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学习时报：勿用某词出现次数等方式简单解读中央精神
http://news.cntv.cn/china/20121022/100653.shtml

2012年10月22日：中央的每一次重要会议一经闭幕，各地都会迅速掀起学习领会会议精神的热潮，一些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也炙手可热，被各地争相邀请并在电视、网络、报纸等各种媒体上做会议精神的文件解读。

　　如何深刻领会中央的会议精神，解读非常有必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场合解读被庸俗化、片面化了。例如，一些人为了证明文件里某个提法重要，用该词语出现的具体次数来说明；为了证明文件里某句话深得人心，用大会上与会者鼓掌的次数来佐证。诸如此类的文件解读，让人误以为不够这样次数的问题就不重要，这不仅不能让人正确领会中央的会议精神，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央精神的理解和落实效果。

　　对中央精神，必须从大局和战略高度来解读。中央的每一次重要会议，都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站在理论高度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并对未来做出重要战略部署，是具有鲜明时代感的。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以及技术高新化的大发展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从国内看，我国发展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生活已显著改善，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信息化的快速推进，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发展机遇期。在这个机遇期里，面对诸多新旧交织的复杂问题，如何再次大有作为，需要我们用新的眼光、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来解决问题。只有对所处的时代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能对中央的精神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切不可离开大局、大战略，对中央精神用某个词出现次数等方式简单地解读。▲◆★●■☆



日本“妥协”的假象暴露无遗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日本的这种说一套做一套，软硬兼施的伎俩再次反映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缺乏公理，只能运用玩手段的方式来与中国对抗。

　　中评社北京  2012年10月22日电（评论员　彭念）据日本共同社10月10日报道，日本政府正在研究一份有钓鱼岛问题的妥协方案，拟在坚持“不存在主权问题”这一原则的同时采取“认识到”中方主权主张的立场。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罗照辉10月11日应邀访日为新一轮副外长级钓鱼岛问题磋商做准备。在访日期间，罗照辉同日本外务省亚大局局长杉山晋辅就钓鱼岛争端交换了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此次两国外交部亚洲司长在日本就钓鱼岛争端交换意见，目的就是为两国副外长新一轮磋商做准备。

　　这似乎表明日本已经开始向中国妥协，真心实意的希望解决钓鱼岛问题，以避免给中日关系带来进一步的伤害。然而，接下来的事实却使得日本“妥协”的假象暴露无遗。几乎在日本宣布中日将就钓鱼岛争端进行副外长级磋商的同时，日本外务省又赶印《尖阁诸岛主权归日》的宣传册子，并准备翻译成10国语言，以便外交官对外阐明日本的立场。

　　紧接着，玄叶光一郎外相又表示将在10月16日到19日期间出访法英德三国，向其阐述“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之主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外相此行的目的是对抗中国，争取得到欧洲主要国家的支持。在宣布出访欧洲日程的10月12日，玄叶光一郎表示，希望此行能够有助于形成“对我国有利的国际舆论”。由于法英德与日本都是八国集团的成员国，“是对形成国际舆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因此日本希望得到来自这些伙伴国家的支持。

　　日本的这种做法不仅招致中国民众的反感，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也对此感到气愤，这无疑弱化了中日政治交往的诚信基础。诚信乃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的基础，没有诚信，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就会陷入停滞，甚至引起误解，爆发战争。日本此次“妥协”假象完全将日本缺乏诚信的行径暴露无疑，中国对日本政府的信任度将不得不再次降低，而中日政治互信濒于冰点的现状将提高中日政治误解所造成冲突后果的可能性。

　　此外，经过中日几代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中日关系虽然政治上乏善可陈，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却不断提高，成为维持中日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然而，日本不顾中国反对，执意将钓鱼岛国有化的蛮横做法以及在争端中玩手段的卑劣做法使得中日政治关系急剧恶化，这不可避免的影响了经济领域的合作，弱化了这条维系中日友好关系最重要纽带的链接作用，这于未来的中日关系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十八大”期间全国封网 预留调整时间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2/10/201210221254.shtml#.UITlKmekzEk

2012年10月22日源：中国IDC圈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为确保“十八大”期间电信网络安全，将于2012年11月7日至“十八大”会议结束之日24：00期间“封网”。“封网”期间各基础电信企业应停止主要通信干线和枢纽的施工、系统割接、版本升级和网管数据制作等工作。
    
    在“封网”期间如因业务及网络需要调整，可在不影响网络运行安全的前提下，经集团公司批准后，在每日凌晨0：00至5：00内实施必要的业务及网络调整。
    
    “封网”具体要求如下：
    
    一、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深入做好电信网络运行安全、安全生产和互联互通管理工作，做到思想重视、组织保证、措施到位、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各级相关负责人、联络员和信息员应确保24小时联络畅通，遇有电信网络运行重大事故，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和预案妥善处理，并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二、各基础电信企业要做好国际电话网、国内长途电话网、固定本地电话网、移动通信网、互联网骨干网等重点网络、设备和线路的检测和巡查，及时排除故障隐患。加强对通信枢纽、干线等重点部位的“四防”（防爆炸、防火灾、防破坏、防盗窃）工作。要在北京做好人民大会堂、新闻中心和代表驻地等重点地区的通信保障，不得擅自中断通信线路。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要加强辖区内电信网络运行安全、安全生产和互联互通的监督管理，对影响网络运行安全和互联互通的各类违规事件予以从严、从重查处。
    
