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穿过军装的习近平在军中的人脉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11/17/2085046.html

　 2012-11-17：“枪桿子里面出政权”与“党指挥枪”是中共两大并行不悖的原则。谁掌握枪桿子，谁就掌握最高权力;而谁掌握了最高权力，就一定强调枪桿子要听从党指挥。习近平出任中共总书记后，能否掌控军中各大势力，远比他何时接任中央军委主席重要。苹果日报评论员李平指出，胡锦涛在军中影响力一直不及江泽民，是他未能正位中共第四代“领导核心”的原因之一，堪为习近平前车之鑑.

　　李平分析说，习近平与解放军的关系，最广为人知的是他曾担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防部长耿飙的秘书。耿飙是中共建政后唯一未获授军衔的国防部长，当年杨(杨得志)罗(罗瑞卿)耿(耿飙)兵团辖下三个集团军中，第63、64军已被裁撤，只余65军，习近平能接收的人脉有限，但对他熟悉军队运作、熟悉军中派系大有帮助，远胜未穿过军装的江泽民、胡锦涛。

　　1980年习近平随耿飙访美，登上美军航母。　　

　　从这次军头异动结果看，习近平在军中的势力主要有三条线：一是习近平亲自接触过、熟悉的将领，包括总后勤部部长赵克石、北京军区司令员张仕波、渖阳军区司令员王教成。习近平2008年视察香港时虽未出任军职，但张仕波、刘良凯在中联办门口向他行军礼致敬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而赵克石担任驻福建31军参谋长、军长时，习近平任省委副书记、省长。近年“东南军”隐然成形，相信与习近平将相得益彰。

　　二是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人马。据悉，中共元帅叶剑英之子叶选宁是徐才厚结交习近平的中间人。此次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如晋升中央军委副主席，相信是徐才厚力荐，令其嫡系“东北军”势力得以延续，也令习近平破了胡锦涛任上两位军委副主席都是江泽民人马的困局。

　　三是其父习仲勋昔日战友的后人，即军中部份太子党，如新任总装备部部长张又侠，其父张宗逊曾与习仲勋在陕北并肩战斗。而有军中太子党精神领袖之称的叶选宁，显然可为习近平拉拢更多太子党将领，增强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


习近平头五大难题：五年后谁替大龄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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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网编译 萧宪聪
中国古代的王朝，皇位通过世袭制度传给下一代，新皇帝会是明君还是昏君有如乐透开奖，人民没有选择的权力，也难以了解他们的统治者。因此，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励精图治的好皇帝，开创辉煌盛世﹔但相对地，昏庸暴政的皇帝也不少，他们荒废国事使得祸乱四起，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间来到21世纪，尽管中国最后一个帝制王朝──清朝早在1911年被推翻，可是中国领导人产生的过程，似乎还跟不上现代脚步。

五位大龄常委2017年要退休。

太子党活跃於政治舞台

习近平，这位中国未来十年的掌舵者，拥有绝佳的家庭关系，他是“太子党”一员，而政治局常委7人中，俞正声和王岐山也属於太子党。我们彷彿走入时光隧道，回到怀旧的过去。太子党的父辈们都曾担任国家要职，现在他们的权力又转移到儿子身上，裙带关系终究是中国千年来无法摆脱的枷锁。

毛泽东从农民阶层起步，提倡无产阶级革命，他成功斗倒蒋介石，建立以人民为本的共产国家。然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指出，新出炉的常委名单最令人惊讶的不是谁入常谁失常，而是太子党把持政局的现象。作为一个奉马克思主义为圭臬的政权，理应痛斥世袭统治，并否定命运由血统决定，但在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中，有许多人都是革命时期高层的后代，如今中国已转而相信，好的基因会带来好的统治者。

这些新兴“红色贵族”的崛起正好是中国迫切需要政治和经济改革之际，但专家提醒，太子党深厚的政经关系使他们在不同领域均有强力连结，换句话说，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很可能成为改革路上的绊脚石，且比起一般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他们更像生活在围墙里头，不知民间疾苦。

血统统治和裙带关系本身有其优劣，至少两者提供中共稳定的执政基础，人们也倾向相信知名人物胜过无名小卒，另一方面，裙带关系使个人影响力无限扩张，与普世价值如平等和法治相牴触，长久来看，对中国并非好事。

改革派人士全军覆没

即使如此，人们对习近平依然有期待，就像古代人期盼贤君降临一样，加上习近平本身的神祕特质，更让人有遐想空间。《洛杉矶时报》提到，常委群中没有真正的惊喜，所有人都具备平淡个性，对共产党忠心耿耿，改革者与创新者是不被青睐的。

因此，希望变成放在习近平身上。人们对於80年代习近平父亲帮助邓小平推动开放改革仍记忆犹新，自然而然将他视为一个和蔼可亲的实用主义者。习近平耐心且一步一脚印地在中共权力结构往上爬，上海、福建和浙江等地的工作经验亦转化成丰富的政治资本。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角色是即将接替温家宝担任总理的李克强，他一向亲民主，英语能力极好。《洛杉矶时报》认为这不是寻常的现象，毕竟党在拔擢人才过程中，向来避免受美式教育及亲近西方的人物。

倒是令外媒意外的是王岐山的定位。王岐山是知名的贸易谈判代表，也是中国十分资深的金融专家和银行家，他将出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监督党的纪律与对抗腐败。《洛杉矶时报》说，西方商业领袖纷纷期望王岐山能负责经济事务，可惜最后看来事与愿违。

虽然之前这份保守派居多的常委名单就已在诸多媒体上流传，但事情一旦成真，还是引起观察家的叹息，尤其改革派纷纷中箭落马。香港政治分析家金钟告诉《洛杉矶时报》：“他们希望尽可能减少多样性，这次所公布的常委人选等於对期盼改革的人泼了一桶冷水。”

中共权力交接状况百出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政治分析专家林和立则表示，胡锦涛上任之初也被视为一个改革者，不过在他两个5年任期内其实没什么作为，他说：“尽管胡锦涛一直在谈党内民主，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出现，这是一个难过的事实，中共仍受限於列宁主义，政治上还是老男人和女人的天下。”

今年中共的权力交接可说格外不平顺。神秘的法拉利车祸使胡锦涛失去他的左右手令计划，接着更大的丑闻爆发，野心勃勃的薄熙来亟欲跻身权力巅峰，却因贪腐和权力滥用落得啷噹入狱，外媒对於领导高层家人资产的报导也令中共如坐针毡。所以，知名政治分析家，也是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创办人何频接受《洛杉矶时报》採访时指出：“比起其他会议，整个十八大充满紧张和肃杀的气氛，有如一场丧礼。”

关於党章修改是另一个无法让人满意的点。改革者原本期望毛泽东思想可能被削弱，甚至删除，结果仅是向胡锦涛致敬的小小修补，将他的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并写入生态文明建设。

此外，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牙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表示，中国民主的发展程度不如同为共产国家的越南和前苏联，党中央至少两次拒绝开放高层职位公开竞选，但是，依据中国密议政治的传统，台面下的工夫还是有在做。党内长老举办过几次“非正式投票”的秘密会议，确定由习近平接班，李克强当第二把交椅，“可以说是宝宝时期的民主”，谢淑丽告诉《洛杉矶时报》。

政治改革声浪日益高涨

专家的看法可以作为参考，不过他们不见得每次都是对的。针对此次公布的常委，普遍认为是保守派击败改革派，不太可能预见政治自由化。《华尔街日报》提醒，专家也有犯错的时候，2002年人们对胡锦涛推动政治改革充满期望，10年过去了，我们却只见到更强硬的政治压迫以及走回头路的经济政策。因此，以习近平为首的第五代领导班底，会不会稳健地踏上改革大道仍有待时间证明。

有人认为习近平的太子党背景是正向的，他能更快巩固权力并自由地推行经济改革，自江泽民时代结束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便停滞不前。但在政治上可能会导致负面影响，习大权在握，又与军方关系良好，任何他看不顺眼的人都将被扫除，像薄熙来一样，而党内贪腐的风险依旧存在。

《华尔街日报》指出，西方人看待中国常有一种盲点，一昧将希望寄託在自由主义者。事实上，无论保守派或改革派，高层官员总是通过系统，小心翼翼地守护党的绝对权力并反对西方式民主。中国社会有其变动性，从更细腻的角度来看便能发现，基层党员开始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一些省级官员也已尝试实验性的政治改革，藉此安抚社会动荡。所以，船到桥头自然直，需要变化的时候，变化自然会发生，就像80年代的苏联。不可否认，中国正面临经济和政治僵局，而她的戈尔巴乔夫总有一天会出现。

