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或有实质动作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11/16/2083237.html

    明报 2012-11-16  中共新一届最高领导层集体亮相，标志世界瞩目的中共权力交接完成。有分析称，从十八大期间透露的信息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或有实质性动作。

　　一批高官的集体发声引人瞩目。十八大开幕之初，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即明确表示自己夫人是「裸退」，孩子自谋职业。同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表示广东正在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此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也表示若中央有安排，他愿公开财产。

　　众官高调论财产申报

　　其实，早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新疆自治区委书记张春贤就曾表示可率先公布自己财产，并透露女儿还在读博士。俞正声更在前年全国「两会」就曾提过自己每年都向中央申报住房、配偶子女工作情况。今年5月，汪洋也在广东省党代会上提及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试点。

　　与此同时，从新提拔的官员开始实施公开申报财产，成为中共智囊的主流声音，即「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近期，一批专家学者频频对尽快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发声，其中不乏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官方高级智囊机构。

　　《环时》提具体操作路线图

　　官媒近期的表态也透露高层的决心。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文章《从操作角度看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借鑑国际通行的相关制度提出操作性建议。而《人民日报》下属《环球时报》更在近期社评中直接提出了具体路线图，如「对拟新提拔的县处级以上干部、新当选的县级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实行财产公开制度」等。

　　实际上，早在1995年中共即颁布「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并相继推出了多项涉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财产登记」、「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方面的文件，但因财产审核与公示机制的双重缺失，导致这些文件并未充分发挥监督效能。不久前因「网路反腐」而落马的「表叔」（戴多只名表官员）、「房叔」（拥有20多套房产官员）在案发前的所谓内部财产申报，显然是弄虚作假。

　　数例证内部财产申报无效

　　目前，新疆、上海、广东等地都在试点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新疆阿勒泰早在2009年即在网上公开上千名官员的个人财产资料，不久前，广东佛山市顺德区也规定，明年起凡拟新提拔为副科级以上干部，一律须先接受审计调查，并向公众公开其家庭财产等资料。

　　北京学者指出，官员财产公开既是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亦可作为高层政改的突破口，可有效唤醒民众对改革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网上中国党政干部资料库在十八大召开前夕正式开放，相信此后中共还会有更进一步的实质性透明化举措。▲◆★●■☆


军长徐勤先少将抗命事件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3914&msg_id=470

——《陆军第38集团军与六四事件》节选

1989年5月20日，在北京实施戒严的当天，就有一起颇具震撼力的事件在北京民间广为流传，那就是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少将拒绝率兵进京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这个传言后来被证明是真实的，只是将徐勤先误传为是解放军十位大将之一徐海东的儿子。明镜出版社于2001年4月出版的《中国“六四”真相》一书，仍将徐勤先误认为是徐海东的儿子。

徐勤先身为解放军第一王牌军的军长，身为解放军中少壮派，1988年9月刚刚授予少将军衔，仕途理应不错，但他出于良知，拒绝率兵进京镇压学生运动，以致于被撤职、逮捕，最终判刑5年。徐勤先的抗命举动，不仅为他的个人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成了“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

徐勤先抗命事件显然非常敏感，中国官方的公开文字中没有提及，在内部发行的《钢铁的部队：陆军第38集团军军史》中，也只有简短的十余字记录：“原军长徐勤先违抗军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

其实，徐勤先抗命事件曾对中央军委和第38集团军造成巨大震动，从《钢铁的部队：陆军第38集团军军史》中以下的一大段记载就可以看出：“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情况错综复杂，尖锐激烈。在国家重要的舆论工具发生了错误导向，我集团军出现原军长徐勤先违抗军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的严重情况下，我集团军党委和部队之所以能够排除干扰，在行动上坚决服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调动和指挥，这是由于部队从上到下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坚定的政治基础。这种觉悟和基础的确立，既靠平时的教育，又靠结合任务进行及时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

开始时，针对一些同志用善良愿望看待动乱、以担心情绪对待戒严的问题，坚持用中央的精神和军委的号令统一部队的思想，紧紧围绕‘是动乱，要戒严；是暴乱，要平息’展开教育。组织部队认真学习《人民日报》4月26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和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及时传达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和中央军委紧急扩大会议精神、反复学习邓小平同志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重要讲话……

针对徐勤先的严重错误，集团军党委严肃认真地进行了统一认识和清理思想工作。徐勤先的问题发生后，集团军党委召开紧急会议，每个同志都以强烈的义愤，坚定的态度，狠批了徐勤先的错误，一致表示，要坚决排除干扰，无条件地拥护中央军委关于戒严的决策，以实际行动证明我集团军是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师、旅、团党委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了很强的政治坚定性和原则性，都以正面形式表明了态度，决心坚决抵制徐勤先的错误，用坚强的党性接受这次考验。