    四、2012年11月7日0：00至“十八大”会议结束之日24：00，各基础电信企业应停止主要通信干线和枢纽的施工、系统割接、版本升级和网管数据制作等工作。在此期间，预留每日凌晨0：00至5：00为业务及网络调整的窗口时间，可在不影响网络运行安全的前提下，经集团公司批准后，在窗口时间内实施必要的业务及网络调整。
    
    “封网”解释：
    
    “封网”是电信运营商的专门说法，不是关闭网络和封闭网络、停止对外的访问接口，而是停止升级、割接、设备入网等工作，停止对网络影响较大的操作活动，以保障网络的稳定运行。当然，“封网”不代表不维护网络，如果遇到网络故障，仍然需要第一时间处理。▲◆★●■☆



党报释出习近平政治路线 带领中国第3次飞跃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2/10/201210221021.shtml#.UITfo2ekzEk

2012年10月22日  (明镜网)中共领导人接班在即，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位的习近平即将于11月8日召开的十八大上正式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也是最高中共领导人的位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与中共党内杂志《求是》皆释出了新的讯息，开始为习近平将要走的政治领导路线作一些介绍和美化。
    
     《人民日报》为习近平策划“新政治观”
    
    　　10月11日，《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发表了一个包含七篇文章的特别策划，讨论建立一个”现代”或”新”的政治观。其中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在其《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一文中表示中国政治改革迟迟未上路不是因为惧怕民主，而是”理论准备不足”。”理论准备不足”一词因此开始在中国网民间流行并遭到讪笑。
    
    　　《华尔街日报》旗下的《中国实时报》(China Real Time Report)10月12日的报导表示，非常多的中国网民对此言论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又是一个中国共产党政府不进行改革的藉口，尤其是一个在十八大召开前试图解释为何中国共产党无法解决许多问题的藉口。报导甚至引用了一些中国网民在微博上利用”理论准备不足”所造的句子，例如，“我不害怕婚姻，只是我还理论准备不足”，“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午餐暂缓”等。
    
    　　严肃的批评者则提醒大家邓小平的改革是抛开理论而来的。批评者认为，邓小平在进行经济改革时，曾表示不管黑猫白猫，只要住抓老鼠就是好猫。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中国的经济在过去三十年来有爆炸性成长。
    
    　　《中国实时报》报导指出，中国国内认为中国还无法进行改革的声音，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更不限出自于老一辈中国人。2011年年底，知名青年作家韩寒就曾主张中国不会出现“丝绒革命”(指前捷克斯洛伐克在1989年的和平演变)、也无法在短期内进行民主改革，随后引起热烈讨论。
    
    　　然而，不管“理论准备不足”是中国共产党的藉口与否，公方彬和其他于此特辑内发表有关新政治观之文章的作者们的真正意向和特辑所代表的意义，似乎不仅如此。
    
    　　习近平：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
    
    　　《亚洲时报》(Asia Times)的吴宗(Wu Zhong，音译)在10月17日的报导中表示，官方《人民论坛》所发出的新政治观特辑所代表的是习近平将来的政治路线。吴表示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共产党内部开始对习近平将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由“革命当”转为“执政党”这个政治路线，进行美化。
    
    　　报导表示习近平早于2008年9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的演说中，就已提及这个策略。习说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性的党成熟过渡到一个将在中国长久执政的党；他并表示希望所有的党员、尤其是官员皆能基于这个改变而有所调整。在当时就已经有许多评论表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突破、是抛开马克思主义中心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中的革命与阶级斗争。
    
    　　吴宗认为在习近平接班前的几週，中国共产党终于开始了对习的此政治路线的昭告。吴特别强调《人民论坛》宣称自己是中国内最有份量的政治刊物，每一期皆发与每个层级的领导人，包括中央、省级、市级、以及县级，由此可见这个“新政治观”是得到最高层的许可的。
    
    　　特辑的前言介绍表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第63週年前夕，也是十八大前夕，一个中国共产党必须去面对的问题即是如何避免一个朝代从建立到腐败最后衰亡的“历史週期律”，以继续领导中国。而在中国网民间引起讨论的公方彬的文章，即是此特辑的前言介绍后的第一篇文章。
    
    　　公方彬在文中大方承认中国人民在30年经济成长后并没有觉得比较快乐。相反，社会冲突加剧了。其主要原因是政治改革停滞。他因此认为现有的政治制度无法与经历了30年经济改革后的中国相容。为什么政治改革滞后呢？ 公方彬强调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建立一个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新政治观”。
    
    　　公方彬的“理论准备不足”是指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的理论不足以支撑现的执政党。革命的语言是暴力，治理国家则是要强调平衡与妥协；革命时需要强调与激化阶级斗争，但治理国家时需要的却是尽可能减少社会对立与不同；(共产)革命是要以剥夺一个阶级的利益以保护另一个阶级，但作为治理国家的党则是要满足所有社会阶层与团体的利益要求。
    
    　　另一篇文章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党的这种思维持续影响党对现下中国的问题的看法；而这种思维迟迟无法改变的原因是由于既得利益者的团体皆试图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东认为要改变这种思维、使共产党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当，靠的是法治。共产党作为一个领导全中国的党必须对全中国人负责，它必须放弃一些只针对某个阶级的政治运动。
    
