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解除“公众最焦虑”是政治改革目标
http://view.gmw.cn/2012-11/06/content_5592835.htm

2012-11-06 10:43:04　来源：光明网　光明网评论员 　

    【阅读提示】未来十年公众最焦虑贫富分化阻碍国家发展 快阅读 [解除“公众最焦虑”是政治改革目标]

    光明网评论员：今天（11月6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个有万人参与的民意调查结果。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上周进行的这个民意调查，共有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1405名网友参与。调查结果显示，在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公众最期待在未来十年能够得到显著改善的问题中，排在首位的是“医疗”（68.8%），接下来依次是“教育”（62.8%）、“食品安全”（60.3%）、“收入分配”（56.7%）、“住房”（53.5%）。而在其他领域，“反腐败”（53.4%）排在第一位，其他依次是“养老”（52.1%）、“社会保障”（50.4%）、“环境保护”（46.3%）、“就业”（43.5%）。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公众眼中，最有可能阻碍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问题依次有“贫富分化严重”（75.4%）、“权力不受制约”（59.4%）、“利益集团坐大”（52.8%）、“生态环境恶化”（52.6%）、“弱势群体利益受侵害”（50.3%）、“经济发展减速”（31.3%）、“国际环境紧张”（28.2%）、“人口红利消失”（27.0%）等。

    而在未来十年公众最期待改革的排序中，“收入分配改革”（66.6%）排在所有改革的首位，其他依次是“反腐机制改革”（57.8%）、“经济体制改革”（53.5%）、“行政管理机制改革”（47.9%）、“政治体制改革”（44.6%）、“司法体制改革”（40.9%）、“公共财政改革”（40.6%）、“农村改革”（39.7%）等。

    由调查可见，公众对未来的期待很明确，意识很清楚，看问题很准确，诉求也很集中。“反腐败”，“贫富分化严重”，“收入分配改革”，这些最让公众焦虑的问题，其焦点所在，几乎全部是政治改革领域里的问题。正视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把这些问题纳入到政治改革的议程当中，提速政治改革。

    这次万人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基于生活感受和生活常识而做出的（调查）选择，都准确地指向了目前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上述排在第一位的公众选择结果可见，大多数公众在不同领域问题的选择中，把“反腐败”、“贫富分化严重”和“收入分配改革”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说明解决这些问题，已经在公众当中存有高度的共识。而这几个问题，其实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那就是当今社会利益结构的非正义性和非正当性。改变这种利益结构，确立公平正义的社会利益格局，正是政治改革的任务所在。

    腐败、贫富分化严重、收入分配不公，这是让公众最感焦虑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日益撕裂着中国社会，为社会动荡肥腴着土壤。这些问题，不用放大镜去找，不用经过讨论和争论才能确定，而是就摆在明面，就在所有人的眼睛前面以可见的惊人速度孳生着、恶化着。上述调查表明，真格进行政治改革，解决腐败、贫富分化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已有非常坚实的社会公众基础，由此可以在相应的政治改革中省却大量凝聚共识的社会成本，而这也正是可以迅速赢得民心的公义之举。只有实实在在的行动，只有真正触及和改变日益僵化和固化的利益结构的政治改革，让公众从中得到利益，看到希望，才能够从根本上解除公众的普遍性焦虑。

    可以肯定地说，公众的普遍性焦虑不解除，社会稳定则不可能。这其中的可怕之处更在于，如果公众的焦虑与挫折感日甚一日，其利益与经济增长结果之间的联系日益松弛，那么，公众就不会重视那些带来经济增长的软、硬件环境，并由此导致以经济增长为由来安定公众的努力的失效。▲◆★●■☆   （转载请注明来源“光明网”，作者“光明网评论员”）


薄案列十年查贪之首 中共高度警惕“四大危险”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8021

    2012-11-5：北京时间11月4日，历时两天的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闭幕。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中纪委关于薄熙来、刘志军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今年分别作出的给予薄熙来、刘志军开除党籍的处分。而后，新华社发文进行总结，将薄熙来案列为胡温过去10年查处的腐败大案要案之首，称腐败不除会“亡党亡国”，并再次强调“站在新的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在观察人士看来，中共所面临的“四大危险”，苏共也曾经有过。苏共纯洁性的不断丧失过程，既是苏共蜕化变质、脱离群众的过程，也是苏共执政危机积累、加剧到爆发的过程。在斯大林时期，苏共更为固化，从而丧失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最佳机遇和条件。中共已经没有时间继续在“革命党和执政党”问题上模棱两可，而必须旗帜鲜明完成这样的转变。那么，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共更应以苏联解体为鉴镜，破解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中共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闭幕之际提出，“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不能任由蠹虫繁衍蛀蚀，否则就会趋于枯萎；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不能任由腐败滋生蔓延，否则终会走向衰亡”，并称“回首十年，经验与启示弥足珍贵：反腐倡廉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反腐倡廉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必须持之以恒”。并再次告诫中共党员“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在中国社会，公众议论最多、最反感的就是贪污腐败，而事实上，中共也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就以胡锦涛执政的10年来说，查处了薄熙来、陈良宇、刘志军、杜世成、郑筱萸、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王益、康日新、黄瑶、许宗衡等一批大案要案。胡锦涛一直强调：“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但为什么腐败问题还是屡禁不止，甚至越惩越烈。

　　或许能从苏共身上找到一些剪影。当年苏共各级干部非常信奉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口号，升官发财成为公开追求，这让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权力成为一种乐趣，形成了以“一把手”为核心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腐败集团。想想薄熙来不就是在重庆说一不二、不由分说吗？包括黄奇帆在内的其他官员都只是他的一个执行者，重庆已经变成了薄熙来的“一言堂”，他的个人权力和个人崇拜达到了顶峰。

　　“精神懈怠”是常见病

　　胡锦涛把“精神懈怠”的危险放在“四大危险”的第一位。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虽然它看起来并不那么明显，但却是常见病，往往不容易引起重视。但正因为如此，才容易引发严重后果。很多重大问题，都是发生在一个岗位、一个环节的一时疏漏上。近年来，中共不断加大“官员问责”力度，不仅追究直接责任者，还要求主要领导者包括高级干部，要为自己负责范围内的重大事故引咎辞职，其意义也在于此。

　　当年的苏联，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代又一代的苏共党人，依靠强大的意识形态教化，严格的舆论言论管制，搞教条化、垄断化的马列主义。一方面，没有搞清楚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大而又根本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话语体系阻塞，形成说谎机制和伪善氛围，到最后根本听不到人民声音。这就造成了苏共出现了严重的精神懈怠危机，从精神上和心理上不断解构了苏共的执政根基。虽然，今天的中共和当年苏共所处历史环境不同，但所面对的问题也不尽相同。

