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薄异常高明 日薄西山的政治遗产浮出水面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6912

    2012-10-8：薄熙来主政大连的时候，其政治理想方面已然是 “信长之野望”，入阁以及拜相、甚至更高一级的奢望已然尽人皆知。荣升商务部部长之时，局外人看来有登云之势，但有消息人士已然指出，这是在级别上的荣升，并非是政治前途上的起点，甚至有可能是一个终点。而薄至商务部之后，动用权力出公帑为自己在京城某处置下一座三进的四台院为私宅，也算是商务部这个权力不断萎缩的部门之奇迹了。

　　实际上薄从商务部的位子上调到重庆基本算是发配充军，如果说薄能够进京是某种政治势力较量的结果，出京则也是这个结果的另外一种反应。封疆大吏比京官来得实惠，但往往远离政治中心，按照古代的政治智慧，这算是所谓“择一膏腴之地养老”，祸害一方百姓也就罢了，少往中央政府掺和。

　　薄并非是能够认命的人，“唱红打黑”与其政治生涯的其他举措有着根本的不同。主政大连期间，他主要还是在民生、城市景观方面做表面功夫，而在商务部里，各种加班让整个部苦不堪言，这些都是平常官吏的政绩所在。而唱红打黑已然走入到政治话语权的争夺上，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高度。

　　不得不说，薄的这手功夫在出手的时候显得异常高明，“唱红”实际上是找到了现如今政治合法性的软肋。我们知道，无论怎样进行改革开放，基本意识形态的根基是不能变化的。“三七开”也罢、“去毛化”也好，都是台面下可以谈的事儿，在对外宣称的主流意识形态当中，必然还要让这个“红”成为正统。但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早已经抛弃了那一套做法。

　　正是这种明铺暗盖的尴尬局面，使得薄能够借助这种实际上被抛弃的意识形态，但又不得不表面上尊奉的东西，塞进自己的私货。薄作为文革的过来人，何尝不知道这东西的害处?他的“唱红”其实不是真的唱“鲜红”，而是唱“粉红”，把真正所谓的革命歌曲当做一种背景色，实际上是用那时候的一种话语氛围，营造了一个想象中的“温馨的文革”环境，借此勾起某些记忆而已。

　　这种做法是有其社会基础的。

　　不得不说，在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中，虽然民生已然有了巨大的改善，但同时出现的贫富不均以及巧取豪夺也越演越烈。中国本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一般来说，在一个正常社会当中，有钱人与超级有钱人过得多好并不是个问题，只要他们的财富来源合法、公众生活水准水涨船高，大家也就相安无事。我们这里则是财富的获取与权力息息相关，而普通人的被剥夺感日渐强烈。加之无独立的司法用以制衡利益集团，薄把红歌唱成粉红色、勾引某些人对于那种文革式平等的美好回忆，也就成为了可能。

　　唱红与打黑相连，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不可否认的是，打黑未必全错，川渝自古有袍哥传统，当地某些企业家起家的时候黑白通吃是完全可能的，在后来的经营当中有些不合法的手段也并不奇怪，是不是能够到黑社会的级别则见仁见智。但既然在唱红之下用打黑的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这些也就顾不得了。尤其是当地很多企业家由于自身的问题，对薄的做法形成掣肘，这也注定了他们的下场。至于说打黑为了钱财，那恐怕只是附带的作用了。重点是唱红打黑两者必须在政治意义与社会观感上有逻辑关系。

　　但“唱红打黑”这么一手好牌，为什么最终会打成这个样子?很简单，他初期的赢与后期的输都是“唱红”，而打黑变成“黑打”则是定罪的依据。

　　文革时执政党说不出的痛处，虽说彻底否定文革时一个高层基本共识，但彻底否定所必然包含的反思与研究是不能展开的，一旦展开就会把某些问题追问道根子上，因此而动摇国本。这固然给了薄之流可乘之机，也等于是戳到痛处。

　　谁最不想文革回潮?有人觉得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个当然是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可以看出车轮倒转的害处。另外还有一个群体掌握着远大于知识分子的权力，那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意义上的。权力这种东西是需要交易才能带来经济利益的，完全是权力的社会无法交易，权力也就没有了多大意义，只有在目前的状态下，权力才能带来最大化的收益。而哪怕是最为乐观的执政者，也对于文革时代的夺权方式有所顾忌，那可真是血与火的教训，任何掌权者都会人人自危。如今的执政高层都是从那时代走过的，不可能不知道其危险程度。

　　更为重要的是，薄开启了一个看上去非常危险的“恶例”。

　　中国到目前为止，权力的授受有规律可循，即表面选举下的衣钵传承。这个游戏的规则是完全排除民间参与的。薄用来上位的手法，则是毛之后唯一一次企图动用民间力量让自己上位。用民间美誉度与知名度积累政治资本并无不可，小丑伍皓之流可以用一下，但级别到如此之高的人物一定不行，这就等于是破坏了游戏规则。

　　一方面对于文革当中那种失控的恐惧、一方面对于高层当中一旦出现这样一种裹挟民意的人将破坏规则的恐惧，两者之和，就是“唱红”最终成了薄本人挽歌的最为根本的原因：薄上位必然会导致人人自危，不但是政治人物，民营企业家也是如此。

　　实际上在薄如日中天的时候，我所认识的许多嗅觉敏感的企业家就都做好了移民的打算。薄的黑打在看不清形势以及某些势力的推动下，一时间在全国很多地方形成某种燎原之势，其中不少都是冤枉的，是各地借此敛财的借口。如果以后有研究的话，应该研究一下在薄黑打的方式蔓延之后，对于经济发展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薄的出现、上位的手法触犯了大忌，在政治上破坏了游戏规则，在经济上造成了损失，拿下此人而永除后患，并且借此消除某些政治势力残余的影响，为领导层顺利交接班做好准备，是必然的举措。

　　有趣的是，原本剧本的大结局应该并非如此。王立军叛逃美领馆这个突发事件固然给了闪电一击的理由，薄的软着陆其实那时候还是有希望的。观察今年两会就可以看出，当时对于薄最大的惩罚，不过是止仕或者调任闲职。这是因为在邓小平去世之后，对于太子党的惩罚已经没有了那种一言九鼎、杀剐由心的强力人物。

　　事情的转折颇有戏剧性。两会之间找薄谈话之后，如果薄认输服软的话，大概王立军就会人间蒸发了。结果薄不但并未如此，而是抛出重庆公务员财产公示的话头儿，再次企图利用舆论与民意垂死一搏，最终激怒几乎所有政治势力。公务员财产公示虽然是好事，高层也有意推进，但这个时候用此为攻击的利器，正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薄给自己的最后一刀，是残余势力这次借着钓鱼岛(专题|博客)事件进行的反扑，可能给薄招魂的人没想到，这是给他的坟头加了一锹土。而这次事件也让高层真正痛下决心，彻底终结这股政治势力。

