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顺势而为 薄熙来事件促中共不走老路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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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1-10 作者 : 王雅       

　　从胡锦涛在11月8日开始做十八大报告开始，海内外所有关注中国前程者都纷纷研读胡锦涛报告中的遣词造句。大陆方面，包括新浪、腾讯、搜狐、凤凰网四大门户网站都在当日以胡锦涛“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宣言作为首页大红头条。事实上，对于“新路、老路、邪路”的提出，早在胡锦涛“七二三讲话”中就已明确表明。但是翻看两年前中共在三条道路的选择中的表态，可以发现那时中共的表述中只有对于全盘西化这条“邪路”的强烈抵制，回归毛时代的“老路”尚未提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更无从谈起。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事实上从“三条道路”的概念的不断修正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共对于自身道路的选择也是在顺应整个政治气氛中产生的。十八大报告不仅是对未来的一个总体部署和前瞻，也是对过去中国政治所发生的某些情况进行的“正本清源”式的调和。

　　确立不走邪路决心

　　在这次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正式上升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但即使是胡锦涛本人，也有担忧，在中国，科学发展观并未确切落实。未落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社会尚面临左、中、右三条道路的选择。思想上的举棋不定决定了措施上的难以贯彻。而这三条道路，被中共的智囊简化概括为“三条道路之争”。事实上这所谓的“三条道路”概念是在“六四”之后，面对民间主张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右的“自由化”思潮仍未绝迹，但另一股怀疑改革开放会走向“资本主义”，而强调要抓“阶级斗争”和反“和平演变”，从而有可能动摇党的基本路线的“左”的思想倾向又迅速兴起的情况下，从邓小平“警惕右、防止左”的概念中衍生出来的。胡锦涛在2008年12月18日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讲话就曾指出，中共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里所谓“封闭僵化的老路”，被认为就是回到1978年之前，走充满毛氏色彩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今天不少左派学者所支持的，在官方定义中这称之为“左”；所谓“改旗易帜的邪路”，是指西方式宪政民主道路，近似于1991年前苏联所选择的道路，这被称之为“右”；而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从邓小平主政以来的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旗帜，因此也称之为“正路”。这条路被一些学者简单概括为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决不容许动摇”等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进行符合中国特色的政治与经济改革。

　　事实上，这种将“三条道路”笼统定义为中共自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的“左、中、右”三派的概括并不科学和严谨，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普通民众对此的理解。也正是因为这样，自1978年以后，在很多影响中国进程的重大事件中，除了中国官方的正式态度外，民间“宪政派”和体制内外新老左派也不断表态，都是试图在这些事件中争抢话语权，掌握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思想舵轮。

　　早有不走邪路论调

　　而就在4年之前，2008年03月9日开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做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将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作了明确的区分。他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很重要一条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政体不是“三权鼎立”，也不是“两院制”。这可以看作是在当时情况下中共表态不走“邪路”的正式宣言。

　　10天后，在十一届人大第一次常委会会议上，吴邦国在讲话时更是措辞严厉的强调，中国“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单引号、两院制。”这是吴邦国在有公开报道的人大会上首次使用“绝不”一词。此后，“绝不”一词成为吴邦国的一个标签。随后的2009年3月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吴邦国再次重申了上述讲话。

　　2011年3月10日，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时，正式提出“五不搞”——“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自此可以看出，中共已经下定了“不走邪路”的决心。

　　事实上吴邦国的这一系列表述并非毫无缘由，而是在当时的大政治环境下做出的。1989年“六四”之后，西方民主被当作对中共政权“和平演变”的源头而严防死守。江泽民时代后期，中共高层出现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示好的迹象，以致2003年开始，民众对“胡温新政”寄予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期待。2008年，300多名中国各界人士共同起草签署了《零八宪章》。随后起草宪章的异见人士刘晓波在2008年12月8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经中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刘晓波本人更是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当时海内外对此一片呼声，要求中共释放刘晓波，接受《零八宪章》。一股在中共看来“极右”的气氛正在弥漫，而吴邦国的“五不搞”使得所有讨论偃旗息鼓，也让那些希望全盘西化的改革派人士清楚，中共是不会向前苏联那样进行变革。

　　“薄熙来事件”敲走老路警钟

　　当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平息了这场“极右风波”之后，在中国西南边陲的重镇，正在当时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主导下，发生一场被外界看来是在试图向毛泽东时代回归的运动。当时海内外对于这场以“唱红打黑”为主要方式的“毛式运动”褒贬不一，但是不得不承认当时的确有一大批左派学者因此成为了薄熙来本人的拥趸。一时间“重庆模式”一词蜂蜜海内外，各种研讨会、学术书籍也层出不穷。虽然时至今日，薄熙来因罪下狱，现任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也否认了“重庆模式”的存在。但在当时，多名常委前往重庆肯定重庆成绩无疑让所有人都对薄熙来的“分蛋糕”充满幻想，一股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思潮也在朝野之间发酵。

　　今天翻看中共十七大之后历次中央全会公报，自确立了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后，从一中到五中，都未曾提及“毛泽东思想”。但是在六中全会公报中，开篇措辞为“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报告最后却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中共极为重视遣词造句的政治环境中，突兀的加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定意有所指。因此有分析认为，这是在当时恰值中国在“反右”之后“左”的思潮渐浓，中共决策层包括胡锦涛在权益之下再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是一种应和当时政治气氛的做法。

　　当然，2012年所发生的“薄熙来事件”证明，在今天的中国，那种回归到毛泽东时代的“老路”上的做法也是行不通的，不仅在政治层面违背了邓小平时代遗留下来的聚精会神搞发展的遗训，即使在民间，也有一大批人对于那种“极左”的声音持批判态度。

