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十八大报告再提“四大危险”深意何在？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44221/c5

日期: 2012/11/14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11月13日电（“新华视点”记者赵仁伟、李勇、伍晓阳、丁静）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四大危险”是胡锦涛同志继去年“七一”讲话之后再次向全党发出的警示，并且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十八大代表们表示，“四大危险”准确概括了新形势下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风险所在，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勇于进取，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防范精神懈怠：不要被数字迷惑不要沉醉于已有成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党的执政环境也面临新的形势，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一些消极负面思想也乘虚而入。

　　“在成绩面前，部分党员干部容易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情绪，导致在工作中思想涣散、精神懈怠，发展下去，就会严重损坏党的形象，削弱党的战斗力。”中央党校教授戴焰军说。

　　“与以往的要求相比，十八大报告强调了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十八大代表、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说，近年来，我们党在实践中提出了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命题，不断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为保持党的纯洁性而不懈努力。

　　“西部大开发以来延安市经济快速发展，农民人均现金收入高于陕西省平均水平1000多元。”十八大代表、延安市委书记姚引良说，但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延安北部各县县富民穷，南部各县民富县穷，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大的问题还很突出。“所以我们不敢丝毫懈怠，要继续发扬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如何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十八大报告强调：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着力整治慵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

　　十八大代表、云南作家夏天敏说，现在国家发展迅速，但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保持头脑清醒，不要被目前的一些数字所迷惑，沉醉于已有成绩。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参与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去。

　　防范能力不足：学习不能走形式工作要有真本领

　　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遇到的很多问题没有现成答案，没有现成方法，不论是社会利益的协调，社会矛盾的解决，还是社会管理，党员干部都面临实际能力与面临问题不相符合的情况。”戴焰军说。

　　“我们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都在深入推进改革，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只有站在改革前沿，学习掌握最新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才能不断提高把握新形势、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十八大代表、北京安定医院院长马辛表示。

　　十八大报告提出，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十八大代表、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吕锡文认为，加强学习是化解“能力不足危险”的有效途径。

　　吕锡文介绍，为了促进党员领导干部能力不断提升，北京市近年来提出学习要做到“三个同步”，即与党的理论创新同步、与中央和市委的要求同步、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加强和改进干部培训，提高干部素质和能力。代表们认为，今后要不断加强党员干部理论思维能力、战略谋划能力、岗位业务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多方面素质的培养和提高，让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能力上、作风上与时俱进。

　　防范脱离群众：千万别忘“我是谁、为了谁”

　　权力来自人民，权力为了人民。十八大报告中强调，“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我们党一直在强调，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戴焰军说，在改革开放和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党没有了外在的强大的生存压力，一些党员干部群众观念容易淡化，再加上权力本身具有的腐蚀性和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些利益诱惑，使得一些党员干部疏远了群众，忘了“我是谁、为了谁”。

　　“现在基层一些年轻的干部，知识水平不低，但缺少吃苦精神和工作主动性，不会和农民群众打交道，说到底是个作风问题。”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杏河镇党委书记刘刚代表说。

　　十八大报告指出，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

　　“跟群众打交道，千万不能把自己当‘官’。”在北京朝阳区高碑店村担任10年村党委书记的支芬代表说，基层党组织的干部要主动走进群众，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办事。如果各级党组织在第一时间了解群众诉求，共同面对群众提出的问题，就自然能得到群众的信任。

　　防范消极腐败：解决不好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并向全党发出警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十六大以来，一批大案要案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与此同时，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一些腐败现象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和现象，伤害群众对党的感情，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十八大代表、陕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郭永平说，要警惕腐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苗头和一种潜规则的趋势，警惕一些干部掌权之后就不由自主干些权钱交易勾当的潜意识。

　　代表们认为，解决腐败问题关键要靠制度，在权力集中、监督制衡不足的情况下，光依靠领导干部的个人觉悟，很难真正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只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才能从根源上遏制腐败。同时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让人民参与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各级领导干部也要适应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做到洁身自好，廉洁自律。

　　十八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长卢希认为，进一步推动反腐倡廉建设最需要做的是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行使的规范和限制，为权力运行设置“边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保权力既高效运转又正确行使。▲◆★●■☆


中共最高领导人为何称总书记？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xueyuan/detail_2012_11/15/19181673_0.shtml

2012年11月15日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张悦    
 
从一大到十七大，从红船到北京，从50多人到8千余万，17次党代会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跨越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详细]

核心提示：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从此，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头衔变为总书记。“现在总书记，即党的一把手，党章没有明确规定任期不能超过两届，但其实这已经是不成文的规定了。”石仲泉说。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网站 作者：张悦 原题为：中共机构变迁历史最高领导人为何称总书记