在学习13届4中全会精神时，向全体干部传达了徐勤先的错误事实，分析了严重危害，提出了应抱的态度。集团军和师、旅党委在思想清理中，联系徐勤先的错误，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由于狠抓了坚定政治信念的教育，干部战士在纷繁复杂的政治风浪面前，做到了临乱不惑，治乱不软，团结一致，钢板一块。”

相对于中国官方，民间始终对徐勤先抗命事件津津乐道，众说纷纭，其中有三个比较具体而可靠的版本。

版本之一：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现任解放军空军副政委的刘亚洲中将在担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期间，曾在云南省某空军基地对营级以上军官做了一次题为 “信念与道德”的內部报告，透露了以下的情況：得知徐勤先抗命消息，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中将亲赴第38集团军军部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当面向徐勤先传达中央军委命令，督促他率领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

徐勤先问：“调兵命令有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签字吗？”周衣冰回答说：“有”。徐勤先又问：“有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签字吗？”周衣冰回答说： “有”。徐勤先接着问道：“有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签字吗？”（这显然是明知故问，当时连北京学生和市民都已知赵紫阳失势，身为高级将领的徐勤先不可能不知道。）周衣冰回答说：“没有。”徐勤先随即表示说：“这个命令我无法执行，它不符合中央军委调兵的规定。”依照中央军委有关规定，凡调动一个班以上携带武器装备的部队进入北京，必须有中央军委的调兵命令，而且调兵命令上必须同时具有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签字，缺一不可。

周衣冰知道兹事体大，如果不能说服徐勤先，将造成巨大影响，于是再三解释劝说，希望徐勤先回心转意，无奈徐勤先仍然拒绝执行命令。周衣冰最终勃然大怒，指着徐勤先的鼻子说：“我知道你的老婆是法官（言外之意是死抠法律条文），你的两个儿子都在天安门广场！”

刘亚洲虽然是以总结历史教训，也就是以批判的角度提到徐勤先抗命一事，但也有人认为他其实是故意透露内幕，借机将徐勤先抗命一事公之于众。刘亚洲在报告中称赞徐勤先是解放军中少有的懂得現代化军事理论、善于使用现代化武器的少壮派将领。徐勤先在坦克第一师当师长时，刘亚洲曾看过他指挥的一场军事演习。

徐勤先抗命事件本来就具有震撼性，又从具有报告文学作家身份的刘亚洲的口中出来，增添一些文学色彩和故事情节也在所难免。

版本之二：《中国“六四”真相》一书中有两处提到了徐勤先抗命一事。第一处记载如下：“（1989年5月）20日下午，杨尚昆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杨白冰、迟浩田、赵南起以及戒严部队指挥部成员参加，听取关于戒严情況的汇报。

会上，周衣冰首先报告了对徐勤先事件的处理经过。周衣冰说：‘原38军军长徐勤先违抗军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的严重事件发生后，根据杨主席（杨尚昆——作者注）的命令，我们进行了及时处理。现在，徐勤先的军长职务已经被解除，徐勤先住院养病去了。38军军党委成员一致表示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坚决拥护对徐勤先的处理决定，在行动上坚决服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调动和指挥。军党委提出从今天起，军、师、旅各级党委要认真清理各种思想认识，联系徐勤先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在干部战士中狠抓坚定政治信念的教育。’

刘华清问：‘38军的开进情況怎样？’周衣冰汇报说：‘昨天晚上，38军指挥部、112师、炮兵旅、高炮团（应该是工兵团——作者注）和通信团等将近7千人已进入复兴路至公主坟一带。余下的113师和坦克6师等部队将于今天下午进到八角村、焦家口和六里桥一带。虽然他们也像别的部队一样遇到了不明真相群众的围困阻截，但执行命令的情況是好的。’杨尚昆说：‘徐勤先的事件一定要引以为戒，保证不再发生。军人一定要以服从军令为天职，绝不能违抗。’”

第二处记载如下：“进京命令发布的当天晚上（应该是1989年5月18日——作者注），发生了一件让杨尚昆等军委领导人极其震惊的事情。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说：‘杨主席，刚刚得到38军的报告，该军军长徐勤先不能执行进京戒严的命令。’杨尚昆：‘这件事可开不得玩笑！这是军令！不执行军令是要依军法论处的。38军别人（指军党委成员）的态度呢？’周衣冰回答：‘大多数人表示坚决执行军委命令。’‘不行。这件事大意不得。你得马上亲自去一趟。一定要做徐勤先的工作。告诉他，想得通想不通是一回事，执行命令又是一回事。’是夜，周衣冰等开车前往38军的驻地保定。” （注释1）