　　经过从2008年开始中国社会和政坛所出现的一股股或左或右的思潮，中共决策层在中间也不断进行调和、纠偏，在这个过程中，最终明确了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定调。这种不断调整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也是中共“摸着石头过河”的表现，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折射出中共自称“与时俱进”并非信口开河，而恰恰是在通过与“时”的一种调和，最终达到一种“势”上的协同步调，走出一条“新路”。来源: 多维▲◆★●■☆


CIA局长栽在FBI手上 调查骇客 发现其婚外情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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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1-10：  奥巴马新政府面临重量级阁员纷纷求去的重大人事挑战之际，9日又惊爆国家安全重要官员中央情报局(CIA)局长裴卓斯 (David Petraeus)将军因婚外情辞职的“人事炸弹”。裴卓斯9日向奥巴马总统递出辞呈并获准，遗缺由副局长莫瑞尔(Michael Morell)暂代。

　　纽约时报9日报导，政府官员说，中央情报局长裴卓斯有婚外情，是联邦调查局(FBI)数月前开始调查并非着重裴卓斯的一件“可能的犯罪事件”时，意外发现的，在FBI 调查裴卓斯使用的一台电脑是否被骇客入侵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婚外情的证据和其他的安全顾虑。

　　FBI探员在两周前与裴卓斯会晤，讨论这项调查。

　　在中央情报局公布裴卓斯辞职之前六小时，情报官员通知了资深国会成员，一名接受简报的国会官员说，裴卓斯被鼓励主动说明并辞职，裴卓斯也同意了。

　　这位国会官员说，他们获得的印象是，FBI在调查其他案子时，意外撞到了裴卓斯。

　　FBI本周才告知国会参众院情报委员会这项调查。这位国会官员说，根据法律，情报委员会，特别是委员会的主席和资深成员，应被告知情报领域的重要发展，参院情报委员会计画追究为何FBI未通知他们。

　　对全国最高情报首长的秘密调查曝光后，引人质疑裴卓斯在中情局14个月的任期，和奥巴马总统任命他为中情局长。白宫官员说，他们也是在8日，裴卓斯告诉他们后才知道此婚外情事件和裴卓斯有意辞职。奥巴马总统是在9日上午被告知，他最初不想接受裴卓斯的辞职，但终于在9日召见裴卓斯，决定接受他的辞职。

　　华盛顿邮报指出，裴卓斯突然离职，立即打乱奥巴马国安团队的人事布局。一般预期，奥巴马新政府的国安团队将有一系列人事更迭，但许多分析家预料，裴卓斯将会留任。

　　裴卓斯仅向中情局员工简略表示，他辞职的原因是发生婚外情。ABC News网站报导，联邦调查局(FBI)正调查为裴卓斯作传的女作家宝拉‧布洛德威尔(Paula Broadwell)。

　　据CBS News网站报导，由于担心裴卓斯的电脑可能被骇，过去数月，FBI对裴卓斯的通讯展开调查，调查期间，有人对裴卓斯与宝拉‧布洛德威尔的电邮往返，感到关切。

　　奥巴马在声明中表示：“数十年来，裴卓斯为国家做出非凡贡献。他一生的事业使我国更安全、更强盛。”奥巴马没有提到裴卓斯请辞的理由，但表示，他将为裴卓斯夫妇祷告，祈求他们度过这个艰难时刻。奥巴马并提到裴卓斯夫人荷莉(Holly)协助军人家庭所做的贡献。他并表示，他深信中情局将继续生龙活虎地完成其重大任务。

　　知名度高的两党国会议员也迅速发表感言。亚利桑纳州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马侃说，裴卓斯将军是美国最伟大的军人英雄。加州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范士丹说：“身为中情局长，裴卓斯向国内和海外显示，CIA领导有方、作业水准高、有声望、有信誉。”纽约州共和党籍国会众院国内安全委员会主席金恩表示，裴卓斯将军是美国最杰出的军事领袖和不折不扣的爱国者。

　　本周刚过60岁生日的裴卓斯，9日向中情局员工发表声明，简单说明辞职原委。他说：“结婚37年竟闹出婚外情，显示我的判断力极差。无论身为丈夫或中情局领导人，这种行为都无法接受。我8日前往白宫，要求总统允许我以私人理由请辞，总统今天下午准许我辞职。”

　　出身西点军校的裴卓斯，戎马一生，官拜四星将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表现卓越领导能力。去年9月，原中情局长潘尼达出任国防部长，裴卓斯奉命接任，从军旅生涯改换跑道，担任公职，万万没有想到却因闹出婚外情，让这段宝贵经历戛然而止。来源: 世界日报▲◆★●■☆


外媒对中共第四代领导者出现毁誉参半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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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1-10：温家宝曾说过：“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由此可见，身为上位者不管做得如何，总得面对不同的褒贬和公民检视。中国在2002年至2012年这段期间，有些人认为是“黄金十年”，因为他们看见不可置信的经济成长，但也有人说是“失落十年”，只因胡锦涛过度保守的态度让许多改革原地踏步、停滞不前。十八大后胡锦涛即将下台，或许现在对他的功过盖棺论定尚嫌太早，但不可避免地，外媒已开始对这位中共第四代领导者出现毁誉参半的评价。