　　薄是否留下了政治遗产?有一些。

　　在薄之前，虽然“向后转”这种周期性癫痫时有发作，发作的时候也相当癫狂，但没有一次像薄主政时期的重庆，具有一个真实的根据地与舆论场，并且没有一个稳定的、来自相当级别的现任官员的公开支持者。薄的出现，使得这种思想的回潮成为一种半公开的事实，并且具备了真正的组织性。

　　薄倒之后，这种组织性与公开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并未削弱，反倒是因为他的倒台而有所加强。由于政府公信力以及长久以来宣传方面的副作用，使得薄本人的贪腐、寡恩、跋扈即使被揭露，也不会对尊其为政治领袖的群体造成太大影响。尤其是就目前来看，在处理初期的预热舆论方面，依然是那种公则贪污受贿、私则不正当性关系的手法，这套手艺对付并无意识形态背景的官员时还算管用，对于支持薄的群体，必然会造成一个被诬陷的烈士形象。

　　也证实由于这种文革思潮的半公开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会出现三个结果。

　　其一，新的领导层与原本的意识形态完全切割。这自然是好事，毕竟新一届领导层没有过多的历史包袱，对于新的执政合法性建设来说，正好借助这个机会。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打击政敌上，有可能会成为最好的选项。

　　其二，继续保持暧昧不表态的做法。这种形态等于事实上形成两种公开的政治对立，虽然一方面掌握着政权机器，一方面只有民间的某些组织形态，但由于政改迟迟不能推进、社会不公的加剧，有可能使得这种向后转的思潮力量继续发酵，从而为将来提供一种不甚乐观的变数。

　　其三，更加保守的寡头政治，用以保护现有的利益格局与执政能力。这个选项最为可能，因为无论是向前走政改之路，还是向后转到文革时代，都不能保证利益最大化的沿袭。薄固然是必须要打倒的，而往前走的力量也不够强大，政治强人并未出现，依然是技术官僚。除非有过大的经济、社会稳定的压力，否则目前的政治生态将会延续下去。

　　当然，薄所开的这个“恶例”固然没有成功，别后的诸多原因是根本问题，而并非是这个路子完全走不通，以后追随者还是有可能会出现的。这也提醒了现在的秉政者，民间力量却是已经具备了某些能力。

　　应该说中国的政治格局决定了很多秉政者并不注重自己民意基本盘的建设，毕竟权力的授受是从上至下的。从薄的事件很多人得到一个经验，即从新一届领导班子起，再无前代具备极度威望的摄政者指定衣钵的授受，传承变成了弱传承。邓之后的交接班就有不顺行的苗头(江的军委主席职务延续)，往后这种状态会越演越烈，巩固自己的民意基本盘，会成为政治家的一个选项，并且这个选项的分量会越来越重，至于什么时候重到可以影响政改的进程，基本上无解，至少未来十年是无解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虽然不喜欢薄，但对于他上位并没有过于反对的原因。他万一上位的话，在某些人看来可能会开启一个搅局的时代，或者可以提前迎来政改。毕竟薄虽然不是好人，但他上位的手段是打民意牌，可能会有因为固位而进行政改的动力。当然，这是知识分子的天真之处了，此人假借民意中的某些思潮上位，之后必然会为了巩固自己的基本盘而变本加厉的推行向后转的政策，那时候哭都来不及。

　　从某种意义上说，薄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将是一个浮出水面的、意识形态争论重新回到舞台中心的中国，无论官方是否愿意承认这一点，这都是已经出现的事实。而未来每一次内政外交的举措，都必然会受到影响。来源: 参考▲◆★●■☆


薄熙来案揭中国政界真相 上下一般黑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6941

    2012-10-9： 过去30年，中国公众的普遍看法是，中国中低层干部存在严重腐败和不法行为，但掌管整套体制的高层精英还是廉洁的。薄熙来案推翻了这种判断。

　　中国共产党想让世界相信，即将对薄熙来展开的审判将是威权主义自我监督的一次胜利，将证明它有能力根除腐败分子。但事实上，这位中国高层政界人士的倒台，以及随之披露出来的谋杀、性、金钱和权力的骇人细节，几乎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

　　从遭曝光的大量腐败行为到薄熙来之妻谷开来谋杀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一案，这起丑闻从多方面向中国人及世界表明，腐败已蔓延到了中国的最高层。

　　过去30年中，中过共产党精心培育出这样一种看法：中低层干部可能存在腐败和不法行为，但掌管整套体制的精英还是廉洁奉公的，他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中国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崛起，成功地使数亿人口摆脱了赤贫，加上它对高层官员的所作所为严格保密，这使得很多人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坐镇北京掌控全国的是一位公正仁慈的“皇帝”。

　　一年前，中国的乌坎村村民起来反抗当地官员的腐败并与防暴警察陷入持续冲突，但他们仍一如既往地拥护国家的最高领导层。

　　在中国各地不断冒出的众多小规模民变中，参与者几乎总是相信，开明的国家领导人只要知道当地的腐败情况，就会像大救星一样降临，主持正义。

　　一位研究中国问题近30年、现已退休的西方资深外交官近日向英国《金融时报》吐露心声。他说，薄熙来案令他终于顿悟到，中国官员上下一般黑。

　　国际媒体随后曝光了其他中国最高层领导人聚敛财富的一系列事实，这让薄熙来案只是特例的观点更站不住脚。

　　尽管之前其他高官也曾受到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拷问”，但还没有一位权势与薄熙来同等量级的人站在现代法庭上受过审。

　　薄熙来不仅是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25名委员之一，还是中共开国元勋、毛泽东手下曾任财政部长的薄一波的儿子。

　　除了帮助掩盖海伍德遭谋杀一案外，薄熙来还面临一长串指控。据称这些罪行是过去20年间他任商务部长及大连和重庆高官期间犯下的。薄熙来被控滥用职权、通过“收受他人巨额贿赂”聚敛钱财、多次提拔不合格的心腹，并“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受到严格管制的中国官方媒体颇为庄重地宣告，对薄的这些指控体现了党“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党的“高瞻远瞩”以及“驾驭复杂局面的高超能力”。中共还坚称，薄熙来案表明，在中国，任何人——不管其权力多大、人脉多广——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薄熙来丑闻时，他们几乎肯定会把此案视为中国恶性幕后政治斗争公开化以及“好皇帝”神话遭打破的标志事件。

　　薄熙来案远没有体现出威权主义中国的精英统治优势和自我纠错能力，反而凸显出其领导人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以及问责的严重缺失。

　　今年2月，薄熙来手下心怀不满的公安局长王立军带着揭露和证明谷开来谋杀海伍德的毁灭性材料、企图叛逃到美国领事馆，薄熙来上述被控的罪行才大白天下。

　　中国、英国和美国官员私下里表示，如果外国政府不介入海伍德案，该案可能永远不会真相大白，薄熙来仍会是晋升中共最高领导层的热门人选。中共将在下月举行十年一度的党代会，并任命新一代领导人。

　　在中共努力实现有序平稳换届之际，不少人质疑，为何薄熙来犯下如此众多的罪行却能逍遥法外这么多年。人们还开始质疑，薄熙来与其他未经民选的中国领导人到底有多大不同。来源: 金融时报   ▲◆★●■☆


