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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问题原因探析:经济体制弊端强化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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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2-10-24

　　原标题：收入分配问题原因探析：经济社会体制弊端强化不公

　　编者按：2010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公布的调查数字表明，中国收入差距目前已扩大到23倍，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时经8年仍未出台。本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将在第四季度制定。据此前披露的消息，方案将列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其中，调整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是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近期，人民网采访组专门就收入分配问题展开调研，从不同角度进行调查分析，将推出十期报道。本期将重点探讨收入分配的悬殊现状。

　　小王和小秦是大学校友，毕业后分别在文化公司和金融企业工作。小王月收入4000元左右，而小秦年收入则达20多万元。小王觉得收入差距如此之大都是行业不同“惹的祸”，并不公平。

　　我国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普遍存在且未得到根本改变。国家统计局今年5月底公布数据称，2011年，城镇私营单位“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年平均工资为11738元，而非私营单位“金融业”年平均工资达91364元，两者相差8倍。而九三学社中央2010年提交的政协提案援引的一组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力图缩小收入差距，但社会上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并未因此减弱。解决当前收入分配问题，首先得找到“病因”。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经济社会体制弊端以及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公共财政收入10374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8%，而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实际增长8.5%，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实际增长12.3%。财政收入增速远高于居民平均工资的增速。且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仅为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57.8%。

　　上述数据反映出的收入分配问题，民众感受十分强烈。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不合理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的直接原因。主要表现为：

　　宏观分配政策不健全。统筹研究并部署全国收入分配改革及其相关配套改革的方案尚未出台，也未在政策上明确如何合理安排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如何合理处理资本、劳动要素的分配关系。

　　财政税收体制不健全。在初次分配中，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具有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未建立健全利润上缴、资源占用税等制度并认真贯彻落实。个人所得税制度也不够健全，未能更多以高收入群体为个税征收对象。

　　工资分配制度不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尚不普遍，效力和作用有限。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制度尚未健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监管制度也不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中级别对职务过度依赖，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尚未实施。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中的绩效工资未全面实施，对制度外收入调控不力。

　　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要素分配等制度不健全。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待遇制度与企业退休金制度不衔接、不平衡，带来两方面人员退休待遇的很大落差，成为引发企业退休人员不满的制度性原因。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极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购房住房压力，也进一步扰乱了分配秩序。

　　收入分配基础工作薄弱。银行监管制度尚未健全，现金支付行为相当普遍，容易造成分配漏洞；绩效管理制度不健全，使绩效薪酬的发放缺乏依据。

　　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缺乏高层次的工资分配法律法规，现有法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足；对收入分配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震慑力弱。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昉曾撰文指出，在中国二元经济和体制双重转换阶段，居民收入来源与渠道较为复杂，收入取得的方式也五花八门。因此，城镇居民收入在现行统计制度下被大幅低估，并且低估的隐性收入部分并非均等地分布于各收入人群。

　　蔡昉认为，居民真实收入有很大部分来自资产性或财产性收入，这部分收入的分配不均等使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居民和社会所感受到的分配不公，恰好源自这部分数量庞大且来自于机会不平等的收入。

　　对此，苏海南表示，经济社会体制的弊端强化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有些还成为收入分配不公的直接源头。

　　一是各类要素市场很不健全，特别表现在资源配置制度问题较多，原材料、能源、矿产、土地等资源配置制度不够公平合理，导致生产经营收入来源渠道失范，收入多寡不公。

　　二是尚未全面打破的城乡分割管理体制，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重要原因。

　　三是部分地方存在的对非公有经济发展的歧视和限制，在非公有经济领域中工会组织建设不力，不利于非公经济的顺利发展，又严重制约了非公经济单位合理增加职工的工资。

　　四是打破垄断措施不落实，对第三产业发展支持不足，不利于从根本上有效控制垄断行业的偏高过高收入，也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及其职工工资的提高，进而不利于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五是政府部门转变职能不到位，对微观经济领域行政干预偏多，对宏观经济领域的有效调控不力。权力寻租、攫取非法收入的现象经常发生，严重扰乱了分配秩序。

　　六是中央、地方政府事权、财权不够对等，政府财政收支及其预算不够透明；受多种因素制约，人大代表监督作用发挥还不够到位；金融、国有企业等体制制度不完善，也对收入分配问题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苏海南还特别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够得力，低估劳动价值贡献、忽视社会责任、缺少诚信现象较多见等等，都将恶化收入分配的突出问题，扩大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差距，成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深层次根源。

在苏海南看来，我国劳动力结构明显不合理，呈金字塔型，劳动力总量中低端劳动力数量过多，比重过大，对收入分配形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会对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形成很大的市场压力；另一方面会对促进缩小高中低端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形成阻碍。

　　苏海南分析，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需要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巨大；第二产业中高新技术行业比重小，低附加值行业比重大，制约着第二产业职工的工资增长；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明显偏小，既加大了第二产业的就业压力，也不利于第三产业职工的工资增长。

　　我国主要依靠低成本生产要素高强度投入的生产方式，致使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1/30、日本1/18、法国1/16、德国1/12和韩国1/7 ；与此同时，农业仍将主要是传统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更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行业、地区、群体之间分配关系的总体协调平衡。

　　社会新增财富总量将难以迅速扩大，可供有效分配的“蛋糕”将难以做大，促使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的空间将被压缩，较多提高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比重的努力将受很大限制。另外，我国外贸依存度高，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国际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很大，我国大量出口产品原本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很低，在产品价格上又受制于人，微薄的利润和较大的市场风险，对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形成严峻挑战，也对这类企业员工工资收入合理增长形成严重制约。

　　因此，苏海南认为，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不合理，放大了收入分配由生产力不平衡、自然资源差异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

　　目前，对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产生的原因，专家们达成了基本共识，问题在于如何“对症下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6月15日向人民网透露：人大财经委从去年开始调研收入分配问题，今年5月底完成了调研报告，国务院有关部门已形成了初步方案，宗旨是促进社会公平。▲◆★●■☆