版本之三：这是一位知情者所提供的版本，与《中国“六四”真相》一书的记载大同小异，相较之下，应该比刘亚洲的版本更接近事实。

1989年3月的某一天，徐勤先军长和新兵们一起进行投掷手榴弹的军事训练，不慎将大腿摔成骨折，住进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北京军区总医院。在4月初至5 月中旬的40多天住院治疗期间，徐勤先有幸耳闻目睹了北京学生运动。每当他从报纸上、电视中看到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学生便热泪盈眶，被学生的爱国献身精神深深打动。徐勤先总是喜欢从医务人员和病友那里打听有关学生运动的各种消息，倾听他们对学生运动的看法。据当时在北京接近徐勤先的人说：“徐军长那些天变得沉默寡言了。”

5月中旬的某一天，徐勤先突然被召到北京军区司令部，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和政委刘振华传达了中央军委命令，命令陆军第38集团军火速开赴北京，执行戒严任务，制止动乱。

徐勤先当场并没有任何抗令的表示，架着拐杖赶回河北省保定市，召集会议，宣布中央军委命令，进行战前紧急动员，并亲自做好了各项兵力部署，安排了部队进京日程和路线。一切就绪，他才给北京军区司令部打电话，说自己因伤不能带兵进京。周衣冰说他这是故意违抗中央军委命令。徐勤先回答说，不管上面给他定什么罪名，他都绝不亲自挂帅出征。

挂完电话，徐勤先便以请病假为由（他的腿伤确实尚未痊愈，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径自离开部队，又回到了北京军区总医院。北京军区速将徐勤先抗命之事上报中央军委，杨尚昆得知消息后惊恐不安，大发脾气，连续几夜睡不好觉。为了杀鸡儆猴，避免徐勤先抗命之举在军中引发连锁反应，杨尚昆亲自签发了一道中央军委命令：立即解除徐勤先的军长职务，并将他押送军事法庭审判。

北京军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带着一队北京军区政治部的保安人员，来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先出示杨尚昆签发的中央军委命令，然后询问徐勤先：“你还有什么意见吗？”徐勤先平静地回答：“我早就想好了，做好了思想准备。我是军人，没有服从命令，理该如此处理。你们执行命令吧。至于学生运动，我有我的看法，现在还不能下定论。”

在军事法庭审讯期间，徐勤先用平和婉转的语气告诉审讯人员：“人民军队从来没有镇压人民的历史，我绝对不能玷污这个历史。”（注释2）

徐勤先最终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5年，他拒不认罪，也没有推卸责任，铁铮铮地扔下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据说，这一句话在解放军中反响很大，对“六四”血腥镇压行动的决策者邓小平、杨尚昆也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既然没有人愿意充当“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功臣，这实际上已把开枪的责任者摆在了历史罪人的位置上。

徐勤先将军判刑后的情况一直不为外界所知，多年来，很多人持续关心着他。曾经有消息说他已经不幸病亡。笔者多方打听和查寻徐勤先将军的情况，最近终于有了结果，一个身份确定的原北京军区的校级军官透露，徐勤先将军仍然健在，服完刑期后，与在北京的家人团聚。另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徐勤先将军服满刑期后在河北省军 区干休所居住，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南大街南。

后记：2009年5月，“六四”事件20周年前夕，《亚洲周刊》著名记者江迅发表了题为《38军军长徐勤先抗命内情，隐居河北》的文章，谈到徐勤先服完5 年刑期后的下落。

注释：
1：刊载于《中国“六四”真相》一书上册第496页。
2：参见易京兵题为《38军徐军长走上军事法庭》的文章，刊载于美国中文杂志《中国之春》1990年5月号。▲◆★●■☆


中行行长肖钢炮轰银行理财产品：本质上是庞氏骗局
http://finance.ifeng.com/bank/zzyh/20121117/7311892.shtml

2012年11月17日 来源：华夏时报 作者：林晓
 
摘要 : 作为一个老金融，肖钢既懂货币政策又懂金融监管，并对证券市场运行有操作经验，而金融企业管理更是其所长。

从未离开过金融系统的肖钢，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11月14日，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名单出炉，中国银行[2.75 -2.14% 股吧 研报]董事长肖钢入选；而同时，央行行长周小川没有出现在中央委员名单中。