谁是薄熙来的真正靠山？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6926

    2012-10-8：谁一直在大力提拔这个人？谁瞒天过海把他包装成拯救中国的化身？又是谁庇护纵容他打击任何反对质疑者？谁有计划有步骤煽动民意而实质上强奸民意？谁是他背后的真正靠山？具体而言，薄熙来在党政部门任职期间，严重违反了党的什么纪律？滥用了什么职权？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了多少巨额贿赂？是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乃至几十个上百亿？外界传说纷纭，司法机关要客观准确全面公开，不要栽脏也不要隐瞒！

　　《重庆日报》曾报道薄熙来即兴背诵《纪念白求恩》，要求党员干部“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重庆日报》在近期的报道中，斥他是一个“用人失察的人、一个严重违纪的人、一个涉嫌犯罪的人，一个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的人”。

　　从公开的党报党刊中发现，薄熙来违法乱纪问题不仅仅是现在，而是包括从担任大连市长开始，一直到任职辽宁省省长、商务部部长与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不仅“严重违反党的纪律”；还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并“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等等。

　　特别是“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 ，这些“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一并移送至司法机关。这是否意味着，薄熙来还有更严重的违法犯罪问题，对于这些违法犯罪问题的审判，理应做到全面客观公正公开，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要给薄熙来背后的支持者一个交待。

　　薄熙来背后的支持者把薄熙来下台看作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他们甚至认为贪腐受贿、以权谋私、私生活不检点是官场的普遍现象，只有在政治上失势的倒霉官员才会因这类问题被拉下马。上月以搧八旬老人耳光出名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10月3日在博客中公然为薄鸣冤叫屈。他说薄熙来被“双开”第二天，2012年9月29日，南怀瑾去世。韩德强称：“这两件事情恰巧碰到一起，也许是老天的刻意安排。当英雄虎落平阳之际，英雄史观的发言人也随之而去。”

　　韩德强称中央对薄的处理是“虎落平阳”，谁是“犬”呢？把一个阳奉阴为违法乱纪的官员捧上神坛，幻想他来拯救中国，其背后隐藏了多少肮脏的交易和阴谋？

　　一直挺薄的司马南在28日的微博中称：“认真看了这个决定，全文没有一个字否定重庆模式，也没有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角度对薄熙来提出任何批评。决定没有因人废事，秉承了实事求是原则，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在他们看来，薄熙来的下台是一场意外，倘若不是王立军出逃美国使领馆，薄熙来依然会率领重庆人民“唱红打黑”，更有望跻身于下一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列后率领全国人民“唱红打黑”。

　　对于父亲曾被毛整肃的薄熙来而言，毛泽东只是用来赢得民意的强大符号，声称彰显正义的打黑过程充满了非正义，提供便宜住房的代价更是让政府承受长期的超高负债。但是，重庆模式对中央权威以及意识形态构成了强烈挑战。中央高层显然认为，虽然中国的发展遇到了诸多矛盾和问题，但绝不可走回头路，只能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解决矛盾和问题。而薄熙来在重庆演绎的故事，甚至一度有向其他地方蔓延的趋势，让中央高层甚至全国上下深感不安。从某种意义上说，认同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就等于否定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就等于否定邓小平晚年拯救中国的一系列举措。

　　事实上，薄熙来下台所暴露的问题是深刻的。薄熙来从1993年担任大连市市长至今长达近20年，均存在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缘何没有严密的权力制衡制度和机制对其进行及时的制约，没有一套严整规范的反腐败制度和机制以及一个独立的反腐败调查机构时刻对其进行监督，而是在王立军叛逃这一“万不得已”、“捂不住”的情况下才开始着力解决？这样一个长期违法滥权的人，为何能够步步高升？到底是谁的责任？

　　谁一直在大力提拔这个人？谁瞒天过海把他包装成拯救中国的化身？又是谁庇护纵容他打击任何反对质疑者？谁有计划有步骤煽动民意而实质上强奸民意？谁是他背后的真正靠山？具体而言，薄熙来在党政部门任职期间，严重违反了党的什么纪律？滥用了什么职权？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了多少巨额贿赂？是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乃至几十个上百亿？外界传说纷纭，司法机关要客观准确全面公开，不要栽脏也不要隐瞒！他与哪些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如果这些女性靠他的权力获得了不义之财，将获利者的名字公布于众也是彰显了法律的尊严。

　　只有全面客观公正公开的审理薄熙来一案，才能让海内外特别是全国人民包括薄熙来的支持者认清其违法犯罪的本质，才能彻底打掉对所谓圣人的盲目崇拜和虚渺幻想。同时也提醒国人，如果没有完善的监督制衡体制，任何人一旦攫取了权位，都会无所顾忌为所欲为，从这一点来说，薄熙来受审只是反腐的开始，并不意味着反腐的胜利。来源: 网讯▲◆★●■☆


解放军最大问题：打赢战争能力不足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2_10/09/18108234_0.shtml

2012年10月09日 来源：中新网
 
中新网10月8日电 最新一期的《学习时报》刊发于国华的文章，《大兴研究作战问题之风》。文章指出，大兴研究作战问题之风，是胡主席着眼国际战略形势和战争形态的发展变化，针对我军的基本职能、使命任务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时代命题。大兴研究作战问题之风，既是我军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为什么要大兴研究作战问题之风

1.研究作战问题是由军队的基本职能所决定的

军队的职能从完整的意义上讲是多方面的，然而我们应该明确，军队的基本职能是打仗。就像工人要做工，农民要种田，学生要读书一样，军队要打仗。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的职能使命有了新的拓展，如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和军事威慑等。然而，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并不是军队的主要任务而是辅助任务。如果我们具备了打赢战争的核心军事能力，那么非战争军事行动应该说都是可以从容应对的。部队在和平时期的运用，其中有一项任务是实施军事威慑。一支军队要想具有高强的威慑能力，要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就必须具备打赢能力。没有打赢能力，要想实施有效的军事威慑只能是一句空话。不论社会历史如何发展，军队只要还存在，其基本职能就是打仗。如果把和平时期的战备任务也考虑进去，军队的基本职能就是打仗和准备打仗。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既然，打仗是军队的基本职能，那么，研究作战问题就理所应当是军队的主要任务，而且应当是经久不衰的经常性的重要任务。这是由军队的基本职能决定的。

2.研究作战问题是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关键性、枢纽性任务

当前，军队的建设任务和军事斗争准备的任务都很重。然而，从根本上讲，这些任务都是为遂行作战任务服务的。军队的信息化、现代化建设要以作战为牵引，军事斗争准备要围绕着打赢的目的展开。因此，研究作战问题，是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例如，当前我军在指挥信息系统和武器装备的研发和建设中遇到的最大困惑就是作战需求不明确，这正是作战问题研究不足所导致的结果。作战问题的研究具有牵引性、前提性和方向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作战问题是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关键性、枢纽性任务。