    　　吴宗表示在这次关于“新政治观”的特别策划中，七位作者皆提到共产党的转向以及法治。但吴也强调，虽然这代表他们主张共产党应进行改革甚至扩展民主政治，但这些皆强调前提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习近平很有可能就是带领中国做第三次飞跃的领导人
    
    　　虽然公方彬在《人民论坛》的文章开头便提及毛泽东，表示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程里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的飞跃”，但是这只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而言。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二次的飞跃则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有效解决了民生问题”。吴宗认为公方彬主要是要暗示，运用“新政治观”进行政治改革的习近平很有可能就是带领中国做第三次飞跃的领导人。
    
    　　但是这个飞跃只在共产党历史上与毛泽东有延续性上的关联，在政策方向则需与其分割。吴宗认为“政治观”代表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的革命政治走向划清界线，不再标榜阶级斗争或共产党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虽然中国共产党早在1997年就偏离了其党章中确定的中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宣示，吸收“资本家”为党员，但是吴认为这次由官方背书的理论宣称，代表了共产党的理论论述终于赶上了其作为。
    
    　　无独有偶，10月16日发行的党刊《求是》《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表示，“改革开放成绩不容否定倒退无出路”，可以说是针对标榜毛泽东路线之新左派的批判的一种暗示。
    
　　《时代杂志》认为16日发行的党刊是在十八大前的最后一期，因此其中的专文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具有弦外之音。《时代杂志》的记者汉娜‧毕琪(Hannah Beech)表示有迹象显示毛泽东及其思想在文章中刻意被淡化。毕琪说明中国政治的口号向来是制式的，首先是称颂党以及马克思。
    
　　毕琪说明中国政治的口号向来是制式的，首先是称颂党以及马克思，接着就是四大领导者的影响，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景涛的科学发展观。
    
    　　但是，毕琪指出，在10月16号《求是》内的专文里，毛泽东的名字却一次也没被提及。在《时代杂志》的文章中毕琪节录了一段专文的内容，内容中提及了邓小平的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毛泽东却消失了。除此之外，她也指出在同年9月28日中国政府经由新华社对外发表的两篇关于十八大召开与开除薄熙来的文章中，也皆在提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情形下，省略了对毛泽东思想的颂扬。
    
　　毕琪表示毛主义自前几年开始的确再度在中国人民之中有某种程度的回响，特别是在现今中国在经济发展后贫富不均和腐败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情况下。新毛主义者认为重新高举和致力实践社会主义思想是针对一个不平等社会的解决之道。
    
　　政治前途曾被看好的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即是混和了复兴的毛泽东主义、国家主导经济的经济方向、和民粹式的打击犯罪手法。但是今年他的倒台被视为是新左派的政治影响力的减弱。
    
　　《时代》杂志的毕琪认为，习近平能得高位是由于他连系各个派系的能力，因此很难去猜测他的政治路线，但是说他不能容忍毛主义的复兴也许不会离事实太远。毕琪猜测，《求是》一文是否是胡锦涛要打击新左派以巩固自己的历史定位？或是代表了习近平因自身的家族历史对文化大革命的憎恶？
    
　　的确，习近平曾经对文化大革命的结果表示遗憾。据美国自由派在线媒体《每日野兽网》(The Daily Beast)报导指出，习近平曾于美国副总统拜登访中时，在言谈中表示自己的父亲与家人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许多苦。，纪录显示，中国官方口译并没有翻译这段话。报导也指出曾有欧洲外交官员也表示听过习近平对文化大革命的负面评论。根据《野兽网》中指出的一则由中国媒体报导、未被确认的消息，习近平甚至曾因提及其同父异母的姊姊于文化大革命自杀一事而公开落泪。
    
　　不过，出版了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传》的罗伯特‧库恩(Robert Kuhn)认为，习近平的确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左派极权政治的不正义，但是，库恩说：“你看不到他的愤恨不平”。
    
    　　习近平的政治路线中立且很神秘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和中东在线新闻媒体《国民》(The National)对习近平作为下一任中国领导人的分析报导皆表示习近平的政治路线看似是中立的，也很神秘。
    
　　《外交政策》10月19日的文章指出，习少有让外界知道他的治理手法的机会。文章作者约翰‧甘纳特(John Garnaut)认为，与近期美国总统大选的喧闹相比，中国的下一位领导人的消息可说是少之又少。外界亟欲了解习近平，但是他的政策偏好、在政府里的纪录、甚至是他的家族情况皆是一团迷雾。
    
    　　在习近平的自传性文章里，他的“黄土地”经历告诉中国人民，他有与中国广大草根人民亲近的经验，澳洲国立大学中国中心主任白杰明(Geremie Barme)表示这对中国人民是重要的。在他的自传文章里，他形容当时他经历过的苦难(“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更表示“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他在文化大革命遭遇的冲击也是巨大的。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习惯于或懂得如何维持低调。
    
　　甘纳特表示习近平在党内的高升可说是倚赖他避免与大人物冲突以及不凸显自己的策略。即使他有任何突出表现或是可怕的错误，也都在现在共产党强调集体政治的情况下被抹平了。他的政治成就似乎就是不留下一丝痕迹。
    
　　在少有的公开例子中，习近平表现出的政治形象是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可讨好所有重要的政治派别，即使这些派别可能在利益和意识型态上是相互牴触的。甘纳特表示习近平也玩过反美(西方)和标举毛主义的手法，但他同时也保护私人企业并将她的女儿以假名送往哈佛大学念书。
    
