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金正恩究竟为何要拿下李英浩？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43/92/90/0_1.html

    2012-07-21：在一个神秘和专制的国家，任何人的命运让外界预测起来都很困难，一个人的升迁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和才华，也不完全取消于一个人的忠诚，密室内斗往往充满了血腥、残酷和诡诈，这是极权体制所特有的共性，在这个体制下，任何人都是如履薄冰，企图能够善始善终，而能够善始善终的恰恰又寥寥无几。
 
    有关朝鲜人民军前总参谋长李英浩被突然解除一切职务的原因，国际社会已有多种版本的传闻。金正恩究竟为何在父亲尸骨未寒之时，毅然拿下父亲生前举荐的恩师李英浩？朝鲜是否在金正恩的带领下融入国际社会走向全面开放？国际社会的判断揣测只能当作参考，因为极权体制下根本看不到真相也找不到所谓的真相。
 
    韩国媒体称，金正恩巡视坦克部队时，发现总参谋长李英浩将营养不良的衰弱军人隔离，犯下“欺君之罪”，才导致李英浩下台。另有说法称，李英浩的孙女称“金正恩都听我祖父的”以及李英浩被举报说过“朝鲜的命运在于我”等惹恼了金正恩。
 
    韩国“联合新闻通讯社”引述从朝鲜叛逃韩国的“脱北者”表示，金正恩今年元旦前往“近卫首尔柳京洙第105坦克师团”巡视，偶然发现部队将营养失调体力衰弱的军人隔离，企图隐瞒实情，曾当场痛斥随行的李英浩。金正恩的姑丈、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出身的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崔龙海，已于1月开始就“第105坦克师团事件”，对李英浩展开内查。
 
    香港《明报》不知从何处获悉，李英浩被解职可能与他16岁的孙女一次无心之过有关。李英浩的孙女现在读高中，有一次她对同学说“我的祖父只要一旦下定决心，朝鲜今天就可以开仗”，她还说“我祖父说的话，金正恩大将军都听”。这样的话传到张成泽那里，张成泽非常不高兴，认为他功高盖主，于是就给金正恩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提到李英浩还说“朝鲜的命运在于我”，这让金正恩非常生气。
 
    实际上，早在金正日葬礼开始，有关李英浩未来的命运就引发国际社会诸多揣测，金正恩及其家人权力一旦稳固，就会逐一拿下金正日时代的一批老臣，金正恩“挫军队锐气”的举动也早在预料之中，尽管李英浩为金正日建立世袭体制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金正恩急需建立自己的权威，军中最高实权人物李英浩无疑就成为金正恩的威胁或绊脚石。拿下李英浩不需要太多的借口和理由，李英浩的下场比他的同僚也好不了多少。
 
    大赦国际今年5月在首尔发表的年度人权报告显示，今年1月朝鲜政权从金正日移交至金正恩的过程中，朝鲜已有200多名高官被拘禁，其中一部份已处决，包括参与韩朝对话的30名朝鲜官员，有些官员是被制造的交通事故致死。
 
    韩国《朝鲜日报》此前报导，金正恩自2009年被定为金正日接班人后，不断发生处决和离奇死亡事件，其中最大离奇死亡事件就是李济刚之死。李济刚曾任朝鲜劳动党组织指导部第一副部长，掌控朝鲜人事部门20多年，并被认为是“金正恩监护人”张成泽的竞争对手。
 
    他在张成泽晋升为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前几天，即2010年5月底遭遇“离奇”交通事故死亡。和李济刚一个阵营的组织指导部第一副部长李龙哲也于同年4月因“心脏麻痹”去世。从那时起，金正恩就加紧了对金正日老臣整肃的步伐。
 
    朝鲜经济总指挥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部长朴南基和财政相文一峰，分别于2010年4月和6月被枪决。接替朴南基出任计划财政部部长的洪锡亨也于去年6月被免除一切职务，此后也是人间蒸发。
 
    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副部长柳京也于去年初被枪决。仅在2010年金正恩下令“要让全国听到枪声”后，朝鲜的公开处决次数多达60次，是2009年的3倍。▲◆★●■☆


