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贫仇富、官压民等导致社会乱象百出
http://news.cntv.cn/china/20120925/100401.shtml

2012年09月25日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对社会管理创新一定要有深刻认识和紧迫感；

　　社会管理创新一定要立足幸福百姓、化解社会矛盾；

　　社会管理创新一定要从宏观入手并坚持将管群众向群众管进行转变。

　　社会管理创新不只是公安、城管的事情，它涉及政府的各个部门，政府怎样转型？转型怎样进行？这都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

　　只有搞好社会管理创新，才能搞好政府转型，只有政府转型牢牢地与社会管理创新相结合，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做到社会稳定和谐，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二十多”敲警钟，改善社会管理刻不容缓

　　社会管理，就是要对社会构成的各个方面、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推进和管理的行为过程。它包括了协调社会关系、关注社会民生、规范社会行为、推进社会保障、搞好社会服务、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内容。

　　就当前的情况看，我国的经济虽然取得了高速发展，GDP总量已超过英、法、德和日本，进入了世界第二位，但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大和严重的腐败现象，而致社会上怪象百出，社会的稳定和谐受到了冲击，“安居乐业”受到了挑战。

　　特别是“民仇官”、“贫仇富”、“弱忌强”和“官压民”、“富欺贫”、“强凌弱”等各种行为及心理，导致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和社会乱象百出。有群众议论说社会上有“二十多”：交通事故多、诈骗绑架多、偷盗抢劫多、拐卖妇女儿童多、工伤与职业病多、卖淫嫖娼多、赌博行为多、行贿腐败多、买官卖官多、制假售假多、食品安全问题多、住房困难多、残疾人群多、讨钱要饭多、留守儿童多、孤寡老人多、“四二一”家庭多、无业可就多、低收入人群多、群体事件多。

　　这“二十多”既是以往社会管理有不当之处造成的，也是当下和今后的社会管理必须解决的。对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强烈的紧迫感——不认真搞好社会管理，“二十多”现象不得到遏制，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就无法保证，和谐社会的构建就会落空。

　　多“水治”，少“刀治”

　　根据笔者调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战略部署后，全国各地都行动起来并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创新办法多治标不治本，并立足“把群众管起来”的老路子。例如，广东一所不到3000人的学校，发生校园血案之后，该学校增加了4个警员、8个保安，并增设98个探头，一年的运行开支增加60多万元。又如，在湖南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提出的口号是“社会管理社区化”，把政府应该管的事放到社区去，要给社区加钱、加人、加房、加设备，看架势似乎要形成新的一级政府……总结以上的管理创新，无外乎加强对群众的“管”，把每个人都“看”起来。这样做既不利于人的自由和发展，又耗钱、耗物，给社会增加负担，很值得商榷和讨论。

　　如不立足于治本，任何治标的办法都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创新社会管理必须重视“水治”(善治)，力争减少“刀制”(恶制)，“刀制”手段过多，会造成矛盾的深化、积累，会使事物走向反面。解放初，中国共产党刚刚主政，蒋介石为首的反动势力企图死灰复燃，多方组织力量对新政权进行颠覆、破坏，放火、投毒、暗杀的猖狂行为不断出现，对此，我们必须用严格的管制措施把敌人的可能行为压下去，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容不得丝毫含糊。但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可以作这样的估计：很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群体事件，基本上不是阶级敌人操纵的；相反，很多社会问题都是社会管理不当或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甚至是腐败行为等因素造成的。因此，今天的社会管理必须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立足幸福百姓，化解社会矛盾”。一旦社会矛盾都在源头解决，治标的问题就会降到最低范围，“刀制”的使用也就会降到最低。

　　我们现在的管理，往往是出一次问题，就管理从严一次——人力不够加人，资金不够加资金，设备不够加设备。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内保经费大量增加。这种情况下，社会群体事件只会有增无减，出现“越维稳越不稳，越管制问题越多，越严管矛盾越大”的恶性循环。一些地方政府派人常驻北京拦截上访，甚至在北京设立黑监狱对付上访人员就是这种循环的表现。这样做不仅不能化解社会矛盾，反而只能使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管理一定要克服“管制”的惯性，真正把幸福广大百姓、化解社会矛盾作为当今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管群众”到“群众管”

　　当今很多社会矛盾不断增加和被激化，在笔者看来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是发展的严重不均衡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人均收入差距明显扩大造成的，穷人太多，生活没有出路的太多，被逼无奈不怕走向绝路的人太多，给社会埋下了隐患，这也是前面提到的“二十多”乱象的根本诱因；二是一些政府部门和管理人员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真诚，没能从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常常是为了升官发财，只求GDP增长，导致了一些项目决策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违背了百姓利益；三是社会管理的不作为、乱作为，不体察民情造成的。从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报出的两件事，能感到有关方面的不作为：一则报道是一位叫李文哲的同志，近些年收养150名流浪儿童，对他们进行耐心教育和帮助，后来这些孩子中有50多名考上了大学，有的还念了研究生——李文哲做的很多事本来该是收容站所等部门做的；另一则报道与银行有关——有的银行明知现在的磁条卡不安全，会给储户带来被盗风险(有人信用卡不离身，却被盗刷几十万元)，却不予解决，解释的理由居然是改为安全的芯片卡要多花钱，银行不愿投入。这也是典型的不作为。

