎于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高额储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政府及时、果断地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受到许多国际有识之士的褒扬。然而，某些西方人士抛开自己国家应承担的责任，将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归咎于中国，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中的任何问题都因中国而起”，要求中国承担起世界经济失衡和“拯救全球经济”的责任。

　　众所周知，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在美国，一些美国人抛出“中国责任论”无疑是为了逃避责任、转移视线。美国人的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早在冷战初期，“遏制之父”凯南就承认：“我们美国人这个倾向看来真古怪：时时刻刻都想在我们的国境以外找到一个罪恶中心，从而把我们的麻烦都算在它的账上。”他当时对美国能找到苏联这个“罪恶中心”而庆幸，如今，同样的论调又出现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中国成为“替罪羊”。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责任论”是西方社会在与中国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的条件下试图化解“中国威胁”的对华政策选择。与“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相比，“中国责任论”表面上似乎温和了许多，“责任”一词也使其在对中国施压的方式上包装了一层所谓的世界立场和国际道义的色彩，但是，这仍然无法掩饰某些西方势力期望将中国经济发展步调纳入其主导的战车、极力阻碍中国崛起的良苦用心。

　　除了前述几种主要挑战之外，近年来，“记者无国界”、“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瑙曼基金会、“达尔富尔奥运梦”等形形色色的国际反华组织，在一些国际交往场合和重要事件中先后粉墨登场，对我国政府发出各种责难。（未完待续）

 中国如何应对西方和平演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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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当前西方针对中国意识形态挑战的基本动向

　　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某些境外势力针对中国的西化、分化、弱化之势愈演愈烈，并频频运用“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问题经济化、宗教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宗教化”等多种方式，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攻击和渗透。

　　1．基于利益需求，参与意识形态攻击和渗透的境外势力逐步扩大

　　一些西方势力多年来不断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全面渗透。仅就思想渗透而言，它们特别舍得投资。在一些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最重要的是搞攻心战”，“在宣传上花一个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五个美元”。

　　当前，除西方势力外，我国周边一些国家也注意到意识形态渗透的战略优势：它不仅是一种较为隐蔽的“入侵”方式，而且比直接发动军事竞赛、军事进攻耗费更少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所产生的影响却十分深远。出于国家利益之争，受地缘政治的影响，这些国家纷纷把矛头指向了中国。一度在西方舆论中盛行的“中国威胁论”等观点，也引起了这些国家的回应。例如，1998年，时任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声称：印度进行核试验是为了对付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是印度的“头号潜在敌人”。一些美国人士竟然认可印度的核试验，并表示：“当中国这个大国崛起时，需要俄国从北方、日韩从东方、印度从西南方来制衡它。总有一天，美国人会感谢印度的核试验。”在印度报刊上从来不乏针对中国的所谓“超级大国”、“中巴轴心”、“南下印度洋”和“侵占印度”等言论。由于历史遗留的领土边界问题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中国威胁论”一度在东南亚颇具市场。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曾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演说时宣称：“中国是东亚地区头号威胁。”“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也有一定的市场。俄罗斯政治和军事分析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沙拉温在《消息报》上撰文称：美国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具有纯神话性质，而中国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则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一些亚洲国家中的宗教组织也加大了对我国的渗透活动。例如，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在实施宗教渗透时就公开提出，要将中国的220万朝鲜族民众“福音化”，继而将其他中国人“福音化”；同时，还以医疗和教育支援为名，通过向我延边地区捐资建企业、建教堂等手段，培植传教骨干，设立“附属机构”。可见，基于某些利益驱动，在西方势力的策动和支持下，我国周边国家的一些势力也加入了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攻击和渗透。

　　2．利用国际上的强势话语权，不断扩宽意识形态渗透的辐射面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西方发达国家借助其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竞争优势，积极利用在国际交往活动中的强势话语权，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渗透，从而使得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的复杂性、涉及面大大增加。它们利用经济、文化、外交等各种活动，传播资本主义的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它们打着各种旗号为其意识形态渗透作掩护，在政治上极力推销西方民主价值观，贬低马克思主义，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在经济上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宣扬私有化；在文化上，构建“文化武器库”，设立“基金会”、“研究会”、“培训中心”等机构，培植“亲西代理人”，散播“自由种子”。2008年，某西方媒体为了给“藏独”活动张目，不仅播出一堆用造假手段炮制的所谓“纪录片”，还试图与一个法国女导演联手，策划拉拢萨科奇总统在内的人士，用扮演的手法来拍摄一部虚构的纪录片，企图制造“藏独”分子在北京奥运村活动遭到中国军警枪杀的谣言。2010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因违反中国法律而正在服刑的罪犯，变相公开支持中国境内的违法犯罪行为，粗暴干涉中国司法主权。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鼓励本国民众通过商业合作、文化活动、教育交流等接触方式宣传美国的价值观。《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接触方式在海外具有强大而持久的影响，也是一个低成本、高收益地投射美国领导地位的积极办法。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代表美国价值和利益的最佳大使是美国人民——我们的商业、非政府组织、科学家、运动员、艺术家、军事服务人员和学生等。”种种迹象表明，某些西方国家和境外势力频频利用商业、文化、体育等较隐蔽的方式消解中国国民的凝聚力，并且还将推动“颜色革命”和中国分裂的意图夹杂其间。

　　3．运用各种传播工具，积极抢占舆论阵地

　　首先，积极利用各种新闻传媒加紧针对我国的舆论攻势。近年来，一些美国媒体极力夸大中美在人权、贸易、汇率和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连篇累牍地指责中国政府，贬损中国的国际形象，甚至不遗余力地鼓动美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赫曼与乔姆斯基指出：“美国新闻或多或少地带有‘反共’的味道，‘唯意识形态论’不仅始终主导着美国媒体对发生在社会主义‘敌国’的所有新闻的诠释，而且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威胁与恫吓‘敌国’的途径。”最近，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副教授杨毅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和《芝加哥先驱报》在内的五份影响最广和声望最高的美国主流报纸，在1992年到2006年间一共刊载了376篇报道“中国威胁”的文章。这些主流大报不仅常常引导着美国新闻界的热点话题，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大众的国际观。