　　能者上庸者下的选拔机制

　　“四大危险”的第二顺位是“能力不足”。在苏共历史上，斯大林及其后的苏共就忽视了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的质量建设。党员发展过多过快、干部队伍膨胀腐化，许多鱼龙混杂的人被吸收进去，这也造成了入党提干功利化、手段化的现象不断加剧，严重影响了队伍的整体质量和战斗力。特别是长期推行封建社会的等级授职制，形成了“武大郎式”的用人导向和干部标准。大量“勃列日涅夫式”、“契尔年科式”的维稳型、执行型的干部就是如此产生的。所以，可以看到，苏共的后期，庸人得道、奸佞当权、精英淘汰，整个苏共队伍“能力不足”问题突出，执政能力层层矮化，最终苏共的无人也无能导致了苏联的山河日下。

　　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复杂的内外环境和严峻的形势下，这就要求中共必须不断提高执政能力。试想，如果党员、干部的行为不科学，就会越有“精神”越可怕；如果党员、干部没有知识，也会越有权力越可怕。在观察人士看来，要解决能力不足问题，除了要通过学习总结提高执政能力外，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完善民主选拔干部机制，不断优化班子和干部队伍的结构。“让能者贤者上，让庸者不肖者下”，是消除“能力不足”危险的重要措施。中共已有8，000多万党员，又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创新的实践，只要将各方面优秀干部及时发现出来、使用起来，就能够有效地防范“能力不足”的危险。

　　“党群梳理”是最大执政危险

　　在“四大危险”中，“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因为它破坏的是党的立身之本和最大政治优势。在苏联时期，由于苏共长期大搞政绩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始终未能解决广大民众的主要问题，同时，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发展壮大，苏共才走上了腐化变质的道路。党群干群日益疏离，这个苏共执政的最大政治优势变成了最大的执政危险。苏共解散前，已有400多万名党员退党。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过程中，有近2，000万党员、2，600万团员、2亿工会会员和300万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几无一人抗议，可见人心涣散。

　　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最大不同，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群众基础，是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打出来的”。新中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都是住在农民家里。但今天，虽有不少从农村考上大学的公务员，但也不了解农民。还有的官员干部虽然也来自群众，但随着职务升迁，部分在感情上就与群众越来越远，甚至对群众的诉求采取非理性手段，造成矛盾激化。更有个别党员干部，只怕上级批评，不怕群众反对，以“作秀”来代替“做事”，日复一日党群关系的梳理就这么产生了。因此，胡锦涛强调：“各级党政机关和干部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引导干部在同群众朝夕相处中增进对群众的思想感情、增强服务群众本领”，这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的两手抓

　　有分析人士提出，防范“四大危险”，要做到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一起抓。以消除“精神懈怠的危险”来说，既要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教育，也要加快政府机构改革，减少人浮于事、责任不清的现象，还要进一步推进党务、政务公开，强化群众监督，消除产生精神懈怠的制度条件；再以“能力不足的危险”来说，既要抓好培训，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也要健全民主决策制度，依靠集体智慧和群众力量来破解发展难题、化解社会矛盾；而对于“脱离群众的危险”，既要对党员干部加强群众观教育，也要进一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民主，促使干部更多地向下看，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

　　而对于贪腐问题，胡锦涛早就提出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这是对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的明确要求。其落脚点是“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这表明了中共把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把预防腐败的制度建设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尽管在发达国家，这已是比较成熟的廉政制度。但借鉴其经验时，也要充分考虑国情。相对于他们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法制社会而言，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关系社会对我们影响较深，而在经济社会转型期，行政权力还过多地介入市场，也决定了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设计和实施难度更大、涉及面更广，所以包括相应的廉政文化建设也要配套跟进，才能真正做到使制度有效管用。

　　不可小觑“纯洁性”对党的影响

　　梳理中共高层的表态，“纯洁性”已经成为一个核心关键词。去年中共建党90周年，胡锦涛居安思危地提出，执政党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四大危险”，并由此要求全党充分认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习近平则进一步阐释“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保持得好，党就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事业就能健康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受到影响和削弱，党的战斗力就会下降，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

　　“纯洁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往往一旦小觑了其后果会不堪设想。梳理苏共历史发现，苏共在74年的执政过程中，自斯大林时期起，期间也有过3次挽救性改革。第一次是列宁晚年的努力。列宁晚年特别是病重期间，反思了苏联体制的弊端和执政危险，认识到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政权建设不能盲目、机械地重复巴黎公社经验，主张推进党内权力结构改革，并设计了无产阶级执政党第一张“议行监三权分开”的权力结构草图。但遗憾的是，斯大林剑走偏锋，形成和固化了一条“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畸形权力结构；而后在赫鲁晓夫执政11年间，对斯大林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的弊端和危害有所认知和反思。他从揭批斯大林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等入手，但由于其始终没有找到斯大林犯种种错误而长期得不到纠正的根本原因，始终没有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以权力结构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只是在斯大林权力结构模式中进行技术改良、局部修补，所以最终没有从宿命中走出；在苏共的最后时期，戈尔巴乔夫也曾做过努力。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初，着手进行以加速战略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但立马遭到了党内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他转而进行以公开性、民主性、多元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然而难以形成共识，并遭到了旧体制旧模式的强大阻碍。于是，他又进行揭老底、晒旧帐、改宪法、行多党、破垄断的民主利己主义改革。虽然打破了苏共特别是党内传统派对权力长期垄断的局面，但最终还是回到了“权力过分集中”的老路上，最终改革破产，亡党亡国。以此为鉴，中共怎可在“纯洁性”的问题上有所懈怠。来源: 多维▲◆★●■☆


中国新领导人或抑制澳门赌业财富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business/2012/11/121105_macau_gambling.shtml

 2012年11月5日：金沙等美国赌场集团在澳门大赚其利

从大陆成群结队涌入澳门的中国富豪火爆了当地赌博业，但是这也为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带来挑战。

澳门特区政府放宽政策之后，过去10年以来，当地赌博业蓬勃发展。
 
大量来自中国的赌客帮助推动澳门经济发展、创造数十万高薪工作机会、并帮助一些美国赌博业大亨创造巨额财富。

但是，中国即将发生的最高领导层换代也使一些人担心，澳门的繁荣能否持续。

中共十八大后上台的新一代领导人可能已经对中国公民违反货币管理条例到澳门豪赌以及美国赌博公司获取巨额利润心怀不满。

中国新领导层可能会试图采取旨在打击腐败的新政策，而这种做法很可能会导致涌入澳门的资金和游客减少。

到今年9月之前的一年，大约2800万游客到访澳门这个人口仅为50万人的岛屿，其中多数来自中国大陆。

商业情报风险咨询公司SVA首席执行官韦启贤（Steve Vickers）曾经担任香港警务处刑事情报科前主管。他确信，对赌博业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的反腐败。