以副部级入选中央委员，这让肖钢备受外界关注。转眼间，他已掌舵中国银行长达9年之久。而在此之前，肖钢有着22年在央行“行走”的经历。事实上，从大学毕业后即分配到央行从最底层做起直到央行副行长，他就从未离开过金融系统，其间他几乎参与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全过程。

作为一个老金融，肖钢既懂货币政策又懂金融监管，并对证券市场运行有操作经验，而金融企业管理更是其所长。业内对肖钢的评价是：年富力强，处事果断，沉稳少语，眼界开阔，不乏改革魄力，具有较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备受期待

事实上，肖钢获得中央委员新身份后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是国有四大行掌舵者中惟一一个新入选的中央委员。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层意思，肖钢近日发表在《中国日报》上的署名文章指出，目前银行发行的“资金池”运作的理财产品，由于期限错配，要用“发新偿旧”来满足到期兑付，本质上是“庞氏骗局”。银行理财产品在中国是“影子银行”的一种。

肖钢进一步分析，大多数的理财产品期限不足一年，有些仅为数周甚至数天；因此，在某些情况下，短期融资被投入长期项目，一旦面临资金周转的问题，一个简单方法就是通过新发行的理财产品来偿还到期产品；当资金链断裂，这种击鼓传花就没法继续下去。

截至今年6月份，银行理财产品规模大概6万亿元，而新增信贷也不过5万亿元。而据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统计，中国目前的“影子银行”规模大概有24万亿元，相当于中国半年的GDP，她的“影子银行”的概念包括了银行的表外活动如信托和委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以及包括债券在内的信用类金融产品。

正由于近几年中国“影子银行”发展迅猛，规模庞大，肖钢此言一出，便在市场上引起巨大争论。而这次肖钢获得新身份，也让市场滋生了担心：“利空信托。”因为信托是银行理财产品的主要通道。

银监会相关负责人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分析了银行理财产品的设计、发行和监管工作，认为银行“资金池”的提法并不严谨，其实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因为有银行内部和银监会的常规监管，而银监会也正在酝酿出台关于银行理财产品的管理办法。

其实，肖钢对于“影子银行”的担忧由来已久，早在今年9月12日天津达沃斯论坛“中国的金融改革”分论坛上，当主持人要求嘉宾用一句话概括他认为未来5年最大的金融风险时，肖钢脱口而出：“我认为最大的风险是中国式的‘影子银行’体系，这个风险既和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密切相连，也与现代资本市场的风险相连。”

金融改革者

能把如此尖锐的话题抛出来，得益于肖钢多年的金融业从业经历。

1981年，肖钢从湖南财经学院毕业后，即来到央行工作，从央行老行长吕培俭的秘书，到计划统计司，再到政策研究室，直至主管金融监管的央行副行长、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36岁时，肖钢就成为了央行系统内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

而那时候肖钢给外界的印象是“年轻”、“沉稳”、“实干”，虽然行事稳健，但并不乏改革创新之举。上世纪90年代广东国投事件发生后，肖钢曾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致力于广东省金融业重创后的修复工作，成效显著。在央行工作期间，他曾经参与过对信托公司的撤销整顿工作，并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出台，以及《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的修改，这两部法规奠定了信托业发展的基础。

而真正给肖钢的履历书写重重一笔的是，2003年开始掌舵中国银行，这其实使他走上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最前线。

那时候，中国金融改革的下一个主攻堡垒依然是国有银行的改革，而当时的国有银行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早已资不抵债，濒临破产边缘。

果然，3月份肖钢走马上任，当年12月份政府即向中国银行注资225亿美元。由此，波澜壮阔的国有银行改革大幕拉开。此后，肖钢一手指挥了成立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中港两地挂牌上市等重大战役。

对于当年中行的IPO，业内仍津津乐道，中行IPO创造了内地国有控股银行在香港的一个新的“资本神话”。有人戏称，中行多达25万本的招股说明书叠起来有19幢香港中银大厦那么高。当年肖钢领导的中国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并在H股和A股成功IPO，募得巨额资金，具有一定的拓荒性质和示范效应，对今后国有银行的改革以及整个金融体制的改革都奠定了基础。

然而，到现在，不论中国银行业还是中国证券市场都走在了一个十字路口。

在银行业，国有银行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大量的资金通过国有银行渠道流向了央企和国企，中小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跑路的跑路，破产的破产，这严重阻碍了资金顺畅地流入实体经济。

而利率的行政管制，形成了一个宽阔的利差，实体经济微薄的利润被银行侵占，这导致了近几年银行惊人的暴利。

股票市场由于长期存在发行上市的行政管制，导致一二级市场价格倒挂，投机横行，上市公司上市后就大量上演业绩变脸，散户投资者亏损严重，市值严重萎缩，大量投资者将资金投入了“影子银行”体系。

