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邓小平对薄熙来的惊人预测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7374

    2012-10-19：薄熙来出事震惊全国，但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邓小平早在1980年8月18日就预见到薄熙来会出事。在这一天邓小平对于制度建设进行了重磅指导，其智慧之高超其预见之精准让人赞叹。在这一天，邓小平就制度建设好坏的标准进行了指导，对必然出事的领导干部进行了预测，对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进行了全面认真的阐述。

　　邓小平预测“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邓小平连用了三个“必然”，给出了一个让后世惊叹的预测，这三个“必然”一个比一个肯定，一个比一个重，一个比一个语重心长，一个比一个触目惊心。不幸的是我们很多包揽大权的领导干部被这一预测一一言中了。这一预测出奇得精准，继陈希同、陈良宇之后薄熙来也犯错误出大事、涉嫌贪污腐败了！薄熙来的出事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制度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认识到我们必须按照邓小平的三个检验标准坚定不移地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和完善法律纪律建设，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继续下去，保障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薄熙来出事恰恰就出在这邓小平一再告诫的制度建设上，恰恰就被父亲薄一波的好朋友邓小平的预言不幸言中，怎么能不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薄熙来、王立军、薄谷开来一个个在管理别人的法律纪律建设上非常厉害，掀起的打黑除恶风暴震撼人心，在民生建设上也迅速推进，一度赢得了不少人的掌声，但与之同时他们在管理和约束自己的制度建设上却宽松得惊人。薄谷开来身为全国知名律师，当然在法律纪律上颇有一番学问，但是她在邓小平教诲的制度建设上表现却相当无知。王立军身为全国著名的警界英豪，在执行法律纪律上更是声名显赫，但是他在邓小平教诲的制度建设上表现却相当悲剧！薄熙来出身革命世家，在法律纪律上表现得非常强硬，但是在制度建设上却垮了下来，让人痛心，让人感叹。如果薄熙来能够认真学习父亲薄一波好朋友好战友邓小平的制度建设，怎么会落得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

　　薄熙来不幸被邓小平在制度建设上的预言言中，让人惊呼这邓小平的目光之锐利，思考之长远。看来这制度建设确实重要，是我们各项建设中的第一建设，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下去的最大保障，是评价衡量领导干部好坏的第一标准，是判断一项事业能否长久下去的最为明显的标志。“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一个领导干部需要有自知之明，需要不断战胜自我、超越自我，才能领导自己所负责的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缺乏必要的制度建设，我们所进行的法律纪律建设岂不是会沦为韩非子等法家所推崇玩弄权术？岂不是只能在法律纪律上越来越苛刻，而不能在制度建设上越来越高明？我们应该感谢邓小平，他用制度建设上的高明引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法家的酷刑峻法的民主法治建设轨道，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大最根本的保障！

　　邓小平在制度建设上的惊人预言告诫我们广大领导干部一定要自觉加强制度建设，切不可大权独揽，犯下更让人痛心的错误，乃至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缺乏足够的制度建设，法律纪律建设就会变成韩非子等法家提倡的那种越来越粗暴越来越危险的酷刑峻法，就会沦为上级操纵一切垄断各种资源的工具，就会沦为上级驯化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官僚机器的工具，就会成为上级玩弄女性的工具，就会成为官员侵害民众利益的工具，就会成为既得利益者阻挠和破坏改革创新继续推进的工具，就会成为权力和金钱肆无忌惮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制度建设是我们各项建设中的第一建设，是我国改革创新能够继续下去的最大保障，是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最根本的前提，是我们判断一个领导干部好坏的最重要的标准。丧失了制度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法律纪律建设的条条框框再多也是枉然！

　　以下是邓小平在制度建设上给出的富有远见的检验标准、对领导干部的惊人预测以及对历史的全面认真负责总结：

　　制度建设好坏的三大检验标准：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邓小平对领导干部的惊人预测：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

　　邓小平对历史的全面认真负责总结：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从制度建设的三大检验标准到对领导干部的惊人预测到对历史的全面认真负责总结，邓小平的远见卓识让人惊叹，邓小平的高度的政治智慧让人钦佩。一个领导人能够在自我管理和约束的制度建设上如此用心如此用情如此认真负责，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创新继续下去的出路所在，让我们看到了领导干部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要害所在，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各项事业健康稳定长期发展的美好前景。按照邓小平三大检验标准加强制度建设，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就能充满生机和活力，无视这三大检验标准，过度地滥用权力，我们的领导干部就会被邓小平的惊人预测不幸言中！邓小平制度建设的第一检验标准为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我们能够把握难得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各大生产生活要素作用，不过度依赖任何一个要素，完全可以优化组合为产业革命的光明前景，在经济规模和质量上双双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正如邓小平后来指出的，世界给予我们的机遇并不多，我们把握不住，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子孙后代。我们的领导干部尤其要善于团结合作，认识到机遇难得而易失，不是每天从这个局限性到那个局限性瞎折腾，而是放眼全局，把握好特别重大的战略机遇，使得我国经济能够达到更好更快发展的境界。邓小平制度建设的第二检验标准为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如果我们能够引导民主进步为明主，引导人民由主人成长为明主，完全可以建设起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邓小平的第三检验标准为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我们认真区别人力开发和人本开发，激发起人的越来越高级需求，结束一切形式的只管上级要求不顾人民群众需求的说教的耽误和埋没，完全可以培养和早就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邓小平对薄熙来的惊人预测之精准让人赞叹。愿我们整个社会能够按照三大检验标准不断加强制度建设，避免我们更多的领导干部被邓小平不幸言中，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获得最终胜利！来源: 网讯▲◆★●■☆


怀胎八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12月分娩
http://finance.stnn.cc/Macroeconomic/201210/t20121020_1810932.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2-10-20

　　原标题：怀胎八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12月分娩　　

　　星岛环球网消息：难产8年的收入分配方案，终于出台在即。

　　《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10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谈到四季度各项工作时提出，要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

　　受访的多位接近相关部门的专家均证实，收入分配总体方案目前已经完成起草并上报国务院。曾参与该方案内部讨论的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预计，方案可能在12月份出台。

　　据悉，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其基本框架中，包含建立健全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等多方面内容。同时，对于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等，方案中也可望给出明确目标。

　　“经过多年酝酿、讨论和修改，即将出台的方案已经比较成熟了。” 曾参与该方案内部讨论的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马小丽透露，最终版本的方案将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组合设计，也更加着重于如何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水平。

　　方案曾两次提交均未通过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启动，由国家发改委具体负责，财政部、人社部、国资委等多个部委参与制订。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国家发改委曾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因高层领导认为需要继续修改而未获通过。

　　关于方案的基本框架和精神，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课题组负责人李实表示，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加大财政、税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由于涉及到利益重新分配，方案从一开始制订就产生各种分歧。从2007年至2009年，国家发改委曾就此前后举行过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各部委及各方专家围绕收入差距大小的判断、控制垄断行业薪酬、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等敏感议题，一直争议不断。

　　“对收入差距的估计就有分歧，因为涉及到如何定义‘收入’，不光是现金，还包括实物收入、补贴、暗收入。又比如限制垄断部门高收入，怎么界定‘垄断部门’？还有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有人认为这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府政策起不了多大的调节作用。”李实说。

　关于“两个比重”(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低还是不低也有分歧，有人拿出金砖四国的数据做横向比较，认为中国的“两个比重”并不低。

　　关于当前收入差距不合理偏大，各方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对于问题产生的原因、改革的着重点是放在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上，又形成了分歧。有人认为分配不公主要是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造成的。应该首先通过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来解决；有人则认为现阶段改革重心应放在初次分配领域，包括对财税体制、工资制度、农民收入分配、要素分配制度、垄断行业进行改革。

　　“方案讨论过程中争议较多的还有‘提低’，在相关财税减免相关的支持很难达成共识，难以操作。”苏海南透露，比如有人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税该减的也减得差不多了，没必要再减了。还有意见认为企业减税和工资增长没法挂钩，而且这样操作容易形成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过度干预，不妥当。