2002年，澳门40年的赌博行业垄断结束后，美国赌场集团金沙和永利加紧在当地扩张。

如今，金沙集团90%的利润来自亚洲，其中一半来自澳门。

作为中国唯一赌场合法经营的地区，澳门赌博业去年收益为335亿美元，比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多5倍多。

澳门大学中国公共政策专家刘伯龙教授表示，众所周知，多数澳门的赌客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富豪。

他认为，中国新领导层将展开的反腐败行动将对澳门赌博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很多人的赌资来路不正。▲◆★●■☆


解放军这一动作将左右美大选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11/05/2065330.html

台北时报 2012-11-05：美媒称中国11月6日后可能试射DN-2反卫星导弹
 
　　据《台北时报》报道称，来自美国一媒体的报道表明，中国最近将试验一种新型反卫星武器，这将对台湾的防卫作战能力产生威胁。

　　根据美国得到的情报，DN-2型反卫星导弹将在下月进行试验。这种武器有可能摧毁位于高地球轨道或是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

　　如果此次试验获得成功，那么这种导弹将能击落为台湾受到攻击时提供预警的美国卫星和其他用于防卫作战的卫星。

　　美国的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在周四的一份报告中称，此次导弹测试将被推迟，以“避免扰乱”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再次竞选。

　　一位熟悉该项情报的美国官员称：“北京方面将此次导弹试验推迟到11月6日的美国大选之后，意味着为奥巴马的再次竞选提供帮助，这也表明北京方面是宁愿让奥巴马再次当选的。”

　　军方和情报部门在周四接受《台北时报》采访时，都拒绝证实或否认所报道的导弹试验。

　　该报道称：“情报部门认为，中国的这种导弹是一种高地球轨道拦截器，通过高速撞击来摧毁太空中的卫星。”

　　中国从十几年前开始就一直进行着反卫星导弹能力建设，试验高地球轨道反卫星导弹将是个“重大进步”。

　　军事通讯和导航卫星位于距离地球19300千米到35410千米的高地球轨道。目前尚不清楚这项导弹试验将如何进行。

　　该报道称：“国防官员表示，中国仅需要24枚反卫星导弹就可以严重削弱美国的军事能力，这主要是通过破坏全球通信和军事后勤以及限制高科技武器的空中导航系统来实现的。” ▲◆★●■☆


习近平将成为令华盛顿敬畏的领导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8027

    2012-11-5： 美国媒体4日文章认为，从中国所处的战略时期、习近平的个人风格，尤其是他与军方的紧密关系来看，习近平上位后将成为一位令华盛顿感到“敬畏”的领导。

　　《纽约时报》11月4日发表文章称，随着中共十八大的召开，习近平上位将接受一个综合国力更加强盛、经济维持高速发展、军事力量尤其是国防开支持续增加的中国。此外，习近平与解放军军方领导关系甚密，尤其成为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一大考验。

　　作为中共革命元勋的后代，习近平同解放军的关系远比成为军委主席前的胡锦涛更为紧密，何况他还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熟知军队内部的事务运作。即便他上任后的两年不能成为军委主席，他可以有整整八年的时间对军队进行直接监管。

　　在一些华府外交官开来，对华盛顿而言，习近平掌握的政治权力加上同军方高层的良好关系使其成为一位“令人敬畏的领袖”（formidable leader）。

　　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逊（Christopher K. Johnson）表示，对中美关系而言，习近平上任后最基本的问题是：“他究竟是会制止中美关系中的流变，采取实际步骤为中美关系建立更积极的基础，还是会将其带入一种更具对抗性的轨道。”

　　而文章认为，答案或许是在两种可能性之间。

　　今年2月，习近平访美时为中美关系确定的基调是“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但他除了提出“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及重大关切”、“增加战略互信”、“增强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之外，并未提供更多的具体措施。

　　而中国学者金灿荣则认为，总体上而言，习近平将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因为他暗示美国要为中国的崛起腾出空间。金灿荣说：“中国要为美国承担某些责任，美国也要同中国分享权力”，“尽管某些美国人并不乐意，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会让他们知道，这势属必然。”

　　习近平在2007年进入政治局常委之前不太为世界所知。他在“入常”之前曾主政福建和浙江，使这两省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他在福建时还大力发展同台湾的经济关系，频繁会晤台湾商界领袖。

　　据台湾前驻美代表吴钊燮（Joseph Wu）所说，习近平2003年转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仍将对台关系为作为职务的一部分。吴钊燮认为习近平将于在任的中期对台海两岸的统一做出“更强的呼声”。

　　新加坡学者薄智跃指出，习近平在成为国家副主席之后访问了超过50国，而胡锦涛在副主席任内只访问了17个国家。

　　报道还指出，中国的目前外交政策聚焦在确保国内经济增长获得稳定的原材料保障，而未来十年的变化之一将是增强军事力量来保障中国在亚洲的利益和向外增长。显然，习近平将会承担起这一角色。金灿荣教授也表示，军方都已将习近平视为当然的未来领导。

　　目前而言，中国军方对自身在亚太的处境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感，尤其是当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怀疑美国是否有能力“重返亚太”的时候。一位亚洲外交官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完全可能趁虚而入。

　　而文章同时认为，习近平某些时候也不得不对军方的雄心有所限制。美国国防大学（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桑德斯（Phillip C. Saunders）表示，“习近平必须要照顾到大战略，并不得不向军方解释为何必须这样。这很可能会引发争议”。

　　但习近平强硬的一面似乎已有所展现。今年9月美国防长帕内塔（Leon E. Panetta）访美时，习近平曾清晰地向后者表示，希望美国从钓鱼岛争端中彻底走开。文章认为，这似乎是习近平准备在未来十年提升中国实力、增加中国在亚洲的存在的一个预兆。来源: 网讯▲◆★●■☆


习近平将是美国难缠的对手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11/05/2064959.html

    纽约时报 2012-11-05：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即将接班，三年多前他访问南美，在墨西哥会见华侨时批评有少数外国人对中国事务指手画脚的强硬谈话，至今令人印象深刻。美国战略学界认为，习近平将是美国难缠的对手，对未来的美中关系带来考验。

　　《纽约时报》指出，习近平二○○九年二月在墨西哥的谈话是间接批评美国。他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这番话令西方媒体感到错愕，自改革开放后中国领导人很少用此通俗直白的语言批评外国。

　文章说，习近平有很深的军方渊源，父亲是陕北老红军，从小耳濡目染，深知军中事务。问题是，习近平未来在中美关系上采何种立场，「是搁置眼前争议，再以具体步骤取得有利地位，或走截然不同的对抗道路？」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资深顾问强森认为，答案似乎在两者之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表示，「解放军把习近平视为自己人。」习近平近来的发言是向美国表达，崛起的中国要有相应的国际地位，「美国菁英不喜欢，但又必须接受。」