金融体制严重落后于实体经济发展，这些都要求下一步的改革刻不容缓。 ▲◆★●■☆    


偶然或必然？邓小平当年为什么选择胡锦涛（上）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8466

    2012-11-16：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完成，习近平率新一代领导层亮相。在当了10年中共总书记之后，胡锦涛的中共总书记头衔从那一刻开始贴上“前”字标签，一如十年前将大位交予自己的江泽民。不过，与江泽民不同的是，胡锦涛还一并交出了军权，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打包”交给了他的接班人习近平，展现了通过自身的彻底引退助推党内接班的制度化，以此彻底解决党内“老人干政”的问题，为未来的中共领导人立下一版“高风亮节”的新规，获得了广泛赞誉。

　　然而，从初登大位时的“谁是胡”（Who is Hu？），到交出手中权杖时“这就是胡”（This is Hu），胡锦涛走了整整20年。从20年前被“隔代指定”，到10年前正式“登基即位”，“为什么是胡”的疑问一直伴随在他左右。而今，在胡锦涛卸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际，这似乎可以给出一个较为确定的答案。

　　回顾“江胡”两个时代的历程，在经历江泽民时代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中国需要胡锦涛这样一直在贫困地区当政，熟络“基层群众”，对于民间的疾苦有着更为深刻的了解的领导人。而这也正是具有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的邓小平这一代政治强人做出的最为合理的布局，从某种意义上，胡锦涛的被选择是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脱颖而出的“神秘人物”

　　20年前的秋天，中共十四大，胡锦涛以49岁的年龄晋升政治局常委，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还特意向中外记者介绍了他。自那时起，作为主管党务、理论、教育、组织人事、民族事务等工作的核心成员，胡锦涛在参与决策重大事务方面，担负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1993年，胡锦涛接替乔石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一职。

　　在胡锦涛突然“冒升”到中共最高决策层之际，海内外的研究者们则都在紧张地翻箱倒柜，提出一系列疑问：他是什么样的人，有何政绩，观念如何，是哪个派系的，或者是否豪门之后；他快速窜升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得到中共元老的青睐；亿里挑一，是因为他的干练，还是恰恰相反，因为他的平庸？

　　中共中央在1992年十四大后所正式公布的常委简介中，关于胡锦涛是这么写的：

　　胡锦涛，生于1942年，安徽绩溪人，1964年4月入党，1965年7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站专业毕业，工程师。

　　1959-1964年，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习，并任政治辅导员；

　　1965-1968年，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参加科研工作，并任政治辅导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终止）；

　　1968-1969年，在水电部刘家峡工程局房建队劳动；

　　1969-1974年，任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技术员、秘书、机关党总支副书记；

　　1974-1975年，任甘肃省建委秘书；

　　1975-1980年，任甘肃省建委设计管理处副处长；

　　1980-1982年，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1982年9月—1982年12月）；

　　1982-1985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85-1988年，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88年起，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十三届中央委员；

　　中共十五大后公布的简介中，又加上了：

　　1992-1993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1993年起，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

　　而今的胡锦涛简历，又加上了：

　　1993-1998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

　　1998-1999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

　　1999-2002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

　　2002-2003年，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2002年12月不再兼任）；

　　2003-2004年，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2004-2005年，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2005-2012年，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但是这样官样文章的介绍，对于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只是一堆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显赫的官职头衔的堆砌，在他们眼中与其他中共高官的简历并无二致，看不到一个“有血有肉”的胡锦涛。

　　那么，胡锦涛是怎样在中共数以万计的官员中脱颖而出的呢？一个流传极广的说法是，在筹备十四大、酝酿中央领导层的人选期间，邓小平曾经说过：“我看胡锦涛这个人很不错。”这句话也普遍被认为是定音的一锤——1992年初邓小平说话的分量，毕竟是不容任何人等闲视之的。

　　2002年4月，即将登上中共最高领导人大位的胡锦涛访美前夕，美国《时代周刊》的亚洲版将他作为封面人物，并以6页的篇幅作了详细介绍。但是全篇充满了这样的疑问：“Who's Hu？”作者利用胡锦涛姓氏的谐音，巧妙的玩了一个文字游戏：“Who's Who”（西方的名人录）和“Who's Hu？”发音完全一样，更凸显了西方世界对胡锦涛的陌生。

