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薄熙来致重庆及全国人民公开信(1)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10/08/2023295.html

亲爱的重庆人民、尊敬的全国爱国人士：

当你们看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至少已经身陷囹圄；而你们，一定在铺天盖地的舆论轰炸中震惊万分，不知所措，很多人会因此感到痛苦。请允许我先说一声：对不起，我让你们失望了！我没有能抵挡住黑恶势力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反扑，致使我们一起开创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暂时遭受了挫折。

亲爱的重庆人民，五年来，我与你们朝夕相处、共同奋斗，让这个被盘根错节的黑色势力所笼罩的山城摆脱了暴力和恐怖的黑暗统治，让这个历史悠久、山清水秀的城市焕发出美丽的光辉；你们唱起激昂高亢的爱国歌曲，让更多的中国人回想我们共同的来路，牢记我们的目标，从而更加积极、自信、团结地向前迈进；你们以勤劳、智慧，让这个城市的经济快速稳步发展，在中国乃至世界崭露头角。

这一切，应该归功于你们！因为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根本创造者，才是一切政治力量的根本源泉；也要归功于全国兄弟省市的支持，没有全国的大河之水也就没有重庆的小河波涛。而我有幸能与你们一起书写重庆的历史，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实在是感到幸福！此生荣辱沉浮，已经无足挂齿。

尊敬的全国爱国人士，我知道，你们一直关注着重庆，关注着我。你们为我们的进步欢呼，为我们的不足忧虑；而此刻，一定也为重庆和我的重重迷雾感到疑惑乃至痛心。你们是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你们决定着这个民族的未来；只要你们光明，这片广袤的大地就不会黑暗；也正是因为选择了相信你们、依靠你们，我才在关键时刻选择自我放弃，而不愿意为了个人的命运而使国家陷入纷争、动乱乃至内战。（以上写于2012年3月）

现在，你们一定想知道真相，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真相很简单，重庆和我今天遭遇的一切，只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掀起的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之后的一个重要进展，是他们联合中国内部第五纵队来分裂中国、打击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举措。

主政重庆以来，我不仅想带领重庆党政干部鞠躬尽瘁为重庆人民做一点事，也想依靠重庆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为中国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为延续中国奇迹提供新的动力和借鉴。

但是上任不久我就发现重庆人民笼罩在可怕的黑色势力控制之中。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愤然掀起打黑运动，惩处一切涉黑势力，力求还重庆人民一片晴朗的天空。重庆人民表现了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为打黑除恶行动的成功提供了根本保障和有力支持。

我承认，我们的打黑运动有些粗糙，但是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黑恶势力总是难以清除，原因就是法律的发展误入歧途，陷入了好人吃亏、恶人受益的困境。另外，中国各地的警方和黑恶势力相勾结的现象过于严重，“躲猫死”、“洗脸死”现象层出不穷，程序正义一直难以得到实现，而我们的霹雳手段在细节上满足不了法学界一切人对程序正义的渴求，为他们树立了一个攻击的靶子，也就是说，我们在代中国不完善的司法现状受过。

这里不能不提到王立军。我把他从东北调到重庆主持打黑除恶行动，看中的就是别人告诉我的他的一身正气和高超的办案水平。 是的，他在初期展示的霹雳手段和勇猛精神很令我欣赏。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的很多操作细节太需要重庆市委和重庆市民的包容乃至保护。一系列案件在他的办理下看似快刀斩乱麻，其实变得更为复杂。他对律师的敌视，让我这个身为律师丈夫的人深感不解。我不止一次提醒过他：那些为黑社会组织者辩护的律师，正在成就重庆打黑的伟大；只有经得起最严格的辩护的挑战，才能真正办成铁案；只有真正办成铁案，才能真正实现正义，成就重庆打黑的伟大，否则的话，打黑就有变成黑打的可能。他的顶撞缺乏一个下属应有的素养：“我在前面冲锋陷阵，是不是还要防范后方的出卖和背叛？”在此后的会议上，他屡次以义气、团结一致等词语来要挟市委和政法界的干部。

这里不能不提到李庄案。此案我接到的汇报是庭审过程中有六个证人出庭作证，于是我在记者面前也就以此为据强调符合程序正义。但是，不久就有人提醒此案庭审的真实过程与下面的汇报不一致。了解真实情况以后，我找王立军核实。他坚持认为庭审“完美无缺”，并再次强调，自从他踏入警界开始，就做好了被“吐掉”（出卖）的准备。无奈之下，我提醒他，一年之后李庄出狱，那时候重庆警方可能会遭遇公关危机。他得意地告诉我，已经准备好了后手。我厉声问：“你要用什么手段？”他说：“合理合法，程序正义。”

事实上，一年后所谓的后手，无非就是追诉李庄的“漏罪”。我坚决反对，他坚决实施。这一次我没有再妥协，毫不犹豫地直接向检察院建议撤诉。从此，怪话从他嘴里不断传出，最突出的，莫过于认为“黑打”一词，由我创造，是对他的出卖。他提出“双起论”，遭到外界的抨击，我问他：“为什么不说成‘警察应该依法维权，不该直接跨省捉捕’？”他当面赞同，转背就说是“虚伪、玩文字游戏”。他把政法部门的一些人，搞成了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小王国，在其中不断散布“狡兔死，功狗烹”的言论，说我把他当成口香糖，吃完就吐。

事实上，一直以来，为了维护大局，维护他的英雄形象，我一直毫无保留地全力支持他的依法打黑活动。但是他有十分严重的偏执思维和受虐妄想，总是带着封建社会“鸟尽弓藏”的离奇想法，一直保持着对我的警惕，直至最后我真正了解了他黑暗的过去，才明白他的防范和布局，不过是为了自我保护。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我不得不放下王立军，先说说我的妻子谷开来。当年让她关闭红红火火的律师事务所，成就我的政治事业，她陷入了长时间的抑郁之中，出现很多的症状。坦率地说，她瞒着我做了很多事，最终毁了她自己，也毁了我的梦想和前程。但是，我不怪她，因为以前我为了自己的梦想和前程而牺牲了她。只是为她感到痛心的是，她最终竟然无意中做了王立军的傀儡。(以上写于2012年3月9日凌晨3点)▲◆★●■☆


薄熙来致重庆及全国人民公开信(2)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10/08/2023295.html

一个简单的事实证实了我不是一流的政治家：身边有两个精神都不太正常的人却不能采取最恰当的措施，直至如今大势已去我也没想出正确的处置办法。谷开来不仅抑郁，而且有一些偏执的妄想。她一直怀疑有人要毒杀她，而且把怀疑的矛头指向我的亲人。开始我当成玩笑看，很快发现不能等闲视之，她对食品和调料的安全紧张到了反复检查甚至随身携带的地步。考虑过送她去精神病院，但是我不仅有对她本人和儿子能否接受的顾虑，还有对传出去引起可怕的流言的担心。

我采取了当时我认为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把相关人员找来，开诚布公 、直截了当地询问，当面谈开，也就解了心结，效果让我满意。

但是不久，她又怀疑有人要杀死我们的儿子。对于那个英国佬我当时并不了解，但是鉴于前面的经历，我断定这又是她的幻觉。于是，她认为我冷漠而残忍，不再向我寻求解决的办法，而是去找王立军、郭维国帮忙；而我，也相信专业人士能让她清醒过来。

对于儿子，不仅我，整个家族都对他寄托了很大的期望。从他出生那天起，我就期望他成为“九全的人，滚圆的瓜”，对他的培养也是不遗余力。我对他的表现是满意的，一切人的污蔑和抹黑都不能改变这一点。我不可能对他的安全无动于衷，但是他母亲的想法实在离奇，无法让我接受。

儿子的安全问题成了我和妻子之间争执和冷战的关键问题。2011年11月的一天，她忽然如释重负，说一切担心都“化作青烟，烟消云散”了。我追问再三，她说那个英国商人已经得了心脏病死在重庆。此事我也有点吃惊和怀疑，但是，再听王立军的汇报，得知死者已经火化，又没有接到更多的相关消息，便没有深究了。

我们夫妻的关系得到极大缓和和改善。她很快数次在我面前谈到王立军是个干才，有勇有谋，只是跟黑势力作斗争遭受了很多人的仇恨，很多人想整他的黑材料要搞倒他，搞倒了他也就搞倒了重庆，建议我尽力去保护他。这让我十分震惊，这是她对我工作从未有过的如此直接的言论和态度。我说：“他是打黑英雄、干将，我当然全力支持他，其实也是一直支持他。但是如果他以前真的有什么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解决。身正不怕影子斜，守法何惧流言多？”

转眼，她再次翻脸，说我不仅对妻子、儿子无情，也对下属无义，是个冷血动物。

我终于起了深切的担心，联想多年前的被窃听的事情，感觉周围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氛围。我不得不委托可靠的人手，动用了四十年来积累的一切渠道，打听并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很快发现令人吃惊的事情，我信任王立军，对他开诚布公；但是他从来没有相信过我，对我保留了很多。他参与了一些违法活动，而且已经被相关机构掌握证据。一根清算的绞索正在向他逼近。

更让我震惊的，种种迹象表明，是这根绞索的最终目标，并非是王立军，而是重庆，是我本人。

“另搞一套”四个字送到了我的案头，我顿时明白了我这个当局者所迷之处：邓小平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全局目标，不应该由我来破题；我不许“杀出一条血路”，不管我的改革措施有怎样的创新意义，贴上了“共同富裕”的标签也就意味着钉上了“回头路”的铁牌；我的影响和声望，已经让我在现有的体制中无法拥有合适的位置了。我的政治理想，尽管从未清楚表达，但是已经被成功读破。后面我会详细地向大家谈谈我的政治理想。

我自问问心无愧，但是我还是清楚地突出了科学发展观、突出法治的重要性；共同富裕，也只有在此基础上真正实现。这其实是我一直秉持并落实的，但此刻我愿意拿出更清晰的态度和更有力的措施，化解某些真诚的担心；但是对于恶意的曲解和强加的罪名，我无意也无法去面对。

在我还没有想好如何应对眼前复杂局面的时候，图穷匕见之日突然来临！2012年1月底，王立军向我汇报，说手下的警察查到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他说，为了保护我的政治前程，他已经冒着天大的风险，违背了一贯的正义准则，为我抹平了一切痕迹。同时他安慰我，谷开来杀的不是什么好人，而是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

我不动声色地说：“但是我以前偶尔听说，他已经退出了军情六处。”

他说：“作为世界上最神秘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之一，你相信会轻易让一个加入过它、掌握其秘密的人全身而退吗？”

我问死者如果真的是英国间谍，那么英国怎么会善罢甘休？他说间谍在外国死亡，按惯例其派出国只能认栽，打落牙齿活血吞。不但不会闹事，反而其领事馆和家属还会特别“配合”，息事宁人，守口如瓶。

他劝我不要为一个外国间谍有任何道义上的负担，一切要以人民为重，眼前以十八大为重，不要“就小节而失大义”。我一时无法，只好对他的忠诚表示了感谢。他则表示对我十分钦佩，为我保驾护航已经是他生命中的头等大事。随后他提出有人在东北整他的黑材料，来头不小，而且很有可能“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表示“人谁无过”，如果谁要是恶意搞人芝麻都可以说成西瓜。因此我会动用所有力量，打退这股妖风。他非常满意，有力地和我握手然后道别。

他一离开，我立即找到谷开来，要求她看在夫妻多年的份上，看在孩子的份上，看在薄谷两家上一代革命前辈的份上，全面、清楚地向我交代她谋杀英国人的过程。她大吃一惊，颤抖着骂道：“这个骗子、阴险小人!”