　　关于上市公司的薪酬问题也迟迟未达成共识。“有人认为上市公司的事就由市场去定，由薪酬委员会提方案，董事会批准股东大会决策，没多大问题；有人指出这本质上还是高管自定薪酬，应该修法，形成内部制衡机制，在这方面没有完全形成共识。”苏海南说。

　　据相关人士介绍，收入分配涉及财税体制改革、社保制度设计等多个层面，而且方案涉及到多个具体部委的操作执行，部委之间又缺乏规范的磋商沟通机制，“有些部门对此难免有抵触情绪。”这也使得方案的出台更为困难。

　　在苏海南看来，收入分配是对体制和利益的重新洗牌。既得利益者不愿受到损失，形成阻力，所以就拖得比较久。

　　此外，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涉及经济社会体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改革的复杂性，注定了各方从达成共识，形成清晰思路，到明确各种可行性政策，都需要较长的时间。

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久攻不下的八年里，居民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

　　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转折期的中国收入分配》报告显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不到0.3，到2001年攀升到0.45左右，至2007年进一步上升到0.48。

　　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造成的财产性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行业垄断造成行业收入差距扩大，被认为是造成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报告显示，金融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相比，在2003年高出49%，在2009年高出87%。

　　由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也指出，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

　　国有和私营部门员工的收入也差距巨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仅相当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的近58%。

　　李实领导的课题组则更多关注城乡收入差距。他们估算，在考虑公共医疗、养老、教育补贴等社会福利项目后，2002年城乡居民的人均“暗收入”大约为4200元，而农村居民为250元。如果将这部分收入计入城乡居民的平均收入中，那么城乡居民的收入比率会上升到4.35:1。

　　研究还显示，最近3-4年全国收入分配差距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是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等因素给总体收入差距变化带来不确定性。

　　“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在一段时期内仍持续存在，收入差距将在较高水平持续一段时期，然后才走向下降。这个时期的长短，取决于未来的政策选择。”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认为。

　　收入分配问题拖而不决，会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风险，同时利益集团反对改变既有格局的力量会更加强大，使政府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努力面临更大的困难。▲◆★●■☆


毛家第三代缘何未从政
http://www.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2/09/201209172141.shtml

2012年9月17日 来源：今古传奇·纪实版 作者：苏影
    
    核心提示：做毛主席孙子37年，毛新宇坦言压力太大，责任太重。任何事情你只能做好，大家对主席的感情都寄托在他的后代身上。回报人民的热爱，就是弘扬和宣传主席的思想。
    
    毛新宇将军坦言：做主席孙子37年 压力太大

    本文摘自《今古传奇·纪实版》2007年第4期，作者：苏影，原题：毛家第三代缘何未从政
    
    编者按：本文为2007年文章，37年是依当时时间计算，时毛新宇将军军衔为大校，望各位读者知悉。
    
    毛家第三代共四人：毛新宇、孔继宁、孔东梅和王效芝。他们生活低调，做事不张扬，更不涉足政坛，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而且都将这个心愿作为自己的使命……

毛新宇：追寻爷爷的影子
    
    1970年1月一个暖冬的日子，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呱呱坠地，他就是毛泽东的唯一嫡孙、毛泽东次子毛岸青与邵华的儿子。长孙降临，晚年的毛泽东为他起名“新宇”，意指毛泽东“要如昆仑山崩绝壁，又恰似台风扫环宇”的理想实现后建立的新世界，也寄寓希望他将来为国家作出贡献。虽然同在中国大地上生活了6年零8个月，可祖孙俩见面的机会并不多，连张像样的合影也没留下。但是血脉总相连，毛新宇身上留下了爷爷毛泽东的许多烙印：爱吃红烧肉，辣椒也能接受，爱好爬山游泳，也爱好历史、哲学和军事。说起爷爷，毛新宇总有着天生的说不清的心理认同感：“爷爷是我的‘上帝’。理智告诉我，爷爷也是一个人，会犯错误的，实际上也有错误。我总跟自己斗，一会儿理智占上风，一会儿感情占上风，所以我不打算自己写研究老人家的书，怕写来难以客观。但我要继续研究爷爷，研究他的著作，研究他的活动。”
    
    2001年6月14日，毛新宇应邀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就“我的爷爷毛泽东”与网友进行交流。有网友提问，分别以历史学者和孙子的身份，用一句话评价毛泽东。毛新宇回答：以历史学者的身份，光荣属于人民；以孙子的身份，滚烫的回忆。在毛新宇看来，爷爷对自己影响最大最深的是人生选择。毛泽东选择了救国救民、改造中国与世界，而毛新宇选择了研究毛泽东思想，解码毛泽东为什么会成为毛泽东。1992年从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毛新宇先是在中央党校理论部获硕士学位，继而获军事科学院博士学位。
    
    200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110周年之际，他的博士论文《毛泽东战略进攻思想研究》入选“全军纪念毛泽东学术研讨会”(全军入选10篇)。这篇论文填补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上的一个空白，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这可以说是毛新宇献给爷爷的最好的贺礼。许多人都很疑惑，毛新宇为什么没有像和他有相同家庭背景的许多人那样，选择从商或者从政。对此，毛新宇一次在接受电视访谈时很坦率地作了解释：“从商来说，一个是我不感兴趣，另外也是爷爷的家教非常严格，爷爷经常挂在口头一句话，‘我从不摸钱，我最讨厌摸钱’。从政来说，我觉得现在中国最大的政治，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需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我们全家的使命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有人问毛新宇：“你们一家在专业选择上与斯大林一家有点儿像。李讷和斯大林的女儿都是学历史的，斯大林有个孙子是军事历史学家，你又是以历史为专业。斯大林的女儿说她的专业是父亲定的，不知你姑姑李讷和你的专业选择是不是由老人家定的？”“这么说真是有些像，以前我没注意。李讷姑姑的专业选择是不是爷爷定的，我不知道。我的专业选择是妈妈帮助定的，爷爷的影响肯定是有的。”毛新宇这样回答。做毛主席孙子37年，毛新宇坦言压力太大，责任太重。任何事情你只能做好，大家对主席的感情都寄托在他的后代身上。回报人民的热爱，就是弘扬和宣传主席的思想。
    
    如今，毛新宇已是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部的副师级研究员，大校军衔。此外，他还有两个头衔，一个是全国青联常委，一个是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若金发砺，若陶在钧，进德修业，光辉日新。”这是毛泽东1918年写的四言诗，也是毛新宇的座右铭，他将沿着爷爷的思想和脚步一直走下去。

孔继宁：关注“三农”问题
    
    孔继宁是李敏与孔令华之子，1962年10月27日出生在中南海。毛家已有很多年没有孩子的哭声了，他出生那天，毛泽东高兴地说：“我70岁官升一级了！”那年毛泽东正好虚岁七十，升为祖父级。“继宁”这个名字是外公毛泽东和爷爷孔从洲一起商定的，没有按孔家的辈分起成德字辈。10月27日，离俄国十月革命俄历10月25日比较接近，而这一年中苏正在论战。“继宁”，继承列宁的遗志，更有寓意了。在毛家的孙辈中，孔继宁是唯一与毛泽东接触稍多的人，但对于外公的音容笑貌，他仍然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忆。因为出生后一年多，李敏一家就搬出了中南海。童年时的孔继宁对外公的感受和其他老百姓一样，是挂在墙上的开国元勋，是口号里呼出来的伟大领袖。他们只能在每年外公生日那天，去中南海吃一顿团圆饭。当他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文革”也拉开了序幕，母亲去中南海会见自己的父亲都要层层请示。
    
    除去毛家的身份，孔家本身也有着显赫的家世。孔继宁的爷爷孔从洲一生两次被授予中将，一次是国民党的，一次是共产党的。孔继宁并不想生活在先辈的光环下。他读书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不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外孙。直到毛泽东去世，孔继宁突然被叫回去，回到学校时，一些学生才知道他的特殊身份。1980年，孔继宁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学习，同时参军。毕业后入解放军总参谋部，先后被派往中国驻巴基斯坦和英国大使馆任助理武官，从事了八年外交工作。1997年，因母亲身边没人照顾，他才转业，投身商海。孔继宁投身对外公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并非偶然。父亲孔令华生前一直在做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他的加入也算子承父业。经过几年打拼，他和母亲李敏一起成立了中国(深圳)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孔继宁一直希望能为“三农”问题贡献自己的一些力量，因为“外公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说过，‘谁赢得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
    