　　这篇文章的提要，就用了这样一个句子：“《时代》深度研讨胡锦涛——一个被指定为中国未来主席的神秘人物”（Mystery man）。

　　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一个轻松小插曲，从侧面印证了胡锦涛在冒升为党中央常委之前，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也同样是是何等的有限：1992年10月19日，在十四大结束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江泽民率领新出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场亮相，一一介绍。当最后介绍到胡锦涛时，他说：这个年轻人只有49岁。翻译刚刚将这段话翻译成英语，会场内600多中外及港澳台记者爆发出哄堂大笑。

　　原来，外交部来的翻译马雪松，竟将“年轻人”翻译成了“Young women”（女青年）。江泽民抓住机会来显示自己英语水平，用英语纠正了翻译的口误，没想到这个翻译用英语重复江泽民的纠正，却仍然将“年轻人”翻成了“Young women”！马雪松后来解释说：“我当时根本没看见胡锦涛长得啥样，隐隐约约将他当成了与他同时在团中央任书记的刘延东。”

　　地方经验助力胡锦涛上位

　　要探究胡锦涛这样一个“神秘人物”如何能被选中并进而登上大位，就要从他的地方经历开始剥析。

　　胡锦涛的政治生涯，一直和“年轻”、“艰苦”两个名词同行。1985年，他离开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位置，被任命为贵州省省委书记，成为中国大西南最贫困的贵州省主政者。那一年，他42岁，是全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1988年年底，胡锦涛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直到1992年进入北京最高决策层。

　　胡锦涛在地方的经历被一些海外观察家认定为毫无建树，直指他在贵州3年多，贵州仍未摆脱贫困；在西藏3年多，西藏乱象仍未改观。然而，抛开偏见，现实果真如此吗？

　　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胡锦涛并没有把贫困的地方当成自己政治上的跳板，而是表示希望长期留在贵州工作。1985年7月，他到任的消息刚刚传到黔西北最边远的地区时，他人就已经到了贵州，令当地正准备迎接的官员大吃一惊，展现出新任省委书记的不同凡响。

　　当时，胡锦涛沿着贵州和云南、四川、广西交界的边缘地区走了11天，轻车简从地访问了12个县的许多村寨和厂矿，这些地方大多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面对闻风赶来的记者，他说：“自从踏上了贵州的土地，我就觉得自己的命运已经和贵州3，000万父老兄弟的富裕、幸福连在一起了。”到1987年年底，他用了两年时间跑遍贵州86个县、市、区。

　　1987年秋天，中共十三大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又小心翼翼地迈出了步伐，胡锦涛在贵州也开始行动起来。1988年，贵州开始从党政分开入手，从省级和企业做起，连续制定了《贵州省省级党政分开实施方案》、《中共贵州省委机关机构改革近期实施方案》，重点解决省委和省政府的职能划分，相应调整省级党的组织形式和省委工作机构。

　　在胡锦涛主导下，贵州省还开始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先后撤销了省人事局、劳动局、统计局、审计局、工商局、物价局、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计划生育委员会、人防战备办公室、省教委、国防科工办11个部门的党组，政府系统逐步建立起行政首长负责制。

　　1988年10月，胡锦涛面临在贵州的一次重大考验。在各地学潮的影响下，贵州大学一些学生因为矛盾引发争斗，结果导致数千名学生冲出校门，上街示威游行，到省政府大院请愿。在这起突发事件的处理上，胡锦涛充分展现了灵活的手腕。他连夜召开会议，并深入到学生当中与示威大学生进行商讨协调，这种温和措施成功地化解了学生们的怒气，事态很快得以平息。

　　在贵州工作了3年，正当他在贵州的工作初见起色时，1988年底，中央一纸调令，胡锦涛离开贵州，前往中国另一个最艰苦也是最特殊的地方——“世界屋脊”西藏上任，成为“驻藏大臣”。当时西藏局势紧张，“一部分藏人正在进行分裂活动”。当时有分析认为，胡锦涛这次临危受命与他在贵州时的时政，尤其是波澜不惊地平息学生示威有直接的关系。

　　刚刚到西藏时，人们把胡锦涛与他的前五任书记相比，发现胡是唯一个文职出身的书记。不过，这个文职出身的书记也有铁腕的一面。他一方面与藏族干部搞好关系寻求支持，一方面主张对“藏独”采取强硬手段。1989年3月，要求西藏独立的人士举行示威游行，发生了拉萨事件，胡锦涛迅速宣布戒严，将事件抚平控制了局面。他的“一手硬，一手软”不仅控制了局面，而且使他更进一步获得了中共高层的欣赏与肯定。