中国本土科学家与诺贝尔奖距离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7508

   2012-10-23  作者 : 刘莉
    
　　诺贝尔科学奖走过百年历史，在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全世界共有30多个国家的几百名科学家获奖，中国本土科学家却一直榜上无名。“中国本土科学家离诺贝尔奖究竟有多远？”这样的问题每每在诺贝尔奖颁奖时节被不断提及。

　　10月22日，在中国科协举办的“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江云与媒体记者分享了他们对诺贝尔奖的解读。在两位专家看来，近些年中国科学技术持续进步与诺贝尔奖越来越近，但依然存在距离，而这种距离来自原创成果、执着精神和科学机制的缺失。

　　郭光灿长期研究量子科学，今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实验与他的工作有很大关系。近十年来，国家科技投入的大幅增加让这位70岁的科学家印象深刻。“这使我国科研实力大大提高，提高到国外只要有人提出新的信息，我们很快就可以跟上而且能出很有水平的文章。”但郭光灿觉得，有一点还不够，那就是我们缺少原创的东西。“紧跟没问题，也可以超越，但要做到领先的原创，我们还有一定距离。”

　　他认为，目前我国各学科、各领域原创还很少，应该更多地鼓励原创性，尤其是鼓励对科学有追求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本身应该非常乐于做科学研究、把科研当成一种爱好，不考虑获得什么奖，不把获奖当成工作的动力。“如果有更多这样的年轻人参与科学研究，我认为诺贝尔奖早晚要到来。”郭光灿说。

　　回忆起上世纪60年代，郭光灿说，那时和他一起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同学都怀着“将来当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的梦想，但现在的年轻人想法更多，也更加实际。“追求功利所占的比例和以前相比要大得多。”这种新的环境下，他认为需要有更加科学合理的机制让真正热爱科学的人能够投身科学，潜心研究。但现在的制度下，学生们常常选择更容易出论文的题目做，否则毕不了业，评不上职称。

　　199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王江云是位年轻的科学家，在他看来，现在中国研究所和高校里的年轻研究员和教授，受到考核的压力比美国同龄人还要大，“评估更加频繁，考核更加严格”。考核频繁的结果是大部分年轻的科学家选择紧密跟踪、跟随欧洲、日本、美国的研究，“这样可以有保障地迅速发表一些高水平的文章”。

　　静下心来，认真执着地做研究，郭光灿觉得，现在有些年轻人想这样做但是环境不允许，“最大的问题是评价体系”。郭光灿以量子芯片研究举例说，该项工作难度大，又不容易出文章，不容易出文章就留不住年轻人。“国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奖，没有文章什么奖都拿不到，什么位置都没有，这就很难使看重这些的人真正专心研究。”

　　“如此一来，对年轻人有导向作用，使他们很难做艰苦的、花时间的、不容易出成果的、对个人利益又不太有利的工作。”郭光灿说。他希望国家除了项目支持的形式外，能够固定支持一些高水平的研究团队，让更多年轻人能够静下心来做研究。来源: 网易探索▲◆★●■☆



面对“中国式”问题　政府不能置身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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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24：中国式“抱团闯红灯”屡见不鲜

　　中评社香港10月24日电／美国《侨报》10月23日载文《面对“中国式”问题　政府不能置身度外》，摘要如下：

　　最近中国媒体上什么词最热？“中国式XX”。凡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病、中国问题，统统被打上了“中国式”标签。这个在网上像病毒一样流行起来的短语，仿佛一面镜子，让海内外华人看到了中国社会或隐或显的一些丑陋。

　　过马路不管红灯绿灯，凑够一堆人就集体闯过去，这叫“中国式过马路”；家长在孩子放学时驾着各式交通工具，早早在校门口翘首以待，人群之众仿若集市，严重影响学校周边交通，这叫“中国式接送”；属于该系列“中国式XX”的还有“中国式跨栏”（为求方便直接跨过马路中央隔栏），“中国式挤地铁”（几乎被挤成平面，骂架等小摩擦是常有的事）、中国式吐痰（随地吐痰）、中国式大声喧哗（公共场合肆无忌惮地大声说笑）、“中国式送礼”（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先送给别人一点好处）……

　　这些属于国民陋习、社会积习层面的问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人们见怪不怪，现在被媒体、网民郑重其事地摆出来一一说叨，既可以看成民众对现实问题的抱怨，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中国人在国民形象、精神追求上的一种提升。

　　这样热闹的“全民大讨论”，一方面会对提高个人素质、养成文明举止形成舆论压力，另一方面也挖出了表象背后的一些必然，比如“中国式过马路”的确有个体规则意识薄弱的原因，但也不乏中国马路红绿灯时间不合理等设计缺陷；而“中国式接送”的确有家长过于溺爱孩子之嫌，却也与交通事故多发、拐卖儿童事件多发等社会原因息息相关。无疑，这也让政府相关机构在这场大讨论中难以置身度外、高高挂起，而必须面对自己失责的环节进行检讨、修复。
　　
　　如果说上述的“中国式XX”系列病症，还主要是针对国民、社会等笼统的对象，那么，下面的“中国式XX”，就该直接拷问各级政府机构的施政之弊了。比如：

　　——“中国式治堵”，即简单地用限行限购、收取拥堵费等行政手段治理城市拥堵问题，导致越治越堵、民心添堵。

　　——“中国式造城”，即不顾城市发展的科学规划与综合规划，热衷上项目、盖楼、修路,像画大饼一样盲目扩张城市规模，甚至出现“空城”、“鬼城”。

　——“中国式养老”，即随着中国进入老龄社会，面临的养老问题日趋严峻，养老床位缺口严重、养老金也捉襟见肘，出现“未富先老”、“老无所养”。

　　——“中国式产业升级”，面对国家推出的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一些地方官员、国企掌权者不顾实际，狂热地上马所谓的新兴能源项目，搞技术“大跃进”，重蹈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覆辙。

