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着手政改 必须对“文革”有深刻反思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2/10/201210102238.shtml

2012年10月10日     凤凰网发王沪宁旧文

    本文摘自：本文于2012年两会召开前夕在《思想潮流》杂志发表，作者：王沪宁，原题：“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
    
    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能阻止“文革”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范围，但当时的体制没这种能力。1954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就被文革破坏，这值得仔细研究。
    
    所以遵守宪法体制很重要，如果不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就可以将公民带走，干涉他人的人身自由，或用暴力威胁其他公民甚至冲击学术活动而不受追究，就有文革死灰复燃的危险。二十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前我们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然而我们有理由不时反思那场内乱。以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
    
    一个民族应该把自己最令人痛心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时时檫拭，时时映照，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重犯历史性的失误，使整个民族能够持续进步。
    
    “文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从观念上说，没有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字当头”等思想路线，是一个直接思想根源。然而，没有一定的条件，“文革”是难以形成的。除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外，政治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原因。
    
    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反思“文革”，是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一个尤为重要的方面。近年来，人们从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经济等各个角度考察和分析文革，但从政治体制上来反思文革尚做得很不够。政治体制往往是在对一定政治动荡的反思中逐渐走向健全的。一种政治体制，不可能一建立就十全十美。它要在运转中、实践中和动荡中来不断认识自身中的欠缺、弊端和不足，然后来健全和完善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渐进过程，政治体制最后便会积重难返。文革固然是一场大浩劫，但它也给我们考察我国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依据。温故而知新，今天在我们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对文革做深刻的反思，是不无裨益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应当说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该能够阻止“文革”的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均不符合科学和民主的政治程序。但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没有这种能力。一九五四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子就被文革彻底破坏了。这是值得我们细而研究的。其他原因暂切不论，我们从政治制度角度来对文革做一反思。
    
    从政治体制的技术角度分析，可以看到下面一些环节的结构和功能与文革未能被制止有一定关联：
    
    一、作为国家政治生活领导核心的执政党内部没有形成一整套健全的民主制度。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艰苦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党在人民群众中崇高的政治威望，对社会政治生活行使着全面的领导权，这是适应我国发展道路的。但是，随着后来局势的变化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阶级关系判断的失误，当时党的领袖的民主观念逐渐薄弱，“主观主义和个人独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到文革发动前夕，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形：党对社会生活有着全面的政治领导权，而党的领袖对党又有绝对的领导权威。所以，在党的领袖错误决定发动文革时，我们党内不少不同意这么做的干部和党员已无能为力。党内民主制度的不健全，致使我们党无法阻止发动“文革”的错误行为，结果给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损害。
    
    二、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能切实有效地行使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按理对发动文革这样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应当有庄严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但实际上文革开始不久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就不起作用了，国家主席等国家领导人都被排挤到一边，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国家权力机关对这场涉及中国前途命运的政治动乱没有任何制约和牵制能力。当然，这和没有严密的党政分工体制有关。由于党政分工体制不健全，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制衡关系也没有明确建立起来。没有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在一个方面发生偏向时，社会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政治生活中缺乏有力的宪法保证。文革的发生和进程，实际上完全不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和宪法规定。“文革”中的种种做法和手段也是完全不符合宪法的。宪法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权限、规定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程序。但“文革”不按任何程序地“打倒一切”、“全面夺权”使国家机关陷于瘫痪。宪法规定了国家主席、人大代表和公民的权利与地位，然而在“文革”中这些权利和地位根本没有得到保障。没有一定的专门的宪法保障机构，也是文革发生的条件之一。
    
    四、在社会生活中缺乏一套独立的司法体制。“文革”当中，有许多违反法律的行为，实际上没有什么机构能加以束缚。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缺乏行政诉讼系统，对政治机构侵犯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的行为无处申诉，“四人帮”极其爪牙控制的政治机构可以为所欲为，一般公民无可奈何。另一方面，“文革”破坏了一般诉讼体系，公民之间发生的侵害权益的也行为无处申诉，结果出现了一些人打、砸、抢，出现了严重的侵犯人权和人的尊严的行为。不仅如此，公检法机构甚至合而为一，被用来推行“文革”，完全谈不上司法独立。这样“文革”愈演愈烈。
    
    五、政治体制上没有完善的纵向分权机制。建国以后，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照般苏联模式的原因，结果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对于促进一个不那么发达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其有效的一面，但也给政治生活造成了潜在的可能性：即如果发生失误，则整个社会都会被卷入进去。地方没有相应的权限，对上级决策没有法定的自主性。如果给予地方一定的权力，这些权力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宪法规定来行使不受干预的话，那么在发生“文革”这样的内乱时，各地就有可能不被强行卷入一场错误的政治动乱中去，一般机构也无法强迫地方政府做出与宪法相悖的行为。由于过去缺乏这种机制，所以地方在发生“文革”时无能为力。
    
    六、没有形成健全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任何一个政治体制的活动，无论是合乎宪法的活动还是不合乎宪法的活动，均需要一定的人来作为活动的主体。“文革”发生时，由于没有严格和严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结果为“四人帮”打击迫害忠良、安插和提拔帮派人物提供了可能性。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担负一定政治责任的工作人员，应当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任命或罢免，不能象“文革”那样毫无程序地任命或罢免干部。国家相当一级的工作人员，都应通过权力机关来任命或罢免。如果干部制度能保证人民相信的干部担任政治责任，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制“文革”。然而，这套体制在“文革”发生时没有牢固地形成，这样在稳定时期可能有效的干部制度，在内乱中却成了一个重要的不利因素。
    
    七、政治生活中缺乏严密的制度来保障公民的权利。“文革”虽然是一场危及整个政治体制的政治动乱，但它实际上也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一场灾难。“文革”能够发生的一个社会原因，是社会广泛缺少尊重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传统。象“文革”那样的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内乱，如果是在一个每位公民都坚信民主、任何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行为均要受到法律制裁和社会谴责的社会中，这种情况是难以发生的。社会民众缺乏牢固的民主法制观念，政治体制有不能有效惩罚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行为，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诚然，即使从政治技术上考察，“文革”形成的条件也不限于上述几端，但上述几端为其中的基本。一个社会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可以视为一项工程——政治工程。政治工程为社会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提供有效的技术和设备，保证社会政治生活按照人们选择的原则和方式展开。一定的政治理想、政治观念和政治原则，均需要经过周密的政治工程建设之后才能切实有效地实现。没有一定的政治工程，政治原则是难以实现的。政治工程需求政治技术。经过对“文革”的反思，人们有了这样一个感觉，过去我们忽略了政治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人民民主专政获得了实现的基本条件。但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如何从政治技术上来建设民主法制的工作，结果当“文革”发生时，没有健全的政治体制来控制和阻止它，反而自身顷刻之间就被内乱破坏了。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从十年前开始，我们就高度注重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措施来健全和完善政治体制。近年来又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从技术上保证政治体制的各个环节能够合理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党政关系、各项权力之间的关系、宪法保证制度、司法体系、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关系、干部制度和社会民主化等方面，通过系统的政治工程，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成为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政治体制？
    
    通过对“文革”这场内乱的反思，人们深切感到，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应大力开展政治技术研究。一方面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发现和创造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政治技术。另一方面，应当比较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采用的政治技术，对其中合理和科学部分应该加以引进，为我所用，包括社会政治制度相似的国家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有不同的政治原则，这一般是不能互通的。但是作为政治体制，每个人类共同体都会面临一些相似的社会性事物和要求，都会出现一些相同的矛盾和问题。为满足这些要求，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政治技术，有些往往是互通的。正象不同经济制度下的经济管理技术可以引进一样，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治管理技术部分也可以引进，或加以改造。当然，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特殊的东西。只有研究并采纳了世界上一切科学合理的政治技术，才能建设一个完美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在“文革”之前，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这方面工作没有进行。今天，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治制度，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只有这样，“文革”的悲剧才不会重演，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会得到空前的发展。▲◆★●■☆


