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培养中共领导人 哈佛大学里的“中央第二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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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10：哈佛大学长期以来被视为世界上最富盛名的学校之一。但是许多中国侨民给它封了另外一个名字“第二中央党校”。(Darren McCollester/Getty Images)

培养中共领导人 哈佛大学里的“中央第二党校”

哈佛大学长期以来被视为世界上最富盛名的学校之一。但是许多中国侨民给它封了另外一个名字“第二中央党校”。《朝日新闻》10月10日报导说，真正的中央党校在北京，其关键职责是培养未来领导人。但是，由于有众多数量的年轻中国学生和高官在哈佛上学和做研究，导致它获得这样一个称呼。
 
中国人在哈佛人数众多可以从2009年秋天哈佛大学附近一个酒店举办的晚宴看出来。来自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和学者450人参加了这个晚宴并高唱中国国歌。

一名参加晚宴的中国商人用手机拍下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的照片。宴会厅墙壁上挂着中美两国国旗。蒋耀平是被共产党派往肯尼迪学院的访问学者。

一些学生是自费入学，比如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但是很大数量的共产党官员是由中共派往哈佛的。

*哈佛培养中共领导人

《朝日新闻》报导说，中共中央组织部2001年启动一个项目，就是在哈佛培养中共领导人。这个项目的目标之一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功的政府管理经验，作为倡导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一种方式。

这个项目提供各种课程，某些课程持续八周，有些持续几个月。每年，大约40～50名中央党委或地方党委之下的高官被派往哈佛学习。

在2009年的晚宴上，蒋耀平向波士顿地区的共产党官员和中国侨民做了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演讲。当蒋耀平提及在哈佛以访问学者身份学习的高官名字时，比如湖南省副省长，听众当中爆发出掌声。

“这么多中国人聚集在哈佛的事实激发了爱国热情。”晚宴组织者说。

北京的中央党校给未来的共产党领导人教授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党历史。目前的中央党校校长是习近平，他预计将在十八大接替胡锦涛成为总书记。

*哈佛成中组部培训基地

美国著名网络杂志《石板》（Slate）五月二十三日发表文章，披露哈佛大学成为中共中组部的官员培训基地。现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是政治局当中第一个在哈佛受训的成员。

大约10年前，中共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努力，给公职人员提供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培训，让他们可以应对考验独裁政权韧性的日益复杂的情况。

这些经过仔细审核的官员，选拔出来的政权明日之星，被送到国外顶尖大学，在经过特别设计的项目里学习。第一批人被送往哈佛大学。今天，中共当局已经扩张了这个项目到斯坦福，牛津，剑桥，东京大学和其他地方。中共迄今已经派遣超过4,000名官员。

哈佛的课程，特别为这个项目而设计，类似于职业高管课程。该项目位于肯尼迪学院阿什中心，哈佛教授们教中国官员们关于领袖，策略和公共管理。

*李源潮是政治局第一个哈佛受训生

《石板》报导说，被选中的官员身份不一，他们包括市政府官员、市长、省长，一直到中央政府副部长。要知道，在人口密集的中国，即使一个初级官员都可能影响数百万人。超过一半的赴哈佛进修的官员在归国不久都获得提升。

哈佛的培训项目已经持续挺长时间，其校友名单上可以列出一系列知名人物。李剑阁现在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类似于中国的第一家投资银行。赵正永是陕西省省长，陈德铭是商务部长。其中官阶最高的是李源潮。

李源潮是政治局当中第一个在哈佛受训过的成员。今天，他成为中组部的头头。今年稍晚的十八大上，李源潮预计将进入政治局常委。

*哈佛帮助独裁政权受质疑

《石板》报导说，一些人会觉得，哈佛教授中国领导人如何治理国家的窍门，这事情有点险恶。因为，不管你怎么辩白，哈佛在帮助一个前所未有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专制政权磨刀并加强它的专业化。

也有人说，鼓励改革和政治开放有不止一种方式。如果剑桥的课堂能打开中国官僚的眼睛看到另一种治理的方式，那么与其拒之门外，不如开门迎之。

阿什中心的执行董事朱利安‧张说：“我们希望这些项目让他们更好的理解全球治理。（责任编辑：高静）▲◆★●■☆



中共成立打击外逃工作组 李克强坐镇指挥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2/10/201210120403.shtml

2012年10月12日

    (争鸣)自2000年底至2011年，中国检察机关共抓获外逃官员犯罪嫌疑人18,487名，其中5年的缴获赃款赃物金额，就达到541.9亿元。每年，中国大量的国有资产、民脂民膏被席卷出境，学者认为，滞留境外的贪腐官员保守估计仍有一两万人，携带的资金不下万亿元。
    
　　为打击中共各级官员携款外逃情况日趋严重，近日，中共成立了“反对党政、国家公职人员外逃指挥小组”。
    
　　组成阵容最强盛的反外逃领导班子
    
　　香港《争鸣》消息称，9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成立临时性“反对党政、国家公职人员外逃指挥小组”。十八大前夕，23日即启动工作，指挥小组由李克强坐镇，还有李源潮、孟建柱、栗战书等组成阵容最强盛的反官员外逃领导班子。
    
　　据悉，反外逃重点有3大地区，20个航空港站，9个港口，12个边境口岸。中央打击外逃指挥小组下达命令要把好四关，并作了有关工作部署。
    
 　　中央部署打击外逃有关工作
    
    　　中共已在重点航空港站、港口、边境派驻重兵把守，并调配了8,000多名特警，分批在28日前报到。地方纪委、保卫、公安奉命令驻守协助防范本地官员外逃。350多部新型防伪仪器已在航空港、口岸边检安装。公安部在近2个月里，已经为7万余名地厅级以上官员及近44万8,000多名县处级中层干部的身份证、出国护照、出入境证件等作了更新。
    
    　　指挥小组下达命令把好四关
    
    　　中央打击外逃指挥小组已下达命令，要求把好四关，其中包括：对各部门人员情况、动向要掌握好、了解好；对有关规章、纪律要进行检查，堵塞漏洞，及时更新资料；对上交保管证件要进行复核、校对，防止假冒或持有多本；对正接受审查人士或将被展开立案调查人士或已列入内控人士要提升警惕、防范，经上报批准有权限制活动范围。
    
　　中国资金外流 高官外逃现象严重
    
    　　据报导，2011 年底，多个外媒都相继报导中国资金外流严重，出现了富人、高官携款外逃的现象。
    
　　中国经济周刊曾报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2003年9月29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生效。在当年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晚的这24小时中，就有51名贪官在企图外逃时被捕，开创了一天之内外逃未遂被捕贪官最多的记录。在那个 “十一黄金周”，共抓捕115名企图外逃的贪官。
    
　　裸官118万 平均每市县逾50人
    
    　　另据报导说，一项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研究发现，204名中央委员当中91%的人都有家人移民海外，甚至加入外籍。即使在中纪委的127名成员当中88%的人都有亲属移民海外。
    
　　而网络疯传称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显示，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达到91%或以上。
    
　　2010年两会上，人大代表、着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哲披露说：从1995年到2005年，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118万就意味着每个省平均有近4万个裸官，全中国2,000多个市县平均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
    
　　前中共政治改革办公室主任、赵紫阳的政策秘书鲍彤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中共高层腐败是不可避免的，除非这个体制发生根本变化。他说，因为每个人都在同一条船上。如果那条船翻了，每个人都掉下去。这是中共的政治体制。▲◆★●■☆


中共权斗聚焦曾庆红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3914&msg_id=326

2012年10月11日讯：时至今日，不论审判薄熙来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其政治生涯彻底完结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了。靠着抱江泽民的大腿才挤进政治局的周永康也已经被剥夺了实质的权力，他既没有什么太子党的背景，也没有很深的人脉，其在十八大下台后能自保就已经不错了。今天的江泽民更是连一张像样的照片儿都拍不出来，其窘境由此可见一斑。江派人马之中，目前依然还能释放一定能量的人就剩下曾庆红了，曾庆红才是目前江派最后的操盘手。

曾庆红太子党出身，他跟着江泽民在中共权力核心盘踞了十几年，其在从政的这些年里积累了非常多的政治资本，靠提拔腐败官员也积累了很深的人脉，特别是曾庆红阴险狡诈的为人，让中共党内很多人对其都是畏惧三分。在曾庆红下台后的最初几年，其似乎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线，他在幕后的举动也鲜为人知。但是从今年年初薄王事件发生之后，曾庆红由暗处一点点走到了前台，在江派势力即将全面败落的当下，曾庆红也不得不用尽全力与新老两代政敌拼死一搏了。

这段时间，中共开明派元老乔石、李瑞环频频发声力挺胡温习严惩薄熙来，支持他们全面掌控十八大人事安排，说白了他们就是直接在针对江派开火，说的更直接一些就是他们将矛头直接指到了曾庆红的头上。

于公于私，乔石、李瑞环与曾庆红之间必须来个了断了。大家应该还记得，在中共十五大上，曾庆红提出〝政治局常委70岁退休〞的说法逼退乔石。在中共十六大上，曾庆红又搞出了一个什么〝七上八下〞的说法结束了李瑞环的仕途，相信这些事情乔石、李瑞环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旧账未还，曾庆红就开始了新的阴谋，薄熙来最初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的时候很多人是一头雾水，到了今天大家看明白，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恰恰就是江派摄政曾庆红。利用民众仇官仇富的心理，利用毛左思想发动百姓，进而对政敌进行一次清洗从而实现权力翻盘，这样的诡计或许也就只有曾庆红能想得出来，薄熙来以及周永康只是依计行事罢了。整个计画中，习近平就成了首当其冲被打击的对象，胡温也必然被重点攻击。今天一切真相大白，胡温习李心里会怎样看待曾庆红就可想而知了。