　　其次，加强对中国大陆的互联网攻势。境外势力利用网络频频向境内发送垃圾政治邮件、“翻墙”软件，利用BBS散布虚假信息以蛊惑人心、煽动闹事等。同时，某些西方势力还将自己的主流价值观念、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渗透进网络游戏。北美某著名游戏公司制作的一款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网游，在登陆中国市场后，并未将视角聚焦于游戏本身，而是集中渲染中国大陆的各类负面新闻，并试图将矛头指向中国政府。在某些势力的授意下，游戏玩家们被打上了“自由”、“民权”、“弱势群体”等标签，并被描写成为中国网络反抗暴政和不公的自由民权斗士。可见，网络已成为境外敌对势力向我国进行思想渗透的重要渠道。

　　此外，境外势力正积极掌握和利用高科技手段，妄图针对我国拉起一张立体式的宣传包围网。2003年的监测结果显示，“境外敌对势力在我国周边已设立了30多个转播台，每天使用多种语言、170多个频率对华播出60多个小时的节目……同时，利用空间卫星技术，在我国上空构建了密集的卫星电视网，频道达400多个，尤其是加大了对我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区域的宣传覆盖。”近年来，美国政府高度重视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加强对外意识形态渗透。《2010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美国政府将采取各种措施，“支持这些技术的扩散和使用，以促进表达自由、扩大信息的获得、增进政府的透明度，反对对这些技术使用的限制。我们也将更好地利用这些技术以有效地将我们的信息传递到世界”。

　　4．针对我国政府的正面宣传教育，策动各种反面宣传和虚假宣传

　　一些西方势力不断制造针对中国的失实性乃至歪曲性的报道，加大反面宣传中国的力度。例如，一些人借人权问题来抨击中国的制度和法律，“许多美国人把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野蛮力量叙事：践踏个人权利的‘东方暴君’或‘红色共产党人’”，甚至提出中国人权“倒退论”。针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政治宣传工作，某些西方人士在自身价值观的引导下，自编自创了一个“框架”说，即所谓中国政府“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操纵舆论”，中国“公民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都要先放入一个预设好的框架予以衡量”。针对中国政府平抑暴力叛乱的举措，部分西方媒体采用双重标准，大量使用“暴力镇压”、“文化灭绝”等负面、偏见词汇进行事件描述，将其污蔑为对人权的侵犯。一些西方势力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渠道对中国妄加评论、恶意攻击。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某些国外媒体蓄谋已久的“狂轰乱炸”，它们不顾职业操守，迫不及待地放出谰语谮言：“北京奥运会在开幕式之前，就注定了它会失败”。美国演员米娅·法罗“为了能在媒体中出名，不惜以一首《屠杀的奥林匹克》来哗众取宠……将北京奥运会和1936年纳粹统治时期的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某些美国体育记者和评论员也在公开散布一些尖刻的对华言论，攻击对象包括中国的领导人、经济体制和体育运动。此外，某些境外势力还擅长于用歪曲的历史作为证据，以偏概全地对中国进行恶意宣传。例如，有人从中国众多的古代文献中“精心”挑选诸如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等句子，用以说明中国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具有历史传统；将中国网民对日本否认侵华历史、韩国偷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满和过激言论，解释为“仇日、仇韩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对某些中国人“崇洋媚外”的表现，故意宣传为“视白人高贵、视黑人低贱的种族主义”等。

　　总之，当前境外针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挑战攻势更趋激烈、形式更趋多样、手段更趋隐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跟踪研究，从而做到知己知彼、从容应对。（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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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应对当前西方意识形态挑战的策略思考

　　当前境外针对我国的各种意识形态挑战，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制造了不利的国际环境，也给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带来威胁。我们必须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在维护国家利益、坚持和平道路、提升国家形象、夯实物质基础等方面采取有效的应对之策。

　　1．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坚守国家利益

　　当前某些国家针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活动，具有多重原因，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考虑，无疑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有西方学者在论及这个问题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玫瑰是一朵玫瑰，永远是一朵玫瑰’，国家就是国家，永远就是国家。”

　　西方有西方的国家观，我们有我们的国家观。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主权是国家最高利益之所在。我们提倡超越意识形态去尽力发展国际友好合作，反复承诺并认真履行了自己应尽的国际责任。但是，对某些西方势力借国际责任之名行遏制中国之实的图谋，对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实质及其扩展本性，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毫不让步地坚守国家主权这个最高利益。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就强调保障国家的整体利益、维护国家统一的理念。面对各种分化、西化和弱化中国的图谋，中国政府和各族人民以及海外华侨表现出的空前团结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坚定立场，正是源于对国家观念的认同。面对当前境外的意识形态挑战，我们更应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认识，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国家主权、维护政局稳定作为我们坚定的政治立场。

　　2．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谋求多边合作共赢

　　从世界近现代史来看，一个大国的崛起似乎往往会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可以说，当前在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正是以此为历史根据的。这种推演似乎很重视经验，但是却有意回避中国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有选择性地遗忘了一些国家霸权扩张的反面经验。中国的发展，不走西方发达国家依靠武力掠夺其他弱小民族来进行资本积累的历史道路，也不走苏联霸权主义、对外扩张的道路。我们要积极用理论和实践向世人进一步表明：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永远不变的选择。

　　首先，这种选择具有深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一直崇尚“和为贵”，这一理念逐渐成为中国处理内政外交的哲学思想和行为准则。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就是中国古代和平外交的典范。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间，中华民族饱受战乱之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更强化了我们对和平的向往和追求。其次，这种选择反映了我们党长期治国理政的经验。胡锦涛提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总结我们党长期治国理政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对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和平发展重要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再次，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鉴照了一些国家霸权行径的历史教训，顺应了当今世界合作共赢的发展潮流。霸权不得人心，扩张必受惩罚，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经验。环顾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国际社会发展的整体相关性和相互依存性日益加强，非赢即输的旧观念日渐式微，合作共赢的新理念渐成共识。