    2002年距离毛泽东诞辰纪念日还有六天时，在合肥毛泽东曾经住过的稻香楼宾馆，一场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国‘三农’问题”的研讨会开幕了，资助人正是孔继宁。研讨会结束后，研究中心将会议的内容整理呈报给中央相关部门参考。作为毛泽东的外孙，这也算是他的一个特殊优势吧。研究中心举行了不少重大活动，但人们很少从媒体上看到关于孔继宁的报道。在关于外公的研究活动中，他的原则是第一不宣传个人，第二不赢利。为了眼下从事的工作，他需要重新翻开外祖父的书。在细细的品味中，他逐渐能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外祖父当时的想法。通过文字，祖孙两辈人似乎有了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这让第三代子女中唯一对毛泽东有点儿印象的孔继宁感到了一种不一样的乐趣。对于毛泽东思想，孔继宁有着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思想是常学常新的，不同的时代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会产生不同的成果。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避免泛泛的研究，要有社会意义，对当今，对中国今后的发展能够有一些指导意义。”2006年9月9日，孔继宁在毛泽东遗体前大声说出心声：“外公，您离开我们三十周年了，您的外孙已长大成人，他没有辜负您的期望，他正在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人，您安息吧！”

孔东梅：传播新红色文化
    
    烫过的短发，略施粉黛的面容，白底黑点中裙，时尚挎包，休闲凉拖，黑色指甲油……完全是位时尚女子，然而她下颌那颗标准毛泽东风格的美人痣，甚至不用介绍都可以让很多人认出她。与毛泽东不同的是，她本人特别不能吃辣。她便是毛家第三代后人中唯一的女性孔东梅。孔东梅1972年生于上海，李敏把她的照片带去给毛泽东看，“东梅”这个名字就是毛泽东看着照片取的。“东”出自他自己的名字，“梅”是他一生喜爱的花。同哥哥一样，孔东梅做人也不张扬，回国创业前她甚至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1996年，孔东梅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在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工作3年后，她远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国际政治学硕士学位，当时只有驻美大使李肇星知道她的身份。出国前与家族的接触很少，留学给了孔东梅很多换位思考的机会，她开始从不同的文化观念上来看待外公毛泽东。2000年，孔东梅在美国收到母亲写的《我的父亲毛泽东》。她一看就哭了，一种神圣的责任感提醒她，作为毛家子孙应该做点儿什么。孔东梅决定回国创业。
    
    2002年，她把外公“菊香书屋”的名字作为自己公司的名字，将公司定位于传播和推广新“红色经典”。对于打造“新红色文化”这个抉择，孔东梅认为这是一种家族感情。“我身上的血脉，是我最骄傲的。继承历史，对我来说意义更重大。我希望从第三代后人、同时也是现代女性的角度去呈现一个人性化的毛泽东。外公对我来讲，是一种既远又近，既清晰又模糊的感觉。很多事情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我不会去拼凑摘抄，也不会去用政治家和历史家的眼光。我不了解，就告诉大家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去追寻。”当被问到身份对下海经商的帮助时，孔东梅说：“如果说有的话，应该就是人们非常关注我们这个家族，希望知道他们的后人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但是你要说什么实质性的，谁给你投几百万、几千万或者给你个什么批文还真没有。市场是公平的，你经营得不行，就没有办法。”为了更好地描绘这个“新红色文化”梦，孔东梅如今在北大读博士学位，学的是国际传播与媒体研究。她只有一个心愿：真实再现历史，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客观地描述那段红色岁月。她认为只要认真去走自己的每一步人生路，就是对外公的最好祭奠。
    
    王效芝：走出自己的一片天1970年，年过三十的李讷下放到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后和干校内部招待所服务员徐宁结婚，生有一子徐小宁。但是两人性格、思想差距太大，最后正式办了离婚手续，孩子归李讷抚养，易名李小宇。1984年，李讷与毛泽东延安时期的警卫员王景清结婚，儿子再次易名为王效芝，效仿外祖父毛润之的意思。王效芝是毛家第三代后人中最小的一位，也是最为低调的一位，很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他的名字第一次见诸报端还是1990年亚运会期间，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一张《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的照片，将其引入公众视野。当时的报道如此描述：在运动员公寓10号楼里，有一个默默无闻，但威信很高的服务员，他就是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18岁的王效芝是北京市外事旅游职业学校的学生，自1990年5月份起由学校组织和同学们一道到亚运村服务以来，他就一直在10号楼里任副领班。虽然是毛泽东的外孙，但在工作中，他却从不搞特殊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同学和运动员的赞扬。“你对外公有什么印象吗？”作家简妮曾指着家中墙壁上毛泽东伏案疾书的一张大幅照片问他。“几乎没有，那时我太小，只有二三岁。”王效芝继承了毛家自尊、自强的个性。16岁初中毕业，他选择了一条与父母完全不同的独立生活道路——报考外事服务职业高中。“对我的选择，妈妈似乎不情愿，我想她有想法，这不奇怪。但我有自己的热情，我不会甘心当一辈子服务员的，我要干得很出色，当领班，当经理，也许当企业家，说不准。但我不会从事政治，我和我外公、外婆、妈妈走的不是一条路。”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第一个改变了毛氏家族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专业选择，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职高毕业后，王效芝在北京饭店担任礼宾部服务员，后任经理，工作十分出色，很受上司欣赏。现在，他经营着自己的企业，正在朝着自己设计的人生轨迹前进。毛泽东的4位孙辈都从事着自己喜欢的工作。他们没有一个涉足政坛，却不约而同地把传播红色思想、发掘红色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这难道不是一种更大意义上的政治吗？ 本文来源：今古传奇


北京考虑分时分区单双号限行遭质疑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2-10-19： 受中秋节国庆节前送礼、外地车进京增多影响，从24日开始，北京进入“全年最堵周”。
　　“北京将评估特定时段、区域单双号限行。”消息一出即刻引发争议，虽然单双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长期以来北京所受的“拥堵”之扰，但一些专业人士质疑，此举是否符合法律原则，还有一些人质疑此举的预期效果。

　　有汽车业界人士表示，单双号限行措施可能表面上能缓解道路的拥堵，但给民众的生活、学习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本质上属于一种“懒政”行为。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分时分区单双号限行是针对所有车辆还是只针对居民个人的车辆？那些“特权车”如果不受此限制，是否将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

　　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实行单、双号限行，当时北京机动车约330万辆。2010年底，北京出台缓解交通拥堵综合措施，其中指出：遇有恶劣天气、重大活动、重要节日等可能引发严重交通拥堵情况，适时采取重点交通拥堵路段高峰时段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不过，北京未轻易“适时”单双号限行。之后，《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交通发展建设规划》中亦写有相同内容。

　　单双号限行难道是解决北京拥堵的一剂良药？

　　目前，北京六环内每天出行人次达到3000万至3500万。随着机动车数量急剧增至500万辆，北京的交通拥堵状况愈发严重。以每年9月份为例，被誉为“全年最堵月份”，今年9月第四周工作日平均交通指数为6.9，9月25日全市普降小到中雨，晚高峰平均交通指数更是飙至9.5。

　　有评论指出，北京目前的道路拥堵问题，管理因素占据的比例是大头。比如人车混流，比如无预告、经常性的道路交通管制，比如“特权车”在道路上的表现以及一般汽车驾驶者的修养等等。要实行车辆限行政策，最为核心的前提是，高效的交通网络管理和快捷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解决城市拥堵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时间：10月17日　来源：经济观察报）


专家：治堵别光治百姓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2-10-19：26日，北京建国门桥拥堵严重，市民焦躁不安，双节前晚高峰交通拥堵状况更加严峻。

　　“单双号限行”这个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市民耳熟能详的词，今天重回舆论中心。

　　10月15日，北京市交通委发布《关于2012年9月“畅通北京绿色出行月”缓解交通拥堵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将评估在特定时段、特定区域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的可行性”，以此作为2013年保障交通畅通措施的研究内容之一。