我国增持美债是无奈之选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43/84/26/9_1.html

2012-07-19： 美国财政部近日公布截至5月底的世界各国及地区持有美国国债的状况。5月,中国增持美国国债52亿美元,总计11696亿美元，仍是世界各国及地区中持有美债最高的。美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两月增持美国债，总计增持256亿美元。
 
    没有最优只有次优选择
 
    市场避险情绪和美元升值走势导致投资者选择美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国的国际收支基本上是顺差，所以那些增加的外汇收入中会有相当多一部分变成外汇储备。自3月中下旬开始，美元升值趋势明显，市场参与者自然会把目光投向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数万亿美元，在外汇储备的增量中，增加对美债的投资是可行的。
 
    对于中国此次增持美债的原因，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财金研究室副主任、高级经济师李若愚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欧洲爆发了债务危机，日本经济形势也不乐观，相比之下美国国债因其安全性、流动性、营利性等特点成为我们的无奈之选。美国虽然也发生了金融危机，但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它调整的快，反应也快。我们没有最优选择，只有次优选择。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日前表示，奥巴马总统和美国国会已经制定了保证美国财政信用的政策，美国国债仍是安全资产。
 
    买美债为何不买黄金
 
    对于美国国债未来的走势，李若愚表示：“由于受到众多因素影响，如欧债危机、美联储EQ（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不好预判。”
 
    梅新育认为，国家外汇管理局这次增持美债是踩上了美元升值的点，而且踩准了。“从外汇管理角度来看，外汇储备管理部门选择时间点的水平有所提高。”
 
    国家外汇管理局对于黄金储备向来不太积极，有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增加黄金储备。中国已连续两个月增持美国国债，可是黄金占外汇储备比例仅1.6%。据世界黄金协会在本月9日发布的最新世界各国/地区黄金储备排行榜，中国储量为1054.1吨，排名第六；黄金储备占外储比例在前20名中最低。对此，梅新育表示，总体上赞成增加黄金储备的数量，但并不赞成大量增持黄金储备。他认为：“增加黄金储备数量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在底部而非价格高的时候购买。”
 
    李若愚认为，增持黄金有好的一方面，可以优化资产配置，可以升值，但也有弊端：“大量的购买黄金会推高黄金的价格，而且也没有地方可以售出如此之多的黄金。黄金不同于铜、铝等金属，不能直接用于工业化生产，它承担的是一种货币职能。”
 
    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
 
    梅新育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财政问题还不能很好解决。因为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很大，在国际市场投资自然要面临一些风险。国家外汇管理局从去年开始多次强调，考虑到美债巨大的存量规模，为避免美元走势不明朗触发外汇贬值造成过大的损失，应该多元化外汇储备投资，分散美债持有头寸过于集中带来的风险。
 
    李若愚表示：“就如同股市，美国国债同样也存在着波动，这是正常的情况。”如何降低持有美债所带来的风险？李若愚建议：“除了购买美债，我们也可以购买一些欧债、日债进行存量资产调整，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中。同时，我们控制外汇储备增长，调整相应的外汇政策，达到国际收支平衡。把外汇资产变为实物，关键是看落实。”
 
    由于债权投资的收益普遍低于股权投资，业内人士普遍建议，未来不但应减低美债在外汇储备投资中的比例，而且要降低债权投资在整个外汇投资中的比例。
 
    专家表示，尽管持有美国国债有一定的风险，但在全球经济剧烈波动、欧元区困难重重之时，选择美债在所有不理想的投资品中差不多仍然是安全性与收益性结合得最好的产品。
▲◆★●■☆

《真理标准讨论中的谭震林》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2_07/22/16207783_0.shtml

2012年07月22日 来源：检察风云  作者：何立波

核心提示：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全国各省市都表了态，只有台湾省和湖南省没有表态；全国各报刊都表了态，唯独《红旗》没有表态。在当时，《红旗》杂志的处境十分孤立和被动。
 