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随着十七大的召开，这些中国共产党内重要的机构和职务在新闻中频繁出现，读者在对这些概念耳熟能详的时候，也许不会想到这些机构和职务在中共86年的历史中，由来如何，变化几许，背后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中共十七大召开之际，本报记者走访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等机构的专家学者，试图为读者勾勒这些机构和职务的历史轨迹，以及从这些变化折射出的历史图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亿万中国人的命运曾经因为来自他们的决策而改变。而今天，他们的每一个决策，同样将影响未来13亿中国人的福祉。

政治局：风云变幻30年

2002年中共十六大选举产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超过了以前几届。这是不是常委人数最多的一届？

10月15日，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北京召开。代表全国7300多万党员的2200多名代表将在此间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全国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邓小平从十二大开始强力推进的领导人退休制和干部年轻化，使党内开始了大规模新陈代谢。25年来，执政党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已经逐步制度化。

时光回溯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348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新当选的211人，其中包括后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以及当时最年轻的中央委员、39岁的胡锦涛。他们从此登入中国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

被称为“党中央”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属于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员都有权提名中央政治局的成员。

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5年。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必须有5年以上的党龄，名额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委员出缺，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中央政治局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党章规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有9人，超过了以前几届。一些对党史不太了解的人都以为这是创纪录的，其实不然。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曾达到11人，为党历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之最。

而在1973年，中共十大选举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就是9人。

两年后的十届二中全会，增选“文革”初期被打倒、1973年3月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为常委，同时批准了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关于辞去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这样，政治局常委一增一减，仍为9人。

总书记：最高领导人为何这样称呼？

为什么中共“一大”把党的最高领导人称为“书记”？党中央主席的职位是何时消失的？

上世纪80年代，中共组织架构发生重大变动，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决定并在十年间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当时总书记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但实际上恢复书记处一举已经为胡耀邦取代华国锋作了铺垫。”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说。

事实上，在中共党史中，有两段时期中共中央委员会设立总书记，不过那个时候，总书记并不是中共最高领导人。

第一段时期是从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党的最高领导人是主席毛泽东。另一段正是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前。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已担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一职。他一人兼任主席和总书记两职，在党史上罕见。这一时期，颇类似于1943年后毛泽东以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身份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

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从此，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头衔变为总书记。“现在总书记，即党的一把手，党章没有明确规定任期不能超过两届，但其实这已经是不成文的规定了。”石仲泉说。

那么，总书记的称呼，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五十多名党员。人员少，事务少，所以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中共二大、三大，虽然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人陈独秀称委员长，直到四大时改称总书记，总书记仍是陈独秀。”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高新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至于为什么一大时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称为“书记”，有党史专家认为，“书记”在当时是最小的官职，即“书记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书、秘书。当时甫具雏形的中国共产党为了表示与旧社会决裂的决心，为人民谋利益的决心，决不当官僚，决不做欺压百姓的老爷，所以才选择了最小的“书记”，来称呼党的各级领导乃至党中央的最高领导。

中央书记处：曾经的“最后决定权”

中央书记处何时产生？党史上与此相关的“最后决定权”是怎么回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职能何时分开？

“中央书记处是中共中央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石仲泉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中央书记处先后作为中央最高决策和领导机构、中央日常工作机构、中央办事机构，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影响。

1933年初，党中央迁入江西苏区。当时全国苏区发展到十几块，红军达30万人，党员也达30万人。仅设一个总书记已难以领导这样一个大党，中央书记处应运而生。

“尽管有争议，但基本可以认定中央书记处是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设立的。”高新民表示。

由此到遵义会议前后的一年多时间，文献中鲜有政治局常委会记录，而以书记处名义发布的文件居多。文献中所称“中央书记处书记”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实指向相同，而书记处发布的文件显然都具有代表党中央的最高效力。如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即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事实上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高新民说。

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决定在两次中央委员会之间，由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选举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则成为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同样为主席，没有用总书记这个称谓。

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用“主席”的称谓：“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有学者据此认为，1943年的这个规定，不利于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特别是这个“最后决定权”的形成过程，过多地把权力集中在毛泽东个人身上，这对后来影响深远。

“‘最后决定权’并不神秘，就是最后有一个拍板的人，并不是因此导致后来毛泽东没人监督，而是党内民主最后没有坚持下去导致的。”石仲泉说，中央政治局作出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的规定，是由于当时党面临着异常艰苦、异常复杂的斗争局势，需要集中全党的力量，快速、高效地去开展斗争。

1945年的七大不设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政治局的核心领导机构为中共中央书记处。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时人称之为“五大书记”。

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意义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在党内确立了被共产国际认可的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从此成为红色中国的象征。

但石仲泉表示，实际上在七大之前，党的领导人的权力是有限的，因为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重大决策由共产国际来决定。只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中共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

新中国成立时，中央书记处仍为五大书记(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选举)，但排名顺序稍有变动，为毛、刘、周、朱、任。1950年6月，七届五中全会决定由陈云代理生病的任弼时的书记工作。10月27日，任弼时病逝后，陈云正式成为中央书记处第五位书记。

