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全球华人支持两岸保钓保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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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2012年7月12日电（评论员 王名舟）由于美国推行加强遏制与掠夺中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唆使菲律宾、越南与日本等国挑衅中国南海及钓鱼岛主权，激发了全球华人的民族义愤。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与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闹剧发生后，华人的目光便齐齐聚焦到出事海域，深切关心中国领土主权的安全。人们除了表达对美、菲、越、日侵略野心的谴责，还同声要求海峡两岸执政当局应该团结协力，携手保卫家园。

　　为了将这种高度一致的爱国热情呈现给两岸政府，让其转换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的强大力量，全球华人媒体积极地推波助澜，扮演重要角色。《环球时报》是中国大陆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一份国际新闻报纸，它旗下的“环球舆情调查中心”曾于今年4月25日至28日黄岩岛对峙事件高潮时间，以电话调查的方式对全中国7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了民意测验，得出有近八成(80%)的受访民众支持政府对在南海遭遇的挑衅和侵犯坚定地进行军事回击。

　　类似的调查研究于去年6月当越南军方声称南沙群岛属于越南而在南海进行实弹军事演习时，香港媒体凤凰网也曾在电脑网上进行，其结果揭示，全球华人更有高达95.3%的受访民众表示：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必须要用军事手段来捍卫！这些近乎全民一致的高支持率的调查结论，显然应当成为两岸当局重视的民意基础。

　　媒体的动员能力无疑十分强大。除了两岸三地的各种平面及电子媒体对钓鱼岛与黄岩岛事件进行全球复盖式的不间断报道与评论外，分布于海外各国的华文媒体及华侨华人社团也一齐发声支持中国。从电脑网上、出版的报章、当地电台与电视节目的报道中，一切可利用的机会与场合都被人们利用起来，为声援中国南海及钓鱼岛主权张目。
    
 海外华人的爱国热情还表现在他们的组织性，能以联谊会、记者会、集会游行等方式呼号奔走。不久前，由于美国支持菲律宾在南海挑衅中国，菲律宾向美国求救并煽动民众围攻中国驻美使领馆，美国的华侨华人组织立即发动了迎头抗议，效果十分突出，例如：

　　──美国当地时间4月30日，纽约大学的几位中国留学生自发来到菲律宾驻联合国代表团门口，拉开横幅与中国国旗捍卫黄岩岛主权，高喊：“菲律宾滚出黄岩岛！”

　　──5月10日，一群南加州的华人在菲律宾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就黄岩岛争端摇旗示威，他们宣读抗议书，说：“有充足的法理和事实证明，黄岩岛就是属于中国。”

　　──5月13和1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纽约市，来自海峡两岸的华人社团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数十个华人团体，前往菲律宾驻美大使馆及驻纽约曼哈顿的菲律宾领事馆进行示威。数百名华人侨胞高喊“捍卫中国南海主权”等口号支持中国政府，并抗议菲律宾当局挑动菲裔侨民组织反华活动等。

　　可以说，为了保钓保南海，华人支持海峡两岸的民意基础不分政治背景、不分居住地域。它分明告知两岸执政当局：你们都是中国人，携手保家卫国是你们义不容辞的天经义务与责任，不容许推托！

对大陆方面，理所当然地应担当保钓保南海的主力。常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就是要求大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在关键时刻展现勇敢无畏的勇气，保疆保土，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历史上，解放军对付那些由美国拼凑的侵略者是有战胜经验的。例如1950年代，中国人民志愿军曾打败38国“联合国军”对朝鲜的侵略。时间虽然过去了60年，但解放军的铿锵正气仍在，今天也一定能够战胜那些被吹嘘为所谓“亚洲小北约”侵略者。道理还是那样，中国已被逼到了墙角，是行使自卫权，没有什么好怕的。