本文摘自：《检察风云》2008年23期，作者：何立波，原题：《真理标准讨论中的谭震林》

谭震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革命家，建国后曾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1977年8月，在党的十一大上，谭震林当选为中央委员。1978年2月，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谭震林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愉快而认真地做好自己所分担的工作。在1977年11到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敢于直言的谭震林一鸣惊人，在发言中大胆地提出，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

在粹碎“四人帮”之后的头两年，由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党的工作呈现出徘徊的局面。邓小平对此忧心忡忡，他针对“两个凡是”，向党中央致信，果断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他还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天，新华社作了转发。12日，全国各大报多数加以刊载。文章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能说、不敢说的话，引起强烈的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对于邓小平的讲话和《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谭震林非常赞赏。他叫来秘书，帮他把各大报大刊上刊登的有关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都找给他。他认真地钻研，一字一句地推敲，为敢于冲破思想“禁区”的这些文章叫好。

5月17日，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点名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说它“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他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

5月18日，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找熊复谈话，传达中央决定，让熊复出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同时告诉他：《红旗》杂志不要介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并强调要把它作为宣传工作的一条纪律来遵守。熊复上任后，严格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所发文章一律不涉及真理标准的讨论。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对思想理论战线上如此重大的讨论竟然不表态，引起了社内外群众的议论和不满。有人说：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全国各省市都表了态，只有台湾省和湖南省没有表态；全国各报刊都表了态，唯独《红旗》没有表态。在当时，《红旗》杂志的处境十分孤立和被动。▲◆★●■☆


无湘不成解放军？解读中共建军密码
http://history.stnn.cc/war/201207/t20120719_1764888.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07-20：近代中国历史上曾流传“无湘不成军”的说法，这一说法源自曾国藩建立的湘军。但是，纵观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史不难发现，我军高级将领中湘籍将领颇多，例如，在新中国首次举行的授衔中，名列共和国将帅榜的十大元帅中有3位是湖南籍的、十名大将中有6位是湖南籍的，这两项共20名高级军衔中湖南人竟有9位，几占半数，正可谓“无湘不成解放军”。这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地域文化现象。那么，如何认识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

　　历史渊源：晚清历史上就有“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之说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清代中兴之臣曾国藩于咸丰二年（1852年）奉命帮办湖南团练，摈除清代八旗、绿营的旧制陋习，仿明代戚继光之营制，招募乡民，编练成一支新型地方武装。至1854年初，已编练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加上兵勇、夫役工匠等，共一万七千人，人称“湘勇”或“湘军”。这种书生加山农的独特体制，兵随将转，兵为将有，一改自北宋以来“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军事准则，形成了地方武装势力。湘兵吃苦耐劳，骁勇善战，从此湘军取代绿营成为清军主力。经过不断扩充，至1859年湘军集团兵力约有十四万人，鼎盛时兵力达五十多万人，以后军中战将骨干以三湘子弟为多，因而出现了“无湘不成军”的民谚。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也称“中兴四大名臣”，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官至总督者15人，官至巡抚者14人。

　　湖南人在中国历史上的突出作用，始于湘军；湖南人才之盛，亦始于湘军；后来的洋务运动也主要由湘军人物一手发起。这可以说是后来形成“无湘不成解放军”现象的历史渊源。

　　文化性格：湖南人“性质沉毅”、“敢负责任”（蔡元培语）

　　从曾国藩创办湘军起，湖南开始出现人才喷涌的局面。此后，从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到维新运动；从兴中会、同盟会革命党的成立，到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一拨拨湖南志士轮番登上历史舞台，冲锋陷阵。

　　清末维新运动，湖南是最开风气的省份。湖南维新志士救国最坚定、最富牺牲精神。“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林圭等都为救国图强而壮烈牺牲。

　　辛亥革命，亦是湖南人冲锋在前。同盟会的创会元老79人，湖南籍有20人，占其1/4，其中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堪称主将。