1956年9月中共八大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分开了。书记处逐渐变身现在为人所了解的功能。

中共八大除设中央委员会主席外，第一次设了副主席。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不再称“主席”。新的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

八大党章还规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组成常委。常委是党的核心领导。

中共七大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而八大没有规定他是中央书记处的主席。这样，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就分开了，决策机关与领导日常工作的机关分开了。

因此，就书记处的职能而言，1956年的八大是分水岭，七届书记处是高于政治局的决策机构，相当于八届中委会和以后的政治局常委会。八大后的书记处定位于中央执行机构，而非居于政治局之上的决策机构。

中央书记处对一般日常事务具有较大决定权，同时也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在很多重要事务上提供咨询、报告，其权力或影响力是很大的。书记处通常在前期对相关议题进行讨论和酝酿，向政治局或常委会提供咨询，做出情况报告或拟定初步的政策文件。对一般日常事务，书记处议决后即可以中央名义发布，事后报知政治局及常委或进行备案即可。

到1987年11月十三大以后，书记处成为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办事机构。

十三大以前，书记处中除总书记外，很少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比例也不高。十三大以后的书记处均由若干名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及其他方面负责人组成。其中，通常有1-2位常委领衔，政治局成员的比例在60%以上，较以前更高也更稳定。

专家介绍，十三大后的中央书记处对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负责，内部则实行分工负责制。对于一般事务，书记处书记具有直接领导和决定的权力。但某些具有全局性、特别重大的问题，分工负责的书记须将其提交书记处会议讨论甚至呈交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讨论。

邓小平、叶剑英等曾强调，书记处实行分工负责的同时，其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关系，都只有一票，重大问题应当由书记处集体决定。书记处的工作可以灵活机动，但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原则，必要时还要请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最终决策。“书记处各书记只有在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才投票，一直都是一人一票，即便是过去，总书记不超于书记处的时候，总书记也只有一票，只不过含金量更大些。”石仲泉说，政治局常委会也本着民主协商的原则，他们开会时主要就重大认识问题、重大制度设置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一般的政治局学习时，同时也讨论重大问题。

党代会：党内民主的历史缩影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它产生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产生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1982年前称“主席”）。

在权力运行中，一般是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会领导政治局的工作，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又领导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从1982年十二大开始，这套权力体系逐渐稳定。“25年基本没有动过，也没有必要再大变，变了就增加不必要的猜测。”石仲泉说。

从历史上看，中共是在极其险恶的斗争环境中按照列宁的建党模式建构其组织体系，强调高度集中和高度统一在当时是惟一的选择。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张树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都是通过党的代表大会或者是一些重要的全会科学地分析形势，明确党的任务，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

当时，毛泽东在预备会议上讲了选举党的新一届领导人的办法。他说，先由代表团提出一个名单，中央不提名单，由个人自己提，想提什么人就提什么人，然后中央集合起来，由政治局同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制定一个预选名单，然后再发下去，各代表团进行预选，然后再由政治局集合起来，制定一个向大会提出的正式的候选人名单。

张树军说，当时中央事先没有提出一个候选人名单，也没有提出中央委员会人数，而是由各位代表自由提名，再经过几上几下的反复酝酿和预选，最后确定候选人人数和名单，最终进行正式选举。这样的选举程序体现了实在的民主，能够有效地保证选举人自由地表达意志，也使许多代表感到意外。

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的形势被之后的历史打断，直到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振聋发聩的声音重又响起。

“老人家的话到现在也没有过时。”石仲泉说。

“关键是我们选的党代表要反映民意，通过党代会来发扬民主权利，如果党代会没有民主风气，千人一面有什么意义呢？”石仲泉说，“中共七大和八大在这方面早就给我们立下了榜样，透明度很高，大会发言讨论很多，包括对工作的批评和个人检讨都有。现在情况虽然不同了，但那种氛围还是值得借鉴的。需要与时俱进，充实民主内容。”

全国党代会通常5年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一般一年召开一次，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闭会状态，多数时间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主政。

从人数上看，全国党代会代表多达2000多人，中央委员会加上候补委员多达300多人，且分散在全国各地，各自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日常工作难以开展。而政治局委员一般在20人左右，常委更是屈指可数的几人，而且一般都在北京，便于及时高效地工作。

党章第二章第十一条规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候选人名单要由党组织和选举人充分酝酿讨论。可以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也可以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


十八大常委六度变局，李源潮惨遭偷袭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8391

   2012-11-14 作者：牛泪

　　第一次变局

　　十八大常委产生是个相当难产的过程。实际上在中共十七大尚未开始，中央已开始围绕相关人事安排进行布局。张德江进入国务院、李源潮入主中组部、俞正声被调往上海、张高丽被派往天津、汪洋被调往广东、薄熙来被下放重庆等等一系列动作，都是在围绕这个布局进行。

