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专家分析“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升迁四大因素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10/22/18432938_0.shtml

2012年10月22日 来源：人民网    作者：关飞
 
人民网北京10月22日电 （记者盛卉）“政党成员明显高于非政党成员；高学历明显优于低学历，硕士、博士研究生优于本科和大专；交叉任职经历优于其他任职经历；祖籍华东地区的明显优于其他地区者。这四大因素影响着‘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升迁。”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俊生教授在21日召开的“2012中国领导人论坛”上发表了题为《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成长升迁影响因素分析》的主题演讲。

“截止到今年8月，“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现在有161位，其中十七大的中央委员3人，候补委员11人，两者合并占总数的8.7%，也可以看出“60后”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向高层进军的途中。省部级的正职7人，占161位里面的4.3%，省部级副职154人，男性149人，占92%，女性12人，并且全部是副职，女性晋升的天花板仍然是存在着，不过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事实。少数民族16人，涵盖8个少数民族，比例是占10%。”刘俊生教授说。

基于上述数据，刘俊生教授分析了“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升迁四大因素：

第一个是党派因素

在政党政治当中，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处于主导性地位，政府高层领袖多为执政党的成员。所以说，我们国家过去说“入党做官论”是世界的普遍现象，尤其是现在如果要做到高层，不成为一个主要党的党员几乎是很难达到的。也就是说政治上的这种仕途和党途基本上是相等的，在161位里面有确切党籍的159位，中共党员81%，民主党派17%，无党派人士2%。

除了总体的数据以外，还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入党时间，平均年龄在22.85岁，最小的只有18岁，最大是33岁，另外还有一位39岁，是双党籍的，先加入民主党派，后来由于其他原因再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看出来他们党龄比工龄要长，90%都是在高三、大学四年以及硕士阶段的几年里面就已入党。

第二个是学历因素

学历因素应该是一个人学业成就的显性标志，学历因素是在精英政治外在的一个显性标志，在西方的发达国家也是这样。我们统计当中的“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进入高等院校的学习基本上都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间，绝大部分在这个时期里面接受的高等教育，在中小学的时候接受的教育是残缺不全的，那时候毛入学率非常低，1%-3%之间，现在比较高了。但是，他们硕士和博士的学历都是后来才取得的，绝大部分都是在最近十年里面才取得的，因为这批人都是42岁至52岁之间。这是他们的学历分布，160位的学历情况非常确定，百分之百具有高等学历，这是按照最终学历做的统计，博士占第一位，45%，硕士占第二位，43%，本科11%，专科只有一个人。

这组数据表明了两点，一个是官员的升迁与学历具有很高程度的关联性，在官场上对学历的重视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尤其是博士和硕士这么高的学历。第二个表明“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追求学历的愿望十分强烈，和我们刚才谈到他们是中小学期间接受的教育是残缺不全，80年代正好赶上恢复高考时期，又促使他们追求学历的欲望非常强烈。

这是专业分布，从最终学历的统计来看，文科已经占到61%，理工科、农医占到39%，工程师治国的局面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来正在改变。在这61%，也就是70多位“60后”的100多位，文科里面按照现有的学位进行分布，第一大学位就是管理学，40%，第二大是经济学，然后是法学，然后是人文。可以看出来管理学和经济学学位的重要性。

这组数据表明，管理学和经济学合起来已经超过了七成，这也表明公共管理在政府管理当中对这两块知识的需求，也反映着“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学历取得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倾向性。

第三个是经历因素\

们的干部制度是交流制度，干部制度当中，关于企事业单位还有党政机关进行交流。我们把这161位的交流种类分为四类，最大的一类——中地交叉任职的经历，包括从中央到地方，或者从地方到中央，或者两地三个来回，省省交叉的任职16%，完全一省任职34%，完全中央任职4%，直接在中央成长起来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是少数。

这组数据表明有三个结论，一个是“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中地交叉，包括中地和地中两大路径，有时候还有两三次的中央和地方的交叉任职已经占到五成，是属于“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成长的主要路径。在现有的7位正职的领导当中，6位均属于这种成长路径，可见这种成长路径的重要性。如果包括把省省交叉，就是没有中央的任职经历，而在省与省之间的交叉任职，还有15.7%，已经达到61.6%。其次，完全在一省交叉任职的比例34%，这是第二个途径，这个途径也是比例比较大，达到1/3，但是因为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当中只有7位正职，剩下的150多位都是副职，副职只在自己省里面成长，可以解释第二个结论。第三个是在中央任职经历的位居末位，只占4%。

第四个是籍贯因素

籍贯一般是祖居地，祖居地的生活方式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所以出生在哪儿也是很有关系的，并且正好我们的统计数据当中，这些东西可以统计出来。按照一级政区划分籍贯，也就是31个，没有包括港澳台，经过统计明确籍贯的有157位，除了北京市没有，30个省份都有，平均每个省份5.19人，人数位列前三的就是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第二大类就是接下来的6人到9人的有7、8个省，占到31%。第三类就是1-4个人的，只有将近20个省了，十七八个省份，合计起来才50人，才占到31%。

这是籍贯的分布情况我们做了另外一次归类，就是刚才的这个归类。鲁苏浙华东主要的三个省份是36%，第二大类分布也基本上除了新疆以外，基本上都在东中部，除了新疆比较特殊，因为新疆“60后”中有4、5个人，也占到32%，其他20省加起来才32%。

也由此得出几个结论：第一、华东三省已经占到35%多，如果联同华东的上海四省，华东7省的“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多达74人，占47.13%，印证了江南在政治人才方面是一个人才库，7个省就占据了官员总数的47%。另外，从全国来看，基本上除了新疆以外，这9个都是在中东部，达到了107人，占到67%，占到2/3，也是出高官的地方。应该说是这10个省，加上那7个，这17个半数是领导干部成长最快的一级政区。

除了上述四大因素外，刘俊生教授说，家境状况、婚姻状况、幼年到少年的成长环境、人脉资本、社会资本等等也是干部升迁的重要影响因素。▲◆★●■☆


解放军调整多名高级将领　马晓天任空军司令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2012-10月23日电／近日，中央调整了总参谋部、成都军区和空军部分高级将领。

　　财新网报道，记者从军方获悉：原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任空军司令员；原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王冠中升任副总参谋长；原成都军区政委田修思任空军政委；65岁的原空军政委邓昌友到龄卸任，他因10年任期而成为空军历史上在任最久的政委；原空军政治部主任朱福熙升任成都军区政委。

　　加强总部、军委机关与各大军区、军兵种之间的军政主官交流力度，尝试政治主官改任军事主官，是本次调整的两大看点；履新将领中不乏经历急难险重任务考验、政治和军事素质过硬、有实战经验者。

　　马晓天任空军司令员

　　63岁的新任空军司令员马晓天，五年前接替许其亮任副总参谋长，此番再次接替许其亮担任空军司令员，成为空军历史上第11位司令员。

　　财新记者注意到，马晓天的两位前任乔清晨、许其亮，均在空军司令员任上当选中央军委委员。马晓天和比他小7个月的许其亮，未来仕途更加引人关注。

　公开消息显示，马晓天是河南巩义人。作为开国大校、解放军政治学院原教育长马载尧之后，马晓天在不满16岁时即成为空军某航校学员，开始其军旅生涯；大型记录片《国庆颂》曾对其特别介绍，并称之为“塔台上的儿童团长”。

　　22岁时，马晓天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并在三年后成为当时空军最年轻的飞行副团长。45岁后，马晓天历任空军某军参谋长、军长，并在46岁时晋升空军少将军衔。

　　此后，马晓天又担任空军副参谋长、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98年珠海航展，49岁的马晓天亲自驾驶SU-30战斗机飞行。

　　同年，马晓天升任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前任李永德中将转任空军副司令员)，从而成为副大军区级将领，并在50岁时晋升空军中将军衔；51岁时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前任卢登华中将转任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将满54岁时任空军副司令员；57岁时升任国防大学校长(前任裴怀亮上将到龄)，从而成为正大军区级将领，并在2009年晋升空军上将军衔；此外，马晓天还是16、17届中央委员。