这一段时间，曾庆红更是动作频频不断挑事儿，尤其在钓鱼岛问题上，曾庆红想尽办法让局势恶化，想借此延长江派人马交出权力的时间，这一切打破了中共党内最后的默契，曾庆红已经无回头路可走了。薄王事件发生以来，中共政坛空前动荡，中共高层所有的人几乎都卷了进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较量，江派势力一步步退败，在江泽民变成了植物人的情况下，中共权斗的焦点一步步的集中到了曾庆红这里。曾庆红自知自己干下的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已经使自己失去了妥协的可能，后面的江泽民也倒了，他只能自己硬着头皮一条道走到黑了。

如果把江派比作是一个人的话，江泽民这个心脏已经基本停摆了，薄熙来、周永康这样的爪牙也已经被掰掉了、磨平了，目前就剩下曾庆红这个大脑了。曾庆红现在面对的就是中共内部诸多势力的全面围剿，曾庆红被拿下的话，江派也就真正的脑死亡了。 ▲◆★●■☆


薄案内幕曝光 温家宝表白：我从未背离中央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7045

    2012-10-11：近来，中共总理温家宝“神清气爽”到某大学非正式演讲，甚至亲往体总球馆参加篮球比赛，引起关注。而最近，大陆流传一份据传是温家宝8月底的讲话，其中包括他对一些“不实的严重指责”、“人身攻击”作的回答和6点澄清。有评论分析，温家宝这份澄清，是他对外界的一个表白，对推迟处理薄熙来的一个交代。

　　香港《明报》报导，这份据说是温家宝8月30日在国务院党组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其中提到：不久前，他在北戴河参加党内外会议，听取党内外人士批评意见后，他深思反省、总结，期待到明年‘两会’交班时能交上一份能经受科学检定、历史考验的总结“。

　　温家宝还说，他必须对一些不实的严重指摘、人身攻击作有限回答和澄清。他对以下6点作出澄清，包括：

▲1，他从没背离党中央决议、决策自己另搞一套；

▲2，他从没政治上的个人野心，对政府总理、政治局常委等职务没有恋栈；

▲3，他从没有违背党的纲领、党的原则、党代表大会决议发表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言论；

▲4，他从没在国务院内部搞一言堂，搞长官意志，也没有压制不同意见；

▲5，他从没说过自己是个出色的、不犯错误总理，他说不会掩饰在工作上、决策上、在处理某些事情上的错误、过失；

▲6，他从没向组织提出个人及家庭的特殊要求和照顾。”他最后还要求组织有一个调查后的结论。

　　对此，时事评论员蓝述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分析了温家宝8月底的这个讲话消息，直到目前才传出的原因。

　　蓝述：“从温家宝的讲话，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党内受到了对立的、或者是不同的派系非常严厉的指责，包括所谓的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或者说是家人的问题、工作上作风问题等等。那指责他的这一些人，毫无疑问是今年薄王事件以来中共的高层严重对立的情况之下，要保薄熙来的那批人。”

　　今年3月14日，在两会闭幕后记者会上，温家宝借王立军逃亡美领馆事件狠批重庆，要求重庆市委和市政府领导反思，从事件中吸取教训，并暗示薄难辞其咎。温还旁敲侧击，暗批薄熙来在重庆市“唱红打黑”，搞文革一套，开历史倒车，3月15日，薄熙来被撤职。随后，有关“保薄派”和“惩薄派”激烈交锋的消息一直未绝于耳。

　　蓝述分析，目前流传出温家宝这份澄清，是他对外界的一个表白，就是对为什么推迟处理薄熙来，对外界做一个交代。

　　蓝述：“放出风声的消息来源是想告诉外界，中共高层现在在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还有分歧，怎么样处理薄熙来还没有最后定下来，这中间还有许许多多的变数，包括怎样处理薄熙来，同时它也会影响到中共十八大的人事安排，也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来源: 明报 ▲◆★●■☆


我国亟待确立新政治观:重新解读政治信仰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7031

    2012-10-11：新政治观探讨：何为新政治观？“新”在何处？

　　当前，举国共庆新中国成立63周年，在此喜庆氛围映衬下，党的十八大即将胜利召开。作为已经执政6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带领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时代课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一个现象在较长时间里让人困惑，为什么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巨大发展，民众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相反社会矛盾大量积聚，冲突燃点不断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政治观未能与时俱进。确立现代政治观或曰新政治观迫在眉睫。

　　何为新政治观？“新”在何处？其突破点和关注点在哪里？新旧政治观转换的思想来源和基础是什么？政治观如何影响政党政治、如何影响社会？等等。围绕以上问题，本期策划我们约请了多位知名专家进行深入探讨。

　　有专家认为，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着眼点，从重新解读和诠释政治的本质内涵入手，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强调政治观更新，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而是为了满足时代要求，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有专家指出，革命党思维依然若隐若现地影响着我们对现代问题的思考。思维方式转变不能完成有两个原因，一是思维方式有问题。中国从接受苏联模式之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就开始被曲解了，实践渐渐变得不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二是利益问题。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的理由背后，实际上是对既得利益的极力维护。

　　有专家强调，中国改革关键就是要对激进与保守的政治观予以理性地反思，超越保守与激进的两极思维，摆脱由此造成的路径锁定状态。

　　有专家建议，从政治社会的无序化转向法治化，需要解决“官大还是法大”的根本问题，要突破革命政治观中只能由党垄断政治权力的固有观念，改革政治体制结构中权力过于集中的致命弊端……

　　我们只有打破各种陈腐的思维定势，扬弃 “革命思维”，建立起与一个大国的身份及现实的环境地位相匹配的新政治观，中国才能有真正美好的未来。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人民论坛杂志第380期封面

　　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

　　公方彬

　　我们研究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政治权力运行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

　　中国共产党走过90年的历程，期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两次飞跃，第一次是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第二次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有效解决了民生问题。那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飞跃，保证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保证社会主义焕发青春和活力，出路在民主政治，支点在确立新政治观。

　　强调政治观的创新与突破，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

　　有一个现象在较长时间里让人困惑，为什么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巨大发展的情况下，民众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相反社会矛盾大量积聚，冲突燃点不断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一点是政治体制改革未能跟上时代的要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较计划经济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出很远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必然导致错位，进而产生矛盾和冲突，小则羁绊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影响经济持续快速高效发展，大则危及执政。

　　逻辑和结论清楚，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上路？有人认为缘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稍加分析便发现仅此不足以解释现存的矛盾和问题，因为不改革死路一条，那时既得利益将丧失殆尽，故即使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也不会拒绝改革。也有人认为缘于执政党出现精神懈怠，缺少必要的勇气和改革热情，不敢触及民主政治，担心政治民主最终与权力集中的领导体制相冲突，危及执政权。初看这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实则不然。共产党并非天生反民主，列宁说过，没有民主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对于一个没有自己利益且由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其存在的理由和强大号召力就来自反对国民党不民主，取得胜利也是因为坚持了民主。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理论是清晰的，问题是考察历史与现实，我们又不能不承认，确实出现过、甚至今天仍然存在着民主不充分的状况。我们因民主而产生和发展，却又因民主建设滞后导致矛盾丛生，为什么？不是惧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缘于理论准备不足。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经济体制改革做错了可以再选择，政治体制改革或民主政治走错了路几乎没有补救的可能。那么当前理论准备不足主要反映在哪里？重点在于尚未确立起现代政治观或曰新政治观。

　　研究和确立新政治观，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政治观。由于不同政党或政治制度下的国家对政治的解读并不相同，因此政治观也存在着差异，站在新政治观的角度认识问题，政治是不同利益主体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各种关系、开展的各种活动的总概括。政治观是人们对政治的认识和判断，具体讲是对政党、政治制度、政治活动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我们研究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着眼点，从重新解读和诠释政治的本质内涵入手，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政治权力运行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所以强调政治观的创新和突破，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有差异才有特色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满足时代要求，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更加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政治观：关注方向、创新点与突破口

　　新政治观，一个“新”字便指明了关注方向和创新点与突破口，同时涉及调整什么和为什么调整。从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不同政治制度基础上的政治诉求不断拉近的情况看，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生态一直处于变化中，“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理论渐成主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观不断调整。比如美国冷战时期确立的四大任务之一是“消灭黄祸”(共产主义)，而今着力于“把非融合性断层国家改造为核心国家”(《五角大楼的新地图》)，而核心国家中就包括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主义与制度之争。这些都意味着再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对抗解释世界，已经缺少更大的说服力，尤其反映于精神领域，这种变化给我们的挑战更为严峻。由于西方社会原本就没有把政治与精神系统相联系，甚至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倾向于负面，所谓“不让政治家说假话相当于不让狼吃人”，那么冷战结束对他们来讲只是换了一种国家博弈方式，不会危及精神和信仰。我们就不同了，由于革命而把共产党的政治及其领袖神圣化，形成了宗教信仰之外的政治信仰，这种信仰高度依赖理论的先进性，同时离不开环境氛围的强化，所以，阶级对抗越激烈，环境条件越残酷，牺牲度越高，信仰愈坚定，这也是革命先驱甘为劳苦大众抛头颅洒热血的重要原因。冷战结束，鲜明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不再，强化信仰的环境因素消除，坚守信仰变得艰难，这就是冷战结束对我们的挑战大于西方的缘由，是建设新政治观的重要推手和动因。