　　另一方面，当那些“美日同盟”、“美菲同盟”的军事团伙打到了你的家门口时，侵略你的土地，抢夺你的财产，你能不奋起用武力保卫而作战吗？

　　台湾方面则一定要好好地配合大陆。由于侵犯中国南海及钓鱼岛主权的表面敌人为菲、越、日本等国，背后则是美国挑动并撑腰，台湾当局必须作出“维护民族利益为大”的决断。这要求台当局做到：

　　一，摆脱美国控制，站到大陆一边。因日前有美国智库人士及在台协会官员曾对台当局施压，阻挠其对南沙太平岛的增防，故台方应向美方表明维护领土安全是任何人都必须履行的职责，台湾也不应例外的原则立场。

　　二，、其次，为建立牢固的两岸军事合作机制，台当局可诉诸两岸协商。台当局应考虑把南海问题列入两岸两会协商之议题，与对岸成立“两岸南海事务协调小组”，同时商讨两岸军队共保南海及钓鱼岛的计划。从目前的形势发展观察，台湾方面不应该犹犹豫豫，或优柔寡断，而应该积极主动地行动起来，配合大陆进行战略部署，以便随时共进退。▲◆★●■☆


薄熙来案让北京真正害怕的是什么？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793

   2012-7-10 　　本文为Justin Raimondo于7月9日在AntiWar.com发表的题为“Bo Xilai and Mao’s Ghost(薄熙来与毛的幽灵)”的文章。以下是该篇文章的译文，译文有删节。)

　　当(乌坎)骚乱震动广东、经济高速增长开始减速之时，薄熙来和其妻子谷开来的事件，与所有其它因素一起将中国带入了危机，这些因素包括：官员腐败、党内权贵和普通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日趋扩大、党内派系林立，当然，还有毛泽东的幽灵。

　　薄熙来被解除了一切职务，并从公众视线中消失，现在已经过去了14周，北京当局仍然没有定论。薄熙来丑闻震动中国长达数周，并引发了政变传闻，不过，政变传闻很快被互联网审查机制打压了下去，党的宣传机器纷纷谴责薄熙来，然后，忽然之间，一片死寂。北京到底在发生什么？

　　薄熙来的命运很可能正成为党内高层激烈博弈的主题。显然，在高层他有一些支持者，那些人希望找到一个可以继承毛泽东传统的人，而薄熙来推动的唱红运动印证了毛思想。中国或许已经走了资本主义，但党内仍然有一些老前辈把年轻时的意识形态口号很当回事。在北京有“改革”思想的官员们，手上掌握着党的大权，但是各派四分五裂，可以想见，象薄熙来这样的政客可能会挑战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腐败寡头统治。

　　关于薄熙来的金融帝国的故事在流传，该金融帝国由他恣意的妻子所统治。还有对薄熙来妻子试图将60亿美元转移到海外的模煳指控，当海伍德威胁要揭露她时，她毒杀了他。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看中国每天正在发生的实际腐败情况，中国自己的央行最近报告，腐败官员已经将1230亿美元转移到了海外，薄熙来及家人被指控的罪行与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中国真正的腐败丑闻是，如果不贿赂官员就做不成生意，无论是国内生意，还是和外国人的生意都是如此。中共的太子党是中国的特权阶层，他们的钱抬高了从曼哈顿到马里布(译者注：马里布是加州洛杉矶的海滨城市)的高端房地产市场。过去，中共党内的派系是围绕着意识形态展开的，有“左派”和“右派”，而现在派系因为争夺金融资产而产生，当党的官僚变卖“公共”财产给竞价最高的人，这些派系演变成了新的“资本主义”阶级。

　　当局现在，就在家门口，正面临着巨大的经济问题，其中一个最动荡的因素是数千万的农村流动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6%，他们为中国的出口型经济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社会和地区紧张局势因为这个巨大的流动人口而加剧，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近广东的骚乱只不过是之前无数个事件的重演。自从1990年代出，大规模骚乱和其他类型的公共骚乱的数量成指数增加。1990年代初，只有8300起，而2012年，数量超过9万起。党的官员强征土地通常是诱因。