谷开来告诉我，她找王立军、郭维国帮助解决英国人要暗杀儿子的事情，一直没有进展。

后来王立军提出，要想办法稳住英国人，然后把他引诱到中国重庆来，再想办法制裁他。他们一起做好了计划，等英国人到了重庆，抓住他吸毒的现场，将其击毙。后来，王立军指出，击毙将是轰动一时的跨国大案，将会引发外交纠纷，影响到重庆的形象和我的前程。最好是让他死于自杀、心脏病发作、吸毒过量之类较为隐蔽的形式。谷开来催王立军想办法落实，王立军答应去准备。但是，直到英国人即将来重庆，王立军还说没有准备好，而且因为种种原因不便出手，同时劝谷开来和平解决。谷开来只好亲自上阵，辗转找到毒药准备毒死英国人。英国人来了之后，住在宾馆。谷开来再次找到王立军，请求他协助毒死英国人。王立军要求“先礼后兵”，建议谷开来去和英国人喝喝酒，好好谈，尽量争取和平解决，实在解决不了再想办法。然后拿了一瓶好酒，亲自开车把谷开来送到了宾馆附近。

接下来，谷开来灌醉英国人，然后喂了他毒药。出宾馆之后，立即打电话告诉王立军她已经杀死英国人。王立军说了句：“我去处理。”

很快，王立军告诉谷开来，英国人已经“化作青烟，驾鹤西去”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随后，王立军催谷开来，尽快让我动用人脉资源搞定东北针对他的调查。谷开来说已经做过我的工作，但是效果不好。王立军建议她告诉我毒杀英国人之事，让我有点紧迫感。谷开来大怒，不再理睬他的要求，不再接他的电话，上门来找也拒绝接见。但是没想到，王立军会跑到我面前说她涉嫌杀人！

我听了这一切，既痛心、自责又愤怒。痛心的是妻子的煳涂和受制于人，自责的是让她这样一个心智早已出现问题的人不受拘束地游荡于世，造成如此严重后果！愤怒的是王立军明明知道全过程，甚至策划了整个过程，却跑到我面前装模作样说“警察查到谷开来涉嫌杀人”！还邀功并要挟，让我想办法去擦他在东北的屁股！

我对他还有一丝幻想，于是打电话给他：“真的是警察调查到谷开来涉嫌杀人吗？”他似乎明白了什么，说：“我也是身不由己。而且我也不算为了我一个人，也是为了你！”我忍不住说：“真为了我，为什么不及时阻止谷开来？你在东北到底干了什么，值得你设这么大一个局来胁迫我？”他请求我原谅，说明天到我办公室给我一个彻底的解释。

第二天，他竟然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着郭维国来的，携带了一张清单，列出了谷开来杀人的证据。我看上面有他提取心血之类的证据，甚至还有谷开来预谋杀人、杀人后交代案情的录音，顿时明白他是老早做好了全面准备的！无比的愤怒让我无法遏制，猛地站立起来，向他脸上狠狠一巴掌！大骂道：“畜生！败类！”（以上文档建立时间为3月9日至11日）

【多维新闻】本文网址：http://blog.dwnews/post-243357.html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


中共曾有四次错过收复良机 钓鱼岛主权不能再搁置下去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6927

    2012-10-8：中共曾有四次解决钓鱼台主权争端的机会，但都错过了。一次次的回避、退让，让日本觉得中国好欺负。这次的反应已是北京40年来最强硬的一次，应该进一步迫使日本打消侵占钓鱼台的野心，否则钓鱼台恐怕将永远失去了。

　　今年是中日建交40周年，却因为日方强行“国有化”钓鱼台而迎来两国四十年来最恶劣的关系。抚今追昔，令很多第一代的保钓人士不胜唏嘘！

　　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今次的反应，总算差强人意，虽然从主动宣示主权的角度看，力度还嫌不足，但从被动宣示主权的角度看，已经是40年来最强硬的一次。笔者希望，北京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迫使日本打消侵占我钓鱼台的野心。如果这次“国有化”事件严重伤害两国关系的情况下中国还不能做到这点，那么钓鱼台这片领土也许从此就要永远沦失了。

　　笔者认为，假如有一天钓鱼台真的丢了，那么百分百的责任是在中共，因为它在过去40年来，共有四次错失解决钓鱼台主权争端的机会。

　　第一次是1971年美国刚宣布把钓鱼台连同琉球交给日本的时候。第二次是1972年中日建交时。第三次是1978年中日交换和约时。第四次是1996年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牺牲在钓鱼台水域时。

　　第一次

　　1971年当美国私自把钓鱼台连同琉球交给日本的时候，全球华人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卫钓鱼台运动”。那时钓鱼台问题才刚刚浮现，中共完全可以向美日双方提出交涉（虽然那时中国同美日均未有邦交）而不是仅仅限于发表一个“不承认”的声明。

　　1971年6月，日美签订《冲绳归还协定》，1971年12月中共发表外交部声明反对这个归还协议，但没有什么跟进行动。1972年5月15日协议生效，冲绳归还日本，钓鱼台也被捆绑在这个协议里。

　　除了发表声明外，中共不但没有拿出什么实际行动来捍卫钓鱼台主权，反而在全球保钓运动非常蓬勃、民气可用的情况下劝说保钓者“降温”。当时中共派出很多人分别到香港和美国“传达”中央关于“保钓要降温”的指示。

　　笔者就亲耳聆听过这样的传达，传话人是时任新侨中学校长的蓝明生先生（在70年代初他是香港左派负责与大专院校学生联系的人士之一）。我依稀记得，他说中央的精神是要海外保钓运动降温，不要让保钓运动影响到中国“国际阶级斗争”的大方向。所谓“国际阶级斗争”大方向是指什么？传达中并没有说明。但从1971年7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访华、打开中美接触一事看，所谓的“国际阶级斗争的大方向”指的应该是中美恢复对话，双方并积极准备美国总统尼克逊（尼克松）于1972年2月21日访华的重要事件。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的确，中美和解的重要性应该放在首要地位。所以，对于当时北京的“降温”传达，很多保钓运动的朋友们都是理解的。很快北京就成功地把海外的保钓运动转移到“统一运动”，而香港的保钓运动则转移到“认中关社”（认识中国、关心社会）的方向去。在当时，无论是“统一运动”或者是“认中关社”，客观上都增加了中共在海外和香港的认受性，成为保钓运动的最大赢家。就这样，中共就第一次错失了捍卫钓鱼台主权的机会。

　　我在当时虽然认同中美和解的重要性，却认为不应该对香港和海外的保钓运动冠以“干扰国际阶级斗争的大方向”的罪名。因为如果此例一开，将来很多领土问题都可以用类似“顾全大局”的理由轻轻放过。“陆沉未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这句保钓运动时期感召了很多青年人的响亮口号，令我对中共的“降温”传达难以释怀。可以说，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十分关注中共如何处理中国的领土问题。这种关注，终于使我30多年后因非议中俄边界条约而身陷囹圄。

　　第二次

　　1972年中日建交，本来这是一次绝好机会来捍卫钓鱼台乃至琉球群岛的主权。当年由于“尼克逊震荡”，日本要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交，整个国际政治格局是日本有求于中国（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有求于日本，想“联日抗苏”）。所以在建交谈判过程中，日本也主动提出战争赔偿以及钓鱼台问题。

　　中共在没有征询全国人民意见的情况下擅自宣布放弃对日索偿。为了向人民交待为何不向日本索偿，据中央党校教授罗平汉透露：

　　1972年8月底，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起草《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并向群众做口头宣传和解释，要求做到家喻户晓。这个宣传提纲强调说，“一些干部群众见到太阳旗就满腔愤慨……但是，日本人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过去的侵华罪行不能由日本人民负担……要从大局出发，理解邀请田中访华的意义，认真准备，做好接待田中一行的工作。”

　　而对于钓鱼台，则表示暂时搁置。这个立场，被日方扭曲为放弃对钓鱼台的主权。

　　根据《明报》2012年9月21日报道，日本删改外交纪录，将中国总理周恩来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关于双方同意搁置钓鱼台争端的话删走，硬说双方并没有共识，日方并没有同意搁置主权。《明报》引述日本记者田畑光永9月较早前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访问时表示，他是在事隔30年后，才从岩波书店2003年出版的《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会谈》一书获悉周恩来与田中会谈的详细内容。他说：“可能是外务省怕右翼闹事吧，删除了敏感内容，研究者都觉得对话蹊跷。2003年，参与会谈的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接受岩波书店的采访时披露了一些对话内幕，证实内容被删。”

　　时任中国外交部顾问的张香山1998年在《日本学刊》发表的《中日复交谈判回顾》，详细记载了当时两人的对话，证明日方当时也是同意搁置主权争议的。曾经到中国求证会谈内容的横滨大学名誉教授矢吹晋则对BBC表示，外务省删除有关对话，令“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单方面主张在日本传媒中泛滥。

　　当年钓鱼台纠纷初起，日本国内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学者，如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1972年所写的《关于钓鱼岛等岛屿的历史和归属问题》一书，援引大量历史事实证明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同年，他将书中的基本观点撰写成《钓鱼列岛（“尖阁列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发表。在这种舆论有利于中国的情况下，中共却轻率地放过了机会。

　　第三次

　　1978年中日要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本来这是又一次绝好机会来讨论钓鱼台的主权问题，但又被中共轻轻放过。1978年8月，日本外相园田直在北京向邓小平提出了钓鱼台这个问题。邓小平说，“一如既往，搁置它20年、30年嘛” 。

　　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访日签署和约期间，出席在东京的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会。当被问及钓鱼台时，他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邓小平把这么重要的领土归属问题，说得如此的大方，确实令全场的记者折服。

　　我当年被《文汇报》派遣到东京采访邓小平访日签署该条约的新闻，非但不为邓小平的“轻松”讲话感到“折服”，反而心中暗叫不妙，因为常识告诉我，这完全是中方一厢情愿的想法。我清楚记得，当时日本记者很雀跃，我自己则心情沉重，作为第一代保钓人，我无法接受中共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它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钓鱼台将离开祖国越来越远。所以我当时拒绝采访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扬佛法的纪念活动。

　　第四次

　　1996年我的朋友陈毓祥在钓鱼台水域遇难。这是自从中日钓鱼台争端以来第一次有中国人在该地区遇难。日本方面对这次事件非常重视，因为中国完全可以就此向日本提出对处理遗体（包括现场勘察、验尸、尸体运送等）事件的管辖权。事实上这也是日方所担心的。我记得，当年日本驻港领事馆一位官员约我午饭（因为他知道我是第一代保钓人，也是陈毓祥的好友），希望了解中方会不会就此提出关于钓鱼台管辖权的谈判。他并暗示“据他所知”日本政府愿意就此与中方开展“对话”。我得知日方这个意图后，马上通过我的渠道转告了北京。我渴望这次主权之争，能够从比较空洞的言文口水战，向比较实质性的管辖权谈判来体现出来。很可惜北京对陈毓祥遇难事件，仍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完全没有趁机与日方交涉。中共平白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伸张主权。陈毓祥兄就只好白白牺牲了。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回避、退让，日本不觉得中国人好欺负才怪！如今已经40年，日本在钓鱼台实行有效管辖的事实已经随着这次拘捕香港保钓人士而变得越来越确凿，中共如果在今次不彻底解决主权问题，哪怕迫使日本承认钓鱼台主权仍然有争议，则恐怕我们就真的要丧失钓鱼台了。来源: 网讯▲◆★●■☆