　　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价值系统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看，革命与执政差异很大，革命讲的是暴力，执政强调的是平衡与妥协，革命采取的是揭示乃至激化阶级矛盾，执政是消除矛盾、弥合分歧，革命时强调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执政时强调阶层之间可以实现和谐。反映在利益方面，革命阶段通过剥夺一个阶级的利益来维护另一个阶级的利益，执政阶段必须满足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革命阶段为了根本目的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执政阶段不能通过牺牲来实现，只能提供各利益体的平等博弈来调节利益，等等。如此之巨大差异，决定了以革命阶段的理论来指导执政阶段的行为，已经失去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更根本的问题聚集于共产党执政依靠谁？尽管我们习惯说依靠人民，问题在于人民一直是个政治的概念，依靠人民就存在着非人民，执政状态下的中国已经没有能够构成阶级的非人民，那么对人民是否作出区分？现实看我们确实突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并且是那些“有利于执政的人群”，这一点从拆迁时的对垒即可以看出。也就是说利益关系的调整导致了党政官员或公务员系统成为普通群众的对立面，这些人享有的隐形福利已经让纳税人感受到一种新的剥削产生，搞不好还造成了人民虚位、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既然症结不难弄清，为什么仍然坐视大量矛盾堆积？就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制约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政治观未能实现突破，这也是建设新政治观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民众独立思考和求异思维能力大大增强、网络为表达民意提供更充分空间的情况看，也需要重新解读政治以获支撑。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期间，香港有媒体评价：“邓公最大的贡献是教会了国人如何思考。”的确，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好似欧洲的启蒙运动，让不会思考的中国人跳出“两个凡是”的精神桎梏，又是因为思考而推动着政治的改变，使威权政治向平民政治转变。与此同时，新规则、新技术又把世界推入全球化时代、网媒时代。叠加作用的结果，不在于理论说了什么，而在现实表现与理论是否一致；不在于过去曾经做出什么，而在当下正在做什么，甚至是否能做出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雨中演讲无人为其打伞，而我们一个20多岁的乡镇长却有人为其撑伞；我们的官员公开场合大谈西方社会腐朽，要求大众爱国奉献，私下却用贪腐来的钱将妻儿移民西方，自己当裸官。至此，再不重新解读政治，确立新的政治观，就不可能以新思维建构政治体制、规范政治活动，必定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执政基础随之瓦解。这也是建立新政治观的重要原因。

　　确立新政治观需着力开展的工作

　　重新解读政治，确立新的政治观，表面看命题敏感而重大，其实是对已有创新成果的总结。邓小平提出“人类共有文明”，江泽民阐明“政治文明”，胡锦涛确立和谐世界的理念，以及中央主要领导出访时讲到“我们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的思想，都说明我们的价值坐标乃至政治观已经改变。因此，这里要做的只是化零散为系统，化渐变为标志性变革。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更为关键。

　　一是重新解读政治信仰。人在社会中有三种状态：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求功利而无精神追求者。确立了新政治观，三者各自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就政治信仰来讲，新政治观的产生不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推翻，而是顺应政治生态变化和政治文明发展作出的新解读，即以新解读避免这一终极追求在实现途径和阶段特征上与现实脱节，根本是为了提升其稳定性和恒久性，保证得到更加广泛、更为自觉的追寻。当我们真正清楚共产主义实际是人类的必然选择和终极追求，那么现实的不同制度就不再是障碍，而是阶段性存在，既然殊途同归，也便不再冲撞，更不需要以暴力方式来实现。如果这样的思想为人们所接受，我们与世界也就能实现和谐，同时政治信仰也会稳定下来。

　　二是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大国崛起于文化和文明，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才敢言崛起，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就是占领制高点的重要举措。将此视作新政治观的应有之义和必须完成的工作，源于核心价值观直接影响到制度设计和权力的运行，进而影响着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它是国家认同的载体，也是国际沟通和相互认知的途径。当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真正确立起来，我们便跳出单一的以政治制度标准评价世界的误区，开始结合国家利益标准、伦理和法理标准等多种标准评价和解释世界。

　　三是建立执政党的政治伦理。政党的政治活动需要建立与大众道德和社会公德有区别的特有道德，也就是政治伦理或政治道德。政治伦理和道德有相同的特点，都属于柔性约束，依靠的是人内心深处的道德法则，但伦理规则一旦被公众所接受，就会化作评价标准，就能够由柔性化为一定程度的刚性。由于政治伦理奠基于价值观，因此一些基本理念必须进入党的政治伦理。包括：公权力由人民赋予人民就有权利剥夺；自觉接受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职务越高、权力越大越要放低身段，不能搞权力崇拜，诸如此类。政治伦理对我们党来讲是全新的命题，它构成新政治观，同时也奠基于新政治观。

　　四是设计新政治观下的体制制度。中国的政治主体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政治体制制度设计实质上就是对二者权力义务的规范，其中更突出的是对执政党及其成员行使权力的边界、履行责任的程度进行规定。一党执政，制度设计不能有效限制集团内成员的利益，就等于造就既得利益集团，同时弱化集团内成员追求高尚的动力，目前官员道德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在于利益过多过大。 这里还有一点不能回避，权力影响着利益，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利益，是利益就要分享，这是现代政治所确定的，但谁和谁分享权力，分享哪些权力，怎样分享，这一定是制度设计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政治体制制度是否先进，关键看设计是否符合公民社会的政治运行规律，保证动态平衡。而能不能设计出科学的权力运行模式，又决定于是否确立新政治观。

　　五是形成与新政治观相一致的话语系统。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话语系统，每一种话语系统都与其文化传统、政治制度有关，前者包括宗教文化，后者包括政治文化。话语系统很重要，比如当前中国就存在着三大话语系统不交融的问题，包括政治话语系统或政府话语系统、精英话语系统、平民话语系统。政治话语系统多出现在政府执政权力触及的层面和领域，平民话语系统多出现在网络等新媒体，精英话语系统兼顾二者。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话语系统的更新，融合三大话语系统，长此以往必定撕裂社会。导致三者不交融的重要原因在于政治观，那么实现三者交融的出路在于新政治观。话语系统还有一个表现领域十分重要，就是中国与世界话语系统不交融的问题，这直接带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困难，不能够产生别人听得懂的话语系统。由于话语系统奠基于政治坐标和价值尺度，那么将别人听不懂和不愿听的话语系统变为可听、愿听的系统，就必须有新政治观的支持。(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来源: 人民论坛杂志▲◆★●■☆



只有财产公示才能拯救官员合法财产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7032

    2012-10-11：作者: 邓海建  媒体称，广州番禺城管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家人拥有21处房产，这些房产价值超过4000万元。其妻时丽珍也为公职人员，现已退休，名下有房产17套。蔡彬在城管局兼管组织人事科，协助局长管理装备财务科，他否认有21套房产，称“如果真有那么多，我肯定很高兴”。(东方网10月10日)

　　当官场各色“表哥”、“表叔”风起云涌时，当公民申请官员薪资公开被合法程序委婉拒绝时，一边是勃兴中的公共监督意识，一边是迟滞拖沓的制度革新现实，找不到出口的监督能量定然会以诸多“剑走偏锋”的形式，探寻我们官场廉洁度的真相，譬如查查官员名下有几多房产、看看官员饰品总值几何……这就像所谓“发言人式讨薪秀”，正道不彰，小道飞扬。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彬及其家人究竟有几套房产——这不过是一张试纸，实质上，公众还是想测测当事官员有无权力作为上的不堪。

　　事实而言，官员阶层有如民众，有富有贫，参差多元是常态。且不说这“21处房产”的指证是否属实，即便不打折扣，只要来源合法、清白无虞，多几套少几套也与权力无关。正如一名熟悉公安系统的记者在其微博上所称，“早些年番禺楼房便宜，洛溪新城房才900多一平方；早些年番禺公安、城管待遇极好，早些年许多番禺区人都有买房买铺”。加之拆迁等历史契机，拥有巨量合法房产的也不是一人两人。因此，很难以狭隘的经验常识来料定拥有几处房产的官员一定是贪腐或清廉。

　　一面是公众言之凿凿的质疑，一面是当事官员泰然自若的否认，尽管“有关部门正在核查”，但这种对峙的状态无疑有损公信，进而加速流言的发酵与传播。时间越长，对当事人乃至监管制度，也难免带来诸多“误伤”。

　　有人说，这是一个“扒粪”年代，新媒体四通八达、资讯触角多端，加之个人私隐保护跟不上窥私的欲望，官员的“秘密”迟早也会在合法监督诉求与未必合法的窥私欲中显山露水。那么，出口在哪呢？其实很简单，假设官员财产公示成为惯性定律，只要官方认定其公示财产合理合法，别说21处房产，就是210处，舆论及民意也无可置喙。但问题是，监督与监管者一下子真能说得清数字后的真相吗？如果没有主动公示，这种被动审查会越来越频密、越来越措手不及、越来越让人心力交瘁。

　　较之于“但闻楼梯响”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官员财产公示“怀胎”更早——1988年前即提出立法动议，不经意间20多年翻过，除了一些严格来讲属于党内规定而非法律的文件外，公示义务仍无强制力规定。更值得担忧的是，媒体回访发现，一些曾经轰轰烈烈的地方官员财产公开试点多成了人走政息的一现昙花。要么流于形式，要么悄然速朽，要么意义寥寥，譬如新疆阿勒泰、四川高县、湖南浏阳、浙江慈溪等。