中国史上最快的接班程序

习近平恐怕难以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但他与其他几位前任领导人的确有显着不同。《纽约时报》观察到，11月15日中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简单讲话了10分钟，他既未使用一些老调重弹的政治语言，也没有提到胡锦涛。他将重点放在对抗腐败上，并承诺持续中国的复兴。

这是一个不常见的现象，通常共产国家领导人在讲话时，要不充斥艰深晦涩的政治用语，要不对前人歌功颂德，至少从胡锦涛的十八大报告就能一窥究竟，相对地，当上总书记后第一次的公开讲话，习近平显得“亲民”许多。此外，他的普通话也讲得非常标准，没有令人难以负荷的口音，态度从容自在，让聆听者感到舒服。

习近平的过渡期也将比他的前辈来得短。后毛时代的领导人，权力交接过程分3个阶段，先是总书记，接着国家主席，最后才是军委主席，整体大概耗费两年时间，但现在胡锦涛选择裸退，最晚等到明年春天，习近平便能正式掌握党、国家和解放军，要不是中国已不允许强人领导，否则他很有条件成为继毛泽东和邓小平后的一代政治强人。

习近平成为第五代领导的态势在2007年确立，照道理他是胡锦涛的接班人，可是两人风格截然不同，胡对习的影响程度多高也有待商榷。李忠（Li Zhong，音译），一位自河北退休的县领导告诉《纽约时报》，他发现习没有重複很多胡锦涛的口号。“他不断强调人民的重要性，讚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且党要对公民负责，背负剷除腐败的任务。我觉得他很坦诚，向人们展现了关切。”

五年后五位常委届龄退休

微博上的反应有好有坏。有人认为习近平的讲话“以人为本”，但也有人说：“我读了习近平的报告，他提到党20次，人民19次，责任10次以及问题3次，可是失望的是，他没有提到法律、宪法、法治、民主和自由等字眼。”

中共政治少数的优点之一便是年龄限制，不管权力多大、后台多硬，只要年纪一到都得强制退休，这从点来看，59岁的习近平和57岁的李克强都能顺利做满两个5年任期，但其余5位常委均已超过64岁，2017年势必退休，《纽约时报》认为，再一次激烈的派系斗争和谈判将会出现，如何在5个常委空缺中安插适当满意的人选，可能会消耗掉许多习近平第一个任期的时间与政治资本。

“这是一个相当平庸的阵容，我们不得不等待，看看他们有哪些行动”，以处理人权案件闻名的北京律师浦志强接受《纽约时报》採访时评论了常委名单：“中国政治充满不确定性，过去的表现不等同未来会做什么”。

美国波士顿大学东亚研究主任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则对常委名单受到党内长老干预感到惊讶，他说：“中国政治制度真的打破一般人的看法，大体而言，领导者退休后就淡出舞台，但这里有许多人退而不休，仍呼风唤雨着。”

“中国特色”的民主是为党服务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同样对新的常委名单提出批评。她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表文章称，中国十八大是一场令人伤心的会议，人事上，保守集团获得了胜利﹔政策上，多是老调重弹。她认为造成如此结果的主因是党内长老关闭了开放的大门，他们为保护自己的政治遗产，不惜代价将改革派如李源潮和汪洋拒於千里之外。由此可见，这两人无法担任常委，让不少国外分析家感到惋惜。

易明指出，张德江和刘云山是不愿见到改变的保守主义者，其余5人很难说，有些人看起来对政治改革有兴趣，有些人对经济改革有兴趣，但既然同在一条船上，他们会寻求共同的最大利益。

胡锦涛的工作报告中包含一连串的政治愿望，首要便是剷除腐败，这是每个中国领导人自1950年来的目标。胡警告：“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或许有人会从这段话推论中国实现民主的可能性，易明提醒，中国政治人物脑袋中的民主概念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换言之，胡锦涛和习近平想的是“党内民主”，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候选人来角逐有限的职位，但仅适用於党的忠实信徒。另一方面是协商式民主，建立机构引导舆论参与政治进程，人民可以提出意见，不过不给予真正的决策权力。简单来说，“中国特色”的民主是为党服务的民主。

当然，乐观点看待，新的领导层还是有可能提出更积极的改革方向。中国知名记者，同时也是直言不讳的政治改革倡导者胡舒立告诉易名，研究胡锦涛的工作报告后，发现中国政治的重大转变是从“规划理想”到“正视现实”，如果她是对的，那习近平将有很多发挥的空间。否则，诚如《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引用前《人民日报》记者祝华新的说法：“党内每个人都知道社会出了问题，但如果继续假装问题不存在，就像国王的新衣。普通百姓知道国王没有穿衣服，国文自己也知道，然而他还是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

中国应藉内部变动自我管理

从历史来看，十八大有其重要意义。10年前十六大是中国第一次不经流血的权力转换，十八大是第二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超过100年来仅有这两次和平过渡。满清政府在1911年被推翻，自此中国陷入一系列的内战与对日战争，直到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但革命和阶级斗争仍使权力交接笼罩腥风血雨，无以计数的平民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中牺牲生命。

1989年六四事件后，邓小平企图建立稳定的权力接班过程，他先钦点江泽民，再指定胡锦涛接替江泽民，如此一来，集体的领导体制形成，也确立最高领导人5年一任，最多两任的游戏规则。

加拿大媒体《渥太华公民报》（Ottawa Citizen）指出，这次胡锦涛想名留青史，因此他果断裸退。过去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曾留任军委主席长达两年，接班人得一步一步来，从党的领导、政府的领导再到军队的领导。然而，习近平所历经的时程非常快，短短几个月内，他就会成为中国最有权力的人。

尽管胡锦涛愿意踏出改变的第一步，《渥太华公民报》却认为，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共将採取根本性的改革，就算是被视为改革派的李源潮和汪洋入常也一样。许多西方媒体和观察家都在期盼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出现，带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向民主，其实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务实来看，让中国社会通过内部变动来管理自己的未来才是最佳之道。

习近平在记者见面会上的风格非常轻松，但将来面临的挑战可不简单，他是否有能力带领新团队解决一连串社会问题考验着本身的领导能力，更重要的是，在经济趋缓之际，中共已无法再蒙混过关。《渥太华公民报》指出，如果中共想见到下一次的权力转移，那从根本的政治改革做起，进而推行永续的经济发展乃是十分必要的。▲◆★●■☆


胡裸退习亲民赢好评 江泽民显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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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1-16 作者 : 葡尾
       
　　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底现已全部敲定，胡锦涛未延续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的先例，而是选择了“彻底引退”，引得了一阵好评，称这是中国政治生态的一次转机。同样地，习近平作为新一届领导核心，在首次与中外记者的见面会上的亲民风格和语言，也赢得了国内外的认可。比照而言，江泽民早已被诟病的“老人干政”，以及未出席15日会见党代表的活动及合影留念，被指为“很尴尬”。

　　胡锦涛将权力大棒一并转交给了习近平的这一“放权”举动，对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在胡锦涛时代，受到江泽民“老人参政”的影响，所以江派、胡派的权斗始终被西方媒体当作诟病中共政治生态的砝码。在此关头，胡锦涛的裸退，不仅可以给习近平足够的空间展示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才智，还能有效地回击外界对“老人干政”的指摘，可谓一举两得。

　　胡锦涛的“裸退”，除了被习近平盛赞为“崇高品德”和“高风亮节”外，在民间舆论场也是好评胜于指摘。有分析认为，前领导人干净利落的全退有利于消解老人政治，并称其为本届政府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

　　围绕“老人政治”，在十八大开幕式当天元老纷纷露面后就曾引发一阵讨论。但基于此话题而起的口水战中，江泽民始终是最为核心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其影响力不容小觑。以至于外界近乎一致的看法是，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选择定夺都是由江泽民同意才拍板，而没有江泽民的首肯，任何重要任命都是不可能的。简言之，退出政治舞台的江泽民还在一如往常地“垂帘听政”，不仅加重了权斗的色彩，也让中国政治生态更容易落下话柄。

　　同样赢得掌声的，还有习近平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简短发言。习近平的讲话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词语是“人民”，形容“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并先后两次表示，中共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他还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共奋斗的目标。香港大学学者钱钢对习近平的讲话做出积极评价，认为这次讲话“很正面”、“很亲切”、“很实在”。而被中外媒体广泛摘引的一段话，则是——“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胡锦涛等上一届常委及李鹏等元老现身，与全体党代表会见，不过十八大开幕式上出现的江泽民并未与胡、习一起出现，外界关注的“三代同堂”的局面未再现。然也有分析认为，胡锦涛的“全退”，以及习近平呼应式的称赞，让江泽民觉得“很尴尬”。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再续，江泽民只好退居幕后。来源: 多维 ▲◆★●■☆
 
 
    