　前陆委会主委吴钊燮受访时说，二○○三年习近平任命为浙江省委书记，按理说台湾事务不如他在福建主政时期那么重要，但他依然关注与台交流，可以预见在两岸统和问题上，习近平的态度将更加「强硬」。

　今年九月美国国防部长潘尼塔访问北京，和习近平会见时间原定四十五分钟，结果超过一个小时。据报导，习近平当天「谈兴甚浓，欲罢不能。」他强调日本把钓岛「国有化」是一场闹剧，他要求日方悬崖勒马，并希望美方勿介入钓鱼主权争议。态度一如既往。▲◆★●■☆


警惕沉渣泛起的港独思维也传到澳门　
http://ed-china.stnn.cc/HongKong/201211/t20121105_1818124.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11-05 《新华澳报》日前发表文章，题为：警惕沉渣泛起的“港独”思维也传到澳门。文章如下：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的前夕，由于种种内外因素的交迭混合发酵，月来香港特区出现了一般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相悖的暗流。有人上街游行时挥舞当年港英的旗帜，有人高呼“我们是香港人，中国人滚回中国”的口号，也有人著书立说推出疑似“港独”的理论。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周日的“城市论坛”节目中，除了是爆发被媒体形容为“港独与反港独”的大混战之外，还有那么几位青年高举“自决公投”的字牌（从香港电视的现场直播及某大报所刊的图片清晰可见）。这已不单止是像一般人所说的“发泄不满情绪”，而是有着那么一股“准港独”的意味了。由于澳门与香港文化习俗相同，社会、政治、经济等背景也相近，再加上澳门居民受香港电视文化的影响甚深，实际上近年也有一些年轻人引进了香港反对派的激进思维及活动手法，因而也就值得警惕，必须未雨绸缪，预防及堵截这种思潮流传进澳门特区。

　　实际上，目前香港特区“港独”的沉渣泛起的现象，已引起内地的高度关注及警觉。为此，驻港解放军日前举行最大规模军演。尽管驻港部队表示，这是“例行军事演习，目的是进一步提升履职尽责的能力”，但仍有香港政治学者及澳门军事专家认为，此举是有意震慑“港独势力”。中央希望借着军演，来彰显中央在香港的影响力及主权。而国务院港澳办前主任鲁平及副主任陈佐洱，也都就“港独”、“去中国化”等现象及言论发表谈话，指出香港近年来确实有一股“港独”势力在抬头，像病毒一样蔓延得很快，值得提高警惕、严正以对。以鲁平、陈佐洱对香港历史沿革和现状的了若指掌，也对港澳民情及舆论反应模式的十分熟悉，不会轻易带有敏感性内容的谈话，因而其所言所叹，即使不是获中央授权发表，至少也是符合中央高层官员的思维定势。

　诚然，正如港府中央政策组前首席顾问刘兆佳所言，近日出现的“港独论”和“城邦论”虽会被内地解读为港人留恋殖民地，影响中央推行对港的优惠政策，但这只是部分港人不满现状、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情绪宣泄，并无实质的政治意义，港人不会搞出个“独立运动”，即使有，也不会得到港人的支持，何况香港也不可能亦没有能力“独立”。也诚然，正如内地被视为政治立场较为“强硬”的《环球时报》，昨日所发表的社评，也直指“港独”是地地道道的伪命题，因为凡对香港地缘环境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相信，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各角度看，“港独”都毫无哪怕是成为一种有规模社会运动的可能性。而当前被认为同“港独”有关的激进分子亦对媒体表示，他们实际追求的目标是香港的“真正自治”，“不被中央政府干预”，谈“港独”只是一种口号。

　　然而，《环球时报》却仍指出，这样的极端口号还是有人喊了，挥舞当年港英旗帜在街头和互联网上跟着起哄的人也在增加。有人认为这是香港舆论朝坏方向的“突破”，这样的看法很有道理。由于香港与内地实行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香港制度被少数人刻意发挥，用来表达极端情绪，或者用来做政治斗争，这些都正在发生。内地没有手段可以阻止这些苗头，但香港喊“港独”的人如果往前走，上升为一种行动，他们早晚撞上法律的墙，并碰得头破血流完全是可以预见的。

　　根据古今中外的经验，一种似是而非的思潮在泛起后，如果掉以轻心，未能及早予以澄清，有可能就会“风起于青萍之末”，酿成破坏力巨大的飓风。因此，一方面不能杯弓蛇影，将树木当作森林，自己吓自己；但另一方面，还是需要提高警觉，对那些明显已经超出言论自由的“我要港独，自决公投”的诉求，予以论调，予以批判反制，防止其“泛滥成灾”。

实际上，有关要透过“自决公投”来实现“港独”的思潮，已不是一般的“发泄不满情绪”，而是要制造舆论，并已进行了“网上共投”的模拟行动，而且还有政治纲领。就以近日大出风头的“我是香港人连线”为例，其在互联网上发表的政治宣言就毫不隐瞒自己是一个主张“香港独立”的组织，其主要目标是呼吁香港人的“独立”意识，认为“全民投票、独立建国”是香港最终的理想。该组织还鼓吹香港应当仿效全球各地的“反殖民化”运动，举行“全民公决自决”来决定香港的未来。该网上组织还声称，从网上论坛及民意调查，均能发现超过三成香港人是赞成“香港独立”的，只是在目前政治形势下敢怒不敢言。因此，他们希望透过网络运动，汇聚一群有志于香港建国运动的“正义之士”，同心协力地发动舆论攻势，令世人明白“港独”乃广泛而正义的诉求，让“港独”运动能够发芽，只要香港本土意识能够萌芽，“港独”运动自然能够茁壮成长，在时机成熟之时，香港“独立建国”指日可待……云云。

　　另外，在《香港网络大典》的“港独”词条中，也声称主张香港特别行政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裂出去，继而独立的“香港独立运动”组织，曾经进行过“虚拟公投”活动，提出一个这样的议题：“假如联合国以第一五一六号决议案，让香港人可以重新自决香港的政治前景，你会选出？”四个选择，包括维持现状、香港独立、回归英国、“中华民国”（台湾）接管。结果在参与投票的网民当中，最多人投的选择是“香港独立，成立香港民主共和国”，第二为“回归英国”，较少人选择“维持现状”、“由中华民国接管”。

　　因此，这股思潮，已不单止是“发泄不满情绪”而已。诚然，香港和澳门都没有“独立”的法理和现实条件，但在香港，由于长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仍是有人存在“宁做外国鬼，不当中国人”的心理。这就是所谓“香港虽然回归，但人心尚未回归”说法的由来。上述的所谓“虚拟公投”活动，尽管缺乏科学性，但既然有人这样搞，就已令人触目惊心，而不可小觑。