　　胡锦涛在十七大前夕，确切说应该是从2006年去山东视察开始，认识到要对常委构成进行结构性调整，以适应新形势下加强党的领导、提高执政能力的时代需要。他谨慎的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和加强社会管理两个理念，试图以此来循序渐进的推进常委层面的结构性转变。

　　但高层各方围绕这一结构性变动的酝酿协商因为王立军事件的猝然发生而被打破节奏。

　　3月14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拿下薄熙来，中共高层内部极端微妙的政治平衡被打破，围绕人事变动的争执开始表面化、白热化。可以说薄熙来事件是对十八大人事布局的第一轮冲击。在这轮冲级中，胡稳站上风。

　　第二次变局

　　5月7日的党内民主推荐在薄熙来事件的阴影下进行。在京西宾馆气氛严肃的一号礼堂里，360多名党内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每人填写了两张推荐选票，一张5人常委名单，一张11人委员名单。根据这一名单排名，中办、中组、纪委等在政治局的领导下整理出了一份多达35人的初始名单，开始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在7月初召开的党内高层生活会上，江泽民先生将其爱将贾主席提供的一份报告拍在了桌面上。各位根据今年8月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应该知道，老人家其实在4月份就拿到了爱徒贾主席的报告，却一直在等待合适机会。

　　其实在此之前的3月28日，我已经得到北京高层内线消息，说贾主席正就涉及自己的不利传言进行秘密调查搜证。考虑到贾主席和江老人家的密切关系，我当时就隐约觉得这个调查可能会被政治利用，所以在3月29日《该关注一下老人家了》一文中，直截了当的提出了高层人事变动要小心老人家“那一下子”的警告！

　　老人家那“一下子”废掉了董秘的前途。各位知道董秘是董事长核心圈内的核心人物，他背后就站着董事长自己，甚至是代表了董事长本人，董秘的出局不仅会让董事长失去一条臂膀，还将极大的损伤了董事长的纵横折冲能力。

　　在高手决战的关键时刻，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失掉一枚棋子，就可能失掉整场棋局，以董事长通览全局的担当精神，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及时止损成为董事长的不二选择，从6月份低开始，本人又是暴雨预报、又是惊雷提醒，夹杂着薄熙来事件的后续余音，一直到8月下旬精准爆料了董秘换位的消息，我才长出一口气，告诉各位惊雷已经绽放完毕！

　　这是对十八大高层人士安排的第二轮冲击，在这轮冲级中，胡明显落了下风，江取得相对优势。

　　第三次变局

　　8月上中旬召开的北戴河会议是高层政治交易的第三轮高峰。这次会议做出了调整令计划岗位，并调任和胡、习同具政治交集的栗战书出任中办主任的决定，胡在大战前被临阵换将，开创了自邓小平主政以来三十多年来，在党的总书记任内调整中办主任的历史记录。

　　北戴河会议还酝酿产生了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酝酿产生了军委主要组成人员人选名单，将政治局常委候选人人选从原来的11名压缩到9名。

　　北戴河会议的最大特点是老人介入。有关前朝宰辅李鹏等人在会议上以历史决议为由，阻止俞正声等人入常的消息被传的满天飞。本人迄今为止尚不清楚是谁对外透露的这一消息，但很显然，这类消息的提前传出，有利于俞正声提前拟定应对措施。消息传出者显然希望能帮助俞正声一把，同时也一定对俞正声同志的能量知根知底。俞正声后期能够翻身，我认为这个消息提前泄露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我是在9月12日从高层得到这一消息的。在当天的《俞进京，韩扶正》一文中，我发布了这个消息。根据北戴河协议，中央当时对俞正声的安排是任国家副主席，而国家副主席也被内定安排退出常委序列。

　　这是高层在今年9月之前的势力格局，最大的胜利者是李鹏等党和国家前任领导人。

　　第四次变局

　　从9月上旬开始，高层围绕常委人选的斗争越发激烈——用政治斗争来形容这种斗争或许是不恰当的，凡是从政的人，谁能不想着有机会高升呢？

　　9月26日半夜，我从朋友那里拿到了高层经过反复酝酿产生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同时得知了在过去半个月内，高层各方围绕名单反复妥协酝酿的详细过程。遵从朋友要求，我将整个过程和常委名单构成以四言诗形式发布。

　　朋友告知，这个名单得到双方基本认可，但在党内还有很大反对声音。他特地提醒要尤其关注老人动静，认为如果后者运作得当，可能还有翻盘机会。

　　围绕名单进行第四轮竞争的高潮发生在9月28日到10月15日期间。这里面又分了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9月28日到10月8日，主要是党内高层围绕名单再次反复酝酿磋商；第二个时段是10月9日到10月15日。

　　因为这两个时段的协商未能达成共识，常委名单的讨论一直没有进展。关于这一段时间的纵横折冲、进进出出，我已经在当时的文章中逐一说明，这里就不再罗嗦，以免刺激落选者神经。