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8477

    2012-11-16：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落下帷幕，习近平作为新任总书记正式登上治国舞台。在他执政期间，中共将欢庆一百周岁，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彻底改变工业革命和鸦片战争以来的国际局面。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复兴将是世界一体化的后现代解读，它的崛起对世界的“再平衡”极为关键。

　　习近平是在一个历史转折点成为中共的领导核心。在之前的一百多年，满清封建统治在中国终结，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走下历史舞台，原教旨共产主义的苏联被解体和文革的中国被唾弃，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新经济模式在中国落地生根。在这一百多年里，一个虚弱不堪、任人摆布、被贬称为“病夫”的古老民族再次崛起，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不能够再等闲视之。

　　中共此次党代会海内外瞩目，因为人们关注建国后出生的中共新生代领导人将引领中国走向何方，毕竟今后十年是中国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曾对习近平赋予“年轻版邓小平”的期许，因为他和邓小平一样站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而胡锦涛的裸退以及这一次新增的五名常委都将于十九大退位让习近平的任期添加了更多的想象。这个转折点所提出的挑战，考验着习近平是否如邓小平一样，具备非凡的魄力和卓识，引领中国扎实、果敢地走向未来。

　　建立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

　　习近平上任后面对的第一项挑战是如何发展中共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不仅是回答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尖锐问题，还将体现这一届中共领导集体如何认识中国今天的社会形式以及它的意识形态。十八大的报告用了不能够更清晰的字句去展现这项议题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多元社会。任何价值观要在它这里成为主流，都决定于它是否能满足人民的精神追求。中共所推崇的价值观至少要面对来自中国传统思想、西方的普世价值、打着毛泽东思想旗号的极左思潮的挑战。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纪律涣散等也直接冲击着它的公信力。对民众来说，社会主义价值观变得模糊不清，有人怀疑中共是否依然致力于它的建设，至少在直观印象中，他们认为中共代表着专制和八股，由它来发展社会主义价值显得格格不入。

　　多元性是现代民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作为一个理想主义政党，中共对党员的思想有着严格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社会层面，我们却要接受多元价值的存在和发展。中共应该透过提高社会主义的说服力和公信力来争取人民支持，强迫人民接纳一元价值难以奏效。苏联的失败、文革造成的政治灾难，本质上都是对社会价值实行专制的结果，习近平不能再犯类似的错误。

　　中共的挑战是究竟社会主义价值能否成为主流？这个疑问隐藏着两个关联议题：首先，今天的中国是否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官僚主义、贪污腐败都促使人们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产生疑惑。其次，中共必须提升社会主义的“市场认知”，也就是除了提升它的“品质”，还需要改善其市场推广模式。在现代社会普及一种意识形态，就好像对商品进行市场推广，品质的好坏决定其价值，但推销手法也是商品成功的关键，中共必须将市场推广视为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选择，但由于各种原因，包括苏联和文革的激进主义，让大部分人对它的信任大打折扣。改革开放虽然改变了这种感觉，但并不足以掩盖不断发生的新问题。仅是打击左派或右派的言论并不足够，而是要说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明白它为什么适合现代的中国，对历史上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有所交代，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才能让人们心悦诚服地重新接受它。

　　中共继承了“五四”对民族传统的全盘否定，但今天又对传统思想采取了羞羞答答的暧昧态度。一方面被迫接受它的现实社会存在，另一方面又担心它将抢占社会主义的理论领导。这种暧昧让人们意识混乱，传统中的糟粕得以伺机发展，今天社会上的腐败就部分来自这样的背景。

　　因为担心理论权威被动摇，中共长期回避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只是不停地给它打补丁。须知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科学性不能靠权力去支撑，而是要透过理论的批判和发展。就算是经过两千多年实践的中国传统思想，都无法不与时俱进，为什么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却只能被豢养在温室里，更何况苏联的经验反映了检讨的必要性。只有解放思想，重新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摆放到恰当的位置，不是作为教条来膜拜，它才有机会成为社会主流价值共识的内容。

　　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只能建立在中国自己的历史、现实和对未来的期盼上。以中国历史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价值为主体，以现代的实践为依据，科学吸收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思想，以宽容的态度去思考其它西方价值理论给予我们的提示，让多元观点能够相互比较，社会价值共识才有机会形成。我们可以参考隋唐时期佛学东渐的经验，学会积极面对、科学和批判地接受包括马克思哲学思想在内的所有外来价值观。这是中国的历史经验，也是五千年文明的总结。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摒弃各种极端思想，才能建立科学的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

　　直面历史 勇于反思

　　任何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都要坦诚直面历史。邓小平能开创历史，就是因为他敢于反思毛泽东时期的历史错误，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直面历史，将中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中国的革命找到出路。邓小平这样做不是因为他要追求什么功勋，而是因为他的担当精神和政治抱负，以及作为人民儿女的责任态度。

　　现在，习近平又要面对一个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在他这位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要走向全面复兴，中国要改变工业革命四百年来所形成的国际局面，他更要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对中共的表现负责。历史上的汉唐盛世铸就了中国人迄今都引以为豪的荣耀，习近平能让这种荣耀重新复归中国吗？

　　习近平需要清醒认识自己执政道路上的历史参照。毛泽东是通过军事政治斗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带领人民走出封建和屈辱而奠定自己的历史地位；邓小平是因为找到改革开放的出路，让人民开始走上小康的征程而被历史铭记；江泽民是因为“六四”临危受命，积极推动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而被人民接受；胡锦涛是隔代钦点成为中共的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和启动了“科学发展”而被社会所认同。今天，中共选择了习近平出任自己的领袖，这显然不是因为他是习仲勋的儿子，或他过往有什么卓著的政绩。习近平至今给人的印象是神秘而亲切，神秘是因为还没有看清楚他的执政理念，亲切是因为他的形象和过去几年的言论给予人们一种自信和充满干劲的表现。但这些都将被他上任后的表现所考验。

　　习近平的时代面临着比毛、邓、江、胡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局面，他必须展现出超越前任的远见与魄力，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对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反右、文革、六四等历史遗留问题，体现出不受历史制约的反思精神。这不仅有助于破解围绕历史争议所形成的政治僵局，避免再犯错误，也体现了一种对以往有所承担、对未来勇于开拓的政治自信。

　　变“革命党”为“执政党”

　　习近平任内将迎来中共建党一百周年。在这一百年里，中共经历了血雨腥风的岁月，成功领导中国的独立解放革命，更在改革开放中奠定了民族与国家复兴的基本轨迹。但在革命胜利后，中共始终面对如何从一个颠覆旧制度的革命者向新世界的管理者转换的议题。

　　中共是根据“列宁式政党”的传统发展起来的，它的党纪严格，权力高度集中，坚持统一的意识形态和紧密的组织形式。这种政党普遍崛起于革命时期，稍有松懈，就有覆亡的危险。然而，一旦党纪至上，缺乏自由，组织就容易僵化，改革变得不容易，假以时日会变得专制和官僚，产生腐败，“服务人民”逐步成为专制的借口。国民党后来的溃败和苏联最终解体都算是前车之鉴。

　　中共再没有时间在革命党和执政党的选择上模棱两可。它必须以解放思想和改革的精神完成科学转型，当“三个代表”思想写入党章，人们认为党内已经就此达成共识。 中共的自我定位关系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的民主道路如何走下去，更直接关系到它的执政合法性。毛泽东曾经说中共代表人民，打倒了敌人，人民拥护它执政。这只能说明建国初期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但它不可能一直都以此为准，中共必须为执政合法性不断确立新的法理基础。其实新基础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中正逐步建立起来，现在就是要开始改造列宁式的政党形态，建立全新政党模式，以党内民主为基础，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精英政治理论体系，以中共组织的结构改革构建现代民主政治的肌理。它需要结合党内的选举机制和政治协商，引入可见和开放的程序民主来支持中共的民主思想，那么新的基础就可能完成。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不再像“六四”之前或过去十多年有那么多人把西方政治理论奉为真理，西方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开始受到怀疑。选举制能够和平地更换失去民心的政权，但在推举贤能方面却屡屡遭到质疑，好像巧言令色的政客才有机会胜选，“一元一票”也让选民感觉到沮丧和无奈。显然，中共要向执政党转变是相对于自己作为“革命党”的历史，与西方的执政是相对于存在反对党有着根本差异。

　　中国首先要从一党“专”政向一党“执”政过渡，一个字的改变就是中国民主的一大步。一党制是中国的客观现实，但不同的政治群体并不理解它的逻辑依据。一方面因为社会不开放讨论这个议题，另一方面中共不鼓励学术界对中国的政党体制和文化进行创新的理论探索，在理论宣传方面更是乏善足陈，难以让现代执政理念与社会的新生事物相衔接。