“钓鱼岛是中国不可侵犯的领土”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6910

　　2012-10-8：中日钓鱼岛问题近来由于日本的挑衅性举措不断升温，引发各方关注。美国专栏作家奥斯林日前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撰文称，化解钓鱼岛问题取决于中国政府，但就算中日两国最终能缓和现在的紧张局势，将来的中日关系一定会越来越冷淡。

　　文章称，中日近年的经济往来日趋频繁，令不少观察员都以为两国日后会加强各方面的合作，然而钓鱼岛问题反而削弱了彼此合作的机会。中日的外交关系一直欠佳，但自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后，中日的经济关系变得更紧密。2005年日本向中国的投资额高达65亿美元，日本对外贸易组织的一名高级官员当时就认为，中日经济关系足以克服偶尔出现的政治争拗。

　　文章说，现在最危险的是在这场亚洲的新“冷战”中，政治将会压到经济。钓鱼岛问题所造成的影响一直在扩大。自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于9月悍然宣布“购买”其中3个岛屿后，中国爆发“反日”示威，在华日本企业的运营及业绩都受到影响。就在争议带来的经济影响越来越明显时，野田佳彦还发表更强硬的言辞，公开反驳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钓鱼岛是中国不可侵犯的领土”的言论。中日之间的口水战一度有机会演变成真正的战争。

　　文章同时指出，迹象显示，两国领导人正以试探形式尝试为局势降温。野田于10月1日重组内阁，任命了亲北京的前外相田中真纪子。然而，中日双方的态度仍然强硬。野田日前就公开警告北京，表示若中日冲突持续甚至爆发军事冲突，中国将付出比日本更严重的代价，文章指出，野田这番言论令经济前景更黯淡。

　　钓鱼岛争议也提醒了世界，亚洲领土问题造成的后果不容忽视，也显示了有关国家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往日的战争伤痕仍然存在。虽然中日因钓鱼岛爆发战争的机会较小，但现在的危机已是冷战的预示讯号，而这危机还会持续多年。最终结果会是，亚洲国家都不能抛开历史包袱，彼此继续互相对立，冲突随时一触即发。

　　文章指出，到目前为止，中日双方都没在钓鱼岛冲突上出现人命伤亡。然而，一旦过程中有任何伤亡或错算，钓鱼岛冲突就会立刻升级，而中日也会爆发真正的军事对战。这样的话，中日经济就会受到破坏，全球市场也会变得动荡，而美国就要决定是否不顾中美关系而履行所谓《美日安保条约》的责任。

　　文章最后认为，虽然中日最终能避免战争，但两国必然会陷入冷战，就算现在的危机得以化解，但中日关系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冷淡。  来源: 新华网▲◆★●■☆


习李表态异于胡温 十八大成华钓岛部署分水岭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6925

    2012-10-8：钓鱼岛争端持续发酵，中国海军7艘舰船10月4日再次突破第一岛链驶向太平洋，截止10月8日中秋国庆期间中国公务船连续7天突破钓鱼岛12海里巡航，可见中共在此问题上的不依不饶。截至目前，中共九常委中的六位已经就钓鱼岛问题进行了公开表态。对比他们表态的措辞可以看出，虽然基调基本一致，但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的表态有些老调重弹，而习近平、李克强的表态则异于胡温，更显有力。

　　十八将于11月8日召开，有北京观察人士指出，中共新老两个梯队的领导人就钓鱼岛问题表态的细微差异，暗含了对钓鱼岛问题的重大安排：胡温这一届政府必须解决日本不承认钓鱼岛具有争议的问题，习李接权后必须彻底夺回钓鱼岛。

　　习李钓岛表态不同于胡温有深意

　　据悉，9月27日，中国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会见了日本前众议长、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等日本友好人士代表。贾庆林称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这本应成为两国关系更好发展的机遇之年，但由于日方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执意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实施所谓“国有化”，把中日关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方面的历史事实和法理依据是清楚的。日方的错误行径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深深触及了中国人民的历史伤痛，激起了13亿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日方应充分认识到当前事态的严重性，正视钓鱼岛争议问题，尽快纠正错误，避免对中日关系造成更大损害。

　　贾庆林的“中方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在维护领土主权问题上立场坚定不移”，“日方应充分认识到当前事态的严重性”等措辞，与胡锦涛在APEC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吴邦国在访问伊朗时的表态基本一样，与温家宝9月10日在中国外交学院称“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会退让半步”并无二致。

　　而被认为是下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政府总理热门人选的习近平、李克强对钓鱼岛问题的表态与以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上一届中国权力层并不相同。

　　李克强9月11日不仅表明了中国的主权立场，同时强调了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习近平在9月19日会见美国防长帕内塔时更是详细回顾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重点阐述日本公然否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这一点。

　　胡温重点突出的是对钓鱼岛主权的无可争辩，维护主张的坚定意志以及日本需尽快纠正错误。习李重点强调的是日本挑战国际秩序。有分析认为这透露了中共两届政府对钓鱼岛问题的分工不同。胡温的表态意味着在其任内“日本承认钓鱼岛争议性”这一既定目标必须实现。而习李的言行代表了中国解决问题的后续思路和方向。

　　胡温的任务是迈出第一步

　　众所周知的是，日本承认钓鱼岛具有争议性是问题解决的基础。从公布领海基线向联合国交存海图，到派公务船反复出入钓鱼岛12海里，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层面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逼日本承认争议。此次日本国有化钓鱼岛，日本事实上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预备应对措施。但是中国的反应超乎想象。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电视节目中曾承认自己的判断失误，低估了中国对购岛事件的反应。

　　钓鱼岛问题发酵已有一段时间。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打着的算盘是估摸中方的反制措施和中国人民的愤怒是暂时的，会慢慢退潮，日方可以暂避风头，伺机而动；认为中方顾及中日经济相互依存，不敢动用更多的反制措施。但目前来看，胡温这次旨在咬定青山不放松。

　　针对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联合国大会的动作，中国外交部连夜一日三次回应。9月27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就发表评论文章向日本发问“对话还是对抗，日本要做出战略抉择”。文章称钓鱼岛问题的演变已到一个关键节点，中日关系已到一个紧要关头。中日之间一两次高级官员的接触无法打开钓鱼岛问题的结，非但如此，日本如不做出明智的选择，这个结就会变成一个死结。俨然将问题上升到了另外一个交锋高度。中秋与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公务船亦连续7天巡航钓鱼岛12海里表明不放弃主权的坚决意志。

　　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野田佳彦违背了此前称钓鱼岛的承诺，刻意回避了钓鱼岛以及中国字眼。而中国在联大期间，并没有因为日本的不谈问题，而顺势缓和局势。中国充分利用联合国这个舞台，对日本进行了抨击，中国外长杨洁篪不仅在演讲中提及钓鱼岛问题，在同希拉里的会面中也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广泛告知国际社会钓鱼岛具有争议性。

　　一直以来，胡锦涛的外交政策饱受软弱的指责。在APEC会议上，胡锦涛与日本首相野田站着交谈15分钟，但是随后第二天，日本不顾胡锦涛的警告毅然国有化了钓鱼岛，更是对胡锦涛尊严和权威的极大践踏和轻视。在十八大上，中共将实现权力的交接，习近平会代替胡锦涛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明年的两会上，胡锦涛温家宝这一届政府也将到期。

　　在九一八示威中，除了反日，“毛泽东”的回潮是最大亮点。民众纷纷打起“毛爷爷我们想你”的标语，高举毛泽东头像。这事实上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民众对胡温政府与日政策的极大不满。如果此次钓鱼岛问题还是不了了之。在政治遗产上，胡温将面临的不仅是软弱的骂名，更是不作为和“汉奸”的指责。

　　因此，面对眼下时日不长的任期，胡温能够做的里程碑事件就是逼日本尽快承认争议。从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并没有放松对日本施压来看，胡温的目标确实如此。

　　习李将重构国际秩序收复钓鱼岛

　　习近平在十八大当选后，未来10年将是他的任期。而这10年间也是钓鱼岛问题的关键时期。国际法规定对于岛屿岛礁谁先占有实施管控50年以上者，即为实际占有领土主权。从1972年美国将钓鱼岛移交给日本，到2022年，日本离实际控制钓鱼岛50年只有10年。尽管中国一直在称日本并没有实际实行过管辖权，但是一旦到期，中国若还未光复钓鱼岛主权，就会变得异常被动。所以习李任期内，钓鱼岛问题必须解决。

　　而从习近平、李克强的表态来看，中国下一步解决问题的思路已经很清晰。习近平、李克强将日本国有化钓鱼岛的言行定义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实际上表明中国意在确认二战后国际条约规定的国际秩序，联合国际力量从国际公理的角度重现构建这一秩序，以二战胜利国的资格收复钓鱼岛主权。这正是日本的软肋。

　　此轮钓鱼岛争端以来，中国首次大规模推出历史法理依据的说辞。中国央地各级媒体、专家学者从历史和法理上大篇幅阐述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依据。但是与历史依据的自说自话不同的是，二战后的国际条约依据是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日本在战后没有彻底悔罪和反省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将日本对钓鱼岛的占有归结于日本挑战国际秩序，可以减少中日之间直接对抗时日本基于国家尊严的抵抗情绪和来自民间的阻力，更有利于中国的声索。

　　但是要想从这一角度夺回钓鱼岛主权，就必须动员国际社会达成对日本的谴责和审判，必须说服当年对二战条约具有见证力量的美国和欧洲支持中国观点，在国际社会建立广泛的抗议统一战线。

　　李克强的表态是9月11日在会见到中国出席宁洽会暨第三届中阿经贸论坛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时作出的。他在谈话中，首先说的是“二战期间，中国和巴新都曾遭受日本法西斯的入侵”，而奥尼尔也对李克强积极回应，称巴新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巴新方理解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有关立场，认为日方有关做法不能被国际社会接受，国际社会应该共同维护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习近平的表态是在9月19日会见美国防长帕内塔发出的，习近平特意指出“国际社会绝不能容许日方企图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希望美方从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出发，谨言慎行，不要介入钓鱼岛主权争议，不要做任何可能激化矛盾和令局势更加复杂的事情”。

　　此外，继中国官方媒体在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9月28日投放整版“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专刊。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10月3日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署名文章《历史不容翻案》，阐述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

　　在近期的报道中，中共喉舌的《人民日报》引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和西班牙《先锋报》对日本的指责得出欧洲报纸纷纷谴责日本不反省历史的结论。在野田佳彦9月26日在联大演讲后，《人民日报》在9月28日搜罗了南非前总统伊索普、巴基斯坦媒体《每日邮报》、韩联社、新加坡《联合早报》等谴责野田联大言论的报道。

　　从习近平、李克强表态时选择了与国际人士会面的关键时刻，中国在欧美广泛宣传自己主张以及《人民日报》在报道钓鱼岛问题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营造国际社会谴责日本的氛围，可以看出中国正有联合国际社会来反对日本的打算。 来源: 多维▲◆★●■☆


永恒诱惑：国家怎样利用通胀来减债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6923

    2012-10-8：债台高筑的国家财政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一直都被视为滋生通货膨胀的温床。这样的情况也会降临在欧洲吗？虽然老百姓最怕物价上涨，但其实国家反倒希望利用通胀减轻政府的压力。

　　国家需要钱，中央银行就打开印钞机。然而货币的流通量越大，其价值就越低。通货膨胀就这样产生了。

　　“德国最糟糕的一次通货膨胀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加拿大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财政专家伯尔多（Michael Bordo）回忆道。魏玛共和国当时大量印发钞票，目的是偿还一战的战争赔款，最终导致超级通货膨胀。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运气稍好。比如美国在二战之后，就成功地通过一种经济强劲增长和较高通货膨胀的综合战术，把国家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20%降到了35%。