　　针对最近中国的海洋主权频繁受到挑战的情况，今年5月，作为副总参谋长的马晓天在出席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时表示，我们有能力保卫海疆，但现在还不准备动用军事力量，那是最后手段。现在还是通过双方政府进行谈判，通过外交手段、通过一些民事的手段来解决争端。

　　马晓天还说，当前网络空间已被视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空间”，网络空间安全问题给各国安全和国际安全带来了新挑战。网络空间的出现，使国家安全涵盖的空间从传统的领土、领海、领空扩大到了“信息边疆”。网络信息传播突破了时空限制，对传统安全防范体系造成冲击。他呼吁国际社会维护网络空间主权。

田修思任空军政委

　　与马晓天“搭班子”的新任空军政委田修思，是军方高级将领中较为罕见的有实际参战经历者。他成为空军历史上第12位政委。

　　据公开资料披露，田修思今年62岁，河南孟州人，18岁开始军旅生涯，长期服役于新疆军区直属炮兵部队，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排长；21岁时任团政治处宣传干事，开始其政工干部生涯；此后历任连政治指导员、团副政委、师政治部秘书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团政委。

　　35岁时，田修思任兰州军区某侦察大队副政委，并赴南线参战一年。据有关材料披露，在时任军区副参谋长郭伯雄(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等统筹下，田修思与某集团军师长黄俊杰、政委刘冬冬(后任济南军区政委，上将，已退出现役)、副师长常万全(现任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等一道参加了老山战役。

　　此后，田修思历任炮兵某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步兵某师政委、南疆军区政治部主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某集团军政委等职，期间晋升少将军衔。

　　2004年，田修思升任新疆军区政委(前任喻林祥升任兰州军区政委)，从而跃入副大军区级将领之列，并在此后晋升中将军衔、当选17届中央委员。

　　作为新疆军区部队成长起来的干部，田修思认为，边防的巩固、边疆的稳定，最重要的有赖于军民之间、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支持与团结，这是一支谁也战胜不了的强大力量。

　　2009年，田修思任成都军区政委(前任张海阳转任二炮政委)，成为正大军区级将领至今；2012年7月，田修思晋升上将军衔。

　　在任成都军区政委期间，田修思和司令员李世明率领官兵，完成了2010年抗击特大泥石流灾害、千里驰援玉树、舟曲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

　　作为军队政治主官，田修思重视国防文化建设。2012年4月，时任成都军区政委的田修思在《人民日报》撰文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重视国防文化建设，贪图安逸、意志衰退，就难以抵御外敌的入侵，必然会从兴盛走向衰败，国防文化的本质是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献身使命的牺牲精神，因此他主张把强化全民国防观念作为国防文化建设的重要职责。

　　王冠中任副总参谋长

　　在空军宣布命令大会上，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5年之久的王冠中，首次以副总参谋长身份与会；他和戚建国、朱福熙均是本次调整中的新晋正大军区级将领。

　　王冠中曾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其履历显示，他今年59岁，黑龙江肇东人，17岁参军，21岁入党，历任战士、连副指导员、干事、科长；37岁时由沈阳军区调入总政治部任干事、副主任；43岁后调入军委办公厅，历任正师职研究员、副局长、副军职研究员、军委办公厅综合调研局局长、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并在54岁时明确为正军职。

　2007年，王冠中升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按副大军区职待遇，其前任贾廷安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晋升中将军衔，并当选17届中央纪委委员和11届全国人大代表。

　　由政工将领担任副总参谋长，此前早有先例。财新记者统计，新世纪首位履新的副总参谋长张黎就曾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

　　朱福熙任成都军区政委

　　新任成都军区政委朱福熙履新，集中体现了军兵种与大军区之间将领交流任职的传统。

　　朱福熙今年57岁，浙江临海人；中学毕业后，19岁的朱福熙入伍，服役于南京军区，从战士一步步升任某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2003年底，朱福熙从南京军区调入总政治部，任副秘书长一职，并在次年晋升少将；2005年底升任总政治部秘书长，2008年改任总政治部干部部长。

　　2009年底，朱福熙升任空军政治部主任(前任王晓龙中将改任空军副政委)，从而成为副大军区职将领，并改授空军少将军衔，这是朱福熙首次跨军兵种交流任职。2011年，朱福熙得以晋升空军中将军衔。

　　此番履新，则是朱福熙军旅生涯中第二次跨军兵种交流任职。▲◆★●■☆



18大前解放军高级将领调整 释放重要信号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2/10/201210231000.shtml#.UIX8QWekzEk

2012年10月23日   来源：参考消息
    
　　十八大前军方高级将领开始调整 张阳上将亮相
    
    　　中共十八大之前，军方高级将领开始调整，中央继续加强解放军总部与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高级将领的交流任职，一批政治可靠、在执行急难险重任务中有突出表现的将领获得重用。
    
    　　据CCTV-7《军事报道》10月21日报道，20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京观看了由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和总政话剧团联合创作的话剧《生命宣言》，总政治部领导，军委办公厅领导一起观看了演出。
    
    　　另据CCTV-7《军事报道》画面显示，演出结束后，广州军区政委张阳上将紧随徐才厚，与演出人员握手;张阳还与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上将、杜金才上将、吴昌德中将，第二炮兵原政治部主任殷方龙中将，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年福纯中将等出席了随后举行的座谈。
    
    　　而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上将，总政治部副主任童世平上将、总政治部主任助理魏亮中将并未出现在该报道画面中。    
    
18大前解放军高级将领调整 释放重要信号
    
    　　今年已满70岁的李继耐，在2002年的十六届一次全会上任中央军委委员，2004年任总政治部主任，是14届中央候补委员，15、16、17届中央委员。
    
    　　童世平出生于1947年7月，已到正大军区级将领退役年龄，他是17届中央委员，2009年12月由国防大学政委改任总政治部副主任，2010 年7月晋升上将。今年59岁的魏亮，自2009年7月任武警部队政治部主任，从而成为副大军区级将领;2010年7月再转任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并晋升中将军衔。
    
    　　据今年早些时候官方公布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十八大代表名单显示，李继耐、张阳、贾廷安、杜金才、吴昌德、殷方龙、年福纯、魏亮等均赫然在列，而童世平则未出现在名单中。
    
    　　今年61岁的张阳，是河北武强人，毕业于国防大学基本系，是从基层磨练出来的政工系统将领。1968年，17岁的张阳参军，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副指导员、指导员、教导员、政治处主任、团政委，1996年初，时年45岁的张阳从炮兵一师副政委岗位上调入广州军区某集团军某师任政委;经过四年历练后，2000年夏，张阳被提任所在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再过两年担任集团军政委。
    
    　　2004年底，53岁的张阳晋升副大军区级职务，出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2006年夏晋升中将军衔。
    
    　　2007年9月，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在广州宣读了胡锦涛主席签署的命令：任命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张阳为广州军区政委，免去杨德清的广州军区政委职务。郭伯雄表示，这次是在十七大召开前，安排年底前到龄的大军区正职干部退下来，把接替人选调整到位。由此张阳成为正大军区级将领，并在中共17大上当选中央委员;2010年7月，张阳被授予上将军衔。
    
    　　因长期担任部队政治主官，张阳曾主导“人才培养先行”战略。据张阳在《解放军报》撰文回忆，2003年，总参命令广州军区某摩托化步兵师改编为机械化步兵师，涉及到营房库房设施改建、训练场地重新规划以及人才培养。因该师主体是传统步兵出身，多数对机械化装备比较陌生，因此张阳和军长刘粤军明确要把人才培养作为改制换装的首要任务来抓，在部队叫响“宁可让人才等装备，也不能让装备等人才”的口号。
    
    　　2008年初，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章沁生和政委张阳率领军区部队，接连经受军事斗争准备、抗击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支援四川抗震救灾、奥运会香港赛区安保、赴缅甸医疗救援，以及中泰联合反恐演练等重要军事行动和任务的挑战考验，完成各项任务。
    
    　　殷方龙出生于1953年11月，江苏扬中人，1972年入伍，最初在兰州军区服役，曾任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集团军高炮团政治处主任、集团军纪委办公室主任、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兰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此后转任沈阳军区坦克某师副政委、政委;1999年任总装备部政治部副主任，2001年晋升少将，2004年升任总装备部政治部主任，2008年任二炮政治部主任，2010年7月晋升中将。
    