　　中共对区分自己与西方“执政党”的差异至今没有具体说法，更看不到它计划重构政党理论。中共早就不是一个革命党，也不能够将革命文化等同为革命精神，它只能够向具有革命精神的执政党转变，或者彻底消灭政党这种政治组织，但后者将产生更大的震动。中共不可能因为理论障碍而止步不前，但要求中国政治复归到理性和科学的轨道上，避免诸多的认知障碍和法理挑战，它显然需要作出理论的回应。

　　扎实改革 建设权利制约的政治体系

　　根据中共最新的理论说明，政治改革不是要改掉中国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不是要走资本主义的邪路，也不是要走专制主义的老路，而是要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新路，改革具体制度的不合理成分。中共这样细致地澄清改革的边界，显然是对外界呼吁其推进政改的回应。这些呼吁是过去三十多年各个阶段党内外提出政治改革要求的一次较集中爆发，温家宝总理就曾经多次提到这项工作。

　　对不少倡议政改的人来说，其目的是希望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建立制约中共权力的手段，甚至不惜放弃一党制。对于中共，政治改革的主题是提升执政效率和提高为人民服务的品质，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但它不等同于将中国的政治制度改变为西方模式以及建立多党制。根据某些人的观点，这是两条平衡线，双方永远不会找到交汇点。

　　中共的政治改革有过成功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惨痛教训。在革命期间，通过多次政治改革，贯彻党内民主，建立党的统一战线和外部监督，中共取得了军事斗争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期盼的新中国。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表现出相当难得的雅量自信，海纳百川，让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呈现了生气蓬勃的气象，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则以相反的形式将上述成果毁于无形。从此以后，中共的专制越发严重，直至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悲剧发生！

　　如果说邓小平之后的两位领导人因为各种原因难以在政改上大有作为，那么作为一位在完全不同历史背景和政治现实走上总书记岗位、而且不应该有历史包袱的习近平，是否又能够有魄力承托政改的重担。虽然今天的中国比过往开放，民主参与程度较大，但相对于中国社会的多元发展和人们急速增长的政治要求，中共的回应依然显得单薄。

　　如果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不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专制、消除人治，让法治和包含程序民主的体制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来自于不同利益群体，包括在城市崛起的新生一族的政治骚动只会加剧。中共已经是执政党，而且是全世界最大的执政党，他有责任为中国建设一个提供权力制约的政治架构，主动接受来自体制内外的监督和约束，以此作为中国长治久安的基础。

　　习近平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它显然有义务为世界民主发展的多样性做出贡献。西方的政治理论并非真理，但中共必须给出自己的民主模式和理论。西方议会以及它的选任代表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是西方民主政治的表现形式，它的前提是程序民主和社会代价高昂的多党制选举，历史已经证明它为资本预留了很大的活动空间，刚完成的美国总统大选所耗费的六十亿美元就是证明。只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中国就不会有这种空间。既然如此，中共必须说明什么样的民主体制是社会主义的，如何让一党执政展现其民主性。这并非只是为了回答某些政治偏见者的批评，而是必须积极建立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民主机制，以应对现代社会的各种政治挑战。

　　中共必须对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进行检讨，推动科学的、与时俱进的改革。要十分清楚界定人大与政协不该是橡皮图章、政治花瓶，或是成为退休高官和富翁俱乐部，而应该体现为制约与平衡政府权力的政治机制，成为治国理政集思广益的政治沟通平台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手段。中共党员是否垄断这个机制并不重要，而是人民如何透过这个机制在政府作出错误的决策之前，能够起到监督的作用，在决策之后，能够起到纠正的作用。如何完成这项任务，考验着习近平的政治智慧，检验着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诚意，同时也体现了中共是否具有接受权力制约的胸怀。

　　强政治吏 “士文化”取代“官文化”

　　官员腐败是当前中国政治最严重的问题，也是社会关注度极高、人民意见最强烈的地方。它不仅造成党群关系疏离，影响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扭曲了中国人的价值追求，整体上拉低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

　　腐败还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共产党是在推翻一个腐败政权的基础上建立的，它承诺消除腐败，给人民公平正义。但在建国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它的贪腐程度却在向前朝回归，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既得利益群体，这实在是一个讽刺。

　　据闻中共将腐败定义为虚、贪、乱、懒、奢，用人唯亲、包庇纵容、官僚主义和尸位素餐等等都也包含其中，基本囊括了官员的所有失责失职表现。尽管如此，腐败官员们还总能以不可思议的手段挑战人们对贪腐概念的最新认知，真可谓叹为观止！

　　中共对腐败的危害心知肚明，不可谓不重视，但反腐成绩未能让群众满意。不少人相信腐败是社会转型的衍生物，但人民更希望透过对制度进行改革，即时看到立竿见影的改变。如果中共能够对腐败采取严厉措施，获取令人信服的成绩，可以极大提升人民群众的信任，巩固自己在群众中的地位。

　　中共非常善于抓主要矛盾，反腐就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习近平应该认识到平衡人民群众的要求、维持干部队伍的执行力、建立内部团结和官员思想统一的关键性，这也是党建的主要目标。因此在反腐方面，应该敢于施强政，甚至对越是权高位重的官员，就越要苛刻。同时，吏治不应该成为党同伐异的政治手段，更不应该成为令人惧怕的政治运动。

　　习近平应该清楚反腐只是手段，目的是让中共恢复曾经的革命情操，也就是说干部队伍必须认识到要从改造自己的价值追求下手，重新认识自己的社会角色才能根本改变腐败。习近平应该从历史和文化高度来处理这一问题。要铲除官吏们的腐败冲动，除了依赖制度监管和纯洁性教育，更重要的是要扭转目前的“官文化”，回归到中国传统的“士文化”中去。一个现代的服务型政府所需要的不再是官员，而是曾经服务帝王的“士大夫”，但他们的服务对象今天已经改变为人民。

　　开放言论 修复党群互信

　　中国经济的成就是以改革开放为前提，它必然营造着一种宽松的社会环境，我们相信这是中共所乐见的。随着互联网和社会多元价值的蓬勃发展，它将衍生一种全新的社会言论生态，如果中共的传统管理思维和形式不予调整，它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中共一直钟情于对社会舆论的严格管控。这反映了在它的意识深处还没有放弃革命党的斗争思维，没有做好社会自然而然出现多元意识的思想准备，部分人更狭隘地认为针对当局发表的反对意见必然来自反动的敌对势力。这种根深蒂固的极左思维虽然不属于社会主流，但却束缚着中共对社会形势的判断，让自己的价值追求难以与社会同步。尴尬的是对多元思维的约束并不意味着官方观点的公信力和话语权提升，相反，人们认为中共越来越脱离群众，它所倡导的价值观也越来越八股、越来越失去活力，这种现象在城市新生一族中显得尤为突出。

　　互联网放大了这种认知差距，但中共的宣传部门没有积极反思它的原因。虽然在大部分议题上，中共对社会讨论给予了较大空间，但对于稍微敏感的话题就加强管控。这种管理会激化不同群体，过去几年自由主义和原教旨左翼思潮之间的争论就是一种例子，一般民意对官方立场的批判更显得激烈。中共在历史上曾经是应对这种局面的专家，但碍于僵化的管理，相关官员已经变成一群懒汉，只知道用禁止的方式来应对，不再理解疏导的作用，陈光诚事件就是一个案例。结果是官民关系逐步疏离，对社会上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不管左右，都被推到了对立的阵营上。

　　胡锦涛认识到这种体制隐藏着恶性循环，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至少将非政治性文化媒体放逐到市场上竞争，客观造成思想领域一定程度的开放。胡锦涛希望在文化和媒体产业市场化的过程中做好对政治讨论和文化的管理，但社会显然对如何理解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未能达成共识。

　　习近平的中共必须彻底反思如何管理舆论。要知道放开舆论管理不仅仅可以帮助中共加强对腐败的监督，而且可以修复官民之间的互信，保护社会不同阶层的民主参政，让中共更科学地与社会现实衔接。要知道中国的政治文化需要积极改革，透过资讯的透明和有效开放，让群众在社会管理中加强参与的热情将有利于中共一党执政的合理性。

　　不管中共是否愿意，中国往何处去的大辩论必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舆论的主题，从过去几年不同政治思潮蠢蠢欲动就可以预期这场辩论的必然性。中共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非常丰富，它不可能回避这样的辩论。事实上这是经济成就获得肯定的自然发展，它的结论可能成为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政治成就。要知道将辩论错误假设为对中共权力的挑战只是教条和愚昧的反映。习近平应该顺应时代呼唤，用现代的方式去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提供更为宽松的言论环境，同时为中共的历史谱写特殊的一页。

　　重构财富分配 回归真正社会主义

　　重构公正的财富分配是中共能够继续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维持一党执政的首要前提。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这个警告是以数千年来中国人民对不患寡而患不“公”所沉淀的认识为背景，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何成功的理论基础。但中国已经不能像原来那样通过采取革命斗争手段来进行财富重新分配，也不可能回到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老路。