　　普遍认为，邓小平等中共高层认为胡行事果断，对共产党忠诚，使胡进一步得到赏识。

　　有人说，胡锦涛是个比较幸运的人，他的仕途基本上算是一帆风顺。虽然胡锦涛不像中国其他历任领导人那样经历过许多的人生挫折和仕途风浪，但他几年间在中国几个最艰苦的地区工作的独特经历和所作出的成绩，无疑为他的仕途发展增加了重要的砝码。（未完待续）▲◆★●■☆


偶然或必然？邓小平当年为什么选择胡锦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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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权力中心的10年蛰伏

　　20世纪80年代，中央最高决策层呈现出老龄化趋势。面对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幻和现代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邓小平多次表示，要选一些年轻一点、精力充沛一点的人进政治局，进常委会更好。而在当时那一批年轻官员中，胡锦涛无疑是脱颖而出的一个。

　　1992年中共十四大结束时，49岁的胡锦涛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年轻的常委，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抓党务工作。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老七”的他，还有一重身份——江泽民的接班人。

　　中国大陆实行的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神权、君权、族权和夫权四条绳索，而当今的中国，取代这四条绳索的则是无所不包、无微不至、无远弗届的党权罗网。胡锦涛正是党权的主管：中共的组织发展、管理，党员、党干的升降进退、素质提高，党纪的执行，党风的整顿……全都由他来一把抓，一如当今他的继任者习近平。

　　而从他个人来讲，这也是不折不扣增强个人凝聚力、扩大自己领导基础的机会。就在胡锦涛当选的次日，他就以全新的身份在公众面前亮相、处理公务了。从公开报道看，从会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到会见优秀科技人员、中国航天事业功臣；从代表党中央出席总工会执委会、会见共青团代表并讲话，到出席授予警衔仪式……这些公务虽然都是不具有多少实质性的礼仪活动，但这些都向外界表明他手中已握权杖。

　　1993年，胡锦涛接替乔石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一职。中央党校是中共培养党务干部的最高学府，一直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摇篮，每年都会有不同批次的官员在这里“深造”，而由此走出的官员往往都会“更上一层楼”。可以说，中央党校是中国官员晋升的必经“熔炉”，而胡锦涛就是这里手握“镀金”大权的那个人。

　　1998年，在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正式成为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的第六个年头，胡锦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简称国家副主席）。1999年，再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简称军委副主席）。

　　按照中国1982年制定的宪法，国家主席职务是象征性的虚位元首，具有最高的地位并享有国家的最高代表权，但不独立决定任何国家事务。而副主席的职务，则更是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但自胡锦涛开始，接班前兼任国家副主席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军委副主席5职（渐次获任），因此握有实权。现今的习近平也沿袭了这一惯例。

　　然而，纵观胡锦涛登上大位之前的10年“太子”生涯，可以看出，他延续了地方大员时期的“低调”作风，乃至于他的不苟言笑，甚至被普遍认为是木讷。在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曾经刊发的题为《接替掌舵》的深度报道中，用“一张木脸”、“蜡制的”来形容胡锦涛，而这类对胡锦涛的形容也比比皆是，这也在10年之后固化为外界对于胡锦涛的第一观感。

　　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胡锦涛本人的谨慎：他不喜欢张扬，不喜欢过多曝光。熟悉胡锦涛行事风格的观察人士指出，他的风格可谓“言行如一”。多年来，胡锦涛都不愿宣传自己，对新闻界的采访，他也是能避则避、能躲则躲。还在贵州当省委书记时，他到北京开会，便一再提醒记者，不要对他个人的活动进行报道，“以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清醒地知道中国的政治生态，在他那个位置上能做的只能是“不动声色”，积蓄力量来创造自己的传奇。中共十六大上，胡锦涛率领第四代领导人顺利接班，说明他10年来所采取的策略是成功、有效的，因为在中共的政治中，“出头的椽子总是先烂”。

　　那么，在1992年成为政治局常委，到2002年从其前任江泽民手中接过权杖，10年蛰伏的胡锦涛究竟在干什么？接近中共高层的观察人士指出，胡锦涛此后的执政思想正是在这一个时期形成的。上任之初，胡锦涛就到中共红色圣地西柏坡宣誓了他“以民为本”的施政纲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表述也被称为“新三民主义”。

　　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胡锦涛在上位之后的10年悄然间进行了一场“平民革命”，比如取消农业税，让亿万农民获益，推进农村各项改革；修改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劳动法》；推动面向全体国民的社保和医疗系统改革等等。相比于西方国家，如若推动这些全民改革，不知要争论多久、履行多少程序后才能真正实施，而中国的这场变革则显得波澜不惊。