　　要想搞好社会管理创新，笔者认为在政府转变职能中，一定要从宏观入手认真解决好上面谈到的这些问题：一要做好均衡发展，推进“共同富裕”；二要真正做好反腐倡廉，重视在发展中维护人民的利益；三要促进社会管理部门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此外就是要使社会管理由管群众向群众管进行转变。

　　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也是共产党执政的服务对象。正如毛泽东1945年给黄炎培谈话时所讲，我们的政权要避开60年的周期率，防止人亡政息，就必须用好群众路线的法宝，只有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路子才能搞好社会管理创新。

　　江苏睢宁和河南安阳的殷墟区在这方面做得较好。安阳殷墟区李南沈书记认为，“群众不听我们的，是因为我们没听群众的。群众要上访，是他们的利益没有得到保证”。他们提出了“放权于民、还权于民、恢复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的口号。例如，殷墟区开门搞党建，在基层组织内实施了“四个60%”，一是发展党员，群众赞成票低于60%不发展；二是评议党员，60%群众不满意就视为不合格党员；三是干部考核时，群众满意度低于60%的，为不合格干部；四是党支部换届时，群众信任票低于60%，不列入意向人选。殷墟区在抓经济、搞城管、处理信访和落实低保方面同样依靠群众参与，多听群众意见，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各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

　　由此可见，社会管理创新，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定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管群众转变为群众管，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血脉和灵魂，是保证社会管理创新取得更大成绩的根本保证。（国务院参事 任玉岭）▲◆★●■☆



朝鲜秘密出售黄金给中国 两吨换得外汇1亿美元
http://www.boxun.com/news/gb/intl/2012/09/201209251413.shtml

2012年9月25日： 自由亚洲电台2012-09-25报导
    
    韩国报章报道，最近一年朝鲜向中国出口2吨以上的黄金，换得1亿美元。
    
    该报道指出，在金日成、金正日时代，无论经济如何困窘，朝鲜始终紧攥金氏王朝「最后的钱袋」，朝鲜大规模出口黄金还是第一次披露。
    
    报道引述中国一名消息人士说：「为金正恩管理统治资金的劳动党39号室和人民武力部最近主导出口黄金。出口的黄金不仅包括去年12月金正恩接班后生产的黄金，甚至还包括主要机关储备的黄金及从居民手中收购的黄金。」
    
    自2010年发生天安舰事件之后，朝鲜和韩国的经济合作急剧减少，美元收入无以为继，加上今年4月金日成诞辰100周年和发射远程导弹等耗费甚巨，使朝鲜的经济处境愈发严峻。
    
    因为朝鲜通货膨胀严重，为保住自己的安全资产——黄金，部分干部和居民纷纷将黄金埋入地下或深藏密掩。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胡温时代的党内民主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209/t20120921_1798988.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2-09-24

　　联合早报网21日发表署名为张广昭的文章《胡温时代的党内民主》，全文如下：

　　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起，中国进入了胡温执政的十年。对于过去十年的评价，中国官方媒体的定调是“辉煌十年”、“黄金十年”。然而，这样的定调遭到了诸多自由派学者的质疑，甚至有学者认为过去的十年是“停滞的十年”、“不作为的十年”。

　　笔者认为，对于过去的十年，因为执政者没有完全满足社会预期就予以否定的态度，是不够公允的。对过去十年的评价，主要还是在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

　　首先，在经济层面上，胡温执政的十年，是中共建政以来经济发展最快速的一段时期，中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虽然发展带来了诸多矛盾和问题（甚至有些矛盾已达临界点），但某种意义上，过去的十年可以称之为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

　　其次，在政治层面，则是胡温十年最饱受争议的地方。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都认为这十年中国政治改革几乎陷入停顿状态，尽管有领导人时而发出类似政改的声音。但是，这十年，胡温政府在政改方面真的是不作为吗？或者说，胡温时代究竟存不存在推动政改的地方？

　　毋庸置疑，自十四大以来，中共集体领导的制度化程度越来越高。但带来的一个问题是，达成决策共识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却趋于弱化。这不再是毛邓可以一个人说了算的时代，这或可理解为什么中国总理温家宝多次隐忍表达“独立人格不被理解”的苦恼。但是，观察这十年会发现，胡温政府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党内民主。这十年，中共对党内民主的重视程度是空前的，也是1949年以来党内民主向前推进最多的时期。这或许是胡温时代被忽略的一份政改遗产。对此，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支撑笔者的结论。