　　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可以在财富分配问题上荒废时日。中共的政治信仰、人民的朴素追求都要求中共不能将社会主义只当作口号，而是应该让人民群众产生实实在在的体验。中共必须充满危机意识，要注意到中国当前的不少问题——包括干群关系、社会冲突、极左思维和普世价值流行，甚至是薄熙来的“民意基础”等等——在本质上都是因为财富分配不当产生。

　　胡锦涛时期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在分配领域进行系统性调整，主要落脚点是在广大农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包括社会保障改革、医改、劳动法改革，这些都是给人民带来实惠的举措。习近平需要从制度设计和思想认识上继续把这项工作推向深入，要认识到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是中共作为唯一执政党的责任和义务。老百姓生活改善不是党的恩赐，相反，恰当而又科学的财富分配制度还能提升经济效益，必将换来群众的支持。

　　习近平要认识到政治民主的基础来自思想自由和经济自由，思想自由首先是教育和知识的普及，然后是自由在文化和意识层面的建立，最后是人民对自由民主理论的科学认识。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政治民主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机制进行，结合经济上的自由，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民主。

　　但经济自由并不是福利主义，更不是大多数人依赖福利来生活。福利主义表面上好像“社会主义”，其实与社会主义伦理完全背离。人的社会价值体现必然是透过参与社会物质生产大分工来实现，对于极少数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和福利当然无可厚非，但不应该将这种对极少数弱势群体的特殊照顾泛化为对社会大众的施舍恩赐，因为这不是对人性的真正尊重，更不是人民当家做主的体现。中共的任务是要创造一个公平、公开的体制环境，让每个人通过努力都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不是成为资本的奴隶。

　　因此，中国的问题不是无限发展社会保障，而是要不断积极改革社会劳动力成果的分配，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更为符合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物质生产结构所主导的分配体系。而且在这种结构的积极发展过程中，建立全社会对这种分配结构的思想和理论认同，使之成为社会的主要共识，更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优越性来保护。

　　突出人本位的经济结构转型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物质生产。这决定了习近平必须继续把改革经济发展方式，消除物质需求和生产力之间的落差放到首要位置。但经验告诉我们不能延续在过往经济轨道上的前进模式，包括将焦点放在经济规模上，而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经济发展。

　　首先，在发展经济规模的前提上，做好对生产资料和生态自然的“成本”管理，建立规模、效益和效率的多角度平衡。反思这些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成就很多是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社会普遍认同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追求更平衡的发展已经是社会共识，但究竟应该如何推进，却由于缺乏理论认识，成效并不乐观。

　　中国经济的思维框架本来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但由于西方经济学背景的官员不断增加，独立思考开始受到影响。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程度日深，认为我们必须配合国际形势调整中国的经济思路，这种观点局限了独立的思考，约束了中国发展自己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经济意识开始超越民生需要，经济学开始自说自话，逐步造成政府工作中的唯经济发展论，就好像历史唯物主义被说成是宿命论一样。因此，在思考新经济发展模式时，中国必须重视自己的实践经验，强调对西方理论的超越，不能只考虑经济效果，必须将经济放到更大的社会和民生体系内理解。

　　其次，经济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主题。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生产力低下，基本上是个农业社会，为了尽快大幅度提升生产力，中共将政策和资源倾斜到经济规模和速度上。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成就让我们有条件调整结构，但它却被理解为只是对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忽略了“目标”的调整也是改革的主要对象。以往因为资本稀缺让我们以为对资本提供丰厚回报才能发展生产力，但今天相对充裕的资本让我们意识到调整劳动收入结构更有利于社会的整体成效。就是说我们必须更积极地让资本回报和劳动收入趋向平衡，以社会效益的整体性为准则去调整经济结构。

　　最后，在深化经济结构的转型中要树立人的主体地位。这除了要科学认识人与资本的关系，还要认识人与科技和自然的关系。邓小平曾经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至今依然有其理论意义，但在它背后隐藏的“人”必须走到前台来了。强调科学并不是科学主义，不是以科技取代人在物质生产中的能动性。西方经济理论不断强调资本积累，为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人在生产中不断被机械所取代，甚至到了主次不分，资本让机械成为超人，人要服侍超人的地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的异化在资本主义最为凸显，也说明了为什么人重新驾驭科学技术应该成为经济结构转型所必须考虑的议题。因此，对习近平而言，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应该是为了强化人在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提升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建立以人作为第一生产力的认识。

　　打破强权政治 构筑新国际观

　　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恢复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理所当然的。包括印度、巴西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的经济，满足人民需要，建立与自己人口体量匹配的经济地位，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要在习近平任内完成这项任务，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在经济上重上世界领先位置的证明。从更远的历史看，中国的崛起将彻底解构工业革命四百余年来的世界格局。

　　要实现上述转变，习近平必须建立一套与这种转变相匹配的新型国际观。首先，新国际观的核心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在国际关系的认识中也具有同样的指导意义，它是消灭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根本前提，是建立和谐世界的基础。当年毛泽东的“三分世界”理论让中国能够在两极世界中找到平衡，而且成功摆脱地缘政治的制约，积极拓展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在今天，中国可以从这套理论中继续寻找指引，还要超越它的时代局限，从积极推动第三世界的团结，转而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帮助第三世界发展经济。借着世界经济版图的重构，培育和平的土壤，平衡中国崛起对一些国家构成威胁的谬论，同时为世界多元发展提供助力。

　　当然，积极参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建设不等同于以往西方列强对弱国实施商业扩张的殖民主义。它必须以国与国之间公平开放的经济协作为主，民间资本以市场主导的商贸合作为辅的组合式经济发展模式。前者的重点是长期投资领域，如基础设施或大型资本的基础工业发展，后者是经济利益较快实现的轻工或服务行业；前者可以是长期低息贷款和较低回报率的大型股权投资，后者是小型高回报投资和商贸合作，政府还可以利用税务和关税优惠扩大这类合作的范围和吸引力。

　　其次，中国新国际观应企图重构以西方价值和权力结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目的是要建立平等和相互尊重、多元多极的国际社会组织形态，以便支撑国际现实的转变。以往的国际秩序就是霸权强权国家的轮流坐庄，而这次变革应顺应全球治理的革命性转型，搭建一个有利于各国共同发展、包容发展、有序发展的国际体系。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权自主决定本国事务和参与国际事务。任何国家都无权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中国崛起所寻求的就更不是这样的权力。

　　中国既没有依仗军事实力进行掠夺的历史，也没有图谋建立自己势力范围的前例，在习近平时代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作为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即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我们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去批判认识今天的国际体系，从如何保证霸权强权无法立足，树立发展、合作、均衡、共赢的国际秩序新理念。这是中国的历史使命，也符合中国一直以来对和谐世界的期许。

　　最后，新国际观的基础就是能够透视国际关系的新思维和新文化。它的具体目标就是改造以权力和霸权为中心的传统国际关系文化和价值追求，打破原来的权力规则，在再平衡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国际关系的文化和价值重构。中国仍应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要对象和主体来推进这个计划。

　　几百年来国际关系基本都是在西方意识形态主导下进行调整，强权政治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中国必须反对这样的传统。虽然中国必须同样以实力说话，但却要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超越“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的大国发展老路，为国际关系的变革提供新思路、新理论。

　　贤明政治家的时代要求

　　中国传统政治是建立在王道思想之上，对帝王的要求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标准，连汉武帝、唐太宗都攀不上，不可谓不严厉，但为什么宦官外戚的专权依然是历代王朝衰败的原因。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缺乏制度约束的文化和意识，也就是儒家思想的迂腐八股，加上家庭氏族传统的糟粕在文化里起着重要作用，皇亲国戚滥权便显得顺理成章。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依靠农民革命建立新中国，一直以推翻封建传统为己任，对领导者的要求不能比封建时期还低。然而，中国虽然脱离了帝王将相的时代，还发动过两次革命，但这个国家的领导者还是对制度和法律制约认识不足，未能够让封建帝王意识从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里彻底消灭。毛泽东就做过一些努力，自己的儿子毫无“太子”习气，以身作则，奔赴前线，最终在朝鲜牺牲了。但就算这样，毛在晚年依然被帝王意识所征服，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让中国经历了沉痛的十年。刚上任的习近平是否认识到自己在中国“去封建化”的历史过程里将要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如何让这个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真正展现一种现代文明？