　　其实，在中英谈判的过程中，英方就曾提出港英政府也应参加谈判的诉求，而被北京斥为“三脚凳”，坚决予以拒绝。而在澳门，也曾有一位民选议员提出，在中葡谈判中，也应有澳门立法会的议员参与，遭到澳门传统爱国社团的强烈斥责。经过了二十多年，澳门传统爱国社团已失去“独大”优势及对社会的控制力，一些新兴团体也正在崛起，既引进了正确的普世价值，也将一些并不正确的东西引入澳门。何况，即使是在传统爱国社团内部，也有利益分配等问题，而有所松动。倘若再有类似当年“三脚凳”的谬论泛滥，是否还会像当年那样群起斥责？试看，当今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盛行时，就没有什么反应。

　　我们并非反对言论自由，而是主张在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时，应当维护法制法治，维护国家统一。因此，澳门的反对派人士批评政府，甚至批评中共，这是《澳门基本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无人可以干预。但也要有度，不能“过了火线”。倘若效仿香港的那些人那样，鼓吹“独立自决公投”，就已是抵触《澳门基本法》及其第二十三条，以及澳门特区的《维护国家安全法》的行为了。▲◆★●■☆


官民合作解决难题，中国必由之路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211/t20121106_1818679.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11-06：《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评，题为：官民合作解决难题，中国必由之路。文章如下：

　　十八大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大会，它对中国下一步的战略成功有着难以估量的意义。中国社会各界都对十八大抱有很大期望，甚至一些人希望通过这样一次大会就能自上而下解决所有问题。然而这样的期待又未必现实。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代的中国，一个关键性的政策调整就能带来全社会的转折性突破。

　　中国已是全球最有力量的经济体之一，谁都能看到中国国家力量的强大，但中国民间力量成长的速度同样很快，民间对国家决策的影响能力增加尤其快，今后中国解决各种复杂问题，一个很关键问题就是官方和民间各种力量能否有效合作。

　　政府的动员力和执行力总体看都面临新环境。社会思想多元、舆论监督等都对政府的能力形成一定限制。中国官方已不可能再像三十年前那样“万能”，而社会对政府的态度是矛盾的，既希望它向“小政府”过渡，又希望它对各种难题“大包大揽”。

　　中国的问题绝大多数都不再是革命时代的敌我矛盾，而成了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这比敌对关系要复杂得多，快刀斩乱麻几乎无法做到。由于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多元化已成现实，问题只能一个扣一个扣地细解，那种“胜者全有，败者全无”的简单逻辑已不适用。

　　社会主义的优势之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新形势下保持并发挥这个优势，必须同时追求民主和公平，兼顾各方利益，而这个原则落实到实践中，意味着一方面激活大量矛盾，一方面要把它们一一摆平。

中国社会不仅多元化明显，而且舆论对扩大多元热情很高，对维护共识和共同利益则抱有一定警惕。很多人认为鼓励反对是必要的，舆论对抵制拆迁以及反对化工项目的支持常常是不需甄别的。

　　所有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中国下一步解决难题，需要当局和社会力量的合作。创造官民合作的气氛和机制，对于国家继续前进都至关重要。

　　官方和民间都首先需要了解政府能力实际在下降的事实。官方要清楚自己能决定一切的想法已不合时宜，不受监督做事的环境更不可能重现。官方需要有更多依靠民间力量解决问题的战略思考和政策安排，逐步实现大政府和大社会的平衡统一。

　　政府有了这个愿望，民间对解决问题的态度也一定会逐渐变化。民间会最终搞明白，中国今天的问题单靠政府已经解决不了，也不该仅由政府解决，那样的话已经很大的政府只会越来越大。全社会必须形成解决问题的合作系统，而非围绕各种问题的对立格局。中国下一步能不能走好，执政党是关键，与此同时社会所有力量都有它们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

　　让我们告别政府对“坏消息”藏着掖着，悄悄解决摆平的时代。也让我们告别互联网上把所有天灾人祸及世间不平都怪到政府头上，我们自己只需批判而无需做任何努力的思维逻辑。我们要清楚，政府也是社会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公职人员都来自民间百姓，从本质上说，中国社会必须也只能是同一个“命运共同体”。

　　中国现行体制重社会整体面，对解决群体利益差异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要实现改革和过渡，舆论的理解和支持非常重要。这并非是说博弈和批判就应消失，这不可能。合作的涵义本身就应是丰富的。然而合作与对立又有本质不同。合作不仅应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愿望，为了实现它，我们还应锲而不舍。▲◆★●■☆


杂志《咬文嚼字》对莫言作品挑错 莫言认错道歉
http://news.cntv.cn/china/20121106/101255.shtml

     2012年11月06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据说好处之一是，让不看书的人，也知道莫言了。在我而言，欣赏他的作品，但更敬佩他敢于认错的勇气。

　　事情源于2010年，以纠错闻名的杂志《咬文嚼字》发动读者向莫言挑战，从他的作品中挑出许多历史常识和文字错误。

　　在长篇小说《檀香刑》中，写孙眉娘见知县时描述道：起身后“又打一躬”。有读者指出，孙眉娘“打躬”，这不合当时妇女的礼节习俗。“打躬”，指两手抱拳高拱，身子略弯，这是旧时男子使用的礼节。古时女子向人敬礼应该是“万福”。清朝时女性见了知县可以跪拜，也可以道个万福，但不该打躬。

　　在《生死疲劳》中，说到蓝大头，让人想起了“金庸的《天龙八部》中的那个九十多岁了还面如少女的天山童佬，那小老太太双脚一跺，就蹦到参天大树的顶梢上，像鸟一样地吹口哨”。莫言想说的应该是那个“天山童姥”。“姥”指年老的妇女，“佬”多数是指男人，而且含有轻视的意味，如“肥佬”“乡巴佬”等。

　　从《酒国》开篇一句“省人民检察院的特级侦察员丁钩儿搭乘一辆拉煤的解放牌卡车到罗山煤矿进行一项特别调查”中可看出，莫言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他把属于司法人员的“侦查员”写成了属于军事人员的“侦察员”。“侦查”是司法术语，指公安、检察机关为确定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而依法进行调查。“侦察”却为军事术语，指为弄清敌情和其他有关作战方面的情况，进行秘密察访等活动。很明显，莫言混淆了“侦查员”和“侦察员”的概念。

　　《咬文嚼字》把这些错误汇总后分两次寄给莫言。莫言第一次看了读者意见后坦言：“挑得很对，非常感谢。”第二次他又说：“读者提得对。我认错。”随后，他感慨道：“说实话，我连小学都没毕业，能有现在的成绩，是读者对我的错爱，还被戴上一顶"著名作家"的帽子，实在让我汗颜。既然读者能在我的几本书里找到错误，说明大家依然喜欢我，也对我是个莫大的鞭策，那我就更要善待读者，一丝不苟地继续写下去。我肯定，在我的书中，还有很多错误，我非常欢迎大家毫不客气地指出来，我一定虚心改正。”

