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习近平讲话初露科学治国方略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211/t20121120_1825437.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11-20：香港《大公报》日前发表文章，题为“习近平讲话初露科学治国方略”，文章摘编如下：

　　中共十八大选出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班子，中国以至全世界都对习班子的政策取向高度注视。习近平在记者会的讲话中便描绘出未来的治国策略，虽然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国策不会改变，但在习班子领导下，预期中国的发展将可掀开新页。

　　讲话本身就是改革与创新的结晶。其文风实中见华言简意赅，且针对性很强，革除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官话作风，代之者是求实重效率的务实新风。讲话中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具实践操作性而非唱高调说空话，尤其可贵者是有观念创新且层次分明，由执政责任说到施政目标和推行路向，形成了一套逻辑精密全面覆盖的科学治国方略。改革与创新，乃推动今后发展必备元素，讲话显示的新风尚，令人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可更具信心，从而有利于推动发展。

　　讲话中首先令人瞩目的，是对国家的“双责任”提法：对民族的责任是要继续民族复兴大业，对人民的责任是要达致所向往的美好生活。为了达到两大责任所要求的目标，则须在经济及政治上同时作出努力：在经济上要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生产力，并走向共同富裕。在政治上则要从严治党，解决贪腐等各种问题，“打铁还需自身硬”。

　　“双责任”提法有机地结合了民族复兴与改善民生的两大目标：若人民生活困厄便遑论民族复兴，而没有民族复兴便没有持久及不断提升美好生活的基础。当代中国人必须踏着先贤先烈的复兴大业足迹前进，在这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转折时刻，必须抱有历史使命感，也只有这样才可分享作为中国人的荣耀与尊严。两大责任同时是推动经济发展上台阶，和达致现代化的巨大动力。追求美好生活自然是努力向前的动力，使命感更可在市场经济的利润及收入回报外，增加了精神上的激励，令广大人民在建设工作上更有豪情壮志，也更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与科技发展。不少重大建设及创新成果，就是为了回应外国的禁制或轻视而来的，它们向世界显示了中国人的能力和决心，中国必可重新站到先进的行列中。

　　讲话中还为发展指出了重要的原则及方向。其一是幸福要从辛勤的劳动中来，不会有从天上掉下来的民族复兴与美好生活，要享有成果便先要付出，要消费便先要投资。由于中国仍在发展初段，并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便更要多点辛勤。其二是高度重视教育，把“更好的教育”列为美好生活的首项。从人民长远利益和国家发展的角度看都应如此。

　　这完全切合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特别是经济走向新发展模式和升级转型的需要。无论是竞争力基础由劳力密集低成本优势转向资本、智力及技术密集优势，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以自主创新技术引导走跨越式发展之路，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影响，和促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等多方面，都要求有更高教育水平的员工。对于国民，也必须通过教育实现自我增值及提高水平，否则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与生活的更高要求。故无论从发展与个人角度看，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开发的工具，排在首位十分恰当。这也充分显露了习班子的高瞻远瞩，和能准确地抓住关键因素。

　　当然，前路不会无风无浪，但具有改革动力及创新能力的习班子，必可引领中国及其人民大步向前走近目标。 ▲◆★●■☆



中共十八届军队中央委员亮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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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环球网  2012-11-20

　　香港文汇网日前发表文章，题为“中共十八届军队中央委员亮点多”，文章摘编如下：

　　在本月14日选举产生的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解放军、武警部队新当选的26名委员、连任的15名委员引人关注，其中新任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许其亮进入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进入中央政治局工作已成定局；新当选为中央委员的，包括新任二炮司令员魏凤和、渖阳军区司令员王教成、北京军区司令员张仕波、兰州军区司令员刘粤军、济南军区司令员赵宗岐、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等十八大前刚刚履新的高级将领。

　　北京独立军事观察家指出，虽然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有41名委员来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数量在205名中央委员中占比与上届持平，但由于军队新当选委员占军队委员总数的63.4%，更新率比较高；留任和新当选的军队中央委员皆是胡锦涛掌军之后、习近平任军委副主席以来提拔上来的将领，尤其是十八大前调整了五大军区、空军和第二炮兵的十名司令员、政委，这些军政主官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因而有较多的看点和亮点。