迟迟未政改缘于理论准备不足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2/10/201210101820.shtml

2012年10月10日：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 作者：公方彬  人民论坛杂志第380期封面

    公方彬：迟迟未政改缘于理论准备不足 不是惧怕民主

    原标题：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
    
    ● 我们研究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政治权力运行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
    
    中国共产党走过90年的历程，期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两次飞跃，第一次是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第二次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有效解决了民生问题。那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飞跃，保证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保证社会主义焕发青春和活力，出路在民主政治，支点在确立新政治观。

强调政治观的创新与突破，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
    
    有一个现象在较长时间里让人困惑，为什么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巨大发展的情况下，民众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相反社会矛盾大量积聚，冲突燃点不断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一点是政治体制改革未能跟上时代的要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较计划经济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出很远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必然导致错位，进而产生矛盾和冲突，小则羁绊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影响经济持续快速高效发展，大则危及执政。
    
    逻辑和结论清楚，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上路？有人认为缘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稍加分析便发现仅此不足以解释现存的矛盾和问题，因为不改革死路一条，那时既得利益将丧失殆尽，故即使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也不会拒绝改革。也有人认为缘于执政党出现精神懈怠，缺少必要的勇气和改革热情，不敢触及民主政治，担心政治民主最终与权力集中的领导体制相冲突，危及执政权。初看这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实则不然。共产党并非天生反民主，列宁说过，没有民主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对于一个没有自己利益且由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其存在的理由和强大号召力就来自反对国民党不民主，取得胜利也是因为坚持了民主。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理论是清晰的，问题是考察历史与现实，我们又不能不承认，确实出现过、甚至今天仍然存在着民主不充分的状况。我们因民主而产生和发展，却又因民主建设滞后导致矛盾丛生，为什么？不是惧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缘于理论准备不足。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经济体制改革做错了可以再选择，政治体制改革或民主政治走错了路几乎没有补救的可能。那么当前理论准备不足主要反映在哪里？重点在于尚未确立起现代政治观或曰新政治观。
    
    研究和确立新政治观，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政治观。由于不同政党或政治制度下的国家对政治的解读并不相同，因此政治观也存在着差异，站在新政治观的角度认识问题，政治是不同利益主体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各种关系、开展的各种活动的总概括。政治观是人们对政治的认识和判断，具体讲是对政党、政治制度、政治活动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我们研究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着眼点，从重新解读和诠释政治的本质内涵入手，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政治权力运行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所以强调政治观的创新和突破，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有差异才有特色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满足时代要求，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更加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政治观：关注方向、创新点与突破口
    
    新政治观，一个“新”字便指明了关注方向和创新点与突破口，同时涉及调整什么和为什么调整。从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不同政治制度基础上的政治诉求不断拉近的情况看，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生态一直处于变化中，“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理论渐成主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观不断调整。比如美国冷战时期确立的四大任务之一是“消灭黄祸”(共产主义)，而今着力于“把非融合性断层国家改造为核心国家”(《五角大楼的新地图》)，而核心国家中就包括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主义与制度之争。这些都意味着再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对抗解释世界，已经缺少更大的说服力，尤其反映于精神领域，这种变化给我们的挑战更为严峻。由于西方社会原本就没有把政治与精神系统相联系，甚至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倾向于负面，所谓“不让政治家说假话相当于不让狼吃人”，那么冷战结束对他们来讲只是换了一种国家博弈方式，不会危及精神和信仰。我们就不同了，由于革命而把共产党的政治及其领袖神圣化，形成了宗教信仰之外的政治信仰，这种信仰高度依赖理论的先进性，同时离不开环境氛围的强化，所以，阶级对抗越激烈，环境条件越残酷，牺牲度越高，信仰愈坚定，这也是革命先驱甘为劳苦大众抛头颅洒热血的重要原因。冷战结束，鲜明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不再，强化信仰的环境因素消除，坚守信仰变得艰难，这就是冷战结束对我们的挑战大于西方的缘由，是建设新政治观的重要推手和动因。
    
    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价值系统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看，革命与执政差异很大，革命讲的是暴力，执政强调的是平衡与妥协，革命采取的是揭示乃至激化阶级矛盾，执政是消除矛盾、弥合分歧，革命时强调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执政时强调阶层之间可以实现和谐。反映在利益方面，革命阶段通过剥夺一个阶级的利益来维护另一个阶级的利益，执政阶段必须满足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革命阶段为了根本目的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执政阶段不能通过牺牲来实现，只能提供各利益体的平等博弈来调节利益，等等。如此之巨大差异，决定了以革命阶段的理论来指导执政阶段的行为，已经失去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更根本的问题聚集于共产党执政依靠谁？尽管我们习惯说依靠人民，问题在于人民一直是个政治的概念，依靠人民就存在着非人民，执政状态下的中国已经没有能够构成阶级的非人民，那么对人民是否作出区分？现实看我们确实突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并且是那些“有利于执政的人群”，这一点从拆迁时的对垒即可以看出。也就是说利益关系的调整导致了党政官员或公务员系统成为普通群众的对立面，这些人享有的隐形福利已经让纳税人感受到一种新的剥削产生，搞不好还造成了人民虚位、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既然症结不难弄清，为什么仍然坐视大量矛盾堆积？就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制约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政治观未能实现突破，这也是建设新政治观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民众独立思考和求异思维能力大大增强、网络为表达民意提供更充分空间的情况看，也需要重新解读政治以获支撑。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期间，香港有媒体评价：“邓公最大的贡献是教会了国人如何思考。”的确，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好似欧洲的启蒙运动，让不会思考的中国人跳出“两个凡是”的精神桎梏，又是因为思考而推动着政治的改变，使威权政治向平民政治转变。与此同时，新规则、新技术又把世界推入全球化时代、网媒时代。叠加作用的结果，不在于理论说了什么，而在现实表现与理论是否一致;不在于过去曾经做出什么，而在当下正在做什么，甚至是否能做出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雨中演讲无人为其打伞，而我们一个20多岁的乡镇长却有人为其撑伞;我们的官员公开场合大谈西方社会腐朽，要求大众爱国奉献，私下却用贪腐来的钱将妻儿移民西方，自己当裸官。至此，再不重新解读政治，确立新的政治观，就不可能以新思维建构政治体制、规范政治活动，必定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执政基础随之瓦解。这也是建立新政治观的重要原因。

确立新政治观需着力开展的工作
    
    重新解读政治，确立新的政治观，表面看命题敏感而重大，其实是对已有创新成果的总结。邓小平提出“人类共有文明”，江泽民阐明“政治文明”，胡锦涛确立和谐世界的理念，以及中央主要领导出访时讲到“我们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的思想，都说明我们的价值坐标乃至政治观已经改变。因此，这里要做的只是化零散为系统，化渐变为标志性变革。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更为关键。
    
    一是重新解读政治信仰。人在社会中有三种状态：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求功利而无精神追求者。确立了新政治观，三者各自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就政治信仰来讲，新政治观的产生不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推翻，而是顺应政治生态变化和政治文明发展作出的新解读，即以新解读避免这一终极追求在实现途径和阶段特征上与现实脱节，根本是为了提升其稳定性和恒久性，保证得到更加广泛、更为自觉的追寻。当我们真正清楚共产主义实际是人类的必然选择和终极追求，那么现实的不同制度就不再是障碍，而是阶段性存在，既然殊途同归，也便不再冲撞，更不需要以暴力方式来实现。如果这样的思想为人们所接受，我们与世界也就能实现和谐，同时政治信仰也会稳定下来。
    