　　——还有诟病颇多、当局已经下令要“自我革命”的“中国式审批”，即政府对社会、市场管得过多过死，导致行政权力扩张、腐败滋生，出现审批一个企业项目需要敲上百个公章、注册一家企业耗时经年之久、找不到挂靠机构就无法注册社会组织等怪象，严重伤害了市场与社会的活力。

　　这些问题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车轮在滚滚向前的过程中，面对汽车社会、城市化与城镇化、老龄社会、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现代政府治理等从未遇到过的新课题，加上习惯于自上而下管治社会的传统惯性，表现出了摩擦、打转、打滑、侧歪等一系列的不适应。

　　对此，施政当局唯有以向世界取经的开放眼光、广纳民智民意的低姿态、打破种种利益垄断格局的勇气、建立公共治理科学流程的智慧，才能让中国社会这列快车平稳地驶向新时代。

　　综观种种或单一呈现或交织一起的“中国式”问题，这个词汇的背后，隐含着中国人对自己所生活的国家的多少复杂情绪，既有几分“这个问题恐怕改不了，认命吧”的调侃与司空见惯，也有几分“盼望有所改变但似乎总难见起色”的无奈与失望，更多的是“不能总是这样，已经到了必须改变之时”的反思与批判。

　　不管怎样，眼下的揭短，终极指向是希望中国越来越好。不论是国民还是当政者，都要勇于为注入新的“中国式”内涵而谋变。这种“变”，越快越好，因为吁变的呼声已经响彻社会四周。盼未来的“中国式XX”，不再代表落后与负面，而是成为先进、正能量、国家魅力的代名词。▲◆★●■☆


内地近七成受访者认为“有钱不如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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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24： 中评社北京10月24日电／据大河报报道，《人民论坛》杂志的一项调查显示——72.3%的被调查者认为“有钱的”不如“有权的”。

　　新一轮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如火如荼，随处可见的官腔官话官架子，官员特权、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风盛行……形形色色的官本位现象屡屡成为新闻热点。多少人是“官迷”？官本位有多严重？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65.8%的受调查者认为当前官本位现象十分严重；68.5%的受调查者择业时优先选择“党政机关公务员”。

　　A　68.5%受调查者择业时首选党政机关公务员

　　这是《人民论坛》杂志所作的一项专项问卷调查。在回答“您对当前中国官本位状况的判断”时，有65.8%的受调查者选择了“10”，18.7%选择了“9”，13.1%选择了“8”，而选择“7”及以下区间的总共占比低于3%（以0－10区间来描述官本位程度，数值越大表明官本位越严重）。这一调查结果揭示了公众对当前中国社会官本位状况感受十分明显。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稳步确立，官本位意识已有所淡化，但调查表明，当前官本位仍是推进改革发展的严重阻碍。

　　当问及“面临以下职场机会时，您会优先选择哪个”时，68.5%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党政机关公务员”。相比起来，“外企白领”、“国企员工”、“民企骨干”和“事业单位职员”这几项相加的总和占31.5%。

　　为何如此多的人青睐“党政机关公务员”？如果说是为了公务员工作稳定、风险小的“铁饭碗”，那么同样属于体制内的“事业单位职员”一样具备这些“优势条件”。如果说是为了收入高、待遇好的目的，“外企白领”和“国企员工”都不仅不输给公务员，甚至更胜一筹。而若是为了最大限度发挥个人能力、实现自我的话，“民企骨干”则能够提供更多自由展示个人能力与兴趣的平台与空间。

　　显然，在稳定性、收入待遇以及自我实现方面均不是最“抢眼”的公务员职位，其引来民众竞相追逐的实质原因还是“党政机关”这个头衔。众所周知，在现有的体制下，党政机关聚集了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资源进行分配和管理的权力，这些权力的叠加构成了一种合力，它对社会的个体成员形成了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并进一步掌握了主导社会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话语权。受其熏染，个人的价值选择逐渐被同化。

　　B　73.7%受调查者认为“官迷”最迷“灰色收入”

　　“官迷”迷什么？调查结果显示，排在最前面的是“灰色收入多，正所谓‘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占比73.7%；其次是“权力效用大，能帮助解决家庭亲友的各种麻烦”，占比60.7%。调查中受访者的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官迷”们想当官的原因。黑龙江一位受访者对记者说：“官瘾的大小由其背后的利益大小所决定，没有好待遇，想当官的就很少。”　其他吸引人们当官的因素依次为：“社会地位高”（占比54.2%）、“待遇福利优”（占比48.6%）、“工作稳定轻松”（占比35.2%）。

　　调查说明，当下中国社会，人们“迷做官”主要还是迷“官位”带来的种种不正当收益。当被问及“您认为当前破除官本位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时，受调查者将矛头首先指向了“官员选任只唯上、不唯下的模式”（占比75.5%）。

　　在调查中，认同“有钱的”不如“有权的”，占72.3%；评价人看官阶等级，占66.1%；对于做官的亲友同事以职位称呼，占53.8%；见周围人做了官，自己也想去做官，占40.1%。▲◆★●■☆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完成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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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24：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中国进入了培育“橄榄型”社会的新时代，进入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后半段，即相对结构均衡的、多数人具备幸福感的社会。
　　中评社北京10月24日电／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表示，四季度将会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

　　每日经济新闻发表评论员叶檀文章认为，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应该出台，也必须出台。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中国进入了培育“橄榄型”社会的新时代，庞大的中产收入阶层与城市化进程。中国进入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后半段，即相对结构均衡的、多数人具备幸福感的社会。

　　三十多年前，从经济逐渐失去活力的计划经济脱胎而来，中国迫切需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完成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示范效应。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市场经济不均衡的必然结果，也是初级工业社会的广泛现象，当时提出这一概念石破天惊、为改革提供动力，无可厚非。