　　引领中国黄金十年

　　目前来看，如果胡锦涛能顺利完成十八大所赋予他的历史任务，那将是他任内最后一项重要功绩。11月7日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克里‧布朗（Kerry Brown）为杂志《外交政策》撰写的文章提到，如果胡锦涛能完成权力移交并在未来6个月内维持政局稳定，那意味着他不只巩固了交接流程，更让规则制度化，毕竟在中国，新的领导人没有民意或法律基础，他们的合法性可能是极其脆弱的。

　　胡锦涛可以吹嘘的还有很多，“黄金十年”也全非言过其实的溢美之词。美联社分析，胡锦涛执政下，他促进国内繁荣，取得国际上与日俱增的影响力，这可能是几个世纪来前所未有的成就；2002年，这个国家只是一个比意大利大的经济体，如今它排名全球第二；中国拥有最多的互联网和手机用户，它更像一块大磁铁吸引大量外国投资，人均收入从1200美元翻倍到达5400美元；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是美国唯一公认的军事竞争者；现在它还有能力将人送上太空及成功举办奥运会，中国的崛起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胡锦涛主持了史上伟大的经济变革。10年前，每1000名中国人只有15人拥有汽车，2011年成长至80人，中国拥有最快、最大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系统，更从一贫如洗跃居为诸多国家的债权国。对习近平或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任领袖而言，很难超越这样辉煌的经济成就。

　　此外，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试图将资源从富裕的沿海地区转移到贫穷落后的内陆，平衡区域发展。他们在养老金、失业问题与医疗保险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免除农业税是农业改革的重要步伐。同时，胡锦涛也学会如何通过党、武警和宣传机器让这个庞大国家不至于走上他所称的“邪路”。

　　单调保守的个人特质

　　然而，对他的批评可能跟对他的赞誉一样多，尤其在他即将功成身退之际。美联社指出，许多媒体评论、智库文章和较少受到审查的博客，都认为胡锦涛已错过解决中国根深蒂固的问题的最佳时机，包含贫富差距、日益恶化的环境和僵硬的独裁政治等，因此，他们用“失落十年”为胡锦涛的统治贴上标志。知名博客作家吴稼祥说：“我们没料到胡锦涛会变得如此保守”，他的失望起源于2005年政府强制关闭一系列思想开明的网站。

　　“保守”或“平淡”可能是许多人用来形容胡锦涛的字眼。布朗指出，这位即将离任的最高领导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的“单调”，10年执政生涯中，他只讲过一个关于染发剂的笑话，这令人吃惊，因为胡锦涛带领的是全世界最有活力、变化最大的国家。他时常以一种不带情感的空白面对世界，用最无害、最官腔的语言阐述政治理念。2008年北京奥运的开幕式上，他仅简单宣布，2008北京奥运会开始，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激情和热情，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物。

　　他为人单调的另一面可能是不擅与人沟通。11月8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撰文指出，胡锦涛是个不太伟大的沟通者。他几乎没有存在感，避免接触记者，面对危机时的应对大多交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当人民遇到灾难像是地震、洪水或疾病，温家宝总会立马现身与民同在，也因此为他赢得深情的绰号“温爷爷”。此外，胡锦涛的政治口号“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很难激起热情，易明相信，习近平应该不至于是这样的人。

　　胡锦涛决不是毛泽东或邓小平那种魅力型的领导，甚至连薄熙来都比不上，他的保守主要显现在政策方向上。根据美联社，2011年政府花在公安、法院和检察机关的支出超过国防预算，这些钱用来购买监控设备与加强网络审查制度，也让警方有更大的权限维稳。这些手段说明胡锦涛亟欲追求“和谐”，但和谐所付出的代价是呆板、无创意的社会停滞。

　　另一方面，官方媒体急速膨胀，中国人所被允许得知的信息都经由当局精心筛选，外国媒体只要出现不利报导，如《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的前例，立即遭到屏蔽，政府也封锁社交媒体上人们讨论的自由。而中国境内的编辑或记者，更常常受到威胁，只要不乖，他们可能随时被解雇或失去营业执照。

　　在这样看似和谐的社会中，“顺从”才是最重要的事。天空新闻台（Sky News）记者莉萨‧荷兰（Lisa Holland）指出，她的一位朋友告诉她：“在中国，你可以追求名利，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只要不试图颠覆领导者”。美国总统奥巴马将美国描绘成一个人们可以带着梦想在这边生活的国家，在中国，虽然共产主义令人迷惘，但你还是可以完成你的梦想，只要记住不要批评共产党。

　　留给习近平改革任务

　　除了个性使然，美联社认为，令胡锦涛变得过分谨慎的原因在于，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民主革命中，中共看见美国是如何在背后操控民间团体，资助当地的社会运动份子来推翻独裁政府。因此，中国对待异议人士就更严苛，即使是主张和平的也不免遭受迫害。2004年的一次讲话中，胡锦涛就曾赞扬北朝鲜和古巴保持坚实的思想控制。

　　所以，胡锦涛所走的路线与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不同，这些前人野心勃勃，积极改革，“改革意味着放弃一定程度的控制，但他们不想放弃控制权”，美国波士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告诉美联社。所谓的和谐社会也是一把双面刃，政府会满足人们需求，变得更公平，但前提是人民不该挑战党的权威。

　　中国人无法用自己手中的选票制衡政府，因此他们选择用“脚”投票，这是胡锦涛执政底下另一个潜在危机。10年间，有钱人纷纷选择出走中国，易明点出，27%资产超过1500万美元的中国人移民他国，47%的人正考虑移民。让他们想离开中国的原因有很多，教育、环境、医疗保健和食品安全等，更重要的是，他们想保护自己的资产。贫穷的中国人无法移民，他们走上街头抗议，中国每年有超过18万起的示威运动，显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已正式到来。（编者：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分为5个层次，从底到顶依序为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社交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该理论的基本假设“人是一种追求完全需求的动物”，在底层需求被满足后，将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