    二是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大国崛起于文化和文明，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才敢言崛起，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就是占领制高点的重要举措。将此视作新政治观的应有之义和必须完成的工作，源于核心价值观直接影响到制度设计和权力的运行，进而影响着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它是国家认同的载体，也是国际沟通和相互认知的途径。当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真正确立起来，我们便跳出单一的以政治制度标准评价世界的误区，开始结合国家利益标准、伦理和法理标准等多种标准评价和解释世界。
    
    三是建立执政党的政治伦理。政党的政治活动需要建立与大众道德和社会公德有区别的特有道德，也就是政治伦理或政治道德。政治伦理和道德有相同的特点，都属于柔性约束，依靠的是人内心深处的道德法则，但伦理规则一旦被公众所接受，就会化作评价标准，就能够由柔性化为一定程度的刚性。由于政治伦理奠基于价值观，因此一些基本理念必须进入党的政治伦理。包括：公权力由人民赋予人民就有权利剥夺;自觉接受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职务越高、权力越大越要放低身段，不能搞权力崇拜，诸如此类。政治伦理对我们党来讲是全新的命题，它构成新政治观，同时也奠基于新政治观。
    
    四是设计新政治观下的体制制度。中国的政治主体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政治体制制度设计实质上就是对二者权力义务的规范，其中更突出的是对执政党及其成员行使权力的边界、履行责任的程度进行规定。一党执政，制度设计不能有效限制集团内成员的利益，就等于造就既得利益集团，同时弱化集团内成员追求高尚的动力，目前官员道德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在于利益过多过大。 这里还有一点不能回避，权力影响着利益，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利益，是利益就要分享，这是现代政治所确定的，但谁和谁分享权力，分享哪些权力，怎样分享，这一定是制度设计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政治体制制度是否先进，关键看设计是否符合公民社会的政治运行规律，保证动态平衡。而能不能设计出科学的权力运行模式，又决定于是否确立新政治观。
    
    五是形成与新政治观相一致的话语系统。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话语系统，每一种话语系统都与其文化传统、政治制度有关，前者包括宗教文化，后者包括政治文化。话语系统很重要，比如当前中国就存在着三大话语系统不交融的问题，包括政治话语系统或政府话语系统、精英话语系统、平民话语系统。政治话语系统多出现在政府执政权力触及的层面和领域，平民话语系统多出现在网络等新媒体，精英话语系统兼顾二者。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话语系统的更新，融合三大话语系统，长此以往必定撕裂社会。导致三者不交融的重要原因在于政治观，那么实现三者交融的出路在于新政治观。话语系统还有一个表现领域十分重要，就是中国与世界话语系统不交融的问题，这直接带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困难，不能够产生别人听得懂的话语系统。由于话语系统奠基于政治坐标和价值尺度，那么将别人听不懂和不愿听的话语系统变为可听、愿听的系统，就必须有新政治观的支持。(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延伸阅读

政治观更新不能丢了马克思主义
    
    蔡继明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也都在强调，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背诵和固守马克思的词句或个别结论，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呢？
    
    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马克思的学说无疑是旨在促进人类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学说，而判断一个社会制度、公共政策和理论观点是否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就要看它们是否代表了人民大众的利益，是否有助于弱势群体境遇的改造。

要区分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和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
    
    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所追求的远大理想，马克思之所以设想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那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私有制使人性异化，导致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他主张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单一的按劳分配代替按生产要素分配。但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本身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人类追求的最终目的，它们不过是实现人性复归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而要达到一定的目的，有时可以有多种手段，人们应该在诸种手段之间进行比较，看哪一个手段是最优的——收益最高，成本最低，而不能把其中某一种手段当作目的，既不能为了公有而公有，也不能为了私有而私有，否则就本末倒置，把目的和手段颠倒了。邓小平的“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就是严格区分目的和手段的典范，而左倾主义的“草论”(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则是误把手段当作目的的标本。

要区分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也是建立在其对现实的客观认识的基础上做出的规范分析。例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合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雇佣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且这种占有会导致资本家阶级越来越富，无产阶级越来越穷，最终严重制约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他提出要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今天，如果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证分析补充、完善、修改或否定了马克思此前的一些实证分析的结论，那么也就应该对相应的意识形态进行调整。例如，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劳动并非价值的惟一源泉，那么非劳动收入就不一定是剥削收入，剥削与私有制之间就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消灭剥削与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可以并行不悖了。

要从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抽象出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定
    
    如何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呢？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设想未来社会将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前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把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确定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但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运行了60多年之后，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1978)、前苏联解体(1991)和东欧剧变(1989-2006)，已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多元所有制结构和按各种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制度。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经济范畴不过是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只能来自于对现实各种形态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概括，而不能照搬100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和预言。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其本质属性只能区别于社会主义其他具体形式如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但不能有悖于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定。(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来源：人民论坛杂志▲◆★●■☆


解放军的突然发力 钓鱼岛的“有所作为”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7002

    2012-10-10： 11 日方已证实中国海军舰艇于10月4日通过宫古海峡时并未事先通告日本政府。据悉，中国与日本防卫当局原本有默契，在军舰通过海峡之前都会进行事先通告。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此番打破这一默契，可以看作在军事层面所表达的对日抗议，是围绕钓鱼岛问题中方的反制措施之一。国庆节日期间，中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却在抓紧进行新战法的操练。新的演习强调部队的实战能力，包括装甲兵、陆战步兵、侦察、通信、导弹等官兵全程参与实弹演习。新的战法包括远程突袭，封锁渗透，破障攻坚，夺控岛礁等。针对夺控岛礁，海军陆战队也进行了重点的模拟训练。

　　中国近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迎来了其国内舆论界一片叫好声。事实上，自日本右翼石原提出“购岛”后，中国国内就有一股“中国外交为什么需要忍”的声音出现。不少人对邓小平外交中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提出了质疑和预判。有声音认为，随着中国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国家在钓鱼诸岛、南海诸岛争端的激化，不仅中国外交部发出的“强烈谴责”、“严正交涉”、“搁置争议”等外交说辞被贬“太软弱”，就连邓小平的外交战略也被指“无底线”。修正“邓氏外交战略”的舆论潮顺势而起。

　　那么，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就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端谈了一系列看法，形成了解决周边争端的战略性思维。今天，30多年过去，在已经变化了的世界面前，他当时的谈话和构想，还具有现实意义吗？

　　“搁置争议”下解决一系列边境纠纷

　　上世纪70年代末，刚刚决定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需要和平的周边环境和相当稳定的国际局势。在此大背景下，邓小平思索解决国际争端、加强周边安全的新途径，逐步形成了解决周边争端的战略思维。1978年，当中国和日本就签订和平友好条约进行谈判之际，邓小平提出了将钓鱼岛主权争议搁置起来的建议，从而使双方能挪开障碍顺利达成协议。此后几年，又在“搁置争议”的基础上提出了“共同开发”的想法。

　　如对于钓鱼岛问题，邓小平提出“可否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谈到南沙群岛争端时，他同样主张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来解决。1984年，当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邓小平也在多个场合表示：“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谁都会不陌生，但在观察人士看来，事实上，所谓“搁置争议”，包含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层次。首先是原则性层次，即：不否认争议的客观存在，坚持在解决争议过程中维护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这一原则立场；其次是灵活性层次，即：承认解决争议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为避免无休止的纷争导致矛盾激化，可先将争议搁置起来，待时机成熟再加以解决。而所谓“共同开发”，即在“搁置争议”的基础上合作开发、利益共享、共同发展。整个思路体现的是将矛盾、争执纳入通融、和解的框架，以便于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30多年来，邓小平的这一战略思维对中国解决与周边国家的各类争端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从而创造了一个有利中国经济发展的周边环境。例如，南海争端牵涉到五国六方，颇为错综复杂。中国长期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终于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时，在南海争端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与越南本着搁置争议、先易后难的精神，签订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使中越陆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中国和印度也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精神，签署了《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使双方能在达成最终解决办法之前维持边界现状，共同推动边界地区的贸易和经济发展。