　　三十多年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效应：城市居民先富于农村居民；垄断行业员工先富于普通企业员工；拥有溢价的权贵阶层先富于一般竞争阶层。收入分配领域的这些现象，说明中国市场化改革到了关键时刻，这是制度劣势掣肘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不进行坚定的改革，可能堕入中等收入阶层陷阱。

　　文章指出，收入分配领域改革，到底改什么？绝不仅仅是收入分配，更是发展模式、社会与经济结构、税收体制的重大调整。

　　政府财政收入增速高于民间收入增速，反映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政府投资主导。政府集聚优势资源攻克重要基建设施，如“十五”期间延续至今的高速公路建设，以及目前方兴未艾的高铁建设，这些都是在政府主导下由地方投融资平台、地方大型国企平台拨款、融资、建设完成。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果缺乏监督制度与市场制度，可能会带来寻租与低效。

　　政府需要厘清税费、降低税收，重要的基建项目由民间、政府之力合作完成。中国的基础建设、重大项目投资将由政府主导转向政府、民间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模式。模式转变过程，就是让管理的高效、公平与收益、产权一视同仁地得到保护，这至关重要。

　　城市居民收入高于农村居民收入，反映的是农村居民作为工业化时代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提供者，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被逐渐排除出工业化时代的红利分配队伍。

　　20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红利消失，直到现在，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速从总体上来看低于城市居民。今年前三季度的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427元，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6778元，还不到城镇居民收入的一半。虽然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超过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同比名义增长15.4%，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7%，但农村居民基数过低，在教育、薪酬等方面，增长前景不容乐观。大城市郊区农民，市场化快速推进的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只是个案，不能视作整体现象。

　　此前十年，中国农村发生2000多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同日，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46号主席令，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由农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老年人基本生活费补助制度组成，农村居民建立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直至最终与城市居民接轨，其目标是逐步取消基于福利、公共资源占有率不平等的户籍制度。

　　文章称，让农村居民尽快摆脱教育等领域的劣势，作为人力资源接轨城市化进程，是中国建立文明、现代社会的前提之一，否则城市鸿沟等将吞噬改革成果。

　　今年10月，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直指部分行业工资上涨过快。“十一五”期间，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5年内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上涨37.7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其中，2007年高管年薪平均递增速度达到57.19%。上市公司员工工资上涨幅度不大，10年内只上涨了3万元。另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而这一差距，在1979年仅为1.18倍。

　　这导致的结果是，经济效率下滑，高端人士在国际上消费奢侈品，而低端人士在城乡结合部艰难糊口，外需压倒内需。

　　文章最后说，收入分配改革是指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机制，绝非均贫富，而是为公民建立安全的、有保障的、鼓励创富的基本制度，让真正创造财富而不是尸位素餐者获取高薪。▲◆★●■☆


凤凰传奇谈质疑：被农民喜欢没什么不好的
http://news.cntv.cn/ent/20121024/102147.shtml

    2012年10月24日：提起杨魏玲花和曾毅，也许你对这两人的名字还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如果提到“凤凰传奇”，你一定会恍然大悟地说：哦，原来就是唱《最炫民族风》的中国组合呀！是的，从之前广为流传的神曲《月亮之上》《荷塘月色》，到如今“一统江湖”的《最炫民族风》，“凤凰传奇”真如自己的名字一样，浴火重生，成就一番传奇。

　　12月1日，老凤祥“龙凤呈祥”凤凰传奇杭州演唱会将在黄龙体育馆首度开唱。昨天下午，杨魏玲花和曾毅双双亮相杭州，在接受时报记者专访时，爽朗的两人畅谈音乐与生活。从2005年在星光大道出名之后，这对组合就迅速火遍大江南北。当然，与成名随之而来的还有流言蜚语。不过经过在娱乐圈7年的摸爬滚打，两人早就学会笑看人生。尤其是在面对业内某些人对他们“农业重金属”音乐风格的评价时，玲花大笑：“这真的没什么！其实我觉得被农民喜欢没什么不好。”时报记者 张玫 摄影记者 姜胜利

　　不在乎作品被称作“农业重金属”风格

　　娱乐圈永远都会追究你的出身，歌坛更不例外。曾经有人评论凤凰传奇是网络歌手，玲花和曾毅对此倒很坦然：“我们确实是网络歌手出身，那又怎样，我觉得我们正巧碰到了这样一个好的时代，一个有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给了我们这些歌手一个表现自我的机会，要是在以前，恐怕只有上春晚才能走红，可是现在，光凭一个视频就能够让你一夜成名。”曾经也有人评价凤凰传奇的歌路是“农业重金属”，玲花大笑：“其实我觉得被农民喜欢没什么不好，中国是农业大国，我就不信谁祖辈家没有农民了。”

　　说到时下大热的神曲《江南Style》，玲花说真是红啊，说他们走在纽约的大街上，放的也是这首歌。“不过我们不会模仿鸟叔，因为我觉得我们的音乐也很好。”对于网络上恶搞他们的《最炫民族风》，玲花和曾毅都会找来看。“我们一点也不生气，那是网友们用心了，这些视频要花多少工夫和点子才能做出来啊。最新的那个，是我们《最炫民族风》和《江南style》的混搭版，那个玻璃一碎，曾毅开始呦呦呦，可把我笑死了！”

　　演唱会打造得像音乐剧

　　从11月底起，凤凰传奇就将在全国掀起巡演，杭州则是巡演的第二站，并从昨日开始正式开票。对于这次大规模的巡演，百人文化CEO徐明朝开玩笑说：“这样算下来，今年底，每个周六晚凤凰传奇都要开一场演唱会，接下来能在每个周六开演唱会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杨32郎(杨坤)。”