　　近几年，为治理交通拥堵，北京市相继出台了“限购”、“尾号限行”等政策，报告提到的单双号限行如果实施，相当于意味着车主将步入“一辆车当半辆用”的严冬期。

　　“城市核心区‘治堵’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需要多方合力，政府不能只在老百姓身上动脑筋。”在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刘莘看来，限行是一种“懒政”。“政府至少应该以合理的城区规划和完善的公共交通网络，给大家选择多种交通工具的权利，不能靠‘限’、‘罚’来推卸责任。”

私家车主：为何受伤的总是我

　　高远是北京一名普通的车主，从2008年购车以来，他越来越感到“一辆车不够用了”。几年来，“限行”虽然在法律意义上还属于临时性措施，但高远的感觉和近500万辆车的车主们一样，“限行”变得长久起来了。

　　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市曾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政策。2010年年底，北京出台了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治堵措施，开始实施限制购车和摇号购车的政策。同期，《北京市政府关于加大力度缓解交通拥堵工作的意见》中提出：“遇有恶劣天气、重大活动、重要节日等可能引发严重交通拥堵情况，适时采取重点交通拥堵路段高峰时段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

　　但截至目前，单双号限行还是“特殊时期的事”，目前实施的是“每周限行一天”的尾号限行制。

　虽然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曾指出，政府限行举措已限制了汽车作为财产的使用价值，涉嫌侵犯车主物权。但在高远看来“尚可以接受”。而15日北京市交通委的《报告》，则令高远忧心忡忡。

　　高远开始考虑买第二辆车。“汽油，停车，保养，哪样不贵？”但接送孩子上下学、凌晨下夜班回家等一些“只能靠开车”的事儿，让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有类似想法的不止他一个人。在互联网上，“政府治堵，为何受伤的总是车主”成为网民普遍感叹。“昨天政府补贴让你买车，今天却说拥堵实行限行你不能上路了。限行始于奥运大家理解，奥运结束4年有余，限行一延再延，诚信何在？”网民“哥本哈根的眼泪”质疑。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与和谐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宏山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城市常态功能已经不能正常运转的拥堵情况下，政府提出限行举措，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按单双号限行的原则只能作为一个特例，在特殊的时间段和地点谨慎使用。”他说，“因为这是一种补救性措施，实际上对市民的出行权，构成了一定侵害。”

　　“此外，限行一定要有可替代性的公共交通，而且公交要比较便捷。但现在北京的公共交通，还不能达到上述要求。”杨宏山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对私车“狠心”对公车“温柔”？

　　重新评估“单双号限行”引起的质疑不止于此。

　　“把公车先限了，把管制先废了，然后再来谈百姓私车的解决方案。限单双号，只能让北京的车更多、路更堵。”网民“serena9918”的评论，引来诸多赞同声。

　　不少人抱怨，政府几次治堵，似乎都在“限制私家车”的思路里打转转。“治堵，我理解应该是官民共力的事，为什么只见历次政策对私车‘狠心’，对公车‘温柔’？”高远反问。

　　“限行、限购应该和公车的改革相结合，公车必须减少，杜绝公车私用，增加出租车的数量，加强车辆使用包括交通经费预算的力度，做到合法、科学、公开、透明,还要有监督。”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栋曾向媒体表示。

　　2006年，中非论坛在北京召开期间，曾经严管公车出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曾令高远对进一步限制公车充满期待。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所所长赵杰告诉记者，公车对一个城市的拥堵“功不可没”，北京尤其如此。据央视披露，北京全市公务用车目前已超过70万辆，占全市机动车总量的近15%。赵杰还透露，统计显示，公车在一天之内的出行里程数和次数，是普通私车的3倍左右。“这意味着，一辆公车在占用道路等公共交通资源方面，顶得上3辆私家车。”

　　“公车改革谈了很多年，但效果不大，因为价格杠杆对私家车的效果很明显，但公车对此不敏感。公车更倾向于用行政手段限制。”因此赵杰提出，若未来实行单双号限行，公车理应在列，“而且只能更严厉”。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询发现，“公车限行”口号4年前就已提出。今年2月，为了落实公车限行制度，发改委等17部门共同制定了《“十二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全国政府机构公务用车按牌号尾数每周少开一天。

　　但此后据多家部门回应，上述“限行令”只是一个倡议，并不具有约束性。

　　“公车限行监督无门，即使来硬的，也只会不了了之，到头来只能拿老百姓的私家车‘开刀’。”高远这样概括他眼中的“公私不同命”。

限行应给车主一定经济补偿

　　在受访专家看来，靠限行来治堵，其效果多是“短期立竿见影，长期回归起点”。

　　刘莘认为，限行之所以陷入这一怪圈，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没有承担起自己的那部分责任，“长期只让老百姓做牺牲不公平”。

　　“北京地铁有那么快捷方便吗？北京地铁站旁边有大片的停车场吗？北京出租车有那么方便、不会拒载吗？北京周边的卫星城可以上班居住都不进城吗？”网民“Alan郝”提出，限行不是一定不可以，但限行之后，被限老百姓的出行需求怎么满足，这些都亟需政府解决。

　　“如果经过严格的调研、评估、听证，必须要采用单双号限行政策的话，要有经济补偿机制。”刘莘告诉记者，“比如，扣除本意是覆盖全年的保险费、扣除一定的养路及车船使用税费等。此外，必要的停车费、车辆闲置折旧费，也应考虑在内。如果这些都做细了，至少政策引发的震荡会小一些。”

　　在赵杰看来，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网的更科学建设也刻不容缓。

　　“无论开车还是乘公交车，人的出行需求必须满足。如果单双号限行了，政府就必须把替代性的出行方式安排好。”赵杰告诉记者，当前的问题是，开私家车有时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

　“根据我掌握的数字，有调研显示，出行还是私家车最便捷，从速度上来看，开车是1的话，轨道交通是0.8，地面公交只有0.5。如果不开私家车，政府对公交的补贴力度，就要加大，服务也要提升。未来的交通体系更加完善的话，应该是给大家乘坐各种交通工具的权利。”赵杰表示。

　　北京交通大学梁青槐教授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公交仍有很大上升空间。“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公交出行比率通常都在60%以上，我们现在平均才40%左右。”

　　今年8月出台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交通发展建设规划》提出，到“十二五”末，中心城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力争达到50%，小客车出行比例控制在25%以下，自行车出行比例保持在18%左右。

　　杨宏山最后指出，从更长远来看，政府应该尽到“合理规划城区”的责任。“北京的城市结构是一个强中心、放射性的，外围小区资源不足，决定了城市越中心密度越高，进出城的时候，放射性道路和城市相交的节点上，拥堵肯定成问题。”赵杰说。

　　杨宏山认为，未来政府要做的是合理规划城市“分中心”，并配套好就业、医疗、教育等资源，保障功能齐全，避免老百姓“一有事就往城中心挤”。限行，也就不会再成为怨声载道的词儿。（时间：10月17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单双号限行”是转嫁城市管理责任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2-10-19 北京市9月份交通拥堵状况报告显示，9月份北京市交通拥堵指数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0.3%。

　　10月15日，北京市交通委发布了北京市9月份交通拥堵状况的报告。该报告显示，9月份北京市交通拥堵指数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0.3%。该报告披露，针对交通拥堵情况，北京市除了重点研究深入推进弹性工作制和错时上下班工作方案外，还将“评估”在特定时段、特定区域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的可行性。据说，这项措施若评估通过，相比目前的尾号限行，特定时段、特定区域将实行更严厉的限号措施。