　　下一个胡锦涛留给习近平的是改革的任务，诚如前文所叙，胡锦涛保守的态度使改革推动窒碍难行，但中国不能再“以不变应万变”，改革势在必行，哪怕习近平只做一点，有总比没有好。易明引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调查，指出有超过80%的民众想要政治改革，70%的人认为北京应该在接下来5年内处理医疗保健、养老金和社会福利等问题，而人民最希望看到的政治改革是一种能监督政府的力量。然而，单看习近平的背景，我们无法得知他会优先进行哪种改革，但如果他不想见到更多的社会动荡、资本外移及人才流失，总该做些什么。

　　这10年中国在外交政策上的改变也令人吃惊。过去中国一向以柔软和细致入微的姿态来赢得他国信任和赞誉，但易明认为，现在中国比较像小巷子里欺负人的恶霸。在亚太地区，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都有严重冲突，不满新加坡和澳洲，与过去稳定的盟友缅甸和北朝鲜间的关系也产生裂痕。中国无法独善其身，如何与周遭邻国打好交道是胡锦涛遗留给下一代的难题。

　　以经济成长取代改革

　　至于经济方面，布朗说，这位世界上最谨慎、看似最无私的领导者却做出巨大赌博。面对挑战时，胡锦涛采取的策略是保持经济成长，而不是从政治或法律着手，只因他相信，要解决中国巨大的治理问题，得等到她变得够富裕，积累更多实力并在最低风险下才能进行，但这也相对延宕了处理的时间。

　　中共见证过苏联的毁灭，许多党内分析者认为，苏联领导人在国内经济还不够强势时就试图政治改革，因此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胡锦涛决不愿重蹈覆辙，至少在他的任期内。无论是胡锦涛或他的政治常委，都对经济成长有着近乎偏执的意念，而忽视了日益不平衡和治安败坏的社会。

　　批评者指出胡锦涛的问题在于不惜一切只为经济成长的策略，使得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上。事实上，“经济成长”议题一直以来都位居中共领导人施政顺序的最上方，但胡锦涛的手段，像是让银行更容易借贷、扩张安全设备及仰赖庞大的国有企业等，在成长放慢与债务上升的情况下，都使事情变得更糟，任人唯亲、腐败、社会不公和大规模抗议活动都是胡锦涛不得不面对的烫手山芋。

　　2002年胡锦涛初接下江泽民的担子时，同样面临挑战。经济上，江泽民是个自由派，他鼓励企业家入党，因此胡锦涛所接掌的中国，各地存在着富人与穷人间的巨大差异。2004年，他开始提倡以人为本和创建和谐社会的概念，就是尝试解决自江泽民时代以来的不平等。

　　可是布朗认为，当胡锦涛将专注力放在经济发展时，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变得更剧烈。中国可以夸口她现在拥有超过96位亿万富翁，但仍有1.5亿的人民在跟贫穷奋斗。即使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中国人均收入只排名全球第90，大约与古巴和纳米比亚相同。中国最富有的地区在上海，上海人年收入超过12000美元，而最穷困的贵州人，1年只挣不到2500美元。身为领导人，胡锦涛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切，1911年灭亡的清朝和1949年垮台的中华民国政府，都与社会不稳定脱不了关系。

　　执政十年赌上中国前途

　　于是乎胡锦涛才要赌，把一切赌在经济上，唯有经济够健壮了，政治改革的冲击才可能降到最小。中共已无法再假装目前的系统是最佳，必须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让党现代化并更有效率地运作以保持权力垄断。布朗提到，如果接下来10年胡锦涛的接班人有能力加强法治，发展健全成熟的公民社会，以及让共产党变得更透明、更值得信赖，那就证明胡锦涛的赌博是正确的。

　　相对地，赌博不见得一定能赢，如果结局颠倒，不只将造成领导层分裂、社会冲突也会增加，胡锦涛以经济成长取代改革的手法便显得短视近利，中共本身可能通过内斗消耗殆尽，社会变得比以往更不平衡、更不稳定，甚至引爆众怒让执政党走上衰亡之路，此时就会有很多中国人同意，胡锦涛赌错了，他错过了改革中国的最佳时机。

　　可惜习近平已无法再赌，中国越来越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水平，此时经济成长率上升的条件变得越加严峻，以出口导向和外国投资为本的增长将告一段落，转型成由国内强劲的消费市场带动发展。所以，习近平现在面临的难题，比当初胡锦涛上任时更艰巨，毕竟他的前任回避了改革。

　　中国政治像黑手党

　　胡锦涛是工程师背景出身，多少也影响他处理事情的态度。牛津大学现代中国政治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在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上表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历任高层领导大多是工程师，包括冷淡的李鹏和深不可测的胡锦涛（善变的薄熙来是例外，他学历史），然而，工程师治国不全然是一件好事。国家是一个多元化的系统，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伴随大规模的社会变动，对工程师而言，这不是一个整齐的和可预测的过程，并非他们所习惯输入X就能得到Y的结果。现在中国看起来像一幅凌乱无章的蓝图，当事情开始发生错误时，米特怀疑，这些工程师是否有足够创意让问题迎刃而解。

　　美联社认为，学者和评论家对胡锦涛的诸多批评目的在于提醒习近平，期盼他能贯彻政治改革，让决策系统更透明、公民更有参与空间。值得玩味的是，自1989年六四事件被武力镇压以来，许多年来中国人对民主的态度隐晦，但现在这词汇重新出现，拥护者也更振振有词。由政府支持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CSER），在八月份提出一份研究报告指称，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现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可能爆发新的革命。