　　拥有“魔力”的通货膨胀

　　而如今，工业国家也面临这样的诱惑，是否要利用通货膨胀来减轻债务负担呢？因为它们几乎全都深陷于债务漩涡中无法自拔。美国的债务负担甚至超过其经济总量。意大利的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0%，德国的这一比例也有80%。而日本则是这方面的“冠军”，它的债务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30%。

　　而通货膨胀究竟是怎样对国家债务产生影响的呢？德国马普学院（Max-Planck-Institut）公共财政研究所所长康拉德（Kai Konrad）认为，通货膨胀无非就是一种资本再分配：“假如通货膨胀使得货币贬值，那么国家就会变得更富有--因为它的一部分债务就得以抵消，但是固定利率的有价证券的持有者就会变穷。”

　　康拉德还指出，一个国家的外债越多，借助通货膨胀来减轻债务负担的吸引力就越大。因为这些外国债权人就算恨得牙痒痒，也不能把这个政府选下台。这位来自慕尼黑的财政专家大概估算了一下，这个手段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是有多诱人：“假如通货膨胀率超出预期两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国家的债务负担就能减轻大约10%。”

　　听起来像一场阴谋：国家怎样通过通胀获利？

　　国家不仅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摆脱部分债务，而且还能使自己的财政更加充实。设备折旧就是一个例子，假定一个企业购买了一台机器，可以在10年之内折旧，并且将这笔折旧费用算入企业成本中去。也就是说，在10年之后，这台机器今天所拥有的价值就完全消失了。然而，由于通货膨胀的存在，这台机器的实际价值损耗要高的多，企业真正获得的利润就低于其作为纳税基础的利润，这样国家就可以获利。

　　同时，如果国家对企业的假性利润征税，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康拉德举了个例子：一位企业家用100个货币单位买了一块地皮。可能这块地皮本身的价值就是100个货币单位。但是20年后，企业家将这块地皮以250个货币单位的价格卖出去了，因为通货膨胀把它的价格炒到了天价。

　　这样就产生了150个货币单位的假性利润，而国家可以从这些利润中收税。而且，通货膨胀率越高，假性利润就越高。

　　欧元区通胀率未来将大幅上升

　　在这样的利益诱惑下，假如一个国家政府放着这么方便的手段不去利用的话，简直就是傻子了。各国央行其实已经具备了相关的前提条件。从美联储，到欧洲央行，再到日本央行，全部都已经放松银根，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这些多出来的钞票进入流通领域的还很少，但是当经济重新恢复增长的时候，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值就会一路飙升。

　　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的首席经济学家卡莱默尔（Jörg Krämer）估计，欧元区未来十年的平均通胀率将在3%到4%之间。而欧元区各国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由于货币政策主权已经让渡给欧盟层面，因此就算要利用通货膨胀来拯救债台高筑的国家，也已经没有多少行动余地。加拿大财政专家伯尔多说：“到了那一步，破产就是唯一的出路。除非有其它欧元区国家出钱来救这个国家。”来源: 德国之声▲◆★●■☆



中国"宅"现象分析:青年精神生活走向物质主义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6902

      2012-10-8 作者 : 孙其昂 以近几年才进入人们视野的“宅”现象为例来透视当代青年的精神生活与现代性所发生的碰撞。在中国，“宅”现象把个人的日常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乃至社会活动几乎在家与网络构成的体系中完成。

　　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发生的惊人变化，每个人都有着切身感受，而这些变化说到底是现代化带来的。当年轻人徜徉在时尚潮流中享受现代化成果的同时，现代性也随之跟进，出现在青年生活中。

　　当代青年的精神生活与现代性正在发生激烈的碰撞。青年精神生活的异化现象也正是这种碰撞所发出的声响，当这种异化进入青年人的生活时，一些青年就似疾病缠身，说不出扔不掉，常常让人全身不爽。

　　“宅”现象的两面性

　　我们以近几年才进入人们视野的“宅”现象为例来透视一番。

　　“宅”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是日本社会的一种特有现象，早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用来形容对动漫、电游等迷恋超出一般的人，他们是足不出户、不善与人相处的特殊人群。后传播到中国，形成中国式的“宅”现象。“宅男宅女”先后成为网络和日常生活中的流行话语，他们痴迷于某事物，依赖电脑与网络，作息时间不规律，不喜欢与人接触，喜欢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并且，“宅”的群体绝大部分是青年。在中国，“宅”现象不仅把自己的生活范围主要放在家或宿舍中，而且通过网络活动，诸如网络购物、网络写作、网络阅读、网络聊天、网络社交、网络恋爱、网络经营、网络管理等实现个人与外界的交往，个人的日常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乃至社会活动几乎在家与网络构成的体系中完成。

　　“宅”现象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产物，它是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成果，又含有现代文明的精神元素，因此被理解为现代性的表现。一方面，它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代性发展的标志，不仅标志着中国社会的宽松，使得个人比以往有更多的自由空间，还宣示了当代青年拥有令人惊讶的现代科技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令人忧虑的后果，比如，不利于青年身体健康，易导致青年社会交往能力下降，性格软弱，意志不坚，双面性格，较叛逆等。当代青年精神生活与现代性碰撞还体现在许多方面。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知识价值在现代社会成为主角，日益发挥着“第一力”的革命作用，由此也把青年精神生活引向物质主义、“资本”主义、功利主义、技术至上、工具理性的文化，甚至误入享受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泥潭，久而久之，型塑出功利、物化、感官等成为主要需求的单面人格。可见，青年精神生活需要调理。

　　“他救”与“自救”

　　青年属于时代，青年精神生活是当代社会精神文化及社会存在的反映。无论青年精神生活中出现积极现象或消极现象，都是社会通过青年反映出来的社会存在。

　　现代性的内涵，至少包括四个方面，即世俗化、理性化、主体性原则、分化。首先，世俗化一方面带来了精神层面的“祛魅”，另一方面也使得“祛魅”之后产生价值真空和价值虚无；其次，理性化既带来物质和社会层面的理性化，又使得工具理性使用过度；第三，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获得了合法性，主体性原则持续伸张，其中也各有利弊；最后，分化虽然打破了传统的一元化的国家时代，但在公共空间的发展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又走向了整合乏力。

　　现代性的这四个方面，与青年精神生活发生着巨大的碰撞。仔细观察还会发现，这些现代性已经渗透进青年生活，以当代青年生活为载体成为青年精神世界的主要元素，造成一些青年精神生活的异化。当然，问题既然出现在青年身上，也需要从青年这里寻找原因。所以，应当在现代化与现代性双重背景观照下，从社会和青年两方面来整合当代青年精神生活。

　　整合的基础是文化。当代中国社会在高速现代化的同时，也出现文化断裂的后果，这就是“无根”现象。一是160多年近代化的历史不断被打断，形成断断续续的不连贯的历史；二是文化教育在整体上存在着断裂，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都未能成为青年精神生活的真正基础，而中国特色的主流文化，本身历史短、基础浅，还未获得青年认同；三是交往空间的现代化使人们处于陌生人的世界中，许多年轻人处在“漂故土”的境遇，他们自喻是“无根的浮萍”。

　　所以，加强社会文化建设，连接文化之“根”，应是整合青年精神生活的社会前提。如果说社会对青年精神生活的指导是“他救”的话，那么，青年“自救”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诸如精神信仰的确立、思想道德的修养、创业生存能力的提高，都需要青年在自身成长中长期历练。总之，培育青年的健全人格，增强青年的主体能力，需要社会与青年的联动。

　　青年精神生活出现的异化现象，归根结底是现代性这一宏大背景的影响所致。青年需要理想，青年精神生活本质上是理想主义的，这与人类永恒地追求理想生活和理想社会是一致的。因而在现代性背景中青年们应以现代化为舞台，有理想有奋斗，发扬个性与走进社会统一起来，走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新结合之路。当然，这个全新的青年事业决不可能一蹴而就。来源: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中国航母编制结构称相当于1个舰队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10/08/2023008.html

    环球时报 2012-10-08：【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美国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网站的《中国简报》栏目5日报道称，随着中国首艘航母服役，中国未来航母战斗群的机构设置已经更清晰地展现出来。报道称，“辽宁舰”透露出来的细节帮助诠释了中国军队几十年来“军事革命”最重要的元素之一———“组织与机构革命”。中国首艘航母服役后，西方对解放军组织结构的评估将放在海空军联合部队结构的背景下。

　　报道称，“辽宁舰”的舰长和政委都是大校军衔，这意味着他们都是师级指挥官，他们所指挥的军舰也是师级单位，这使“辽宁舰”在中国军队的战斗序列中相当于一个驱逐舰舰队，比核潜艇(副师级/旅级)高出一级。

　　去年10月，美国军事观察家曾估计，中国航母是副师级单位，这一保守评估是由于他们认为航母更可能在一个整体的海军战术编队内运转，那么航母舰长将向一个整体的舰队司令报告。

　　报道称，假定中国航母战术编队不仿效美国海军的组织结构，而是以中国军队自身的组织机构为基础。作为师级单位，“辽宁舰”将拥有自己的海军战术编队，其第二级海军战斗编队将由护卫舰构成。鉴于航母在任何特遣部队中所起的作用，“辽宁舰”舰长在大部分或所有行动中，将可能担任联合战术编队司令。所以，尽管航母舰长的级别同他的护卫舰队指挥官相同，但他将能够指挥配属给他的小型舰队指挥官。

　　报道认为，“辽宁舰”作为师级军舰可能配置一个舰载机联队，舰载机联队可能低于航母两个级别，即团级。舰载机部队指挥官将向舰长直接报告，而不是向航母战斗群指挥官报告。舰载机联队指挥官对航母舰长和政委来说将是一个下级军官，这事实上意味着师级航母将是一个联合的海空战术编队。▲ (葛元芬)


美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由来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1013/201210/6084.html

    2012-10-08：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起源于230年前的瑞典，有“阳光法案”、“终端反腐”之称。1883年，英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目前，财产公开申报制度是许多国家杜绝和惩治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一种常用手段。只要发现官员个人财产与其正常收入间存在差距，官员就必须作出解释与说明，如不能提供合法所得的证据，即便没有证据证明是非法所得，也会被认定为是灰色收入而治罪。这样，那些公开收入情况与奢华生活状态明显不符的官员，就会被纷纷打出“原形”。

林海：美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由来

近日，由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名表门”引发的要求其公示财产一事颇受关注。8月26日，杨达才在延安特大车祸现场微笑的照片，引来一片批评之声。之后，杨局长又被网友爆出在不同场合戴过不同款式名表10多块。杨局长从“微笑门”陷入“名表门”，媒体和公众都要求他晒工资。

9月1日，湖北一大学生向陕西省财政厅寄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示杨达才2011年年度工资。目前，陕西省纪委已介入调查。一场车祸引发了官员公示财产的要求，让人想起上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伦理法案》的出台。

上世纪5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官员不断爆出贪腐丑闻，引发人们对政府信任度降低。1974年的“水门事件”后，美国人对政府官员的不信任达到新的巅峰。由此催生了1978年《政府伦理法案》的出台。此后，1989年对美国众议院院长詹姆士？赖特的调查进一步维护了《政府伦理法案》的权威。