　　其一，统计显示，“党内民主”的提法在《人民日报》历年词频（使用篇数）的变化，从2002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2011年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峰。在中共的政治文化里，《人民日报》作为党报喉舌，强烈反映着高层的思想观点，是分析中国政治的重要窗口。胡温执政时期，这个提法剧烈升温。由此或可认为，“党内民主”是胡温政府尤其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寄予厚望的政改试探。

　　其实，在由胡锦涛任起草组组长的“十六大”报告里，便首次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在“十七大”报告里，胡锦涛又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而在被外界视为十八大缩略版的“七·二三讲话”中，胡锦涛再次强调“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及“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这都说明，在最高领导层暂时无法达成政改共识时，胡锦涛着力推进党内民主，以此作为撬动中共改革的支点。

　　其二，越来越多地方党部举行差额选举。这十年，中共地方官员选举的差额比例越来越大，竞争性成分越来越高。民主的本质就在于竞争，而差额选举使竞争具备了内涵。这尤其体现在与胡锦涛关系密切的共青团出身的地方大员主政的省份，他们对党内民主充满热情。最典型的如江苏省，现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江苏工作期间，先后在南京以及江苏全省进行了差额选举的大胆试验。当时李源潮就批评那些“迷恋稳定”、拒绝尝试新的政治实验的领导人心态。当时，数个南京区县的负责人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当选的。而在2009年，363名街道社区的党委员更是进行了当地党的领导人的直接选举。类似的这种党内民主化进程，也体现在汪洋主政的广东。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快报》报道，中共广东省委今年第一个进行差额选举该省委常委。而这种差额选举的试验在广东有些地方已经进行多年，如几年前，梅州市两位镇党委书记，就是由100多名党员直接投票选举产生。

　　另据公开报道，福建、黑龙江、北京等地在今年选举省级党委常委中，也都引入了差额选举。在省级层面引入差额竞争，无疑使党内民主更具示范意义和实质意义。

　　其三，中共代表大会党代表选举差额比例、公开透明程度均在不断增加。据公开资料显示，十六大的党代表选举差额比例要求是“大于10%”，而到了胡锦涛任满一届的十七大时，这一比例提高到“不低于15%”，而今年十八大代表选举要求的差额比例为“应大于15%”。

　　而且，十八大首次将初步候选人、预备人选、正式人选一一公开，表面上是让被“差额”掉的代表们浮出水面，背后则凸显中共在增加公开性方面的进步。粗略统计被“差额”掉人员的身份，最多的是政府官员。这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最后，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共开始引入以党内民主方式产生高层领导人和重大决策的机制。据《纽约时报》报道，今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中央各部和各省的300多名高层党员，以民主方式投票推选中共十八大后进入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九位候选人名单，并且提交了他们对改变党内上层结构的意见。类似的，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之前，也进行过针对高层党员的民主投票。很明显，这都是在胡温主导下进行的党内民主尝试。

　　虽然这类摸底投票对最后决策可能还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调查结果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认为，中共以此使其党内的民主“跨前了一大步”。

　　中共十七大确定的“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很可能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路径。相对于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共的党内民主只是一种政治修辞而已，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学者李成却认为，党内民主不仅反映了中国的精英政治需要制度化的新规则和规范，而且还可能提供一个渐进的和可控的中国式民主的实验。

　　的确，党内民主对高层领导人，包括胡锦涛、温家宝以及第五代政治新星们，尤其有吸引力。他们似乎越来越认识到改变更多的是必要，而不是选择。

　　观察这十年会发现，胡温政府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党内民主。这十年，中共对党内民主的重视程度是空前的，也是1949年以来党内民主向前推进最多的时期。这或许是胡温时代被忽略的一份政改遗产。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209/t20120924_1799754.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09-24：

　　香港大公网日前发表文章，题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作者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文章如下：

　　笔者近期发表于大陆知名网刊上的文章在谈到政治改革时，强调选举民主不是中国当前急需推进的民主，因为选举民主固然是民主的最好体现，但它需要一系列前置条件，如国民的文化和素质相对较高，社会贫富分化不是很严峻，不存在严重的分离主义势力，民众有一定的民主训练，建立了一定的规则意识，等等。这是笔者一贯的看法。但是很多网民不看全文，只是抓住杂志微博中转述的这段话，结果引起误解，认为笔者反对民主，一些网民还对笔者进行恶意人身攻击，叫人颇无奈。

　　在中国，目前网上形成了一种非常恶劣的风气，很多网民根本不和你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只要你发表的观点不合他意，轻得拍砖，重得谩骂。这特别表现在对民主的看法上。只要你稍对民主表示不敬，就等着受攻击吧。