　　中国独有的政治体制的确令改革变得棘手。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Andy Xie）接受CNBC（Consumer News and Business Channel）访问时，形容中国的政体像是没有皇帝的帝制揉合没有投票的民主，因此当领导人并不是一件简单之事。习近平会发现他的控制权在减弱，国家主席或总理不再像以前那般强大，因为不同派系分割了权力，他得和小团体共同治国。但谢国忠无法肯定，新领导人是否在必要时会有胆量消除他的对手。

　　“没有君主的专制体制就像黑手党”，谢国忠说：“中国的政治结构类似西西里，如果你想了解它，你应该看教父（The Godfather）。”

　　虽然胡锦涛留下不少治国危机给习近平，但不可否定他带给中国的辉煌成就，且危机是由“危险”和“转机”所组成，如果习近平能化险为夷，将是中国迈向超级大国的转折点。来源: 明镜网▲◆★●■☆


王岐山不简单是位牛气冲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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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1-10：外界都知道，王岐山跟薄熙来走得很近，两人一直保持密切关系，但是，说王岐山是第二个薄熙来，似乎有些耸人听闻。不过，北京消息人士告诉《外参》，“现在，太子党圈子内也都议论纷纷，认为两人都敢想敢说敢做，既有政治魄力又有政治手腕，都在精英阶层和太子党圈子内，有不小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可以说，王岐山和薄熙来有点惺惺相惜，这也是两人这些年走得很近的一个主要原因。”北京消息人士对《外参》分析说，如果从两人不可一世的性格来看，王岐山和薄熙来都是牛气冲天的人，根本不会把对方放在眼在，就像王岐山看不起李克强，薄熙来瞧不上习近平一样，但王和薄却走得很近，互有好感，甚至坊间一度传出“薄熙来将担任总书记、王岐山将接任总理”的传闻。

　　让两位从来就不会低调，又敢想敢说敢做的太子党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这虽然不靠谱，但却让人看到王薄之间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关系，也让人看到，两人都是具有政治雄心和野心的人——“这或许就是北京现在盛传王岐山是第二个薄熙来的依据，”一位政治观察家对《外参》分析说。

2010年7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市长黄奇帆等陪同下考察两路寸滩保税港区

　　那么，王岐山与薄熙来到底关系如何呢？我们再来看看重庆官媒的报导：

　　“2010年7月7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来渝就金融形势进行调研，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长黄奇帆一同调研。

　　结束考察后，王岐山在重庆渝州宾馆主持召开了金融形势座谈会。座谈会上，薄熙来说，重庆正按照中央要求，精心打造西部金融中心，营建开放高地，王岐山副总理带领各部委和银行的负责同志来渝指导，对重庆的对外开放、外经外贸、金融工作以及城市规划建设都给予了鼓励，提出了要求，我们要认真领会，抓好落实。

　　黄奇帆在座谈会上汇报了重庆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对此，王岐山说，重庆市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工作做得非常好，取得了显着成绩。相信重庆在下一步工作中，会以西部大开发会议为契机，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国务院副秘书长毕井泉、海关总署署长盛光祖、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商务部副部长钟山、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招商银行副行长张光华，及市领导张轩、马正其、周慕冰等陪同考察和参加座谈。”

　　虽然从重庆官媒的报导中，看不出王薄的密切关系，但有评论指出，王岐山大张旗鼓率领如此庞大的国务院代表团赴重庆调研，本身就已说明了他与薄的关系，就是要为薄熙来提出的重庆发展规划背书。用王岐山自己的话说，这次“我把金融系统的领导都带来了，大家会研究这些问题。”来源: 外参▲◆★●■☆


大四生破解数学难题国外发表 曾被国内期刊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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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1-11  作者 : 张昊       

　　“作为一个本科生，能破解数学难题，论文还在国外知名期刊发表，这是学校的光荣。”11月5日，韶关学院党委书记曾峥教授向南都记者介绍着这名学生。

　　他叫王骁威，1990年出生，韶关本地人。韶关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的2009级学生。其发表的论文是《仅用1表示数问题中素数猜想的一个反例》，在今年10月15日被数论期刊《数论杂志》(Journalof Num-ber Theory)上SCI收录。据一些业内人士表示，该杂志为国际数论界的最高学术期刊。

　　自称丘成桐曾就论文与其交流

　　王骁威的该篇论文主要关注的是一个加拿大数学家RichardK·Guy提出的未解决的数论猜想：对于给定的素数P，f(p)=f(p-1)+1是否成立？这名加拿大数学家提出过很多数论著名猜想，不少猜想目前数论界至今未解决。王骁威的这篇论文找出了这个猜想的反例P=353942783。通过这个反例从而论证了这个猜想不可能性。据王骁威说，知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曾与他就这篇论文进行过邮件交流，对他表示了肯定。

　　论文中的数论猜想，王骁威是大三上半学期的时候开始全身心独自进行钻研，到论文写成前后耗时半年多。王骁威说动力源自2010年，中南大学年仅22岁的刘路破解了世界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被该校破格聘为正教授级研究员，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教授。

　　论文曾遭国内期刊退稿

　　王骁威偏科，他的英语并不好，目前四级还未过。由于偏科，他今年研究生考试也未报名。王骁威说，他想读研究生，像刘路一样继续他的数学之路，但目前确实情况不客观。

　　国内与国外的学习条件确实不同，这王骁威也体会颇深，其实他的这篇论文，他也曾经投到过国内数学权威杂志社，但第二天就被退稿了。

　　“我们学校目前还不招研究生，也无法保送他去其他名校。”曾峥教授说，“我们很担心这个好苗子毁掉了，要是我是华罗庚或者陈景润，我就让他当我的助手，让他好好走下去。”