　　习近平是中共第一位建国后出生的国家领导人，也是一位博士。他年初访美期间，人们普遍认为他的表现恰如其分、大方得体，很好地反映了一种民族自信。可能不少人高度认同习仲勋老先生的政治风骨，在风云变幻中能够站稳脚步，不惜牺牲一己荣辱，仗义执言，因此对他的儿子也多了几分支持。其实，这个民族不断在渴求能够出现另一个政治“强”人，展现一种文明“强势”，让这个国家重新看到一个斯文儒雅的新社会。但这是否能成为一种现实可行的预期，却关乎习近平的表现，这里所说的就是他的个人操守和持“家”之道。

　　很少有人会怀疑习近平是否是一个贪官，也不会轻易将其与腐败联系起来，但我们无法不担心他的亲朋好友借用他的地位谋取私利，甚至是不法利益。近期有关中央领导人的传言，包括习近平直系亲属的故事言之凿凿，社会担忧显得合情合理。虽然我们曾经亲自了解，并确保了习近平的清廉声誉，但如果未能制约自己周边的人奉公守法，独善其身也无法服众。试想，人们如何相信作为几乎拥有所有权力的中国国家领导人无法制止这样的腐败行为？在这个依然拥有专制能力的国家，对自己的家人“专制”一下，要求他们远离商场和资本实不为过。对于习的家人来说，在今天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必要的“牺牲”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回想当年习仲勋老先生落魄时的委屈，世态炎凉，门堪罗雀，今天就更应该审时度势，衡量轻重。

　　现代的中国必须以文明立国，文明的起点应该是政治和生活文明。而在这个古老国家，文明的基础从来就是建筑在国家主导意识之上。习近平的重任正是因为在中共一百周岁和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历史转折点上，历史和人民对他如何领导中国实现这个伟大愿景赋予了极大的象征意义。如果习近平能够以一已之德行承载中国的复兴，历史将以无限的荣耀来回报；相反，如果他为了一己之私利而玷污了这项功名，历史也必将做出恰当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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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十大挑战是习近平带领中共面对未来的历史任务。如果中华民族曾经是一个革命的民族，那是因为它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蹂躏得太久；如果这个民族曾经有追求理想的冲动，那是因为它数千年来都是知书识礼。不少人曾经说中国这条巨龙是被鸦片战争的炮火所唤醒，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中日甲午战争和日军侵华让中国人不再允许自己继续埋头逃避，必须勇敢承担保卫和建设自己家园的责任。中国的有识之士、中共的几代前辈，百年来一直为着振兴中华前仆后继。中国的经历并不特别，任何一个伟大民族都必须体验历史的跌宕起伏，不然又如何对它的伟大有所认识。

　　中共的十八大让习近平在以后十年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领导这个国家度过这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它的必然。“偶然”是因为历史从来不依据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发生，却告诉我们命运将会被改变，就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天翻地覆的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的再次崛起，而习近平恰好此刻成为新一代掌舵人，顺势而为，加力推进，护持百年强国梦的最终实现。“必然”是因为这个十三亿人口的文明大国又怎么可能长期雌伏在他人的背后，让浮浅和狂妄肆意改写人类的文明标准。习近平要作为这个生生不息伟大民族魂魄的象征，在这崛起的最后一公里以雷霆万钧的气势，承前启后，排除万难，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殷切期盼习近平能够深孚众望，以一位伟大政治家来要求自己，回报历史所赋予他的机会。来源: 多维


  媒界和学术界一谈到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满肚子牢骚。部分原因是很多人把政治改革理解得过于笼统模糊。为了对中国的政治前景增加一些现实感，有必要先把“政治改革”概念搞清楚，然后再来分析和比较中国的政治变化在哪个层次上是退步了还是进步了。不然越说越悲观，只能跳楼作罢。

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至少要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政治理想，这是最高层次；第二个层次是政治制度；第三个层次是行政（administrative）体制；第四个层次是政治技巧。

过去的 35 年里，中国政治改革的四个层面情况非常不一致。从1977年到1989年夏，中国的领导阶层在政治理想这一层面上有过显著的文明开化，努力与世界主流拉近。但是自1989年夏秋直到目前的 23 年里，中国领导层在政治理想层面上都没有什么重要的进步。这并不是说中共党员里没有人向往更高的政治文明，这样的人不少，但不能成为主导。

政治改革的第二个层次事关政治制度的进步，核心内容是自下而上的政策输入（即普通公民有改变基本政策的常规渠道）和自下而上的权力制约（即普通公民有裁决政府大的人事安排及主要官员行为的实际力量）。中国自1989夏秋以后，在这个层次上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进步，虽然也提出过几个模模糊糊的“施政为民”之类的口号。

政治改革的第三个层面是行政体制调整和施政改革，这方面倒是有不可忽视的变化，一些环节的进步也是显著的。比如，出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需要，中国过去那些年里增加了“市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最近以来又在试行“强县”的改革，因为很多地方的县政府的资源和权力太少，而责任太大，不得不把过去从县级政府手里拿走的实权归还一部分。

再比如在干部任命的问题上，以前并无所谓的信息公开。过去这些年来，在全国的很多地方任命官员之前都要公告，并听取基层的反馈意见。反馈未必都见效，但说明在程序上有所进步。还有，过去十几年来，发生了越来越多的“民告官”案例，虽然民胜者还是少数，但从维护公民个人权益角度看，这毕竟是进步。最近，有些省市也在推动政府信息公开，随着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发展，公民的知情权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有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不断有大学生、律师、普通老百姓、NGO 组织，要求地方政府公开它们的预算、花费、官员收入等等。提出这类要求的人，大部分没有被和谐掉，尽管披露的信息可信度还不高。

又比如，眼下人们关注的政府系统内部职权的重新划分、政府各级机构的重新设置，即所谓的“大部委制”架构。如果施行，则会带来行政成本和效率的显著变化。总之，1989年夏秋以来，中共官方所说的“政治改革”其实指的是行政体制调整改革。虽然它们多半是局部的修修补补，不全面不完整，更非逐渐深入、指向要害部位，但总体来讲，还算是有所进步的。

第四个层次在1989年夏秋以来发生的变化最多，也最容易叫老百姓反感乃至怒火喷发，这个层次就是政治技巧。比如，某个官员和他所负责的部门犯了严重过失，引起极大民愤。于是上级党政部门就宣布解除该官员的职务，公众乃至境内外媒体都会为此举欢呼。其实，在这一层面上，如果执行到位、坚持到底，便会触及行政体制深层的改革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但是经过多年的观察人们发现，对这些官员的处罚大部分都停留在政治技巧的层次上。中共不希望看到，公众对个别官员和他所负责的部门的不满立刻演变为对执政党的不满，所以“杀鸡儆猴”，以暂时平息公众的怒火。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受处罚的官员被发现易地做官了，或者换了一个部门做官。对这样的忽悠，老百姓非常不满。

再比如，一些地方发生群体性事件，老百姓与负责维稳的警察部队及其附属队伍发生冲突，导致平民伤亡。官方很快宣布：伤害百姓的都不是公安系统的干警，而是编制外的城管人员，他们是“有关部门未经上级批准擅自雇佣的，现在已经被辞退”；这些人对老百姓使用暴力、强拆人家的房子，都跟当地政府没关系。大家细想想，到底是谁雇佣了这些编外人员，又给了他们实际的执法权？当然是地方政府和警察系统的主要负责人。地方政府把公众最痛恨的任务交给了这些代理人，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政府就拿这些编外人员做挡箭牌。显然，这种做法是在政治技巧上的“推陈出新”。

中国 23 年来在政治技巧这个层面发生的变化最多，对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基本人权的影响也最大。发生在这个层面上的很多变化都是出于搞“政治装饰”，目的是平息民愤，而结果往往是导致更深层的社会不稳。

中国政治改革的四个层面相辅相成，越高层面的改革越是直接影响改革的结果。由于1989年夏秋以来，中国领导层不愿意在第一和第二层面上实行改革，就只能在第三和第四层面上做些行政调整变动、政治技巧翻新。最高领导层这样做，主要是为着缓解最具爆炸性的官民矛盾。回顾 23 年来的中国国内局势并将其与前苏联及周边国家相比，中共领导层确实达到了一个大目标，那就是防止了政权的丧失——即政治革命的发生。与此同时，他们却日益面对着另外一种局势——大面积的政治溃败（political decay）的发生。这是他们越来越焦虑的大问题，也是普通民众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现状。▲◆★●■☆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纽约时报


中国富人投资海外的主要原因     
http://finance.wenxuecity.com/BBSView.php?SubID=wsj&MsgID=5252

华尔街日报  12-11-15：温哥华的房地产价格可能正在下降，但作为一个中国人青睐的海外投资目的地，温哥华房价的此次下跌可能只是暂时的。

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mpany)和中国民生银行(Minsheng Banking Corp.)就中国私人银行业情况联合撰写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富人的数量正在快速增加，他们正着眼于将自己的更多投资转移至海外。