    　　今年4月13日，殷方龙在《人民日报》撰文说，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对一些重大是非界限问题如“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西方敌对势力极力鼓吹的政治观点进行批驳，对损害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和言行保持高度警觉。

让人跌破眼镜 军委大换血 江胡习派系三足鼎立
2012年10月23日：中国时报 共十八大军委换届，可能是近卅年解放军高层最具戏剧化的一次人事调整，除大幅换血，另有三股势力角逐，江泽民宝刀未老，胡锦涛意犹未尽，习近平要尽快上手，高潮迭起，保证让人跌破眼镜。
    
　　军委没有组织法，故无规定军委主席的任期，胡锦涛是否延任，取决于他的意志和判断。他的最大压力来自江和习的联手，在军委人事任命上，江有四成发言权、胡有四成、习有二成。江任军委主席十五年，多于邓小平的八年，而现任军委前六名待退老将，全由江拔擢任命，可见其实力。攻防之间，传闻新任军委副主席有可能从非军委成员中胜出，打破常规。
    
     　「七上八下」已是军委换血的潜规则，凡届龄六十八岁者一律告退，使目前十二名军委成员的汰换幅度高达六成，递补者将从其余卅一名现役上将中选出，扣除六名资浅上将，人选缩小为廿五名。
    
     　军委结构基本不变，除了文人，军人将有两席军委副主席，一名国防部长，加上四总部（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各一名首长，以及二炮、海、空军各一名首长，合计十人。廿五人抢十席，机率不小，但由不得自己。
    
     　　据了解，军委人事权在一个非常设的小组手上，成员包括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以及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与总政主任李继耐等（以上三人待退），权力平衡和资历是主要考量。
    
     　除此，十八大军委既要创新也讲传承。论资排辈是传承，创新则是打破资历，使得军委成员有的任期两届（十年），有的任期一届（五年），达成某种平衡，有利于五年后军委换届的平稳过渡。▲◆★●■☆



中国推动分配改革动力在于民心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210/t20121023_1811853.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10-23：美国《侨报》20日发表中国时评说，收入分配改革的动力远远大于阻力，而动力就在民心。收入分配改革必须依靠民众，不仅让民众了解改革内容，还要依靠民众来监督，只有这样，改革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文章摘编如下：在当今中国“贫富悬殊”的语境下，收入分配改革早已是众望所归。10月17日，中国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在本年度第四季度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

　　提到收入分配改革的好处，不少人的直觉印象就是它能解决“不患寡而患不均”，但其实它有着更为复杂的现实意义：它是一个民生问题——如果民众收入不高，生活怎可能有改善？它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在萧条的世界经济环境下，中国想要扩大内需，不增加民众收入等于空谈；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贫富悬殊的若干阶层，没办法和睦共处；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解决不好民心问题，将影响社会稳定和中国的长治久安。

　　所以，再怎么强调收入分配改革的意义都不为过。但是，看起来美好的方案或在落实中变了样。有网民这样预测：原则上不得超过，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执行。然后谁来监督，谁来制约，追究什么责任则只字不谈。

　　民众产生上述担忧的根本原因在于近年社会利益格局不断变化，已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已成为改革的绊脚石。最近一则消息称，浙江一事业单位，有编制人员年薪超过60万元（人民币，下同），但合同工仅4万元。同工为什么不同酬？

　　了解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历史的人知道，该方案的起草工作2004年便已启动，由国家发改委具体负责。2010年初、2011年末，国家发改委曾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都未获通过。究其主要原因，便是这一批又一批的"既得利益群体“作祟”。

　　其实，收入分配改革的动力远远大于阻力，而动力就在民心。收入分配改革必须依靠民众，不仅让民众了解改革内容，还要依靠民众来监督，只有这样，改革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军报暗批党媒“新政治观” 被指党军未达共识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7461

    2012-10-22 作者 : 洪砂 近来，中共党媒和军报几篇文章被指就《人民论坛》推出的“新政治观”文章互相指责批评，军报暗指党媒“脱离主流，价值观念要出问题，政治立场也可能出问题”；党报则认为“谁都没有理由当看客，只分取‘红利’，而不承担相应的代价或阵痛。”

　　日前，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刊物《人民论坛》推出特别策划系列文章，首次提出“新政治观”概念，称确立现代政治观或曰新政治观迫在眉睫。分析人士指出，值此十八大权力交接的关键时间，该刊如此力度纵论“新政治观”，反映出中共内部已经有了这样的讨论。对此有支持者结合近期胡、温的有关政改的表态，认为这或是决策层所主导的讨论，甚至有观点认为，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在习近平的主导下开展的，为自己接班后施展拳脚夯实基础。

　　党报该系列文章突出“新”字，一时间引起广泛讨论。不过，《解放军报》10月21日则发表题为《求新知 亦有忌》的文章，内容着重提出对“新”的“禁忌”，称尽管很多同志都在学新知新，却也存在观念和方法上的问题，忽视了有所禁忌。这对于最大程度地实现学习目标、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是不利的。

　　文章称，“新知”要防止表面化、猎奇化和庸俗化，而首要则是防止脱离主流化倾向，各种思想观点交流交融交锋，新论、新说、新思想、新观点，层出不穷，但基本原则是注重主流思想，也就是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主要内容。这是引领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旗帜。共产党员要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高举这面旗帜，就必须全面深刻地掌握主流思想，使之成为我们的思想基础。因此，无论知识如何更新，人们观念如何变化，我们学习和坚持主流思想都不能变。否则，受错误思想所干扰，不仅价值观念要出问题，政治立场也可能出问题。

　　而此前，“新政治观”总论文章则认为，“新中国”成立63周年，作为已经执政6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带领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时代课题。

　　尤其是该系列主推的文章《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作者中国国防大学教授、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公方彬认为，新政治观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着眼点，从重新解读和诠释政治的本质内涵入手，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

　　此外，《人民日报》10月22日名为《现阶段问题只能通过改革开放解决》的文章再提“历史周期”称，历史的人干历史的事，也担历史的责。我们决不能怨天尤人、患得患失，在离心离德中消耗力量、影响大局。中国今天的“这个样子”，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我们选择的结果。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谁都没有理由当看客，只分取“红利”，而不承担相应的代价或阵痛。

　　文章还说，中国的发展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大势所趋，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中国现阶段的问题大都是发展中、前进中的问题，只有也一定能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我们决不能妄自菲薄、自乱阵脚，在犹豫徘徊中错失机遇、断送前程。惟有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敢于正视矛盾，积极解决问题，才能拥有光明的前途和美好的未来。

　　军报和党报两种声音的对撞，已然引发中共党内和军内对未来路线“尚未达成共识”的猜忌，“新政治观”能否顺利推行还有待观察。来源: 多维▲◆★●■☆



中国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泥潭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7483

    2012-10-22： 今天中国之所以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贫富差距惊人，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迟滞。中国市场派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中国媒体《财经》杂志专访时说，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他还提醒说，在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理性的讨论受到压制的情况下，一些人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向市场化改革，试图把大众引向歧途。

　　中国国家统计局10月15日发布的“2012年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显示，9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1.9%。一如市场预期，升幅较8月有所缩小。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5%，非食品价格上涨1.7%。

　　虽然9月份CPI的升幅较8月份有所缩小，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通胀预期压力仍旧很高，政府应特别警惕通胀压力。外界也普遍质疑，目前，中国百姓觉得生活成本越来越高，9月份CPI是否被低估了？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今年第1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62.9%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在接受中新网财经频道采访时也表示，从自身的感受来看，物价并没有降下来。

　　对此，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解释，这是个人承受能力的差异。如低收入家庭的支出大部分集中在食品和水电气等生活必需品上，当前CPI调查的八大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中又以食品类、居住类涨幅居首，因而低收入家庭会感到价格涨幅大、生活压力增加。对高收入人群来说，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小，而他们购买的轿车、手机、电脑、液晶电视等价格又多为降价趋势，因而对价格上涨也就没有那么敏感，承受能力也更强。

　　该发言人进一步解释说，CPI调查的范围更加广泛，是一个加权计算后的综合平均数，其中既包含上涨的品种，也包括了下跌的品种，如果居民用具体上涨的商品或服务项目的价格与公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相比，就会觉得CPI低估了。