　　行内说法

　　“国内期刊没有这方面审稿能力”

　　针对王骁威所提的“曾经找过国内一些专家、导师却被泼冷水或盖电话，也曾经投过国内数学权威杂志社，第二天就被退稿了，最后找到了美国的期刊。”这一情况，国内某数学专业学术期刊编辑表示，由于数论这一分支非常狭窄，国内研究这一方面的专家又不多，都没有审查这方面稿件的能力，“的确可能出现一些有探讨价值的题目被漏掉的情况”。此外，这位编辑还表示，最近3、4年来，国内有许多人都在研究一些未解的数学难题，我们也没办法都去处理。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袁平之也表示这一情况是很自然的，国内编辑部的稿件非常多，通常没有太大的精力来处理这一问题。来源: 南方都市报▲◆★●■☆


看中共五代“太子党”如何敛财？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hina-20121107/1540838.html

11.06.2012：华盛顿 — 中共十八大在举世关注的中共领导人贪腐丑闻中于2012年11月8日召开。事实上，中国“红色”家族，特别是中共权贵子弟，即所谓的“太子党”，利用家族权势和裙带关系致富并不只是胡温政权的新现象。从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家族开始，中国“太子党”就一直在不断聚敛财富，直到现在，红色家族已经成为中国新富家族中的主体。“太子党”究竟如何敛财？每一代“太子党”的敛财手段又有哪些不同？我们将在下面的报道中为你介绍。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今年三月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毛家人无一人当官经商。他还这样强调毛家的祖训：“主席对自己的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他自己也十分清廉。你看我们这个家族，在主席这些后代里，你能找出一个做官的、经商的吗？一个也找不到！为什么？就是老人家的垂范作用”。他还表示，毛泽东最提倡廉洁，毛泽东时代几乎没有贪污腐败。

毛新宇的这番话，是为了表白自己“清廉”，也是对当前中共“太子党”利用权势，官商勾结敛财的暗讽。不过，据称有阅读障碍的毛新宇也承认，自己能够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少将多少也沾了爷爷的光。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当时整个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官员所享受的优厚的物质待遇不是以货币的形式出现的，不是以个人财产名义出现。 因此，很少有积累和转让的机会。……所以以现在的金钱腐败的方式出现就很少。”

他补充说，那个时候的腐败更多的表现在政治上，例如，毛泽东安排他年轻的侄子毛远新当任沈阳军区的政委。他说，毛时代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金钱贪腐，还可能是因为那个时代太短，也因为当时中共领导人的子女还太小，还没有来得及考虑他们的继承问题，后面就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

事实上，太子党的经商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时期。1978年，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整个80年代，以邓家子女为首的中共高干子弟纷纷下海经商。当时太子党的主要手段是利用价格“双轨制”，倒买倒卖紧俏物质的批文，如汽车指标、钢材指标之类。

邓家子女经商以邓的长子邓朴方为首，邓朴方在文革期间遭遇悲惨，造成高位瘫痪，长期以来一直担任中国残联主席。1984年9月，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投资600万元，中央计委拨付 500万美元外汇额度，邓朴方建立康华公司，自任董事长，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

1987年6月，邓朴方成立“大康华”，直属国务院，特批享受免税待遇。注册资金2亿元，实投1.2亿元。当时据称，国家禁止进口的物资，邓朴方有办法进口；国家不许出口的物资邓朴方有办法出口。

《悉尼晨锋报》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驻北京记者约翰.加内特（John Garnaut）说：“所有那一代的子女都卷入商界， 陈云家族、叶家，所有你说的第二代领导人家族的子女都有庞大的商业利益，使得他们都相当的富裕。不过，我想指出的一点是，纯粹的腐败和裙带关系在这里很难分清。”

加内特的《中共太子党》一书明年出版。他说，1986年，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为限制中共领导人子女的特权而战。当时政治局胡乔木的儿子挪用公款，数额以现在的标准是少的可怜，但是胡耀邦要求将其逮捕。很多共产党内员老对胡耀邦的大胆行动感到不安，担心会查到他们自己的子女身上。加内特援引胡耀邦的一名子女的话说，胡耀邦试图限制太子党们的腐败成为他1987年被罢黜的因素之一。

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1989年中国天安门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不是民主诉求，而是“反腐败”和“反官倒”。邓朴方是主要目标之一。邓朴方的康华公司还被称作中国大陆最大的“官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89民运下台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儿子也是当年“反腐败”的目标之一。赵紫阳的儿子被指责倒卖彩电和汽车。

“六四”之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期，更是开启了高干子弟进驻垄断领域的大门。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因为搞市场经济和搞私有化了，而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很方便利用机会搞腐败，搞腐败不能官员一个人，总的与商结合，中共官员中就普遍出现了‘一家两制’的现象。家里有人当官，有人经商。如果全是当官的赚钱也不容易，如果全是经商也没有门路。”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财富宝藏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矿产能源、金融以及需要政府颁发特许经营权的垄断领域，现在这些领域都被红色家族垄断。