　　在徐明朝眼中，内地歌手开演唱会必须要有三个要素。第一传唱度要高，第二是要会跳，第三是制作团队要精良。“这三要素凤凰传奇全都具备了，这次他们不仅要唱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而且上半场的50分钟还要打造得像音乐剧一样又跳又唱。” 他透露，这次的制作团队相当强大，音响师是负责鸟巢开幕式的音响师，服装造型是负责张惠妹、蔡依林演唱会的服装师，甚至连海报打造上也花了史无前例的重金。“我们为凤凰传奇打造了三款海报，分别为黑色、红色和白色系，代表着凤凰传奇的涅槃与浴火重生。”

　　玲花早前曾为曾毅伴舞

　　射手座的玲花和天蝎座的曾毅在性格上很互补。玲花开朗很爱说话，时不时就高兴地大笑；曾毅则属于沉默派，一副黑超遮住眼睛，专访时他几乎不语，就在一旁静静地听玲花说。直到玲花推他“曾毅，这个问题适合你回答”时，他才惜字如金地吐出几个字来。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组合，却造就了华语乐坛一个奇迹。

　　如果要书写中国现代音乐史，相信凤凰传奇是无法避开的。他们的成名之路就好像一本成功的草根励志学——来自鄂尔多斯大草原的蒙古族姑娘和来自湖南益阳的无线电工人，因为对音乐的喜爱而在深圳相遇，然后组合参加选秀一炮走红，从此走上星光大道。

　　别看玲花现在是主唱，其实在1999年组合刚成立时，玲花大多时候是给曾毅伴舞。“其实不能这么说，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当时我们在一个公司，两个女孩加我一个男生，可能因为我的经验比较足，所以公司就叫我主唱。”对于曾毅这番委婉的解释，玲花倒不介意过去：“是的，当时我们也没什么自己的歌，我就是给他伴舞的！”对于现在互换了分工是否会有做陪衬感觉的问题，担任和音的曾毅很平静地回答：“当然不会。我们两个就是一个组合，而且现在大家也很喜欢我们。”

　　从模仿开始走上民族风之路

　　凤凰传奇的音乐有着非常广阔的群众基础，无论是之前的《月亮之上》《自由飞翔》《荷塘月色》到后来的《御龙归字谣》《策马奔腾》《我从草原来》再到大热的《最炫民族风》，几乎所有的电视、广播、网络、手机彩铃、办公楼电梯间播放的MV，以及全国各地广场舞的伴奏音乐，都会有他们的歌声。对于作品成功的秘诀，玲花笑说其实没有什么模式可循，“大概我们出了太多的歌，才从中成功了几首。其实从出道至今，我们出了上百首歌，而真正红的，也就这么几首。”

　　因为特别喜欢韩国的酷龙组合，凤凰传奇最早的组合名其实叫“酷火组合”，意在向酷龙致敬。“和很多歌手一样，早期我们也是以模仿为主，无论是造型还是声音。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的声音可以模仿得跟酷龙组合那个主唱一模一样。”玲花并不否认自己的模仿之路，只是到了后来，他们意识到模仿已经无法满足组合的发展，“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歌曲，要发掘自己的特色。因为我是蒙古族的，作品中难免会掺进我们民族的东西，没想到观众很喜欢这样的民族风。”玲花说，其实他们现在也没有圈死自己的风格，只要是好的音乐，他们都愿意学习。“我希望能够挖掘更多类型的音乐，融进我们自己的作品。”

　　当初并不喜欢《最炫民族风》

　　对于《最炫民族风》的走红，玲花是有些意外的。“这首曲子其实是我们2009年专辑的一个舞曲，当时并不出名，我以为过去也就过去，没想到在今年突然又意外走红。”在她看来，歌坛似乎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谓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很多作品都是发片时并不红，但过了若干年之后大红。比如《滴答滴》，我五六年前就在云南听到过，觉得真好听，你看现在果然又大热了。”

　　玲花爆料说，其实当初她并不喜欢这个曲子。“当时听小样时我们都不太喜欢，有一个转音好麻烦，录音时也觉得很一般。当时曾毅还录了一个R&B版本，但后来也被否决了。”后来还是公司百人文化CEO徐明朝坚持，他说音乐的节奏一定要动感，触碰到心脏才行。“我们都是听话的孩子，就按照他的想法录了。这样反倒有个好处，因为并不是很在乎，所以录音时很放松，如今看来，公司的观点是正确的。”

　　现在只要走到大街小巷，玲花和曾毅总能听到这首《最炫民族风》，尤其是广场舞广泛用到这首曲子。别的歌手可能对自己的作品被用到广场舞会不高兴，可玲花却很骄傲。“你想啊，广场舞的音乐并不很好挑，那些整天情情爱爱的音乐，是不能让阿姨们活动身体的，只有像我们《最炫民族风》这样动感的音乐，阿姨们才有动力锻炼。”▲◆★●■☆


收入分配改革须控制政府部门收入
http://news.sina.com.cn/c/2012-10-24/131825428903.shtml

2012年10月24日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0月24日电 香港《文汇报》24日刊文说，收入分配改革箭在弦上，缩小贫富差距，乃社会和谐之本。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指出，改善收入分配机制，必须遵循“提低扩中限高”的政策，即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间阶层，限制高收入者。一些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收入过高的现象值得关注，需要做出相应改革。

　　文章摘编如下：

　　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表示，收入分配改革非常受关注。有报告显示，九成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内地存在收入两极分化，而且呈不断扩大之势。此次中央提出四季度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推进公平分配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及时的，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夏学銮指出，改善收入分配机制，必须遵循“提低扩中限高”的政策，即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间阶层，限制高收入者。一些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收入过高的现象值得关注，需要做出相应改革。

　　控制政府部门收入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宏观经济研究员范剑平也表示，内地现在的收入分配结果是，居民收入较低，政府部门收入较高，改革最大的关键就是控制政府部门的收入，提高居民的收入。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责任教授蔡继明也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主要对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整个国民收入的份额进行调整。减少国内居民收入差距、增加居民收入，应该采取多方面措施。政府在社会保障房、社会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应更有作为。(记者 刘坤领)