　　是的，公示已然成为自上而下的共识，剩下的，似乎就是技术和利益的博弈。没有时间表，没有公开辩驳，在全球近百个国家早已试水并获益良多的背景下，推进我国官员财产公示就成了越发尴尬的现实命题。这一方面使得反腐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也伤害了官员合法财产的信誉。“21处房产”事件不是开始，也定然不是终结，它再次为我们重申了一个事实：只有公示制度，才能拯救官员的合法财产。来源: 中国青年报 ▲◆★●■☆    


中国半年内须在钓鱼岛有行动 否则有危机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7035

     2012-10-11：中国不拿下钓鱼岛(专题|博客)，则领海基线声明、名称公布、地图颁布、大陆架划界案、航母交付，都将无所指向。没有实际控制钓鱼岛(专题|博客),所有的“反制”都是“空雷”,国家的尊严也得不到实际显现。在钓鱼岛(专题|博客)，迄今所有的举措，都不及一兵一枪的登岛所能显示出的国家力量与决心。中国目前似乎还显得不具备实质性反制的内力。钓鱼岛问题，中国应在半年之内有所实际作为。不然，或会导致国内民众凝聚力的严重丧失。

钓鱼岛上日本人还画上了日本国旗

　　9月份，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国防部长帕内塔先后访问北京，之于环西太平洋的紧张气氛而言，表面上美国在表明一种姿态：并不希望中国与亚洲有关邻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美国不想卷入其中或由此遭拖累。而事实上，美国的“亚太战略”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调整，希拉里和帕内塔不会给中国任何实质的 “馈赠”，美国也决不可能放慢其围堵中国的有序节奏。

　　梳理美国2009年下半年以来的亚太布局，出牌秩序井然，指向十分明确，行动步步为营：一、2009年，11月份奥巴马在新加坡与东盟十国首脑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决定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增进伙伴关系。二、2010年，07月份希拉里在河内举行的东盟会议上，首次宣称美国在南海有“国家利益”，正式表明介入南海问题；同年09月24日，奥巴马在联合国会议期间与东盟十国首脑举行第二次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海上安全”与“自由航行”的重要性。三、2011年，08月份美国向菲律宾移交了一艘退役“汉密尔顿”级巡逻舰；11月，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宣布在澳驻军。并同时，美国与新加坡达成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驻扎两艘美国海军濒海作战舰艇协议。四、2012年，04月03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约200人乘坐包机从夏威夷飞抵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美在澳二战以来最大规模作战部署第一阶段任务完成；04月30日，美国与菲律宾二国政府外长和防长在华盛顿举行首轮“2＋2”会谈，确定二国构建“强有力、灵巧和反应灵敏的”同盟关系；06月，美国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有关国家在马六甲海峡等地先后举行七国与六国频繁联合军演；08月，美日在关岛与提尼安岛举行为期37天的“夺岛作战”指向明确的联合军演；10月06日，美军将能满足多种作战军事任务需求的12架“鱼鹰”倾转旋翼机全部从日本岩国基地飞往冲绳县宜野湾市美军普天间机场部署完毕，针对钓鱼岛甚至于中国东海的作战半径大大缩小;同时，“乔治 华盛顿”与“约翰 斯滕尼斯”二个航母战斗群分别濒临于中国东海与南海部署到位，每艘航母均配备超过80架战机。

日本海上自卫队P-3C侦察机飞越钓鱼岛上空

　　中国和平崛起的愿望已经遭遇重大挑战。中国崛起，须建设有足够海空进攻的实力作为防御，须要从制订全面务实地反制于美国的国家长远战略着手。中国如何立足于国内深层改革，布置以大战略和小举措有机一体的全面、系统、务实地反制于美国的国家发展长远战略，这是对于中国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决策层面智慧深浅的考验，是对于国家现行体制先进与否的试金石，更是国家未来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的先决条件。

　　当下，在东亚与东南亚的整个环西太平洋局势，甚至于就整个亚洲局势而言，中国手里究竟有多少张有效牌？这之于中国，是一个十分严峻而必须作出 “答复”的现实。且不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越南甚至新加坡等已尽为美国的缔约盟友，就是中国的密切伙伴缅甸，美国也没有丝毫的疏忽。美国在亚太的布局，逻辑清晰，章法严密，并深得中国兵家“离间”、“连环”、“瞒天过海”、“暗度陈仓”、“十面埋伏”等之精妙。这说明：一、在华盛顿有极富高深智谋的决策层在指挥美国的有效行动；二、美国正在布排一副十年、二十年甚至有五十年规划的全球大“牌局”，其谋旨极为深远。

　　美国决策层的内心里正在全面地蔑视着中国，更准确地说是在蔑视中国的战略决策者。美国分明是拿定了中国的“无能”，而完全有瓮中捉鳖于中国之势。直接地说，美国决不允许中国从军事、政治、思想意识上站起来，而只允许中国是初级产品的输出国与高技术的输入地。换一句话说，美国需要经济上的中国，而不愿意接受在政治与军事上强大的中国。

　　中美关系从哲学上讲是对立统一关系。之于美国，中国应当兼听其言，重在观察其行。中国全面反制美国的国家战略，正是须从钓鱼岛着手。钓鱼岛已经成为调整中美关系当下对峙局面的“上甘岭”。60年前发生于1952年10月14日的“上甘岭”战役，彻底冻结了美军挺进鸭绿江的美梦。钓鱼岛已经成为 21世纪上半叶中美遭遇于西太平洋进而将深刻调整中美关系未来秩序的不可回避的历史节点，钓鱼岛已经承载着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征途上又一座历史丰碑的神圣使命。这恰就是日美联手“奉送”于中国的崭新的历史机遇。中国不拿下钓鱼岛，则领海基线声明、名称公布、地图颁布、大陆架划界案、航母交付，都将无所指向。没有实际控制钓鱼岛,所有的“反制”都是“空雷”,国家的尊严也得不到实际显现。在钓鱼岛，迄今所有的举措，都不及一兵一枪的登岛所能显示出的国家力量与决心。中国目前似乎还显得不具备实质性反制的内力。钓鱼岛问题，中国应在半年之内有所实际作为。不然，或会导致国内民众凝聚力的严重丧失。

　　日本右翼的实质同样是在蔑视着中国。日本与东南亚有关国家是美国手中舞向中国的一柄柄“短剑”。但中国如何根本性地改变这种受制于美国布局的被动情势，关键取决于能否理性地汲取包括美国、日本在内各国治国理政优势果决地改革图强。

日本海上保安厅舰船夹击中国保钓船

　　日本邻居于中国，日本的崛起却恰是因中国的失责于教化。日本自秦汉时期便不断遣使西学中国，隋唐时期长期轮番派出“遣隋使”、“遣唐使”研习中国文化与治国理政经验，甚至于全面仿照中国确立了天皇制。但自19世纪中叶以后，遭受西方入侵的日本充分认识到中国儒老哲学之于国家治理的局限，转而西学欧洲，进而全面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也是率先早于中国近半个世纪导入日本，《共产党宣言》正是陈望道于1919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带回翻译出版的。日本西学欧美图强的历史条件，正是中国“榜样”于日本的无力。且不再去说历史，仅日本二战后的迅速重新崛起，就中日二国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的简单比较，之于日本当下经济和军事实力与国家自信心而言，中国应当感到羞愧和耻辱。然而，所有这些的国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长期没有找到并确立理性发展的国家秩序。“三人行必有我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知耻而后勇”这样一些光忙四射的社会治理经典，中国长期以来没有被有效地应用之于国家决策层面。

　　中华民族的图强，须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坎里开始。国家绝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国家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就是国家。国家的责任绝非在于某一个人或集团，而在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奋发效力。没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全面市场运作机制的彻底确立因而充分激发全民族创造能力以图国家的根本性强盛，中国要有效地瓦解美国的合力围堵，只能是那些没有真正国家危机与责任意识的尸位素餐者们的主观愿望而已。但苦的是老百姓的内心。目前，中国仍然在无谓地大量浪费着国家的发展机遇与民众的创造潜能。

　　中国正在迎来催生民族成长的快速发展时期，所处巨大外来压力，正是中华民族凤凰涅槃的阵阵战鼓。中国的发展，应当遵循国内改革宜深，外交应对宜儒，谋篇布局宜远，行为动作宜捷的方略，并本着“坚强处下，柔弱处上”的长远谋略，不激不随地理性前行。来源: 人民网▲◆★●■☆


浮尸万具 黄河兰州段是人身肉汤？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7047

    2012-10-11：有1万具浮尸在黄河上？这个数字真是太令人吃惊，但据了解，这件事却无人愿意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是从60年代开始至今，曾有超过1万名浮尸漂荡于黄河兰州段。由于有络绎不绝的寻尸家属，就有了专门打捞浮尸的人，据悉，黄河兰州段每年有超过200具的浮尸，打捞浮尸者收入不菲。

　　根据中国青年报导，魏家就是专门的打捞浮尸者，因此对于魏家『挟尸要价』、每年『从死人身上发的财』多达10万元(以人民币计价，以下同)的传闻，魏氏父子没有正面回应，不过，魏职军的父亲和哥哥承认，一具尸体的打捞费最高会达到数万元。而且，只要是前来认尸的，无论结果如何，一般都要支付500至数千元不等的『油钱』。