　　单双号限行措施，实际上是对公民财产使用权的一种外加的强制性限制。按照法律的精神，公民的自由只以自愿让渡为得以限制的前提，非此，任何个人、团体和组织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之。并且，法律对自由的限制，只能以保护自由的原因得以限制之。所以，公民拥有自己的汽车之后，对其全权使用权利的部分让渡，如每周依车牌尾号限行一次，或依车牌尾号单双数隔天限行一次，能否在最大限度内保证每个人最大程度上的自由权利，实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任何对自由进行限制的措施，从管理的角度讲，都会有利于秩序的形成。就如车辆限行措施，哪种措施限制的车辆多，哪种措施就更有效。但是，公民自由权利充分实现的良序社会，是公民自由度与社会有序度达到某种平衡的社会。的确，没有一定的秩序，就没有自由落实的空间。然而，这绝非意味着秩序越严格、有序度越大，自由落实的空间就越多、自由度就越大。这里的关键之处就在于自由与秩序的关系，究竟是在公民充分享有自由的基础上形成秩序，还是在秩序的基础上“允许”有限度的公民自由。于自由而言，这两者之不同，就如同笼中之鸟与空中之鸟的差异一样大。

　　显然，在秩序的基础上“允许”公民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秩序的“剩余”空间内“配给”公民的自由度，可以大大方便秩序管理者和维护者；而在公民充分享有自由的基础上形成秩序，无疑将会大大增加社会秩序管理者和维护者的责任。于是，越是在公民自由度小的地方，社会管理者就越是愿意用限制自由的方式来转嫁社会管理责任，减轻社会管理负担，以形成方便管理的所谓秩序。而这也正是这种类型的社会秩序“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症结所在。

　　因此，按汽车牌照尾数实行单双号限行的措施，至少有转嫁城市管理责任之嫌。其实，在北京等大城市，在道路交通管理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北京为例，修建地铁造成的地面通行障碍，每日都有的临时限行措施造成的交通拥堵，交通事故造成的道路堵塞，都是管理水平和管理不当等方面的问题。

　　治理交通拥堵是社会管理方式改革的一部分。那种一说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就先想着如何限制公民的自由，就先盯着公民钱袋的方法，正是社会管理方式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时间：10月18日　来源：光明日报）


朝鲜藏丰富矿产资源 6亿宝藏向中国投资者敞开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7361

    2012-10-19 作者 : 吕明合  两百多种储量丰富的矿物质、估价约6万亿深埋地下的宝藏，比中国一些地区还优惠的引资政策……朝鲜正以一连串招商动作，向来自中国的投资者缓缓打开沉重的大门。

　　自2012年9月以来，密集的招商活动正在中国的北京、丹东等地连续展开。打动中国商人的，是这个外表贫瘠的国家地下深埋的估价约6万亿美元的宝藏。

　　这个“隐士之国”蕴藏着两百多种储量丰富的矿物质，不仅有铁矿及铝、锌、铜、金、银等有色金属，还有煤、石灰石、云母、石棉等非金属矿物，甚至有石油资源。

　　“热烈欢迎中国投资者对朝鲜矿产资源、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进行投资。”9月底，在北京的招商会上，负责朝鲜对外招商的合营投资委员会副委员长金铁镇热诚邀请中国商人。

　　“错过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决不能错过朝鲜的机会”

　　密集的招商活动在9月22日达到了高潮。

　　在北京国际饭店，一场盛大的朝鲜特色歌舞表演后，一只宣称以矿业为主要投资方向、规模为30亿元的“投资朝鲜专项基金”高调宣布成立，首期注资10 亿元。基金发起的一方为一家名为“中国海外投资联合会”（以下简称中海投）的民间机构，另一方，则是朝鲜合营投资委员会在北京设立的朝鲜投资事务所。

　　“一个百名企业家的考察团已经组成，将在11月中旬前往朝鲜。”中海投的策划总监丁博说，一起前往的还有一些专业的地质勘探人员。

　　商人们的热情来自乐观预期。“身处中、日、韩、俄的包围，朝鲜宛如一块没有开发的洼地。”丁博说，“大家都是一个心态，我们错过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不能放过朝鲜的机会。”

　　自接替父亲上台后，曾留学欧洲的朝鲜新领导人金正恩，正以一连串的动作，引发外界对这个国家走向的新猜测：罢免李英浩，演出歌曲出现米老鼠、迷你裙，“改革派”关键人物张成泽出访中国。外界就此认为朝鲜“改革开放”，只是时间问题。

　　朝鲜市场开放后，最吸引外界的当属深埋地下的两百多种有用矿物。“三千里锦绣江山”，朝鲜方面在招商资料中自豪宣称。

　　在招商会上，朝鲜投资事务所的官员不忘以“中朝边境的茂山铁矿”为例，提及中国最渴求的铁矿石。而堆成小山一样的朝鲜无烟煤被运往中国丹东的照片，已经出现在韩国媒体的醒目位置。

　　2007年，韩国大韩商会公布的《朝鲜地下资源共同开发战略》报告曾披露：朝鲜菱镁矿储量达30亿至40亿吨，铁矿石储量高达2600万吨，可立即开采的铀达400万吨。

　　诱惑还不止这些。“朝鲜位于环太平洋地震构造带的中央偏北部，在这个环太平洋的构造带上有大型金和铜矿藏。”武警黄金总队原总工程师、矿业勘探专家贾国志说。

　　虽然并未到过朝鲜考察，但贾国志的一番话，依然让招商现场的中国商人们一阵骚动。“俄罗斯的白山金矿（270多吨），日本的临沂金矿，中国东北黑龙江的金场金矿（100多吨），吉林的小西南岔的铜金矿藏等，都是可参照的例子。”

　　朝鲜投资事务所告诉参会的商人们，北京宝源恒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已经在“现场考察1处金矿和2处铁矿后决定了投资开发计划……目前正顺利引进相关设备。”

　　出乎意料的热情

　　“朝鲜方面的热情出乎我们的意料。”参与策划招商会的“中海投”官网主编李圣盛说，中海投接触朝方一个多月来，迟迟没有进展，但9月15日，他们突然接到通知，说已敲定活动，“只给了5个工作日准备”。

　　主办方称，有关这次招商活动的报告，据信送到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手中。“他们花了两三天时间研究，同意了活动内容。”

　　作为朝方第一次举办的大规模招商会，阵势罕有。9月22日，常驻中国的朝鲜合营投资委员会副委员长金铁镇，其下属的朝鲜投资事务所理事长孙浩烈，带来了四十多位朝鲜国内会社（职能同中国的国有企业）领导和官员对接合作项目。

　　“朝鲜驻华大使馆原本也安排了11位相关官员出席，但因朝鲜‘人大’召开在即、临时接通知不能参加外事活动，才取消了行程。”丁博说。

　　朝鲜表现出了罕有的灵活姿态。出席活动的金铁镇和中方人员一起，成扇形而坐，“谈笑风生”。

　　采矿业是朝鲜投入最多的产业，但苏联、东欧剧变后，由于外来输血切断、美国封锁等原因，设备缺乏和技术难更新，采矿业以及冶炼工业遭受重创。

　　与朝方合作举办招商活动的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秘书长李国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朝鲜方面都是直奔设备和技术而来”。其中涉及最多的就是矿山开采（含金矿、磁铁矿、石墨矿等）、炼制加工（含炼铁、炼钢等）、机械设备等。

　　与李国冬合作的朝鲜对外经济投资协力委员会，带来的矿产项目的投资金额大多在100万到1000万美元之间。为吸引投资者，他们甚至在邀请函中列出了合作企业的具体名称。

　　“比中国还优惠的政策”

　　相比过往，朝鲜展示了更灵活的姿态——招商会期间，朝鲜合营投资委员会投资处长崔成进罕有地向媒体解答赴朝投资的各项优惠性政策。

　　这些政策包括，投资人可以按生产分成，也可按意愿选择利益，“比如15年的矿产销售代理权”。过去，人们更多选择以合营方式进行，投资只能按利润分成。

　　朝鲜官员告诉前来参观的中国企业主，他们对外资企业的中方劳工毫无限制。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免除对外资企业进口设备的关税、对非合资企业出口品的关税、对开发矿产的资源税。

　　每平方米1欧元的土地使用税由朝鲜承担，每年地下资源开采量不受限制。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为决算后的利润25%——即使与中国国内部分地区相比，条件也已相当优惠。

　　李国冬说，“这只是一般性的优惠性政策，具体的可因项目而再增加。”

　　丹东华商海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亭戈和中朝丹东边境贸易城董事长王远刚手上都有大量的朝鲜矿产项目。合作的方式是“朝鲜提供基础设施、配套条件以及劳动力，中方提供技术、设备、管理”。