3.研究作战问题切中当前我军建设的薄弱环节

这些年，我军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建设中的问题依然存在。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军的打赢能力不足。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指出的“两个不足”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胡主席在建党 9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的“四个危险”，其中一个是能力不足的危险。这个危险可以说也正是军队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和平建军的危险。和平环境，对于军队来说，永远是强度最大、浓度最高的“腐蚀剂”。我军长期不打仗，部队中当和平兵、做和平官的意识有所滋长，官兵的战斗意志和吃苦精神淡化，武气不足，文气有余。从根本上讲，我军目前不同程度存在的许多问题，如形式主义、体制编制不尽合理、训练中不同程度存在走过场、练为看和安全至上等现象，可以说，主要是由于打仗的基本职能意识不足造成的。因此，胡主席指出要“大兴研究作战问题之风”，就是要通过加强研究作战问题，使我军牢固确立和保持战斗队的基本职能意识，进一步加速提高我军的作战能力。同时，有效应对和平时期建军的危险，使我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可见，大兴研究作战问题之风，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大兴研究作战问题之风要研究什么问题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2_10/09/18108234_1.shtml

作战问题涉及的领域和问题很多。大兴研究作战问题之风，从基本的方面讲，应主要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1.作战规律

研究作战规律是我们研究作战问题的首要任务。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作战规律的研究包括客观规律和主观指导规律两个方面。所谓客观规律，主要指的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战争或作战的诸要素中所呈现的必然联系和稳定的发展走向。换句话讲，就是制胜的客观机理。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定的武器装备条件下，主要靠什么打胜仗。作战规律是随着人类历史的经济形态、社会形态和武器装备的沿革变迁而发展变化的。农业时代的战争，制胜主要靠人力和谋略；工业时代的战争，主要靠火力、机动力和谋略；信息时代的战争，则主要靠信息力、火力、机动力和谋略。而且在信息时代，信息力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从战争发展的走向来看，制胜的要素不断增多，说明由于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争空间的拓展，战争日趋复杂。应该说，我们对信息时代战争的制胜机理还仅具有初步认识或者说是简单认识，距离真正把握信息时代作战的客观规律还有很大的差距。要下大功夫准确认识信息时代的制胜规律，不但要认识基本规律，更要研究和认识具体规律。所谓主观指导规律，主要指在认识作战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作战思想、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包括各种作战条令条例等。如我军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十六字诀”、“十大军事原则”等。主观指导规律是我们赢得作战的基本指导和重要遵循。

2.作战环境

作战环境主要包括战略环境和战场环境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研究战略环境。研究战略环境，主要是为了明确未来作战可能的战略方向和战略目的，现实的和潜在的作战对手，未来作战的战略背景，战略上对作战有什么样的要求和制约等。战役从属于战略，战斗从属于战役，信息化条件下，一些重要的战术性行动也可以直接达成战略目的。因此，研究作战问题，必须认真研究战略环境。另一方面，要研究战场环境。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空间极大拓展。除了要研究传统的陆海空战场环境之外，更要注重研究一些新的战场环境，如电磁环境、网络环境、太空环境、临近空间和深海环境等，将来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战场环境。因为这些新兴战场空间对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胜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作战力量和作战体系

力量是作战的物质基础。信息化条件下，力量构成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体系化。同时，随着武器装备、作战形态的发展和作战空间的拓展，出现了一些新型的作战力量。我们研究作战问题，必须研究作战体系的构建问题。包括预警侦察和情报系统如何建，指挥控制系统如何建，火力打击和机动作战系统如何建，综合保障系统如何建，以及新型作战力量如何建，等等。不但要研究作战力量体系如何建，还要研究这些体系如何用。会建并不等于会用，有了体系并不意味着就能够用好体系。研究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加速提高我军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

4.高技术武器装备对作战的影响

我们不是唯武器论者，但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实事求是地说，信息化条件下，武器装备的地位作用大幅度提高，从一定意义上说，甚至对取得作战胜负起着关键性作用。这与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并不矛盾。恰恰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由于长期的和平环境和局部战争的特点，人的因素的较量，已经前置于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和对未来战争的设计之中。目前已经出现和将来还要不断出现的高技术武器装备所呈现出的信息化、智能化、精确化、无人化、隐形化和高超速性、非致命性、生物性等，都将对作战胜负产生重大的影响，甚至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形态和方法，必须很好地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研究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问题，就是研究对高技术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问题。

5.作战对象和潜在对手

一方面，以敌为敌。要很好的研究作战对手，找准他的强点和弱点，准备与其作战。另一方面，以敌为师。要向作战对象学习，向潜在的战略对手学习，借鉴他们的做法和经验，来发展我们自己。不管怎么说，一些发达国家在军队信息化建设上，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实践上还是走在前面的，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


贺国强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会议上强调
http://news.cntv.cn/china/20121008/104900.shtml

　　始终保持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强劲势头　决不让任何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

　　2012年10月08日：央视网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组长贺国强在日前召开的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第22次会议上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全面总结党的十七大以来查办案件工作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进一步推动工作落实，推进改革创新，始终保持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强劲势头，坚定不移反对腐败，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健康顺利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贺国强指出，党的十七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反腐倡廉的重大决策部署，积极进取，扎实工作，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在各方面特别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查办案件工作力度不断加大、领域不断拓展、质量和水平明显提高、治本功能有效发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取得了新的成绩，积累了新的经验。

一是坚持把查办案件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抓，保持了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对腐败分子不管涉及到谁，坚决查处，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决不让任何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据统计，从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4万多件，结案63万多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万多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万多人，坚决查处了薄熙来、刘志军、许宗衡等一批重大违纪违法案件。

二是坚持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开展查办案件工作，保证了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三是坚持把查办案件与专项治理等工作紧密结合，推动解决了一批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四是坚持把加大办案力度与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有机统一，促进了办案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

五是坚持把查办案件和发挥治本功能密切衔接，增强了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综合效应。六是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查办案件工作，提高了办案工作科学化水平。

　　贺国强指出，反腐败协调小组是党委组织领导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机制，也是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平台。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正确把握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要求，紧紧围绕协调处理党政领导干部重大腐败案件和反腐败工作重大问题这条主线，认真履行职责，加强组织协调，为顺利查处重大复杂案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开展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重要指示和各项决策部署；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出发，积极开展查办案件的组织协调工作；始终坚持科学部署、形成合力，引导督促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审判、检察、公安等机关和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推进查办案件工作；始终坚持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积极稳妥地推进境外缉捕和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始终坚持健全机构、完善制度，修订完善了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则，切实加强对地方各级党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及其办公室工作的指导，形成了上下联动、条块结合、共同推进查办案件工作的良好格局。

　　贺国强强调，查办案件是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伴随反腐倡廉建设始终的一项长期任务。我们要进一步搞好经验总结，加大工作力度，推进改革创新，抓好工作落实，努力提高查办案件工作的科学化水平，不断以反腐倡廉建设新成效取信于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出席会议。（文字来源：新华网）▲◆★●■☆


被误读的新加坡高薪养廉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detail_2012_10/09/18120125_0.shtml