既考虑稳定更考虑发展

　　除接近退役年龄的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国防大学校长王喜斌外，四总部、七大军区、各军种大军区正职高级将领均当选中央委员。其中，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军委委员常万全和空军司令员马晓天是第三次当选中央委员；军委副主席范长龙、总参谋长房峰辉、总政治部主任张阳、总后勤部部长赵克石、总装备部部长张又侠、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海军政委刘晓江、空军政委田修思、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二炮政委张海阳、军事科学院院长刘成军和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建平等12人为连任两届；二炮司令员魏凤和、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和戚建国、总政副主任贾廷安和杜金才、渖阳军区司令员王教成、北京军区司令员张仕波、兰州军区司令员刘粤军、济南军区司令员赵宗岐、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和政委郑卫平、广州军区政委魏亮、成都军区政委朱福熙和武警部队政委许耀元等大区正职皆是首次晋身中央委员会。

　　观察家指出，中央委员会选举是在稳定国家发展和政策延续上进行的人事再布局，主要考虑的是国家发展和稳定的需要。从选举结果看，留任的军队中央委员德高望重、统军有方，年龄上也形成梯次；新当选的军队中央委员年富力强、勇于开拓，结构也比较合理，既表明军队中央委员新老交替顺利完成，也说明在中央和军委在人事布局上更关注军队和国防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既考虑全面平衡也注意向重要部队倾斜

　　观察家注意到，在十八大中央委员选举中，有三位副大军区职将领当选中央委员，他们是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海军北海舰队司令员田中、西藏军区司令员杨金山和新疆军区司令员彭勇。这样的结果，既体现了中央对特殊地区驻军政治上的重视和关心，也体现了中央对当事者的信任，有利于个人今后在事业上的发展。

既按照相关程序推举也不拒特事特办

　　在新当选中央委员的高级将领中，渖阳军区司令员王教成和南京军区政委郑卫平，并不是部队选举产生的出席中共十八大的代表。观察家认为，不是全国党代表的党员干部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不违反中共的相关制度，特别是在解放军的党组织系统中，党内职务一般是由行政职务决定的，而这两位高级将领都是在党代表选举后被提升任命为大军区正职的。况且，在此前的党代会上，也出现过此类现象，这也为领导职务发生变化的高级将领留下了特别安排的空间。▲◆★●■☆


未来10年居民收入应不止翻一番
http://finance.stnn.cc/Macroeconomic/201211/t20121119_1825056.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11-19：原标题：财政部专家：未来10年居民收入应该不止翻一番

　　星岛环球网消息：《人民日报》综合报道，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

　　“新要求”中，“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备受社会关注。

　　家住北京通州区的孙奶奶听完报告后给女儿打电话：“要是工资涨物价也涨，这个收入翻番，咋能起到改善生活的作用呢？”

　　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明确表示，“收入翻番”的收入，应是指实际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它是指扣除交纳的所得税、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险费等税费后的收入。说白了，就是居民能自由支配使用的收入。“翻番”应是剔除了物价上涨因素的实际增长。“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在现有物价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你的收入增加了一倍。”刘尚希说。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孙奶奶掰着手指头合计，眼下她老两口的月工资9000元，翻番后1.8万元左右。“按这个标准，我马上就能把旧电视、旧冰箱换了，每年出去旅游几次压力也不大。”她笑吟吟地说。

　　职高毕业、在北京某星级饭店做厨师的小陈今年22岁，他和帮人卖服装的妻子一个月收入7000元左右，眼下为了攒钱买房子生小孩儿，小两口租住在没有暖气的简易房里。“如果收入翻番了，我马上去租一套一居室的楼房，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带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那样，我们就真正在北京扎下根了！”小陈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党的十六大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十七大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两次大会均未对居民收入增长提出具体量化目标。而十八大报告中，首次将经济总量倍增与人均收入倍增的目标同时提出，“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专家指出，这集中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顺应了广大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生活的期盼。

　　经济总量倍增与人均收入倍增这两个“硬指标”的出现，使全面小康的图景在百姓心中变得更加清晰、温暖。

切实可行的“倍增”

据测算，只要今后几年经济年均增速达到6.9%左右，双倍增就可实现

　　离“交卷”只有8年时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能如期实现吗？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认为，这一目标要求既鼓舞人心又切实可行。“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3%，今后9年年均增长7%就可实现翻一番，比较符合实际，增速也与‘十二五’规划纲要一致。”