　　这一战略思维在中国与中亚、俄罗斯的关系中更是取得突破性成功。特别需要提的是，苏联解体后，中俄双方经谈判解决了除黑瞎子岛以外的前中苏边界东段的全部问题。1999年12月，中俄双方签署协定，决定暂时搁置争议，在一定期限内对该岛进行共同开发。许多人以为，该争议又会无限期“搁置”。但仅仅过了不到5年，中俄双方就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将黑瞎子岛一分为二，西侧一半回归中国。这一事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第一个经过“搁置”期以后得到彻底解决的争议，是邓小平解决周边争端的战略思维取得完全成功的范例。

　　“韬光养晦”换来“和平崛起”

　　再看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时候。当时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尚未最后定型。大约在1989年底、1990年初时，中国外交正处于基辛格访华以来前所未有的困境，而邓小平路线也遇到了最严峻的挑战。“韬光养晦”，正是邓小平对那时的严峻挑战做出的回应。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说：“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对外开放，一个巴掌拍不响，两厢情愿才能做到。试想，你想要开放，别人要制裁你、封锁你，怎么开放法？所以，邓小平在当时讲“韬光养晦”，就是笃定要坚持“和平与发展”这一选择。

　　据查，“韬光养晦”是党内话语，是邓小平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的防御性、策略性话语。他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这个话。查中共十四大以后的历次政治报告，也从来没有引用过这个话。十四大报告中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十五大报告中说：“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对彼此之间的分歧，要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加以解决”；十六大报告中说：“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十七大报告中专门列了一个小节说“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中写到：“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

　　可见，“韬光养晦”战略的正式表述就是“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此前曾撰文指出，“韬光养晦”的主要内涵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试问，那一部分人否定“韬光养晦”的声音，其实质上是否是要否定“和平发展”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熊光楷透露，在访问和参加一些学术交流活动的时候，多次就此做解释和说明，强调“韬光养晦”不是中国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不是暂且隐蔽自己的真实意图等待时机成熟再出手的意思。在他看来，如果仅仅是抛弃或者修正“韬光养晦”这一用语，并不是什么大事情，但问题在于，有些人是要以否定“韬光养晦”为突破口，全盘否定邓小平的外交战略乃至国家发展战略，这就要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了。因为这些人的心思还停留在帝国主义时代，留恋“战争与革命”、“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的话，在今天的和平年代，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有所作为”不等于喊打喊杀

　　有人提出，邓小平在讲了“韬光养晦”以后，又讲了“有所作为”，现在中国经济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可以多讲一讲“有所作为”了。在分析人士看来，这话也对，也不对。对于“有所作为”，不同的人对于它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

　　当年邓小平讲“有所作为”，就是要中国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一方面要在短暂的治理整顿之后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另一方面要努力克服当时的外交困难，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当时的年代，实际上就是“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如今所讲的“有所作为”，自然与20年前大不一样。就外交层面来说，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他们今天所理解的“有所作为”，就是要回归甚至超越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所以，有人会说，面对敌人的C型包围，中国应发扬“尚武精神”，应“早打、大打”。也有人会说，凭借现有的经济实力，应以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式解决与周边各国的边境纠纷。在分析人士看来，这一部分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就是被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绩搞昏了头，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过去的教训。1958至1970年间，在“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对派”的口号声下，中国外交四面出击，一时间在全世界仅剩下200万人的阿尔巴尼亚这一个“朋友”。假如按他们的意见办，难免会重蹈1958年至1970年的中国外交困境。

　　那么，今天究竟如何理解“有所作为”？还得回头看邓小平的话。1990年，邓小平就指出，“世界政治格局在变化之中，将来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中国总是一极”。“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

　　由此判断，中国已经成为第二经济大国，有必要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包括在经济、政治、军事、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等各方面的责任。譬如说，在保障海洋航运、共同打击海盗方面，与其他海洋强国开展国际合作，乃至建立联合国海洋警察机制等，这即是中国“有所作为”的表现。那么，回到周遭领土纠纷问题上，还是邓小平当年的话，“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而非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

　　那么，回到目前东海和南海主权岛礁的现有的争议上来。由于相关方的非法抢占和挑衅，“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设想已经形同虚设，实际情况已处于严重对峙的困局。随着时间的延续，如果中国不“有所作为”，很可能会使这种不正常状态进一步扩大甚至凝固而难以挽回；或者使争议不断，成为长期存在的国际关系中的“定时炸弹”。因此“有所作为”的战略选择十分重要。近日中国在东海钓鱼岛问题上采取的一系列反制措施和全方位准备，已经显现出遏制对手进一步嚣张的初步效果。如果假以时日，迫使对手内部加剧分裂，如此，承认争议，回归正常双边谈判轨道的可能性才会有望。来源: 多维▲◆★●■☆


李源潮从政治局常委名单中被剔除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2/10/201210102209.shtml

2012年10月10日：即将出版的《外参》杂志披露：惊传李源潮从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单中被剔除。
    
      具有团派和太子党双重身份的李源潮，一直被广泛看好在中共十八大上成为政治局常委。他在上周「第二次北戴河会议」上，令人意外地被人从塬已定局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被剔除，令北京政界非常震惊。
    
     　　《中国密报》杂志之前披露，李源潮塬来内定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后来其职被刘云山佔据，李便被安排为中纪委书记，排名在末。
    
     　政治分析家说，李源潮的父亲李干成曾只是上海巿副市长，所以李源潮并不属于顶尖的「太子党」。从政治派系上，他应更接近胡锦涛。
    
     　从一般民意看，李源潮属于少数恶评并不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六四」中同情学生的表现，使他赢得不少期望。
    
     　李源潮如果最终没有成为政治局常委，那么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塬来内定的职务分配也可能调整。


李鹏发力 汪洋出局 李源潮受困/虎丘
 
2012年9月28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入常失败，很多人认为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失势有关。但可靠消息称，汪洋被震荡出局，与前总理李鹏直接相关。
    
     该消息人士透露，在十八大人事关键时刻，李鹏带着前中纪委书记蔚健行找到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谈了很长时间。话题的主旨，就是十八大人事安排。主要是对常委人选中的汪洋和李源潮不放心，蔚健行提供的证据显示，汪洋、李源潮不仅有支持六四的反党言论，更有与党中央非常不一致的活动迹象。
    
    另一个消息渠道称，据称李鹏指明汪洋的罪状之一，即是前一段时间盛传的中共平反六四传言，是由广东方面的人马放出，其意在向中央施压，迫使中共考虑到自身的政治形象，为具有开明形象的汪洋入常制作舆论条件。
    
    此后，汪洋明显感觉到压力，接连打出打黑、反腐、上延安等举动，向左派示好。但为时已晚，被李鹏批为“墙头草”。
    
    李鹏攻击李源潮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六四期间，在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科学中心学习期间，有同情六四，否定中央的言论。六四之后，表现犹疑，政治觉悟差。
    
    还有一条罪状是，自担任中组部部长之后，大量起用“自己人”，组织系统工作混乱，全国跑官买官现象进一步恶化，严重渎职。
    
    上述消息人士称，在贴身亲信令计划被围攻的情况下，本来对汪洋也很器重的胡锦涛，只好丢汪保令，以汪洋不入常换取令计划的平安着陆。
    
    而李源潮，则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合力举荐之下，基本渡过入常前的最大危机。▲◆★●■☆