　　第五次变局

　　常委人选的第五次冲击发生在10月15日，也就是原定的十八大开幕日之后。这轮冲击的最大看点是小范围差额选举，也就是定义的“前段差额选举”。

　　10月22日上午，在当天的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前，在任的24位政治局委员和已经离任的12位常委中的11位，合计35人，在中南海投票，从三位候选人中票决产生了最后一名常委。据说脱颖而出者是镇守天津的张高丽，被PK出局者是谁，恕我不能说出。

　　根据会议投票结果，高层形成了一份人事决议，决定把这个决议提交马上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然后老人们退场，政治局会议召开。会议依据这名单，首先通过了拟提交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组成人员名单，然后就是其他事项（包括政治局委员名单、军委组成人员名单、十八大报告和党章修正案等）的讨论和表决。

　　关于10月22日召开的这次重要会议，我在10月20日一早就进行了预告：“10月22日要开会，议程可能有四….”。

　　我说过，这是中共高层在十七届七中全会前的最后一次会议。根据中共高层政治运作惯例，这次会议上通过决议将很难再被变动。十八大常委名单由此定局，胜出者到底是谁，各位应该非常清晰。

　　第六次变局

　　但十八大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各种声音都在搅局，甚至连《纽约时报》也刻意选择在十八大召开前爆炒温总理的家族财产事宜。针对当时流传温总理将会因此落马的传言，我曾深刻剖析了温为何必然安稳离退，如今看来，预判精准。

　　10月31日，另一条线上的朋友告知，说当晚会有一个最高法院长王胜俊的任免决定。事后证明，这个消息背后潜藏的其实是韩正和周强的君子之争——俩人都不想去最高法当院长，因为那是个养老差事，大家都有大佬在背后提供支持，于是这事不了了之。

　　同一天晚些时候，在国内某家重要党内机构工作的同志，辗转通过朋友告知一份名单。在这份名单中，汪洋意外的替代了张高丽，同时也拿掉了刘云山，换上了一位原本不在名单中的新人。我受人之托，就代为发布了这份名单，为慎重起见，特地注明只有70%的可靠性。同一天的《金融时报》好像也发表了一份名单，和这个名单完全一致。

　　在此之后，因为大局已定，任务完成，我就抱着玩的心态，结合自己的判断分析，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常委名单，还和各位玩起了赌博游戏，我下的赌注是李源潮入常，后来又追加了汪洋以寻求刺激。由于本人文风使然，使空博这个观战者心灵受到伤害，这实在是本人天大的罪过。

　　另外，有关习近平将担任主席团秘书长的消息不算爆料，这篇文章的最大看点是刘云山、李源潮等担任大会副秘书长，而原来屡次在列的政法委书记却不在其中。我的文中原本有这段内容，但发布后有朋友紧急来电告知，希望拿掉这一部分，我随后予以删除，不过有香港媒体转载过这个分析，登陆较早的朋友应该看到过这部分内容。

　　对“老人干政”的批评和对李源潮包养情妇、敛财等谣言的辩诬

　　实事求是的讲，当我写《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受到老人干政议题的情绪化影响，“空”博中枪完全是本人无意误伤。老人干政真的非常令人痛心！这种不正常的政治氛围是历史的严重倒退，必将严重危害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胡锦涛时期尚且如此，习近平时代的中共将面临多达四代的政治老人，如果不从制度上彻底杜绝老人干政，如果任由老人随意干涉晚生后辈的政治决策，七嘴八舌，各施神通，必将严重压缩习近平的执政空间。这对即将登上总书记岗位的习近平来说是不公平的，对整个中共而言，也必将带来决策效率的极大损失。

　　我们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老人干政”，就像要旗帜鲜明的反对谣言、抹黑一样。海外现在就正流传着一股新的谣言，这次惨遭偷袭、躺着中枪的是中组部长李源潮先生。

　　李源潮是十八大入常的热门人选，有美国专业机构甚至预测他入常的几率高达90%。因为围绕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的话题足够吸引眼球，某些极度无聊的海外华人和媒体机构开始抓住十八大常委人选出炉前的最后一点时间空挡，拼命的攻击中共，抹黑李源潮，希望以此吸引眼球，左右中国高层人事变动。

　　我实在不知道这些媒体和这位华人从哪里得到了李源潮在海外养情妇、敛财的消息，又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造谣、传播这样的八卦烂闻。

　　如果说《纽约时报》爆料温家敛财的消息，是因为外面就此多有传闻，以《纽约时报》的政治立场，抛出这样的内容或许还能让人理解。而李源潮先生是中共党内高层极其难得的廉洁、自律标兵，是可能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的重要领导人。在我们都希望能有更据闯劲、更有魄力的改革派人物进入党国最高领导层的关键当口，某些海外媒体和海外华人，毫无底线的去抹黑、攻击、消费李源潮先生到底为何目的？