一直以来，温哥华都是中国富人青睐的移居目的地，但眼下，这批来自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投资者在投资海外时可能有其他目标。

这份报告估计，中国高净值个人的数量在2010至2012年期间每年的增长率达15%。所谓高净值个人，是指可投资的资产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人。报告预测，从目前到2015年这段时间，中国高净值个人的数量将每年增长19%，从2010年的87.5万人增至190万人。

这份报告是在对中国29座城市的700名高净值个人进行调查访问的基础上撰写的。报告说，中国约60%的富人在海外拥有资产。调查发现，虽然中国的高净值个人平均而言只将约10%的可投资资金投到了海外，但他们中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希望在未来五年内将这一比例提高。

不过最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富人给出的投资海外理由，它们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富人投资海外的原因没什么不同。虽然世界不少国家的政府正纷纷通过提供居留签证的优惠措施来吸引中国人前往投资，但此次调查中只有23%的受访者将移民列为了他们投资海外的原因，并且只有16%的受访者将子女教育列为他们投资海外的原因。

与此相对应的是，有86%的受访者将分散投资风险列为了他们投资海外的原因。有76%的受访者称，他们投资海外是为了能接触到更广泛的投资产品。由于对相对可怕的全球经济状况不抱幻想，只有15%的受访者说他们希望在海外获得的投资回报率能高于他们在中国国内的投资回报率。

缺乏投资产品一直是中国存在的一个问题。近年来随着信托公司和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这种局面已开始出现改善。信托公司创立了一个利用私人财富来向银行不愿意接触的客户提供贷款的小众市场。不过中国投资者迅速对这一领域失去了兴趣，因为国内的基金往往难以兑现它们承诺给投资者的高投资回报率。此外，作为发达经济体主要投资渠道的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在中国依然发展不够成熟。

虽然这份报告没有提供以往这些年中国富人投资海外的理由分别是什么，但往年中国富人赴海外投资时实现投资多样化预计并非像现在这样是他们的首选理由。人民币的升值意味着，海外投资的收益率需超过人民币的升值幅度才有利可图。在人民币年升值幅度超过7%的那几年，要做到这点尤其不容易。此外，鉴于全球经济处于低迷状态而中国房地产的价格在2012年年中之前一直持螺旋上升状态，赴海外投资只能获得低回报率，甚至还会赔钱。

目前鉴于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而人民币也失去了以往凌厉的升势，中国富人为对冲投资风险而将更多资金投向海外有了比以往更充足的理由。此外，中国的精英阶层对于国内领导层换届对于他们的政治命运以及个人财富将意味着什么也感到紧张不安。

在这份报告中，中国人数不断壮大的富人阶层具有不同于西方人所想象的形象。在西方人脑海里，中国的富人大都是些由工程师转化而来的世界一流企业家。此次调查发现，49%的中国富人没有大学学历，近50%的中国高净值个人来自一、二线城市以外的地区（不过中国70%以上的富人聚居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

这份报告传递给世界其他国家的信息是，中国富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多，他们并不满足于只在国内施展手脚。Dinny McMahon  华尔街日报网络版供稿并保留版权：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新中央军委主席的难题：军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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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时报 2012-11-16：中国新领导层即将接掌军队之时，出自知情人士的一条针对军队腐败的批评开始流传，其中警告说，贪污和大范围的滥用权力对中国造成的安全威胁跟美国一样大。

作为《为什么解放军能赢》一书的作者，刘明福大校的声音并不孤单。

今年早些时候，一名位高权重的军队首长发表了一次情绪激动的演讲，将腐败称为“生死存亡的斗争”。而几天之后，根据媒体的广泛报道，总后勤部副部长、知名将军谷俊山因涉嫌腐败而被捕，现在正在等待审判。据报道，这名将军通过非法的土地交易赚取了巨额利润，还把原本应分给退休干部的400多栋住宅送给了朋友。

刘源上将在演讲中说，这些过分腐败的行为，与藏在深处的整体腐败比起来，或许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刘源上将是新任党领导人习近平的朋友。

习近平拥有军事血统，他的父亲是一名游击队领导人，曾协助毛泽东在1949年掌权。对他来说，正在快速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军队将成为他在国内站稳脚跟、对国外施加影响的根基。

但是，人民解放军内部的严重贪污和无耻牟利行为给这名新领袖出了一道难题。正如刘明福大校和其他一些人所警告的那样，这个问题可能会削弱共产党的地位。

作为这个国家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的一部分，习近平预计会同时就任12人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北京时间周四上午中共已宣布习近平将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编注）。即将离任的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预计会打破先例，不会像之前的领导人那样，在退休后的一段时间之内继续保留掌握军权的机构的最高职位。

近期发生的与日本和东南亚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增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激起了民众对强大军事力量的渴望。如果习近平想要着手揭露公共资金的浪费问题，上述情况可能会给他带来政治风险。

在十八大的开幕讲话中，胡锦涛表示，中国将致力于成为一个“海洋强国”。这是讲话中为数不多的涉及外交的言论之一，意味着中国政府将会维持军事支出的两位数增长。

但是，现代化和更高的预算带来了更多的腐败，这一问题在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之中普遍存在。

中国分析人士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中，这是陆军第一次被迫放弃在军事委员会中的主导地位。

他们说，中国前空军司令员许其亮将被任命为副主席，这让空军在重大决策中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陆军将领、前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也将成为副主席。

中国分析人士表示，这两个人将负责中国军队的日常事务。

中国国防大学前教授刘明福大校在他的书中写道，解放军已经有几十年不曾经历考验，并且已经变得自命不凡。“作为一支30年未参战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最大危险和头号敌人是腐败。”他写道。

刘明福大校因2010年出版的著作《中国梦》而成名，这本书充斥着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论述中国应该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快速取代美国全球“第一”的地位。

在他的新书中，大校拿1894年的情况来做对比，当时的中国军队拥有来自欧洲的昂贵船舰，但却还是很快就被飞速现代化的日本打败。历史学家经常把这次败仗归咎于腐败。

属于贵族阶层太子党的另一名退休官员说，腐败现象贯穿整个军队，新一届军事委员会却多半不会发起持续的反腐运动。

“大规模的反腐运动是不会出现的，”这名退休军官在接受采访时说。“你不能做得太过，否则党的形象就太黑了，领导人不喜欢这样。”

的确，研究中国军事的美国分析家詹姆斯·马尔韦农(James Mulvenon)最近为《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撰文称，谷俊山中将被捕一事多半只是针对军内重要将领进行的又一次零星打击，并不是全面的整肃行动。

“在谷俊山被捕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有五年多没有发生备受瞩目的腐败案件了，这说明的更多是反腐执法所受的政治约束，而不是人民解放军真实的腐败程度，” 马尔韦农写道。

新一届军事委员会阵容表明，对腐败问题太过直言有害于仕途升迁。

刘源上将未能在军委会赢得一席，尽管此前曾有支持者透露他有望进入军委。一些分析人士推测，身为中国前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可能在反腐败讲话中走得太远，引起了太多人的不满，甚至连他和习近平之间的情谊也不足以保证他的席位。

专门研究中国军队的一名西方外交官说，中国军队也面临着组织方式过时的问题，这会阻碍其战斗能力。

这名西方外交官说，中国军队最显著的缺点之一就是，他们未能像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那样发展出一套可以带来联合指挥方法的体系，因此无法确保战斗中的总体协调，也不能减少海军、空军和陆军之间的竞争。

他说，中国军方官员曾讨论在军委会设立联合司令员职位，下设四名指挥官——联合司令员类似于美国国防部的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主席。

但在成立新一届军委会之时，关于联合司令员的提议显然是遭到了否决。

“为什么呢？”这名外交官问道。“因为联合司令部首脑的权力将会比常委更大。”常委会是中国的核心决策机构，由担任党总书记的习近平领导。 ▲◆★●■☆


江泽民已经打道回府彻底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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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1月18日： 在18大前几天，江泽民在北京的最后办事处（中央军委大楼内）已经关闭，大家给他在18大上最后的公共露面机会。
    
     昨天，江泽民离京时，邀请老部下道别，没想到“人走茶凉”。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等新贵工作繁忙，情有可原，连王沪宁也不给面子“光临”,只有贾廷安（中央委员）来送别。据说，王沪宁已经通知各大媒体，以后不得报道江泽民的动向，将来，实在需要老同志出面的场合，由朱镕基代表。今天，清华的内部刊物《清舞飞扬》还报道朱镕基出席他还任名义主席的经管学院董事会会议，王岐山、周小川、清华书记、校长等出席捧场。
    
    如果想到胡锦涛仍然是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他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让江泽民彻底退休。▲◆★●■☆