　　既然笔者关于民主的观点引起误解，我觉得有重新阐释之必要。其实，笔者讲“选举民主不是中国当前急需推进的民主”，是就胡锦涛“7.23”讲话中有关政改的一段表述而言的。胡在那段表述中，着重提到要强化法治，以法治来推进和保障民主。显然，从胡的表述看，至少在中共高层，现阶段无意于推进选举民主。当然，如上所述，笔者自己也不赞成当前急于推动选举民主，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是我所说的选举民主，仅仅是指全民直选国家领导人，是在这个层次上使用选举民主。换言之，我不赞同现阶段一人一票，全民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丝毫不是讲目前中国不需要民主。二是我并不一概反对选举民主，我在文章中就明确指出，选举民主不宜在现阶段贸然推行，并不表示在基层甚至在县级政权层次不可进行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相反，在基层，应该大力推行选举民主，以遏制日益膨胀的基层官员权力。

　　为什么笔者不认为现阶段应该急需推进全民直选？我曾以两极分化为例做了简单说明。民主诚然可以通过投票改变公共政策来缩小贫富差距，然而，在社会分化已经非常严重、民众仇富仇官情绪非常强烈的情况下，贸然进行全民直选，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混乱甚至灾难。因为这个时候被民众选上台执掌国家权柄的领导人，极可能是那些蛊惑人心的极端民粹者，他们可以借民主办到一切，可以把民主变成一切，却惟独没有真正的民主。并指出，中国文革的所谓大民主就是一个极好的参照。

　　事实上，在中国当下推行全民直选，还有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即民主是否会分裂中国。当然，如果你像李登辉一样，觉得把中国大卸8块最好，那就不用谈了；假如你不想中国分裂，就需要考虑贸然全民直选是否会导致这个后果。中国目前存在着很强的分离势力，疆独、藏独、蒙独、港独，等等。一些国家阻碍中国崛起的一个手段，就是在中国内部制造民族分离势力。当下，各种“独”在国家严厉打击下，还蠢蠢欲动，如果可以民主选举了，则给了他们发扬壮大的极好机会。到时在民族地区选举出了一个个分裂分子，怎么办？很可能的，一旦这些民族从中国分裂出去了，汉族自身也会分裂，从而，一个统一的中国就不复存在，中华民族也就永远从历史上消失。这正是国际上的一些反华势力乐于见到的状况，也是他们努力的目标。

　　可能有人会觉得笔者耸人听闻，但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就在鼓吹中国应实行民主，他们所谓的民主肯定与我们多数人想像的民主不是一样的。简单地说，他们是借民主搞分裂。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不是拿民族分裂的大帽子来否定全民直选的价值，作为公民民主权利的最好体现，全民直选在中国最终要推行，笔者也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但希望归希望，在条件不具备时，就需要缓一缓。这些条件还包括民主需要一定的训练，国民具备最基本的民主规则和意识等素质。说到素质，一些网民批驳我说素质不是民主的条件，而是民主的结果。纯就理念而言，笔者也认为民主无关素质高低，也一向反对素质低就不配搞民主的观点。但从现实来讲，在一个充满戾气、没有基本共识、毫不讲理的社会，一旦推行全民直选，想想看，会发生什么事情？更何况，上述所谈的问题都是互相纠集在一块的。这些问题不解决，贸然推行选举民主，肯定是劣质民主。

　当然，笔者不是说，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中国人就永远不要搞民主了。这就需要我们去创造条件，讲究方式方法，而从基层做起，就是一个稳妥的方法。中国经济改革走的是渐进道路，先试点再推广，这个办法也可移植到民主，先在基层进行民主的试验和训练，待积累了一定的民主经验，人们的民主意识和规则初步形成，再往上推开。民主在基层做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风险可控，出了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即使在民族地区选出一个分裂分子做基层领导，也不会酿成大的问题，可以控制风险。此乃笔者为什么主张现阶段宜在县级及以下的基层政权推行民主选举的原因。

　　中国多数网民对选举民主的执着，固然反映了人们民主权利的缺失，渴望民主的心态，但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他们对选举民主或民主选举陷入了迷思，对民主的了解不全面。民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只有选举，更非只有直选，公众参与，甚至抽签等等，也是民主的一种形式。国外一些学者就曾论证抽签比选举结果更公正。对中国来说，目前除在基层推行选举民主外，更重要和更迫切的，应该是大力发展参与式民主，推进公众参与。政府的决策要问计于民，征求民意，作为决策的依据，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全过程。这里的参与不是被动参与，而是主动的深度参与，公众要有政策和议程的设定权，政府的决策结果要反馈给公众，政府的政绩要由公众来评价，将评价政府的权力由公众行使。做好了这些，政府也就不敢拂逆民意，懈怠民众。