最典型的有江泽民家族的电信行业，李鹏家族的电力行业以及邓小平家族对地产、有色金属、甚至军火行业的垄断。

邓小平家族：地产、有色金属和军火

邓质方，邓小平次子：成立四方地产公司，在上海、北京、天津、大连、广州、深圳和珠海圈地，时称“地产大王”。

吴建常：邓家大女婿，成立东方鑫源等公司，垄断有色金属资源

贺平：邓小平的小女婿，成立保利集团，成为军火巨商。

江泽民家族：电信

江绵恒：网通公司董事长，业务涵盖电信、半导体、工程建设等领域。

江志成：江绵恒之子，曾任职高盛，后成立博裕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私募基金规模达10亿美元。

李鹏家族：电力系统

李小鹏，李鹏长子，曾任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兼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

李小琳，李鹏女儿，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前总经理。

朱琳，李鹏夫人，据称曾任华能国际董事长

以廉洁、公正出名的前总理朱镕基的子女也不例外，朱镕基之子朱云来1998年进入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过去十年都是该公司的总裁。朱云来后来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五位商界领袖之一。

在第三代领导中， 前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儿子曾伟的财富因为在澳大利亚悉尼购买了一幢价值3，200万美元的城堡而被曝光。这幢房屋据称当时是澳洲房产交易史上第三昂贵的豪宅。但是，大家所不知道的是曾伟曾是中国石油界的巨亨，他的经济活动涉及到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淮涉足影视业。

《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将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温家宝推到了风口浪尖。报道说，温家宝的母亲、妻子、子女、亲戚已经变成了巨富，在其任职期间累积了超过27亿美元财富。他们的投资涉及银行、珠宝企业、度假地、电讯公司，并拥有世界最大金融企业之一的“平安保险”的控股权。

虽然温家宝家族已经通过律师否认了上述财富的存在，甚至中国外交部也称这样的报道是“抹黑”行为。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洪磊：“有关报道抹黑中国，别有用心”。但是，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是亚洲最大卫星运营公司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却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一项统计，第四代领导集体中九大常委的孩子都活跃在商界。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曾执掌垄断中国机场、口岸和地铁安全扫描仪的国有公司。胡锦涛的女婿茅道临曾任中国最大的门户网之一的新浪网的首席执行官，茅的财富2003年预计达到3500万美元到6000万美元之间。

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现出任中广核产业投资基金总裁，掌管资产逾百亿元人民币。2006年，时任美林证券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席的冯绍东帮助美林获得了高达200亿美元的中国工商银行公开上市交易，这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IPO交易。吴邦国的妻子和兄弟也活跃在商界。

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儿子李慧镝，则是中国移动的副总裁。李长春的女儿李彤，现任中银国际执行总裁，并掌管一家私募基金。（明镜新闻网：李長春的女兒在私募基金業牛氣衝天）

政协主席贾庆林一直是腐败指控的对象， 其子贾建国和女婿据称因担心与其商业有关的调查，已经移居国外。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以及其子周斌控制着中国石油的庞大财富。周永康在石油行业任职38年，曾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总经理。

有望成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中宣部部长长刘云山儿子刘乐飞是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兼行政总裁。

事实上， 中国官方媒体《半月谈》在2010年9月也公开承认，“红色家族”成为新富豪的主体，并直指这“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平”。

加内特说： “所有政治局常委的孩子都进入商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因为你知道只要你与他们成了一伙，你就得到了终极的安全和保障。 当然，你得分出一半财富，但是，你获得了文件，没有其他人可以这么勇敢，吞下这么多的财富。 他们说的是数十亿美元的财富。”

虽然从第二代的胡耀邦时代到现在，中共中央以及国务院都有禁止干部子女和配偶经商的文件，但是都形同虚设。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一次会议上这样表示：“对于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不管发生在哪个领域，涉及到什么人，不管他职务多高，都要依法严肃惩处。”

但是，这样的说法并不能让别人相信。加内特：“高层领导人家族成员的腐败绝对是无法控制了， 没有人有能力控制他们自己的子女，更不用说别人的子女了，这是造成现在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力量之一”。

《北京之春》的胡平说： “ 共产党前三十年要革命的暴力消灭了所有平民百姓自己的私产，把它变成了所谓的全体人民的共产，后三十年，你又以改革的名义把本来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变成了你少数官员自己的私产。两件坏事都让你一个党做完了，古今中外还有谁比得上你。”

在中共18大召开之前，预计，将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核心的习近平和李克强家族的财富也遭到曝光。彭博通讯社今年7月报道，习近平家族的财富过亿，但主要由其姐姐、妹夫以及弟弟拥有，他们的商业利益扩展到了矿业、房地产、手机设备等领域。李克强也因为其弟李克明任职中国烟草专卖局被指涉嫌“裙带关系”。不过，这些报道都谨慎表示，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习近平或是李克强自己的小家庭卷入任何敛财的行为。▲◆★●■☆


官员财产公开何以引发改革共鸣
http://view.gmw.cn/2012-11/11/content_5638593.htm

2012-11-11　来源：光明网　光明网评论员 　

    【阅读提示】官员财产公开引发改革共鸣   快阅读 [官员财产公开何以引发改革共鸣]

    光明网评论员：今天（11月11日），有媒体报道了人们对十八大代表俞正声和汪洋就财产申报制度表态的反应。

    在近些年，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话题总是能够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这种广泛关注的背景，正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缺位所导致的贪腐现象，已经到了令公众忍无可忍的程度。一方面，是不断有“表哥”、“房叔”被公众信手“拈”了出来；另一方面，则仍有所谓“条件不成熟”、“不能盲动”等理由来推三阻四迟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这样的局面，已经严重影响了政府及其官员的政治形象，严重影响了公众对政治改革的信心，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社会对立情绪。