　　《国民》的分析报导中也表示习近平在中国政坛里似乎并没有被贴上特别左或特别右的标籤。报导指出，虽然除了与解放军有着比胡锦涛更深的关系之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待过的地方几乎也皆是经济发展良好的区域，如江苏、福建和浙江，但是中共官员的背景通常并不能百分之百作为他未来政治走向的根据。
    
　　原因是，中国已经由个人独裁转向寡头政治，这意味着党内部的合意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重要的，这也表示权力位置是根据各个派系的利益来分布的。习近平将来的副手、也将接班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即是属于胡锦涛的共产党青年团派。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几乎可以确定在政策执行上的延续性，但这也会限制习近平与他的统治团队迅速回应任何事件的能力。而这在中国现下经济成长已趋缓的情况下更显得迫切。
    
　　在经济上，习近平的新团队可能无法如外界期盼般地带动世界经济，而在政治方面，虽然习近平比起胡锦涛可能更有自由派的作风，但在目前为止看到的习近平的政治生涯中，并没有任何他想改变现有中国权力结构的意图。《国民》尤其强调，任何正在面对经济难题以及外交政策危机的政权，皆不会有任何采取自由化动作。▲◆★●■☆


《学习时报》刊文介绍新加坡执政党政改经验
http://news.stnn.cc/china/201210/t20121022_1811291.html

2012-10-22星岛环球网消息：《学习时报》10月22日发表署名宋雄伟的文章《新加坡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经验》，介绍介绍新加坡执政党政改经验，内容如下：

　　自1968年以来，人民行动党连续赢得大选，长期执掌国家政权，并且确保了党的高效、廉洁、有活力，领导新加坡实现经济飞跃。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其执政地位，与其自身在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方面所做的变革是不可分割的，特别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做法，大大增强了其执政的合法性地位。

　　人民行动党追求的目标

　　得民心者得天下。要赢得民心，赢得人民的支持，就要建设一个为民服务的政府。因此，“建设服务型政府”成为人民行动党执政的新加坡政府所追求和达成的重要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民行动党首先对自身进行了变革。第一，把人民行动党建成一个开放性的政党。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人民行动党不断向社会吸纳精英，使政党融入社会之中。精英聚集的人民行动党，在为推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事业中，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从1979年开始，人民行动党便开始采取一种严格、系统的选拔人才的方式，将人才的选拔制度化。此外，还积极从海内外、从各行各业中选拔优秀人才。

　　第二，进行人民行动党党内充分的竞争和民主选举，解决人民行动党党内的责任制问题与权力交接问题。党内充分竞争从制度上保证了党内选举人员更加负责任地建设服务型政府，履行党的施政纲领，落实党的具体民生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党内选举遵循绝对的公平和正义原则，严厉杜绝党内选举产生的腐败现象。

　　第三，加强基层党组织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形成“为人民而行动”的运作机制。通过“协助议员接待选民活动”和“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这两种机制，保障人民行动党始终与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民排忧解难，了解社情民情，也为制定政策提供更加有依据性的材料和信息。

“以服务为导向”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

　　1995年，新加坡政府推出了“21世纪公共服务”改革计划。这是新加坡政府所推出的最全面的行政改革。改革重在达到两个目的：一是确保公共部门的人员以更高的质量、更快的速度、更有礼貌的态度来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二是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发展和强化以促进不断变革创新以追求卓越服务的制度组织和环境。

　　为了推行并管理“21世纪公共服务”计划，新加坡政府成立了“中央21世纪公共服务计划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政府的常任秘书组成，并由公务员首长担任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又分为四个职能委员会，各自分管具体的工作。公务员福利委员会负责出台改善公务员福利的政策；服务质量委员会负责提升服务质量来满足公共和内部顾客的要求；工作改进团队和建议委员会负责培养应对变革和持续改善的积极态度；组织评审委员会负责评审为提高工作效率和效能所做的结构调整和设计的程序。

　　新加坡政府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机构——法定机构。这种机构是由专门的立法机关设立的执行专门职能的机构，属于半官方性质的法定实体。法定机构通常由三部分人员构成，即董事会、管理团队和行政人员。法定机构主要行使或受政府委托行使各种特定的公共职能，为政府行政机构分担职责，进行市场化运作。法定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属于公务员队伍，通过公开招聘产生。法定机构都由政府指任一名特定的内阁部长进行监督。

　　新加坡政府在1959年至1961年建立了两个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的法定机构——经济发展局和建屋发展局。这两个法定机构的设立，为解决新加坡失业问题和住房短缺问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加坡政府在随后的40多年间成立了很多这样的法定机构，到2010年，已经有83个法定机构在促进新加坡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保障，在于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2010年在“透明国际”世界最廉洁的国家排名中，新加坡与丹麦、新西兰并列第一。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保障了服务型政府理念，更好地落实在实践中。新加坡政府创建了周密的公务员管理体系，主要的机构包括公共服务委员会和公共服务署。其中公共服务委员会是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公务员最高管理机构，由总统直接负责管理。公共服务委员会成员由公务员的服务对象的代表构成。同时，严格执行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加强廉政监督，建立独立的反腐败专门机构，通过廉政教育工作，努力塑造廉政文化氛围。