　　大河有水小河满。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居民的“钱袋子”就能鼓起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10年翻番，同样不是个激进的目标。”经济学家叶檀表示，很多地区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5年居民收入翻番。

　　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测算，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只要经济年均增速达到6.9%左右，GDP和居民收入双倍增就可以实现。

民富优先的“倍增”

在GDP翻番的情况下，按照现在的政策取向，居民收入应该不止翻一番

　　事实上，在本世纪第一个10年中，居民收入水平已经实现了翻番。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1%，与同一时期GDP年均10.2%的增速相比仍有一些差距。经济增速持续大于居民收入增速的结果，就是使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50.4%下降到2008年最低时的47.9%。因此，有观点认为，“同步翻番”的新要求，虽然改变了以往GDP增速高于居民收入增速的格局，却不能扭转过去十年居民收入在国民财富初次分配中占比过低的现状，不能起到“民富优先”。

　　“必须明确，‘倍增’是底线不是最终目标，在GDP翻番的情况下，按照现在的政策取向，居民收入应该不止翻一番；而‘同步’也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理想状态，而是一个限制性要求。”刘尚希说，十八大报告对居民生活水平的描述，除了“收入倍增”外还包括：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总之，就是一定要让居民收入增长快起来！让老百姓早日富起来！

共同分享的“倍增”

除了实现收入倍增，还应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实现共同富裕

　　十八大报告除了明确两个“倍增”的发展目标，还特别强调“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

　　“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是一准儿水涨船高的，可我们这些在企业，特别是在民营企业工作的人，挣多挣少老板说了算，怎么能保障收入到时候是‘倍增’而不是‘被增’呢？”由于一年来公司业务老是在缩水，在河南信阳工作的齐思林对收入倍增心里没底。

　　十八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实现共同富裕，意味着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乡村居民，无论是生活在东部沿海地区还是生活在西部内陆省份，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都能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都能获得质量相对高的公共服务，都能公平分享发展的成果。”

　　“这涉及到未来国家收入分配政策体系调整的方方面面。”刘尚希说，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都大有文章可做：在提高工资收入方面，可以提高企业的最低收入标准，提升在职职工的生存“保障线”，同时鼓励企业对其员工加强技能培训，以此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企业创富、职工加薪；对于未就业人员，国家要加强他们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提高他们获得更高劳动报酬的机会；对于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国家要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增加补贴力度；对于民营企业，要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此外，国家可以继续提高转移支付力度，完善基本保障制度，让老百姓少为未来掏钱，就等于增加了他们即期的可支配收入。

　　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也只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方面。“贫富差距指的是财富差距，由收入差距、财产差距和消费差距构成。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缩小财产差距。”刘尚希说。

　　“比如，在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的土地在房地产商手中成百上千倍地增值，但农民自身获益有限。”刘尚希说，这种财产差距是一种“起点”上的不均等不公正，必须依靠制度完善、改革推进，才能尽快消除。

　　十八大代表、山西省财政厅厅长郑建国认为，收入倍增靠经济发展来实现；而更公平、共同富裕，则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实现。为此，必须调整财政、税收、社保三大政策，充分发挥其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

　　“收入分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政府的勇气和人民的支持。”他说。▲◆★●■☆


隋文帝是西方人眼中中国最伟大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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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1-20：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皇帝的改革力度最大，一个是秦始皇，另一个就是隋文帝。隋文帝在位期间，对国家管理体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在西方人眼中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

　　首先，确立三省六部制度。中央设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以尚书令、纳言、内史令为长官，行使宰相职能，辅助皇帝处理国家事务。内史省和门下省系机要之司，内史省负责起草并宣行皇帝的制诏；门下省负责审查内史省起草的制诏和尚书省拟制的奏抄。尚书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其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6部。每部设尚书为长官。尚书令下有尚书左、右仆射各一，左仆射分管吏、礼、兵三部事，右仆射分管度支、都官、工部三部。这样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而且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三权分立体制的新阶段。