　　“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的庄严承诺，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对当前国际上种种别有用心的不利言论的有力回击。

　　3．掌握国际舆论主动权，进一步提升国家形象

　　当前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际媒体间对舆论导向的争夺与控制。重视媒体宣传的作用，积极掌握舆论的主动权，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必须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首先，必须继续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五四运动”以来，中外文化交流呈现出西学东渐有余、东学西渐不足的现象。有调查表明：近百年来西学中译与中学西译著作之比为100∶1，而外国人从中学西译著作中所了解的，又多半是八卦、算命、风水之类的东西。国外民众由于对中国知之不多、知之不切，因而极容易被别有用心的媒体误导。这就要求我们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外宣传。其次，必须大力增强信息传播的管理能力。在信息时代，谁能够控制信息的传播，谁就拥有权力。当前西方更加重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我们更应高度重视新型网络安全工作，加强信息网络的硬件、软件和相关法制建设，并根据网络时代的传播特点，改进舆论宣传、监控、引导和管理工作，确保舆论主导权。再次，要调整舆论宣传的战略。我们要树立先声夺人的宣传理念，不仅要对境外各种误解、曲解乃至丑化中国的言论予以及时回应，而且要努力增强新闻报道的全面性、及时性、客观性，从而提高中国媒体的国际声望和国际竞争力，使之成为境内外普遍重视的新闻信息源。此外，还应该积极找寻诠释自身理念的恰当方式。中国的发展将伴随着中西之间长期的认知摩擦、碰撞、适应的过程，因此，善于向对方表达自身理念无疑是重要的。法国外交官魏柳南指出：很多中国人“在与西方人交流过程中，习惯直接用自己母语的话语方式表达思想，而没有考虑到用适合西方人的方式来表达”。这对我们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应该说，中国政府近年比较注意这一点。北京奥运会申办、主办期间以及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期间，中国政府推出的国家形象片，受到外国民众的普遍好评。这种恰当的公共外交形式，对提升国家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4．集中精力促进发展，进一步夯实物质基础

　　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反映和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当前一些西方势力加强针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活动，主要目的在于遏制我国的发展和崛起，在于维护西方国家自身的利益。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不断取得的发展成就和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的一种反映，也可以说是我国尚不够发展、还不是真正的世界强国的一种反映。

　　在多元化的国际社会中，我们不可能左右别人的思维，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对我国不利的舆论，因此，应对的关键就在于增强对杂音、噪音的抗扰能力，紧紧抓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扎扎实实地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将发展这篇大文章进一步做好，将强国之梦变为既成事实，同时又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国际社会中的各种不利言论自然会烟消云散。同时，只有将发展问题解决好，才能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奠定可靠的经济基础。因此，当前要紧密结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发挥边疆优势，突出民族特色，推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惟有如此，才能实现边疆巩固、经济繁荣、民族团结，从而彻底消除境外分裂势力在境内的影响，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总之，发展是硬道理。回应境外意识形态的各种挑战，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基础，关键还是要靠发展。（全文完）来源: 网讯▲◆★●■☆

中国航母进行歼-15起降训练
http://www.boxun.com/news/gb/army/2012/11/201211250521.shtml#.ULGtG-9Z9oM

2012年11月25日：    来源：京华时报      歼-15飞机在“辽宁舰”上着舰瞬间。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交接入列后，海军官兵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和顽强拼搏的精神，按计划迅速投入紧张的出海训练和科研试验任务中。其间，顺利进行了歼-15飞机起降飞行训练。航母平台和飞机的技术性能得到了充分验证，舰机适配性能良好，达到了设计指标要求。
    
    9月25日，“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全舰官兵牢记嘱托，不辱使命，深入开展了“以优异成绩向党的十八大献礼”训练竞赛活动，围绕舰载机上舰，全舰各部门、各战位结合科研试验，凝聚力量、攻坚克难主动把试验与训练有机融合，以试验带动训练，以训练保障试验，大大提高了试训效率。入列以来，全舰完成了上百个训练课目和试验项目。
    
    我国自己培养的首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和舰上飞行指挥员，面对新机种、新课目、新环境、新要求，勇于探索，刻苦训练，把握规律，精益求精，按照“大胆地飞，科学地飞，精准地飞”的要求，进行了高强度飞行训练，探索并固化了着舰的飞行方法，突破了滑跃起飞、阻拦着舰等飞行关键技术，掌握了大侧风、低能见度、不稳定气流等条件下的偏差修正动作要领。在实际研练中，所有舰载机飞行员的训练成绩都达到了训练大纲规定标准和上舰试验要求，首次上舰飞行均一次成功。
    
    歼-15飞机是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首型舰载多用途战斗机，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可遂行制空、制海等作战任务，飞行性能良好，配挂多型精确制导武器，具备远程打击和昼夜间作战能力。

解密·飞行员

航母舰载战机飞行员选拔培养堪比航天员
    
    “首批歼-15舰载机飞行员选拔培养堪比航天员，某些条件甚至更为严苛。”海军装备部飞机办副主任张洪涛介绍说。
    
    舰载机飞行员在所有飞行员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是精英中的精英，必须具备优秀的心理和身体素质、杰出的驾驶技术、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以及坚定的政治信仰。为了选拔出我国航母首批歼-15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海军会同空军、工业部门、科研院所及医疗系统的有关专家，在海、空军歼击机飞行员中进行了层层筛选。
    
    “首批歼-15舰载机飞行员通过了4关的严格考核。”张洪涛说。首先通过技术关的选拔。航母跑道短、窄，气象条件复杂，降落环境和条件严苛多变，这对舰载机飞行员的技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张洪涛介绍说，通过选拔，首批舰载机飞行员年龄在35岁以下，飞过至少5个机种，飞行时间超过1000小时，其中3代战机飞行时间超过500小时，且多次参加过军兵种联演联训、重大演习任务，是所在部队的种子飞行员和重点培养对象。
    