　重塑新加坡的国家价值观

　　新加坡建设公共型服务政府的成功之处，不仅仅在于人民行动党自身的与时俱进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更在于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在东西文化有机整合的基础上重塑国家主导价值观。特别是在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宗教信仰与族群和睦、言论自由与媒体责任等平衡上，新加坡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展的东方模式。独特的国家价值观，奠定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建立和发展的文化基础。

　　第一，建设新儒学的“社会第一、个人第二”的核心共同价值观。儒家思想中强调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家庭和个人的观念，成为新加坡社会有效的“黏合剂”，有效地促进了国家、社会、家庭与个人的关系。新加坡高度重视公民道德教育。道德要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不能仅靠口头提倡，更需要认真学习、身体力行，这是新加坡道德教育深入人心的关键所在。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儒家伦理编成教材，在学校里正式开设儒家伦理课的国家。第二，重视族群和谐，保证社会稳定。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国家。独立后的新加坡认为，解决种族矛盾的根本关键在于消除种族间的经济差距，特别是消除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为此，新加坡政府对马来人实施优惠的经济政策，提供他们上学、就业的机会，让他们尽快富裕起来。1991年1月新加坡政府发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并倡导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尊重个人；求同存异，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一共同价值观体系的建构是在多元文化社会寻求文化认同的典范，其核心精神既继承了儒家伦理，又吸收了包括马来族、印度族以及其他种族等东方文化的价值准则，因而容易为各个民族种族接受。

　　积极推动和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

　　构建服务型政府，离不开社会组织和广大民众的参与。新加坡政府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强调公众参与，实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政府―社会双向互动”，非常注意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发挥社区和国民自我管理机制的作用，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逐渐构建起政府、基层组织、公民共同管理国家的良好机制。

　　第一，新加坡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新加坡大量的社会组织工作网络，在政府与人民中间起着桥梁纽带作用。各种半官方的组织网络是加强政府与民间组织和公民联系沟通的桥梁。

　　第二，重视基层组织的作用。基层组织是稳定社会的关键环节。社区发展理事会是各区的地方行政机构。主要负责设计、策划和管理各种各样的活动和项目，以促进社区民众的凝聚力和团结一致精神，发动较成功的居民帮助不太成功者。理事会在各政府部门授权下，为民众提供各种援助计划。由于理事会就在人民中间，较了解居民的实际情况和真正需要，能对群众疾苦和社会问题做到对症下药。

　　第三，注重社会公众的意见表达与沟通协调，强调社会全面参与。在新加坡，每年的财政预算在国会批准前后都要各搞一次民意调查。在政府发起的“重造新加坡”民意征询活动中，民众纷纷献计献策，在74项重大建议中有60项获政府采纳。政府在出台一项大的政策前，必须通过多种渠道与民众沟通、协商，有关部门和机构随时提供与新政策有关的非机密资料给民众。▲◆★●■☆


中共军委将发生重大人事变动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3914&msg_id=362

   2012-10-20《大事件》特约记者 刘吉

随着十八大召开的临近，政治局常委人选不断受到外界的猜测和议论。同时，中共中央军委也会发生重大人事变动，对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来说，重要性不低於“入常”。胡锦涛是否留任军委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人选、中央军委委员大换血，有媒体从这三个层面，分析了军委人事变动的三大焦点。

中共中央军委分为主席、副主席和委员3个层次。台湾中央社认为，现任主席胡锦涛在十八大会不会续任，是第一个焦点。

胡锦涛在十六大接替江泽民出任中共总书记后，并没有立刻接下军委主席一职，而是继续担任了2年多的军委副主席，到了2005年才真正接掌军权。

外界因而曾有预期，习近平在十八大成为中共总书记后，将会像胡锦涛当年一样，暂时先不取得兵符，等过渡期后再扶正。时事评论员蓝述称，中共的这种做法是为了保证权力平稳过渡，这样的安排是不奇怪的。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目前有三人，其中习近平是第一副主席，另外两人是郭伯雄和徐才厚。以两人的分工来说，郭伯雄掌管军事，而徐才厚则是主导政治。由於年龄限制，预计两人都将在十八大卸任。

由於年龄限制，军委委员面临大换血已经不可避免。这将涉及国防部长、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二炮、海军和空军主官，重要性不言可喻，是十八大军方人事变动的第三个观察点。

知情者对《大事件》说，十八大军委成员和外界流传的名单大不同，“基本上下届中央军委的大框架早已敲定，军委组成人员也基本内定完毕。”军委组成人员的大名单是：

军委主席：习近平

副主席：范长龙（现济南军区司令员）

副主席：许其亮（现空军司令员）

军委委员：

国防部长：常万全（现任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

总参谋长：房峰辉（现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总政治部主任：张阳（现任广州军区政委）

总后勤部部长：赵克石（现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总装备部部长：张又侠（现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海军司令员：孙建国（现任副总参谋长）

空军司令员：马晓天（现任副总参谋长）

二炮司令员：魏凤和（现任副总参谋长）

“北京、沈阳、南京、济南四大军区司令员均升军委委员，而”太子党“将领刘源、张海阳、刘哓江、刘亚洲均因身体或其它原因未能升军委委员，”知情者对《大事件》说。

值得一提的章沁生上将，他是军中首屈一指的战役研究专家，任过总参作战部长、国防大学教育长、广州军区司令员，2009年12月又陞任排名第一的副总参谋长，2010年7月晋陞上将军衔。在2012年之前，章沁生十八大晋陞总参谋长的呼声最高，其陞迁前途更被外界看好。然而，2012年春节发生的轰动一时的醉酒失态，以及随后出现的种种传闻，尽管军方从未证实，章沁生在军中的声誉及政治仕途却已急转直下。北京消息来源告诉《大事件》：虽然章沁生仍当选了十八大代表，但他想陞任总参谋长的机会几乎是零。（《大事件》）▲◆★●■☆