中国的超级工程目录被全面曝光
http://www.cankaoa.com/bbs2/201210/thread_73184_1.html

发帖者：天禄  2012-10-11

　　盘点中国逆天工程 纪录片《超级工程》戛纳热映超《舌尖》

　　第65届戛纳电影节上，两部中国纪录片备受关注，分别是《超级工程》和《舌尖上的中国》，除了饮食文化代表的中国悠久的历史传承，中国还展示了近年惊人的工业成就，真正的中国，是两者的结合体。

　　《超级工程》：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巡礼

　　尽管中国过去几十年拍摄了许多现实主义的纪录片。但在海外，往往是那些展示传统文化的纪录片能够得到认同，这反映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古老而落后。

　　这次戛纳电影节，《超级工程》得到的问询量超过了《舌尖上的中国》，这说明中国的形象越来越贴近时代。当代的世俗生活、经济成就代替了古老的长城，变成了中国文明的标志。

　　中国超级工程一览：

　　1、长兴岛造船基地 ——打造世界最大造船基地　　　　工程总投资：　　 350亿元

　　2、京沪高速铁路 ——世界最长的高速铁路项目　　　　工程总投资：　　2200亿元

　　3、北京南站——亚洲最大火车站　　　　　　　　　　 工程总投资：　　　63亿元

 　　4、杭州湾跨海大桥——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　　　　　 工程总投资：　　 160亿元

　　5、曹妃甸开发区——规模远超三峡工程　　　　　　　 工程总投资：　　2300亿元

　　6、苏通长江大桥——世界最长斜拉桥　　　　　　　　 工程总投资：　　78.9亿元

　　7、西部大开发 ——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　　　　　　　工程总投资：　 8500亿元以上

　　8、福厦漳龙城际铁路　　　　　　　　　　　　　　　 工程总投资：　　 380亿元

　　9、“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　　　　　　　　　　　　 工程总投资：　　9000亿元

　　10、中国“八横八纵”大容量光纤通信网　　　　　　　工程总投资：　　　70亿元

　　11、“南水北调”工程——世界最大水利工程　　　　　工程总投资：　　5000亿元

　　12、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 ——世界最大单体建筑　　 工程总投资：　　 250亿元

　　13、湛江东海岛：宝钢千万吨级钢铁基地　　　　　　　工程总投资：　　 690亿元

　　14、上海临港新城——世界最大填海造地项目　　　　　工程总投资：　　1500亿元

　　15、上海洋山深水港——打造世界第一大港　　　　　　工程总投资：　　 500亿元

　　16、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工程总投资：　　 2万亿元

　　17、川气东送工程　　　　　　　　　　　　　　　　　工程总投资：　　 627亿元

　　18、辽宁红沿河核电站　　　　　　　　　　　　　　　工程总投资：　　 500亿元

　　19、战略石油储备工程　　　　　　　　　　　　　　　工程总投资：　　1000亿元

　　20、武汉火车站——迈向内陆最大铁路枢纽　　　　　　工程总投资：　　 140亿元

　　21、昆明新国际机场——中国第4大航空枢纽机场　　　 工程总投资：　　 231亿元

　　22、海南电网跨海工程　　　　　　　　　　　　　　　工程总投资：　　　22亿元

　　23、天津百万吨乙烯项目　　　　　　　　　　　　　　工程总投资：　　 268亿元

　　24、上海光源实验室——中国重大科学工程　　　　　　工程总投资：　　　12亿元

　　25、四川灾后重建　　　　　　　　　　　　　　　　　工程总投资：　 1.2万亿元

　　26、丝绸之路复兴计划　　　　　　　　　　　　　　　工程总投资：　 430亿美元

　　27、中国第二大水电站——溪洛渡水电站　　　　　　　工程总投资：　　 792亿元

　　28、中国第三大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　　　　　　　工程总投资：　　 434亿元

　　29、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　　　　　　　　　　　　　　工程总投资：　　 120亿元

　　30、大飞机工程落户上海　　　　　　　　　　　　　　工程总投资：　300—500亿

　　31、散裂中子源项目　　　　　　　　　　　　　　　　工程总投资：　　　12亿元

　　32、世界最大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工程投资额：　　6.27亿元

　　33、沪蓉高速公路（上海至成都）　　　　　　　　　　工程总投资：　　1700亿元

　　34、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工程总投资：　　1000亿元

　　35、港珠澳大桥　　　　　　　　　　　　　　　　　　工程总投资：　　 700亿元

　　36、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　　　　　　　　　　　　工程总投资：　1.53万亿元

　　37、甘肃酒泉——世界最大风力发电基地　　　　　　　工程总投资：　　1200亿元

　　38、武广高速铁路　　　　　　　　　　　　　　　　　工程总投资：　　1168亿元

　　39、广州新火车站　　　　　　　　　　　　　　　　　工程总投资：　　 180亿元

　　40、《全国民用机场布局规划》　　　　　　　　　　　工程总投资：　　4500亿元

　　41、上海虹桥交通枢纽　　　　　　　　　　　　　　　工程总投资：　　 360亿元

　　42、哈大高速铁路　　　　　　　　　　　　　　　　　工程总投资：　　 923亿元

　　43、天津海上油田开采装备基地　　　　　　　　　　　工程总投资：　　 220亿元

　　44、陕北能源化工基地　　　　　　　　　　　　　　　工程总投资：　　 900亿元

　　45、中石化伊朗亚达瓦兰油田　　　　　　　　　　　　工程总投资：　　20亿美元

　　46、中石油苏丹石油项目　　　　　　　　　　　　　　工程总投资：　　70亿美元

　　47、中石油尼日尔石油项目　　　　　　　　　　　　　工程总投资：　　50亿美元

　　48、非洲加蓬贝林加铁矿　　　　　　　　　　　　　　工程总投资：　　27亿美元

　　49、中国十一五国家电网建设规划　　　　　　　　　　工程总投资：　 12150亿元

　　50、十一五西藏公路交通规划　　　　　　　　　　　　工程总投资：　　 430亿元

　　51、中国承建尼日利亚铁路现代化项目　　　　　　　　工程总投资：　　83亿美元

　　52、中国承建利比亚沿海铁路项目　　　　　　　　　　工程总投资：　　26亿美元

　　53、俄罗斯波罗的海明珠工程　　　　　　　　　　　　工程总投资：　　13亿美元

　　54、中国承建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项目　　　　　　工程总投资：　　70亿美元

　　55、亚洲公路网——23国联手打造的超级工程　　　　　工程总投资：　 440亿美元

　　56、广西钦州千万吨级炼油项目　　　　　　　　　　　工程总投资：　　 152亿元

　　57、上海中心大厦——中国第一高楼　　　　　　　　　工程总投资：　　　70亿元

　　58、四川宣汉普光特大气田　　　　　　　　　　　　　工程总投资：　　 700亿元

　　59、浙江沿海铁路大通道　　　　　　　　　　　　　　工程总投资：　　 162亿元

　　60、攀钢集团一万吨钛合金生产线　　　　　　　　　　工程总投资：　　　10亿元

　　61、西电东送工程——世界最大电力项目　　　　　　　工程总投资：　5265亿以上

　　62、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工程总投资：　　 300亿元

　　63、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　　　　　　　　　　　　　工程总投资：　　 400亿元