　　所以，民主并非只有直选一途，中国当前其实更需要的是参与式民主，真正做活公众参与，在此基础上辅之于基层选举。为此，应大力拓展人民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的各种渠道，向公众开放决策过程，将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机制纳入政府决策，建立起民众表达——政府回应机制。这个过程虽然缓慢，但只要民主的每一步都很扎实，有实质推进，那么，全民直选的选举民主最后也就水到渠成。▲◆★●■☆



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交接入列 胡锦涛登舰视察
http://news.cntv.cn/china/20120925/105149.shtml

2012年09月25日  

　　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正式交付海军

　　胡锦涛出席交接入列仪式并登舰视察

　　温家宝宣读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贺电

　　郭伯雄徐才厚马凯常万全吴胜利出席

　　中新网9月25日电 据中国军网记者频道报道，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已按计划完成建造和试验试航工作，今天上午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大连造船厂正式交付海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出席交接入列仪式并登舰视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同出席并宣读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贺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出席仪式并陪同视察。

　　初秋的大连港，阳光和煦，波平浪静。停泊在码头的“辽宁舰”悬挂满旗，舰上官兵精神抖擞，分区列队。10时许，交接入列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胡锦涛向海军接舰部队授予军旗和命名证书。温家宝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贺电。贺电指出，我国发展航空母舰，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着眼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第一艘航空母舰顺利交接入列，对于提高我军现代化水平，促进国防科技工业技术进步和能力建设，增强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鼓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仪式结束后，胡锦涛健步登上“辽宁舰”，检阅了海军仪仗队。随后，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同志来到飞行甲板和部分舱室，认真察看舰上设施设备，与官兵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工作、训练和生活情况，会见参与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建造的科技人员、干部职工和部队官兵代表，并与大家合影留念。胡锦涛对航空母舰建造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要求部队和承建单位高标准完成好后续各项工作任务。

　　仪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宣布第一艘航空母舰交接入列和舰名舷号，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主持仪式，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总经理李长印分别发言。

　　经中央军委批准，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舷号为“16”。“辽宁舰”交接入列后将继续开展相关科研试验和军事训练等工作。

　　中央国家有关部门、解放军四总部、海军、空军、沈阳军区、军委办公厅和辽宁省有关领导，以及参与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建造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仪式。▲◆★●■☆


纽约时报：中国航母尚无作战能力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6479

   2012-9-25：美国的《纽约时报》报道说，虽然中国的第一艘航母成军，但是专家认为目前尚无作战能力。

　　这篇报道指出，虽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参加成军典礼，而且中国军事专家“激动地”评估辽宁号的重要性，但是这艘军舰在“可预见的未来”指挥用于训练和测试。报道说，辽宁号标号为16，意味着其功能仅限于训练。但是，辽宁号在中日为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主权争议时公开亮相，仍然被当成了“激起熬过情绪的场合”。

　　报道也引述中国国防部的声明称辽宁号将提高中国海军的总体水平、有助于中国“有效地保护国家主权”。

　　该报道记者认为，由于预期中共十八大将在下个月召开，辽宁号公开亮相似乎是显示当局意图在十八大之前努力促进团结。

　　辽宁号成军对国际而言，报道记者则是觉得这是向美国的盟友、中国的邻近小国—菲律宾等国家发出信号，表示中国有越来越多、可观的“工具”可供运用。美国的一些专家表示，他们会鼓励中国兴建自己的航母和伴随的军舰，因为这“只是浪费金钱”。

　　报道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的话说“要是辽宁号用来对付美国，就没有生存能力，用来对付邻国，就会被看成是欺负的象征”。而中国要是和拥有俄造苏--230型陆基战斗机发生冲突，而辽宁号受损“就是大丢面子”、“是不值得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飞行员还是以陆地跑道模拟在航母降落，所使用的飞机也是以苏联在25年前设计的米格23型战斗机改良而来的歼8型战斗机。因此该学者认为，由于中国没有适当的飞机，因此飞行员难以真正执行在航母移动时起降等等的困难任务。

　　报道同时也引述了中国军事专家、海军军事研究所研究员李杰的话说，辽宁号的成军可以改变中国海军的传统作战思维、为中国海军行动的风格和结构带来质量上的改变。报道同时表示，虽然中国从未公布各军种开支，但是外国军事专家一般认为，中国海军的预算是远低于空军和陆军。来源: BBC▲◆★●■☆


江泽民亮相意味什么江派人马已胜？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9/24/1999309.html

    苹果日报 2012-09-24：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大前晚突然携夫人现身北京国家大剧院，在一众前高官陪同下包场欣赏西洋歌剧，获邀出席者还有大批在京的省部级高官。江坐足逾两小时看全剧，并登台发表讲话。有京城学者指，江此时高调亮相，与即将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不无关系，显示江对中共政坛仍具影响力，或透露中共十八大高层卡位争斗已有结果，江派人马已经胜出。