中国为什么不支持罗姆尼当总统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7437

    2012-10-21：美国大选两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罗姆尼在第二次辩论中争相展现对华强硬，美国舆论惊呼两人对华措辞“半真半假”，忽略了美中关系现实和复杂性，美国选民对“孰强孰硬”更是摸不着头脑。但是，罗姆尼展现对华强硬有一定的收效。据最新美国皮尤民调机构调查结果显示，更多美国人开始倾向罗姆尼对华展现强硬，而且外交支持率已逼近奥巴马。我们分析认为，确切地说，首要关心经济和就业的美国选民应该是在“经济外交”层面开始支持罗姆尼。但这不可能扭转其竞选颓势，奥巴马在外交上最终还是占据优势。

　　从两年前的中期选举开始，北京就集中关注美国政客有关中国的言论，尤其是在美国经济萎靡不振的情况下类似“中国偷了美国人饭碗”的激烈言辞。对于2012年总统候选人大打中国牌博取选票，中共不可能置若罔闻，他们不但要关注候选人如何“戏说”人民币汇率等问题，至少还要思量未来4年的中美关系。

　　针对中南海如何看待奥巴马和罗姆尼(Mitt Romney)大打“中国牌”，此前主动退出共和党初选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认为，“打中国牌”是中共预料到的，这早些年对他们有些影响，但现在他们对美国这一政治时期已经习惯了，这就如同美国逐渐习惯中共换届年一样，因为中共换届年也有美国因素考虑。只是美国音调更高而已。而且，中共注重“面子”，所以才对美国这种高音调更加敏感。

　　虽然北京不会担心候选人真的将竞选言论付诸行动，但不可小觑的是，在美国选举政治氛围和舆论环境下，美国人，尤其是选民，极易受到“误导”，产生对中国和美中关系的“误解”。这一点从中美在彼此权力交接之际“中美关系何去何从”的相关民调就可以看出。

　　据美国皮尤民调机构19日公布的调查结果，只有39%的中国人认为中美关系具有合作性。而在2010年同样调查中，认为中美合作性的人高达70%以上，认为中美敌对的只有8%（2012年这一数据已经上升到26%）。皮尤称，这是在今年3月至4月对大陆3，000多民众进行的调查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64%成年人的观点。而且，“三辩”前，皮尤发现，罗姆尼外交支持率（43%）逐渐逼近奥巴马（47%），双方差距由此前的15个百分点缩小至5个百分点。

奥巴马2012年2月在白宫首次会晤习近平

　　就对华外交政策而言，罗姆尼和奥巴马没有明显差别。就其中细微差别而言，勉强支持罗姆尼当总统的洪博培认为，罗姆尼至少在言语上支持“硬实力”，而奥巴马更侧重“软实力”，但美国真正需要的是“软硬兼顾”。

　　尽管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口号中令中国周边颇为骚动，但正是这种姿态让中共见识了美国在推进亚洲政策、对华政策的利弊。但无论如何，奥巴马政府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对华政策的“自我修正”。从副总统拜登掌舵此前由国务卿希拉里及其副手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主导的对华关系、从“中美国”（Chimerica）到“中美共治”（G2)再到“中美协调”（C2），世界和美中两国一直在寻找两大经济体交往的新模式。而这种新模式离不开奥巴马政府整体对华处理手法的演变。

　　但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最近在美媒发文看好罗姆尼当选总统，认为北京有理由担心奥巴马连任。沈丁立说，“谁当总统对北京来说仍然“至关重要”，对于罗姆尼，中国不用担心太多。如果他胜选，习近平很有可能和他“握手言和”，竞选期间所言也就“随风而逝”。但如果奥巴马连任，当前美国政策会持续下去，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持续挑战，而新总统上台则会一切重新开始（clean slate），避免美中关系向着有害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而且，罗姆尼也不可能毫无理性地伤及中国，因为他这样做只会作茧自缚”。

　　沈丁立认为，随着美国在中东两场战争的结束，中美在打击恐怖主义领域面临的合作将越来越少。这种资源再分配将引发不少问题。而随着奥巴马政府“转向亚太”战略的再平衡，两国在南海等领域分歧的不断加大，再次加深了彼此的战略互疑。如果奥巴马连任，他必定继续当前这一方向。他还提到，传统上共和党更亲睐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反对政府过度监管，这和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投资、贸易、创业和效率哲学）相符合。自从中美1979年建交以来，共和党执政时期的美中关系更趋好。

　　随着中美两国经济互补性或相互依赖度的不断加大，驴象两党对华政策其实没有明显、实质差别。尤其是所谓的共和党执政伊始对中国人权议题干扰相对较少，以及共和党政府任何时刻都注重开展切实合作，都不能作为支持罗姆尼胜选的其中依据。中美两国间的“战略互疑”短期内是无法消弭的，不能考换新总统来弥补这种缺口。而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到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从人权和网络自由到针对南海争端的博弈，奥巴马政府一直在摸索“如何更好地同中国打交道”。