美国众议院议长作为立法机构中的最高官员、仅次于副总统之后的总统继承人，其位高权重自不必言。然而1989年，赖特却在和《政府伦理法案》(EthicsinGovernmentAct)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不得不辞职谢罪。这一弊案奠定了《政府伦理法案》的历史地位，亦成为悬在诸多官员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他曾是“执着于清廉的理想主义者”

1989年，众议院议长詹姆斯？赖特贪腐弊案令世界震惊。这位美国民主党的象征和最著名的代言人以及全美仅次于正副总统的第三号人物，因个人财产来源不明所引发的丑闻，让二战之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军功精英”走下了神坛。

赖特出生于1922年12月22日。他的童年正是美国的大萧条时期。其父老赖特是一位飘泊四方的巡回推销员，在那样的艰难时代要养家糊口，其艰辛可想而知。老赖特望子成龙，常常对孩子们说人生最大的目标莫过于担任公职，为大众服务。据说，小赖特最初从政时也颇有一番雄心壮志，声称要尽全力服务于人民。

珍珠港事件后几个月，19岁的赖特中断了在德克萨斯大学的学业，投笔从戎。他参加的是陆军航空队，在太平洋战区服役。在战斗中，赖特表现勇敢，荣获“英勇飞行十字勋章”。战后，25岁的赖特进入了德克萨斯州议会。1950年至1954年，他任德克萨斯州韦瑟福德市市长。32岁那年，他一路平步青云，被选为国会议员。初到国会山时，他被人们称为“过分执着于清廉的理想主义者”。因为他把向他捐献的竞选基金最高额定为100美元，还执意公布自己的所得税回执。不过，这两种做法并没有坚持太久。

赖特经历过两次婚姻，育有一子三女。据说，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很不错：脸部肤色微红，布满了皱纹，厚厚的镜片后面一双棕色的眼睛常常能使人感到他在微笑。这是一副憨厚善良的面孔。他爱诵诗养花，可见得情趣高雅。他虔信宗教，注重精神生活——这又使人们不得不有理由认为他清心寡欲，淡泊明志。

有时候，这位职业政客也确实平易近人，体恤下情。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侍者、司机、秘书、清洁工，他从来都以礼相待，决不恶语伤人。他甚至记得司机的生日，还会去秘书家帮助修剪玫瑰。“有的政治家从来不愿意为你花费时间，”赖特的司机莱昂内尔？劳森说，“他们更多的时间惦着的是自己的小狗。可是他不是这号人。”

然而，这一切只是赖特的一面。公众对赖特并没有多少亲近感。不少人觉得他是以微笑和矫揉造作的礼貌来掩饰乖戾的脾气和争权夺利的禀性。这一点在后来对他以权谋私的行为进行调查时得到了印证。每当有人向他提起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对他的指控时，他都会勃然变色，大声喝止别人道：“少跟我谈这种琐事，别浪费我的时间！”在美国，有关赖特的传闻很多：有人说他在众议院里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他曾经威胁说要把一位众议员打翻在众议院的地板上；有人爆料说赖特当初仅以一票之多当选议长，而且主要是因为其他两位候选人同他一样令人讨厌，只好三害相权择其轻。

无论众说如何纷纭，赖特仍然官运亨通，日渐位高权重起来。然而，经济投资上的失败和家庭的不幸福，成为他滑向深渊的第一步。

1961年，赖特竞选参议员未获成功，反倒背了一屁股的债。随后经商的损失和抚养四个孩子和一位“花得总比我挣得多的”(赖特语)妻子的重担又加剧了赖特的财政困难。1971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财务情况是一团糟。”他还写道：“我欠了那么多的钱，我需要运气帮我还债。”

次年，赖特和妻子离婚，并和自己的秘书、风姿绰约的贝蒂结婚。许多评论认为，正是这次婚姻，使赖特最终走上了贪腐之路。或许这确有替赖特开脱之意，但可以断定的是，贝蒂对于赖特后30年的政治生涯影响巨大。婚后不久，她就开始“改造”丈夫的工程，先是敦促赖特戒掉一天两包烟的习惯，紧接着让丈夫抛弃普通的翻领格呢西装，换上镶边的高级黑色西服。

与此同时，贝蒂本人的花销也很惊人。有一次，她在承认自己特别喜欢山猫皮大衣和卡迪拉克轿车(她都早已拥有)时说：“事情该怪我，我比他(赖特)更喜欢精美、昂贵的东西。”仅凭借参议员的工资，赖特无法承担这些巨额开销。1977年，赖特悄悄动用98000美元的竞选基金偿还了他的私人债务——这是他后来贪腐之路的开端。

在贝蒂的怂恿下，赖特和一些所谓的经济伙伴越走越近。比如，他投资了57000美元和商人莫利克合伙开办了一家名为莫利克-赖特的投资公司。然而，公司雇佣赖特的妻子贝蒂担任“财务顾问”，四年间共付给她年薪72000美元，并提供她使用一套位于沃思堡的公寓和一辆卡迪拉克轿车。公司还向赖特夫妇派发了59000美元的红利、18001美元的利息津贴。1988年公司散伙时购买赖特所持的股份，共付给他们27万美元(现金及期票)。仅投资57000美元，却获得了近50万美元的收益回报，这样的“好事”，显然存在着利益输送的重大嫌疑。

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来源的法案

赖特之所以敢于大肆收受好处，一方面是因为贪欲作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法律的不完善。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法律并不强制要求官员公示其财产数额与来源。直到《政府伦理法案》于1978年正式出台之前，官员们仍然可以捂紧口袋，不用向公众和司法部门敞开。

长期以来，美国法律对官员的个人和家庭财产不作公开要求。这一情况在经济大萧条和二战期间开始发生改变。随着政府从亚当？斯密时期的“守夜人”变成了积极的福利国家，美国的政府项目、军费预算和公共开支暴增，官员的寻租空间随之增长，变成了手握经济大权的重要人物。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官员们的经济状况。

二战结束后，参议员莫斯向国会提交了敦促官员财产公开的提案。几年后，另一名年轻气盛的参议员巴内特也提议建立官员行为规范，来保障官员廉洁。然而，保守心态弥漫、麦肯锡主义高涨的上世纪50年代里，这些法案的进展都不顺利。直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幕僚长阿丹姆斯爆出受贿丑闻，这些激进参议员们的这些设想才得以实现。

阿丹姆斯中年从政，做过联邦众议员和新罕普什尔州州长。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的过分信赖和他本人调和内阁矛盾的出众才干，他在1950年代实际主导了整个白宫的幕僚集团。权倾天下的他一度被人称为“美国的影子总统”。然而，这位几乎一手遮天的阿丹姆斯，却因一件外套和一条地毯栽了跟斗。

1958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在调查一名名为古德凡的商人时，发现了与阿丹姆斯有关的线索。调查发现阿丹姆斯收受了古德凡一件名贵的驼毛外套和一条东方风格的地毯。虽然最终没有证据表明阿丹姆斯为古德凡争取了什么特殊政策，但这种收受礼物的行为曝光之后，引发了公众的种种非议。阿丹姆斯不得不离开白宫，从而导致艾森豪威尔内阁陷入混乱。

阿丹姆斯丑闻之后，朝野上下都意识到了监督官员收入来源的重要性。迫于压力，美国政府在1958年通过了《政府服务伦理规定》，要求任何在政府工作的人员都不得接受可能会影响其职务决策的礼物和帮助。这项规定直接禁止了接受礼物和帮助的行为，而不考虑官员随后是否有回报行为——这显然是吸取了阿丹姆斯案的教训，避免官员以“贪赃不枉法”而免责。

然而，这项规定只是一个政府的行政指导意见，尚未正式成为有约束力的规定。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国会山再次连续发生腐败丑闻的背景下，国会两院才正式成立官员行为标准委员会，开始对官员的财产来源进行全面监督。

1974年的“水门事件”后，美国人对政府官员的不信任达到新的巅峰。保守的美国国会一改过去审慎多疑的态度，开始大刀阔斧地推出约束官员行为的法案。1978年，国会总结以前的各项规定，出台了《政府伦理法案》。

根据这部法案，一切官员如果从联邦政府之外的任何来源得到的超过200美元的红利、租金、利息、资本利得，就必须进行申报；如果收受累积价值超过250美元的礼品，或者从事价值超过1000美元的贸易或业务投资，也必须进行申报。本人除主要住所外，如果进行超过1000美元的房地产购置、出售或交换，也需要进行申报。如果不予以申报，或者造假，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负责接受申报的伦理办公室可以将案情通报联邦司法部部长，并通过地区法院对该名官员提起诉讼。且不论官司胜负，单是受诉带来的丑闻冲击，就足够毁掉这名官员的政治前途。因此，《政府伦理法案》成了悬在官员头顶的清廉利剑，让官员不敢越雷池半步。

赖特案初露端倪

1988年春天，赖特作为众议院议长，正处于事业的巅峰。然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共和党议员纽特？金格里奇和一个叫做“共同事业”的组织，发起了对他的挑战。他们发表联合呼吁，要求全面调查议长詹姆斯？赖特的从政道德。1988年5月26日，金格里奇正式向众议院道德委员会指控赖特夫妇有违反《政府伦理法案》和其他法规的嫌疑，请求委员会开展调查。

最初，道德委员会并未将矛头对准赖特，而是仅仅指责他没有依据《政府伦理法案》及时报告他妻子在莫利克-赖特公司的高额工资收入，也没有报告她对于公寓和轿车的免费使用状况。在赖特的授意下，莫利克-赖特公司对委员会宣称，赖特的妻子贝蒂领取工资，是因为她是公司的“财务顾问”，一位理财能手。然而美丽的贝蒂并未能够让公众相信这一点。

1989年5月29日，道德委员会召开听证会。会上，赖特夫妇的律师萨斯曼试图证明贝蒂是一名踏实稳重的财务顾问。事与愿违的是，那天贝蒂刚进听证会的会议室就引起了一阵骚动。她穿着一件鲜艳的水蓝宝石色西装，进门先吻了萨斯曼律师一下，为了拍照，接着又吻了他一下。这些不得体的穿着和举动，令萨斯曼事后也表示“十分尴尬”。

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了赖特本人。为了确保调查的全面和公正，道德委员会特地从院外聘来了特别检察官——来自芝加哥的理查德？费伦律师，并拨款160万美元，用作调查经费。费伦律师的调查历时6个半月，调查结果可谓石破天惊。在8名助手的协助下，花费150万美元，从72名证人处取得证词，终于在1989年2月完成了长达279页的详细报告。

这份被称为《费伦报告》的指控甫一公开，就引发了全社会的密切关注。报告不仅指控赖特在前述合伙企业中获取暴利的投资行为，还将矛头指向赖特的另外五个经济问题。这五个经济问题分别是“稿费问题”、“油井问题”、“娱乐区问题”、“储蓄银行危机问题”和“蒙特利夫公司投资问题”。

报告指控赖特的五本作品获得了过高稿费。一般作者的稿费应该是版税的10%左右，而赖特的每本书都至少获得了版税的55%以上。而且书的销售情况也极不正常，常有一些特殊利益集团进行超大额购买，相当于以稿费的名义向赖特的口袋里塞钱。费伦律师指出，根据规定，众议员应邀演讲的酬金不能超过年薪的30%，但稿费收入并无上限。赖特在收取的演讲费达到了最高限额后就以卖书为手段逃避法律监管，花招不可谓不巧妙。

“娱乐区”事件和“银行危机”事件的共同点在于，赖特不合理地运用议长的影响力，对于市场和投资施加了压力。前者指的是，沃思堡市的一个游乐场项目需要资金，赖特受人之托，指示经济发展署等机构向沃思堡市贷款2250万美元。后者指的是，当德克萨斯州不断出现银行倒闭案时，赖特议长向处置倒闭案的官员施加影响，要求他们尽量保护这些银行。