　　薄熙来迎合了一些人日益增长的不满，那些人目睹了中共蜕变成了黑手党，并记得或自以为记得(毛时代)曾经更好的日子。他的打黑赢得了广泛支持。他把所有党中央最担心的事情都火上浇油---毛思想、民族主义、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

　　薄熙来和其妻子的命运将显示谁会在这场斗争中获胜，而这件事件的时机，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到18大召开时，薄熙来事件仍然悬而不决(看起来很可能，因为官方到目前仍然沉默)，那么中国或许会再次面临有趣的情况。

　　(到现在)问题仍不能及时尘埃落定，意味着中共党内斗争正酣—而此时正值中国开始感受到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之时，也是正值中共面临国外的新的威胁之时。美国已经重新将他们整个的“防御”策略重点转移到了亚太地区，而南中国海的骚动已达到了沸点。

　　美国的头号债权国，假设会成为将来超级大国的中国，是一只纸老虎。北京当局花在国内警察上的钱超过了军费，这应该让我们看到他们真的害怕什么。他们有担心的理由。

　　中国的独裁政权比叙利亚的复兴党政权更加脆弱，更不堪一击：一个震颤就会动摇整个系统，并威胁其非常脆弱的根基。自从文革，中国领导人一直成功地捂住了涌动的民粹主义强大暗流，但以后他们不见得那么容易做得到了。毛泽东的幽灵正在这个国家游荡，其不计后果又贪婪的统治者们过着豪华的生活，带领着没有人相信的“共产”党。如果他们不小心，这些“太子党们”可能会发现他们被罢黜的容易程度超过任何人的想象。薄熙来事件揭示了大厦出现的第一条裂缝，随着(外界)对政权压力的增加，更多的(裂缝)很可能会出现。来源: 看中国▲◆★●■☆


科创大会领导座次有讲究 暗藏18大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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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7-10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7月6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根据新华社的报导，出席会议的中共官员的排名显然经过特别的安排和考量。中共历来都会通过这些场合传递十八大常委名单等敏感问题的信息。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 排名有讲究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出席会议。胡锦涛温家宝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作总结讲话，李克强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出席会议的“领导同志”还有：回良玉、刘云山、李源潮、汪洋、张高丽、张德江、俞正声、郭伯雄、何勇、令计划、路甬祥、马凯、万钢。

　　出席会议的还有，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政负责人，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有关人民团体负责人，解放军各总部和武警部队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有关负责人，部份行业协会、高等学校、科研单位、企业和国家高新区代表和部份科技专家等出席会议。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主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各市（地、州、盟）设分会场。

　　中共会议“排名”潜规则 亮新届常委信息

　　此次会议是中共近期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共九常委全部到会。据熟知中共官场规则的人士披露，根据中共官场的潜规则，但凡中央召开重要会议，“领导优先”的安排模式，已经是通行的规定和要求。如果不按照这一套规则安排座次，相关负责人员就是犯了错误。

　　“排名学”、“座位学”，是中共党文化中富有特色的内容，在所有的正式场合以及一部份非正式场合中，官员怎么排名、如何坐座位，以及行走的顺序、媒体上公布出席官员们的前后顺序，都是有讲究的。

　　外界注意到，在九常委按顺序排名之后，接下来的官员的排名就显得很有意味。除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因年龄原因不可能进入十八大常委之外，刘云山、李源潮、汪洋、张高丽、张德江、俞正声、令计划的排名就显得经过特别的安排和考量。

　　如果加上已经铁定入常的习近平及李克强，十八大常委名单似乎唿之欲出。

　　令计划或成黑马 王岐山、刘延东、俞正声或三争一

　　此前根据路透社的预测，由于年龄和任期原因，到（秋天召开18大闭幕）时，只能留下习近平和李克强，其他现任常委7人都得退下。这新增补的7人是现任政治局委员汪洋，王岐山，刘云山，李源潮，张德江，张高丽和俞正声。