　　其次，简化地方行政机构。南北朝时期，地方纷乱，各自为政，州、郡、县三级政区极其混乱，统治者为了让自己的亲戚朋友能当官，不惜滥增行政机构，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户不满千，二郡分领。至隋初，全国竟有241州、608郡、1524县，合计有2373个县以上行政建制。鉴于这种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弊病，本着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隋文帝于开皇三年大刀阔斧进行机构改革，通过废郡，实行州县两级制，以州辖县，同时又省并了一些州县。隋炀帝大业三年，改州为郡，把州县制恢复为秦汉的郡县制。至隋炀帝时，全国已精简地方机构达40%，仅存郡190，县1255个。在精简行政机构的同时，隋文帝还严格实行定编定岗：上上州官吏的编制为323人，到下下州递减为167人；上上县官吏编制为99人，到下下县递减为49人。这不但大大节省了国家开支，减轻了百姓负担，而且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再次，废除酷刑，修订《开皇律》。对前代81条死罪、150条流罪、1000余条徒、杖等酷刑以及灭族等恶法，都一概废止，大大减少了法律的残酷和野蛮性，在中国法制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第四，继续实行均田制度。隋初，在前朝均田制的基础上，隋文帝规定：丁男、中男受露田（种植五谷）80亩，永业田20亩，妇女受露田40亩。露田在受田者死后归还，永业田则无须归还。对一般农民，实行轻徭薄赋鼓励农桑的政策；对于豪强贵族兼并土地的行为，则给予打击。从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了国家赋税收入。

　　第五，设置义仓赈济饥民。隋文帝所设的义仓，又称社仓，设置于乡间，其储粮由百姓捐纳，以备饥荒时赈济灾民。而且明确规定民户捐粮于社仓的标准：“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一般百姓都捐献得起，对穷苦百姓是一项有效的社会保障。

　　第六，建立科举选士制度。隋以前，门阀世族垄断朝政。隋文帝实行科举选士制度，重才学而不重门第，虽庶族寒门，只要有才能也有机会当官。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特权，对后代影响很大。

　　隋与秦相似，对统一中国，改革和开创各项事业都曾作出过开创性的贡献，但由于他们的改革力度过大，不但触犯了诸多方面的利益，而且超越了民心国力的承受能力，以至于都成了短命的过渡朝代，秦代仅15载而亡，隋代亦仅有国37年而已。（来源：钱江晚报）▲◆★●■☆


“救火队长”王岐山领衔肃贪有五大优势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8543

    2012-11-18：2003年4月20日，在非典SARS病毒猖獗肆虐，京城人心惶惶不安的关头，王岐山离开海南飞赴京城灭火，在北京市代市长的岗位上，领衔向飘荡于京城各角落的病毒展开了宣战。数月后，SARS病毒溃不成军纷纷缴械投降，王岐山以救火队长的美誉而博得了满堂喝彩。

　　2012年11月15日，在另类SARS病毒（腐败）甚嚣尘上，全国百姓同仇敌忾一致谴责的背景下，王岐山就任中共中央纪委书记，领衔向藏匿于全国各阴暗角落的此类病毒展开了围剿，全国各族人民对此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和无限的期待。

　　纵观王岐山以往经历做事风格，结合当前国情舆情民意期盼，笔者以为王岐山领衔肃贪起码拥有以下五大优势：

　　一、拥有成功战胜非典时期SARS病毒的宝贵经验，对战胜腐败SARS病毒的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深切的亲身体会。客观地讲，腐败现象绝对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另类SARS病毒，其破坏力、传染性甚至比当年的SARS病毒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面对恣意游荡弥漫于京城空气中的SARS病毒，王岐山以其务实果决的风格率领他的团队打了一场漂亮的围歼战，世人对此可谓有目共睹，这段可遇而不可求的经历对以后的肃贪工作无疑会大有裨益。

　　二、西大历史系毕业及陕西历史博物馆、中国社科院近代历史研究所工作的经历，使其对腐败产生的原因及危害无疑远比无此经历者了解的更为透彻。读史可以明智，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一切都是过去的重复。难能可贵的多年历史专业学习及工作的经历，不仅可以使王岐山可以清楚地了解腐败的基本运行轨迹，同时也更容易在总结前人反腐成功经验的前提下，为开辟反腐工作新局面提炼出值得借鉴的参考依据和行动纲领。