2012年10月09日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佚名     

核心提示：领取高工资的只是总统、总理和部长，新加坡高官的工资与普通公务员差距之大，可以说是世界之最。且新加坡并非毫无根据地给高官高工资，是法律根据国情和劳动力市场决定的。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1年6月8日第A22版，作者：佚名，原题：被误读的新加坡版高薪养廉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近日举行的新一届政府宣誓就职典礼上宣布，成立由独立人士组成的检讨委员会，以重新制定合理的部长薪金制。这意味着上至总统、总理，下至部长级官员，都将面临大幅减薪。一直以来，高薪酬制在新加坡饱受争议。但在我国官员学习和学者介绍的经验中，新加坡版“高薪养廉”制度却备受尊崇。新版高薪养廉果真为了“养廉”？其实，从一开始它就被误读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赴新加坡考察发现，新加坡政府官员高薪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实行的，1994年用法律形式加以规范、约束。在这以前，新加坡政府早已解决了廉政问题。实施高薪政策，并不是用来“养廉”，而是为了吸引人才。这从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的话里可以得到佐证，他认为，一个政府必须要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才能更好地服务民众。

新加坡推行的是精英政治。政府希望吸纳各界精英，主要对象是医生、律师、会计、大学教授、企业家、银行家等有能力、诚实和品德优秀的杰出人物。而让他们从政，意味着他们可能要放弃200万、300万，甚至500万的年薪（新币）。

实际上，领取高工资的只是总统、总理和部长，新加坡高官的工资与普通公务员差距之大，可以说是世界之最。且新加坡并非毫无根据地给高官高工资，是法律根据国情和劳动力市场决定的。新加坡法律规定，部长工资是全国48个薪水最高的银行家、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和企业总裁的中线工资的三分之二，其他级别的公务员工资也参照此标准制定。因此尽管新加坡高官工资比其他国家高，但与本国私企比，还属中等偏下。

新加坡公务员薪酬每年根据国家薪酬委员会的指导幅度进行调整，或升或降，完全市场化。如在2008年，受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企业不景气，私营企业职工薪水下降，于是新加坡政府下调公务员薪酬，总统和总理的薪酬分别降到314万新元和304万新元，降幅19%。

“弃职从政”并非新加坡独有。著名的越战期间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曾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因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名声大噪的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也曾担任大型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不用说，担任部长的薪水，与他们在企业的薪酬比，相去甚远。对他们来说，出任政府高官旨在实现平生抱负，附带收获社会声望和荣誉。

在国家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官吏俸禄，提高其物质生活，是必要的，但如果把它作为防贪养廉手段，认为“禄厚则人知自重”，这便陷入了认识误区。新加坡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法治社会。在这个背景下，其政府公务员的收入是公开透明的。更重要的一点，新加坡从总理到基层职员都是公开选举和公开选拔的，法治监督和社会监督力量强势，以权谋私的空间得到极大挤压。“新加坡养廉最主要靠的还是体制，包括良好的法律体制、透明的财政体制，以及五年一次的选举制度，来遏止官员贪污腐败现象。”（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沐语）

目前世界上10个最廉洁的国家，包括丹麦、芬兰、新西兰、新加坡和瑞典等，其公务员工资大致等于或低于全国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因而，全世界范围内都不存在“高薪养廉”之说。 ▲◆★●■☆


军人必须自律 不给别有用心者以口实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10/10/18126875_0.shtml

2012年10月10日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李正东     

原标题：强化“三种意识”确保安全稳定

今年党和国家大事多，对确保部队安全稳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因此，部队各级应当注重强化“三种意识”，严密防范和妥善处理涉军敏感问题。

强化政治意识，增强大局观念。只有加强政策法规学习，坚持依法处理军地互涉问题，才能从全局上和法律上认识和解决矛盾问题。各级应当充分认清涉军敏感问题的危害性、严重性和复杂性，深入查找本单位、本部门存在的可能诱发问题的隐患，制定防范措施，做到未雨绸缪。一旦发生军地互涉案件，应当及时请示报告，依据相关法规政策和上级指示要求做好化解矛盾的工作，防止因处置不当，由一般矛盾演变为敏感问题，切实把危害和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强化协作意识，加强军地配合。应当认识到，只有围绕“坚决控制事态、保持部队和社会稳定、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目标，紧紧依靠地方党委、政府，注重加强军地协作，才能更好地妥善处理涉军敏感问题。实践中，需要不断建立完善军地协作机制，定期分析形势，互通信息，及时研究解决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应当建立顺畅的沟通联系渠道，确保问题发生后军地之间信息渠道畅通，军地领导和职能部门能够迅速到达现场，及时解决问题、化解矛盾。

强化媒体意识，加强舆论引导。当前，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宣传媒介高度发达，特别是网络的迅猛发展，大大拓展了新闻的传播速度、广度和深度。因此，部队各级领导机关应当增强媒体意识，及时公布权威信息，注重加强舆论引导，防范别有用心的人恶意炒作涉军敏感信息。通过加强教育引导，使广大官兵充分认清大众信息传媒手段在现代信息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确立自觉接受媒体监督的意识，真正认识到在当今传媒高度发达的环境中，每一名军人的言行举止时刻受到社会关注，一举一动都直接关系到我军的形象和声誉，因此必须严格自律，依据法规制度规范言行，不给别有用心的人以口实。各级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提高加强舆论引导的能力素质，认真学习掌握新闻宣传的相关规定，加强与地方宣传部门、新闻单位和网络管理系统的密切联系，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让公众了解事实真相，防止不实报道和恶意炒作，在确保正确舆论导向上争取主动，积极维护我军良好形象。（作者：李正东系广州军区某炮兵旅政治委员） ▲◆★●■☆


叶习两代交好 军头叶选宁站台保习近平接班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5773&msg_id=1882

2012-10-10： 伴随着薄熙来周永康政变阴谋的曝光，中共政坛元老、太子党和军头大佬都纷纷出场，为习进平顺利接班压阵，包括被称为“太子党的精神领袖”的叶选宁。

伴随着薄熙来周永康政变阴谋的曝光，薄案正式交司法机关，中共政坛元老、太子党和军头大佬都纷纷出场，为习进平顺利接班压阵，其中包括被称为“太子党的精神领袖”的叶选宁开始站台保习近平顺利接班。
 
叶家态度转变 高调支持打击毛左和严办薄熙来

在经过震惊国际的习近平“背伤”事件后，李瑞环、朱镕基、乔石、叶选宁等开始高调为习近平站台，支持习近平打击毛左、严惩薄熙来。特别是中共元老叶选宁开始给习近平站台，保习近平接班，支持习近平高调肃清文革余毒、打击支持薄熙来的毛左势力。

叶选宁是在江派曾庆红、周永康利用毛左忽悠钓鱼岛战事，策动替薄熙来翻案之后，更坚决替习近平站台。叶家曾在胡锦涛处理周永康事件中因顾虑中共倒台，当时未支持逮捕周永康。之后，江派搅局十八大，钓鱼岛战事一触即发，叶家态度转变，高调支持习近平打击毛左和严办薄熙来。

将在中共十八大接掌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在2010年被选为军委副主席后，很快形成军中太子党势力。在其密友叶选宁的倾力帮助下，习近平掌权军方。