　　据透露，江泽民于上周六（22日）晚，在国家大剧院欣赏音乐剧《美丽的蓝色多瑙河》。该剧描写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Baptist Strauss）1872年访美演出、一鸣惊人的故事，由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李岚清编剧，李在位时是江的政治盟友，喜好古典音乐，退休后曾出版多部音乐论着。

　　陪同江泽民观剧者除夫人王冶平及李岚清外，还有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兼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前副总理曾培炎等，演出属包场，不对外售票，但邀请了很多在京的省部级高官出席观看。当日下午约4时，大剧院周围开始增加警力，无关人员都被劝走，当晚演出座无虚席。现场人士形容，江身穿深色西装，入场时有人搀扶，但精神饱满，并不时向四周挥手致意，全场一度起立鼓掌。

　　两个半小时演出，江泽民全程看完，其间只和大家一样休息15分钟。目击者形容江「身体很好、心情很好、耐力很好」。演出结束后，江等人还走上舞台，与演员职员合影留念并发表讲话，对演出给予高度评价。中场休息时，场内不少人议论江现身与十八大和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话题。更有人怀疑十八大召开时间至今未公布，或与薄的处理方案待定有关。

　　北京独立学者高瑜接受《苹果》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现年86岁的江泽民公开露面，除显示他一贯喜好西洋歌剧，退位后仍享歌舞昇平、荣华富贵外，更重要是中共十八大至今会期未定、高层人事卡位争斗激烈，江要用这种方式，表达他对十八大人事安排仍有影响力。她认为，江当晚表现如此兴致勃勃，不排除江派在十八大人事争斗中已经胜出。

　　高瑜指，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人事安排，江泽民的江派与胡锦涛的团派斗争激烈，大热人选包括习近平、张德江、王岐山、张高丽和俞正声，他们被视为江派；团派则有李克强、李源潮、刘云山和汪洋，但盛传俞正声和汪洋将出局，留下七人仍以江派佔多。高说：「习近平、王岐山和俞正声或应归为『太子党」，他们是『双方都可以接受』，但习是江派在十七大时捧上来的，本质上仍近江派。」▲◆★●■☆



关于为“老年性痴呆”更名的意见
http://blog.cntv.cn/21206126-4065343.html

2012-09-25 最近央视推出为“老年痴呆病”起一个好听名称的征名活动。这种方式虽说是一种体现民意的创意之举，但对疾病的命名并不像给街道或熊猫起名那么随意。在某种意义上说疾病的命名有着极高的科学含量。某个疾病的命名应当概括某个疾病的本质。有许多疾病，西方传统医学大都是从现象上命名，这样的命名不能代表疾病的本质，科学含量很低，在诊治上出现很多遗误。具体到老年性痴呆重新更名，最好也要反映某病的本质才能恰如其分。

    为此，首要的是先弄清所谓老年性痴呆是怎么回事？发病原因是什么？西学传统理念认为，老年性痴呆是一种单独的疾病，不管是中名还是洋名的叫法，都没有揭示此病的本质，对其发病的原因，认为是凭空而来，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治是无的放矢，防是防不胜防，导致此病的发病率一代高于一代。可以断定：如果我们领导层不改弦更张，继续听任西方说教，今后的日子里，老年性痴呆患者将会成倍的增长。

那么老年性痴呆病应如何命名又如何预防呢？这要从本病的起病源头说起，本病的病根在颈部而不再脑部。在颈椎的左右有椎动脉从颈椎的骨孔中穿过，最终到达脑部。颈部的某个颈椎出现错位，都会阻碍流向脑内的血流，造成所谓脑供血不足。

    久而久之，脑组织长期得不到足量的血量供应，就会逐渐萎缩，就像田里禾苗一样没有足够的水肥供应注定不会茁壮，也结不出丰硕的果实。脑萎缩最早出现的反应是记忆力下降，这是脑萎缩的预兆，随年龄的增长，脑细胞的数量不断减少，则出现脑萎缩，最终导致痴呆，此时已到老年。颈椎为何发生错位？少部分是来自外部力量和动脉粥样硬化，绝大多数是由体位不良造成的。

    尤以当今的社会生活环境，造成的体位不良的条件比比皆是（篇幅所限不多例举），发病年龄从小儿到老年都可发生，所谓的老年性痴呆，并非是老年病，而从青少年就已发生了颈椎错位（尤其是在校学生发生率极高，约占80%），到了老年，痴呆的明显症状就显现出来。了解了这一发病过程，其命名就容易了。根据发病原因，此病的命名笔者认为叫“颈源性中枢神经障碍症”较为适宜。

    此病不是老年固有，而是由青少年逐渐发展而来，是在颈椎病基础上发生的，也是完全可以预防的。最根本的预防措施就是，消除造成不良体位的客观条件，每个人都能提起警觉，从幼儿做起培养良好的生活起居习惯。对颈椎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治疗的原则是纠正错位，保持椎动脉血流通畅。为此，笔者特意撰写了颈椎病防治的宣传册，愿意发表出来供大家(微博)参考，如有必要欢迎来电联系。▲◆★●■☆