习近平将面对这股实力派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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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1-16：当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鱼贯入场时，唯一意外是李克强排行第二，解决一个悬念是胡锦涛不再留任中央军委主席。值得推敲的是，这个安排是谁的影响力较大，对今后会产生什么影响。

　　政治局常委会由9人减到7人，最容易的解释是人较少更容易达成共识，提高效率，过去的理解是去掉权力过大的政法委书记不再担任常委，更有利于推行司法独立的改革。但综观整体的安排，不难让人怀疑，减少人数是为了排除胡锦涛的影响力延续，因为目前7人当中只有一人是胡锦涛嫡系，俞正声和王岐山虽然不能完全算是江泽民的人，但起码不是胡锦涛的人，其余的张德江、张高丽和刘云山，都是江泽民的嫡系。

　　胡锦涛不留任中央军委主席，良好愿望的解释是胡锦涛彻底交棒，不留尾巴，给自己一个名留青史的榜样。但不能排除的原因，是江泽民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大到不给胡锦涛任何位置。

　　江泽民退休10年之后，仍然可以权倾天下，可以从十八大的开幕礼上看出，首先入场的是胡锦涛和江泽民，然后拉开一段距离才让其他人进场，清晰表达一个信息，中共只有两个人是突出的位置，而今胡锦涛退休，剩下的就是江泽民。问题是习近平在整个人事安排上有多大的能量，常委从9人减到7人，显然不是习近平主意，因为十六大胡锦涛上任时，从原来的7人增至9人，就是为了多开名额安排属于他的人。如果维持9人格局，习近平起码可以有更大迴旋余地。而今，监督政府的人大常委会掌握在张德江手里，中共大管家的书记处常务书记是刘云山，两个都不是他的人。

　　虽然胡锦涛几乎是裸退，在中共的建制中没有任何位置，但10年功业，目前在省委书记一层，不少是他部署下来的人，习近平不能忽视这股实力派的存在。

　　习近平可以说是历来最弱势的总书记，在强人政治结束后的中国，江泽民和胡锦涛还可以说是邓小平钦点的接班人，习近平既不是强人，也没有强人的祝福，甚至是孤家寡人，日强的日子十分难过。

　　虽然如此，中共还是一个十分注重组织纪律的政党，明明白白的总书记是习近平，他是最高决策者，其他势力只能施加影响，不可能取代这位置赋予的权力。与此同时，习近平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去适应转变，在寻求共识的过程中更多的考虑各方意见，这对中国来说未尝不是好事。

　　回头看中共十八大的报告，在政治体制改革的七点任务中，第二点就是健全协商民主制度，并且要求广纳群言，广集民智，这样做下去就会导致权力分散。习近平如何在各方势力中居中协调，对他来说是莫大考验。来源: 明报

　　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组成，内地政界普遍形容是江系大胜、团派大败。促成这一局面因素很多，其中最戏剧性的是薄熙来事件爆发后，胡温两人力主严惩，薄最终被开除党籍及移送司法处理，事件触发俗称太子党的中共元老后人集体恐慌，担忧对薄的政治清算会牵连甚广，群起向以江泽民为首的退休元老求助，结果多名元老介入十八大的人事部署，导致团派大将李源潮和汪洋无缘入常，而江泽民一力提拔的刘云山和张高丽则顺利入常。

　　薄熙来案成转折点

　　熟悉内地政情的人士指出，在中央原来的十八大人事部署中，副总理王岐山本来预定入常后担任常务副总理，协助明年3月出任总理的李克强，打理经济及金融事务，发挥王自身的强项，但最后王岐山被指派接替贺国强出任中纪委书记，这一安排令一众太子党松一口气，因为薄熙来出事源于中纪委接举报后调查薄的打黑大将王立军，最终导致王薄反目，王立军捅出薄家大量罪证，太子党担忧若由团派干将执掌中纪委，日后的党纪调查可能成为派系斗争工具，现在由同属元老家人且熟悉经济及金融事务的王岐山执掌中纪委，对于在政界和商界佔据要津的红二代来说，自然大喜过望。

　　李源潮「还年轻」 稳胆变出局

　　消息人士指出，中共十七大后，既有团派背景、又是高干子弟的李源潮执掌中组部，负责党内人事升迁调配，原意是安排他成为元老后人习近平及团派出身的李克强之间的纽带，搭建一个较年轻及有朝气的领导班子，直至今夏北戴河会议前后，李源潮仍是十八大后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稳胆」，即使常委由9人减至7人，外界传言争夺常委第7席的是刘云山、张高丽和汪洋，鲜有传说李源潮出局的，但在中央作出严惩薄熙来的决定后，内地官场有关刘云山和张高丽入常的呼声突然高涨，开始传出李源潮和汪洋不入常的消息，理由是两人年纪还轻，下届仍有机会。

　　安抚团派 提拔新星入政治局

　　经此变动后，7人常委中，元老二代有习近平、俞正声和王岐山3人，江系旧将有张德江、刘云山和张高丽3人，团派代表仅剩李克强1人，十七大上太子党与团派在常委及政治局均旗鼓相当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为安抚团派，今届政治局提拔了两个60后政治新星，其中一人即团派的胡春华，意味日后团派仍有望进入权力核心。来源: 明报

数小时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面世，人员组成与海外某些媒体透露的一致，而排序方面则出乎所有人预料。本人原以为王岐山会被排在第五位，看来王遭排挤也并非空穴来风。成员压缩而降低政法委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地位是必然。强势者在常委中被排挤或者暂时出局，习李二人的施展空间将会增大。至于二人能否拿捏得当，只能说天佑中华了。

整体而言，温家宝所呼吁的政改基本被搁置。当然，从时机上看，如今尚不具备政改条件。时下中共政改基本是引火烧身的做法，危机关头务实是相对安全的。从人员安排上看，张德江掌人大，基本是将立法工作再次空置五年了，这是继吴邦国失落十年的继续。王岐山被挤出国务院有两个可能动向，其一是李克强要全面掌控经济走向，而让张高丽来协助。张高丽自称苦孩子，其实错了，应该是老实孩子，当年抬江泽民上泰山的事情都可以不顾个人声誉而屈服于威权，到了真正为国家办实事的时刻，又有何理由不服从领导呢？其二是中国真的要对贪官大开杀戒了，但愿不要过于血腥，用力过猛会自伤。汪洋出常的最乐观估计是中共要延迟政改，让汪洋在国务院中与李克强多酝酿五年。但是，五年后依然原地打转也并非不可能。刘云山入常则基本浇灭了所有人在信仰和言论自由方面的幻想。当然刘不会再执掌意识形态工作，这事可能由政协牵头了。比以前稍微乐观的是中央在淡化意识形态。五年前我就说，中国在信仰与世界观方面的现状是民众已经逐渐归正，而中央与政府却依然抱残守缺。＂足已出户，头依然流连梳妆，欲求稳如泰山，谬哉！＂

李源潮出常是最大的败笔。从务实的角度出发，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整顿吏治从而在预防腐败净化政体上着力，而不是从惩治腐败上下手。就这一点而言，我只能说包括胡温习李在内的所有人都缺乏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贪官可恨，但也都是一起工作有其真正贡献的同事，为何要以惩治为主要对策？酷吏治国，非中华之幸。（玄野）

如果大家再深入揣摩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以及军委的组成，也许会有更加乐观的估计。原来甚嚣尘上的太子党基本被排除在外，而仅剩的一些红二代成员也是温和谦逊做派，一如习老大的风格。就这一点看，我们有理由庆幸。如果我们再犯点傻，一厢情愿地看这个格局，会发现政治局中委与军委中健康势力基本占据统治地位，国人尚有理由对重大决策和五年后的政坛有足够的期待。真实情况如何，尚需有心人逐个分析中央各级领导的背景与政治理念。人肉搜索等引擎可以施展功力了。李小鹏在政治实力末排的候补委员中叨陪末座。但愿这是靠血统干政的落日余辉了。

胡锦涛政治生涯的最后时刻当了董存瑞。用自己干净利落的全退来清除中国的老人干政，也许是这届政府对中国历史最大的影响。当年邓小平的老人干政有对保守派的误国和激进派的盲动两方面的忧虑，其作为军委主席和退休老人掌控中国改革尚有理由，九二年训斥江李的做法的确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固然，在信仰层次邓的作用更近于误国，胡赵之事是他难以开脱的罪过。某些人借历史惯例行个人私欲，又自比萧曹，留下天大历史笑料。阴谋治国不择手段，七上八下这俗语居然成了中国政治最高层的任免原则，无疑是世界历史级笑话了。我有理由认为，既往搅混中国政治的附庸风雅者已经被肃清出局。所谓某派势力也基本是爹死娘嫁人，虽然人员各自谋得高位，派系已经荡然无存。典型如张德江的派系色彩，那吴邦国都可作壁上观，他就更没必要为某人吆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