　　按照该发言人的解释，结论就显得滑稽可笑，即对CPI数据与现实感受两张皮的是穷人，富人对此感受不强，怪只怪你穷人没有财富承受能力。

　　不可否认，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在提高人民收入、生活水平和改善人民健康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改革成果并未普遍惠及民众，人民的受益程度极大不均等，在收入分配、社会福利、教育等方面存在严重失衡现象。

　　显然，中国的权贵阶层和富人阶层并不代表中国最普遍的真实世界。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恰恰是中国最有消费能力的权贵阶层和富人阶层其实对于拉动国内消费并无多大帮助。未来，随着大量移民以及资本外逃，这些最有权势的财富的阶层更难以对中国的消费带来有效的拉动。

　　十月中旬，在中国西南重镇成都召开的“2012全球化进程国际学术大会暨全球化战略中国新思维高峰论坛”上，学者郑义辉发言称，有钱人将大量花费投入到奢侈品等物品上，但奢侈品大多非中国制造，这导致一个现象，有钱人在全球化过程中寻找到更多的机会，赚更多的钱，但却把这些钱花在了其他经济体，“这对中国的经济贡献是不大的”。

　　而在富人增加国外就业以及推动国外经济发展的时候，大量中国的普通民众却由于财力有限以及对未来预期的担忧，一直难以有进一步消费的能力和动力。

　　这导致了一个尴尬问题，在出口不振以及投资拉动边际效益不断递减的情况下，拉动中国经济的最后“一驾马车”——消费却变成了“无马之辕”。

　　这一尴尬问题的背后，是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在这一问题上，“马太效应”表现得尤其明显，即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而“马太效应”达到一定程度，势必造成消费市场扭曲，如果两极分化的态势不被扭转，市场将面临崩溃。

　　郑义辉认为，虽然中国是比较成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但接下来需要关注到普遍群众的购买力是否有所提升，而购买力的问题归根究底还是贫富差距问题。

　　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将突破0.55，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早在2006年就警告中国称，中国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可能会威胁其社会稳定。该机构建议中国政府增加社会支出、改革财政体系并推进政府改革，以缩小这一差距。

　　UNDP的这一呼吁越来越有现实意义。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远超0.4国际警戒线也说明，中国过去经济高增长所伴生的分配不均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隐患之一。

　　该问题也被视为中国决策者面对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其实，中国政府早已经认识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可能引起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所以胡温执政期间，将“和谐发展”列为其核心政策目标之一，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也逐渐增加在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

　　但问题是，一些建议和政策一直难以执行。当年UNDP的报告曾呼吁中国停止令很多农民无以为生的国家征用农地制度，但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农民被迫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陷入贫困状态；上述报告还呼吁政府进行改革，称其应改善“管理风格”，增加透明度，依法规范自身行为。显然，这一建议并未受到重视，中国政府依然不习惯用市场化方法解决问题，行政体质改革流于表面，政治体制改革更是没有实质性推进。

　　几年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与赵人伟经过系统研究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在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单方面推进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没有作出相应的改革，政府部门没有作出相应的转型，政府职权没有作出重新的界定，政府官员的行为没有受到相应的约束，那么市场化改革进程就会背离初衷。原来设想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可能演变为垄断性的市场经济、权力操纵下的市场经济、扭曲的市场经济。

　　他们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进一步解释说：“原来设想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的公平的收入分配模式可能演变为权力参与或者权力与资本勾结共同掠夺社会财富的分配模式。”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舆论界关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讨论颇多。但中国主流媒体似乎并不认同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社会正义。今年7月份，新华网发表一篇名为《共同富裕：十八大后中国改革展望》的文章称，现在一些人所说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其潜台词实际是要与西方价值接轨。这样的判断不符合中国历史进步的一般规律。该文作者主张，十八大后中国的改革方向将会更快地向以共同富裕为原则的社会主义传统回归。

　　把政改与实现共同富裕对立起来，这样的舆论令人失望。今天中国之所以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贫富差距惊人，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迟滞。

　　上个月，中国市场派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中国媒体《财经》杂志专访时说，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他还提醒说，在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理性的讨论受到压制的情况下，一些人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向市场化改革，试图把大众引向歧途。

　　目前时间点很类似于1990年代初期，当时，中国改革进程出现倒退趋势。已经耄耋之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不得不通过一次“南巡”来推动高层达成共识，并把改革拉回到既定的轨道上来。

　　当前，中国仍然需要达成一次普遍的共识，以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来源: 纽约时报  ▲◆★●■☆


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万言书呼吁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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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22：代表中共最高领导层政治权杖交接的十八大会期日渐临近，会议举行前，中国众多专家学者等知名人士呼吁政治体制改革。10月22日，网络上流传出一篇被称为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征求意见稿）》的万言书。在这篇《征求意见稿》中，厉有为指责中国政改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楼”，并多方诠释了中共当前阶段之所以需要进行政改的重要性，大胆指出“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

　　厉有为是中国全国政协常委、原深圳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市长，网络上传出的这篇他的“征求意见稿”内容令人震撼，全文发表如下。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征求意见稿）

　　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众说纷纭。上至中央领导，下到一般百姓；从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的议论，到专家学者的文章；从报刊杂志，到网络微博，都在议论着政治体制改革。可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楼”。

　　笔者本着一颗老共产党员对党无限忠诚的心，对政治体制改革谈几点愚见。

　　一、政治体制改革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稍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能回答：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适应了，经济就发展，国家就进步，社会就和谐。反之，亦然。这是从道理上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

　　我们再从现实的实践看，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经济基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适应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政治体制已经在许多方面显得不那么适应了，甚至产生了不少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不化解，轻则阻碍经济、社会发展，重则政息人亡。

　　我们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才有顺利实现的可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二、根本的“维稳”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执政党要达到的目标。但是，为什么有的国家比较和谐稳定，有的国家却动乱不断，甚至武装斗争导致政权倒台呢？就其内部因素而言，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造成的。

　　我们现在某些地方的“维稳”，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有的地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采取围堵、封杀等高压手段。其结果适得其反，使矛盾积累和加深，甚至使民心失散，矛盾激化。值得警惕。

　　真正的“维稳”是治本——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采取改革措施，进行制度建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诉求，使社会从制度层面走上公平、正义的轨道。

　　现时，我国社会上较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究其主要根源是政治体制改革未到位所致。譬如：官员的腐败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毒瘤，是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最不满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我们对腐败官员的惩处一天都没有放松过，那么，为什么不但扼制不住，而且有不断漫延的趋势呢？这就不能不涉及我们的政治体制因素，尤其是与吏制关系很大。又如：我们的司法腐败亦很严重。司法机关是保障国家公平、正义的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道屏障，这道屏障守不住，这个国家的政权就很危险了。那么为什么司法腐败屡见不鲜呢？其根本原因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所致，没有从制度上和实践上解决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工作严重缺位和不作为，使高层司法机关有些人腐败甚至肆无忌惮，人民对有的司法机关失去公信力，正义战胜不了邪恶，司法规则战胜不了潜规则，这是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信号。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体制改革——真正从根本上“维稳”——迫在眉睫。

　　三、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计划、规划、路线图和试验区

　　我们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有计划、有规划、有路线图、有试验区，在此基础上，获得了很大成功。而政治体制改革则没有，有的只是领导人在报告中或讲话中，谈到只言片语或者美丽的愿景。在实践中，政治体制随着主要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动，随主要领导人的意志而变来变去，有时进一步退两步。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上层领导人对政治体制改革未形成共识有关。那么，又为什么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形不成共识呢？我认为还是与权力和利益有关。

　　按道理，共产党人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已任，还有什么不能丢弃的呢？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凝聚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智慧，通过一次党代会凝聚共识，制订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计划、规划、路线图和试验区，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选择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从大的方面讲，只有民主和专制两条路线。在具体实践中，各国在此两条路线上又有各不相同的实现方式。

　　过去历史和现在的实践一再证明，专制的政治体制是不得民心的，是逆历史发展潮流的，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是会阻碍和窒息生产力发展和妨碍广大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的政治体制。其所以如此，是权力失去制衡。失去制衡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这是铁律！专制体制下的权力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既便是好人，也容易办坏事，给社会、国家和事业造成巨大伤害。