    其次通过身体关的选拔。歼-15舰载机在勾住阻拦索的瞬间，飞行员会承受巨大的载荷，这对飞行员的颈椎、腰椎和脊柱都会产生影响。同时由于惯性的作用，血液加速向飞行员头部涌去，飞行员眼前会出现“红视”现象……这就对飞行员身体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张洪涛介绍说，在选拔时医学专家通过先进的医疗仪器，对飞行员进行了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许多优秀飞行员由于某些细微的身体数据指标不合格而与舰载机飞行员失之交臂。
    
    再次必须通过心理关的选拔。张洪涛介绍说，由于14度的滑跃倾角，飞行员在起飞时会产生加速撞墙的感觉；在着舰时，为了防止挂索失败，舰载机飞行员必须大油门下滑着舰，以保持“逃逸”速度……每一次起降，都是过“鬼门关”，对飞行员的心理产生极大的挑战。因此，对舰载机飞行员的心理素质考核可以用严苛形容。医学专家设置不同情境，通过精密仪器，判断飞行员是否具备“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心理素质。
    
    最后必须通过政治素质考核。张洪涛说，虽然舰载机飞行员职业充满风险，但是飞行员在选拔时都踊跃报名，把能成为舰载机飞行员视为很高的荣誉，自愿为海军加速驶向深蓝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解密·舰载机

歼-15可与美国F-18媲美
    
    随着我舰载战斗机飞行员驾驶战机在航母“辽宁舰”上着舰起飞，我国第一代舰载战斗机歼-15拨开神秘的面纱，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歼-15飞机是我国第一代多用途舰载战斗机，它具有作战半径大、机动性好、载弹量多等特点，可根据不同作战任务携带多型反舰导弹、空空导弹、空地导弹以及精确制导炸弹等精确打击武器，实现全海域全空域打击作战能力，各项性能可与俄罗斯苏-33、美国F-18等世界现役的主力舰载战斗机相媲美，因此被誉为凶猛强悍的空中“飞鲨”。
    
    歼-15舰载机总设计师孙聪介绍说，歼-15舰载战斗机是在我国第三代战机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全新设计研制的多用途舰载战斗机。
    
    歼-15飞机配装2台大功率发动机，实现了机翼折叠，全新设计了增升装置，起落装置和拦阻钩等系统，使得飞机在保持优良的作战使用性能条件下，实现了着舰要求的飞行特性。

解密·着舰指挥官

LSO成航母舰载机部队灵魂
    
    “舰载机安全着舰，离不开LSO的精准指挥。”海军舰载机工程负责人之一、海军某航空兵部队副司令员刘长虹介绍说。
    
    LSO，即着舰指挥官，是向舰载机飞行员发出操纵指令，引导下滑道上的飞机安全着舰的军官。以前LSO双手各持一枚短桨片似的指挥牌引导飞机着舰，故被称为“短桨手”。通常，LSO在位于航母着舰区后部左舷的LSO平台上，依据高速相机所拍摄的实时图像及相应参数，通过无线电及灯光等多种手段对舰载机飞行员发出相应着舰指令。
    
    “舰载机着舰，条件和环境十分严苛和复杂。航母的跑道只有200多米，仅为陆上跑道的十五分之一；航母行进时，运动要素复杂，在涌浪的作用下，飞行甲板可能会沿着前、后、左、右、上、下六个方向进行运动；同时风向、风速复杂多变，不规则的气流会严重扰乱飞行轨迹……由于舰载机飞行员无法完全感知现场环境，因此LSO能否及时发出指令，及时准确地引导飞行员修正航线轨迹、调整下降姿态，成为舰载机能否安全着舰的制约性因素和基本保障。”刘长虹说。
    
    “舰载机飞行员体力消费巨大，容易因疲劳产生失误，因此必须无条件信任并服从LSO的指挥，否则不但容易造成机毁人亡的事故，也容易对航空母舰造成损失，并产生连锁反应。因此，着舰指挥是航母舰载机部队的灵魂。”刘长虹说。
    
    美、俄、英、法等拥有航母的国家中，LSO着舰指挥官从成熟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中产生。他不仅飞行技术要让其他舰载机飞行员钦佩和信服，还必须具备优秀的指挥组织能力，同时对飞机的状态和性能、飞行员的技术特点和性格秉性必须十分了解，才能在第一时间指挥舰载机安全着舰。因此，培养一名合格成熟的LSO着舰指挥官十分不容易。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培养一名LSO更不容易。”刘长虹说，“由于西方技术封锁，我国相关人员的培养从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没有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我国第一代LSO只能从经验丰富的试飞员中选拔产生。通过指挥数千次舰载机着舰航行模拟训练，我国LSO已经具备丰富的指挥经验。他们还多次指挥歼－15舰载机成功完成触舰复飞训练，对舰载机飞行员精准着舰技术的提升和稳定做出了贡献。”
    
    刘长虹说，随着我国航母事业的发展，我国对航母舰载机着舰指挥官的选拔培养已按计划顺利推进。
    
    本文来源：京华时报。▲◆★●■☆
 

胡锦涛的裸退真能结束老人干政吗？
http://www.peacehall.com/forum/201211/boxun2012/229132.shtml

作者：解滨 于 2012-11-17：世人一说到慈禧太后，总是和她“垂帘听政”那件恶心事联想起来。 其实一百年后人们提起江泽民这三个字，也会自然地把他与“老人干政”这四个字联想起来，并且会指出他是中国历史上和慈禧太后一样令人作呕的统治者。 其实江泽民在位时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过。 如果他在退位后安分守己，不垂帘听政，那么历史是会正确地评价他的那么一点功劳的。 胡锦涛也不是一件坏事也没有做过，大家对他的能力也一直深表怀疑。 但他最后一刻这么一裸退，使他成为了一个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