　　2年前，习近平当选中共军委副主席后，华盛顿加大了对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关注。胡锦涛次年年初访美之际，美国对华关系的领导权正式由希拉里转向拜登，为后来拜登和习近平互访奠定了积极合作的基调。习近平访美期间同奥巴马举行了首次会晤，并建立了一定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对两国整体关系持续稳健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诸如钓鱼岛和南海争端等议题上，中美最高领导人基于对彼此了解，亟需形成“某种默契”。

　　同时，奥巴马政府正式推出新军事战略“调整”，并逐渐淡化“重返亚太”（back/pivot to Asia）口号，尤其是军方选择“再平衡”（Rebalanced）推行亚太军事战略。虽然这些新亚太（军事）战略为中美关系带来许多波折，但基于现实地缘政治的演变，这种波折迟早都要到来，只是奥巴马让这种波折早点到来而已。

　　如果罗姆尼当选，美国“亚太军事战略”不可能发生大逆转，当前罗姆尼也只是强调也保持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实力。而且，罗姆尼竞选团队外交顾问“冷战”色彩过深，很难相信他会缓解两国间战略互疑。既然美国加大亚太外交及军事存在的事实不变，既然美中合作的基调不会变，那就让现任总统奥巴马继续推行这一战略，并不断同北京磨合，寻找两国期待的交往模式。

　　按照美国政治选举辩论的逻辑，有些议题就是需要“辩论”才可在最终政策层面令人满意或达到“极致”。如果“对华关系”真是什么重要竞选议题的话，相信第三次总统辩论，最应该谈及的应该是“如何同中国构建协作性大国关系”，应该强调两国21世纪如何在叙利亚、伊朗核和网络安全等领域展开合作与沟通。而非一些言语上的空谈。

　　对于候选人如何谈中国，洪博培另外一席话顺应了毛泽东那句话：“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洪博培说：“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候选人要多一些有关两国关系的实质讨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美中关系和美国内部事务同等重要，最佳的美中关系就是首先要从美国自身“内务”做起，即强化基础设施以及改善国内教育等。只有做好这些事情，才能从长远发展强大的美中关系”。来源: 多维▲◆★●■☆


中央党校学生迷恋“拉帮结派” 震惊中共领导人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7438

    2012-10-21：10月13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说，近些年来，中共中央党校的学生，热衷于拉帮结派，建立关系网，进入党校不再是学习共产主义，而是作为培养同盟的好地方，并在党校寻找未来的靠山和后门，以提升自己的事业和财富。

　　文章说，党校学生对“拉帮结派的迷恋”震惊了中共领导人。对“共产主义理想幻灭”并且“腐败成风”，已被视为威胁共产党执政权力的“征兆”。

　　中共领导人为什么害怕拉帮结派？原因很简单。我们知道，专制体制的特点就是，只有纵向联系，而且是单向联系，即自上而下的联系；禁止横向联系，禁止多向联系。拉帮结派和建立关系网却正是建立横向联系，建立多向联系，因此它会从根本上瓦解和颠覆专制体制。

　　比如开十八大，不管事前上层做了怎样的安排，确定了新的政治局成员人选，毕竟，你还必须要通过无记名投票这一关。如果代表们拉了帮结了派，他们就可能事先商量好，以便协调行动，投谁的票不投谁的票，于是就可以把上层原来的计划和安排全部打乱。上层失去了对代表们的控制，专制权力也就被瓦解被颠覆了。

　　别说现在这批领导人，哪怕像毛泽东这样的超级强人，就像林彪在笔记里写到的那样--“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如果毛泽东对党代会是否会顺从自己的意志没把握，他宁可无限期地推迟党代会。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代会5年一次；可是等到了1961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遭到惨败，他在党内上层的威望空前低落，而刘少奇一派的势力迅速上升，毛唯恐如期开九大会大权旁落，所以索性不开，一直等到5年后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然后在1969年才召开九大。两次党代会居然相隔了13年。

　　必须看到，共产专制不同于传统专制，譬如说不同于君主专制。君主专制明文宣布干纲独断，皇帝不是选出来的，皇帝做决策也不需要和大臣们一道投票表决，所以皇帝不用“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共产专制则不然。在理论上，共产党的领导人是选出来的，领导人做决策要获得多数同僚的赞同。所以，共产党领导人不能不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要保证自己在表决时占多数，那就必须限制代表们同僚们的横向联系。在共产制度下，代表们同僚们擅自横向联系被叫做“非组织活动”，是最犯忌讳的，甚至就连九常委这样的高层官员，彼此之间平时也是很少往来的。毛时代，动辄揪出“反党集团”，其实都是“莫须有”，顶多是两三个人在下面议论过一两次而已。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中共党内的拉帮结派，主要还不是依据政治观点的异同，而是依据人际关系的亲疏。官员们热衷于拉帮结派，也还不是为了挑战专制，而是为了个人升迁，其手段也主要是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吃吃喝喝，乃至于行贿受贿以及各种形式的利益交换。这也难怪，一个人在官场上混，单打独斗总不如拉帮结伙，这样可以互相提携，互相帮衬。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既然在专制制度下，官员的升迁不是靠选民的选票而是靠上级的提拔，因此他们就不会花气力去讨好民众，而是会千方百计讨好上级。