　　那么，我们只能选择民主的政治路线，我们要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我们目前处在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初级阶段——在专制和民主之间摆动。如果不认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回复到专制的体制是很容易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根据西方国家的国情而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种实现方式，有利有弊。

　　在我们的国情下，我们必须通过实践，建立我们自己的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我们现实体制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不断扩大民主，不断加强法制建设，走出一条有中国东方民主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虽然民主政治路线的实现方式各国各不相同，但是，民主政治路线也有其共同的规律可以遵循。譬如：一是国家权力必须受到真正的制衡，而不是相反。二是必须建立法治国家，以宪法为核心，建立宪政体制，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义务等必须切实实现，切实解决权大于法的问题，任何政党和个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三是建立公民社会，使广大公民充分地享有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和人权，这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是人类在文明道路上创造的共同核心价值观。四是要走财产占有社会化、群众化、分散化和均衡化的道路，形成强大的、有产的劳动阶层，这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

　　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共同规律可以遵循。但我认为以上四点对于我们是重要的、是必须的、是可行的。

　　我们应当遵循共同的规律，去毫不迟疑地探寻我国东方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路线的实现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大胆实践、大胆探索、大胆创新。为此，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非常必要，否则，这条路是难以走出来的。

　　五、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对象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动力。如果改革缺乏动力，无从谈政治体制改革。动力可以分为理论动力（原动力）和实际动力（实行动力）。

　　理论动力来源于广大民众的普遍的、合理的诉求，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动力。

　　实际动力来源于有改革执行能力的执政党的远见卓识，和对理论动力的研判、认知、理解及利害权衡。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非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实施莫属。

　　理论动力和实际动力两个动力相一致，政治体制改革有望在和平、和谐的情况下进行。如果二者相悖，政治体制改革无法进行，即无法在和平、和谐情况下进行。此种情况下，社会矛盾会不断发展、加深、扩大和激化，严重时会危害国家的和平发展，危害执政党的执政。因而，执政党掌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行情况和广大民众的诉求，适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从广义上说，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总之是，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都在革除之列。有悖公平、正义的行为、做法、规章和法律亦应革除。例如：公共权力缺乏透明、严格的制衡；有的当权者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行为；公开、公正、从严执法困难，权大于法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地方用人上的任人唯上、任人唯帮、任人唯钱和任人唯亲，买官、卖官不是个别现象；对国有资产巧取豪夺屡见不鲜；社会财产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财产占有的不公平已经超过了警界线；法律上和政策上对私有财产保护不到位，对公、私财产的法律政策不能一视同仁；行政体制臃肿庞大，官浮于事、人浮于事，而且官员的职务消费毫无边界限制，国家财力难以承受，等等。上述种种都应是政治体制改革中要加以解决问题的对象。

　　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从狭义上说，主要集中在共产党内和当政者之中。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所在。执政党即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动力，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二者存于一身。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不寻常的自我革命。以往革命是革他人的命，这次则不同，执政党要做改革动力、要革命，就要向自己动刀子，革自己的命——减控自己的权，削减自己的利。如果能如此，则是在和平、和谐情况下进行的革命，非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

　　向握有政权的利益集团自己动刀子，这可能吗？我相信我们共产党人可能：一是我们党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己任，我们党凡是与人民站在一起，力量都是无穷的。符合人民利益的事都要去做；二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马克思正确的理论是战无不胜的，我们都应去实践；三是我们党是以中华复兴为己任的，中华复兴已在途中，对中华复兴大业有益的事都应去实行；四是我们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历来是成功的，在大是大非面前，广大党员会知情达理坚定地跟党的方针路线走，即使有阻力亦可以做好转化工作，使其成为改革动力；五是我们党历来健康的力量是强大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是不可战胜的，正确的改革是会成功的，我们应树立起改革必胜的信心。

　　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随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壮大，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也会随之增大，对国家命运和对执政党的挑战也会越来越严峻。因此，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抓住机遇，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

　　减自己的利，削自己的权，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但是，一旦把工作做深、做细、做透，是会顺利做好的。如果不能自我革命，那另一种可能是别人革自己的命了。

　　两条路：一条是自我革命——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得我党长时期执政，国家富强，人民安康；另一条路是共产党不进行自我革命——不进行和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让别人革自己的命。如果那样，人民将受痛苦，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我们应该选哪条路子是不言自明的了。过往历史的前车之鉴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切勿重踏复辙。

　　六、政治体制改革要先从执政党内做起

　　我们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是人民的中流砥柱，万民期待，万众瞩目。若看国家的民主水平，先看执政党内的民主水平，若看国家的法纪，先看执党内的党风党纪。若国家逐步扩大民主，要执政党内首先扩大民主，给全国人民一个示范作用，一个表率作用。党内的示范从何做起呢？

　　首先，从选举党的各级代表的民主程序和规则的建立做起，使这种程序和规则保障充分发扬民主，保障把最优秀的共产党员选为党代表。并使党员代表与选区的共产党员和广大民众保持最密切的关系和经常性的联系，代表他们的诉求，从而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其次，建立党代表随时和定期听取党员和群众意见的制度和规章，建立党员代表视察、访问和与党的领导机关定期交换意见的制度，使党员和群众中的意见，及时准确的得到反映，成为反映党情、社情民意、解决存在问题的主渠道。把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根基打牢固。

　　第三，党的各级领导人的选举侯选人从下至上酝酿提名后，一律实行差额选举制度。废止等额选举制度和废除固定某某人为差额候选人的制度。并且被选举候选人向选举人讲述自己的主张和理念，以便选举人正确选择。

　　第四、精简党的管理机构，制订党的管理机构的编制和职位设置及责任的规章，党政机构职能分开，党政干部适当相互兼职。各级党的机关领导干部不得干预和决定政府的具体的行政工作事项。对政府工作，各级党委可以做出集体决议，给政府工作予方针性、政策性、方向性的指导。

　　建议撤销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机构，让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运作。

　　第五、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与同级党的常任领导机构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它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同级党的常任领导干部，其次才是对下级领导干部的监督。

　　第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财产和纳税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党内和社会监督。

　　第七、党的各级机关的经常费用支出，要本着节约原则列出预算，不得随意开支。党的领导干部个人的公务活动经费制订标准从严控制，不得无限制的职务消费。在党的活动开支中，严格把党费开支与国库开支分开，尽量减少国库开支，从严控制或禁止公款吃喝、公款接待、公款购车、公款旅游、公款出国、公款送礼等支出。凡支出项目在党内公开。国库开支项目，向社会公开。

　　第八、党员干部和党的领导机关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工作，不得凌驾宪法和法律之上，真正从体制和制度上解决权大于法的问题。除司法机关依法限制人身自由以外，共产党的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限制人身自由，不得干预司法正常运行。

　　第九、党管干部原则由人治上升为法治。

　　党管干部原则可以有两种实现形式：一种是人治，另一种是法治。人治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不再赘述。党管干部的法治实现形式是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和探讨的，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设计一套科学的选人用人规章。用制度和规章保障干部选拔的质量和公道、正派，保障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贯彻实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合理正当诉求得到体现，使卖官、买官的不良风气得到克服，使广大干部认识到首先是对人民负责，而不只是眼睛向上买官、跑官。邓小平同志曾教导说：“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用制度选人、用规章选人、用民主方式选人，是贯彻党管干部的高明之策；而绝不是否定党管干部原则。

　　第十、统战部不能成为民主党派的组织部，民主党派的干部选拔任用由民主党派自己用民主方式产生。让统战部充分发挥联系各民主党派，听取意见，协商共事的职能。

　　七、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毫无疑问，应该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要求最迫切，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最严重，对我党执政威协最大的矛盾问题入手。从制度和体制等根源上扼制腐败，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应是切入点的最佳选择。为此，建议采取下列对策。

　　首先是向社会公开官员的私有财产和纳税情况。制订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条例，按条例规定，从上而下，由新到老，逐步推开，有人引申电影里的话：“不公开亡国，公开了亡党”。我看情况没那么严重。若再拖若干年办这件事，那情况就很难说了。这一条从世界范围看，都是扼制腐败的重要举措。