定稿日期 ：2012年9月23日  电话：13001382178 徐先生


穷二代现象：中国经济转型绕不过的坎     
http://finance.wenxuecity.com/BBSView.php?SubID=wsj&MsgID=5176

华尔街日报 于 12-09-24 李迅雷

在钓鱼岛主权问题引发的一系列打砸抢事件中，有多个城市的涉案人员被拘留，如深圳、长沙、广州、西安和青岛等地，从警方公布的涉案人员资料中，有一个共性：都是外来人口，年龄基本在20岁左右，且无职业。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现象。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30多年中，在社会财富大量增加的同时，又带来了多少问题，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乃至妨碍下一步中国经济的转型？

城镇穷二代的规模有多大？

所谓穷二代，顾名思义，是指父辈贫穷、子女仍然没有摆脱贫穷，成为社会低收入群体的年轻一代。就城市而言，穷二代应该包括城市原住民中的低收入群体的下一代、外来农民工中80、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以及城市中第一代农民工的随迁子女等。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占比上升较快，所以穷二代更多产生于外来人口中。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难道第一代农民工至今都很穷吗？虽然未必，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仅有0.7%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可见，第一代外出农民工经过那么多年的辛勤劳动，仍然是居无定所，那么其随迁子女的生活条件也难言小康。

此外，该调查还显示2011年举家外出农民工数量为3279万，这意味著有相当大数量的农民工子女生活在城市里，究竟有多少呢？据《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260.97万人，这并不包括非正规学校中就读的农民工子女，也不包括学前儿童和初中毕业后的农民工子女，累加起来应该会超过2000万。

截至2011年，外出农民工共有1.59亿，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推算，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大约占外出农民工数量的60%以上，即一亿左右。从其受教育状况看，以初中学历为主，占62%。在农民工中，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仅占10.5%，年龄层次越低，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的比例也越低，这说明青年农民工正逐渐丧失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可见，新生代农民工队伍庞大、学历偏低，一旦回到农村，也基本不会干农活。在官方的调查中还发现，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月收入为2049元，在城市的居住条件较差，大部分都在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

上述数据表明，在中国的城镇生活的外来穷二代人数有1.2亿左右，占整个城镇人口的18%，这一比例已经不低了，如果再加上城镇户籍的穷二代人口，比例会更高，加上年轻人活跃，已是每天城市流动人群中的主流之一了。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经提了很多年，也有明显的进展，但要实现这一目标，看来还遥遥无期。

首先农民工子女普遍面临读书难问题。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大，且其工作和居住地点很多都在城郊结合部，这些地方中小学数量少，而去公立学校就读，不仅路远，而且各种费用高。于是，各种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但如遇到拆迁、没有获得当地教育管理部门的资质等问题，又不得不关停，导致农民工子女失学。比如，从2011年暑假开始，北京各区的拆迁波及了众多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拆迁风暴中，北京将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1.4万余名学生的去向引发了全国关注。

其次是农民工子女毕业后的前景，毕业即失业现象较为普遍。农民工子女在接受义务教育至初中毕业之后，在大部分城市都不符合参加中考条件，故上不了高中，工作又不够年龄，有的无所事事，四处闲逛，有的混迹网吧、游戏厅，有的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目前，虽然各地也相继出台了允许异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的有关规定，但这些规定中附加条件过多，实际能够通过异地考试而进入高中或大学阶段的农民工子女人数非常少，导致大部分子女仍只有初中学历。即便同样是初中学历，由于接受义务教育的学校不一样，学习环境、教学条件等差异也非常之大，因为不同的地区乃至同一城市的不同行政区的学生人均获得的教育经费都有巨大差距。而民工子女作为弱势群体，所接受的教育条件与富二代相比，肯定是天壤之别，这也决定了他们今后的发展前景。

作为在农村接受义务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也面临进城务工之后专业技能缺乏的问题，他们既不会种田，又不如第一代农民工勤奋，在城市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的今天，他们的竞争能力也被削弱，大部分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等低端劳动。此外，劳动时间过长、社会保障服务覆盖面不大也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问题的表现，如2011年的调查数据显示，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只有13.9%、23.6%、16.7%、8%和5.6%。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有大的突破，改变现有的户籍制度甚为关键，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改革也必须有更大的动作。否则，农民工的子女仍是农民工、穷人的儿子仍是穷人的现实就难以根本改变。

改善社会福利成本低于维稳成本

农民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中国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全球第一、出口额全球第一，都与农民工的贡献密不可分。为此，美国《时代》周刊在2009年将“中国工人”评为年度人物亚军，而照片上的几位在深圳打工的女工，实际上都是农民工。