　　诚然，在今日中国官场，拉帮结派更多的表现是腐败，是投机钻营，故而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但这并不是拉帮结派的错。恰恰相反，这是不准拉帮结派的错；换言之，这是限制和禁止派别公开化合法化的错，是限制和禁止结社自由的错。要克服腐败与投机钻营，决不是重新加强中央权力，重新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与纪律的约束，而是转而承认和保护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来源: 网讯▲◆★●■☆


韩军宣布周一进入“最高警戒”级别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world/2012/10/121021_skorea_alert.shtml

2012年10月21日：韩军宣布10月22日进入最高警戒级别。图为韩军某部炮兵21日在首尔以北约45公里处坡州附近进行实弹演习。

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周日（21日）宣布，为了应对因韩国民间团体计划22日向朝鲜散发传单而可能导致朝鲜方面发动的武装攻击，已经下令韩军各部把周一（22日）的警戒级别上调至最高。

据韩国联合通讯社发自首尔的消息称，韩国军队正在密切地关注朝鲜军队的一举一动，并在临近38线的临津阁地区增加部署了火炮和巡逻战机。
 
据悉，在朝鲜此前公开威胁如果韩方团体敢于散发传单便将“打击临津阁”后，韩军已经相应加强了警戒态势。

朝鲜军方此前发出警告说，如果韩国民间活动人士继续利用气球向朝鲜境内抛撒“挑衅”传单，朝鲜则将对韩国境内目标进行“无情的”炮火打击。

韩国反对朝鲜政权的团体“朝鲜民主化推进联合会”日前宣布，准备在10月22日上午从靠近停火线的临津阁地区利用大型气球向朝鲜散发20万张传单。

BBC驻首尔记者分析认为，朝鲜方面经常会发出一些战争威胁，但是这次发出的威胁非常具体，因此促使韩国方面不得不认真对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0日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曾表态说，中方支持朝韩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相互间的问题，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局势紧张的行为，坚决反对半岛发生武装冲突，希望有关方保持冷静与克制，不要采取刺激及过激行动。▲◆★●■☆


“反腐适度论”对中国社会危害极大
http://news.cntv.cn/china/20121022/100608.shtml

2012年10月22日：从近年来落马的一批高官可见，其实在他们掌握一定权力后就开始腐败，而他们的所谓政绩，如促GDP增长和维持稳定等，往往掩盖了他们的腐败，结果他们非但没有被惩处，反而混得很好。

　　究其原因除了对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外，则是有些官员在认识上多少受到“腐败有益论”和“反腐适度论”的影响。其实这些理论的始作俑者，就是以提出 “文明冲突论”而闻名于世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他的论点，通过某些中国学者的演绎，对我国社会的危害极大。

　　近年某些高官的腐败样本，契合我国转型时期的权力寻租的特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的滞后，腐败逐步转化为更隐蔽的复杂形态。为什么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会出现较多的腐败现象呢？这和现代化有必然的联系吗？长久以来，以美国亨廷顿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腐败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其理由为：（1）现代化使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社会活动主体的行为既不遵循现代规范，也不受制于传统规范；（2）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3）现代化要求政府职能扩大，为某些人利用权力来谋求利益提供了机会。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很可能是官员腐败现象多发和易发的阶段，必须进行配套的制度改革，以遏制官员的腐败。正如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所说：“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在其《自由与权力》一书中有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对此，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对于反腐败，在某些学者中还有一个认识误区，那就是“腐败有益论”和“反腐适度论”，成为我国反腐倡廉的思想障碍。一种典型的说法，腐败并不影响我国GDP每年以接近两位数的增长，更有甚者，认为腐败有利于社会稳定。这种观点源自亨廷顿在1968年写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其观点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定情况下的腐败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1）如果高层出现腐败，但官僚系统向上升迁的大门仍然敞开，就可能与政治稳定相容。

（2）如果上层官僚是清廉的，下层官僚的腐败则会“直接加强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因为下层官僚通过捞取钱财获得满足，不再嫉妒上层官僚。

（3）如果官员为政党的利益而腐败，例如，以加官进爵来奖赏那些为自己政党捐款的人士，那么，这种腐败则有利于政治发展。美国和英国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4）腐败“也许是克服阻碍经济扩张的那些传统法律和官府规定的一种办法”。这种观点认为，在经济初期发展阶段，在市场体制尚未健全，政府对经济事务干涉过多的情况下，一定程度的腐败，对经济成长会有正面作用，不失为一种现代化的润滑剂。

　　亨廷顿这套“官场哲学”，虽然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显然是十分有害的。首先，腐败是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力量。若将权力作为资本加以使用、消费和增值，必然破坏社会经济正常运行，对资源的合理分配、经济秩序和国家政策的正确实施，都会产生极大危害。其次，腐败就像一个毒瘤，腐蚀国家民主政治的肌体，歪曲政府的上下层关系，并直接侵害公民的基本权益，从而阻碍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最后，腐败破坏了社会公平和正义，严重侵蚀社会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对于腐败的干部本身来说，腐败就像毒品，长期受到它的毒化，他们就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最后，一定会落得可悲的下场。由此可见，腐败绝不是现代化的润滑剂，而是现代化的绊脚石。

　　现代化的实质就是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现代化离不开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现代化。腐败现象是社会的黑洞，它不仅恶化生存环境，毒化社会风气，更可怕的是它吞噬人性，使人的人格矮化、良知泯灭和道德沦丧。由此可见，只有GDP的增长，而没有人的现代化，那就不是真正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