　　李源潮先生应该算是中共新生代代表人物之一，自经胡锦涛提挈并协助习近平主抓中共组织、党建、人才工作以来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李源潮是党内高层一个极其难得的干干净净、稍有绯闻污名的人，但某些海外华人却透过自己掌握的媒体，为了多卖几本政治八卦杂志，刻意制造、撒播一些毫无根据、毫无底线、无聊无耻的谣言，这种做法如果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多卖基本杂志的商业利益的考虑？

　　捏造、传播李源潮包养情妇、敛财的谣言的用心是极其险恶且狭促的。某些海外华人和政治杂志在十八大常委出台亮相前的关键时刻，将这样一顶肮脏的帽子摁在李源潮头上，并将之称之归结为李源潮入常失败的原因。如果李源潮先生入常，就可以继续骂中共黑暗腐败，可以继续多卖几本杂志；如果李源潮入不了常，又给人感觉好像他坐实了这些肮脏传闻，令胡、习、李源潮等人有口难辨，身背污名。

　　各位知道，我正就李源潮先生能否入常和网友打赌。我旗帜鲜明的力挺李源潮先生，就是看不惯某些媒体这种以造谣方式，公然造谣、抹黑他人的行为。特别是当造谣、抹黑者又是一位海外华人，是一位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而被造谣、抹黑者又可能成为我们故国乡土的重要领导人，我认为这是作为海外华人和知识分子的莫大耻辱！

　　十八大是中国在急剧转型并快速崛起的重要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换届大会，因为此前的风风雨雨、因为中国崛起引起的广泛关注和中共面临的严重危机管治危机，这次大会被赋予了多重象征意义，被包裹了一层又一层政治迷雾。

　　中共必须学会以更现代、透明的方式进行领导人选举，必须在政治改革，包括选举改革上展现魄力，必须重视人民对公平、正义、法治和参政议政的要求，必须切实强政治吏、惩处贪腐，必须事实其实的面对高官家属无耻敛财的普遍烂行，必须加强和海外华人的联系与沟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海外华人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可以随随便便、不负责任的污蔑、抹黑一位可能完全无辜的政治领导人。来源: 多维▲◆★●■☆


胡锦涛“裸退”打破“老人干政”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8384


　　北京时间2012年11月14日，中国解放军党代表、副总参谋长章沁生在十八大闭幕后围绕胡锦涛会否“彻底引退”话题，连续两次明确表示，中央还没有具体安排，胡锦涛不会继续留任。章沁生放出口风的同时，也有媒体援引中共党内相关人士消息称，党内高层会议已经通过了胡锦涛“彻底引退”的决定。同时会议还通过了禁止前总书记江泽民等卸任后的党内高官干预政治的内部规定，为中共长久以来的“老人政治”画上了休止符。

　　江派影响力走向扩大化，胡锦涛会否“裸退”，在备受关注的政治局常委人选尘埃落定之前，此类报道成了各路媒体关注的焦点。香港媒体最新消息披露，中国解放军党代表、副总参谋长章沁生在十八大闭幕后被问到胡锦涛会否留任军委主席时表示，胡不会留任军委主席。当同一问题被再度问到时，章沁生复又表示，中央没有这个安排，并再次强调“胡锦涛不会留任”。

　　无独有偶，日本朝日新闻网14日也援引党内消息人士的消息，称十八大结束后，胡锦涛不仅将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还会将包括军委主席在内的所有党内要职移交给习近平。鉴于江泽民十六大卸任后还曾继续留任军委主席，在领导层的人事决定等工作上施展影响，所以，中共知情人士表示，胡的“全退”，实则意在通过自身的彻底引退助推党内人事工作严格化，欲彻底解决党内“老人干政”的问题。

　　文章同时还指出，胡在做出“彻底引退”意向之时，还反复强调了两点主张。其一，无论曾经是否位居要职，卸任后绝不干预政治；其二，包括军委主席在内，今后绝不允许出现任何延长引退时期的人事例外。此两点，最终在内部会议上获得了共识。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据党内知情人士透露，还有其他一些举措来破除“老人干政”的局面。比如撤销位于中南海内的江泽民办公室，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全面废除“党内重要事项需向江汇报”的内部规则。

　　围绕“老人政治”，在十八大开幕式当天元老纷纷露面后就曾引发一阵讨论。但基于此话题而起的口水战中，江泽民始终是最为核心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其影响力不容小觑。以至于外界近乎一致的看法是，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选择定夺都是由江泽民同意才拍板，而没有江泽民的首肯，任何重要任命都是不可能的。简言之，退出政治舞台的江泽民仍在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这不仅加重了权斗的色彩，也让中国政治生态更容易落下话柄。