至于蒙克利夫公司投资问题，则指的是一场外交场上的权钱交易。蒙克利夫家族在埃及的西奈半岛有几口油井，受到埃及国有化征收的威胁。赖特出面，向埃及政府和当时的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求情。后来，埃及政府根据比较合理的价格，收购了这几口油井。几个月之后，蒙克利夫便以极低的价格将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一口天然气井的一些股票卖给了赖特。《费伦报告》将这笔交易描述为，一笔价值82000美元的礼物——虽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赖特的外交行动和这件“礼物”之间有何直接关系。

其实，这些所谓贪腐丑闻——“官太”任职企业拿高薪开豪车、关系户大量购书以“进贡”稿费以及价值不足一年工资的“礼物”，不要说和当前一些官场潜规则相比，即使是和放在当时的美国国会议员眼中，也谈不上触目惊心。根据调查，许多议员也都参与过股票和不动产的投资。在经济上有小辫子可抓的绝非赖特一人。

许多议员担心：“如果赖特倒下去，他们都会因同样的罪行而摔跟头。”民主党议员查利？威尔森甚至公开表示，如果严惩赖特，那么“我们就是在冒险制定连教皇都没法遵守的准则。”在赖特的求援和无法说明的私心影响之下，他们纷纷动用各种资源向道德委员会施压，希望他们“点到为止”，不再继续追查。

反贪腐史上的里程碑

然而，众议院道德委员会顶住了压力。委员会援引《政府伦理法案》，认定赖特在妻子任职问题和稿费问题上违反了下述规定：“作为一名国会议员、官员或职员，不得在一年内接受与自己的公务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个人(亲友除外)、任何外国人(或其代理人)的价值100美元以上的礼物。”同时还规定：“任何国会议员……所获额外收入均不得超过本人本年度薪金的30%。此种额外收入是指工资、专业费和除版税以外的其他各项收入。”虽然赖特规避法律，巧立名目，却不能解释自己高额收入的合法来源，特别是违反了官员应该承担的公开收入并恪守伦理的义务。道德委员会决定，对此案坚决严查到底。

而在众议院之外，选民们则愤怒异常。议长不但不遵守法律，还以他人的潜规则为自己开脱。在赖特丑闻曝光的初期，75%的选民表示，“如果情况属实，赖特必须辞职”。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浮出水面，民心向背更为明显，“不管众议院怎样处理，赖特在公众的头脑中已经被定了罪。”民众还将攻击面扩大至其他议员的妻子。当时，在外兼职的远非只是赖特夫人贝蒂一人。

据国会议员配偶俱乐部主席玛丽？雷古拉估计，一半以上的国会议员配偶(妻子或丈夫)都有拿报酬的工作。其中大部分纯粹是领薪水、不干活。比如，北卡罗莱纳州选出的议员查尔斯？罗斯的妻子琼？罗斯在她丈夫领导的众议院烟草和花生委员会工作，但实际上每周只有锻炼身体时才去露一次面。这些议员也受到了民众的广泛关注和批评。

最终，在院内、院外压力之下，赖特于1989年5月31日被迫宣布辞职。这样，由于不再是议员，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对他的调查也就终止了。对于赖特来说，这确实是上策，因为等待国会的弹劾或继续受审查只会更加丢人现眼。尽管如此，他仍然受到了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的继续调查。

赖特成为了美国现代史上第一位被迫辞职的议长，其反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正如美国共和党工作人员温迪？迪莫克所说：“国会的面罩被揭开了，美国人民第一次真正看到了那儿发生的事情。”赖特弊案为后来相似的贪腐丑闻定下了基调，并在民众的心里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势：“凡是不公开财产的官员，就需要监督。”

从此以往，官员财产申报就成了政客的必修功课，而一旦指控贪腐的提案出现，相关官员就必须全力应战，翻出自己数年的申报记录和财务报表，否则就只能赶快退出政坛，身败名裂。因此，在官员和民众共同的驱动之下，官员财产申报的规定就逐年演进，不断加严。比如1993年这项法案的修正案就规定，联邦政府公职人员在离职后也禁止从事某些活动，并且要求他们在离职后特定期限内仍然就此类“灰色收入”进行财产申报，以进一步遏制官员的不当谋利和腐败。

财产申报制度作为美国政府打击腐败的有力工具，可以及时发现和铲除腐败的苗头。在政府直接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之下，美国政府官员轻易不敢以身试法。绝大多数官员都会老老实实申报自己的财产。当然，后来也发生过诸如康涅狄格州州长约翰？罗兰因曾接受免费度假、翻修乡间住宅而被迫辞职认罪的事例，但总体上各界官员人人自危，不敢小觑《政府伦理法案》。

可以说，赖特事件既是政治史上的耻辱，也是清明风气的开端。而财产申报制度，更是越发完善，并最终纳入美国行政法典的第五章，成为政制的重要基石。来源: 法治周末2012--09-05 ▲◆★●■☆


中共十八大，变革还是过渡？
http://www.zaobao.com/zg/zg121008_006.shtml

（2012-10-08）● 韩咏红

从目前公开的资料看，十八大报告对于社会呼声甚高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未深入着墨，整体创新色彩不突出。但是胡锦涛“723”讲话中，有提到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这说明，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有可能出现小突破。

　　经过前一段时期的不确定性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第四代与第五代中共最高领导人权力交接的“十八大”，确定在11月8日，即下个月的今天召开。

　　根据中共制度安排，由2270个党代表所组成的十八大，将在7天的会期内决定未来10年最高领导层的核心人选，以及未来五年中共执政基本路线与方针。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提升，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二，中国国内事务的影响早已远超出国界；再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社会矛盾凸显，治理难度陡增，在这个背景下，十八大有关人事与路线的决定是否能开启中国政治新局面，自然备受关注。

十八大报告恐少创新

　　十八大报告的内容目前属于官方机密，但今年7月23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仍透出了一些端倪。

　　这是胡锦涛在十八大前最后一次长篇发言，同时也是十八大的“定调”讲话，从官方媒体的摘要报道，以及近期一系列的解读性文宣推论，十八大政治报告的最大贡献，可能就是将三位中共前任与现任领导人的理论与观点：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都统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内。

　　从当局角度设想，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概括一切，好处是简化中共指导思想，并淡化个别领导人色彩，有利于中共在维持道统的同时，增加理论的包容性。

　　在此之外，从目前公开的资料看，十八大报告对于社会呼声甚高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未深入着墨，整体创新色彩不突出。

根据新华社报道，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了“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在制度建设和创新方面迈出新步伐”，重申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他肯定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改善民生与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内民主等党建问题。
　　其中，从“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更加注重发挥法治的作用等表述看来，十八大报告的思路是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完善，可能不会触及制度性的变革。

　　倒是在党内民主方面，“723”讲话提到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这说明，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有可能出现小突破。

人事安排谣言四起

　　十八大也将进行下一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并在十八大闭幕隔天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常委会。

　　按照惯例，政治局与政治局常委会是等额选举，也就是说，政治局委员与常委的名单，早在十八大开幕前就已由现任政治局常委与党内元老们，以非公开方式酝酿、博弈后商定。届时，这个名单将毫无意外如数当选。

　　中国政情观察者一般认为，十八大会期迟迟不定，部分原因就在于党内主要派系对下一届常委的名单，确定不下来。

　　而原本属于“入常”热门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期被盛传“入常”机会动摇。

　　今年57岁，出身共青团系的汪洋是有资格角逐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中，最年轻的一个。但年龄此时成了他的劣势。如果今年就“入常”，汪洋的资历将不断提升，甚至可能连任三届成为二十大后排名第一的常委，这恐怕不是江泽民挂帅的高干子弟系所乐见的。

　　再者，新一届常委的可能人选中，属于高干子弟与江系的王岐山（现任副总理）、张德江（现任副总理兼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俞正声（现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张高丽（现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都将在一届后退休，形成十九大以后常委会内团系力量大涨的局面，这或许也是两大派系在人事问题上没有更早达成一致的原因。

由于有多名“一届常委”，有境外分析称，十八届常委会只是过渡与铺垫，中共政坛要在十九大以后才能开启新纪元。
　　然而，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另一个微妙与复杂的形势之中。随着经济减速、社会贫富继续拉大，民众权利意识觉醒，要求加速改革的呼声更为强烈，社会耐心是否还有五年？对于这一点，候任总书记的习近平，应该心知肚明。此时此刻，最后的协商估计还在进行中，在经历过今年初薄熙来事件的政治震荡后，中国的执政者需要提出掷地有声的改革计划，以重振威望与凝聚民心，现任政治精英们是否有这样的使命与急迫感，外界在观望。

　　中共十八大，究竟会像当局所形容的，是“承前启后”的大会，还是在关键时刻“无所作为”，下个月的今天，答案即将分晓。

受访学者：党内民主需要阳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间接选举的方法产生，选举方式包括等额与差额两种，下层的选举差额较高，最上层是等额选举。换言之，下层民主空间较大，这也是“民主集中制”的另一种体现。

　　从2011年10月开始，中共中央就开始部署十八大代表选举；今年4月至7月，全国40个选举单位分别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以高于15%的差额比例选举产生2270名十八大代表。

　　虽然中共强调要提高基层人员在代表中的比例，但厅局级以上的高官仍占据十八大代表的大多数。根据官方数据，当选的十八大代表中，党员领导干部占69.5%；生产和工作第一线

党员占30.5%；其中工人党员只有169

名(包括农民工党员26名)，占7.4 %。

　　中组部官员介绍说，工人党员代表比例较2007年的十七大，已经有“较大幅度提高”。

十八大将在11月8日开幕，按照前例，会议将举行7天。闭幕当天，与会代表将选出由200多名中央委员和160多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以及由120多名委员组成的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央委员与中央候补委员以无记名、差额选举产生，但是差额比例明显小于全国代表，按照十七大的经验，中央委员选举的差额比例8.3%，候补委员是9.6%。

越不公开越没合法性

　　中共近年多次强调将提高党内民主，因此十八届中委会选举的差额比例继续提高，应属预料中事。差额比例是否会从8%左右大幅提升，将反映出高层推进党内民主的决心。

　　但评论界也一般认为，中共党内民主还没赶上1980年代。1987年中共举行十三大时，党代表选举差额比例是20%、中央委员是5%、候补中央委员是12%，当年还发生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接连落选中央委员，结果被淘汰出政治局的选举结果。

　　除了提高差额比例外，受访学者指出，提升透明度也十分关键。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对本报说，中共以间接选举产生领导人，作为阶段性的方法并无不可，但必须提高制度化水平，允许政策辩论，而且让党内民主享有“多点阳光”。

　　他说：“中共现在承认党内有竞争，那竞争是发生在哪一个环节上？党内有多元声音，多元利益已经是事实，隐藏也没有用。在一定限度内允许政策辩论并不影响党内思想统一，不争论反而达不成真正的共识。”

　　从十七大开始的“民主推荐”、内部测评等党内民主方式，细节也应该更公开，否则民众与党员都不知道中央决策与领导人如何产生，反而有损于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郑永年说：“党内民主就是允许一点点竞争，但如果没有明文规则，那大家去搞潜规则式的竞争，结果很危险。薄熙来的做法，就是潜规则式的竞争。
　　“无论是制度或者政策，都必须让老百姓知道决策的细节。现在老百姓消息很灵通，你不告诉他们，大家就瞎猜，搞得整个中国谣言满天飞，大家对未来感到焦虑与不确定性，这其实是可以克服的。”▲◆★●■☆