　　魏氏父子的『油钱』

　　发动机『突突』而响，魏职军勐吸了一口烟，然后张开手指，将快要燃尽的烟蒂扔进快艇划过的漩涡中。10多分钟后，一片连绵的『垃圾海』跃入眼帘：各色各样的漂浮物连结成片围堵在黄河小峡水电站的大坝前方，被风干的塑胶泡沫随风翻滚，大量的飞鸟蚊虫盘旋其上，尽情吸食死猪、死羊的腐败尸身，扑鼻的腥臭随风飘至百公尺开外的河谷。

　　这是9月一个阴凉的清晨，整个甘肃皋兰县什川镇还沉睡在薄雾之中，魏职军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在厚达1公尺的『垃圾海』中翻捡塑胶瓶、木料、铁皮和人尸。2005年，黄河什川段小峡水电站建成投产，魏职军的父亲魏应权干起了在小峡库区捡垃圾的活。不多久，魏职军子承父业，成为一支有十几名青壮劳动力组成的家庭打捞队的主力队员。

　　魏职军所在的下河坪村，位于兰州市区下游20公里处。黄河流出兰州城后，沿着蜿蜒的峡谷一路奔向皋兰县什川镇的上河坪村，并在上、下河坪村交界的地方拐弯向北流去。在这个被当地人称为『老裤衩湾』的地方，魏氏父子建起了一座简易的石屋，石屋下的河面上停泊着三五条快艇。魏氏父子说，白天搬个凳子守在石屋门前，不经意间就能瞥见顺江而下的死人。此时，跑上快艇，不一会儿就能将捞到的尸体拴在河谷边的树下。

　　『捞起来先搜身，看身上有没有手机、身份证、电话本之类的。手机一般都坏了，把卡卸下来擦干净放在我的手机上。』魏职军说，往年，被捞上来的尸体中，能联系上家属并被领走的不到一成，而今(2012)年，已经有20具尸体被认领，接近打捞数的一半。

　　那些被拴在河谷背阴处的，往往是找不到线索的无名尸身。魏氏父子将尸身套上绳子系在石头和树上，等待前来寻亲的人辨认。然而，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一具尸体只能搁置1至3个星期。如果过期无人认领，就会被解开绳索，任其飘走。几年下来，前往下河坪村寻亲的人络绎不绝，魏氏父子的名气越来越大，浮尸的『身价』也水涨船高。『条件好的多给点，条件差就少给点，实在不行随便给点拉走。我们也看人，昨天那个就只给了500元。』为了顺利前往小峡库区探访，记者一行人也掏出了300元油费，才获准登上魏职军的快艇。


有1万具浮尸在黄河上？这个数字真是太令人吃惊，但据了解，这件事却无人愿意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是从60年代开始至今，曾有超过1万名浮尸漂荡于黄河兰州段，因此就有了专门打捞浮尸的人

　　『黄河鬼侠』老魏

　　在魏职军父子之前，老魏是什川镇唯一的『职业捞尸人』，也是目前在世的捞尸者中『从业』时间最长的人。虽然已年过花甲，但老魏看起来健壮敦实，一只手可以掀开盖住水窖的石板。村民说，凭藉过人的胆魄、力量和与生俱来的水性，他送走的浮尸成千上万。老魏大名魏职前，兰州皋兰县什川镇河口村人，16岁开始以捞尸为生，人称『黄河鬼侠』。

　　在小峡水电站建成之前，从兰州城漂来的浮尸，少数留在了下河坪村『老裤衩湾』，大部分被直接冲至河口村的回水湾，这里也成为当地最有名的『死人湾』。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老魏就成了死人湾的『职业捞尸人』。直到小峡建成，大量浮尸被拦截在上游库区，老魏的『生意』才被下河坪村的同宗魏职军父子『夺走』。

　　老魏说，半个世纪里，死人湾送给了自己上万具浮尸，每一具都被记录在案。那一沓一沓的记事本还被村里人比作阎王爷的『生死簿』。『夏天多、黄河发大水的时候也多，最多的一次一天捞过20具。』在魏职前的记忆中，从他出生时起，顺河而下的尸体就在家门口的河湾里游荡。虽然每一年的数量不尽相同，但整体上看，数十年之间，并没有显着的变化。

　　魏职军也说，『从业』以来，每年捞着的尸体从60具至100多具不等，而截至9月初，今年捞上来的已近50具。这一资料尚不包括兰州市水上派出所和榆中县派出所打捞，以及小峡水电站清理库区垃圾时处理掉的尸体。这些浮尸都被发现在兰州市区至小峡水电站约25公里的河段。『有病想不开跳河了，心情不好跳河了，家里闹点矛盾跳河了，各种情况都有。』魏职军回忆，今年4月，兰州某高校一位教授醉酒之后也跳河了，『家人找了4个月，到现在还没找到人。』

　　救援警力严重不足

　　据皋兰县公安局、民政局的介绍，浮尸中以自杀者比例最高，意外落水者次之，身上有明显伤痕者少。此外，浮尸的成因也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如，1962年，大陆全国自然灾害严重，寻死现象较多；1963、1964年以后，大陆全国开展『社教』运动，因经济问题出事的多；『文革』期间，有所谓历史问题的老干部和因男女关系问题的投河者众；到上世纪80年代，因家庭矛盾、工作压力投河以及畏罪自杀的情形逐渐增多；上世纪90年代以降，社会呈现多元化发展，失业、病痛缠身、家庭矛盾、意外失足者不一而足。

　　曾有甘肃警务系统人士统计，20世纪末期，浮尸中自杀、失足、被杀者的比例分别为85%、10%和5%。自杀者中，八成为16至45岁的中青年，且多数为穷人。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治安状况的整体改善，被碎尸、割喉、捆绑、装麻袋等凶杀痕迹明显的浮尸逐年减少。兰州市皋兰县公安局治安大队队长肖振西透露，2008年至今，经该局处理的黄河浮尸也超过200具，且『几乎都是自杀的』。而这些，可能只是黄河兰州至小峡段浮尸总数的一小部分。

　　另据兰州晨报等媒体2009年的报导，兰州市水上派出所的统计显示，每年有近300人在黄河中结束生命，在4月至9月间，平均每月就有20具浮尸被打捞上岸。其中，『无人报警、无人认领、无线索源』的所谓『三无尸体』占到三成。尽管无法统计每年新增浮尸的确切数量，但有资料表明，在1980至1997年的17年间，仅兰州市水上派出所打捞上岸的尸体即高达6500具。

　　综合记者走访了解到的资讯，可以确认的是：从上世纪60年代始，有超过1万名浮尸漂荡于黄河兰州段，或者，更确切地说，游荡于兰州市区至什川镇河口村约80公里的水域。『今年我救了五六个，基本都是放假在河边上玩的学生。』在兰州白塔山码头经营餐饮游船生意的雒元茂告诉记者，大量轻生者、落水者的出现，使得承担救援任务的兰州市水上派出所无力负荷，于是，他和沿岸不少水性好的百姓组成了义务搜救队。

　　记者了解到，兰州市公安局水上派出所前身为建国前兰州军管会接管的兰州水警，建国后，兰州水警的机构、编制几经变化，但由于浮尸问题长期存在，1980年，水上派出所正式挂牌成立，专责水上救生、打捞浮尸和抢险救灾等任务。雒元茂称，目前，兰州水上派出所能够救援或打捞尸体的警力只有四五人，且年龄偏大、水性不高，出警速度慢，往往只能求救于义务搜救员，警方打捞上来的『基本上都是尸体』。

　　浮尸污染远大于垃圾

　　新世纪以来，浮尸引起的污染开始被提及。『这些尸体长期浸泡在水中，如果腐烂变质，其污染程度远远大于生活垃圾的污染。由于涉及复杂的法律程式和诸多行政执法部门，都不愿涉足处理。』2005年4月，甘肃小三峡水电公司在一份书面汇报材料中，专门谈及黄河大峡水电站库区的污染情况。据了解，大峡水电站始建于1991年，位于兰州市与白银市交界的黄河大峡峡谷出口段，距兰州市区65公里，与其上游的小峡水电站同属甘肃小三峡水电公司所有。

　　这份文件称，在大峡库区，经粗略统计，每年都有几十具，最高接近100具的浮尸埋在城市生活垃圾中。『由于无法查证死亡原因，也不能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同时我公司无权对这些无名尸体进行处理，也无处理能力和必要的手段，因此只能任其漂浮于水库中，或等待来人认领，或弃水排向下游。』水电公司抱怨道。

　　与此同时，当地媒体不断报导，『（大峡库区）部分尸体长期无人认领，被水轮机打碎后漂向下游，这个令人作呕的污染案已争论多年，辖区政府、水电企业各执一词，任凭浮尸年复一年自行腐烂、散架，最后溶于黄河。当地农民愤怒地将大峡水称为“人身肉汤”』。

　　记者获得的资料也显示，在2004年前后那一轮黄河治污风暴中，除工业污染问题外，上报至国务院及环保部（当时为『国家环保总局』）的多份报告，也屡屡述及大峡库区大量浮尸存在的事实。不过，在甘肃省随后制定的黄河甘肃段治污方案中，这一问题并未被提及。此后，随着大峡上游的小峡电站蓄水发电，这一公案随之化解。然而，小峡库区的问题随之而来。

　　尽管甘肃小三峡水电公司和小峡水电站多次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请求，但什川镇上、下河坪村的村民们透露，在小峡库区的『垃圾海』中时常见到高度腐烂的尸体，除少部分被捞尸人魏应权一家捞走外，更多腐烂、分化了的尸身掩藏于数十吨的垃圾之中，一部分被水电站清库人员直接拉走掩埋、焚烧；另一部分在水电站放水时排向下游。情形与当年的大峡库区如出一辙。