　　64、广州南沙龙穴造船基地　　　　　　　　　　　　　工程总投资：　　　45亿元

　　65、浙江三门核电项目　　　　　　　　　　　　　　　工程总投资：　　 800亿元

　　66、广东阳江核电站项目　　　　　　　　　　　　　　工程总投资：　　80亿美元

　　67、山东烟台海阳核电站项目　　　　　　　　　　　　工程总投资：　　 600亿元

　　68、武汉过江地铁工程　　　　　　　　　　　　　　　工程总投资：　　 149亿元

　　69、八万吨多向模锻水压机　　　　　　　　　　　　　工程总投资：　 15.17亿元

　　70、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工程总投资：　　 2万亿元

　　71、农村“村村通”工程　　　　　　　　　　　　　　工程总投资：　　 1万亿元以上

　　72、农村节水灌溉工程　　　　　　　　　　　　　　　工程总投资：　　 300亿元以上

　　73、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工程总投资：　　　10亿元

　　74、万村千乡市场工程　　　　　　　　　　　　　　　工程总投资：　　 117亿元

　　75、全国棚户区改造工程　　　　　　　　　　　　　　工程总投资：　　2000亿元以上

　　76、2008—2020年上海轨道交通规划　上　　　　　　　工程总投资：　　1500亿元以

　　77、2008—2020年北京轨道交通规划　下　　　　　　　工程总投资：　　1700亿元以

　　78、大连石化建成中国最大炼油基地　　　　　　　　　工程总投资：　　 107亿元

　　79、崇启大桥　　　　　　　　　　　　　　　　　　　工程总投资：　　　76亿元

　　80、成都双流机场扩建工程　　　　　　　　　　　　　工程总投资：　　 127亿元

　　81、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　　　　　　　　　　　工程总投资：　　1000亿元以上

　　82、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　　　　　　　　　　　工程总投资：　　1500亿元以上

　　83、京津冀环渤海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　　　　　　　　工程总投资：　　1000亿元以上

　　84、新疆喀什至和田铁路　　　　　　　　　　　　　　工程总投资：　　　47亿元

　　85、上海长江隧桥（崇明越江通道）工程　　　　　　　工程总投资：　　 126亿元

　　86、锦屏一级、二级水电站　　　　　　　　　　　　　工程总投资：　　 468亿元

　　87、龙滩水电站　　　　　　　　　　　　　　　　　　工程总投资：　　 243亿元

　　88、安徽两淮亿吨级煤炭基地　　　　　　　　　　　　工程总投资：　　 700亿元

　　89、江西百亿斤优质稻谷增产工程　　　　　　　　　　工程总投资：　　 318亿元

　　90、秦岭终南山隧道——我国最长公路隧道　　　　　　工程总投资：　　　25亿元

　　91、中国十二大水电基地发展规划　　　　　　　　　　工程总投资：　　 2万亿元以上

　　92、沪杭磁悬浮项目　　　　　　　　　　　　　　　　工程总投资：　　 220亿元

　　93、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工程总投资：　　2000亿元以上

　　94、广州歌剧院——钢结构复杂程度堪比鸟巢　　　　　工程总投资：　　　10亿元

　　95、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工程总投资：　　　70亿元

　　96、南京地铁二号线　　　　　　　　　　　　　　　　工程总投资：　　 109亿元

　　97、菜篮子工程——超级菜市场计划　　　　　　　　　工程总投资：　　 500亿元以上

　　98、秦山核电二期扩建工程　　　　　　　　　　　　　工程总投资：　　 145亿元

　　99、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　　　　　　　　　　　　　　工程总投资：　　 136亿元

　　100、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　



　　101、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　　　　　　　　　　　　　 工程总投资：　　 100亿元以上

　　102、沿海防护林工程　　　　　　　　　　　　　　　 工程总投资：　　 200亿元以上

　　103、天津临港产业区　　　　　　　　　　　　　　　 工程总投资：　　3000亿元以上

　　104、天津滨海新区　　　　　　　　　　　　　　　　 工程总投资：　　 1万亿元以上

　　105、大推力火箭产业化基地　　　　　　　　　　　　 工程总投资：　　　45亿元

　　106、武汉天兴洲长江大桥　　　　　　　　　　　　　 工程总投资：　　 110亿元

　　上述工程涉及资金总额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



《海外反腐败法》, 新《反贿赂法》, FCPA, 反腐全球化
https://www.google.com/reader/view/

作者：陈季冰 ——美国加大《海外反腐败法》实施力度以后

一．“你因触犯FCPA而被捕”

8月16日，美国纽约州布鲁克林地方法院判处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房地产投资和基金谘询业务上海代表处前董事总经理加斯•彼得森（Garth Peterson）9个月监禁。联邦检察官指控彼得森与上海永业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前董事长及一名加拿大籍律师合谋，以折扣价秘密买入大摩基金旗下一幢上海高端公寓楼的权益，从中获得高达500多万美元的非法利益。检方原先要求法官判处彼得森51至60个月刑期。

彼得森本人已于今年4月认罪，并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缩写SEC）达成一项民事和解：他将终生不得从事证券行业，并同意退赔25万美元，同时放弃其所获得的上述上海公寓楼的权益，当时SEC对这处地产的估值为340万美元。

现年43岁的的彼得森于2002年至2008年间供职于摩根士丹利，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上海话。按照他曾经的大摩同事的说法，彼得森的社交能力极强，与北京和上海一些官员子女往来密切，还和不少跨国公司的中方主管关系良好，这是他所领导的摩根士丹利中国地区房地产投资近年来业绩斐然的重要原因。SEC也称，彼得森同上海永业企业(集团)前董事长私交甚好，后者为公司在上海的房地产业务获得成功提供了不少帮助。

彼得森和卡尔所触犯的是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FCPA)，该法律的主旨在于禁止美国公司及其雇员贿赂外国官员或以不正当方式笼络外国官员来赢得商机，违法者可能受到刑事起诉。近年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加大力度执行FCPA，而彼得森案是金融服务产业相关的首宗案例。不过，摩根士丹利公司因主动与当局合作而在该案中未被起诉，其发言人称，彼得森有意避开公司的内部监控，严重违背了该投行的价值观和政策，他也在2008年案件败露后遭公司方面解雇。

《海外反腐败法》是美国国会于1977年通过的，据说直接触发这部法律的是著名的“水门事件”。在这一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丑闻中，有美国公司被曝光利用非法资金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不过，过去近30年来，FCPA只是偶尔才被派上用场。

但近年来情况发生了改变，其被执行的频率不断创下新高——从2004年的5起到2010年的74起。官员称，最近3年，《反海外腐败法》的案卷数量是过去20年总量的3倍；过去5年里，执行这部法律已使多家公司遭受了约40亿美元的罚款。最大10起已解决案例中的5起都发生在去年，其中包括对英国BAE系统公司（一家英国国防承包商）的4亿美元罚款和对埃尼石油公司（ENI，一家意大利石油企业）的3.65亿美元罚款。有染FCPA的美国和海外企业中还有大名鼎鼎的西门子、哈里伯顿、辉瑞制药和强生等大公司等。去年，美国司法部依此法调查了美国甲骨文、通用电气、惠普及英国阿斯利康等多家曾被评为全球最具有商业道德的企业。目前至少有150家公司正在接受问询。

美国司法部官员认为，近年来这部法律的执行之所以得到大力推动，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2002年出台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该法案要求公司高管保证其财务报表准确无误。按照司法部官员的说法，这使得更多公司发现自己的账簿中有潜在非法支付款项，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披露了这些款项。另外，美国还于2010年7月通过《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规定一旦举报情况被证明属实的，举报者将得到违法公司罚金的10%—30%作为奖励。这一新的规则立刻使SEC门庭若市，其中也包括援引《海外反腐败法》的大批举报者。

与此同时，英国也于2010年4月通过并颁布新《反贿赂法》(Bribery Act)，这部被称为“反腐力度创全球新高”的法案的要点便是将追究和打击范围覆盖到了英国本土以外的海外贿赂。