　　其次是进行吏制改革，干部选拔任用由自上而下任命，改为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公开通过民主方式选拔，让广大群众真正拥有知情权、发言权、建议权、选举权和监督权，把某些干部只向上负责，转变为主要向群众负责，并把向人民负责和向国家负责结合起来。严格用人纪律，坚决杜绝卖官、买官的弊病发生。

　　第三是让公检法司依法、按相互制约规律，独立运作。使公检法司干部对事实和法律负责，这实质就是对国家和执政党负责。确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维护司法公正，必须司法公开，接受监督。完善司法公正制度，是实现宪政立国，建设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

　　第四是切实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首先，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真正履行对一府两院的监督职能。坚决纠正“个案不监督”的错误做法。司法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权力机关可以不介入监督。但在结案之后，如果造成了冤假错案，权力机关再以“个案不监督”的错误做法，不履行监督职能，不但是权力机关的失职和不作为；而且会造成司法机关肆无忌惮的违法行为，危害之大，不言而喻。其次，要把“民主监督”列入政协常委会的重要议题，并把监督的问题落到实处。探索出“民主监督”的路子并形成制度，同时，政协应改变涉及司法案件（指已结案）的提案不予立案的做法。再次，应出台新闻法，使媒体实现依法监督成为可能，这是防治腐败的重要一条。

　　第五是各级政府的财政予决算公开透明。大幅度减少行政费用开支，严格限制公务人员的职务消费，政府公务人员的“三公”等消费也必须有严格制度控制，并公诸于众，接受监督。目前，公共资源的挥霍浪费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我们的行政费用开支大大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要有高级领导人愿意做“恶人”，不怕“得罪人”，去坚决地改变这种情况 ，限制官员的对公共资源的挥霍浪费，其实质是限制和消减官员自己的自身利益和权力。若要严格限制，就要敢于向自己开刀，这当然是一道难题。当政者必须有壮士断臂的精神和勇气，痛下决心，从法律、体制和纪律上解决这一难题，使我们党和政府不脱离人民群众。

　　如果在我们财政经济状况较好的时候，不抓住机遇进行财政制度改革，不严格控制公职人员的职务消费，致使公款挥霍浪费继续下去，这不但败坏党风政风，损害党群、干群关系，使腐败漫延。而且，更严重的是使我们的国家很难承受因此而产生类似欧债危机的严重后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我们现在不觉醒、不预防、不严控、不改革，欧债式危机正在向我们招手。虽然造成的原因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这绝非危言耸听！到那时有谁来救我们呢？

　　八、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后一役

　　国有企业改革属经济体制范畴，在我国进行了多年，取得了某些成果。国企改革的最后一役却突破了单纯经济体制范畴，而跨入了政治体制范畴。

　　在前些年的国企改革中绝大多数生产要素都实现了市场化运作，唯独一个生产要素——国企经营者，未实现市场化运作。

　　国企经营者的任用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市场化运作，是防止国企变质和扼制腐败发生的根本出路，国企改革要突破这最后一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者要眼睛盯住市场，向市场要效益，对市场变化负责。这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但是，掌管这些经营者任免大权的部门和官员，却不对国企的成败兴衰负责，没有哪个国企破产或失败追究这些部门干部的责任，权力与责任严重失衡。反过来会使企业负责人要向这些部门（或任命他的干部）负责，而无法全神贯注向市场负责。这就把事情扭曲了。在国有企业头上制造出这一权力层，促使国企领导人去满足这个权力层的要求和欲望，哪怕是属于私人性质的，哪怕是对国企不利的要求或指令，国企领导人也必须要去满足。一旦不满足，这些国企领导人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这些任命国企经营者的部门，可以给国企经营者发号施令，但他们并不很了解国企情况，国企中有许多上市公司，这些掌管人事大权的机关甚至违背公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去行使某些权力。这就使得国企经营者不能专心或无法向市场和国家负责，转而向上级任命他的机关和领导人负责，这就是当前我国国企的一大隐患。

　　国有资本的代表国资委，也不能用行政办法选拔任用经营者，也必须用市场化办法选择、任用经营者。

　　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仍如前面所提到的，把党管干部原则由人治上升为法治，制订出国有企业经营者培养、选拔、任用、淘汰的一套规章或制度，并像国企土地、资金、设备、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一样，用市场化方式运作，公开、公正选拔任用。从而，割断国企经营者与党政机关干部的服从与被服从、权与利的脐带。从而，可以避免在国企当中官商勾结、挥霍浪费、损公肥私、贪脏枉法、任人唯亲的弊病，防止严重时会把国有资本演变为官僚资本或家族资本的危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前车之鉴的。

　　九、深入进行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的行政体制层级多、链条长、机构重叠、党政职能不分、职能重复交叉、官浮于事、人浮于事，却无法律约束，随主要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动，随主要领导人意志的变动而变动，朝令夕变。每变动一次主要领导人，机构人员都要随之变动，调下来的官员又不能为民，因而官员甚多，职位超限，效率低下和互相扯皮就是必然的了，我们的行政费用开支有些地方不但难以承受，甚至到了破产边缘。我国是没有行政破产法，如果有此法律，有些地方政府非破产不可。我国财力虽然增加很快，但在这种行政体制的消耗下，国家财力很难持续承受。为此，建议采取下列改革措施。

　　第一、撤销副省级、副地级等违宪建制。

　　第二、撤销地级市，实行省直接管县体制。

　　第三、缩小省级规模、适当增加直辖市数量。

　　第四、根据现代交通、通讯的便利条件，适当合并县的建制。

　　第五、确立行政编制法规，保持行政体制的稳定性。

　　第六、直辖市的区为市的派出机构，可称为管理区，由市直接委派区长和书记，不设区人大和政协机构。

　　第七、精简机构和人员，依法设立机构、职能、部门流程、岗位职能，做好精官简政，精兵简政，使财政负担的公职人员大幅下降。

　　第八、审计部门和监察部门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机构，以加强对一府两院等的监督。

　　第九、政府要简政放权。凡是下级能办的事，下放给下级去办。凡是企、事业单位和中介服务组织能办的事，交给这些单位去办。各级政府都要大幅度减少审批权。

　　第十、制订行政机关部门之间工作程序工作条例，使经常发生的、经过多个部门才能完成的行政工作任务，依法定程序和权责运行，使行政工作有序化，克服扯皮、推诿等弊病，提高办公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第十一、制订全国统一的公职人员纪律，起码不准公款招待（有规定的除外），不准公款吃喝，不准公款旅游，不准超标准公款职务消费，不准公款送礼（有规定的除外）等。

　　第十二、全国统一制订录用公职人员法规或规章。高级公务员国家统一录用；中级公务员省、直辖市录用；低级公务员县级录用。没有低级公务员资格不准录用中级公务员；没有中级公务员资格不准录用高级公务员。坚决禁止国家一级机关和省、直辖市级机关直接录用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博士生等，以防止国家机关官僚化。特殊技术岗位例外。

　　第十三、凡是由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在一般情况下应任满一届，不得在任期内频繁随意调动和退休。

　　十、对民有（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一视同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当下，有一种令人担心的现象：民有经济的老板把资产往外转移（与境外投资不同），这几乎成了众人皆知的常态。这些老板准备一旦国家有风吹草动就随时走人。

　　这一现象的实质是对自己和自己的财产在国内的安全没有信心，是对我们党对民有经济政策没有信心，这不但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而且从长远看是可怕的。

　　我们应当采取对策，稳定私有资本持有者的心，稳定私有资本。

　　第一、必须从理论上承认民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而且应载入宪法和法律。

　　查阅中央有关文件和中央领导人在重要大会上的讲话中，没有承认民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的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宪法中把民有经济排除在国家经济基础之外！这难道不是我们理论界、法律界、政界应当思考、研究和解决的根本问题吗？请问：民有经济不列入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那么，它是什么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呢？这问题不是很大吗？

　　第二、在公、私经济的法律保护上，应当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可是，从宪法到法律，民有经济总是低人一等，这既不科学，也不公正。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宪法第十三条同时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以上宪法的两条对公、私财产的保护的提法天壤之别，为什么对公、私财产的法律保护不能同时提“神圣不可侵犯”呢？