　　有一些作家，明知错了还要百般狡辩。与这些人相比，莫言的认错与道歉，更是难能可贵。▲◆★●■☆


召开的十七大七中全会聚焦升级薄案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5773&msg_id=2118

2012-11-3：胡锦涛、温家宝和习近平正遭遇由江派周永康暗盘操作下的《纽约时报》、彭博社等爆料事件的威胁。正在北京召开的十七大七中会议正围绕如何升级薄案展开博弈，聚焦审理薄案时或将推出涉案

七中全会聚焦升级薄案及新四人帮政变集团名单

薄案或成四人帮案后中共内部的最高审判 中共建政第二起由最高法院一审的案子

正在北京召开的十七大七中会议正围绕如何升级薄案展开博弈，聚焦审理薄案时或将推出涉案“新四人帮政变集团”江泽民、周永康、曾庆红、薄熙来的四人名单。
 
由于周永康暗盘操作攻击温家宝、习近平，纽约时报及彭博社报导温家宝家族、习近平家族“财富”事件，被视为江派威胁胡锦涛的重型炮弹。

纽时事件当晚中南海升级薄案 最高检察院公布立案侦查

正在举行的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将通过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审查报告，做出政治上的最终裁决。胡锦涛、习近平或推出“新四人帮政变集团”，集团成员分别为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薄熙来。

10月26日深夜，纽约时报事件当晚，中南海立即升级薄案，官方突然通报称，“薄熙来因涉嫌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依法进行中”。此举显示，薄熙来或最终送到同级的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审判。

这次会议11月1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是中共第17届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上将听取和讨论胡锦涛受政治局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并讨论通过多份与18大有关的文件，包括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全会还将审议通过中纪委对薄熙来和刘志军问题的审查报告。

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十几年来查处了3位政治局委员级的高级领导人，包括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而薄熙来的违法违纪情节、性质，都要严重恶劣得多。而刘志军的腐败对中国经济社会造成的损失，也比很多省部级官员严重。

薄案是否定性为“新四人帮政变集团”成焦点

美国《纽约时报》10月26日在头版刊关于温家宝“家族贪腐事件”迅速成为海内外各大媒体的焦点。数小时后，中共官媒于26日深夜通报了薄熙来因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而在同一天的十多个小时以前，薄熙来刚被终止了人大代表资格。

此前，大纪元报导，中南海内部，挺薄派和倒薄派的斗争达到了公开的白热化程度。薄案的同谋周永康、曾庆红等江家帮动用特务力量对温家宝和习近平进行攻击。在完成攻击习近平、温家宝的资料刊登彭博社、《纽约时报》之后，江派周永康等人立即放消息威胁下一个目标就是胡锦涛。

大纪元最新获悉，江派利用《纽约时报》发起的攻击事件是在威胁胡锦涛、温家宝和习近平。目前正在召开的中共第17届7中全会，高层将围绕薄案重新定性展开讨论。此前薄案中被掩盖的政变罪行是否曝光将成为这次会议的核心焦点。胡温习或推出“新四人帮政变集团”，集团成员分别为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薄熙来。

与四人帮案同级 薄面临“一审即终审”

香港《文汇报》31日报导，对薄熙来的审判会采取“半公开”的审理方式，像审判四人帮、王立军案一样。

据悉，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和高层斗争部份的聆讯会不开庭审理，而刑事部份的其它指控则会透过公开审理方式进行。高层也希望能以此为契机，震慑那些政治投机分子和目无党纪国法的大员诸侯。

有分析人士认为，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进入薄熙来案件侦查过程的消息，可以看出薄熙来最终或将面临“一审即终审”的情况，无上诉的机会。在性质上已经不同于此前的陈良宇、陈希同等中共高官，几乎与“四人帮”级别相同。而薄熙来最终也有可能面临着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在中共历史上，身为政治局委员，只有江青、张春桥被宣判过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如果最后判决薄熙来真的涉及杀人案件，他就有可能将成为中共有史以来首位被判死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

10月26日深夜，中共官方突然通报称，“薄熙来因涉嫌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依法进行中”。此举显示，薄熙来或最终送到同级的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审判。

如果薄案由最高人民法院来审理，薄案就可能是四人帮案之后中共内部的最高审判，也是建国以来第二起由最高人民法院一审的案子。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子都是“一审终审”的案子，建国以来，也只有四人帮案一起。由此可以推断，薄熙来案的级别会完全超过陈希同、陈良宇，级别会与“四人帮”相同。

江、曾、周、薄秘谋政变由来已久

2012年，2月6日王立军携带机密资料出逃成都美国领事馆，此后，薄、周策划政变黑幕被曝光。

2月中旬，习近平访美期间，资深媒体人比尔‧戈茨（Bill Gertz）引用美国官员提供的信息，在《华盛顿自由灯塔》曝光了王立军移交美领馆材料中其有关薄熙来、周永康联手图谋发动政变、最终整垮和废掉将在中共十八大接班掌权的习近平的计划。随后戈茨再刊文揭示，中共向美国索要王立军交给美方的材料。

此后，《大纪元》也独家获悉，王立军已经交代薄熙来和周永康秘密计划阻止习近平接班的细节。他们拟定了一个完整的攻击习近平的计划，该计划在中国新年后实施。计划是通过海外媒体释放出对习近平的各种指责和批判，削弱习近平的权力，然后帮助薄熙来接任政法委书记。薄熙来掌握武警、公安系统后，时机许可时，强迫习近平交权。

谷开来被捕之后为避免死刑，曾爆光周永康、薄熙来主谋推翻习近平的政变计划；并且供认，她是薄熙来与周永康之间的联络人，周永康知晓她做的一切。

谷开来称，据周永康、薄熙来授意，在海外进行对外联络公关任务，收买海外媒体，并利用海外媒体发布消息，给薄熙来和周永康的政治利益抬高身价，同时打击、抹黑胡、温、习，并为日后推翻“储君”习近平进行舆论攻势。

周薄为达到全面控制网络舆论、散布关于胡、温习“抹黑”消息以获取巨额经济利益的目的，用造谣构陷和阻击方式将谷歌赶出了中国，同时让百度在搜索引擎市场上“一家独大”，但是条件是“开放对胡、温、习的负面报导进入大陆”。

有消息人士还曾披露，周永康协助薄熙来和王立军从德国购买最先进的窃听设备，对九常委和秘书、家人的机密资讯及很多谈话进行监听。

9月17日，在王立军被控叛逃、滥用职权及其它涉及国家机密的部份，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闭门审理。