该法案已于2011年7月1日生效，它将商业组织在预防贿赂问题上应尽的职责上升到法律义务的层次。要求公司不仅自身要合规经营，而且须对其供应商、合作伙伴、代理等的合规负责。该贿赂法提出了针对公司的新罪名：未有防止贿赂。对那些没有足够的程序预防贿赂的商业机构进行处罚。企业如果未有防止贿赂行为（通过有合同关系的关联公司）将承担严格的法律责任，除非证明它具备“足够的程序”预防贿赂发生。

二．商界与政府博弈FCPA

2010年1月，美国司法部以涉嫌触犯FCPA为由逮捕22名美国公司高管。在那起被司法部称为在《海外反腐败法》“历史上针对个人进行的最大规模调查和公诉”案件中，联邦调查局(FBI)首次大范围使用了卧底执法手段。据称，中圈套的被告同意向销售代表行贿以获得为加蓬军方提供制服、手榴弹及其他装备的一笔1500万美元的合同。虽然司法部于今年初因证据不足等原因撤回了对这一案件中16名被指向外国官员行贿的嫌犯的起诉，但上述这一系列引人关注的案例大大增强了这部法律的国际关注度。

不过，随着FCPA地位的上升以及频繁使用，它也遭到了欧美跨国大公司越来越强烈的抵触。据《金融时报》报道，对于美国企业界的顶级说客而言，努力遏制强大的FCPA已经升级为他们议事日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华尔街日报》也透露，作为华盛顿规模最大的游说机构，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当下的头等大事便是修改FCPA。根据美国众议院的记录，仅2011年前三个季度，美国商会就向外部游说者支付了总计逾7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敦促修改这部法律。而迄今为止，跨国公司最常见的应对措施是支付数百万美元的合规项目费用，以帮助确定海外交易中的贿赂风险。

按照已有法律程序，涉及《反海外腐败法》的诉讼是极其旷日持久和折磨人的，一个小范围的调查都会变成耗费数千万美元的广泛调查。而且，企业如果触犯了《反海外腐败法》，它的老板最长将会被监禁20年之久。理论上说，如果微软中国公司的某一个员工在美国总公司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中国官员行贿，美国司法当局将有权逮捕比尔•盖茨并将他送进监狱！

游说者指出，FCPA极大地遏制了美国（及外海）公司投资贫穷国家的商业活动，同时也阻碍了它们的境外并购，最终损害了美国在海外的利益。一家公司哪怕进行了合理尽职的调查，也会无辜地背负上被它收购的外国公司的贿赂罪行。美国商会说，为了避免这样的风险，公司在并购前必须开展一次规模浩大的内部调查，许多公司因此觉得还不如索性呆在国内好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援引咨询机构毕马威的一项研究说，三分之一的英国和三分之二的美国公司干脆直接放弃腐败猖獗的国家来避免被起诉的风险。因此，有些法学界的学者把FCPA的实施视作是对腐败严重的国家“实际上的制裁”。

但美国司法部坚持认为，《海外反腐败法》是美国国内第一部这类法律，如果草率修改，则有可能向最近通过或更新了海外贿赂禁令的其他国家政府发出错误的信息，其中包括腐败问题严重的中国和俄罗斯。用美国司法部刑事部门负责人、主管《海外反腐败法》相关案件的兰尼•布厄尔(Lanny Breuer)的话来说说，目前恰恰不是削弱FCPA的时候，“在腐败的问题上，没有任何理由变得更宽容。”

美国自其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着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美国完全继承了母国英国的立国之本，其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核心便是对商业的严格保护和大力鼓励。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中又始终弥漫着一种对商业巨头——尤其是以华尔街为象征的金融企业——近乎病态的不信任。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内的民主、自由与法治怀有极其乐观和自豪的信仰，并对美国社会的道德状况有很高的自我期许。但长期以来美国的普通民众们——尤其是具有虔诚基督教信仰的美国人——一直担心：那些心怀鬼胎的银行家们为了自己的肮脏私利，会与道德败坏的外国独裁者和腐败分子（建国之初主要是欧洲列强）勾结在一起，最终毁掉美国这座“山顶上的圣洁城市”。

这就是美国普遍民意为什么主张决不能对海外腐败手软的社会心理基础，美国人认为，美国公司在国外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虽然不至于直接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有时甚至暂时看来对美国还是有利的，但既然这些人能够在外国这么做，那么他们迟早就会把这一套带回美国，并最终败坏美国的商业秩序与政治肌体。

三．“进入中国市场要格外小心了”

2012年4月，差不多就在加斯•彼得森向检察官认罪的同时，国际著名化妆品公司雅芳集团(Avon Products Inc.)副总裁凯莉•卡尔(Kerry Carr) 也因类似原因被迫辞职。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检方怀疑雅芳员工可能一直在贿赂中国官员，而雅芳高管对此视而不见。

事实上，过去几年，援引《海外反腐败法》进行的大多数调查针对的都是在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违规的欧美企业。鉴于亚洲新兴国家法治的不完善，尽管它们的政府都公开承诺将打击贿赂和欺诈行为，但落实的情况显然很不如人意，这使得这些国家的反腐败使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美国政府的努力。

与美国有着最密切的经贸往来的中国尤其是这样。据报道，近年来美国公司行贿官员的多数情况都发生在中国，自2002年起美国政府已经彻查了50起这类案件。2012年2月1日出版的今年第2期《中国改革》月刊中有一篇题为《跨国公司与中国：艰难的磨合》的报道，列举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几起：

　　——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称，2002年至2005年，美国不干胶标签材料巨头艾利•丹尼森公司向中国地方官员行贿以获取项目，被处以2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

　　——2004年4月，朗讯被曝光在过去三年间出资超过千万美元为近千人次的中国政府官员、电信运营商高管出资“访问”美国，并以“参观工厂，接受培训”为由安排前往夏威夷等多地的行程。案发后，朗讯被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重罚250万美元。

　　——2005年5月，全球最大的诊断设备生产企业DPC中国子公司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被告发从1991年到2002年期间向中国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国有医院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的现金，用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买DPC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2003年12月，沃尔玛曝出“行贿”丑闻。昆明沃尔玛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邹丽佳在报审昆明沃尔玛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项目时，为云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原党组书记、厅长彭木裕的妻子程楠在香港支付了10余万人民币的购物费。

　　——2006年1月，日本油漆厂商立邦漆也陷入“贿赂”丑闻。长春油漆市场工商管理人员发现，选用立邦漆的一些油漆工会得到额外的补助或者奖励。也就是说，立邦漆利用隐性的“回扣”收买施工人员，增加其销售业绩。

　　——从2000年到2005年，戴姆勒克莱斯勒中国公司员工至少耗费417.39万欧元行贿中国政府官员，其中包括佣金、度假旅游和礼品等。美国政府指控戴姆勒公司在1998年至2008年间向包括中国在内的22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行贿数千万美元，从而换回价值数亿美元的合同。

　　——2003年-2007年间西门子向五家中国国有医院行贿2340万美元。与此同时，它还通过贿赂中国部分官员，获得了价值10亿美元的地铁工程，以及总价值约为8.38亿美元的电力高压传输线项目。该贿赂案于2008年底以西门子公司付出14亿美元的代价和解。

按照FCPA的规定，国有企业的高管被视为政府官员，因此向他们提供不正当钱款或礼物是非法的。这一规定对美国公司在政府深度参与经济事务的中国的活动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据路透社今年4月的报道，2012年2月以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向与中国的存在商业交易的至少五家美国电影片商发送问询信件，包括新闻集团旗下20世纪福克斯、迪士尼、梦工厂动画公司等。信件要求这些电影公司告知他们可能进行的不当付款，以及他们与中国各级官员的关系。SEC的调查集中在3家制作公司上，但所有的大型制作公司和一些小公司都已经被质询过或知道这一调查。