　　朝鲜“淘金潮”

　　中国人投资朝鲜矿产，早已有之。“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主要以货易货。”生于朝鲜的中国籍“朝人”朴津南说。1993年，他成立贸易公司涉足中朝贸易，现在正和朝鲜兴盛贸易会社三十五部合作，直接开采金矿粉销售，一年可有数百万利润。

　　当时，朝鲜需要石油、天然气、重油，同时也需要面粉、面条和玉米。中国的商人把大量朝鲜急需的物资运至边境，朝方交易的则是矿产原材料。

　　有丹东“女首富”之称的鸿祥经贸公司董事长马晓红，就是此波淘金者的一员——她销售重油给朝方，获得朝鲜废钢。1997年朝方禁止废钢出口后，她又在平壤合资开矿。作为合资的代价，她把80辆斯太尔卡车交给了朝方。

　　“中国对朝鲜的投资70%集中在矿产资源上，其中以铁和铜为主。大部分的企业来自黑龙江、吉林和辽宁。”韩国产业银行旗下的经济研究院的一份报告称。

　　中国大型企业真正涉足朝方资源项目，始于2005年朝鲜出台“以矿产换振兴”计划。其间，中国五矿集团一举拿下朝鲜第一大无烟煤矿龙登煤矿的开采权。“这是朝鲜在资源领域的第一次开放。”中国社科院亚太所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朴键一解读道。

　　此后7年间，吉林通钢、延边天池钢铁集团、中钢、山东招金集团、中国五矿集团等中国大型企业开始进军朝鲜矿业。

　　事实上，韩国、英国、美国和德国也非常关注朝鲜地下资源。2006年，韩国就曾投资510万美元，参与开发黄海道定村石墨矿山。当年韩国从朝鲜引进的矿产资源超过了5973万美元。设于英国伦敦的“朝鲜开发基金”更是其中代表，这个基金最高时甚至宣称募集了1亿美元。

　　2012年8月，英国《经济学人》透露，金正恩已对朝鲜过去以货易货、贱卖资源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在招商会上，朝鲜投资事务所理事长孙浩烈强调说，相比直接的原矿或精矿粉出口，朝鲜政府更欢迎深加工的矿产投资项目。

　　“有机会，也有风险”

　　叶烈灯是最新一个希望能掘到朝鲜矿产一桶金的人。

　　他掌管的江西省民营企业新鸣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刚通过朝鲜投资事务所签订了意向性协议。

　　叶烈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公司即将开发的是一座金矿，“我们将很快带技术人员入朝进行实质性项目考察”。对于合作细节，他拒绝透露。

　　不过，丹东商人李山（化名）警告说，那些希望一口吃成胖子的投资者很可能乘兴而来，铩羽而归。

　　更重要的是，“朝鲜在一段时间内，在地质工作方面做得相对较少，朝鲜的基础勘探研究与理论研究和中国矿业发展进程有一定的差距。”贾国志说。

　　中海投李圣盛证实，从目前朝鲜的地质勘探报告看，数据都很初级，还需要大量基础的地质勘探工作。

　　朝鲜专家张琏瑰则更忧虑“在朝鲜投资很难得到保障”。丹东商人金一（化名）的一位朋友曾投资生产高纯度的朝鲜石墨产品，但产品投产后，朝鲜立即限制石墨出口，导致他血本无归。

　　近日，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疑因朝方提涨价，中朝合作的茂山铁矿已被叫停。

　　“没关系就没办法。”曾因举办平壤百货商场闻名的辽宁省温州商会会长曾昌飙说，“如果要投，可带中国淘汰掉的设备，风险小，也利于重新利用。”

　　不过，也有游刃有余者。李国冬说，为更好提供投资保障，他们成立了金达莱儿童基金推介项目。设立基金会的“金达莱”是前巴勒斯坦驻平壤大使穆斯塔法-萨法日尼之女，其事迹还上了朝鲜教科书。

　　昔日的大使，现在更像是个商人。穆斯塔法-萨法日尼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很看好朝鲜的改变，朝鲜迟早将走向开放。

　　在招商会上，朝鲜合营投资委员会投资处长崔成进承诺说，“朝鲜将本着‘平等、互惠、双赢’的原则，依法保障保护外国投资者权益”。

　　“是危机，也是转机，有机会，也有风险。”李国冬说，“从新领导人上台后一系列人事、农业政策的调整看，我相信它还是在朝着一个改革开放的方向走。”朝方透露，一套全新的外商投资法规册子正在修订中，早则今年第四季度，晚则明年初就会出来。“明年应该是中朝贸易大发展的一年”。

　　中海投公司的高管承认，选择在9月22日召开招商会，原想能和接下来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可能释放的改革气氛相映衬。

　　遗憾的是，三天后的9月25日，第十二届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第六次会议在平壤召开时，刚刚上台的金正恩，讨论更多的是人事和预算问题，对于经济改革只字未提。来源: 南方周末


欲以〝维稳新政〞取代〝胡温新政〞内幕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3914&msg_id=355

新唐人2012年10月18日讯】（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近日，有港媒披露了近十年来江泽民利用〝维稳〞这个政治藉口卡死〝胡温新政〞的喉咙，之后更进一步逼迫〝胡温新政〞让位给〝周永康新政〞的内幕。

香港媒体《动向杂志》第326期发表了姬胡的评论文章《习李政治三大焦点》。该文披露了江泽民如何利用〝稳定压倒一切〞这个当年邓小平提出的权宜之计，来卡死胡锦涛接手中共最高领导职位之后曾一度开展的〝胡温新政〞，并进而促成〝周永康新政〞（或称〝维稳新政〞）喧宾夺主取代〝胡温新政〞把持朝政的内幕。

这篇文章披露，〝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政治口号原本是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初提出的权宜之计。江泽民接手最高权力后，开始对〝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并不太感兴趣，因为这意味着掌控稳定程度判断的邓随时可以用此权宜来压制他。但当江泽民也面临向胡锦涛移交权力的时候，江却把邓氏的权宜之计固定为政治铁律，死死地卡住了〝胡温新政〞的喉咙，而这个谋略出自曾庆红的手笔。

〝姬胡〞在文章中表示，当年江泽民即将让位于胡锦涛之时，江在事关权力交接的中共十六上大做报告时，曾两次提到〝稳定〞问题：一是在回顾过去五年（一九九七年九月至二○○二年十一月）及其掌权的十三年时，称〝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二是在政治建设方面和政治改革方面，继续坚持〝维护社会稳定〞的既定方针。而江在这次会议上特别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很快变成了〝稳定高于一切〞。

文章引述北京一位退休十年的高级干部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稳定既然高于一切，负责维稳的政法体系肯定地高于党中央。同样，负责维稳的最高首长政法委书记当然地高于总书记。‘胡温新政’不能说没有，但说‘周永康新政’或者‘维稳新政’可能更确切一些。〞

中共十六大结束后，胡锦涛公布十六届一中全会的方针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试图最大限度地淡化江的〝稳定压倒（高于）一 切〞，但在江泽民及其布部署的江系势力的合围之下，〝胡温新政〞最后也没逃脱被〝维稳新政〞取代的命运。

周永康喧宾夺主以〝维稳新政〞取代〝胡温新政〞

〝姬胡〞认为，二○○八年的奥运会帮了江系的大忙，举国体制下的安保造就了维稳的〝奥运模式〞，从而也使〝胡温新政〞被迫让位给〝维稳新政〞。

而胡、温则采取了一种〝缓冲策略〞，即以担心过份强硬的打击措施会引发社会抗争，进而是大规模群体事件为由，抵制过于强势的以政法系统为核心的江系势力。因此，尽管中央政法委书记实质上高于总书记，也没法找到反对这种〝缓冲策略〞的理由。

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项下的〝防范和惩治邪教组织〞问题，胡温执政十年采取的基本态度是，一方面在政治报告中对这个问题完全回避不提（标志是二○○五年十月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公报），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在政法委掌控之下的维稳系统继续的〝非规模性打击〞不闻不问。