　　令人奇怪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7月5日在江苏省常州、苏州等地考察进出口工作。7月6日没理由不出席全国科技创新大会。

　　带有江派背景的王岐山也是进入常委的热门人物，作为主管金融和商务贸易的中共副总理王岐山在两会上透露自己“想修改刑法”，并大谈法治建设和人大立法工作。他在两会的部份言论被媒体称，暗示他将“在明年3月两会上接替吴邦国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

　　此前，入常唿声也很高刘延东是“太子党”成员之一，她的父亲是“文革”前的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

　　刘延东1982年进入团中央，成为胡锦涛的助手，与胡锦涛共事两三年。她在团中央工作了九年，比胡锦涛时间还长。刘延东的团派背景自然为外界熟知。

　　分析指，刘延东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并在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历练多年，是十八大接替贾庆林掌管全国政协的合适人选之一。

　　4月10日，薄熙来被双停并被立案调查，即宣告了其仕途的终结。马上英国媒体分析称，薄的倒台将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刘延东入常铺平道路，使之成为中国最具权力的女性。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不仅是太子党成员，同时又与盘踞上海的江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与习近平亦关系良好，堪称八面玲珑的人物。

　　也有政情人士分析称，十八大将成为俞正声仕途“末班车”，能否挤进最高权力圈，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对俞正声不利的情况是他的年龄，他是9名入常热门人选中年纪最大的。

　　有分析认为，如果刘延东最后入常了，俞正声就会被淘汰出局。

　　另有分析，胡锦涛的爱将令计划虽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入常难度较大，同时缺少地方工作经验。但这要看胡锦涛愿意付出的代价有多大，这要看胡锦涛与各方势力最后博弈的结果而定。来源: 网讯▲◆★●■☆


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论没有过时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825

    2012-7-11 作者 : 常绍舜  前不久有人提出一个观点，认为“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时代已逐渐过去，理性改革和决策问责的时代正在到来。今年也有人大代表认为“过河论”已不适应于改革的“深水区”了。这个“过河论”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究竟有没有过时值得探讨。“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来的重要实践思维。当时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不十分清楚，于是只能通过试验的方法来摸索前进，“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作为对这种做法的形象概括而提出来的。然而，在今天，这一哲学战略思维还适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吗？笔者回答是肯定的。

　　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创性质决定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具有永远的适用性。社会主义建设前无古人，需要永远创新前进。这就决定以往的经验再丰富也只能指导，而不能完全代替对未来事业的探索，而要探索新的实践，就需要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即在新实践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成功的就坚持下去，而失败的就加以改正。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实践的成功。如果认为我们已经有了几条现成的理论，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必然会阻断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

　　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认为，人的实践总是需要认识做指导的。而人的认识又由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组成。在新社会实践之初，感性认识的指导无疑起着第一位作用，但即便有了理性认识的指导之后，感性认识的指导仍然是不能缺位的。这是因为，实践是常新的，只要人们在实践着，就需要新的感性认识的引领，亦即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理性认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取代感性认识的作用，且必须时刻与感性认识保持密切联系，才能使自己不致陷入枯竭。所以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而言，“摸着石头过河”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亦证明，“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思维不可抛弃。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取得都可以看成“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目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遇到的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只有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总结新经验，社会改革才能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总之，“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抛弃之。来源: 环球时报    ▲◆★●■☆
 
 
习近平接班不容易 必须应对三个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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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7-11：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黄靖强调，中共新上任的领导人，必须应对三个严峻的挑战。他分析了应对这些挑战的困难，并指出中共面临的巨大风险来自于内部，中共体制已经走到了需要“革命”的临界点。

　　7月9日，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黄靖在出席“慧眼中国环球论坛”，关于“解读中国领导人换届”的主题讨论会时提到，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将面临的三个严峻挑战。他警告，与前苏联等其他大国一样，中国最大的危险来自其内部世界。

　　“最具毁灭性的力量，都来自内部。”