中国电影市场被视为好莱坞最大的潜在市场之一，但中国的电影市场一直牢牢地控制在国家手中。一些美国官员认为，美国电影企业进入中国发行市场时可能一直在“抄近路”。

在谈到《海外反腐败法》的打击对象时，上海某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外方合伙人曾说：“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受到严格管制的行业都是高风险的。”他指出，医疗保健、建筑和能源均属于这样的高风险行业。

对当前正面临着艰巨的反腐败任务的中国而言，如果我们太过乐观地相信美国和英国两国加强对海外腐败的查处将极大地促进中国国内的反腐，那显然有些不切实际。中国的事情，说到底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制度建设。然而，FCPA毕竟还是相当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反腐败的门槛，这一点从近年来国内查处的不少腐败大案都是“出口转内销”（最初线索来自海外）就看得出来。并且，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海外大公司将会参与到越来越多的国内市场和行业中，FCPA对这些领域里的反腐败事业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似乎应该有理由相信，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反腐败也将日益全球化。无论如何，这对于中国都是一件有益之事。▲◆★●■☆

写于2012年8月21-26日，发表于2012年10月1日上市的第589期《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略有删节。链接：http://www.eeo.com.cn/2012/0928/234251.shtml。


朝军总参谋长玄永哲疑由次帅降为大将
http://news.stnn.cc/guoji/201210/t20121011_1806436.html

 2012-10-11：星岛环球网消息：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10日在头版刊登了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金正恩率军队主要干部前往锦绣山太阳宫,向已故的金日成主席和国防委员长金正日致敬的照片。人民军总参谋长玄永哲站在金正恩的左边，并佩戴着大将军衔肩章。

　　韩联社报道，玄永哲此前被授予次帅军衔，但朝鲜军的次帅军衔肩章为一颗大星，大将军衔为四颗小星。

　　朝鲜7月15日解除了前参谋总长李英浩的所有职务，之后立刻任命玄永哲为参谋总长，并授予其次帅称号。

　　因此，有观点指出，玄永哲在仅时隔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可能就从次帅被降级至大将。

　　还有观点认为，近日朝鲜士兵相继南下“归顺”，军队纪纲恶化，朝方对此追究责任，因此有可能将玄永哲降职。

　　但是朝鲜媒体当天在提起玄永哲时，仅使用了“玄永哲同志”这一称呼，因此其是否被降级不得而知。

　　此外，朝鲜媒体报道金正日率领军队高级干部前往参拜，在介绍高层干部时，继总政治局局长之后提及了玄永哲，因此其可能依旧保有总参谋长和当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务。▲◆★●■☆

朝鲜总长玄永哲次帅降大将原因何在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0490820.html

据凤凰卫视今日综合报道，韩国联合通讯社10号报道，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玄永哲，可能从次帅被降至大将军衔。

在敏感的朝鲜，这绝对不是小事，倘若不明朝鲜军队情况的人，恐怕会对此作出诸多无端猜测。那么，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玄永哲，原本军衔是次帅，为什么要佩戴大将军衔呢？请看至诚大兵我的解读：

一、朝鲜总长玄永哲次帅降大将问题的提出。媒体作出朝鲜总长玄永哲次帅降大将的依据，此次并非猜测式的空穴来风，而是有依据可循的。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金正恩，10号率领军队主要干部，前往锦绣山太阳宫，向已故领袖金日成和金正日致敬。人民军总参谋长玄永哲站在金正恩的左边，并佩戴着大将的四颗小星肩章，而不是次帅的一颗大星肩章。

玄永哲站在金正恩左边戴大将肩章（四颗小星），此前是次帅军衔（一颗大星）

二、朝鲜总长玄永哲次帅降大将原因缘自近期多起士兵叛逃。近期，韩国媒体大肆宣扬报道了朝鲜三起士兵叛变逃跑韩国的事件，特别是近日叛变逃跑韩国的士兵是在枪杀了其连长排长后实现其叛变逃跑到韩国目的的。此事在国际上在半岛引起“国际民愤”，最要面子的朝鲜自然需要有人出面承担责任。此时人民军总长玄永哲从次帅被降至大将军衔，就是对士兵叛变逃跑韩国事件的“罪责”承担。

三、朝鲜总长玄永哲次帅降大将可能是自请降衔。朝鲜7月15号解除前参谋总长李英浩的职务后，任命玄永哲为参谋总长，并授予次帅称号，意味玄永哲在仅仅两个多月内，就从次帅被降级至大将。至诚大兵我推测，总长玄永哲次帅降大将而且没有公开对外报道，完全可能是玄永哲自己请求处分的结果。他自己清楚，出事总要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只要自己在金正恩心里没“掉价”，次帅降大将既能显示自己有肚量，又能表明态度赏罚分明。

四、总长玄永哲次帅降大将仍然得到金正恩信任。虽然军衔降低为大将，在这实际上并没有影响玄永哲地朝鲜以及朝鲜军队中的实际地位。次帅降大将不过是认真“演戏”罢了。从玄永哲次帅降大将后仍然站立在金正恩左边，在太阳宫向已故金日成和金正日致敬的情况看，玄永哲依然是“受宠”的左右心腹。在朝鲜只要真正获得金正恩信任，暂时次帅降大将算什么？

综上至诚大兵我之所述，朝鲜总长玄永哲降职，其实如同没有发生一样，朝鲜军队依然没有受到大的震荡，还是“固若金汤”。▲◆★●■☆



对中国来说 要么赢得全世界要么一无所有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2_10/11/18164025_0.shtml

2012年10月11日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郗士，汪析译    

香港“亚洲时报在线”10月10日文章，原题：对于中国来说，要么赢得全世界，要么一无所有

1982年，英国为了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与阿根廷爆发战争。30年后的今天，平心而论，英国当年那么做值得吗？

战后，英国以为胜利有助于跟北京谈判香港续租。但中国却不这么想。现在看来，似乎伦敦若不提出归还香港的问题，那片领土说不定今天仍在英国手里。当年的伦敦没有看到大局。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轮到一些中国人可能在岛屿争端问题上错失大局。中国与周边国家均存在争议边界和潜在爆发点，一旦与某国发生摩擦，就会引起别国的恐惧。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可以洒水防止地区关系烤焦。但美国觉得自己做得够多了，帮中国维持其经济增长所需的地区和平与稳定，而中国甚至没有注意到或表示感谢。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各方不再从各自固有的角度看中国。中国有必要请求美国介入。但不要错误地以为，美国一出手就能修补巨大损害。

因此，为了恢复在周边至关重要的呼吸空间，中国需加强与美国的政治合作。另外，中国还必须采取全新的方式与邻国打交道，将它们聚在一起，再拉上美国。

从这些前提可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是次要结论，即中国若要生存，就要考虑美国和亚洲的观点和利益。

然后是主要结论，即中国若接受美国和亚洲，这个代表全世界大部分人口和GDP的集团将掌控整个世界。甚至这种可能性会引起欧洲、非洲和拉美的害怕和疑虑。为避免这种情况，中国还必须考虑它们的利益。

这意味着，中国单纯为了自己的生存，就必须接受整个世界，否则连那些荒岛也得不到。这是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游戏。“全有”不等于中国主宰世界，而是恰恰相反，意味着中国完全顺应世界规则。

从某种意义上讲，北京已看到这一点，中国学者提出建立中国与世界的利益共同体。不过，这个目标似乎不可企及。

但过去30年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均突破常理。没有一个诺贝尔奖经济学家预见到中国的飞速崛起，少数坚信中国崛起的人不但未获诺奖，而且反遭嘲笑。

虽然这还不足以成为相信中国能克服当前问题的理由，但至少留下了中国不会失败的可能空间。（作者郗士，汪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