　　村民们抱怨，沿河两岸的70多户至今没有喝上自来水。长期以来，他们的饮水问题都是透过冬天直接从黄河取水窖藏的方式解决。而这些被浮尸、垃圾污染的河水，只是在添加一些漂白粉、『净水宝』做简单净化后直接饮用，而且，迄今为止，无人对窖藏净化后的水质做过检测。一位不愿具名的当地环保系统官员表示，浮尸可能对局部水质造成影响，但对黄河整体污染程度无法衡量，也没有适当的检测方法，因此，只能寄希望逐年减少黄河兰州段的浮尸数量。

　　借尸敛财诈骗

　　捞尸人不敢掩埋，水电站随意焚烧，公安疲于奔命，民政部门叫苦不迭，村民则被迫习惯了惶恐的生活。兰州市皋兰县公安局治安大队队长肖振西说，对于接到报案的无名尸体，警方会在勘查现场做好死亡记录后移交民政部门处理。但是，公安机关并未掌握捞尸人丢弃浮尸的情况，而在库区发现尸体的小峡水电站也从来不向公安机关报案。

　　『你报了警，尸体上查不来任何身份资讯，晚上就又放回水里，让他漂下去了。』兰州市水上派出所的义务搜救员雒元茂说，在黄河边，不乏被打捞上来的尸体再度被打捞的事例。皋兰县民政局局长俞树珠称，每年由该局负责掩埋的无名尸体约有三四十具，由于没有固定的掩埋场所，每具尸体都要就近选择合适的地点，雇人掩埋。随着物价上涨，丧葬费也由几百元涨到一两千元。为此，民政局每年都要向财政部门申请一笔专项资金。

　　俞树珠透露，按照当地政府的规划，将招商筹资修建一座公墓，内设殡仪馆，并专门辟出一块墓地，安葬黄河中的游魂。据当地媒体报道，这个最初来自于小峡水电站的创意，早在2007年就开始实施。当时，皋兰县政府招商筹建千佛山殡仪馆。时任甘肃省华龙农业开发总公司法人代表的周为君得到消息后，多次和皋兰县政府接洽，最终承揽到此专案的修建。

　　『县政府当时只给该专案批了5亩坡荒地作为馆址，并明确要求该建设专案自筹资金。』据皋兰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张永祥介绍，承揽到此专案后，周为君注资100万元，成立了甘肃省千佛山陵园有限公司，开始四处招揽施工单位，并进行大肆宣传。不仅如此，周为君还透过各种手段，使得千佛山殡仪馆建设专案也渐渐演变为占地超百亩，集火化、陵寝、树葬于一体的大型陵园。当年年底，殡仪馆开工建设。不过，这一工程最终戛然而止。

　　2011年11月，当地媒体以《一个空壳公司的暴力敛财之路》为题，报导了以周为君为首的黑恶势力团伙被警方打掉的过程。文章披露，千佛山殡仪馆专案是以周为君为首的黑恶势力团伙以虚假註册成立的空壳公司，签订合同后用暴力手段拒不支付工程款借以敛财，13家单位和个人被骗资金达1000余万元。于是，时至今日，游魂不安。来源: 今日新闻网▲◆★●■☆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尴尬依旧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7048

    2012-10-11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10月11日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官方媒体大张旗鼓称其为首位摘得该奖项的中国人，与2010年身在囹圄的异见人士刘晓波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时的态度“大异旨趣”，冷暖迥异。

　　“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是莫言此次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委员会表示，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与其他诺贝尔奖项一样，奖金是800万克朗，约合120万美元。

　　据悉，诺贝尔奖委员会成员、文学奖宣布者称，当他电话告知莫言获诺贝尔奖消息时，莫言的反应是：“he was overjoyed and scared（他狂喜并惶恐）”。法新社针对莫言获奖则报道称，莫言将他青春的经验和在家乡的经历放置在了作品中。

　　然而莫言并非是第一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籍公民，事实上零八宪章的签署人刘晓波2010年也曾获得诺贝尔奖，只不过当时他获得的是“和平奖”。因为身陷囹圄无法领奖，诺委会以空椅子代替刘晓波，中国政府不仅将其斥为“政治阴谋”，而且网络屏蔽“刘晓波”“空椅”。

　　颁奖当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以及英国广播公司BBC等新闻媒体，从奥斯陆传出的电视讯号和相关网站在中国大陆被屏蔽。另外，一切有关颁奖的讯息当然被封锁了。人权分子被禁出国，刘晓波的妻子又被禁与外界接触。

　　此外，2000年获文学奖的高行健虽然在中国出生，但获奖时已是法国公民。因“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而荣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并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语作家。而另一位于1938年获奖的赛珍珠尽管因其“对于中国农民生活有着丰富、史诗般的描写和其杰出的自传”而获奖，但她是一位美国作家。

　　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也曾获因为“对西藏自由与维护西藏人民的历史文化遗产所做和平非暴力的努力”而获得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在基础科学方面，中国人却始终无缘诺贝尔奖，只有1957年获得物理学奖的美籍华人杨振宁和李政道、1976年物理学奖的美籍华人丁肇中、1986年化学奖的美籍华人李远哲、1997年物理学奖的美籍华人朱棣文、1998年物理学奖的美籍华人崔琦、2008年化学奖的钱永健以及2009年物理学奖的高锟（具有英美双重国籍），均没有中国国籍，不得不说这是一大“遗憾”。

　　莫言获奖早有征兆

　　莫言较长时间内，一直以超低赔率位列欧洲博彩公司竞猜榜单榜首。央视今年首次获邀采访诺贝尔文学奖，有外界分析称，这是莫言获诺奖的征兆。

　　此外，10日下午，微博认证为“畅销书作家”的孙钥洋，还发微博称，“最新消息！一位莫言老师的朋友透露说，莫言老师今晨已经飞往斯德哥尔摩。这说明实际上中国作家莫言即将成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将于斯德哥尔摩时间10月11日13时正式公布。提前祝贺莫言老师！”

　　莫言出版物成书市抢手货

　　据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人员透露，莫言的获茅奖小说《蛙》从2009年出版至今共印刷20万册，因为诺奖的关系，近日库存的5，000多册已被抢购一空。

　　莫言系列作品受捧。在当当网上，各种莫言文集、选集、散文集、精选集共几十种不等。除此以外，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10日也发微博透露，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出版莫言作品系列，“包含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共计16本，囊括了莫言迄今出版的所有小说作品，新版本将于近日入库。”

　　莫言成长经历

　　“他是中国文坛超重量级的作家，他的文学才华、创造力、艺术能量在中国文坛上应该说是举足轻重、首屈一指的，因此我个人斗胆地说，莫言的高度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北大中文系教授沈晓明曾这么评价莫言。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在山东高密县。现为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小时候的他曾在大年三十到别人家讨饺子吃，经济上的贫困给他的少年生活留下惨痛的记忆，父亲过于严厉的约束也使他备受压抑。莫言6岁进校读书，曾因骂老师是“奴隶主”受到处分。小时候这种压抑的心理特征给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莫言酷爱读书到了痴迷的程度。小学三年级时就读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受到文学启蒙。小学五年级时开始读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文革”爆发辍学在家，无书可读的时候他甚至读《新华字典》。

　　1976年，21岁的他加入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务。1981年开始小说创作，处女作为《春夜雨霏霏》，后又发表了《枯河》、《秋水》、《民间音乐》等作品，之后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85年，在学校学习期间，莫言发表了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引起了文坛的注意。来源: 网讯

莫言成为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籍作家（图）
 
    2012-10-11：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刚刚揭晓，我国作家莫言获奖，成为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1981年开始创作，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代表作有《红高粱》、《檀香刑》 、《丰乳肥臀》等，其中《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莫言成为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籍作家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了莫言。评委会给出的理由是“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莫言由此成为首个斩获此奖的中国籍作家。

　　据环球网报道：备受关注的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10月11日揭晓。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摘获这一奖项。评委会称，莫言的作品是“幻觉现实主义融合了民俗传奇、历史与当代性”，他本人也是当代第一流作家之一。

　　“通过幻想与现实、历史视角与社会视角的混合，莫言结合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作品中的因素，创造了一种世界性怀旧，与此同时，也找到了旧式中国文学与语言传统的新出发点。”瑞典文学院评委会称，他的作品是“幻觉现实主义融合民俗传奇、历史与当代性。”

　　报道称，莫言原名管谟业，生于1955年，曾出版了多部小说、短篇故事和散文，题材十分多样。评委会认为，虽然他在中国以强烈的社会批判性而著称，但他无疑是当代第一流作家之一。

　　莫言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代表作有《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蛙》。

　　附：莫言——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公民

　　德国之声：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 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官方高调宣布该消息，与前年刘晓波获诺奖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北京时间10月11日19点，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目前中国官媒包括新华社等高调报道此事，与前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中国官方封堵消息及屏蔽诺贝奖的网站形成鲜明对比。目前一度在中国被封的诺奖网站在中国重新开放，但达赖喇嘛、刘晓波、高行健获奖者的信息定点封锁。

　　莫言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被改编成电影《红高粱》的早期作品《红高粮家庭》等被公众熟知，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 《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莫言在获诺奖后接受新华社采访表示，将继续努力创作，但德国之声尚未能和他进行直接对话。

　　早前有媒体和博彩公司猜测，莫言将获今年的文学奖，中国独立评论人莫之许曾预言“莫言要得奖，有三件事情立刻广为全世界所知，既'法兰克福书展和官员一起退席抗议异议作家戴晴出席；拒绝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判重刑发表意见；抄写毛泽东极权文本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也认为诺贝尔评委将奖授予莫言，将成为毁灭诺贝尔文学奖的举动。