习叶两家两代交好，叶选宁帮习近平摆平与众多军头的关系，包括拉近习与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及二炮政委张海阳的关系。在倒薄熙来事件中，叶选宁最近在习近平与胡温联手合作中起到关键作用，又将海外3,000太子党伏兵名单移交给习近平。
 
江派曾经计划在周永康的协助下，先在“十八大”让薄熙来成为政法委书记，再伺机夺取习近平的权力，使薄熙来成为中共的“第一人”。但是这一切因为王立军闯入美领馆而使得江派前功尽弃，并面临无人接班的境地。密谋的政变也随之流产。

今年2月中旬，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台》也在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透过美国官员传出的消息，将周永康和薄熙来密谋政变的丑闻曝光于世。

叶选宁掌控凤凰卫视 开始力挺习近平 打击薄熙来

中共开国元帅叶剑英的公子、曾被中共太子党阶层以及北京权贵圈内公认为是“太子党的精神领袖”的叶选宁，于1990年，曾经担任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1993年，开始兼任凯利实业董事长、总裁。

《大纪元》独家获悉，有“第二央视”之称的香港凤凰卫视，其实权实际已掌控在具有“太子党的精神领袖”之称的叶选宁手中。凤凰卫视自习近平“背伤”事件后开始高调打击薄熙来。

习近平“背伤”后，中共元老们也都相继纷纷出场，叶选宁与习近平家族交情很深，这次直接站出来力挺习近平接班。

凤凰卫视属于中共“大统战格局”下的媒体，在胡锦涛的心腹令计划全面掌控统战部后，近日凤凰卫视出现首次“激情赞扬”“六‧四”民运作家，以及大量挺习近平的宣传，刘长乐率领的凤凰卫视已全面倒向习近平，有分析说，与其说刘长乐“切割”，不如说他正在按照叶选宁集团的策略在行事。为全面支持习近平，叶选宁为习扫清舆论障碍。

此外， 胡锦涛、温家寳、习近平政治同盟的最大敌人是极左和毛左。当叶选宁从习近平那里得知他上台后会发起对文革遗毒的进一步清算时。凤凰卫视也开始先行反思文革，从伤痕文学上批判文革了。在叶选宁的指挥下，凤凰卫视全面倒向习近平。

1980年5月，习仲勋、叶剑英、许世友、杨尚昆于广州珠岛宾馆。（网络图片）

习在叶的倾力帮助下掌权军方

叶选宁一九六八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曾做过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据称太子党内部，很多人都称他为“智多星”。

中共十八大将接掌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在2010年被选为军委副主席后，很快形成军中太子党势力。据说，叶选宁相当看好习近平，对他寄予了厚望。习在叶的倾力帮助下，已掌权军方。

知情者说，叶选宁极为精明，是个神秘和通天人物，在民间知其者较少，在高层军界和商界十分活跃，而且人缘关系广泛。在叶家后代中也最出类拔萃。其大哥、曾任广东省省长的叶选平有什么难题还要经常向他讨主意。叶选平曾问他对上调北京有何主意，他回答：“要当官上中央，要做人留地方。”所以叶选平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一度坚持留在广东。

叶选平在广东营造叶家的“一统天下”成功，且在叶剑英去世后不但没有失势，反而还更加有恃无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叶选宁的背后强有力的支持。

另外，叶选宁与李瑞环关系也颇不寻常。两人经常周末在一起打麻将，或到郊外钓鱼。“六•四”后，李瑞环掌管意识形态之初，感到极为棘手。叶选宁点石成金，说出两个字：“扫黄”。李瑞环心领神会，马上布置，结果大得人心。知识份子们大都感恩“扫黄”冲淡了左派们对意识形态方面自由化的批判。

王立军逃馆事件后，叶选宁首先去信中央，要求薄熙来辞职，为太子党的站队做出表率。叶选宁在这次习近平转向胡、温当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叶将3,000太子党伏兵移交给习近平指挥

据知情人披露，“总政联络部”是中共的另一个特务机关。总政联络部下设三个局，一局、二局、三局。总政联络部主要负责对台情报，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实际上是在编的总政联络部的研究员，对外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副会长。一九八四年，叶选宁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少将军衔，名义上是凯利公司的总裁，其实却是中共三大情报系统之一的掌门人。

叶选宁以联络部副主任、主任身份兼任中国凯利实业有限公司总裁之后，利用自己的独特人脉关系很快打响了“凯利”的知名度，赚了不少钱。有了这一大笔预算外资金来源，叶选宁把它基本投入了联络部的情报搜集工作。一时间，总政的情报工作势头压过了总参。

据悉，叶选宁在总政联络部任职期间的最大手笔，是输送3,000太子党成员到海外留学深造，为今后太子党执政储备人材，埋下伏兵。这一行动从一九九零年叶选宁执掌总政联络部开始便陆续展开，一直持续到他一九九七年退役仍然还没有结束。

由于持续时间之长、涉及国家之广、派遣人数之多都史无前例，因而也被视为是中共军情史上最大规模的“潜伏案”。这些人都按照当初总政联络部的部署，在等待着“盟主”叶选宁的指令与召唤。

据悉，叶选宁不喜欢当时执政的江泽民，他的想法是：不希望根正苗红的太子党们在当时政坛上过早冒头，因为时机还不成熟;应该把大批太子党生力军转往海外，一方面深造，充实自己，同时也远离国内环境，保存实力，以免过早曝光，昙花一现，影响未来真正“太子党时代”的执政大计。

如今，在习近平即将接任中共总书记前夕，叶选宁同习近平结盟，并宣布将3,000太子党伏兵移交给习近平指挥。这些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将成习近平的支持者。

叶剑英亲授习仲勋机宜 叶习两代交好

此外，习、叶两家两代交好，当年叶剑英之子叶选宁是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下属。上下属加之两代情谊，小叶对小习倾力相助，帮忙拉拢众多军头。

习近平，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人。祖籍地为河南省。北京出生。习近平是习仲勋的次子。在他出生时，习仲勋已经官至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1969年1月，15岁的习近平来到陕西省延川县的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1975年10月，他受推荐进入清华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

习仲勋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剑英和习仲勋都是中共元老。两人最早在延安相识。中共改革开放初期，叶剑英看好习仲勋是主政广东最合适的人选。叶剑英力主让习仲勋“把守南大门”并给予大力支持。

1978年4月5日，习仲勋乘机抵达广州，在习仲勋抵达广州6天后，叶剑英就率人到广东视察工作和休息。在南湖宾馆，习仲勋向叶剑英汇报到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叶剑英听后，以六言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此后，习仲勋一直把36字真言作为座右铭。

到了当年8月，叶剑英还委托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写信给习仲勋并省委各同志，转告他的几句话：“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

1978年12月11日，习仲勋被中央正式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习仲勋到广东后的第六天，叶剑英就来到广东视察工作和休息。此后还多次到广东视察。