　　护国运动，又是湖南人率先发起。蔡锷、程潜等高举反帝制义旗，通电讨袁，全国响应。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大批湖南有志青年争相投考黄埔军校。黄埔军校1至5期共有学员7399人，其中湖南青年2189人，占1/4强，居全国之冠。许多三湘子弟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著名将领，如共产党方面的陈赓、许光达、黄公略、左权、肖克、宋时轮等；国民党方面则有宋希濂、郑洞国、李默庵、黄杰、刘戡、廖耀湘等。湖南籍的黄埔学生中共出了200余名将军。

　　近现代中国百余年间，可谓是“湖南人材半国中”。湖南是中国19世纪中叶以来名人辈出的省份，特别是政治军事方面的人才之多，居全国之冠。以《辞海》为据，近代中国政治人物中：湖南籍44人，居全国之首；次为广东，38人；再次浙江，22人。现代中国政治人物中：湖南63人，仍居第一位；第二位为广东，44人；第三位为四川，40人。无怪乎民国时有言：“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即是普鲁士”。

　　孙中山在评论湘籍志士时说：“革命军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蔡元培曾在《论湖南的人才》一文中写道：“湖南人性质沉毅，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湖南人敢负责任。”

　　人民解放军中湘籍将领之比例

　　在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史上，涌现出了大批湘籍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们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林伯渠、李立三、李富春、陶铸、胡耀邦等为主要代表，在党史军史上举足轻重，功不可没。特别是在人民军队中，湖南籍将领更是占了很大比例。

　　（1）我军1955年授衔的中将以上的开国将帅湖南人最多。十大元帅，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3人；十名大将，有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6人；57位上将，有王平、王震、邓华、甘泗淇、朱良才、苏振华、李涛、李志民、李聚奎、杨勇、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陈明仁、钟期光、唐亮、陶峙岳、傅秋涛、彭绍辉等20人，占三分之一；177位中将，有张震、廖汉生等45人，占四分之一强；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共254人，湖南有73人，近三成，居各省之首。

　　（2）在我军“36位军事家”排行榜上湖南人高居榜首。上世纪末中央军委确定的36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中，有15位是湖南人，占40％强。他们是：毛泽东、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黄公略。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是四川、湖北，分别有7人、4人。

　（3）百科全书“解放军军事人物”中湖南人名列前茅。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物卷，共收录我军各时期主要领导人和高级指挥员199人，其中湖南籍58人，近三成，居首位。比第二位（湖北籍33人）和第三位（四川籍19人）总和还多。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物分册，共收录976人，其中湖南籍205人，占五分之一强，居各省之首。

　　（4）在各个历史时期湖南籍高级将领都占有很高的比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先后组建了10个军团，有6个军团长是湖南人。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刚改编时的6个旅有3个旅长是湖南人，以后成立的5个纵队有3个纵队的司令员是湖南人；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整编的7个师有3个师长是湖南人。解放战争，1949年1月以后人民解放军先后成立了20个兵团，有11个兵团司令员是湖南人。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4任司令员和4任政委全都是湖南人，即第一任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第二任司令员兼政委邓华，第三任司令员和政委杨得志、李志民，第四任司令员和政委杨勇、王平。

　　湖南三次著名暴动与湘籍将领

　　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湘籍军事人物之所以剧多，其原因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三点：一是近代以来形成的湖南人敢为天下先之革命精神和流血不流泪之英雄气概之文化性格的影响。二是进步思想的影响。大革命时期湖南工农运动非常活跃，是当时全国最富有朝气的省份之一。马列主义的传播为众多湖南将领奠定了思想基础。三是湖南的三次著名暴动（秋收暴动、平江暴动、湘南暴动）的影响。

　　秋收暴动：即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到达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参加过秋收起义的湖南籍开国将帅有元帅1人，大将1人，上将2人，中将7人，少将5人。还有何长工、杨立三等高级将领。

　　湘南暴动：1928年1月，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2000多人，在湘南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起义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为参谋长。参加过湘南起义的湖南籍开国将军中有大将2人，上将4人，中将8人，少将5人。

　平江暴动：包括“三月扑城”和“七月起义”。1928年3月16日，中共平江县委组织了著名的“三月扑城”，近20万农民包围并攻打了平江县城。7月下旬，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邓萍等领导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占领平江县城，成立红五军。彭德怀为军长，滕代远为军党代表，邓萍为参谋长。参加过平江暴动（三月扑城）和平江起义的湖南籍开国将帅共有50余人，其中元帅1人，大将1人，上将6人，中将10人，少将30余人。