　　下面我们再研究一下对私有财产保护的宪法提法是否科学。“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宪法规定，从字面上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从法理上看，问题就大了。我们国家的司法原则，同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即除了认定是有罪的之外，都被认定是无罪的。在宪法保护私有财产中加上“合法的”三个字，那么，我们国家的法律原则就变成了“有罪推定”原则。这等于把我们国家的司法原则完全推翻；私有财产是有原罪的，只有被法律认定是“合法的”，才能予以保护！否则不予保护！按宪法规定，从法理上讲，就该如此解释。但是，第一认定私有财产都有原罪性质，不科学；第二依法一个个去认定私有财产是否合法，然后，“合法的”才去保护，不可能；第三、最重要是改变了我国的司法原则，不可取。

　　我们再从民有与国有经济的比较看：国有财产也有合法的与不合法之分，那么，为什么在法律明文中没写明“合法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呢？很显然，在宪法规定中，对公、私财产的保护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把私有财产看作比公有财产低人一等！

　　在“私有财产”前不用附加词“合法的”三个字，人们也一定不会误解，宪法绝不会保护有罪的或不合法的私有财产。

　　在法律面前公、私财产平等，是我们从认识、理论到实践都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第三、对公、私企业制订相同的行业准入标准，是十分必要的，现行政策中对私有企业存在很多歧视和限制政策是不适当的，应当取消。

　　第四、国家立法，不再以不同所有制为依据制订不同的法律。而应该依据企业的不同组织形态分别立法。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公司和合伙公司等分别立法。避免从法制建设层面造成对私有企业的不公平。

　　实施上述举措，不仅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切实扩大就业；而且对稳定民心，使国家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十一、从长远看，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社会财产占有社会化、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国家富强了。但同时产生了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突显出来了。这一问题，即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这个问题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要解决一次分配不公的问题。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是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而是反而下降。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在提高。这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政府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已近十年，可是，至今未见解决方案出台。这一问题不解决，扩大内需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第二个层次是要解决二次分配公平和财产占有社会化、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的问题。如果社会财产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使绝大多数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占有权，这样会使社会危机四伏，很难构建和谐社会。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应严重引起我们的关注。

　　二次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分配方式上。现在的分配方式是横纵方式，即：先由中央财政分配到中央各部门（横），然后，由中央各部门再往省（市）的对口部门分配（纵），这种分配方式，腐败纵生，流失严重。应改为纵横分配方式，即：首先由中央财政直接分配到省（市）财政（纵），直到最基层，再横向分配到项目（横）。这种分配方式可避免腐败发生，还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解决财产占有问题，一不能用革命暴力强制性的剥夺方式解决；二不能再回到我们曾实践过的公有制大锅饭的局面；三不能急于求成，采用过激的办法解决。

　　因此，必须从现在起，认真研究现实和对策，从长计议，积极引导，循序渐进的解决。以期最终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有产的劳动阶层大平台的形成，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为此，建议分步骤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创造条件，使具备条件的公、私企业走上市公众公司的路子，完善证券交易市场的运作机制，加强管理，使广大公民拥有股权，使公民的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并实行企业内部员工持股制。

　　第二、对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国有中、小企业，制订政策、积极引导，实行职工内部持股制，使企业发展与本企业职工长远利益一致，使广大职工真正成为财产的主人。

　　第三、对各类高科技企业，制订方针、政策，实行发明者、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持股制，从而推动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同时使科技人员和经营者成为致富的先行人群，带动其他人群致富。

　　第四、创造制度条件，积极引导民有企业走企业内部骨干持股或职工持股路子，推动财产占有社会化和民有企业可持续发展。

　　第五、选择合适时机，用立法形式，使各类企业为职工建立股权基金制度，使劳动者和资本共享剩余价值（这当然不是目前要做的）。第六、改革土地农民承包经营方针，用立法形式，使广大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条件成熟的地方，采用土地入股等办法，大兴农业合作组织和企业化经营，不断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目前的土地制度，使一些地方政府以城镇化、工业化之名，大肆低价掠夺农民承包土地，然后，再高价转让给开发商，从中充实政绩。有的地方就成了土地财政。由于国家严格控制耕地、严格控制土地开发指标，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从农民宅基地上动脑筋，让开发商给农民建楼，把农民赶上楼，挪出大片宅基地开发，充实地方财政。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农民上楼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如果没达到一定生活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这种农民上楼，是把农民往绝路上逼，一系列严重后果将随之发生。由谁来承担这种后果？这些事情所以很容易发生，与当今的土地承包制度不无关系，土地承包制度应当到了历史终结的时候了。

　　上述举措的目的只一个：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使财产占有社会化 、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实现在共同富裕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使社会主义制度经久不衰。

　　十二、“农民工”问题是涉及人口最多的政治问题

　　我们国家正在进行工业化、城市（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这三化的直接结果，是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镇）转移。他们中的多数已成为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另一部分成为学生和市民。这是历史必然的大趋势。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现状如何呢？有两亿多农村人口进城做工。但是，由于很多政策滞后，城市社会对他们很不公平。甚至把他们排斥在正式工人阶级队伍之外。例如：称他们是“农民工”，是很不妥当的，他们当中多数人中学毕业，就进城做工，甚至连一天农民就没做过，只因为户籍在农村，就把他们定位为农民，农民外出做工就成了“农民工”？有欠公允，实不恰当；他们在城里干最苦、最累的活，为城市发展，贡献了他们的青春热血，城市的进步凝结了他们的血汗，可是他们在城市里却是被边缘化的一群人；多数农村进城做工者在城市没有社会保险；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更没有他们的份；孩子就地入学困难重重，有的城市实行加价收费才能入公立学校，有的甚至要凭什么智商检测证明，异地高考已呼吁多年，现仍是难题；他们背井离乡，留在农村的老人成了“空巢老人”，子女成了“留守儿童”，对下一代成长十分不利，并由此衍生出好多社会问题；他们在城市里没有户籍，在现时政策下，在城市没有户籍的人，什么事都办不成。有的权威部门设计的“农民工”加入城市户籍的条件中，必须有自己的固定居所，在现实的昂贵的房价面前，有几个“农民工”在城市能买得起商品房呢？此外，他们与城市户籍的职工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也很突出；近亿农村进城做工人员春节大流动，也几乎成了春运的难题，劳民伤财，苦不堪言。

　　上述种种问题的严重存在，特别值得我们当政者的深思和认真采取对策加以解决。为此建议：

　　首先，取消“农民工”称谓，他们从事工业工作，就是产业工人，就是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和成员。

　　其次，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放宽农村进城做工者进入城市户口的政策，使有较稳定工作岗位和收入，较长时间居住（租房亦可）城市，或家庭基础已经在城市的，应批准入户。

　　第三，城市政府大量兴建廉租房，供城市买不起房的人口租住，主要面对农村进城做工者。当他们能买得起保障房或商品房时，搬出廉租房，交给政府，政府再转租他人。

　　第四，给他们建立与有城市户籍职工一样的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救济。

　　第五，他们的子女与有城市户籍的孩子同样在所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并在读书地参加高考。

　　第六，城市政府应制定计划和列出预算，对农村进城做工者，实行职业培训。

　　第七，他们在生产、工作上应与有城市户籍的职工一样，同工同酬，不得歧视。

　　第八，他们应同有城市户籍职工一样，享受城市的福利待遇和政策待遇。

　　第九，凡是户籍已迁入城市，或家庭基础已长时期融入城市的农村进城做工者，农村政府应收回他们的承包土地和自留地，使在农村的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有利于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他们的宅基地和房产由他们自行处理。

　　有人反对这么做，理由是城市没有承受力。这是站不住脚的。其一，我们并非主张所有的农村进城做工者一律解决城市户籍，而是分批分期逐步解决；其二，他们是城市的建造者，为城市做出了艰辛的付出，为什么不能同时享受城市居民同样的权益呢？其三，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对待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工人阶级，应该做得比现在更好才是；其四，所谓城市的承受能力，实质是城市财政支出的结构调整问题，为什么“三公”经费居高不下？为什么公职人员职务消费没有边界限制？为什么政府的办公楼一个比一个高级？为什么这些开支都有承受力，而解决劳动者的问题就没有承受力了呢？很值得我们深思。