　　据悉，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以官方作家身份参加该展的莫言，因为异议作家贝岭和戴晴出席而退场；在2009年底刘晓波被判重刑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发起“电话采访”知识分子评论中国政府对刘晓波进行监禁的一场行“行为艺术”，莫言以家中有客人为由拒绝发表评论；今年5月，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百名作家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一书，莫言位列其中。

　　很多网友围绕莫言作品及其中国体制内身份，及近年莫言为中国政府背书的言论等发出评论，也再次将两年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推至舆论高点。中国媒体人上官敫铭在发出推文：“去年也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因此莫言也被网友称为是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公民。

　　人民网发出网评“祝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文章称“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第一位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天，中国作家等得太久了，中国人也等得太久了。”有网友用“刘晓波”替代“莫言”，将“和平奖”替代“文学奖”修改后发至网上。

　　第一位获得诺奖的共产党员？

　　亦有网友直指莫言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共产党员 ，网友@Michae1S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军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审查制度的忠实拥护者、德国书展上的抵抗者、“丰乳肥臀之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德国之声注：《丰乳肥臀》为莫言作品之一)

　　台湾现任文化部部长的龙应台发出贺词：“莫言是人民的文学家，从中国土地长出來的人民的文学家，今天被世界所拥抱，我真的觉得意义非凡。”

　　中国大陆右派作家铁流一直力撑莫言，认为其作品中体现了浓厚的人文色彩和深刻揭示人性，而对公众对莫言近年为体制代言行为的批评，铁流表示要把这些和文学评奖分开：“人是有多面性的，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官员，曾经抄过毛泽东的延安文，要理解他是官身，官身有时候是必须要做的，他不做就没有办法，他就保不住那个地位。”

　　“文学和政治从来不能分离”

　　将于周日在德国具有政治符号意义的圣保罗教堂领取德国人文最高奖--书业和平奖的廖亦武向德国之声表示，诺贝尔文学奖此番评奖更象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平衡，既将两年前授于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而触怒中国政府，转为通过将文学奖授予莫言进行安抚。旅美作家余杰也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对诺奖评委施加了压力并奏效。

　　中国知名作家野夫向德国之声表示，无论从文学作品本身还是作品蕴含的人文价值及对专制的批判，他一直看好廖亦武获奖，因为文学与政治从来无法割裂，作家也承担着用文学纪录和见证政治环境下人类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 “文学和政治从来不能分离，我不太理解诺贝尔奖的评委为何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我觉得这是对体制内作家的一种鼓励，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遗憾。”

　　曾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呼声颇高的中国诗人北岛，近年也被质疑和中国政府达成私下妥协，曾于去年回国参加官方活动，他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拒绝对莫言获奖发表评论。

　　“这将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最大的丑闻”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评论认为：“这个助纣为虐的世界！对于那些狱中作家，对于仍然受着审查制度迫害限制的人们，是一个沉重打击。”

　　余杰向德国之声表示了他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愤怒，他认为从文学本身来看，莫言的作品尚不能和很多当代中国作家相比，仅从对汉语创性的贡献来看，莫言作品中有很多对暴力、色情的渲染，其语言冗长欠缺美感。

　　余杰也认为从作品所主张的价值层面来看，莫言更不应该获奖：“这将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最大的丑闻，在我看来，在西方社会一个作家歌颂希特勒的话，他绝对不可能得奖，这已经是共识或常识，象当年美国作家庞德，他曾经热烈的支持法西斯主义，跑到意大利为墨索里尼唱赞歌，后来二战后被美国以'判国罪'审判，虽然他的诗歌有相当大的成就，他的作品也不可能获奖。一个抄袭毛泽东延安文、歌颂毛泽东的作家却能获奖，毛泽东残害的人的数量甚至超过斯大林、希特勒。从对比中可以看出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的漠视。这不仅是政治立场，而是是站在人权、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这一边还是背道而驰。把这个奖授予他是一个可笑的结果。”

　　余杰也引用早年间刘晓波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论，认为文学奖评委因对汉语语言和文化的陌生，难于对作品及作品所处环境、记录的政治背景等有深刻理解，因此会产生很大的失误。因此诺奖文学奖将走向衰落，而英语作品的另一评奖“布克奖”将在坚守文学价值方面走得更远。来源: 综合▲◆★●■☆


中共内部已出现两大社会经济利益集团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2/10/201210120357.shtml

2012年10月12日  中共党内权力的制衡与政治体制改革
    
    美国普渡大学（凯优曼校区）历史学教授
    
    洪朝辉
    
    一、 导论：“黎安友转向和反思”
    
    自1989年以来，西方学者出现了认知中共政权的两难困境与困惑。
    
    一方面，他们根据政府统治的理论，认定集权制度必定是脆弱的，因为它的合法性虚弱、过度依赖暴力、决策过于集中、以及个人权力凌驾于制度规范等。1所以，在1989年后，许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民主理论家都预言，属于这种集权制度的中国，将加入世界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2而且，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1991年认为，中共走向苏联和东欧共产党解体的命运，只是一个时间问题，3并在2006年时，他再度重申，中共大规模崩溃的所有要素都已具备，而大限的时间不会是几十年，而只是在几年之内。4谢淑丽（Susan Shirk）在2007年也认为，“中国领导人正在被众多的恐惧所缠绕，因为他们的日子已经是可数的了”。5
    
    其他政治学学者等，也加入这一政治“算命”的行列。6尤其是章家敦（Gordon Chang）在2001年，给出了一个中国崩溃的明确时间，即2011年；7Bruce Gilley也认为，从2005年开始，中共的“残局”（endgame）将开始。8而著名的民主转型问题专家Larry Diamond，在2006则认为，“中国不可能既维持完全而又封闭的政治垄断，又维持（统治）稳定。一些（自由的）东西必将出现。这也许不会在10年之内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认为，这将在25年内出现，也许10-15年”。9基于西方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都没有猜中当初前苏联何时崩溃所出现的集体尴尬，所以，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再度尴尬，一些学者就不惜自己一生所积累的学术声誉，冒险对中共崩溃的时间进行算命。尽管学术风险很高，但一旦预言成真，学术收益也极大。
    
    但另一方面，根据中国20多年来的发展，以自由派中国问题专家著称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等研究中国政治的西方学者，开始反思当初预测中共政权垮台的误判。10黎安友表示，一些经典的关于集权体制的西方理论，无法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证明其政权是具有适应和恢复的能力（resilient）。
    
    针对集权体制能否重获活力和新生的问题，Talcott Parsons曾经认为，全能的专制制度（totalitarian regime）只要满足下列四大条件，是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并继续生存下去：一是放弃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和魅力型的领导人；二是促使大批技术官僚掌权；三是引进复杂和专业的官僚制度；四是减少对个人言论和行为的控制。12而Richard Lowenthal则认为上述的适应性行为，并不能改变全能专制制度的特征。13对此，黎安友认为，在不将专制制度过渡到民主制度的前提下，中共已经完成了上述四大改变。14
    
    同时，根据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权力更替，黎安友称赞有加，认为十六大增加了权力更替的正常性，在提拔政治领袖时，增加了精英而不是派别的考虑，在政权内增加了体制的多元性和功能的专业性，并为政治参与和民众上访建立了制度，由此加强了中共在公众心目中的合法性。借助这些变化，中共就得以更好地适应和生存（adaption and survive）。15所以，黎安友在2009年承认：“天安门事件过去20年后的今天，中国集权专制适应和恢复的能力仍然使人惊讶”，16并认为，研究中共专制制度的适应和恢复能力，也许能够有助于推动比较专制制度研究的复兴。
    
    尤其是，黎安友开始意识到，中共统治的适应和恢复能力之出现，与中共体制内部权力的平衡存在关系，因为在中共选择最高领导人的过程中，派别因素的减少，有助于产生能力卓越的领导集体，并在党内“平衡”地代表不同的派别；而且由于缺少一个或二个控制一切的人物，所以导致决策过程的日趋集体性。18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内部的派别不再存在，而是他们的权力是在一个“互相平衡”的结构之下运作，并都从中共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
    
    与黎安友的反思相呼应，Bruce Dickson在2006年也表示，“中共并没有处于频临崩溃的危险。尽管中国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但它已经不断地证明自己是能够适应的（adaptable），并拥有足够的恢复能力生存下去”，而且，“中共不断强调提高执政能力，已经说明第四代领导人试图在不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寻求自我生存的战略”。20沈大伟（David Shamebaugh）也认为，“中共仍然是相当的强大和富有恢复能力的制度”，中共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还不足以展示中共“系统性崩溃的真正的可能性”。
    
    黎安友反思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它反映了西方一些学者对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政治认识的基本变化脉络，也是代表黎安友本人“过去对中共和中国政治改革持悲观和批判观点的重要变更”。22首先，他们曾经认为，一个具有恢复和适应能力的政治体制必须具有制约和平衡的机制，而中共是一个集权的体制，既没有制约，更没有平衡，所以，中共政权是没有适应能力的，甚至是不可能持久的。
    
    其次，面对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共政权不仅没有崩溃，而且充满恢复和适应能力的历史事实，这些西方学者一方面没有改变基本的价值和信念判断，即制约与平衡是一个政治体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这是一个普世价值，不能也不应修正；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观点中开始出现一个新的学术假设：中共内部也许存在一些具有中国和中共特色的制约和平衡机制。
    