　　不过，经过十八大换届大会，以及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出来的信息，外界已经很难继续简单地将中共政府描绘成僵化的老人政府。这一点，不仅在中国国内的舆论场中有明显体现，而且一贯扮演着“挑刺”角色的媒体，也开始转变态度。如日本《每日新闻》报道认为，十八大不仅为中国描绘了未来改革发展的新蓝图，也成功塑造了中共充满魅力的新形象；法国《世界报》也表示，“我们今天再也不能把中共政府描绘成另一个时代信条中过时的、已废弃的、教条主义的、僵化的老人政府。”路透社外采记者也交口称赞，“为外国记者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服务”、“这种开放的程度也超出我们的想象”。

　　也有声音认为，胡锦涛本就不是恋权之人，不管是选择彻底引退，还是延续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其实在“老人干政”问题上都不是舆论的最终指向。习近平作为建国后出生的第一代领导人，要想在政改、党建、民生、海洋强国建设、文化强国建设等方面有切实作为，老一辈领导不予过多干涉，给予其足够空间和自由度发挥执政能力和才智，不失为明智之举。来源 : 多维

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导，中国共产党11日召开内部会议决定，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将卸下所有要职，交给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这篇发自北京的报导引述多位中共相关人士透露，中共11日的内部会议决定，胡锦涛在18大闭幕后，不仅中共总书记一职，包含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内的所有党要职都将交给习近平。

　　会议上也制订内部规定，禁止前总书记江泽民等退休的党高官干政，为长年的长老政治画下休止符。

　　报导说，江泽民、邓小平在退出党的主要职位之后仍担任军委主席介入领导阶层的人事等。胡锦涛以自己卸下所有党要职为代价，严格定下党内人事规则，旨在排除江泽民「垂帘听政」的影响力。

　　胡锦涛已在11日这场会议上表明自己将完全退休。习近平慰留，但胡锦涛仍坚持退休心意。

　　内部规定有两个重点，一是，所有党高官退休后都不得干政以及今后包括军委主席在内，有关退休期限的人事都不允许有例外。

　　中共党内部规定，总书记设有退休期限，但军委主席不在此限。江泽民2002年卸下总书记一职后，仍留任军委主席约2年。

　　报导指出，据说共党内部规定，即使是江泽民退休后，党重要事项须向江泽民报告。江泽民对人事、重要政策拥有决定权。

　　共党相关人士透露，会议上决定，位于北京中南海的江泽民办公室将撤除。同时也废除「党重要事项须向江泽民报告」的内规。来源: “中央”社▲◆★●■☆



三代总书记暗斗：江胡捧心腹，习有情绪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8387

    2012-11-14： 中共十八大高层人事安排风云变幻，令人眼花撩乱！北京独立学者高瑜指，这完全反映中共权斗，是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现任总书记胡锦涛和未来总书记习近平三方为平衡自己的利益在角力。江、胡要推自己的人马上位；习则因给他配的人太老、不精干而闹情绪；最后胡以“裸退”换取江首肯其属意人选上位，“说到底就是权斗，权力交换”。

　　高瑜透露，上月中旬一批中共前政要，包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及中央前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等，拟联名上书胡锦涛劝他十八大裸退（同时辞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为今后换届作表率，但10月17日老人们接到胡启立的电话，表示“中央已定胡继续留任（军委主席）”，上书遂作罢，但透露出胡当时还是决定再掌军权一段时间。

　　高瑜指，十八大筹备初时，中共是打算革新政治局常委组成，由现时九人制减至七人制，诚如总理温家宝所喊，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但是涉及到具体人选时无法摆平。按七人制，减去铁定要入常的习近平和李克强，剩下五个位，江泽民要把代表自己势力的张德江、张高丽、刘云山、俞正声推上位，胡锦涛则希望汪洋和李源潮能入常，王岐山作为“大家都能接受”的人选，自然也不能拉下。

　　习不满“老大哥”太多

　　从习近平看，常委由九人减至七人，利于提高决策效率，应是“乐观其成”，但一看上来的都是比他大的“老大哥”，最大要大七、八岁，“有传说当年习近平接替张德江出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曾叫张做『叔叔』，那可不是笑话，张跟习不是一个辈份的。”高瑜指，更重要是，老江喜欢的那几位搞经济不行，意识形态又保守，习当然不乐意；习为此“曾经闹情绪，说不好听，就是撂挑子”。

　　高瑜指，江泽民原本也不想为难习近平，毕竟习是他自己一手捧上位的，他只想把自己人推上，因这一届不上那几位以后就没机会了。江对汪洋和李源潮也说不上反感，加上胡锦涛最后同意裸退，江没理由再拒绝。高说：“胡也明白，习并不需要他『扶上马送一程』，因为只要老江还活着，根据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决议，江就是党内无形的核心，重大事情还要请示他。”