中日东海岛屿之争大事记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diao-yu-20101004/1520263.html

    剑拔弩张钓鱼岛：前朝今日(一)
 
雨舟  10.06.2012：华盛顿 — 西方媒体证实，日本右翼政治人物、东京市市长石原慎太郎要求日本在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建筑港口设施。与此同时，七艘中国军舰10月4日穿过冲绳群岛中的两个岛屿驶向太平洋。美国方面近日则先后出动九架“渔鹰”飞机前往冲绳县的空军基地。这一切都使得钓鱼岛局势犹如箭在弦上。那么在中日这场领土纠纷中，双方的领土要求基于那些佐证呢？

*《纽约时报》抖出史料*

美国《纽约时报》继9月19日刊载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研究员邵汉仪(Han-yi Shaw)的文章“钓鱼岛/尖阁诸岛背后不方便的真相”(The Inconvenient Truth Behind the Diaoyu/SenkakuIslands)之后，10月4日刊出日本静冈县立大学助理教授高如仁司(TAKAYUKI NISHI)的回应。后者反驳邵汉仪关于日本以战利品的方式于“1895年从中国手中偷走钓鱼岛”的说法。

 剑拔弩张钓鱼岛：前朝今日(一)   
 
雨舟10.04.2012：华盛顿 — 被媒体称为“可至瘫亚洲经济”的中日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争端之火继续燃烧。中国海监船连日来连续出入该岛群水域，日本海岸警卫队则在周围水域巡逻，而两艘美国航母据报近日也在东中国海海域停留。纵观历史，围绕钓鱼岛的争端演变至今并非一日之寒。

*专家：泛历史主义解释不可取*

中国政府称，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可以追溯到明朝。

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杨中美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十分重视历史文献的记载。明朝中叶，使者出使琉球时记录了钓鱼岛的存在，将钓鱼岛作为地理标志，称“经过钓鱼岛之后便是琉球群岛”。
 
杨中美说：“明朝时尽管有关于钓鱼岛的记录，但是并不能因此解释为中国所有。泛历史主义的解释我认为不可取。但是，清朝的确存在明确记载。文献说，慈僖太后将钓鱼岛赐给盛宣怀，显示中国的确对钓鱼岛拥有管辖权和主权，即清朝已经将钓鱼岛收归版图。”

据称，清末官员盛宣怀因为取用钓鱼岛上的鸟粪调制药物为慈僖治愈风湿病而获得慈僖的欢心，因此获赠此岛。

*日本1885年承认中国主权？*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研究员张启雄称，中国封建王朝历来通过“德治”而非武力将统治推至超越本土边界，使皇帝成为周边地区的“道德宗主”；周边地区则通过向中国政府进贡获得无法从其他渠道得到的交易机会，同时，中国王朝赐予的礼物和头衔有利于地方统治者对臣民的统治。

张启雄说，清朝时，包括琉球群岛(现日本冲绳县)在内的多数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都接受向中国政府进贡的关系；正值“江户时代”(Tokugawa period, 1603-1867)的日本则没有保持与清朝的这种进贡关系。

日本称，它于19世纪后期对钓鱼岛进行了10年的勘测，发现无人居住，于是在1895年1月14日在岛上树立主权标示，正式将列岛归为日本领土。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法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邵汉仪日前在美国《纽约时报》撰文称，经查阅日本国立公文馆(Japanese National Archives)、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Diplomatic Records Office)和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Library)等日方未公开的资料，明治维新时期(1868-1912)的日本政府早在1885年承认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未完待续)▲◆★●■☆


剑拔弩张钓鱼岛：前朝今日(二)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diaoyu-series-20121006/1521597.html

2012年10月08日星期一：此前，“纽时”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评论中说，尽管中国1945年1970年间似乎默认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但是，如果平衡看的话，邵汉仪提供的中国主权论证据“看起来很有力”；而“最有趣的证据”来源于邵汉仪挖掘的早期日本政府的文献。

据邵汉仪的说法，日本在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吞并钓鱼岛时，把它归入冲绳县管辖，而“尖阁列岛”这个名称是一名日本学者1900年开始使用后来被日本政府采用的。邵汉仪还写到，在1945年关于台湾行政安排的协议中，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接受那项协议，是因为当时不知道无人居住的“尖阁列岛”实际上就是以前的钓鱼岛。

日本学者高如仁司则在反驳文章中从国际法庭、国际惯例和“钓鱼岛为琉球群岛一部分”的观点出发捍卫其日本主权的论点。他称，中国的《人民日报》1953年1月8日在“资料版”中定义琉球群岛时将钓鱼岛包括在其中；中国1970年以前曾经要求美国管理下的琉球人民自己决定其主权归属，其中包括回归日本的选项。

*日方认历史无关紧要*

台湾知名作家、评论人士亮轩对美国之音表示，从地质构造上看，钓鱼岛与大陆-台湾同属一个大陆架，不过这并不足以证明其主权。然而，百年前的国际地图却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他自述，曾经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有关钓鱼岛的文章时，特别使用和刊载过一份家族拥有的英国上世纪初出版的地图。该地图对钓鱼岛的称呼是“钓屿”。

亮轩说：“这是一份英国1900年代印刷的彩色地图，其中的钓鱼台(台湾名称)的英文名字为‘钓屿’，而‘屿’字使用的是中文古代的发音Xu。”

专攻中国史、日本史等领域的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者李再文(Joyman Lee)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表示，早期地图的确能够证明钓鱼岛的历史归属。

李再文指出：“地图能够加强中方对钓鱼岛的主权宣誓，而且也证明当时其他国家也承认它们归中国所有，同时反驳日方关于钓鱼岛为‘无主权岛屿’的说法。”

李再文说，中方的立场一直建立在钓鱼岛在甲午战争之后作为台湾的一部分被交给日本、因此1945年之后应该归还中国的基础之上；日方的态度则是，这些岛屿的历史归属“无关紧要”。(未完待续)▲◆★●■☆


中国目前实行的其实是“国家资本主义”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6894

　　 2012-10-8： 在一个偏袒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体系中，存款利率被压得很低。有限的储蓄正在贬值，这让工薪阶层在不断上涨的物价面前感到脆弱。如果再这样下去，中国或将步日本后尘，想要改变现状。只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问题是，中共能够成功策划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经济结构调整吗？

　　中国吉林——王建平（音）和他的妻子淑娥（音）在中国算是相对富裕的一对夫妇。他们有相当于1.6万美元的家庭年收入，是中国平均城市家庭收入的两倍以上。

　　他们在这座位于中国东北部的工业城市里拥有一套面积不算太大的三居室住房，还支付了自己的儿子去北京著名的清华大学学习电气工程的学费。即便用节俭的亚洲标准衡量，这对夫妇的节省程度也很惊人，他们在一家国有银行里有相当于5万美元的存款。

　　然而，和很多其他的中国家庭一样，王家人仍感到有很大的经济压力。他们没有车，而且很少去购物或者到外面吃饭。这是因为，他们的储蓄金正在贬值，虽然这不是他们的过错。

　　在这样一个偏袒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而非工薪阶层的经济体系中，政府人为地把存款利率压得很低，使其跟不上中国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同时，薄弱的社会安全网、过低的工资水平，以及飙升的房价等其他由政府影响的因素，制造了一种囤积的冲动，促使很多人不断地储蓄，以防患不确定的未来。

　　的确，正如经济学家所说，出口和政府在高速铁路系统等大型项目上的投资推动了中国经济这十年间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投资的背后不是消费，而是家庭储蓄——13亿中国人的存款。

　　一些专家把这种体系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它依靠把中国普通家庭的财富转移到国有银行、政府支持的企业，以及 那些与该体系有密切关系、得以从中牟利的少数富裕者手中。

　　与此同时，像王建平夫妇这些正在努力奋斗的中产阶级家庭，却无法享受到中国经济奇迹的全部果实。

　　摩根大通(J. P. Morgan)的前任高管卡尔·E·沃尔特(Carl E. Walter)说，“这是整个体系的基础。”他是《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之下的脆弱金融基础》(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一书的共同作者。

　　沃尔特说，“银行听从共产党的安排来决定向谁发放贷款。所以，他们牺牲了普通家庭储户的利益，来为国有企业谋利。”

　　这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中国要继续充当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经济增长引擎之一，就必须培育出一个能够从世界上购买更多产品和服务、并能更充分地分享国家财富的消费阶层。

　　然而，过去十年间，中国的消费支出在整体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非但没有增长，反而显著下跌，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降到了35%。目前，这个数字在世界上所有大经济体中位于最低水平。（即便在美国当前非常不景气的经济情况下，这个比重也在70%左右。）

　　一些专家发出警告，除非中国提高自己国民的消费能力，她很可能会逐渐陷入经济缓慢增长的困境，目前美国、欧洲及日本就处于这种状况。就今年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降温。

　　“这种增长模式已经过时了，”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说。“如果中国要持续增长，就必须改变这个体制。他们必须停止损害普通家庭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在最新的五年计划中允诺要推动个人消费。然而，这么做有一个风险，会损害中国当前金融体系的一个支柱：为国有银行提供资金的家庭储蓄。

　　在吉林这座以化工制造为支柱产业的城市中，国有银行因拥有大量的储蓄账户而资金充沛。银行以低息将这些资金借贷给企业受益人，其中包括房产开发商，进而推助了房地产投机的泡沫，使房价涨到了很多消费者都无法企及的水平。很多中国城市都靠这种模式发展。

　　同时，位于北京的中国央行，也依赖于中国巨额的消费者储蓄来帮助其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大笔投资，从而人为地将人民币汇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人民币的低汇率使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低价，维系了中国强大的出口经济。但这样做使很多中国人买不起进口商品。

　　关于北京和上海地区的新贵阶层抢购苹果手机(Apple iPhone)、古驰(Gucci)手袋，以及劳力士(Rolex)手表的新闻报道，可能会让西方做起商业美梦，以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然而，在吉林和很多内地城市，消费者的选择仍然限于暗淡的国营商场和家庭店铺。这些城市里的国际“名牌”大多是露天市场上卖的冒牌货和仿制品。

　　在河南街旧货市场上最近一个工作日里，人们在一堆堆衣服中挑挑拣拣，其中有要价3美元的印着米老鼠图案的T恤，还有5美元一件的仿冒耐克(Nike)运动装。仅在几米之外，有一家耐克专卖店，里面出售的正品要价35美元，但却没有一个顾客光临。因为消费者的购买力太低，很多国际品牌都不屑于在吉林这样的城市开设专卖店。

　　随着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形势走低，中国继续依赖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正在受到限制。中国政府明白，赋予中国消费者更多购买力有多么重要。中央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甚至还为他们购买汽车和家用电器提供了一系列补贴。

　　问题是，政府是否能改变中国根深蒂固的经济体系以产生真正的效果。“中央政府承诺，要提高消费在GDP中所占的份额，”长期担任政府顾问的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稻葵说。“问题是，应该怎样提高。”

　　储户：生来节俭不得已而为之

　　如果中国要提高消费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就必须鼓励像王建平这样的人大大地改变他们的习惯。现年52岁的王建平是一个公路设计专家，与他同龄的妻子曾是一名会计，七年前因为健康原因退休。

　　“我们十分传统，”以养老金为主要收入的王太太说。“我们不愿意今天花明天的钱。”