据了解，〝胡温新政〞之说最早出现在2003 年。那一年中国突发〝非典〞，刚上任的胡锦涛、温家宝二人即时罢免了对隐瞒疫情负有责任的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两位高官，力主向社会公开疫情，举国动员全力抗灾，还亲临一线现场指挥，一展〝亲民〞风采。这一举动以及此后〝尊重宪法〞、〝依法执政〞、〝行政体制改革〞等政策的宣示，被人们普遍解读为〝胡温新政〞即将到来的标志。

〝胡温新政〞之说最早出现在2003 年。

但人们很快就发现，胡温政府的主动作为其实相当有限。在江泽民势力的把持操控下，中共的政局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与蜕变，中共政体的条块系统逐渐分化为多个大大小小的〝山头〞

《中国人权双周刊》曾发表文章表示，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这十年中，中共政局发生严重蜕变，除了军事和宣传这两个〝口〞仍保持着自上而下的〝条〞的外观，党务（人事组织）、政法、纪检，尤其行政与财经系统（即温家宝所在的系统）则至多只剩下半个〝条〞，其众多的神经末梢已大部被各个〝板块〞所侵蚀，〝政令不出中南海〞业已成为制度性常态。李长春或郭伯雄固然可以不买温家宝的帐，中央政法委也不必买胡锦涛的帐。而另一方面，每个大权在握的人若想要自己坐得稳，他也就必须让其他大权在握者都能坐得稳。

于是，人们期待的〝胡温新政〞很快化为乌有，整个政局呈现出一潭死水，消极改革、积极维稳，胡锦涛在事实上成为了〝维持会长〞，而温家宝则无可奈何地充当了〝消防队长〞。


传习近平私允薄熙来任国家主席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7364

    2012-10-19：最新一期香港「动向」杂志引述「可靠消息」说，即将在中共18大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9月上旬「失踪」期间曾向中共中央做深刻反省，表示他在考察重庆「打黑唱红」时的私下表态「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不过他说，他对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个人许愿实出无奈。

　　报导说，习近平的「私下许愿」指的是曾向薄熙来表示中共18大后出任国家主席一职。

　　报导说，习近平还证明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曾就分权之事向他面授机宜，并得到「太子党」实际领袖、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支持。

　　报导说，习近平以表面反省实际揭发的方式传达的信息是：「江泽民影响力在那里，他安排薄熙来当国家主席，我拿他怎么办」。

　　未经独立消息来源证实的上述报导还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于习近平表面反省实为诉苦与揭发的行为，经开会讨论，多数意见表示可原谅。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吴邦国更是以「考虑第五代领导的集体形象」为口实，建议「从今以后不再涉及此事，并作为第五代的内部纪律来对待」。

　　报导说，吴邦国暗中保护薄熙来在党内高层被认为是为了维护团结，至少有六、七名现任政治局委员，包括刘云山与俞正声均赞同吴邦国从轻处分薄熙来的意见。但常委温家宝与李克强坚持「严格按组织程序与法律规定处理」，而政府系统的政治局委员如王岐山与刘延东(国务委员)均支持温、李的意见。

　　而据多维新闻网引述「中共内部知情者」透露，薄熙来已就他的错误作书面检讨，且内部文件已传达至副局级，该案的党内审查程序已经结束。

　　香港「动向」杂志说，薄熙来交代的部分问题中，已涉及向江泽民家族及亲信巨额贿赂的问题。来源: 动向杂志      ▲◆★●■☆
 
 
十分可疑 令计划之子车祸校花美女死亡内情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7371

    2012-10-19：今年三月北京发生法拉利车祸，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之子身亡，两名藏族美女重伤，分别是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女儿扎西卓玛，以及活佛的女儿杨吉，杨吉在病情好转后却被医生打了一针后猝逝，被怀疑另有隐情。

　　今年三月十八日，北京一辆法拉利跑车失事，车上挤逼着的一男二女，车祸后变成一亡二重伤。半年后，亚洲週刊获悉，另一位伤重送往医院治疗、正在康复中的藏族姑娘杨吉亦突然死亡，医院声称是猝死。但来自北京的消息称，早前医生已对家属宣布，杨吉已经脱离了危险期，怎么突然又被死神召唤过去，质疑是否另有隐情。京城这宗交通事故，至今不仅令两位年轻人魂丧京城，更撞出了中共高层的政治意外。在十八大召开前夕的人事安排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要因此而调职，由粟战书接任，令则改任统战部长，原来传他更上层楼的说法，可能都随风而逝。

　　三月十九日，北京媒体刊登了《法拉利粉身碎骨一死两伤》的新闻，报道了十八日凌晨四点十分左右，北京一辆法拉利跑车行至保福寺桥东辅道时，失控撞到桥体南侧墙壁及另一侧护栏后解体，车上三人被勐烈的撞击甩出车外，造成一人当场死亡，另两人重伤的重大交通意外。消息还称其中一名女子还是全身赤裸，网上有人怀疑死者和女子当时肯定在搞“车震”才导致事故的发生。

　　网络盛传：车上三人，男性驾驶员是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之公子，不幸当场死亡。另二女子同为民族大学在校学生，受重伤急送医院抢救。北京知情人士告诉亚洲週刊，身受重伤的二位女子都是十分貌美的二十五岁的藏族姑娘，已经大学毕业，而非在校学生。其中一位是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女儿名叫扎西卓玛，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另一位藏族姑娘亦来自青海藏区，是一位享有声誉的活佛女儿，毕业于政法大学，名叫杨吉。

　　事发后，连当时死亡的驾驶员三人，都一起被送往医院，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女儿扎西卓玛算幸运，伤及腹部，肚破肠流，治癒后回青海疗养了。杨吉伤得比较严重，腿断成三截，手臂折断，半身被火烧焦，头髮都烧光了，生命一度垂危。但经过医院一段时间的全力抢救后，医生告诉家属说，姑娘已完全脱离了危险期，性命保下来了，但会落下终身残废。知情者说，杨吉醒来，听到法拉利驾驶者不幸去世的消息，却冷漠而愤愤地说：“随他去，不关我事！”家人很奇怪，追问，为什么这么无情，她一直不愿出声。

3月间北京一辆黑色法拉利跑车撞毁，传出男驾驶是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之子

　　病情好转的杨吉开始感到寂寞，躺在床上，她手拿着iPhone，到处找人发简讯、聊天。上个月，杨吉感到不舒服，医生给她打了一针，杨吉昏睡过去后就再也没有醒来。医院宣布她突然死亡，家属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从死神处走回来的杨吉怎么又被夺去生命。本来，家人已打算过了冬天就送杨吉回青海西宁疗伤，如今一切成空。有人向亚洲週刊表示，中共的高官家属连外国人都敢毒死，还有公安高官参与隐瞒，一个中国公民又算得了什么？他怀疑死因另有内情，但无奈，杨吉的遗体早被火化。

　　杨吉的父亲是藏区很有名气的活佛，在藏区和京城都有不少忠诚弟子，甚至有中共的高官都供奉他。北京知情者说，有高官弟子早就多次提醒日夜守候在病房中的杨吉家人，劝姑娘不要与外界联络，要保持低调。“事情很复杂，因为全世界都在打听这宗交通意外背后的故事。”

　　杨吉去世后，政府将其藏区的亲属从青海接到北京参加葬礼，所有食宿交通费用均由政府包办，但所有亲属都被严格控制，不能随便乱跑，在京用车都由政府提供。丧礼上不能拍照，并要求所有参与丧礼的人士严守秘密。丧礼结束遗体即刻火化，但骨灰不能带回家乡。

　　尽管杨吉的父亲在北京有藏传佛教中心，在青海也有寺院，但在杨吉的后事办完以后，当局即派人护送杨吉父母出京，到四川成都暂住。据说，远离京城是为确保十八大稳定；杨吉父亲也没有任何指责和要求，他表示不会追究，一切认命，说“治不好，就是命”。但有京城朋友见过只有一个独女的杨吉父母后说，两夫妇看上去一夜间变得十分苍老。