　　三、丰富的从政经验尤其是主管金融系统的阅历，使其对预防腐败的重要性及具体措施比一般人更清楚。多年的金融系统管理工作，长期的副省长、省委书记、市长、副总理等经历，使其对腐败这个另类SARS的基本特征及其预防措施、治疗办法等均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在采取惩治对策时，自然也就会比无此经历者有着难以比拟的先天优势。

　　四、可贵的下乡插队生涯使其在同中国社会最底层百姓的亲密接触中，对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辛和不易留有难忘的记忆。人是环境的产物，年轻时的经历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两年左右的陕北下乡插队生涯，使其对中国底层百姓的生活状况必定会有铭心的真切感受。因此，哪怕是从最朴素的情感角度考虑，相信都会对各类腐败病毒予以毫不手软的大惩治。

　　五、有新一代领导班子的鼎力支持，有全国人民做坚强后盾，完全可以放开手脚向腐败展开各种讨伐。十八大政治报告已清楚地指出了腐败的危害性，并把其上升到了亡党亡国的认识高度。全国人民对腐败更是群情激奋，将一切不公都和心中不快都同腐败联系在了一起。在此大背景下，反腐工作绝对可以堪称是一项代表了党心民意的神圣事业，只要决策有方措施得力，定能书写出可载入史册的动人篇章。

　　有此五大优势，相信素有“救火队长”、“解决问题高手”、“处理危机铁腕”之称的王岐山，定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一定会在这场同另类SARS病毒的鏖战中，获得比九年前战胜非典更辉煌的胜利。来源: 网讯▲◆★●■☆


危险的不是贪钱腐败而是特权腐败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8554

   2012-11-19 作者 : 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接受早报专访 呼吁在过去十年基础上进一步推出更多的突破性改革举措

　　◎ 俞可平部分著述

　　评价幸福要“人民说了算”，不能“被幸福”

　　“幸福”的基本前提有两个：一是健康，二是安全。如果这两个前提不成立，再有钱再有权也不会幸福。试想，健康没有了，人会生不如死；安全没有了，会整天提心吊胆。然而，健康主要靠自己，安全则要靠国家。

　　东方早报：政府有时也觉得“冤”，感觉自己一直在为民办实事，老百姓却依然不领情。

　　俞可平：是的，有一次我到一个副省级城市去调研，一位领导对我表达了强烈的疑惑：“我们的不少干部从早上鸡叫一直干到晚上鬼叫，老百姓为什么还不满意？”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政府的公信力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现在有一些地方和部门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得罪人民)，就是你做得再好，老百姓也不满。官员本应有好坏之分，而且我相信多数官员总是好的。可许多老百姓一提起“官”，就认定是“坏的”。比如对一些自杀的官员，按照中国传统，人死后也就不再争论善恶了，但现在老百姓看到有官员自杀，就认定其一定有问题，甚至幸灾乐祸，认为死得好。这种官民的对立是很少见的。

　　东方早报：官民互不信任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俞可平：官民互不信任会直接影响国家的治理。官民互不信任，就难有政通人和的局面。记得我许多年前访问土耳其的一个重要城市时，第一次对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感到了失望。那一年，我在这个城市的街上走，看到街头都是坦克和荷枪实弹的军警，但照样一直有人来强拉我去买东西，你不想进去也得进去，然后强行要你买，实际上就是明着抢钱。我最后才明白这个国家的街头为何会有五步一岗的军警。我研究古往今来的政治制度，当时就有一种感觉：一个国家的治理状况到这个程度，这个国家的政府应该向老百姓检讨。这样的治理我们叫它“失效的治理”。我们党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醒。

　　东方早报：最近很流行一个词叫“幸福”，相信在“失效的治理”下老百姓一定感觉不到“幸福”吧。

　　俞可平：我认为，评价幸福，要始终坚持“人民说了算”，不能“被幸福”。“幸福”的基本前提有两个：一是健康，二是安全。如果这两个前提不成立，再有钱再有权也不会幸福。试想，健康没有了，人会生不如死；安全没有了，会整天提心吊胆。然而，健康主要靠自己，安全则要靠国家。

　　东方早报：近年来安全问题尤其令人关注。

　　俞可平：如果还用传统的方式，以堵和压为主，问题只会越积越多，付出的维稳代价也会越来越大。我一直呼吁，我们一定要努力从传统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转向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只有动态稳定，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而动态稳定只能通过民主法治的方式，中华民族的振兴也只能依靠民主法治。