　　可以说，这三次暴动是孕育我军中湖南革命将领的重要实践基础。湖南的许多农民、工人、士兵、学生从此走上了革命之路，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成长为高级将领。有近半数的湖南籍开国将领就是从这三次暴动中走出来的。在36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中，参加湖南三次暴动的有11人。
主题延伸

　　湘籍革命烈士何其多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湖南烈士夏明翰这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代表了湘人视死如归，宁折不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多少湖南先烈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生命——蔡和森、何叔衡、罗亦农、向警予、郭亮、陈觉……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毛泽东夫人杨开慧、刘少奇夫人何宝珍、朱德夫人伍若兰也都是湖南烈士。

　　湖南省登记在册的革命烈士达10万多人。据粗略统计，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担任过军以上的湖南籍高级指挥员有：黄公略（红六军军长）、段德昌（红六军军长）、李天柱（红八军代军长）、邓毅刚（红九军军长）、伍中豪（红十二军军长）、何昆（红十四军军长）、蔡申熙（红十五军军长）、胡少海（红二十一军军长）、刘士奇（红二十七军军长）、寻淮洲（红七军团军团长）、刘畴西（红十军团军团长）、李赐凡（江西军区司令员）、毛泽覃（闽赣军区司令员）、邓中夏（红二军团政委）、夏曦（红三军政委）、蔡会文（红三军政委）、曾中生（红四军政委）、柳直荀（红六军政委）、邓乾元（红八军政委）、陈奇（红十五军政委）、于兆龙（红十六军政委）、徐洪（红十八军政委）、陈东日（红二十军政委）、曾日三（红九军代政委）以及著名红军女将领胡筠、女游击队长贺英等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湖南籍高级将领还有左权（八路军副参谋长）、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卢冬生（松江军区司令）等人。

　　本文来源：《北京日报》2011年8月1日第19版，作者：徐平 系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大校，原题：《无湘不成解放军——兼谈我军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十八大前维稳不是“不出事”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207/t20120720_1765799

    2012-07-20：《环球时报》20日刊发社评文章《维稳既要清“前因”，也需抑“后果”》。内容如下：

　　全国维稳工作会议本月17日举行，在离十八大召开只剩几个月的时候，维稳工作面临一场考试。

　　舆论场上经常能听到对维稳的不理解甚至嘲讽，然而对中国这么大、又处于矛盾多发期的国家来说，维护稳定是发展人民福祉的基础。维护社会秩序在任何国家都会招来部分误解，有时甚至会费力不讨好。

　　舆论场通常是民间最活跃人群和意见的聚集地，这里盛行尖锐，鼓励对抗，是推动国家前进的合力中比较激进的一部分。而维稳工作恰恰是要维护国家的大体，追求合力本身的平衡，因此舆论中有一些对维稳工作的微词是正常的，它们不代表社会对维稳的总体态度。

　　快速崛起的中国逐渐将自己置于国际政治的风口浪尖上，未来中国承受的国际压力会对中国国内环境产生一定塑造力，维稳工作的复杂性将因此增加。

　　维稳工作的重要性应通过切实有效的方式，让全社会有所认识并理解。维稳其实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因此它不该仅仅是官方努力去做的事，大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不应是维稳工作的奢侈。

　　维稳切忌被简单化成“不出事”，维稳首先要清除“出事”的原因，此外要增加社会对“出事”的承受力。如果清除隐患做得不好，维护不出问题就会很累。而如果社会承受力不足，一旦“出事”，是小事也会变成大事。

　　十八大召开在即，各地尤其是北京当然要减少“出事”，相信在这方面有关部门依法做了不少功课，对于消除各种事端背后原因的“治本”，各地也都在加紧下工夫。但是提高社会承受力，也应是这个时期维稳工作的重要部分。