虽然胡锦涛裸退这件事会令人称道几十年的，但史书上也会说，他的裸退固然悲壮，却并没有结束中国的老人干政。 胡哥他自己到站下车了，但车上的那一帮老家伙却还是赖着不愿意下车。 胡只是自己在退位后不干政，不玩垂帘听政那一套肮脏的把戏了，但江泽民那老不死真的会被小子辈的这一壮举所感动吗？ 不会！ 他会继续当他的太上皇，隔代遥控中国的政治，一直霸道到他死的那一天。

很少有坏人会因为得手而从良的，很少有小偷会因为看到别人洗手不干而罢偷的。

人们不喜欢老人干政，道理很简单：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这是天理。 再者，人一老了，就糊涂了，就跟不上形势了，就变得保守了。 这个道理也是很好理解的。 大家其实还忘了另外一条，这就是一个不害臊的人要是太老了就会变得不要脸了，啥都不顾了，变得既无赖又无耻。 难道不是吗？ 江泽民难道不知道共产党内外有很多人烦透了他吗？ 他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凭什么当了两年军委主席？ 他一个普通党员有什么资格跑到十七大、十八大主席台上就座？ 党章的哪一条规定他可以这么做？ 他样做这是不是很不要脸？

谁都知道，如今要在中国混得好，就不能要脸这种东西。 混得越好的人，就越不能要脸。 所以，如果有任何人以为胡锦涛的裸退会打动江泽民、曾庆红、李鹏那帮老人，那真是太天真了。 这帮家伙可以对自己的老首长翻脸不认人，可以对自己的恩人下毒手，那有什么理由会理睬晚辈的一个高风亮节的义举？ 世上有什么义举可以使一个不要脸的人变得害羞起来？

胡锦涛的裸退，除了可以给他自己在史书上增添明亮的一页外，并不能改变老人干政这种局面，甚至都不能改变他自己的处境。 他的余生会是很痛苦的。 一百年后，人们谈到这个人时，会联想起光绪。 胡锦涛他理想了一辈子，隐忍了一辈子，妥协了一辈子，受气了一辈子，当了一辈子小媳妇，最终还是没有熬成婆。 胡锦涛的十年就是和江泽民斗法的十年。 甚至在他还没有登基的时候，那个恶婆就在死死地盯住他，捆住他的手脚。 他一开始也曾经想祭起毛泽东的大旗来和江泽民斗法，他败下阵来。 后来他又拿出邓小平的尚方宝剑，试图继续走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开放大道，他还是斗不过江泽民。 这十年他也不是没有赢过，他扳倒了陈良宇，他打倒了薄熙来，但那恶婆却笑到了最后。 总而言之，只要那恶婆一天活在世上，他这个小媳妇就一天不可有所作为。 那恶婆不光不准他越共产党半步雷池，最重要的是不准他功高震主，不准他当“核心”！ 说到底他不过是出身贫寒的一介书生，没有任何显贵的背景或靠山，不是“我们的孩子”。 他只是共产党雇佣的一个打工仔，在统治集团中没有一个强大的集团例如太子党在做他的后盾，他就连大吼一声的底气都没有。 他不是败在一个人的手下，而是败在一个集团，一个体制，一种几千年的腐朽文化的手下。 他十年无所作为，最后他不得不以玉碎这种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这场争斗。 虽然有些悲壮，但也值！ 至少在史书上他是出生于平民世家的一个勇士！ 涛哥是一个悲壮的传说。

共产党内，今天唯一有魄力、有能力打破这种老人干政的潜规则的一个人，就是薄熙来。 如果他上台，十个江泽民也甭想捆住他的手脚。 这也是为什么江婆婆乐意帮助胡锦涛扳倒薄熙来。 然而，薄熙来虽然有本事斗倒任何一个婆婆，却会在得志后毫不犹豫地当起新的太上皇，把老人干政的勾当继续下去。 所以，胡锦涛干掉了薄熙来，实际上最大的意义还在于他断了共产党大佬垂帘听政的另一条后路。

江泽民的垂帘听政和当年慈禧太后在本质上并无什么不同，这就是要保护那五百大户人家的既得利益。 他干政并非全为他自己，有很多人要靠他保护。 他们最怕的是有一天真正改革了，就要清算那五百户的不义之财。 中国无论是“走老路”还是“走邪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不义之财都有可能玩完。 所以他只好老脸皮厚，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干着慈禧太后的勾当。 老人干政，是终身制、世袭制的一种变相延续。 说到底，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色。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 这就是。 只要这个特色社会主义还在继续，就不要指望老人干政会结束。 胡锦涛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把权力交给习近平。 可这并不能让江泽民罢休。 即便江泽民死了，曾庆红、李鹏也会“挺身而出”当二婆、三婆的，只是他们是否有那个能耐，是个大问题。

中国历史中，上一个大恶婆是1908年驾崩的。 她驾崩的三年后发生了什么事？江泽民还能活几年？▲◆★●■☆


总参有人抗议副部长舒琦贪腐
http://www.boxun.com/news/gb/yuanqing/2012/11/201211230800.shtml#.ULFzZO9Z9oM

2012年11月23日：  解放军总参管理保障部连续两任部长李天策、黄斌和副部长薛光朝被军纪委双规后，总参将士积极拥护拍手称快，但该部另一个涉嫌严重贪腐、劣迹斑斑的副部长舒琦却仍然逍遥法外，不仅引发了全体总参谋部官兵的无比愤慨，而且还使总参腐败问题愈演愈烈，特别是在我钓鱼岛被日本占领的危机时刻,在中共十八大会议和军委扩大会上，习主席大谈高级干部要廉洁，军队要反腐。但身处解放军高层的高级军官舒琦，却仍然利用职务的特权，大搞权钱交易，捞取金钱和资本，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总参全体官兵以血泪控诉，希望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军纪委书记杜金才能有所作为，将舒琦的腐败问题查清楚，把十八大精神和军委扩大会精神真正落到实处，给全军将士一个交待。
    