　　王岐山当面顶撞李克强

　　至于擅长经济的王岐山为何去撑中纪委而不协助李克强搞经济，高瑜透露王与李“不对付”（即合不来）。她说：“去年王曾两次顶撞李，其中一次是王要去美国谈判，急着要国务院拿出（谈判）意见，但李克强动作慢，王岐山不高兴，当众顶撞他。”为此王受到中共党内老人帮批评。“所以这次常委分工，特意把王岐山和李克强隔开，不让他们两人在一块，老吵架。”高指，说到底，中共这次换届出现的人事变化，完全是权力斗争和权力交换的结果。来源: 苹果日报▲◆★●■☆


中国今后五年有三件事重大而迫切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44168/c5

日期: 2012/11/10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记者赵承)8日下午，温家宝同志来到他所在的党的十八大天津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讨论党的十八大报告。温家宝说，胡锦涛同志所作的报告高瞻远瞩，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以至十年的工作成绩和基本经验，在深入分析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五年和更长时期的奋斗目标和任务，报告有实践基础，有理论创新，有全局视野，有战略谋划。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这个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孔祥瑞、沈东海、袁滨渤、王贺胜等11位代表结合十八大报告就进一步加强职工培训、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发展教育卫生事业等先后发言。

　　温家宝在发言中说，本届政府任期内，要着力办好两件事：一是稳增长。这次稳增长的形势复杂、任务艰巨，我们是在调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基础上的稳增长。实现今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对明年以至今后的改革和发展十分重要。二是推进改革。重点抓紧研究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和制定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这两项改革都是涉及人民利益的大事。

　　温家宝说，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没有结束，影响可能还要有几年的时间。我们一定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并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努力改变经济发展中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法治，实现公平正义，保护群众的自由和平等权利，调动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完成今后5年或更长时间的任务当中，有几件群众最为关注的事情，我们要特别重视，并切实抓好。

　　一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努力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二是把反腐败放在重要位置，因为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这项工作从根本上讲，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干部的清正、政府的清廉和政治的清明。

　　三是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我们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特别是要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实现依法治国。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改革发展的任务很重，但我以为这三件事情重大而迫切。张高丽同志参加了天津团讨论并发了言。▲◆★●■☆


“幸福感调查”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
http://gongyi.ifeng.com/linian/detail_2012_10/08/18087115_0.shtml

2012年11月08日 作者：夏守智

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在人民网联合进行了“中国幸福城市评价体系课题”和中国幸福城市排名的发布。在中国幸福城市排名中，合肥、太原和广州名列前三，北京、上海分列第五、第六。据了解，计算幸福指数的三项指标分别是，基本需求、发展需求和旅游等享受需求，通过三个适应不同收入人群的需求指数，比较分析城市发展满足大多数人需求的状况。（10月3日《新京报》）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幸福”一词在中国大地广泛地传开了。“你幸福吗？”成为了一个时髦的问题。“幸福感调查”、“幸福城市排名”等形式多样的以调查人们幸福度为目的的项目也在悄然兴起。但是，笔者不禁要怀疑这些项目的实际意义，所谓的调查、排名真的能够检验出人们幸不幸福吗？

这些所谓的调查、排名得出人们幸不幸福的结论，所依据的是一种名为“幸福指数”的量化指标。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成为了一个“极度量化”的国家。也许是学习西方，把自己原来的好东西都丢光了，以为只有量化、只有数字才是科学的。于是衡量经济发展情况只看GDP；物价情况怎么样只看CPI；如今连人们幸不幸福都要看所谓的幸福指数了。

笔者认为，幸福感是一种纯粹内心的感受，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笔者不禁疑惑幸福感真的能够被量化吗？且不论，幸福感是否真的能被量化。单论官方得出“幸福指数”所依据的量化指标就有问题。根据官方的解释，计算“幸福指数”所依据的三项指标分别是，基本需求、发展需求和旅游等享受需求。不难发现，这些所谓的指标中没有一项是不与物质挂钩的。基本需求不用说了，当然需要钱；所谓发展需求无非就是除了生活必须品之外的其他花费；旅游享受需求还是需要钱。所以说，官方定义的“幸福指数”无非就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指数”。然而，人们幸福与否就真的仅仅和物质的丰裕与否挂钩吗？依笔者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国的一些偏远山区，单单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他们肯定是非常不幸福的。但是事实情况却是他们生活的很惬意，他们认为自己过得很幸福。

其次，笔者也已经提到了，幸福感是每个人内心的感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标准。如今，所谓的“幸福指数”仅仅依靠三个指标就得出结论是否过于草率呢？基于这种指数的排名是否真的有实际意义呢？

所以说，我们应该好好反思，所谓“幸福感调查”、“幸福城市排名”真的有实际意义吗？笔者认为，与其向人们追问“你幸福吗？”这样神一样的问题，倒不如向人们了解一下，物价、房价还可以接受吗？工作压力会不会太大呢？一天能有几个小时和家人呆在一起？我想，这些问题更加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