　　在做了各种预防之后，一旦还是“出了事”，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遇事解决问题并认真总结经验，这应是维稳工作的常备态度。十八大之前出一件事，不应比在其他时间出同样的事具有额外的特殊意义。

　　十八大之前的重点维稳，不应被理解为这是“绝对不出问题”的一段时间。如果哪个地区将这设为目标，那么该地区的社会秩序在人们的心理上反而会变得脆弱。个别有非正常诉求的人和力量反而会借这段时间闹事，以此向政府和社会施压。敌对势力更要借机挑事，搞不出大事也要千方百计搞出点动静。

　　维稳既需要严肃认真，也需要平常心，需要国家多层面、多角度的政治自信。中国地域辽阔，发展很快，不平衡呈流动性的生生灭灭，各种利益诉求完全在法制框架下谋求实现很难做到，必有其中一部分试图追求法外及规则之外的特殊解决，因此维稳工作再缜密，也会有少量冲突遗漏出来。

　　维稳能力的表现除了“少出事”，还在于在“出问题”时能引导社会正确看待它，使它的实际影响不获得非正常扩大。就中国现阶段来说，后一项能力相对薄弱，它的建设因而更加紧迫。

　　“少出事”当然很重要，但要避免将维稳的注意力过度集中到这个环节，而应把它真正还原成上述全过程。那样的话，维稳的压力将得到分散，在抑制“前因”和“后果”方面都获进展。

　　或许维稳工作应当逐渐“脱敏”，它应当做得更加理直气壮，它也应当融进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促进中国人实现无数具体梦想的最大基础建设。▲◆★●■☆


金正恩欲推动经济改革？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4121

    2012-7-20：朝鲜据传将进一步削弱军方权力，取消军队对从属企业的领导权。外界猜测，朝鲜将对多年来奉行的“先军政治”进行改革。

　　在对军队高层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后，朝鲜新领导人金正恩似乎正要推动朝鲜数十年来最全面的一次经济改革。据朝鲜内部人士透露，金正恩以及其姑父张成泽将取消军方对军队附属企业的领导权。路透社报道称，这些原先附属于军队的企业，今后将由劳动党及政府机关任命的专门委员会管理。知情人士透露，前总参谋长李英浩正是因为反对此项削弱军方地位的改革，而遭金正恩解职。

　　该知情人士还称，从前，经济的主导权掌握在军方手中，政府很难插手；改革后，政府中的新机构“政治局”以及劳动党内的一个委员会将接管原先军方的经济权力。据悉，这一系列措施都以中国此前的改革作为参照。

　　姑父张成泽 幕后揽大权

　　先前，金正日在位时，朝鲜奉行的是“先军政治”，120万军人拥有比其他社会阶层更高的地位。李英浩便是“先军政治”的坚定支持者。

　　朝鲜知情人士此番透露的信息，让外界些许了解到朝鲜当前的经济状况及内部权斗。路透社特别指出，该知情人士透露的信息一般都比较可靠，他在2006年曾准确预告了朝鲜即将进行核试验。

　　就在本周，已经大权在握的金正恩还被授予元帅军衔。而李英浩被解职后，还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下属受到牵连。韩国政府估计，在金正恩上台后，已经有约20名高级军官被解职。

　　在金正恩领导下，朝鲜政治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些松动迹象。官方电视台播出了金正恩参观展览、甚至欣赏流行音乐演唱会的画面。而金正恩的姑父张成泽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坚定的改革派；目前，外界猜测，张成泽才是实际上揽括大权的幕后人物。来源: 路透社▲◆★●■☆


在内蒙古的政绩将决定“小胡”是否能担此大任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4125

     2012-7-20：49岁的胡春华是中共第二年轻的省委书记，在今秋“第五代”领导集体继位之后，他很可能跻身政治局委员之列。而且与胡锦涛相似的政治背景，使得这位内蒙古党委书记经常为称为“小胡”。人们都相信，他是胡锦涛青睐的“第六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小胡在内蒙古的政绩将决定他是否能担此大任。