     舒琦的腐败问题：
    
     1、收受巨额贿赂。舒琦在担任总参服务局局长期间，伙同时任总参管理保障部部长的李天策，将服务局位于深圳市价值数亿元的土地，仅以1000万超低价格卖给了地方人员，从中收取5000多万元的贿赂，后来，当时代表军方负责深圳房地产管理的陈姓主任，多次向总参管理保障部写信揭发舒琦腐败的内幕，但在陈炳德的授意下，信件被私自扣压，揭发腐败的同志被一再打压，正义至今没有得到声张，直到现在也没有结果。舒琦从局长带病提拔为副部长后，主抓服务局的大项工程，据知情人士透露，舒琦除了自已大肆收取贿赂之外，利用主管工程的便利，从西山军委工程款中变通，为陈炳德和侯树森从缅甸走私购买了价值数千万元的红木家具，在运输过程当中，由于是走私品，在天津港一度被海关给查扣，最后舒琦以他强有力的军费资金，轻松摆平了案件相关人，高档家具才得以运回来，受到了陈炳德的奖赏和表扬。

       此外，舒琦为了讨好管理保障部原部长冷德贵，将服务局三亚酒店配备的几千万元的家具项目，交由冷德贵同乡家具商供货，冷德贵从中收取千万元的回扣，可现在由于都是劣质家具，还不到几年都已破烂不堪无法使用，给军队资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恰因为此种腐败合作，舒、冷却结为贪腐同盟，铁板一块,更加的肆意妄为，从管保部的大小工程中掠夺钱财，迅速成为总参富翁。从生活小节也可以看出舒琦的腐败，工程队老板在西四环金佰汉为舒琦一次办理了多张面值10万元的贵宾洗浴卡，供舒嫖娼玩乐，稍微留意的人都会发现，经常会看到车号是京V01106的奥迪车出没在金佰汗洗浴中心。
    
     2、经常大放厥词，混淆视听，扰乱军心。在一次酒桌上，舒琦以他来往穿梭在军队高层信息灵通的便利条件，很早就透露了军委人事调整机密，对新任军委班子进行配备。他断言张又侠是接替陈总长的不二人选，因为张有实战经历，这一点无人能比，其间他还多次专程跑到沈阳拉拢张又侠。他还对军区领导评头论足。说方峰辉资历浅不是很懂作战，北京军区在方的管理下是各军区最腐败的军区，出了不少问题，军委领导很不满意，真是五十步笑百步；他还讲到赵克石能力比较弱，绝对不是干总长的料，张阳今年大半年都在北京跑关系，应该有希望提升。有一次，他酒后大骂章沁生，说章政治上不够成熟，喜欢纸上谈兵，他跟陈总长对着干，就是自取灭亡，早就该打辞职报告。
    
     3、喜好玩弄女性。搞女人是舒琦由来已久的爱好，管理保障部女干部李国红是舒琦的情人，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问问管理保障部的人，每个人都能讲出他们的很多故事。舒琦现在的老婆是第二任，比舒小十几岁，但舒的好色本性不改，不满足现任老婆姿色，在外包养女大学生作情妇。连他家的保姆都私下里说，舒部长特好色；有时他还会觊觎其她女下属和京西宾馆的女服务员。京西宾馆一领导在喝酒聊天时讲到过舒琦好色，不过这位领导讲的很委婉，说舒副长喜欢美女服务员，专找漂亮的聊天，舒副长检查工作时，只要有美女陪他准高兴，就这样一个好色之徒竟然身居部队高层，负责部队的重任。
    
     4、舒琦善于走上层路线，攀权附贵，善于投领导喜好。比如陈炳德、舒琦只用了两招就被拉下了水，最后无奈成为了舒琦的保护伞。舒琦腐败问题只所以没被追查，就是因为陈炳德一手捂住了此事。从而使舒琦更肆无忌惮的为非作歹！在陈炳德的厚爱下，舒琦从服务局局长提升成石家庄指挥学院副院长,再提到总参三部副军职专员，但舒琦从未按照干部任用规定到岗任职，其间还一直在管理着保障部干着副部长的职位，此事严重违反了总政关于干部任用条例，在总参至全军范围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看到这里，我们全军将士要问英明的的习近平主席和军委领导，如果继续包庇一个臭名召著的贪官，我们共产党如何取信于全国人民？全军将士：如果钓鱼岛真的开战，让诸如此类的巨贪隐藏在部队，我们军队打仗的胜算能有多少？如果军委领导不出面除理此事，军心将不稳，军心将动乱，我们深感绝望，我们要离开部队！我们要集体退出共产党！我们要集体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总参腐败内幕，总参管理保障部巨腐——舒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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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4月15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前一段时间博讯网报道了总参原部长李天策被双规一事，今天我们再挖总参内部腐败问题。
    
     我是刚从部队退下来的一名老党员，在党的五十年教育下，长期心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 刻时刻将国家和军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如今军队的腐败问题却严重涣散着部队的战斗力，实在令人忧 虑、让人心痛。今天我特向组织举报一名长期盘踞在总参内部的腐败分子--总参管理保障部副部长舒琦。 现将其违法乱纪行为汇报如下:     

一、贪污受贿，臭名迢著
    　　
    　　舒琦在担任总参管保部服务局局长期间，于2005年将总参位于深圳的军用土地贱卖给开发商，该土地 当时市值1.5亿元，但舒琦伙同原部长李天策将土地以1000万超低价格贱卖，从中收取开发商800万元回扣 (此事网上有披露)；2005年在紫竹院经济适用房建设中，收受中建上海局300万元回扣。另据其司机金卫 在部车队赌博时泄露，舒琦收受大量古董和名人字画，价值惊人，原部长李天策被抓后，由于担心自己被 牵出，大部分脏物已转移到居住在国防大学的父母家中，其司机在拉运中私藏了数件，后在赌博中作为赌 资来抵押使用。    