　　但是，明天的钱也许不像今天的这样值钱，尤其是在储蓄账户只有3%的利率，而通货膨胀率达6%甚至更高的情况下。

　　然而，除了把月收入的近三分之二存放到银行里，王家人找不到更好的选择。他们害怕把钱投到中国因波动剧烈而恶名远扬的股票市场。而且，中国法律严格限制了他们在海外投资、或者以其他方式把资金转移到境外的能力。

　　王家人也没有充足的资金或者足够的勇气，去参与房地产投机。目前，一些中国人把这种方法视为获取投资回报的少数几种方法之一，泡沫一旦破裂，就能证明这样做是多么冒险。

　　和很多中国人一样，王家人存款是因为他们担心飞涨的食品价格和高昂的医疗费用，人民共和国早已不提供公费医疗了。他们也为能否给儿子买一套房而担心，在中国，人们指望父母能为自己的儿子结婚时承担这项花销。

　　“如果你有女儿，花费就不会这么大，”王淑娥说。“但如果有儿子，你就得存钱。”

　　房价已经成为推动百姓增加储蓄的关键因素。分析人士说，在这方面，政府的政策也正在把财富从普通家庭手中转移出去。

　　以王家人为例，他们正在被迫搬迁，为市政府授权的新房地产开发项目腾地。中国各地政府都把这类开发项目当做一种轻而易举的赚钱途径。

　　虽然王家人和其他住户都得到了一定数额的拆迁补偿，但是吉林市政府把那块土地卖给了一个开发商，而这个开发商则打算拆除现有的住宅楼，修建一个更高密度、更加昂贵的新住宅区。

　　王家人不知道他们能否用所得到补偿金买到一套与自己现在住的差不多的房子。但据估计，开发商和当地政府将会共同获得超过相当于5000万美元（约3亿元人民币）的利润。

　　政策的历史：防止了一次危机，却培养了一种习惯

　　中国希望最终能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为什么故意压制能够帮实现这个目标的消费者市场呢？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政策源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所形成的习惯。那时，中国庞大且无竞争力的国营企业的膨胀，几乎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突然间，随着国有企业濒临破产，国有银行里充斥了几千亿美元的不良贷款；很多银行也随之面临破产。

　　为了避免发生危机，中国政府批准国有企业让几千万职工下岗。1999年，其中一家、也就是大型石油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宣布解雇了100万职工。为了支撑银行，政府加紧了对利率的控制，包括大幅度降低支付给储户的实际利率。定期储户在2002年可以得到排除通胀因素之后3%的利率，而如今，如果把通货膨胀考虑进去的话，这些储户实际上会损失3%到5%。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银行能够给国有企业提供极其廉价的资金，同时也能获得大笔利润的原因。这也是银行能为大型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项目提供充裕资金的原因。除了高铁，还有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巨大无比的三峡水坝。

　　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府打破了存在已久的“铁饭碗”制度，不再提供终生就业和由国家包管生老病死的福利。政府将社会服务——包括住房、教育、和医疗——的高额成本更多地转嫁到了普通家庭和私营企业身上。

　　所有这些措施形成了现在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政府控制下的市场体系。这些措施十分有效，不仅帮助中国行将破产的银行和国有企业死而复生，还推动了中国经济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但是，这个体系也让国民个人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我们也想花钱，但是在交完各种费用之后，我们真的已经所剩无几了，”34岁的杨阳（音）说。她是一所学校的行政人员，和当警察的丈夫，还有10岁的儿子住在吉林市。“虽然我们的孩子上的是公立学校，我们仍需要支付课外补习班的费用，每个孩子都要上补习班。几乎每个家庭都会这么做。所以我们必须这样做的压力也很大。”为了省钱，杨阳一家三口最近搬去和她的父母同住。

　　据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R·拉迪(Nicholas R. Lardy)计算，仅2008年一年，政府政策的结果相当于向中国普通家庭征收了高达相当于360亿美元的隐性税，大约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拉迪说，过去十年间的隐性税总量也许高达数千亿美元，这些钱实际上是银行从消费者手中拿走的。

　　实际上，这些扭曲的政策所造成的普通家庭花销可能更高，因为拉迪的计算中还没有考虑人为抬高进口商品价格这类的隐形成本。

　　很多中国经济学家认为，这种促进了经济腾飞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已经开始产生相反的结果。

　　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经济学家许小年说，“中国早已进入收益递减规律效应明显的阶段。”

　　许小年认为，中国有重复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所犯的错误的危险。当时，日本过久地依赖于出口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忽视了国内市场，并且允许房价飙升。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泡沫破裂以来，日本经济从未曾真正恢复元气。

　　“如果我们不改革的话，就会步日本的后尘，”许小年说。“我们已经看到了所谓的日本病的早期迹象。中国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投资所带来的增长却越来越少。”

　　对变化的预测：激进彻底的改革，但却触手可及

　　一些经济学家预测将会有重大变化出现。他们指出，中国政府有财力，也有能力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做出大调整，就像90年代末期那样。但这一次，会对人民有利。

　　“过去，中国曾面临更严峻挑战，”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Columbia Business School)教授魏尚进说。“我并不怀疑他们想改革。问题是，他们能够成功策划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经济结构调整吗？”

　　当然，像麦当劳、耐克和宝洁(Procter & Gamble)这样的跨国公司扔在投入几十亿美元的赌注，认为中国将会在近几十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

　　然而，增长消费必然要求中国对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需要让国有银行摆脱对吮吸普通家庭积累的依赖，还要强制国有企业付出更高的借款利率。这也意味着，要让人民币上升达到其自然价值。换句话说，这意味着，要彻底打破当前让中国发展如此迅速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北京大学教授佩蒂斯说，“为了让消费快速地增加，你必须停止从普通家庭的口袋里掏钱。”来源: 纽约时报▲◆★●■☆


李源潮总结党管人才基本经验
http://news.stnn.cc/china/201210/t20121008_1804796.html

2012-10-08： 星岛环球网消息：《人民日报》节选刊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8月24日在加强党管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如下：

    党管人才，应该管什么？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要把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履行好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的职责，使人才工作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2003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在加强党管人才工作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我们要认真总结，从中得出规律性认识，努力提高党管人才工作水平。

　　第一，加强科学理论指导

人才理论创新对人才发展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引领性作用。胡锦涛总书记2003年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科学人才观，是科学发展观在人才工作领域的具体运用，是对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人才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科学人才观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党管人才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党的十七大以来，我们把宣传和普及科学人才观作为党管人才的重要任务，让人才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资源、人人皆可成才、人才优先发展、人才以用为本等新思想新理念逐步深入人心。江苏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编写的《第一资源——科学人才观简明读本》几个月来已发行近60万册。中组部组织编写的《科学人才观理论读本》和《科学人才观实践读本》也即将出版。科学人才观的普及和应用，有力地促进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才、解放科技生产力。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就是科学人才观指导的国家行动方案。实践说明，党管人才首先要管理论指导，不断推动人才领域的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科学人才观指导人才工作实践。

　　第二，推进人才强国战略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可持续发展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三大国家战略，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都要靠人才来支撑。坚持党管人才，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党的旗帜下团结全社会各类人才，调动最大多数人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全力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党的十七大以来，我们结合贯彻实施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推动人才强国战略向人才强省、人才强市、人才强县、人才强企、人才强校、人才强院战略深化，使人才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加快确立。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先后召开了8个人才工作片会，国务院国资委专门召开了中央企业科技人才工作会议。在这次地方党委换届中，人才战略普遍写进了各地的党代会报告。实践证明，加强党管人才工作要始终把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为根本任务，坚定不移地走人才强国之路。

　　第三，制定人才发展规划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首先要制定国家和全社会的人才发展规划。经中央批准，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从2008年3月开始，组织人才工作专家和有丰富经验的实际工作者，用两年时间编制完成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于2010年4月颁布实施。这是我国第一次对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出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在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的引领下，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5个副省级城市和97%的地级市、90%的县(市、区)都编制出台了人才发展规划；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等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规划，装备制造、生物技术、金融财会、国际商务、防灾减灾等18个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人才规划编制工作都已完成。以国家人才发展规划为龙头，上下贯通、衔接配套的全国人才发展规划体系基本形成，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自上而下有了全社会协同的“路线图”。实践证明，规划具有科学性、稳定性、预见性，加强党管人才工作，必须认真抓好人才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善于用战略思维、开放视野、发展观点谋划和推动人才工作。

　　第四，研究重大人才政策

人才政策是做好人才工作的基本依据，以政策创新带动人才体制机制创新，是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确定的人才制度发展路径。党的十七大以来是中国人才政策创新的活跃期。“千人计划”的实质是通过特殊政策来吸引和使用海外高层次人才，即将启动实施的“国家特支计划”也是一个运用特殊政策来破解当前高层次人才受约束难以崭露头角的政策性人才计划。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确定的10项重大人才政策共有72个政策点，目前43个已经出台或即将出台；36个部委计划制定配套政策323项，已出台168项。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制定人才政策900多项，已出台370多项。实践证明，党管人才最有力、最直接的手段就是领导制定重要人才政策，通过政策创新不断解决人才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第五，实施重点人才工程

这是落实人才发展规划，推进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力抓手。中科院的“百人计划”，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百千万人才工程”等，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北京市的“优秀人才培养资助计划”，广东的“百团千人引才行动”，江苏省的“333”工程，湖北省的“3551”重点产业创新团队建设计划等，对培养吸引使用优秀人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人才发展规划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紧迫需求，提出了12项重大人才工程。这些工程现已全部启动实施，国家财政安排预算1000多亿元。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国家层面已引进2793人。实践证明，加强党管人才工作，要善于以重大人才工程集中国家力量、汇聚社会资源，充分使用和有效培养人才，引领和推动各类人才队伍建设。

　　第六，改革人才体制机制

科学培养人才，广泛聚集人才，用好用活人才，最根本的是要有一套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党的十七大以来，我们按照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确定的改革任务，完善党管人才的领导体制、改进政府人才管理方式，推进人才培养开发机制、评价发现机制、选拔任用机制、流动配置机制、激励保障机制的改革创新，不同程度地破解了许多束缚人才脱颖而出和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了人才创新创业的活力。以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代表的一批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发挥了先行先试作用。实践证明，加强党管人才工作，必须抓住人才发展的瓶颈制约，大力推进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营造有利于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制度环境。

　　第七，直接团结吸引重要人才

直接联系服务一批高层次人才，是加强党管人才工作的重要内容。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中央直接联系的专家现已达到4400多人。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和习近平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每年都要亲自登门看望那些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德高望重的老专家。2009年，中央专门邀请优秀人才参加国庆60周年观礼活动，胡锦涛总书记亲切接见参加国庆观礼的海外留学人才代表。中央已14次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和人才代表到北戴河暑期休假。最近两年，中组部通过直接访谈和座谈，听取了400多名中央联系专家的意见，还请200多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写了“我的中国梦”。实践证明，加强党管人才工作，需要以思想联系为重点，直接团结吸引重要人才，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这对于广泛聚集人才、荟萃民族精英，更好地把各类优秀人才集聚到党的周围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第八，加强人才工作的统筹协调

这既是党管人才的重要内容，也是党管人才的重要方法。人才工作是社会发展系统工程，涉及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组织部门作为党管人才的牵头抓总职能部门，决不能只靠自己抓人才。这些年，人才工作的重大事项、重要文件都是由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集体研究，各成员单位共同讨论，各部门分工落实的。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的编制，重大人才工程的实施，全国人才资源统计等重要人才工作，都是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密切配合完成的。实践证明，加强党管人才工作，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充分依靠和调动各职能部门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以上8条是党管人才的基本职责，也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党管人才的基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