江、曾欲采取邓小平废黜华国锋方式罢免习近平

江泽民在“六•四”后强化了政法委的作用，1999年为了更有效地打压法轮功，在政法委基础上又建立了“6.10”办公室，统管公、检、法、司，并有权干涉特务、外交、财政、军队、武警、医疗、通信等各个领域，“6.10”成了能够调集全国几乎所有资源的特权机构，使之成为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之外的“第二权力中央”。

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等都是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灭绝政策的主要执行人。江泽民直接指示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算白死”的不追究的法律真空直接导致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尸体的滔天罪行。

为了维持对一亿法轮功修炼者的打压，须耗费中共巨大的财政国力，同时将整个中国的司法系统拖入崩溃的状态。在法轮功问题上，胡锦涛与江泽民存在分歧。

江泽民在发动迫害后发现，不仅他的同僚朱镕基、乔石、李瑞环等人对镇压法轮功态度消极，就连继任的胡锦涛、温家宝等人，对法轮功问题也尽可能低调。

在受到上下抵制、迫害难以为继的2001年年初，江泽民授意时任政法委书记的罗干：对法轮功的镇压绝对不能手软、不要怕事情搞大，要让共产党的命运同法轮功连在一起，让后来的继任者不敢给法轮功平反。

江泽民知道，他一旦失去实权，他的罪行就会被清算。为了自保，江一直牢牢掌控政法委书记这个职位，以便让武警公安听命于他，将公检法实权集于一身。从罗干到周永康，哪怕在17大江提出“一上三下”，也要死保周永康担任政法委书记。

王立军事件触发的中南海激烈搏击，实际上是围绕十八大将接掌中共最高领导权的习近平展开。被江泽民当初秘密选定的接班人是薄熙来，并非习近平。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策划2014年通过政变，逼退或逮捕习近平，而由薄熙来取而代之。

江泽民，曾庆红预计在18大后经过两年左右的时间，利用薄熙来在全国通过“唱红打黑”取得对于全国的挟持和操控，把“重庆模式”推向全国，再利用薄熙来掌控的全国政法委等强力政权、武警部队、以及全国众多被薄熙来掌握的军队、江泽民在军中的力量等，采取邓小平废黜华国锋等方式，罢免甚至逮捕习近平等人，到时候全国又是江曾的天下。

本来江曾的计划得到了顺利的贯彻，薄周已经完成了一半的进程，谁知道被王立军逃馆事件给曝光摧毁、全盘崩溃。▲◆★●■☆


曾庆红儿购买澳洲第二昂贵豪宅钱自哪来？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3914&msg_id=415

    2012-11-2：曾庆红之子曾伟向澳大利亚悉尼东区沃拉拉市政府提出豪宅翻新计划，多次被拒。图为曾伟夫妇位于悉尼的豪宅。（网络图片）

在温家宝家人聘请的律师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纽约时报》10月26日头版刊登的关于温的家人积累“巨额资产”的报导不实，并称“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后，海外江系的主要网站明镜等以及薄熙来的文胆司马南跳了出来，公开要求温家宝“澄清事实”，解释其家人是如何获取巨额资财的，否则其“必定落下一个比薄熙来更恶劣的名声”；而如果中共高层阻止温家宝澄清，那么“其最终下场必定是众多独裁者一样悲惨的下场”。

周、曾等江系残余势力披露温家宝家人材料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就是要利用民众“中共无官不贪、腐败严重”的心理，将矛头指向在薄熙来问题上一直力主强硬的温家宝，根本目的就是打击温，警告胡温习，拖延对薄熙来的审判。温家宝如何回应，不妨拭目以待，但披露消息的主使周永康、曾庆红及其家人贪污腐败严重倒是不争的事实。本篇先讲一讲曾庆红和其儿子曾伟的丑事。

2010年9、10月，移民澳洲近三年的曾伟夫妇和其豪宅成为澳洲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原来曾伟夫妇2007年移民后，于2008年以3,240万澳元（合人民币2.5亿）的高价购买了东悉尼PointPiper区的建于1908年、占地1100平方米的豪宅“克雷格-Y-莫尔”。据悉，这乃是澳洲第二昂贵豪宅。此事本无多少人知晓，但在国内横行惯了的曾伟夫妇没想到的是，他们本想将豪宅推倒，再花500万澳币（4千万人民币）按照他们的意思重新盖一栋的想法曝光后，惊动了整个澳洲。

根据澳洲法律，翻修面积如此大的房屋需要向当地沃拉拉市政府申请，曾伟夫妇申请了三次，均被拒绝，理由是翻新计划在很多处不符合民宅建筑规格要求，属于“过量开挖”。特别是2010年10月11日，沃拉拉市政府第三次拒绝了曾伟夫妇的申请后，该新闻登上悉尼晨锋报、墨尔本时代报、布里斯本时代点击率的榜首，在今日西澳网站上也攀升到第三位。

很多澳洲人士为百年老屋的幸存感到高兴。不愿透露姓名的邻居指出，“他们是要花费巨资来拆掉一栋非常好的房子”，“这是非常昂贵的民宅工程。当然，作为前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这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专制极权国家，国家利益转为政府官员的私人财产，难怪这对夫妇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这种投资方式很像是资金转移，这种建豪宅与在赌场里的洗黑钱都是出于同样的目地，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显而易见，连澳洲老百姓都看出来曾伟夫妇的钱不是正道得来的，与曾庆红的关系很大。试想，花3亿人民币购买、翻修房子犹如小菜一碟，其身家还得有多少个3亿人民币？！此外，曾伟还在2005年在英国利物浦街以其妻子的名义购买了价值100万澳元的公寓，而其在澳大利亚的资产达十亿澳元（相当于70亿人民币）。曾伟夫妇的钱究竟来自哪里？

据透露，正是在曾庆红担任国家副主席一职期间，曾伟开始了大捞特捞。据说，曾伟做生意的格言是：一笔项目的进项少于两个亿，免谈。曾伟除了插手上海大众汽车、东方航空、北京现代汽车等公司，获取巨额佣金外，还在北京开了一家基金性质的公司，主要是通过内部管道获知都有哪些公司欲“股份制改造”并上市发行，然后曾伟的公司会主动锁定那些公司，与他们联系，“协助”这些企业顺利上市。

曾伟的公司声称，自己可以包办企业股份制上市发行的所有“政府批件”，条件是购买即将上市的企业原始股，比如两千万股，按每股一元算，曾伟只需支付两千万元，但企业一旦上市溢价发行，比如每股10元，曾伟手中的原始股就在短期内迅速增值到两亿元，这就是曾伟著名的“没有两个亿的进项，免谈”的由来。

随着曾家获利愈来愈丰厚，曾庆红开始寻找后路，为资产寻求保险箱。十七大召开的前一年，曾庆红对自己是否能继续留任没有把握，于是2006年拍板让儿子一家四口移民海外，把不义之财转移出去。曾庆红的考虑是，英美太显眼、容易被盯上，澳洲相对安全，2007年初曾伟夫妇以购买豪宅在澳洲拿到了商业移民身份，既洗了钱，又给全家留了一条后路。