叶剑英之子叶选宁也是习仲勋下属，上下属加之两代交情，两家族往来密切。

叶选宁倾力帮习笼络太子党军头

2010年习近平被增选为中共军委副主席后，很快形成了军中太子党势力，提拔刘少奇之子刘源为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李先念女婿刘亚洲为国防大学政委，原国防部长秦基伟之子秦卫江出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委任胡耀邦女婿刘晓江为海军政委，习仲勋老部下陈仿仁之子陈勇被提拔为总参谋长助理。

据港媒消息，习近平担任军委副主席后，在2011年开始的几个月里，已经先后同七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谈过话，并亲自走访了北京、沈阳、兰州、济南、成都五大军区，以及武警及二炮总部。广州、南京两大军区的领导，则是在北京会面的。至少他走访过的五大军区，目前都在要求本部官兵，领会习在视察部队时所作讲话的精神。

而令人特别关注的是，身为军委副主席同时又是沈阳军区出身的徐才厚，陪同习近平到沈阳军区走了一圈，暗中指示沈阳军区干部向习近平效忠。

沈阳军区一位接待习近平视察部队的团政委曾私下表示，习没有架子，话能说到点子上。不像一些“首长”，视察走过场，和他们讲话也总“隔一层”。这位政委毫不掩饰地表示，下面的干部战士都欢迎习近平，说他毕竟是部队出来的，了解部队。▲◆★●■☆


吴仪罕见站出来表态 支持严惩薄熙来挺习近平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10/09/2025290.html

 苹果日报 2012-10-09【9月19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接受美国CNN专访，披露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早前神秘失踪两周是因游水伤背，现已康复，于十八大接班已无疑问，还大爆胡锦涛卸任中共总书记后，将继续留任中央军委主席一段时间。

　　距离中共十八大开幕不到一个月，但中共高层的人事斗争并没有尘埃落定的迹象！继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接受CNN专访，罕有地披露胡习在十八大后的动向后，江泽民（86岁）突然高调亮相国家大剧院，引起外界关注。正当外界解读江派将在十八大佔上风之际，江的死敌李瑞环，周日竟罕见地在北京第一、第二把手的陪同下现身，还与吴仪一起欣赏网球赛。分析指，当年为打击薄熙来而裸退的铁娘子都亮相，显示出中共元老正联手撑严惩薄，打击江派。

　　官方中新社昨罕见地图文报道全国政协前主席李瑞环（78岁）和国务院前副总理吴仪（73岁）二人轻松交谈、欣赏赛事的报道。中央党校退休干部杜光对《苹果》分析，「二人同时曝光的可能：一，他们都是网球爱好者，观看球赛是个人行为；二，薄案将会得到比较严肃的处理，因按他们过去的表现应都是彻底查处的主张者，媒体报道此事，可能意味着他们对薄案的处理意见受到了重视；三，如果十八大决定重新建立顾问委员会，他们是最理想的领导人选。」

　　【9月22日】中国前总书记江泽民突然现身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并发表演说，但身边仅国家前副主席曾庆红等，没有现职高官陪伴。

　　【10月7日】被称为江泽民「剋星」的前政协主席李瑞环（中），出现在2012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场上。值得关注的是，现任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右）、北京市代市长王安顺（左）分别陪伴在侧。

　　与李瑞环看网球

　　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建议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解决新老交替的一种过渡性质组织，让退出第一线的老同志做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但在中共十四大后撤销。此届十八大权力交替派系斗争异常激烈，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案件是磨心之一。难道会重新采用顾问委员会模式？

　　江泽民主政时，曾对他的权威构成制衡的只有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李周日先在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代市长王安顺陪同下欣赏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再与吴仪一起欣赏男单决赛，官方媒体更分两日报道，实属罕见。反观，江早前现身国家大剧院，不仅全是退休官员，就连官方媒体亦只字不提。

　　曾指薄：不甘于当下属

　　「这些老人纷纷亮相就是挺习近平，支持严办薄熙来！」消息灵通的北京作家铁流认为，不光吴仪和李瑞环，前总理朱镕基、乔石也是这一意见。他认为，目前形势下撑薄的江泽民处于劣势。

　　曾任商务部部长、主管外经贸的吴仪，在十七大裸退，并公开表示「希望你们完全把我忘记」。据说，就为换自己的副总理一职，不让薄熙来接任，把他「下放」到重庆。吴曾评价薄：不甘于当下属，只想当第一把手，为争权夺利不惜一切手段。近五年来，她几乎没有公开亮相。此刻，她与李瑞环一同现身，被指为帮胡锦涛阻挡江泽民拟主导十八大人事布局的意图。有北京消息指，无论是常委人数或候选人，目前还没有最后定案。▲◆★●■☆



总书记也成网友 高层网络问政成常态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210/t20121010_1805914.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2-10-10

　　原题：总书记也成了网友 中央高层网络问政成常态

　　来源：大公报  

　　总书记也成了网友

　　“朋友们，大家好！”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面对网民发出的第一声问候。200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民在线交流。胡锦涛说，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需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渠道。


　　胡总书记亲自“触网”，对于推进中国网络问政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网民地位及其话语权获官方认可的开始。重视网络表达、倾听网民心声，正是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进一步落实。

　　而从2009年至201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连续三年在全国两会前夕与网友“勾指相约”，回应的话题几乎涵盖了经济社会生活的所有热点。温总理表示，一个为民的政府应该是联系群众的政府，与群众联系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利用现代网络与群众进行交流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只有20年历史的互联网，给传统中国人带来的，除了生活方式的变革，更有执政理念的更新。在中央高层以实际行动支持网络问政发展的前后，一些地方“一把手”也以不同方式与网民交流互动，主动了解网民所感、所思和所需，并将听取到的意见建议指导现实工作，取得良好的社会回响。

　　2009年4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主动与12名网络“意见领袖”对话，此后“南方民间智库”应运而生，政府和网民间有了更有效的交流平台，网络问政提升到更深层次。从2008年至今，汪洋已经五年五会网友。无论是鼓励“放肆”发言，还是“允许群众骂娘”，汪洋对待网络意见的开放态度得到媒体广泛认可。

　　对政府而言，网络问政加快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对公众来说，网络问政提升了政治参与热情与能力。公众以最便捷的方式参政议政，政府得以反思政策得失，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并在与公众的互动中逐步转变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可以说，网络问政促进了中国民主政治不断前行。

　中国智慧创新社会管理

　　□这个时代充满机遇，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正经历规模空前的改革和发展；这个时代同样充满考验，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机遇期与转型期重合，这片土地上，幸福与烦恼交织浮现。

　　近些年，一个崭新话题闪亮出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社会管理创新。从中央到地方，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顶层到草根，都在实践中摸索着社会管理的创新之策。面对这道现实难题，中国的声音让人关注，中国的智慧令人期待。/本报记者 郑曼玲

　　9月烈日下的乌坎，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投资100多万元的图书馆项目已经封顶，避风港、教师宿舍楼、村道铺设等也正启动建设。由广东省委牵头援建的这十几项基建项目，涉及自来水供应设施改建、村居绿化、排污管道修缮、学校球场及塑料跑道、航道清理等，总耗资约6000万元，瞄准的都是困扰村民多年的生活难题。“这次援建项目规模之大、启动速度之快，都远远超越了我们的预期。”乌坎村委会副主任杨色茂说。