二、生活腐化，禽兽不如
    
     凡了解舒琦的人都知道他的最大特点是“好色”，这在总参已是公开的秘密了。舒琦与管理保障部政治部女干事李国红长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有一次在办公室苟合时，被一位正要给舒琦汇报工作的参谋撞了个正着，最后在单位搞的人声鼎沸；舒琦利用手中权钱，包养中央音乐学院08级表演系女学生杨某、 首都师范大学生蒋某(具体系院不详)，长期在香山脚下一别墅寻欢作乐，多次致女孩怀孕。据知情人透露 ，舒琦同前妻离婚的原因也正是由于其婚外情引发的，现任老婆比舒琦小15岁左右。舒琦生活上极为腐化 ，官兵们都私下叫他是总参的“王守业”。部里私下流传一个顺口溜：舒琦舒琦，见了女人就竖起！舒副 部长“精神好”，舒副部长“精力旺”，村村都有丈母娘，夜夜都都在做新郎。    

三、过河拆桥，忘恩负义
    
     舒琦是众所周知的势力小人。舒琦在酒后饭桌上公开讲“我的工作重点就是保障好炳德，两个副主席 也没有炳德管用，副总长们过得去就行了，他们决定不了我的命运”。还在各种场合说“郭伯雄就是个混 世魔王”、“张万年真是个老不死”，此类丧失党性、泯灭人性、劣迹斑斑的小人竟然对军委首长出言不 逊，真是解放军的耻辱，总参的不幸，管理保障部的悲哀。    

四、藐视法规，以权谋私
    
     舒琦严重违反军规军纪，将其女儿办理成部队干部。其女儿本是某军校委培生，但舒琦利用其职权贿 赂各种关系花费上百万，从总政拿到入学批准书，使其女儿从一个社会青年摇身变为部队军官。
    
     舒埼品性恶劣，思想道德败坏，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无视于党政国法，无视于党纪军纪。而我们这 些为革命奉献了一生的老党员、老军人不禁要问，总参到底是谁的天下？这样的腐败分子为何可以长期盘 踞在总参内部?此人不被严惩，军心将不稳，民心将动乱。同时奉劝包庇、袒护、纵容舒琦违法犯纪行为 的领导好自为知！
    
     以上几个事件仅是舒琦腐败事情中的苍海一粟，我用我五十二年的党性来保证上面的事情客观真实 ，希中央领导对此人决不能手软，一查到底。（一名老共产党员、老军人）▲◆★●■☆


习近平接棒胡锦涛 力攻言论治理难关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11/24/2093617.html

 十八大之后，自由派人士随即在北京召开数场讨论会，呼吁深化改革。中共官媒亦对此有所报道。单纯从该迹象判断，这似乎是习近平时代言路有所放开的积极信号。事实上，中共对舆论的掌控，一直以来备受诟病，甚至一度被视为进行全方位改革的“试金石”。胡锦涛的十年执政期，言论生态并未见有明显起色，如今就看习近平将如何在言论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了。这既是习近平未来执政的一大挑战，也是公共评断其执政能力的一大“标尺”。

中共言论管制二三事

相对于西方国家竭力倡导并外宣的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中共自执政开始便因“一党专制”与此类形容相去甚远。延续至今，随着社会大转型期和大辩论时代的到来，一股倒逼之势时时拷问着中共治下的现有言论生态。那么，究竟哪些方面的切切实实的管控，使得中共直至现在还始终贴着“专制”的标签？

说到管控，政治信息的严加限制可谓首当其冲。这也是中共一贯的传统做派，即事关国家政治的人事信息都只是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普通民众很少有机会获知。即便有消息发出，也是经过主流媒体权衡轻重、各方做出的选择性公开。

事实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同与往日。相应地，人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参与热情也在同步提升。但中共当局除了始终以一副低调且不可告人的姿态示人外，在很多敏感问题上的言论钳制，也与民众高涨的获知欲形成强烈反差。

将视角拉回到今时今日，习近平背部受伤、《纽约时报》揭秘温家宝家人巨额资产等事件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噤声和屏蔽。其实，在习近平突然淡出公众视野引起的多大数十个版本的猜疑来看，如果官方当局一开始未表现得遮遮掩掩，而是明确告知公众习却因背部受伤故而未能出席议程中的会面安排，此事或将不会被各方演绎得近乎传奇故事。而在《纽约时报》揭秘温家宝家人巨额资产中，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已经不得而知且很难考证，但其间大范围的禁言和言论管制无疑又成了公众质问中共钳制言论自由的一大把柄。

这一点，在盛嚣2012年的重庆事件上亦有鲜明体现。虽然事件爆发伊始至今，中共一直在以切割思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示人，而且不管是谷开来的审判，还是王立军的审判，中共官方通讯社都在审理接受后及时向外发布了案情始末，并对来龙去脉进行事无巨细的再现。这是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比较而言，互联网层面的管控却始终未能有所放松。比如与重庆事件相关的人或事，在论坛及微博平台上，都成了重点屏蔽对象。而且屏蔽之严苛、之细致令人咋舌。

以至于，对那些充满暴力想象的情节，只能任由民众去自由发挥。

此外，在重大灾难面前，中共的信息公布也是不尽如人意的。比如天灾人祸造成的人员伤亡，官方预报还休的姿态，长期积累后形成了“报多少老百姓都不相信”的格局。这一局面，虽然在2003年SARS肆虐事件中有所改观，但民众心头的阴云却并未彻底消散。民众不信任的“后遗症”，在2011年温州动车追尾、2012年北京暴雨的信息公开上，有直接体现。

言论自由的价值和限度

言论自由对中国民众来说，已然成了脱口而出的诉求。但其真正的价值何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曾作过一个简洁而集中的概括----“自由自在思考以及把你思考的自由地表达出来乃是发现及散布真实政治之不二法门”，“有了言论及集会之自由，公众讨论即能发挥其平常之功能，提供大众一适当的保护以对抗邪说之散布横行”。相反，“对人们自由思想、未来的希望及想象力的吓阻是危险的；因为恐惧会导致自由的压抑；长期之压抑将导致怨愤；而怨愤则将威胁政府的稳定。”最后，布兰代斯得出结论：欲求长治久安，必须给予人们机会以自由地讨论表达既存的委屈以及如何加以补救之道。