　　杨吉在政法大学读书时就是大学公认的校花，长得出众。她大学毕业后仍留在京城补习外语。因为早前她父亲在美国的一位华人弟子已帮她办妥去美国西部一所大学的读书申请，正办理出国护照，原本今年九月要出国赴美深造。现在去不了美国，悲惨的随鹤西去。

　　网络有爆料称，车祸时闻讯赶到的一二零急救中心的医生确定男子当场死亡，另外两名女子重伤，被立即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北京媒体称，双榆树消防中队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此时路面已经被散落的汽车零件铺满了，一辆面目全非的法拉利跑车停在马路北侧，发动机则位于路中央，已经起火燃烧，消防队员进行灭火，两分钟后被完全扑灭，随后消防队员与民警又对现场进行了细緻处理。

　　目击者沉先生发现黑色法拉利跑车已解体，同时，地上躺着一名裸体的美貌年轻女子，“已经说不出话了，只发出轻微的哼哼声”。随后，沉报了警。还有报道称，包括司机在内共有三人，一男两女，全部被远远地甩出车外，其中一名女子全身赤裸。

　　亚洲週刊获悉，事实是，这部挤着三个人的法拉利，是刚从一个私人的活动场所出来，还要去赶另一个场子。匆匆忙忙中开上了死亡之路。撞毁的是法拉利四五八，只能坐二人，却挤了三个人。事故原因是，法拉利在转向时，坐中间偏左的女郎因离心力关系，在强大的惯性下，身子自然偏向左边压住了男子，致使该男子无法操作，酿成惨祸。

　　惨案发生后，中国内地网站出现多个涉及中央高层领导子女的版本，网络相关言论也受严格控制，相关信息都遭删除，一宗交通意外引发中国政坛的严重危机。网名@tufuwugan的网友说：一起普通的车祸，本来我们并不在意，可你们紧张到抽风，四处删帖，这才让我们怀疑背后的故事。你们总用愚蠢的行为来证实传闻不是假的，法拉利，私生子贾宝玉，女人……。

　　公共权力被严重私有化

　　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对亚洲週刊表示，中国为官者及其家属，因为儿子而起杀心，因为儿子车祸要掩盖真相，要防重大丑闻被揭露，这些与“我爸是李刚”的事件一脉相承，都暴露出权二代、官二代的问题。“是权贵阶层不择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的表现。反映了中国封建体制残余严重，皇亲国戚的子女问题，也会反映到官场、贵族子弟的丑态，甚至反映到最高层。公共权力被严重私有化。”

　　“十八大”召开在即，迎接十八大的却是高层丑闻不断，随便一件意外都能引爆政治危机、带出一串丑态，背后显现的是腐败严重侵蚀党的机体，从官员漫延到家属、从基层直上中央。“十八大”之后，将面对更大的挑战。来源: 亚洲周刊▲◆★●■☆


中共十八大将确立习李体制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210/t20121020_1810807.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10-20：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日前发表文章，题为“中共十八大将确立习李体制 经济行家主政值得各方期待”，作者陆正之，文章摘编如下：

　　9月28日，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对外发布了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八大）将于11月上旬开幕。对十八大的各种揣测又一次充斥各大媒体，有关人事安排的种种推断更是言人人殊。其实，更值得关注的应是未来中共治理的大框架如何确定。关于此点，一些敏感的论者虽有所论及，但是能以明快的语言指出要津和脉络的却也不多。笔者多方质证之后以为，最值得关注的大框架是，十八大将确立“习（近平）李（克强）体制”。

　　“习李体制”的确立是合乎中国政治伦理和当前政经情势的逻辑必然。尽管中共十八大具体人事布局尚未揭盅，但现任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克强笃定成为下届中共领导层的核心人物。习李5年前双双进入中共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体现了中共党内对未来“习李体制”的共识。习近平作为下届中共总书记，总揽全面，以习近平为首是理所当然；李克强则充当主导经济发展的角色，应为总理的不二人选。中共作为执政党，经济建设是各项工作的中心，总理在中共政治框架中重归枢要位置也是势所必至。

　　对于习近平，各方论者已有颇多论述，无须多言。而由于很多人对“习李体制”认识不足，外界对李克强在未来中国政坛的作用也估计不足。笔者在与北京政商学诸界接触之后，觉得有必要与读者分享一些体制内人士对李克强这位未来“大国宰相”的研判。

　　李克强之所以能身膺重寄，至少有以下优势：

    其一，科班出身，有学术根底。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李克强在北京大学法律系接受系统的法学训练，同时深受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和北大人文风气熏陶，后又师从厉以宁等知名经济学者，主要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热点难点问题，对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弊端和改革路径有深刻的认识与思考。

　　其二，从政历练完备。李克强先后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农业大省河南和号称“辽老大”的工业大省辽宁主政，经略中原，经营东北，积累了丰富的应对农业、工业难题的经验。加上过去5年在国务院担任常务副总理的锤炼，李克强驾驭宏观经济和政府全局可谓熟门熟路。按照中国传统说法，李克强的上位正属于“先历州郡，后掌台省”。

　　其三，有视野，有理念，有破解难题的能力。李克强既有专门学术训练，也有广泛的实践经验；既有在安徽贫困农村生活打拼四年的草根经历，更注意“睁眼看世界”的现实要求。据中共体制内人士介绍，李克强的施政特点是重规律，重制度，重团队，解决重大问题时强调“既争一时，亦争千秋”。无论是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能源、高新技术产业等发展，还是推动医改、保障房等民生建设；无论是修明内政，还是对外交往，李克强都展现出切合实际、瞻望未来的理念，其决策往往以理论为支撑。他欣赏并坚持好学深思、审慎务实的为政风格，力争全面深入掌握实情，直面问题，多谋善断，长于在改革体制机制等方面寻求解决难题的出路。

　　按中共的说法，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当下的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中国面临的问题也堆积如山。“世乱思良相”，李克强的特点和能力让人们有理由对这位明年三月上任的总理充满期待。在习李体制下，习近平和李克强分工明确，相辅相成。李克强以经济行家主政，中国经济和社会完全有可能开创出新的升平气象，继续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强劲动力。 ▲◆★●■☆



“少进食”医不好“城市便秘”之症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2-10-19： 众所周知，堵车已成为制约北京发展的一道难题，成为北京的反面名片，以至于人们一谈到北京，最先想到的大概就是堵车的问题了。特别是在中秋、国庆前后，北京就像得了“便秘”，路上到处都是被堵的汽车，让北京这个曾经以桥多而闻名的城市一度成为了“停车场”。

　　而北京首都得“便秘”之症也并不是这一天两天了，开过众多的方，吃过各式各样的药，一直以来就不见有好转，而且是越来越堵。现在，又要“会诊”出台更严厉的限行措施。笔者不禁要问，严厉限行就能治好北京首都的“便秘”之症吗？

　　其实，近年来限行措施北京一直在使用着，并没有停过。但限行治堵的效果却不大理想，以至于才有现在考虑利用更严厉限行措施来治堵的方案。不过，笔者再想，这限行措施就像是便秘后的“少进食”。虽然“少进食”能一时缓解肠胃在便秘情况下的压力，但这并不是长久之策。“少进食”人就得不到身体所需的营养，又怎么能维持健康与发展呢？城市“便秘”后，限行这也并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笔者认为，要想医治北京便秘之症，先要了解北京为什么会“便秘”。北京发生“便秘”的原因，一是因为车辆的增多，城市道路不能满足车辆交通的需要，限行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而采取的措施。二是因为北京道路上的车辆行使缓慢，导致车辆滞留道路的时间长，而导致的“便秘”。限行会影响城市正常发展的需要，所以解决车辆长时滞留才是医治“城市便秘”的根本。

　　而要想减少车辆在道路上的滞留时间，必须要找出影响车辆行驶速度缓慢的瓶颈。而正常情况下影响车辆行驶速度的罪魁祸首就是路口的红绿灯。红停绿灯行，停停走走增加了车辆在路上滞留的时间，再加上车辆越来越多，要想不堵似乎都会很难。所以，医治北京“便秘”之症，必须想方设法减少各条道路路口车辆通行的时间。

　　最后，笔者相信，北京市一定有智慧来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便秘”之症，而不是简单的“少进食”。（时间：10月19日　来源：荆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