　　而在乌坎村村委会办公地点，一楼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副主任办公室和安保队的办公室里，均有村民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你一言我一语地商讨村里的大小事情。

　　曾几何时，村委会大楼是一个威严而专权的标识，村民蔡武回忆，往昔村委会大门虽然敞开，却鲜有村民敢进去，“他们（村委委员）开会也从来不让我们听。”而今，多年压抑的参政热情喷薄而出，村委会门厅也成为了议事场所，门口常有村民代表和村民们现场沟通，有人称之为“公民论坛”。而村口公告栏上，乌坎村民生项目建设情况及土地管理情况一目了然，每个村民都可以参与对村委会的监督。村民洪瑞卿说，乌坎村正处于近年来最好的时期，新的村委会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为村民办了过去几十年没办到的事情。

　　民生与民主，均在这个囿于一方的小渔村中，蓬勃生长。而这一切，距离当初村民们“揭竿而起”的“乌坎事件”爆发，仅仅一年时间。

　曾经处于临界点的乌坎事件化危为机，为中国社会矛盾的良性化解与新体制的和平建设释放出善意，这预示着维稳模式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系政府走出维稳体制困局的尝试，具有标志性意义。

　　或许，乌坎事件正在徐徐落幕，但那只是一个故事的结束。它所折射的中国现实矛盾与解决路径凸显在时代的舞台上，公众甚至期待，乌坎事件会是又一次大变革前夕的序曲。

　　经过新中国60多年的建设，特别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从吃不饱肚子发展到总体小康，从一穷二白、受人欺凌的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绩世界瞩目。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出现。

　　社会管理与时俱进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认为，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推动下，中国经济结构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水平，但社会结构明显滞后于经济结构，呈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

　　自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中国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介绍，在城市就业总人口中，“单位人”已由过去占95%以上下降到现在的25%左右，原有的单位管理网络弱化，而新的社会管理网络还不够健全。另一方面，中国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及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不断拉大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等领域的社会矛盾易发高发；因劳资关系、医患纠纷、环境污染、城市公共服务管理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随着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预防和处置矛盾的难度明显加大。”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则认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把社会建设摆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十分及时、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

事实上，中央高层对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性早有认识。中共十六大以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日益成为执政之要。2004年6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概念，十七大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更提出要“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的内涵更加丰富，其包含内容和范围进一步扩大。从传统的“整治命令”思维，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从政府“包打天下”，到注重运用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合力；从硬性行政手段，到重视运用经济、行政、道德、科技等手段综合管理，10年来，围绕着“创新”，中国的社会管理不断与时俱进。能否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根本利益，早已成庙堂与江湖间的坚定共识。

　　“我的心情既高兴，又难过。”唐慧走出湖南株洲市白马?劳教所，声音细得跟蚊子飞过一样，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2006年悲情母亲唐慧曾因11岁女儿乐乐被迫卖淫100余次而愤然上访，一个幸福的家庭从此陷入飘摇。在唐慧的不懈坚持下此案惊动高层，冤情才得以昭雪。然而仅过了两个月唐慧就被打击报复并送去劳教，事情一经曝出国人震怒，在媒体的强大压力下，唐慧得以释放。

　　这一次，民意得到了回应。唐慧纤弱的嗓音背后，是民众洪亮的发声。

　　9年前，孙志刚却没有这份幸运。在广州街头，他被当作“三无人员”收容，却再也没有机会走出来。他以生命的代价，引发社会的讨论，最终促成实施21年的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

公众知情权受重视

　　可以说，孙志刚之死是公民权利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墓志铭上的话发人深省：逝者已逝，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

　　所幸，公权力对于公民权利的敬畏，成为行政“纠错”的契机。在孙志刚走后，外来人员的基本权利日益得到重视。如今同样是在广州，一系列“外来工新政”正在渐次推开，“孙志刚们”已经不必怀揣太多关于“身份”的恐惧。他们当中，有人当选了人大代表积极参政议政，有人考取公务员获得上升通道，还有人得到政府“圆梦计划”资助，赢得升学深造的机会。2010年，广东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推广积分入户制，至今共有30.7万名异地务工人员入户城镇，为这一群体打开融入城市的一扇门。

　　与此同时，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中，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决定权愈发受到重视。2008年颁布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各级人大“开门立法”，政府部门召开公共事务听证会成为常态，“三公经费”逐步公开，民众实现了内容广泛的当家作主。人们看到了政府与社会不断磨合，看到了公权力对公民自由和公民社会的日益尊重。

　　回首十年，尽管每一滴进步都可能偿付出一些代价，但不可否认，政府社会管理的智慧一直在扎实积累。“捍卫基层”，注定不是高蹈的姿态或喧嚣的口号，而是卓有成效的治理举措。

　　一切仿佛庖丁解牛，顺势而为，而又破旧立新。

　政府公众良性互动

　　一个国家的进化史，亦是一部民意的成长史。和谐社会的塑造，不仅要靠政府的开明与自觉，更需要公民精神的孕育和萌芽，它们是民主政治的一体两面。近十年，中国民众更加勇于和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评判，政府和民众在良性互动中共同成长─政府学习对话，避免简单处置的倾向；公众学习维权，生成理性的社会力量。

　　2011年5月，女大学生区佳阳向广州市建委申请公开广州“1.5亿光亮工程可行性报告”，同时发出“征集1000大拇指撑广州建委”的倡议，获得可爱外号“拇指妹”。奔波两月无果后，区佳阳向广州市发改委送去了“皮球”，给广州市建委送去了“大鸭梨”。最终，广州市建委负责人亲自约见她，并向她公开了可行性报告。

　　这样的事情并非个案，区佳阳所在的广州，公民行动此起彼伏。实名举报出租车行业“茶水费”秘密的“老王”因为不满广州市交委的调查结果而向其送了两袋皮球，广州高中生陈逸华在公共场所举牌反对花巨资统一改造地铁车站，被称为“举牌哥”，由此引发了全城对于地铁翻修的大讨论。与以往动辄上访、跳桥、堵路等方式相比，当下“公民行为艺术”更加温和，带有现代都市的幽默，同时关注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与此同时，民间公益活动蓬勃发展，由内地数百位记者共同发起的免费午餐项目，在践行慈善的同时，还促进了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它开展半年后，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政策约惠及680个县（市）的2600万名在校学生。

　　可以看见，权利意识、平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越来越深入公民心中，这些“官民共治”理想的先行者，对传统施政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他们不做满腹牢骚的批评者，而是付诸实践的建设者，释放善意，凝聚共识，实现梦想，齐心协力去弥合社会裂痕。

　　有人说，近十年民意进入了青春期。它就像一个年轻人，不够成熟但是活力四射，有些莽撞但是勇气可嘉，以恣意汪洋之势奔涌而出，越来越深地介入到国家政治生活中。

　　因为大家清楚，你不沉默，这个国家才真正发声；你有智慧，这个国家才更有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