（原标题：专家：改革收入分配须控制政府部门收入）▲◆★●■☆


理直气壮讲政改没什么可怕的
http://news.sina.com.cn/c/2012-10-24/045525424535.shtml

2012年10月24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在人民网演播室 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在人民网演播室

　　人民网北京10月23日电 (记者 朱书缘)中共中央党校是轮训培训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今天下午，十八大代表、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做客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迎接党的十八大高端系列访谈节目，以十六大以来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成果为主题与广大网友进行了交流。谈及十八大代表履职，陈宝生表示，这次参会自己最关注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政治体制改革、党内民主、党建质量等问题。

　　陈宝生表示，十八大是中国改革攻坚时期、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也是世界巨变时期召开的关键会议，世界瞩目；同时，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如履薄冰，全党全国人民对十八大抱有很大的期望。作为一个普通党员，陈宝生希望我们十八大能够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作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安排部署，使得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今后十年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谈及十八大关注的话题，陈宝生指出，主要关心和干部教育培训相关内容，希望十八大能够对我们党干部队伍建设，其中包括干部培训教育工作作出新的规划和部署。

　　同时他也关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陈宝生说：“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我们党这30多年已经不断地推进，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个要理直气壮地去讲，没有什么可怕的，要理直气壮地讲，改了就是改了，改了很多，同时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还面临着很多问题，有很多关卡我们要去过，面临很多挑战，这是躲不过的。你不闯关，不往前推是不行的。所以我希望十八大能够在这些方面做出新的部署。”。

　　另外，陈宝生指出，对发扬党内民主，突出一下党员的主体地位，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希望十八大能有新的东西。关心提高党的建设的质量问题，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样说，是很大的进步，但是，陈宝生表示，经过这两年的实践，我觉得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光有一个提高科学化水平的总体要求不够，还应该有一系列的指标体系来具体化，使它能够可操作。比如说，党的建设的质量，用什么指标来衡量。新发展的党员，怎么提高质量，干部升迁、流转，用什么指标来保证。陈宝生最后说：“初步这么想，大会上听了报告之后，再进一步去思考，看看需要在哪些方面履行好职责。总之，作为一个代表，一定要代表选举我的党组织和党员，履行好责任。”     ▲◆★●■☆
 
 
中共高层“抹黑斗争”到白热化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7531
    
    2012-10-23  随着中共18大的即将召开和薄熙来案件开审的临近，一只无形的手通过海外媒体攻击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力度也在升高。最近数家海外华文媒体和多家英美主流媒体都收到攻击温家宝的重磅材料。此举被认为是中共高层“抹黑斗争”到白热化的一个标记。

　　该报道引述分析说，这些材料十分详尽，似有国家部门与工务人员卷入。材料中包括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曾任职公司的所有报表，“如果国家机器中没有人配合，拿到这些保密材料是不可能的。”

　　这个消息似乎与前段时间曝出的一封据称是薄熙来的公开信遥相呼应。这封公开信除了为薄熙来和谷开来辩护之外，主要的攻击目标是王立军、温家宝、胡德平。该信一方面指王立军醉心于囚犯器官移植，操纵谷开来杀人，设局陷害薄熙来，指英国人海伍德是英国军情六处的前间谍，还未指名地攻击温家宝是法轮功的代理人，说他家族拥有巨额财富，同时映射胡德平因其父胡耀邦受到薄一波的攻击而“上窜下跳”攻击薄熙来进行报复。

　　对温家宝发起媒体立体攻势，保守派18大前最后的疯狂？

　　数家美国的英文主流媒体也收到温家宝家族的详细材料。这个现象让人警觉，这是继6到9月期间对习近平进行媒体抹黑攻击未遂后，保守派在18大前发起的对温家宝的新的一轮立体媒体战。

　　据分析，这是6－9月对习近平进行媒体抹黑攻击未遂后，在18大前将矛头再次指向温家宝的新的一轮立体媒体战。从这些报料透露出的谣言和做法可以断定，背后保守派的操作者其手法如出一辙。

　　分析显示，保守派的媒体抹黑做法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长期精心准备、材料详尽，有国家部门与工作人员卷入。比如，据彭博社透露，该新闻机构收到曝光的所谓习近平家族的材料有1000多页，其中把习近平亲属的公司报表都收集完全，甚至还有亲属的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家庭住址照片等，还有数年前共事人士的所谓证据、证言。其它媒体收到的多份材料，有的也达3、4百页厚，可见攻击者下了很大功夫、有备而来，这点，估计以宽厚著称的习近平本人也是始料未及的。

　　这次攻击温家宝材料也是非常详尽，其中包括了温家宝儿子温云松曾任职公司的所有报表，连月报都有，由此可见，如果国家机器中没有人配合，拿到这些保密材料是不可能的。

　　二、故意误导，在材料中混入似是而非的假证据，并且无限夸张。

比如，彭博社对收到的关于习近平和亲属的1000多页材料中，虽然这些材料力图误导造谣说习近平家族敛财数亿美元（注：“数亿美元”之说完全是张冠李戴、子虚乌有、纯属虚构，把合资公司对方母公司的资产也算进去了），彭博社进行了反复的调查和分析，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些材料不能证明习近平曾用个人权力帮家族谋利，没找到习近平家族任何不正当经营的证据。彭博社为此在报道中不得不指出，在世界各地领导人的家族正常经营也是得到法律保护的。

　　这次报料的温家宝的材料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将一些似是而非的人造假成温家宝家族的持股人，对媒体进行误导，并将他人的财产转嫁到温家头上，试图引起轰动效应。

　　三、多媒体、全方位：同时向英文主流媒体和海外华文媒体报料，谋求立体进攻的效果。

　　在6－9月期间，海外多家媒体收到精心准备的攻击习近平的黑材料达数十份，但是经过彭博社报道发现被利用的教训，媒体和公众认识到背后有黑手操作，彭博社的报道反而证明了习近平的清白，再加上海外某民间人士的斡旋努力，媒体都不再充当中共党内某些保守势力的抹黑习近平的打手。