　　说到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许多农民的表述是“共产党又回来了！”由此可见胡锦涛的这场革命深得民心，也再次夯实了中共政权根基。

　　更为重要的是，胡锦涛的这些改革实际上是对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进行了一场拨乱反正，不再仅仅以坚持发展经济为中国的核心任务。他调整了改革开放的“先富论”，开始引导中国走向理想中的“共富”。他其后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执政能力建设等一批理论，据信都与那一段蛰伏日子紧密相关。

　　执掌大权，偶然中的必然

　　2002年春，在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温家宝等人联袂出访各国的外交攻势中，胡锦涛出访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是最后的、却是最引人瞩目的压轴戏，尤其是胡锦涛当年的美国之行，还掀起一场“认识胡锦涛热”。海外传媒以空前规模和声势，对胡锦涛做了巨细无遗的报道。

　　就在胡锦涛访美后的半年多时间，胡锦涛正式从江泽民手中接过权杖，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最终于2003年和2005年接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然而，即便是时至今日，对于“为什么是胡”，外界也仍然颇为迷惑。

　　在地方执政6年，胡锦涛统管的都是边远穷困省区，也是商品经济最不发达的省区。而他在黔藏两地并没有拿出出色的政绩，充其量只是做到了稳定局面，却未能做到腾飞和突破——中国当时最走红、在经济上最财大气粗的是东部沿海诸省，这也是他当年被隔代指定为接班人最为外界质疑的地方。

　　不过，这条缺陷，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也可以成为优势：江泽民、朱镕基等都是来自最富裕发达的上海，那么政治局常委班子中有从西部落后地区来的，倒可以更具广泛代表性，形成制衡，减轻倾斜之感。而这显然全都被“钦点”胡锦涛为隔代接班人的邓小平看在眼里，并进而成为胡锦涛获得元老们广泛认可的关键。

　　关于胡锦涛如何被发现、如何被拔擢到最高领导层，第二代领导人隔代指定他担任未来接班人是确有充分理由还是如同掷骰子一般掷到谁就是谁，当时有看法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理由确实有，不过一般人肉眼凡胎看不出，只有选中胡锦涛的人“别具慧眼”，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他有继承大统的潜在条件；第二种是根本就没有理由，胡锦涛能被选中，完全是一种偶然性在起作用。

　　在中国社会和权力体系中，一代人掌权时间甚长，而上一代领袖不允许下一代领袖改弦更辙，出于“政策连续性”、“权力稳定性”考虑，在选择接班人上，服从领导、“对党的事业忠诚”可谓是最高准则。胡锦涛在中央需要人到贵州、西藏时，服从组织安排，二话不说，不叫困难，这或许也是他能够获得元老青睐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北京当年传得有鼻子有眼的一段故事：邓小平找江泽民去谈十四届领导班子，问对胡锦涛怎么安排。江泽民说，他的身体不适应西藏高原气候，可以安排到水利部当部长。邓小平一听大笑：太小了吧！这个年轻人，一是有人品，对胡耀邦有情有义；二是有原则，对西藏分裂活动不手软；三是有经验，干过基层工作，作过团的工作，当过贵州和西藏的一把手；四是熟悉西部，长期在西部工作；五是年轻，不到50岁。虽是传言，但胡锦涛所得到的认可由此可见一斑。

　　回顾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中国20年的发展历程，在经历江泽民时代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中国显然需要胡锦涛这样一直在贫困地区当政，熟络“基层群众”，对于民间的疾苦有着更为深刻了解的领导人。这正是具有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的邓小平这一代政治强人作出的最为合理的布局。

　　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便当时被选中的不是胡锦涛，也会是赵锦涛、钱锦涛或者孙锦涛、李锦涛……而胡锦涛主政中国10年，某种意义上说，是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来源: 多维  ▲◆★●■☆


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出席党的十八大代表、
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并发表重要讲话

2012年11月16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党的十八大开得很好、很成功，是一次高举旗帜的大会、继往开来的大会、团结奋进的大会。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是我们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衷心希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奋斗。胜利属于我们伟大的党，胜利属于我们伟大的祖国，胜利属于我们伟大的人民。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为了党和人民事业继往开来，胡锦涛同志，以及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贺国强、周永康等同志，带头退出党中央领导岗位，体现了崇高品德和高风亮节。我们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胡锦涛同志刚才的讲话，语重心长、催人奋进，是对我们的真诚鼓励和巨大鞭策。我们一定要牢记嘱托，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团结一心，开拓进取，不负重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胡锦涛、习近平的讲话，激起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