言论治理成习任期内“烫手山芋”

如果说毛、邓时代民众对言论自由的需求还处于萌芽阶段，那么到了江时代，尤其是胡锦涛执政的十年，民众的表达诉求以及对执政层的期望值无疑进入了快速成长阶段。尤其是随着网络高新技术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及中国社会转型期必然会随之而起的大辩论，使得民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期望值远远超过了政府基于客观规律取得的进步。这也就意味着，习近平未来执政期内面对的一大考验，便是如何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平衡。也即，当局与时俱进的步伐能跟得上民众对言论自由的期望值。

当前舆论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胡锦涛上台后，言论空间被进一步收窄。做出这一论断的证据包括：对文革、“六四”相关人和事的禁言；通过敏感词的管控遏制信息正常的流通，致使民众的知情权被剥夺；媒体报道红线及批评官员的尺度变化莫测，如被视为海外敌对势力代表的刘晓波因言获罪入狱、新近发生的羊城报系的整顿等。事实上，这些问题的出现，其中不仅有胡锦涛个人经历和性格特征的影响，也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共在舆论管控上“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背景相关。此三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决定了中共在舆论改革上很难迈开步子。

此种舆论氛围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要想破除或是改良，也不是短期内就能一蹴而就的。对即将上任的习近平来说，面对由言论不自由争论诱发的执政合法性问题，面对国内外对现有言论生态日渐固化了的偏颇认知，面对社会创新型管理的迫切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各项考验，势必需要进行彻底的反思。而彻底，即意味着打破原有框架和“一对一”模式，从更加长远和宏观的角度，将言论治理当做一项系统工程按部就班地推动、展开。▲◆★●■☆


别让习近平重复胡耀邦赵紫阳的命运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11/24/2093777.html
 
      明镜网 2012-11-24：中共十八大的人事安排，虽然充满了戏剧性，但是，习李体制按原定时间表接替胡温体制，体现了中共党内求稳，以及希望让权力转换制度化，这体现了中共开始摆脱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政治强人时代特有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特性，从「不按理出牌」，到「按剧本演出」，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也是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对世界负责的一种表现。因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不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也是亚洲和世界的事情。如果说十八大的权力转换对世界来说，仍有意外，那就是第四代领导核心胡锦涛没有步邓小平、江泽民的后尘，在退出中央权力核心后，仍然把持中央军委主席的要职，成为「最高实力者」，而是一步退到底，由习近平全面接手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大位。或许胡锦涛因为身体健康等原因，实际上已经「倦政」，不想在高位上再多待一天。但是，这个被称为「裸退」的动作，在客观上却可能成为结束中共「老人干政」的制度化起点，对胡锦涛的历史评价，可谓加分很多，并受到全球舆论界的广泛赞扬，也让中共十八大的正面意义更加突出。

　　习近平也不负众望，在新常委与媒体见面的时候，虽然没有直截了当提出他过去强调的「权为民所赋」的观点，但却抛弃了中共老一套的「官腔」，以平易近人的口吻与语汇，强调要整顿中共吏治，为人民谋幸福；同时，习近平在十八大后的两个场合，都高度赞扬胡锦涛「裸退」的高风亮节，大有与中共「老人政治」挥手告别的气魄。一时间，从民间到海外，对习近平在短期内推动政改，李克强进行国务院机制改革，合并铁道部等「独立王国」，以及「救火队长」王岐山在中纪委书记位子上「打老虎肃贪」，寄予极大的期待，这在一方面当然有助于促进习李体制和新常委们点好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但也有可能导致习李体制的躁动，或者满足不了民意期待而引发负面评价。

　　从积极角度来看，习近平上台，确实掌握了当年江泽民和胡锦涛上台时没有的政治资源，那就是掌握了军委主席的实权；同时，从习近平在十八大闭幕式上特意等李克强走过来两人边谈边走出会场的细节上，可以窥见习希望跟李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超越党内派系和利益集团的隔阂，联手大干一场的雄心。但是，不要忘了，习近平本身上位，也是「老人干政」的结果，而非党内民主的推举。因此，在一段时间里，习近平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老人干政，尤其是江泽民及其派系的牵制和束缚，而不能放手大干一场。不要期待习近平变成邓小平，可以独断干坤、一言九鼎，短时间内改变中国。

　　因此，习近平的最佳策略，一是在可能的范围里，运用总书记的权力，影响党的组织部门，把具有民望和能力，也有廉政精神的中年青年干部，提拔到中央及各省的重要岗位，为大规模的改革储备干部；二是与王岐山联手，整肃一批贪官污吏，尤其是党内和金融界的一些「大鳄」，以正党心，也赢回民众的部分信任，并在此基础上，逐步逐级确立起官员公开财产的「阳光政策」；与张德江合作，真正落实宪法规定人民所拥有的各种权力，争取在短时间里健全和强化保护合法私有财产的相关法例，让民间资产「扩张海外」「钱留大陆」，壮大中国发展的社会基础；三是与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合作，突破瓶颈，扩大内需，维持GDP7.5%的年增长率，同时让人民的收入与此同步增长。要知道，习近平执政的最大合法性，就是他就任总书记时承诺的，带动经济成长，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如此，习近平才能以时间换空间，累积在三五年后大规模政改所需要的权力声望和社会基础。

　　是的，中共十八大展现了权力平稳过渡的制度化趋势。但不能否认，在老人干政和最高权力分配仍然处于黑箱作业的情况下，无法排除习近平有成为第二个赵紫阳、胡耀邦的可能性。因此，习近平执政团队、海内外舆论，都要避免逼使习近平盲动躁动，脱序改革，在短时间里耗尽胡锦涛「裸退」给习近平带来的政治红利。说穿了，中国社会的未来改革，无非就是两条路，一是稳中求变，在顶层设计下逐步推动体制改革；二是乱中求变，在民粹主义氾滥中寻找出路，很大的可能就是乱中分裂，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将是灾难。因此，中国和世界应该给习近平推动政改多一些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