　　实际上薄熙来等已经组织大批资源、运用大量人力，在过去几年对温家宝及其家属，持续的进行立体媒体进攻，现在看来，很可能是为了攻击习近平做为练兵之用。距离十八大召开还有两周，这些势力仍不甘寂寞，又再次对改革派温家宝发起进攻，可见十八大前保守势力最后的疯狂。

　　2012年是中国历史上注定不平凡的一年，全球都希望2012成为中国历史继往开来的一年，但是，18大前党内激烈的派别斗争已经成为2012年的重要标志，这些斗争已演化成长期筹划、有组织、不择手段的媒体抹黑战役，特别是某些人利用国家机器、甚至侦查手段，收集政治对手的黑材料，甚至对中共选定的接班人及在位的总理都不例外，这令人恐惧，更应该引起全球华人的高度重视，呼唤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法制的国家，全面推动透明化、民主化的改革，希望5年后的19大召开时，这样的丑闻不再存在。来源: 法广▲◆★●■☆


中国人移民后的凄凉自白：国外不是什么天堂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7535

   2012-10-24  作者 : 南桥       

　　南大校友王庆根，原为奥赛金牌得主，斯坦福大学化学博士，Paypal的首席工程师，可以说学业和事业都很成功，却因抑郁症自杀，留下一双儿女。

　　王博士的经历和我惊人地相似，我自己还苟活着，但同病相怜，觉得我们这些在美国生活得时间比较久的人，有必要多说说自己实际的生活状况，让其余的人做选择的时候，起码多一些参考。

　　我不知王博士的离世究竟是什么原因，但不妨借题发挥，顺着“压力”这个话题，说说在美国生存的压力。

　　海外生活孤立无助

　　国内报道，多强调王走上绝路，是因工作压力太大。表面上看这似是最合理的解释，但未必有普遍意义。就我自己的体验，海外中国人的隐形压力不止工作。

　　事实上，工作压力有时候还算次要。美国职场环境相对宽松，大部分美国上司处事随和。做同类工作，可能在国内的压力更大。当然我这里说的一切话都是笼统的说法，具体情况因人而异。

　　那看不见的让人崩溃的压力究竟来自何方？我最近就遇到几个人，也抱怨说自己快得忧郁症了。原因和工作本身无关，倒是都牵涉到海外生活的孤立无助，或是紧张的家庭关系。

　　这种紧张来源有很多，比如孩子上学。美国学校通常三点下课。很多地方又规定，不到法定年龄，孩子不可无大人陪伴，单独在家。如果夫妻双方都上班，孩子的接送和安全就成了大问题。

　　另外，美国的暑假长达三个多月，这中间孩子怎么办？有的送回国，有的请国内祖父母来带，有的花钱请人， 有的送往暑期的各种夏令营。每一种方法，都非常折腾。

　　美国人自己也有这些问题，但他们毕竟是本地人，解决办法更多。有些是夫妇的一方把工作辞掉，或者换成兼职工作，时间上灵活起来，以便照顾孩子的起居和接送。

目前来说，美国经济萧条，双职工家庭越来越多。即便这样，妇女在家不上班，也是常态，所有人都理解，她们自己也坦然。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太太，被人指责“一辈子没工作过”，能谈什么经济？这个说法，反倒让罗姆尼得分。罗姆尼太太说她家中要负责五个孩子，这不叫工作什么叫工作？这个说法赢得了很多选民的认同。

　　美国的纳税是根据全家收入来算的。除非真能挣到钱，否则，考虑到纳税、雇人看孩子成本，孩子成长中家长参与的欠缺等多方面原因，去工作反而得不偿失。

　　如果孩子多，夫妻一方收入不高，那还不如别去上班。一定有那么一个公式，让我们计算到工作与不工作的成本－收益平衡点在哪里。

　　第一代移民多为“孝顺”所累

　　这也不仅是经济问题，个人自我认知和心态调整也很重要。来自我们大陆的家庭，心态一关就很难过。不少家庭里，夫妻在美国生活久了，可因地制宜，适应当地环境。

　　但国内父母甚至其他亲戚的聒噪，则是新的一重压力。有些老年人一辈子下来，除了工作挣钱，找不到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去寄托人生的意义，也无法理解美国这边的情况，用国内环境下的心态，乱出主意。

　　他们有的是为了面子，希望告诉他人自己的孩子在美国某某地方上班，不希望邻居同事亲戚朋友知道自己的孩子在美国“没工作”。

　　他们不知道，这有时候是为了家庭的整体利益作出的一种主动选择。子女有时候出于孝顺，只好依从，好让国内父母显摆，小家庭的苦只有自己去尝。

　　也有的父母观念错误，比如“不要在家吃闲饭”，“不要吃丈夫的饭”，硬是劝子女去上班。中国家庭，很多是一方出来读书，一方陪读，有了机会另外一方去读书，本来拿学位就有早晚，不是都能顺利找到理想工作。

　　有的家庭为了省几个钱，让国内老人过来带孩子。这会使得带孩子的问题表面上缓解，但是这会生出很多新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医疗，在美国，保险通常只保“核心家庭”，亦即配偶和孩子。来访的父母不算在内. 只能去另买保险。保险公司遇到这种既不是美国公民又不是年轻力壮的人投保，保险费通常很昂贵。

　　很多家庭看情况还行，就去侥幸赌一把，不去买，但一旦父母在美国生病，又没有保险，最终医疗费惊人，甚至一下子就能把小家庭拖垮。

　　这种风险，一些来访老人可能并不知道，有时候也不能理解。遇到这类问题，甚至在子女本来就已经压力重重的时候，因为自己不满而抱怨，让子女的家庭平添矛盾，使得人到中年、夹心饼干一样的他们痛苦不堪。