　　在内蒙当差看似是个轻松的差事，这个地区既有丰富的资源，而且蒙古族百姓比桀骜不驯的西藏人要温顺得多。然而，对内蒙矿产的无序开采是引发了矿产商与牧民的纠纷，虽然牧民的不满不可能像在西藏和新疆那样演化成分裂主义的叛乱，但如果出现类似四川什邡的事件，不知道“小胡”书记是否会因此遭到高层领袖们的冷眼。

　　锡林郭勒草原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说13世纪时成吉思汗曾被这美丽的原野吸引，打算疆场平靖之后隐退在此。但如果他看到了这里如今的面貌，他可能就不那么感兴趣了。近年来，这里开矿成风，矿场遍布山头，糟践了牧场，让这一带的牧民难以安身。而对众人寄望为未来中共领袖的内蒙书记胡春华来说，眼前也正是艰难的时期。

　　49岁的胡春华是中共第二年轻的省委书记，在今秋“第五代”领导集体继位之后，他很可能跻身政治局委员之列。在很多人看来，胡春华和现在的胡总书记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两人非亲非故，但相似的政治背景使得这位内蒙古党委书记经常为称为“小胡”。如同胡锦涛曾是西藏一把手一样，小胡现在也执掌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自治区。人们都相信，他是胡锦涛青睐的“第六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也就是将在2022年登上大位。小胡在内蒙古的政绩将决定他是否能担此大任。

　　胡春华2009年走马上任的时候，内蒙古书记一职乍看起来像个轻松的差事。内蒙的矿产，从铜矿到稀土，尤其是煤炭，都供不应求，使得这个落后地区的经济极度繁荣。而且蒙古族百姓比桀骜不驯的西藏人要温顺得多，小胡不用像胡锦涛一样在1989年在西藏搞戒严那样费心（胡春华曾在西藏担任过常务副书记）。

　　内蒙古长期以来就有汉族居民大量聚居，该自治区2，470万人口中蒙古族只占不到20%。然而，2011年5月，地广人稀的锡林郭勒盟却煽动起了内蒙地区20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这着实让胡春华心里为之一怔。

　　还是开矿惹的祸。2009年，内蒙古成为中国最大的煤炭产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产地。锡林郭勒盟的市政府驻地锡林浩特市周边的煤床拥有全球38%的锗（germanium），这是一种制造太阳能电池及风力发电机电路的元素。看来“绿色能源”的部分代价竟然是让这30个矿场破坏周边的草原，吸干附近珍贵的水源。

　　新兴都市的争吵

　　乘航班飞机锡林浩特时，满眼竟是一片疮痍。巨大的露天矿场扬起的尘土使数年前还挺古朴的一处风景大为暗淡。煤炭驱动的繁荣重塑了这座城市，过去的6年中该市新增建筑面积飙涨了60%。2007年，一个面积堪比天安门广场的新广场落成，广场中央高耸的基座上有一尊成吉思汗的塑像。据《人民日报》报道，一家中国公司包揽了广场和周边一座博物馆的费用，交换条件是廉价的采矿权。

　　矿产商和蒙古牧民的土地纠纷已经成为常事。2011年5月的案例就较典型。锡林浩特东北约110公里一处牧场的蒙古牧民反对矿场客车从他们家附近的草场穿过。一天夜里，一个汉族卡车司机闯到了一位名叫莫日根（Mergen)的蒙古族牧民，后者被卡车拖行150米后惨死。莫日根的死点燃了牧民中积蓄已久的怒火，抗议在周边各旗爆发，之后蔓延到锡林郭勒市，数百民身着黄衣蓝帽的蒙古族高中生一路游行到成吉思汗塑像附近的市政府。

　　这些高中生都是十来岁，绝大部分是蒙古牧民子弟。他们的秉性不像其藏族和回族的同龄人那样暴躁，不可能像后两者那样在2008年和2009年爆发针对汉人的暴力叛乱。他们的主要吁求是要政府更好地保护牧民的财产权和环境，严惩肇事司机。此次抗议向南扩展至正蓝旗，也就是忽必烈（Kublai Khan）的元上都遗址所在地。