　　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但会使广大工人阶级队伍稳定和成长壮大；而且会真正解决扩大内需的问题。会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公平，更加和谐，更加健康，我们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也更加牢固。

　　十三、共产党有自我纠错能力

　　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任何政党、任何领袖，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可能一贯正确。关键是犯了错误怎么办？是遮掩、是瞒盖、是文过饰非，是扭曲历史事实，是把某些人当替罪羊；还是敢于自我纠正错误。前者是违背历史和人民意志的，是没有出路的；后者是应当选择的正确道路。

　　历史和实践也已经证明，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理由之一，就是我们有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

　　为此，建议：在适当时机，对我党在过去发生的某些事件，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做出新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给受冤屈者平反昭雪，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达到凝聚党心、民心的效果。把历史包袱转变为历史发展动力，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轻装前进，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此基础上，建立我党自我纠错的机制，对于一个没有反对党，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一机制的建立尤为重要。这样才能使我党永葆青春活力。这是全国人民的福祉。

　　总结：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

　　我们党已在中华大地执政了半个多世纪，并取得辉煌成绩。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但是，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矛盾，产生了不少新的问题要我们解决。历史还能给我们机遇执政多少年？这不取决于外因，而取决于我们共产党自己。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我们在与时间赛跑。要么抓住机遇，敢于改革、善于改革，不断前进，取得赛跑胜利。要么失去机遇，因循守旧，踏步不前，得过且过，矛盾积累和爆发，赛跑失利……后者绝不是我们期待的！我们期待的是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让我们不断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祖国的伟大复兴！

　　厉有为      

　　2012年8月1日终稿于长春   来源: 网讯    ▲◆★●■☆


范曾书画艺术成就获法国总统盛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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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22 范曾纵论中法文化交流

　　中评社香港2012年10月22日电／据法国《欧洲时报》报道，中国书画大师范曾7月27日在巴黎收到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寄来的亲笔信，奥朗德在信中对范曾的书画艺术和其对加强中法文化关系发挥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这是奥朗德当选法国总统后第一次亲笔致信一位中国艺术家。

　　记者在范曾的巴黎寓所中，看到了这封法国总统的亲笔信，信中说：“大师：倾接先生惠赐大作，深表谢忱。先生绘画是古老中国与现代的完美结合。我深知您与法国的亲密关系和您对我们国家的深厚感情。大师，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据悉，7月初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成功举办《花都潋滟——范曾2012年巴黎画展》，出席画展的法国巴黎大区原省长沃塞尔对画展及一并发行的范曾中、法双语版新著《光荣的法兰西》非常赞赏，特将此书转赠奥朗德总统并向其介绍画展盛况，奥朗德阅后随即向范曾写信表示祝贺和感谢。

　　范曾向记者介绍说，在其新书《光荣的法兰西》中，缅怀了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将军。他认为，奥朗德总统的这封亲笔信，表明他对中国艺术家和中法关系的高度重视。

　　事实上，奥朗德在信中提到的范曾对法国的深厚感情，并非客套话。近年来，范曾一直致力于加强中法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

　　2007年初，范曾先生在法国密特朗国家图书馆举行演讲《八大山人与禅、老庄》，向法国听众介绍了这位中国明末清初的伟大画家。在此之前，范曾先生将21卷本《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及其先祖部分手稿若干赠送法国密特朗国家图书馆手稿部，馆长让-诺埃尔.让讷内先生说，这儿是不缺少语言的地方，但我无法用言辞表达我的钦敬和喜悦之情。时任中国驻法大使赵进军出席捐赠仪式。

　　2008年10月，在中国桂林举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和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的“多元文化研讨会”上，范曾作《回归自然》的演讲，受到多德里夫终身秘书长和全体的与会院士们的盛赞。2010年夏，范曾在巴黎写作《一词圣典：至善——谈王阳明与笛卡尔》长文，比较了中法两位在哲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先哲，以帮助人们对当今之中法文化交流探求源头。2010年9月，范曾在北京寓所接待来访的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就文学、艺术的关系和前景交流看法。2010年10月，范曾在北京接待老友、法国巴黎大区原省长沃塞尔，并将多年前创作并一直珍藏的《戴高乐像》赠予这位前法国抵抗运动的老战士、将军的忠实追随者。

　　2011年5月，位于范曾家乡的南通大学举行“范曾艺术馆”新馆开工典礼，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终身秘书长多德里夫亲率院士代表团前往祝贺、参观，之后，全体院士又转赴杭州西湖畔，与范曾举办“柳浪谈艺”。范曾教授从中西、哲学入手，就东、西方艺术的异同侃侃而谈，给全体法兰西院士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2011年10月，范曾在其老友沃塞尔前省长的陪同下，驱车前往距巴黎二百余公里的科伦贝尔双教堂镇的戴高乐将军旧居凭吊，瞻仰了将军的陵寝，此行得到将军的长子菲利普.戴高乐海军上将的亲自关照。此后，范曾将《戴高乐像》赠予海军上将，两人互致情谊深长且又文采飞扬的信件。范曾不久后即写作《准将的肩章——记戴高乐将军》散文，缅怀了将军在二战中和第五共和国创立之初的丰功伟绩。

　　2012年10月底，法国驻华使馆新馆举行开馆仪式，范曾应邀出席并赠送水墨丹青《荷塘潋滟》。范曾表示，这幅作品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自然调和的观念，画面上早晨的荷塘清新的气象，也象征了中法友谊像清晨一样朝气自然。之后，白林大使在法国新使馆专门设宴感谢范曾先生，并代表使馆颁发收藏证书。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等应邀出席。如今，《荷塘潋滟》画作悬挂在法国驻华使馆最显眼的大厅中央，供人们欣赏。

　　2012年3月26日,“1912-2012中国.法国百年对话”艺术展在北京中法大学旧址拉开帷幕，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等前往参加并与范曾共同为开幕式剪彩。艺术展上展出的范曾创作的雨果像《庚申狮吼》得到大家高度赞许。此后，范曾设家宴招待前往共襄其盛的法国凡尔赛宫馆长、巴黎高等艺术学院院长等。据悉，此画将由法国重要艺术馆收藏。

　　多年来，在法国各地的文化古迹都曾留下范曾的足迹、诗，多年前，他便写下《梵高的坟茔》散文，并被收入中国大学的语文教材。

　　范曾对中法文化艺术交流所做的贡献受到两国政府和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称赞。2008年6月，范曾先生荣获法兰西“公民之星”金质勋章，以表彰他在艺术和学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为社会公益作出的贡献。2009年4月，范曾先生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元文化特别顾问”，在此职务上，范先生更加关注中法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事业并为之不懈努力。2009年12月，法国时任总理菲永夫人佩内洛普.菲永在陪同丈夫访华期间，专门驱车前往范曾先生府上拜访，感谢范先生为中法的文化交流所作的巨大贡献。

　　2010年4月，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访华，范曾应邀在北京故宫漱芳斋与总统晤面，畅谈中法友谊和两国悠久的文化、艺术。同年10月，总统在爱丽舍宫亲自颁发法国最高“荣誉军团骑士勋章”，以表彰范曾在艺术上的成就和卓越贡献，中国驻法大使孔泉出席授勋仪式并向范曾表示祝贺。2011年4月15日，范曾在其担任院长的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成立中法艺术研究所，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法国驻华大使白林、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中国外交学院院长赵进军等出席揭牌仪式，共话中法文化艺术交流的美好前景。2011年末，范曾荣获中国国家颁发的“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

　　7月初开展的《花都潋滟——范曾2012年巴黎画展》更是盛况空前，嘉宾云集，被誉为中法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展览展出范曾近年所做的35幅书画精品，其中包括戴高乐将军和雨果画像。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何亚非、驻法大使孔泉，法国奥朗德总统外交顾问燕保罗、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朗、法兰西学院众多院士前来祝贺。之后，拉法兰前总理、雅克.朗前文化部长还分别到范曾巴黎府上表示祝贺。

　　范曾对记者表示，现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文化的发展，中法文化艺术交流适逢其盛。他将不遗余力，为中法文化交流、世界多元文化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