　　美国人在家庭关系中把夫妻关系摆在首要位置，夫妻关系和谐，子女会生活在幸福的环境之下，父母亲也可放心地安度晚年。

　　中国舍本逐末，教孝不教慈，把孝道摆第一位，甚至孝道压倒人道，把很多其它的关系给扭曲了。

　　久而久之，家庭的裂痕越来越大，小家庭又为了儿女或者父母的面子，强忍着在一起，形成过也过不好，离也离不了的亚婚姻。到了海外，在新的文化环境之下，这种冲突越发明显。

　　职业移民耗费青春

　　另外一个压力源是工作许可的问题。美国的移民是一个复杂、漫长而又头痛的过程，人在美国扎下根来并不容易，有时候也没有必要，因为现在在国内，出国旅游、访学、商务也越来越容易。如果选择移民，除结婚和投资的渠道外，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未来面临的是职业移民。

　　这方面大部分人的过程相差无几：大家先读书，然后找工作，根据工作，一层层办工作许可，每一次都是一场小小的战斗。

　　要是读博士，起码得四五年时间搭进去。然后利用一年到一年半（因专业而异）的“职业实习期”（OPT)，此间可合法找工作。

　　OPT是比较临时的工作身份，找到合适的工作后，得尽快转成工作签证。工作签证需要雇主帮你申请，雇主不肯，你只好再去找肯帮你办的雇主。工作签证三年一延，最多七年。

　　这期间，大家努力去办理绿卡。绿卡办理分几个优先顺序，杰出人才办得很快，这要看你的学位（多为博士学位），学术成果等。

　　余下类别多有根据国别的签证配额排期（相当于“入户指标”），排到了才可办理。这排期三五年是常事。排期中，不可轻易改变工作，这让很多人只好接受不满意的工作，这中间离开美国再回来，还要花钱申请Advance parole， “Parole”也是犯人假释的意思，真是“移民监”了。

　　几番折腾下来，到最终不再受“身份”限制，搞不好就八九年甚至十几年过去了。好多人当年的梦想，早已灰飞烟灭。大家只好把兴趣放到孩子和房子身上。

　　自我的丧失，对一个人来说是很凄凉的事。坦白地说，很多第一代移民的人生基本上就这样荒废了。能自我安慰的一点，是给孩子提供了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不需要这样再来折腾。

　　出国是有风险的事，各位需要慎重。我倒不反对移民这件事本身，但是需要好好权衡。千万不要有童话思维，认为到了美国，就可以“永远幸福生活”了。很多问题，不会因为你飞越了太平洋，就可以永久地留在身后。

　　目前喊移民的中产家庭很多。遇到一个问题，人们解决的办法，一为抗争，一为逃离（fight or flight)。来美国十年了，我发觉flight也不是长久之计。

　　但愿我们都去努力，让中国的教育和各方面大环境能好起来，日后大家的志向，会从“美国梦”，转移到“中国梦”上面。

　　我想我能做的，是尽量去介绍美国的教育，好让我们教育各界人士去取长补短，让日后的教育者、家长和儿童，对他人的模式，不再是只能望洋兴叹。来源: 和讯▲◆★●■☆

开放中央党校凸显中共对干部自信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210/t20121023_1811892.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10-24：香港《大公报》21日刊文说，中央党校已和世界上30多个国家的大学、智库、学术研究机构建立了联系。而外国政经名流的莅临，也令中央党校的学员们开阔了国际视野，增进对其它国家治国理政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的了解。党校的日益开放，也凸显了中共在干部工作方面的包容自信。

　　文章摘编如下：

　　位于北京西郊颐和园旁边的中央党校，是中国少数由武警站岗的学校之一。而由政治局常委兼任校长，更突出了它的高规格。对于中国内地的干部来说，被选到中央党校学习，往往会被外界视作即将得到晋升重用的前兆。正因为它的这些特殊地位，中央党校一直笼罩着神秘色彩。

　　而在中共十七大之后，中央党校的“对外开放”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2010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当年3月，中央党校就在一天前，首次召开新闻发布会，直接面对境内外媒体，中央党校首次接待了来自11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驻华使节；6月29日，中央党校首次在国新办举行了记者会，常务副校长李景田表示：“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也应当是开放的中国。作为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中央党校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中央党校。”第二天，中央党校首次对境外记者开放，包括大公报记者在内的42位境外记者获邀走进党校。这些工作，极大增进了外界对党校的了解认知。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元首、政要走进中央党校发表演讲，或与教员和学员探讨问题。德国总理默克尔、泰国总理英拉、意大利总理蒙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都先后走上党校讲台。仅在2011年共有80多个外国团组、500多人访问中央党校。

　　一位观察家指出，中国数十年来的高速发展令世界对“中国道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中国的官员队伍是实现这一发展成果的重要保证，因而外国也迫切希望了解中国的官员培训教育体系。这正是中央党校获青睐的重要原因。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对中共在治国理政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他高度评价中共建立的党校制度和中央党校在培养领导干部、推进思想理论创新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希望新加坡有关部门继续与中央党校开展深入的交流合作，不断推动中新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对中央党校感兴趣的不仅仅有政府官员。仅今年3到7月份，访问党校的还有美国乔治城大学校长约翰·德吉奥亚、越南国家行政学院工团主席皇福林、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米仓弘昌、意大利国际米兰俱乐部主席莫拉蒂、渣打集团首席执行总裁冼博德、法国巴黎HEC商学院院长韩马南索等。可以说，涵盖了方方面面各个领域的精英。中央党校作为一个智囊，一个思想库，和世界上30多个国家的大学、智库、学术研究机构建立了联系。

　　而这些外国政经名流的莅临，也令中央党校的学员们开阔了国际视野，增进对其它国家治国理政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的了解。党校的日益开放，也凸显了中共在干部工作方面的包容自信。（马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