由于第一代农民工从贫困的农村来到可以让自己收入翻几倍的城市，即便住在城市拥挤、破落的简易房里，得不到与户籍人口同等的福利和尊重，也不会有太大心理落差。而他们的子女却不一样：从小生活在城市，感受到方方面面的不平等，在教育、医疗以及娱乐、就业机会、社会福利等方面，都会低人一等。他们所感受的社会不公、生活艰辛、前景黯淡，比父辈们要强烈得多，也更容易产生对社会的仇视心理。

笔者对不少城市犯罪人员来源的调研发现，各城市犯罪人员中外来人口占比非常高，最低为70%，最高甚至达到90%，而犯罪年龄则较低，普遍都在20多岁。这一调研结果，与前段时间反日游行中发生的打砸抢事件中的犯罪人员的来源与年龄高度吻合。

穷二代犯罪率较高的这一现象其实早就出现了，有不少学者做过细致的研究，并提出建议和对策，但却迟迟没有被采纳实施。其后果是导致国内的维稳成本不断上升。在一些重大活动筹备和举办期间，如奥运和世博会，物价管理部门都不敢出台调价方案，以免引起公众不满，影响盛会举办。而在通胀阶段，也不敢调物价，怕影响社会稳定。关于社会维稳成本究竟有多大，没有确切的数据，这可能还得区分狭义和广义的维稳成本，维持物价稳定而付出的代价应该是属于广义的维稳成本。之所以连物价稳定与否也高度紧张，实质上就是中国贫富差距过大，低收入群体在城市中的占比过大。但如果水电煤油等价格长期没有理顺，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和升级是十分不利的，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中国物价改革的“时间窗口”很短暂。

从上述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看似荒唐的结论──穷二代阻碍了物价改革和经济转型。既然如此，对策就应该是提高穷二代的福利水平，增强他们对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在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给予支持，在基础教育、中考、高考和就业等方面给予公平机会，在物价上涨时给予补贴，这些对城市外来低收入务工人员及失去劳动能力人员的福利或公平待遇，其成本是容易计算的；同时，相信为此而付出的成本总额要远低于所谓的维稳成本。

更应该反省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民为工业、城市发展所提供的全球总量最大的劳动资源，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这一群体所获得的回报，却是中国所有群体中最少的。因此，从道义上讲，现在也该是给予福利上补偿的时候了。

当然，增加福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举措，真正能让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还是得靠改革，即通过改革来缩小贫富差距，让社会更公平更透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竞争机会的均等化，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当然，改革同样有成本，但改革的成本加上增加社会福利的成本，仍然会少于纯粹的维稳成本。▲◆★●■☆

（本文作者：李迅雷是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员、财经委委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十八大后将审薄 严重程度超“双陈”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9/24/1999421.html

    明报 2012-09-24： 新华社上周公布庭审纪录，指薄熙来(左)在今年1月底掌掴王立军(右)，是王走进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导火线。图为2010年薄熙来授予王立军「重庆市人民卫士」称号。(资料图片)

　　王立军昨被判刑15年，谷开来与王立军案均告完结。在官方新华社上周叁(19日)有关王立军案的长篇报道中，薄熙来首次以「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匿名「现身」。分析人士指出，薄熙来可能在中共十八大后受到刑事审判。

　　十八大前党纪处分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中共党内专家透露，薄熙来案的复杂程度超过谷开来与王立军，必须经过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做出党内决定后再移交司法机关。预计十八大前中共将只对薄熙来做出党纪处分公开决定，具体时间在十八大前的十七届七中全会上，也有可能在七中全会前的某次工作会议上，这项决定可能包括「开除薄熙来党籍和公职」。

　　该专家表示，鑑于十八大将在10月中旬召开，对薄熙来的刑事审判肯定在十八大后进行。因为按照惯例，移交司法机关后要全部重新调查，从公安、检察院到法院还有很多程序要走，十八大开幕前难以完成。

　　薄熙来案的时间点与十八大重合，也令外界有许多猜测。早先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曾向记者表示，薄案的爆发，将促使中共认识到民主法治的重要，在十八大上推进民主法治。上述专家也直言，薄熙来案是「天上捅了个窟窿」，不管怎么处理，对十八大都有影响，但影响到什么程度还需要观察。

　　薄涉经济罪可能非常大

　　对于薄熙来的具体罪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表示，按照王立军案新华社详讯中提到的内容，薄熙来至少涉嫌「徇私枉法」与「滥用职权」两罪。鑑于与薄家关系密切的徐明出现在王立军受贿案中，薄熙来涉嫌经济犯罪的可能也非常大。

　　前述资深党内专家则认为，薄熙来案的复杂性、严重性超过陈希同与陈良宇案，经济犯罪涉及面将很广，所以薄熙来一旦涉嫌经济犯罪，将「涉及到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