    需要指出的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现代政治的一项基本制度，其内容当然不仅仅是担任公职的官员向有关机构申报自己的财产，也包括有关机构对官员所申报内容进行公示，以及对官员所申报财产进行一系列审验、稽核和追究等诸多措施。那种只有官员“填表”而并无机构审验和公示，只有官员申报而并无稽核和追究程序的所谓“财产申报制度”，纯属鱼目混珠，既败坏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名声，也破坏了人们对政治改革的预期。

    据媒体报道，“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进入执政党改革的视野。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启动”。谁都清楚，这里所谓“种种原因”，其实也并不复杂，“其中的一个症结在于，一些官员设阻以维护其私利”。上世纪90年代至今，时间已经跨过了世纪，已经又过了20年。就在这20年的时间里，与互联网连接的电脑终端已经遍布社会各个角落，各地各级政府办公已经网络化，银行实行实名制也已经有些年头，核验身份证的系统早已在全国联网，通过手机网络系统也可将持机人精准定位在“米”的范围……所有这些，按说都是致使上述“种种原因”中的客观原因尽数消失的理由。

    因此，20年之后，无论从技术条件上看，还是从反腐的客观情势看，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条件都已经“烂熟”。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下，能否建立起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决心问题”。这个决心就是“必须敢于触动某些官员的不法利益”。

    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肯定要“触动”到官员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过程，无疑就是政治改革的过程。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作为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和阶段性目标，可以取得一石数鸣的效果。

    在经济快速增长、市场不够规范、政府权力无所不能几无限制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政治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在巨大权力和巨额利益之间建立起隔离地带，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实在应该成为这个隔离地带的“雷区”。

    两天前，在十八大新闻中心举办的首场发布会上，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京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鲜明的，决心也是坚定的，推动是有力的，我国将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由此可以肯定，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无疑是推动政治改革的一个实际举措。▲◆★●■☆

    （转载请注明来源“光明网”，作者“光明网评论员）


科学家发现大号“超级地球” 足够支撑生命存在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11/10/gossip-77215.html


大河网 2012-11-10：不会过热或过冷，或存液态水，有黑夜白天

　　一个国际天文学团队8日宣布，他们发现了一颗类似地球具备宜居条件的太阳系外行星。由于它的质量至少是地球的7倍，也被天文学家昵称为“超级地球”。

　　“超级地球”距太阳系约42光年。

　　研究人员说，此前天文学家已在它附近发现另外3颗行星。这颗宜居行星与其恒星的距离类似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行星表面不会过热或过冷，具有存在液态水的可能性。

　　而且，它在围绕恒星运转的同时可能也在自转，产生白天与黑夜循环以及与地球类似的环境。

　　参与这项研究的修·琼斯说，这颗行星的轨道运行特征意味着它也许正好能够支撑生命存在。这项研究成果将发表在《天体物理》期刊上。

　　自上世纪90年代早期探测到第一颗太阳系外行星以来，天文学家已在人类熟悉的星系外发现超过800颗行星，但其中仅有很少数存在宜居的可能性。▲◆★●■☆


普京更换军事高层领导人 凸显俄军内部分歧在激化
http://news.cntv.cn/military/20121111/102460.shtml

2012年11月11日：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1月9日报道】题：普京更换军事高层领导人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撤换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和数名高级将领，继续对军方进行重大人事调整。调整开始于本周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被解职。瓦列里·格拉西莫夫上将将接替2008年以来一直担任总参谋长的尼古拉·马卡罗夫。

　　此次人事变动凸显出军方内部逐渐激化的分歧。军方将得到20万亿卢布(约合6340亿美元)拨款，用于发展新武器。

　　据认为，普京不喜欢出现不同意见，他似乎已采取措施来平息国防部长阿纳托利·谢尔久科夫被解职引起的强烈反对情绪。

　　虽然谢尔久科夫是因腐败丑闻被解职的，但一些分析人士说，真正的原因是体制性的问题：为精简并升级俄罗斯庞大的常规部队，谢尔久科夫进行了大幅裁员，因而被军队中的许多人视为异己。

　　在9日上午的会议中，普京提及了另一个明显的分歧，敦促格拉西莫夫上将缓和与国防制造部门的关系。之前，军工企业抱怨军事高层官员过于频繁地更新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的订单。

　　普京说：“科技领域的情况瞬息万变，正在出现武装斗争的新手段。我们应朝最先进的方向发展，但也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我希望你和你的部门与国防领域的主要制造商建立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

　　一些分析人士今天表示，格拉西莫夫上将奉命接受一些过时的俄制武器。

　　国防制造业控制俄罗斯的众多工业区域以及普京视为今年3月总统选举获胜的重要票仓地区。在普京竞选期间，大型政府订单提升了上述众多地区的经济前景，帮助他赢得了全国大约64%的选票。然而，今年秋天政府将注意力转向财政预算时，军事开支又成为-个令人紧张的话题。

　　为《每日杂志》网站撰稿的亚历山大·戈尔茨说，谢尔久科夫曾拒绝购买过时的武器。

　　戈尔茨写道：“国防部长的固执成为普京的一个政治问题。谢尔久科夫的立场使得普京不可能拿出数万亿卢布提升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

　　《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的编辑费奥多·卢基扬诺夫说，普京承诺的亿美元军事开支不太可能真正下拔。他说：“谢尔久科夫说过：‘如果你们不能制造出便宜的好武器，我们就会从国外购买武器。卢基扬诺夫说，普京9日的指示表明：“眼下国防业赢了。”但他怀疑这种交易能否长久维持。

　　卢基扬诺夫说：“普京会设法安抚军工业，或许会增加武器采购，但军工业不会一直保持垄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