　　尽管这些抗议者们的诉求并不过分，但地方当局还是当心这样的抗议会在少数民族中引发一波新的对抗浪潮。自治区书记胡春华祭出的招数容易让人想到是在对付那些棘手的地区的策略。一时间，武警遍布整个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的大学生被禁止离校，中央广场被封锁。

　　这样的应对自然可以为胡春华在醉心维稳的北京领导那里获得加分。而自这次示威以来，他还没显示出松手的迹象。警方至今还看管着蒙古族活动家handa，而且似乎是非法的单独拘禁。handa曾因“分裂活动”和间谍行为服刑15年，于2010年出狱。

　　对那些看起来对政治威胁较小的行为，胡春华则要调和得多。在此次事件之后，他曾试图重新赢回该盟20多万牧民的支持，将肇事司机绳之以法，而莫日根的家人得到了相当丰厚的补偿。事发地附近的春城2号矿井被勒令关闭，该旗的党委书记被停止职务。而今年7月2日，北京某地方法院以受贿罪判决锡林郭勒盟前党委书记刘卓志无期徒刑，而受贿的内容正与开矿有关。

　　在抗议过程中，胡春华曾飞赴锡林郭勒同牧区周边中学的学生谈话。他说，“如果老百姓的利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那么发展是不能持续的。”他的这番话与2008年西藏骚乱和2009年新疆打砸抢事件中中共的严厉措辞形成鲜明对比。不像胡春华，地方当局将示威看成是海外势力在煽风点火，却避免提及示威中的合理成分。

　　在数年的火热开采之后（在过去十年间，内蒙古自治区的煤炭产量增长了10倍，而锡林郭勒的煤炭产量增长了94倍），内蒙古政府于今年首次提出要“控制煤炭产量”。但不清楚的是地方政府是否会受命。根据锡林郭勒盟去年通过的5年发展计划，该盟决定到2015年煤炭产量增加一倍。这将使一些大型煤矿，如莫日根家周边的煤矿，成为受益者。该煤矿虽然在那次抗议致之中被关停，但附近居民称，只要开矿方再修一条更好的公路，煤矿就可以重新开发。至于那些非法经营的小煤矿，政府想管都管不了。那些煤老板可以暗中私通一些地方官，给他们做保护伞。

　　对牧民而言，开矿并没有明显的好处。在过去十年间，由于资源的飞速开掘，内蒙古成为中国GDP增速最快的省级行政单位（从2001到2011年均增速为17%）。但据内蒙古社科院的孙雪莉（音）称，该地区的大多数矿工都是从外地招募来的，牧民依然很难在发展迅速的城市中找到就业机会。大多数汉人听不懂蒙古语，而且据说呼和浩特的一些宾馆禁止服务员说蒙古语。

　　而政府保护草原过度放牧的努力并没有真正让牧民的生活感到轻松。煤矿就像吸金的机器，在草原上遍地开花，但对放牧却有很多限制。过去十年间，政府已经将锡林郭勒近四分之一的牧民从一些质量低下的草场搬迁到农垦区或城市里，但这种政策被一些蒙古人指责为消除放牧业，因为政府觉得这种产业很落后。

　　牧民的不满不可能像在西藏和新疆那样演化成分裂主义的叛乱，内蒙古的蒙古族人对与更为落后的外蒙古合并其实并不感兴趣（倒是一些外蒙古的人希望南迁）。在内蒙古，这里没有像藏族的达赖（ Dalai Lama）和维吾尔族的热比娅（Rebiya Kadeer）那样一呼百应的领袖。但在中国，有关环保和保护土地权益的呼声却是随处可见，从最近在四川什邡发生的反对建冶金厂的抗议中就可见一斑。

　　8年前，在锡林浩特市内，官方曾把一座革命英雄纪念碑从一座山头移走，代之以13个蒙古族敖包。据说政府此举是为了祈求好运，但对很多人而言，以前从这座山望下去是郁郁葱葱的一片，但现在满眼都是矿井。一位汉族居民说，“他们就像蚂蚁一样的来，又像蚂蚁一样把这里毁了。”但“小胡”书记恐怕不会因此遭到高层领袖们的冷眼吧。来源: 经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