　　逾七成民众认为社会不公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

　　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民生，即使最穷的人，其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他为什么还不满？他可能会这么想：“我吃好了、穿好了，但是你比我更好，而且你的‘更好’不是靠你的勤劳、聪明，而是靠你的权力、你的关系和歪门邪道。”换言之，他感觉到不公平。

　　东方早报： 十八大报告指出，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我们应该如何抵御这种执政风险？

　　俞可平：治理危机不同于执政危机。我倒不认为我们党现在有执政危机，但我们存在高度的治理风险，在一些局部甚至可以说已经出现治理危机。说到底，党治理这个国家，应当让老百姓觉得很安全和幸福，在这方面，我们的治理现在存在高度风险。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风险，就极有可能导致国家的治理危机，而倘若治理危机得不到及时缓解和解决，那就极有可能导致执政危机。

　　具体而言，腐败问题是治理问题，但如果严重的腐败问题久治不愈，就会引发民众对执政党的普遍不信任，从而导致执政危机。因此，说腐败问题解决不好，会威胁党的执政地位，直至亡党，一点也不夸张。

　　东方早报：治理危机是否集中表现在政府缺少公信力和满意度？

　　俞可平：两个月前在一次多个部委联合召开的诚信论坛上，我做了一个“政无信不立”的主题演讲(演讲稿已发表在最近一期《人民论坛·学术前沿》上，标题改为“政务失信的根源及破解之道”)。古人讲“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立”，其实还可以加上一句：“政无信不立”。之前我们一直认为老百姓对政府缺乏信任是因为群众工作没做好，我们也一直呼吁要密切干群关系，主张干部下基层访贫问苦、送温暖……这些做法会有些好处。

　　可是有一项调查发现：只有13%的老百姓认为是群众工作没做好是造成民众不满意的原因，有70%多的老百姓认为是社会的不公平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其实，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民生，即使最穷的人，其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他为什么还不满？他可能会这么想：“我吃好了、穿好了，但是你比我更好，而且你的‘更好’不是靠你的勤劳、聪明，而是靠你的权力、你的关系和歪门邪道。”换言之，他感觉到不公平。再加上现在的贪官一个接着一个被披露，涉案的人数和数额都很惊人。这事实上也是当下的一个困境：每披露一个贪官，可能给老百姓增加一分负面感觉。不披露，等网民们网上晒出来，也躲不过去，只有更加难堪。

　　东方早报：所以您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

　　俞可平：袁隆平得到丰厚的奖金为何没人说不公平？甚至还有人觉得他应该得到更多，为什么？因为那是对他所做贡献的应有奖励。但刘志军相关案件就涉及资金20多个亿，还有买官卖官……这种不公平不公正，是影响老百姓对政府公信力的最主要因素，又恰恰是国家长治久安受到威胁的一个深层原因。社会的不公平体现在许多方面，但其中最深刻的不公平，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物质基础和物质利益毕竟是决定性的。

　　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又有其历史阶段性。改革初期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有其历史合理性，因为当时要打破 “一大二公”的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事实证明，这个政策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须及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将社会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中共十六大后，中央提出建立在“以人为本”和均衡发展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屡次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认为“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这是极为正确的战略决策，但我们还缺乏足够有效的制度和机制。如果这种状况不加改变，贫富差距还会日益加大。

　　最危险的不是“贪钱腐败”，而是“特权腐败”

　　我认为现在最危险的还不仅仅是贪钱的腐败，我更担心的是官员的特权。因为一旦承认特权，就意味着它是合法的，由特权导致的腐败是不被追究责任的，特权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

　　东方早报：关于腐败问题，查出来的很多贪官，其待遇、福利已经挺不错了。

　　俞可平：经常会听到人们问这样的问题：贪官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因为我们的官员待遇已经够好了。拥有权力的贪官通常也有很好的住房，有稳定收入，有公车，有很好的医疗待遇。人们确实不太明白，许多身居要职的官员为何还如此贪婪？我从来不认为，我们中国人天性好贪。今年新加坡新任驻华大使与我座谈，他说新加坡没有一个部长有公车。不但如此，部长们也通常不开豪车上班，家里再有钱也不敢开豪车。理由有两个：一是不助长奢侈风，二是环保的考虑。大家都是华人，新加坡能做到，我们当然应该能做到。