    最后，为了实证研究中共内部是否存在制约与平衡的机制，其中一个切入点就是研究中共九位常委产生的过程，旨在观察最高中共领导人的产生，是否经过长期的博弈和妥协？尤其是九位常委在担任常委前和担任常委后所表现的执政偏好和政策优先，是否代表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集团和特定的区域利益？
    
    对此，Richard Baum认为，“关于列宁主义（国家）转型的成功例子，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就不存在第二手的研究文献（可供参考）。这样，中国和中国政治研究的领域就进入了独一无二（sui generis）的领地。以前集权制度转型的例子，已经不足以解释或预测中国进化的问题。”
    
    同时，沈大伟列举了前苏联与东欧共产党崩溃的近70个因素，并比较了苏东共产党和中共的异同，试图找出到底有多少可以置中共于死地的因素。其结论是，在21种经济因素中，中共只有六种与苏东崩溃前类似，占29%左右。在15大政治因素中，中共也只存在5个，占三分之一。但在11个社会因素、8个文化因素、5个压制性因素和3个国际因素（排除与中国无关的3个因素），中国分别占了8个（73%）、6个（75%）、3个（60%）和2个（67%），远远超过经济和政治因素。24所以，中共与崩溃前的苏东共产党相比，最大的不同是表现在经济上（29%的相似度），可见经济是中共不致崩溃的最重要功臣。同时，中共在政治适应方面的成果显著，与崩溃前的苏东共产党相比，只有33%的相似度。但在社会、文化、压制性和国际方面的因素，都超出了60%以上的相似度。中共的潜在危机主要表现在社会、文化、压制性和国际因素。
    
    二、建立中共内部权力制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党务改革和党内民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而建立与完善中共高层权力的平衡与制约机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但这一重中之重的可能突破点则是允许和建立党内派系的公开化、合法化和制度化，旨在鼓励健康、良性的党内派系之间的竞争与监督，建立制度化的一党多派体制。
    
    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存在一个误区，以为党内分派是一种负面的政治肿瘤，因为这是对制度化、一元化和精英合作政治的反动，似乎党内派别越弱化，制度化民主越有效。25其实，毛泽东早就认识到，“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承认和构建党内派别体系，既有助于中共获取活力的新资源，更能强化中国特色的制约与平衡模式。
    
    笔者曾在2007年10月发文提出，中共十七大所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经出现了党内派系的轮廓。26李成在2009年，也提出“政敌团队”（team of rivals）的概念，认为自从十七大后，中共出现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双接班的格局，说明中共内部已经出现了一党两派的新活力。27王飞凌也提出，承认党内有派，既是中共政治现实的反映，也有助于推动自上而下的精英民主政治。28尽管沈大伟对这种党内派别民主表示怀疑，因为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已经花费了它们全部的制度生命，尝试消灭党内的宗派主义，但他并不排斥一种可能性：即在一党体制下，创造互相竞争的选民 ,与香港和新加坡模式类同。
    
    对此，笔者以为，建立中共党内合法化、制度化的派系体制首先存在三大必要性。
    
    其一，惨痛和残酷的中共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提醒目前在位的执政者，应该而且必须为党为己留一条制度性后路。当林彪在1966年，帮助毛泽东整掉反对派刘少奇时，殊不知，在5年后的1971年，自己死得更惨；当华国锋帮助邓小平打倒“四人帮”之后，不出5年，自己也成了党内斗争的牺牲品；同样，赵紫阳在1986年听任“元老们”对胡耀邦进行非制度性地整肃，3年后，自己也“销声匿迹”，软禁至死。不断重复的党内斗争的零和游戏，应该给在位者一个警示：如果没有建立保护党内不同政见者的制度，明天的你和我，都有可能成为昨日的刘少奇、林彪、四人帮、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了避免“残酷打击、无情迫害”的悲剧再次上演，需要给党内持不同政见者一个制度性的生存空间，你可以活，但不一定要他死。
    
    其二，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国策也要成为一项党策，必须而且应该落实在党内，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党外弱势团体的洒泪同情。在理论上，“以人为本”的实质是，只要是人，不管是好人、坏人、甚至犯人，都需要得到平等地尊重。但在目前，“以人为本”更多地是强调把穷人当作人，而没有把党内的政敌也当作人，对他们既不人道，更不给尊严。其实，影响和谐社会的要素主要是政治和经济，关爱穷人只能促进和谐的经济社会；只有善待党内外不同政见者，才能建设和谐的政治社会。所以，建立具有人性、人道、人本的党内派系制度，既是中共党建的必要，也有助于强化国家的“软”“巧”实力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其三，党内有派，能够最大限度地建立和完善党内的监督和平衡机制。一个党能否“伟大、光荣、正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内是否存在健康、有效的纠错机制，而不同派别和不同政见的合法存在，则是党内纠错机制的组织保证和制度保障。毛泽东关于党内路线斗争“七、八年来一次”的睿智判断，深刻表明，中共的政治生态决定了七、八年来一次内斗的必然性。但这种不断来一次的根本原因，则是党内没有反对派存在的合法土壤，只能导致党内定期性地来一次地震。如果存在一个制度化与合法化的派系体制，那么，党内的张力就有可能每时每刻得到释放和纾解，也有可能化潜规则为明规则、化阴谋为阳谋、化无序权斗为有序竞争，为不同政见的党员干部保留知情权、监督权、质询权和组派权。
    
    除了必要性外，建立制度性派系还存在三大可能性。
    
    一是2000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吸纳资本家入党、中共党内出现阶级分层以来，30以及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提出发展新战略以来，中共党内已经出现不同利益团体的雏形，为他们的制度化分野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思想条件。例如，自2002年以来，胡锦涛提出了与邓小平和江泽民不同的中国发展战略，包括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于是，超常和超速的发展不再是唯一的硬道理，一部分人的暴富也不能赢者通吃，必须为大众的共同富裕提供分饼的机会。而且，稳定压倒一切的传统思维，已难以保证社会可持续地高质量和谐。这样，不同的发展战略和思想路线，必然影响和反映在不同的组织路线和人事安排，为党内派系的出现提供可能。
    
    二是2007年中共十七大之后，中共内部的派系分野日益清晰。2007年10月，笔者认为中共内部已经出现类似美国民主党人vs.共和党人的两大社会经济利益集团，而不再是西方普遍接受的改革派vs.保守派、团派vs.太子派、上海帮vs.非上海帮。根据社会经济利益不同所出现的分歧，中共党内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资本vs.劳动、沿海发达地区vs.内地落后地区、中央大政府vs.地方强政府。具体而言，提倡社会和谐、公平公正、财政倾斜、减轻农负、干预股市、强调环保、控制房价、照顾弱势的集团，就是中共内部的“民主党人”。作为对比，哪些主张“发展就是硬道理”、拆房占地、扶持资本、改善投资环境、减少中央和行政干预、促进股市和房市自由发展者，更与美国的共和党人相近。31对此，李成在2007年也认为，现存的政治体制是以两个主要的派别所结成的“两党”（bipartisan）联盟为特征，一个是精英派(elitists)，一个是平民派(populists)，这样的体制将导致“政治游说更具透明，派系政治更具合法性，选举更具规则和真实”。32中共派系的社会经济分野已成可能。
    
    三是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作为参照，并考察九位常委在担任常委前后所表现的政策偏好和执政优先顺序，就有可能了解九位常委所代表、所侧重的社会经济利益集团。例如，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具有“民主党人”的情怀，更多的是同情弱势团体、追求和谐发展。33加上贺国强，因为受制于中纪委书记的职位，决定了他的执政优先只能是不断地打击贪官、抑制特权。34作为对比，习近平、吴邦国、贾庆林，更类似“共和党人”，他们都曾是最发达的沿海地区的地方首长（包括上海、浙江和福建），（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也是论述中国农村的市场化35），自然对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外资开放更加情有独钟，而且倾向弱势的中央政府、强势的地方政府，更乐于推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36至于李长春（主管宣传）和周永康（主管政法），由于他们的职务要求，决定了他们的优先只能是维稳，而不是维权，也只能侧重法治和专政，而不是自由与宽松，所以，应该也属于“共和党人”之列。37而且，中共常委的不同社会经济观点已经影响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级省市政府主要官员的政见归属和人事分类。例如，汪洋、李源潮等倾向于平民或“民主党人”，而薄熙来和王岐山等更适合加入精英派或“共和党人”的行列。38中共派系的雏形已经出现，这是不以人和党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
    
    必须指出，无论使用“改革派、保守派”、“团派、太子派”、“精英派、平民派”，还是“共和党人、民主党人”的观察视角，都应避免强烈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派、什么系，都不存在谁好谁坏之别，它们只是一个社会经济急剧分化和发展的必然产物，任何人为和“党为”地强烈压制，既违反中共文化运作的规律，又有可能被这些建立在中国社会经济现实之上的规律所惩罚。其实，这些中共高层的立场与观念随时可能发生变动与消长，今天的“民主党人”很可能成为明天的“共和党人”，反之亦然，没有永恒的派别，只有永恒的利益。
    
    最后，本文想借用一位老同志讲过的一句话，“文化的改变至少需要60年，经济体制变革需要6年，政治体制变革只需要6个月”。39此话的真谛在于，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再是能不能和行不行的问题，而是敢不敢和愿不愿的问题。比较于文化和经济变革，政治变革见效最大、速度最快，当然政治风险和经济成本也最高。基于此，在中共党内建立制度化、合法化、人性化的派系体制，体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党内先行、精英民主、自上而下三大走向，而且，其风险最低、成本最少。（《明鏡月刊》第14期）于2010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