2009年，澳洲媒体曝光了曾氏夫妇在澳洲成为置业移民后，在中共高层引起轩然大波，要求中央调查资金来源，使曾庆红十分慌乱。有消息称，他在江西、福建等地考察时，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来搪塞中央：“我怎么管，怎么约束！他们都成人了，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在（腐败）这方面是平等的！”

2010年，香港一家媒体发表了一篇题为《曾庆红家产百亿元——众元老批曾富豪是伪君子》的文章，内中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秘密。比如，在当年的10月9日，也就是曾伟的豪宅在澳洲引起震荡之际，在北京西山中央招待所召开了“老同志特别组织生活会”，有近30名原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及老将军出席，包括乔石、宋平、尉健行等，胡锦涛、吴邦国也到会参加。

在此次会议上，曾庆红进行了自我检查，承认了自己的3大错误和过失，即一是退休后，生活上搞特殊化，追求享乐……留下污点；二是对自己家属管教松垮、放纵……；三是对自己家属、亲属在工作上、经济上、户籍上的不合理要求，作了特别安排，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不过，显然，对曾伟的巨额资金的来源和如何运送出去的，曾庆红只字不言。

另根据《曾》一文披露的信息，曾庆红有如下问题：在江西南昌居住时，和省委党校办公室一名女青年关系不正常；任职期间收受名人、部门赠送的字画47幅，包括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等名家，其中7幅作为礼品送给了家属，另35幅在当年7月才上交，剩余5幅未向组织登记交代；曾名下有四幢别墅，当年5月才上交；退下后仍然为亲属谋权图利；曾家属在国内外的总资产超过百亿。

对于曾的似是而非的“检讨”，乔石、宋平、尉健行等都当面严斥曾庆红“蜕化变质”、“口是心非”、“喜欢搞表面、虚假的一套”、“举止轻浮”、“晚节不保”、“旧习难改”、“背叛父母，背叛党的事业”、“白天晚上两个脸谱的伪君子”，并指出：“十五届、十六届时，中央高层内部早已多次提出曾庆红的问题，为什么不作调查、不作结论？谁在为曾庆红护短？”……与会者建议中纪委对曾庆红做出党纪处理。

不过，靠着江的庇护，曾庆红安全卸任，并未受到任何处罚。不知曾庆红是否敢公开解释儿子曾伟购买澳洲豪宅的钱究竟来自哪里呢？▲◆★●■☆


成都军区副司令阮志柏被曝是自杀 曾深陷薄熙来政变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5773&msg_id=2125

随着薄熙来与周永康政变事件的真相一幕幕揭开，当时成都军区与薄熙来和周永康勾结，参与谋反的事实也不断显现。

近日，流亡海外的资深记者姜维平曝料称，今年5月，62岁的原成都军区副司令阮志柏，并非如中共官方所称因病救治无效死亡，而是自杀。

《南华早报》：成都军区遭到调查

在4月10日薄熙来被免除政治局委员职务后，4月15日，《南华早报》引用来自成都的消息说：“5个调查小组已经到达成都军区，并检查是否、以及到什么程度、哪些军头和部队卷入薄熙来事件。”消息来源没有给出细节，比如谁在接受调查，但是有猜测指成都军区的几个将军与薄熙来关系密切。

2009年，成都军区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原成都军区政委、上将张海阳平调二炮政委。成都军区的政委一职由田修思接任。后有报导称，张海阳调去二炮是因为与薄熙来“关系密切”，同时因为李俊案而被曝光以权谋私。

华府的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说：“从成都军区的人事调动上，可以看出的是，原先撤换纪委书记，并把张海阳调到二炮，是中央怀疑成都军区的腐败问题。但是后面再派出调查组，那就说明成都军区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腐败有关的问题了，是和政变有关系了。”

新华社报导称，2011年11月10日，薄熙来趁胡锦涛不在中国的时候，联合成都军区举行了一次军事演习。成都军区国动委第六次全会实兵演练观摩的人除了薄熙来，还有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政委田修思、副政委刘长银等。而当时胡锦涛在美国夏威夷参加APEC峰会。

阮志柏深陷薄熙来政变

2008年，成都军区从总后勤部“空降”新任副司令阮志柏。阮志柏（1950年12月－2012年5月13日），安徽全椒人，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中共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将军衔。

阮志柏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1968年加入解放军后，长期在后勤部门任职、从事军事经济管理工作，曾担任过南京军区后勤部财务部部长，总后勤部财务部副部长等。2005年出任解放军审计署审计长。

2008年阮升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成为解放军中首位从审计署审计长任上调大军区领导者。2010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

据姜维平透露，当年李俊案的专案组有重庆公安局的警员，也有军方的骨干。李俊案，就是薄熙来为了让张海洋及其部下发财捞钱而搞的冤案，办案军方负责人就是阮志柏，阮利用成都军区保卫部负责人梅浩等众多人马，一方面为部队捞了4000多万元，却开具了多张发票，就是想巧立名目吃黑钱。

另一方面，具体办案人，以“捉放曹”的办法，以李俊为人质，企图勒索民企的银子，事后未拿到私利，又找薄王，再次抓捕李俊，因李俊逃亡成功而为天下笑。

据称，张海洋与薄熙来密谈多次，一般都在李劲松开办的四星级的劲松酒店里，为了不被查觉，薄这边先让公安局副局长郭维国联系，部队那边由成都军区副司令阮志柏出面，行动十分小心。

阮志国外号阮胖子，皮肤白，心却黑，是美食家，饮酒海量，深得薄张喜爱，如果薄政变成功，他自有官职。

据姜维平披露，重庆新闻界消息人士说，张海洋表面上比较谨慎，有些私事都由阮胖子出面，他自己藏在后面。

姜维平分析，薄熙来的想法是，京城有周永康支持，全国有几十万武警和警察，重庆公安又有一流的装备，说不定抓住成都军区，互相呼应，一举可以迫使胡、习让位，圆了“皇帝梦”。

有消息说，今年3月9日，薄熙来在京开会期间，私乘徐明的飞机回重庆求兵，就是阮志柏到机场接应的，他们随后密谋一旦出事的应急预案，但此行之梦已被胡、温、习、李联手粉碎。

知情人说，阮是张的心腹，早年当兵进了军乐队，腮帮子大，底气足，吹小号出了名，后任总后勤部的审计局长，审计别人很卖力，自己也不干净，借营房基础建设之机，捞点钱是常态，没人举报，不料吹捧张海洋，站错了队，把一生的事业吹破了，薄案事发后，自杀身亡。

2012年5月13日，中共官方消息称，阮志柏因病救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6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