　　东方早报：那为何这些官员要贪钱呢？

　　俞可平：我们做过一些调查：贪官要这么多钱干什么？我们发现，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留给孩子，如把子女送到国外；二是给情人、二奶；第三种情况是抠门的“葛朗台”，就是喜欢钱，看到存款的数字涨了就开心，不过这是极少数。

　　我认为现在最危险的还不仅仅是贪钱的腐败，我更担心的是官员的特权。因为一旦承认特权，就意味着它是合法的，由特权导致的腐败是不被追究责任的，特权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比如，官员在住房、医疗、退休方面的过分福利，单位集体公款支付的礼券礼品，数额巨大的“三公”消费，干部转任国企高管后的巨额收入，等等。

　　我认为特权是威胁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些年政府对这方面限制得越来越严格，比如北京对特权车的整治等等，在某些方面，我们看到情况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增量改革并不回避“存量 改革”，必须突破既得利益格局

　　俞可平认为中国正处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利益急速分化、利益 矛盾迸发的特殊时期，要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大胆果断推进改革

　　增量改革不要突变，那个代价太大，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社会政治的突变绝不是一件好事。但增量改革必须要有突破，突破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进行存量改革，是对既得利益格局的突破。

　　民主化过程最大的威胁是社会的稳定，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中国的所有改革必须维持社会安定，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稳定压倒一切’有其合理基础”。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我们所要达到的不再是一种“传统的稳定”，而是“现代的稳定”——“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

　　俞可平认为，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也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利益急速分化、利益矛盾迸发的特殊时期，必须善于抓住这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大胆而果断地推进政治改革。

　　他同时强调，政治发展要突破而不是突变，社会政治的突变“代价太大”，“绝不是一件好事”，但增量改革“必须要有突破，突破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进行存量改革，是对既得利益格局的突破”。

　　“我们要的是一种对于社会进步和公共利益而言具有正当性、并为绝大多数公民自觉认同的新的‘增量’。就目前而言，深化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应该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突破口。”他说。

　　政改的机遇期也是　科学发展的机遇期

　　如果不善于抓住这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各种矛盾和问题将日益积压，执政成本将越来越难以承受。

　　东方早报：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这一点引发了国内外的关注与讨论，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对过去10年在社会公平保障方面的成就高度评价，另一种则认为应当有更多的突破。您如何看这些现象。

　　俞可平：这些年政府在保障社会公平方面做了大量的改革创新，取得了不少历史性的成就。这对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意义极其重大，人民群众也充分肯定。例如，现在如果你到农村去，许多农民都觉得党和政府好，为什么？农业税免了，60岁以后每个月还有一定数量的退休金，若加入“新农合”，看病还能报销相当的费用……老百姓对党和政府是感恩戴德的。但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可能会从另外的角度看问题，他们不是纵向跟过去比，而是横向跟西方发达国家比较。他们觉得这些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普及，我们应该做得更好。农民是纵向比较，过去没有现在有了，就是进步。两者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对过去10年我们在改善民生，特别是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所做的巨大成就应当给予高度评价，但要清楚地看到这方面存在的差距，进一步推出更多的突破性改革举措。

　　东方早报：那么现在是不是政治领域改革的机遇期？

　　俞可平：我一直认为，新中国第三个30年的改革重点，将逐渐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随着改革重心的逐渐转移，改革的难度也将显著增大。政改的机遇期，也是科学发展的机遇期，理由有三：

　　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原有的一些体制机制已经不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上层建筑必须作相应的改革。正如十八大报告所说的，必须坚决破除一切阻碍科学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第二，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小康社会是一个包含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等要素的综合性概念，除了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民主法治的进步也同样不可缺少。

　　第三，中国已经处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利益急速分化、利益矛盾迸发的特殊时期。一方面要努力扩大公民的参与，一方面又必须维护社会稳定。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巨大的张力，对政府形成了严重的压力。只有通过深化政治改革，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变“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为“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才能从根本上缓解这种压力。

　　如果我们不善于抓住这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大胆而果断地推进政治改革，各种矛盾和问题将日益积压，执政成本将越来越难以承受，政府的公信力将急速流失，甚至经济改革的成果也可能会得而复失。来源: 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