　　针对主持人巡回大使许通美的提问，黄靖指出，中共自称现有8200万党员，队伍看起来很强大，但是北京正在失去对党员的控制力，尤其对领导干部的控制能力，实际情况每况愈下。

　　还有网友表示，人多不代表品质，现在的党员入党动机很多不纯，是公开的秘密。而且即使人数虽多，但也只是全国总人口的十五分之一，相对于非党员来说，是绝对的少数。

　　黄靖举例说，除了党员贪腐，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利益多等问题外，政策相互排斥而导致的地域利益冲突，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以及地方内部的冲突日益加剧。此外，黄靖再指出，中国的地区差异也加剧了贫富分化，历时数十年的投资驱动型经济，更使得劳工薪资一直保留在低水准，凸显经济重组的必要。

　　黄靖认为的新一届领导人要面对的第三个、也是最根本的挑战，是中国人价值观的改变，不再是以忠心为基础，而是具有了自由、公平、法治等理念。人民要求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已经不可避免。而18大后将要接班中共主席的人选，外界一直认为是习近平。

　　另一位同席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薄智跃则补充说，中共尚未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如何加强法治还是主要课题。

　　包道格：罗姆尼当选将对华采取强硬态度

　　来自华盛顿的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特别指出，几个月前，山东盲人律师陈光诚进入美国使馆事件，说明中美已经培养起一定程度的互信。

　　他还提醒说，中国媒体对美国向亚洲倾斜外交政策，发表了很多批评美国围堵中国的评论，但是中国高层并没有做出这样的表述。

　　而2012年，美国也将举行总统选举。包道格在答问时说，如果奥巴马连任，中美关系会按照当前的基调发展，如果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当选，有相当强的信号表明他将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态度。来源: 联合早报    ▲◆★●■☆


 薄案至少牵涉100个高官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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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7-11：毛新宇身着不合身的军装，能看出来这让他不舒服，他讲话很慢，用着几乎孩子似的语句描述他作为毛泽东嫡孙的艰难。他说：“因为普通中国人把他们对毛主席的热爱加到了我身上，我在生活中有很大压力。他们真的不想我丢爷爷的脸。”

　　毛新宇是统治了占全世界人口1/5的国家将近3个世纪的独裁者的唯一一个幸存的孙子，42岁的他是中国军队历史上最年轻的少将。

　　据了解他的人说，尽管他有学习障碍，但他拥有中国顶尖军事和民用机构的高等学历，也是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的副主任，一个重要的闲职。

　　据熟悉内情的人说，毛新宇曾公开承认，他的许多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背景，但他没有巨大的个人财富，他也曾批评其他强大的共产党家庭的后代猖獗的腐败现象。他在3月与国家媒体的采访中表示：“看看我们家 - 所有主席的后代，你能找到当官的或做生意的人吗？你连一个也找不到。”

　　毛将军对其他太子党含蓄的批评凸显了，党内人士所称的在过去十年变得糟糕得多的现象，今年薄熙来的倒台迫使它成为了瞩目的焦点。在一个仍称之为共产主义，但靠着资本主义得以兴旺的制度下，一群有权势的政治家庭和他们的食客已经非常富有，完全不遵守他们为普通老百姓制定的法规和法律。

　　周一，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用几乎不加掩饰的批评口吻，表达了这些忧虑，在谈话中她批评了那些致力于“剥夺公民选择领导人的权利，执政没有问责制，破坏国家经济进步，把财富聚敛到自己那里”的政府。

　　自从苏联解体，党的理论家们指出了，腐败寡头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是快速的政治自由化的危险性之一。但是，随着中国收入不平等几乎比任何经济大国都糟糕，国家财富的大部分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家庭的手中，现在很多人质疑中国的情况是否真的那么不同。

　　杨吉生（Yang Jisheng音译）是一名老党员，官媒记者和作家，他指出：“中国的腐败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严重，我们现在是权力统治的市场经济--每一个商业活动都需要有权势的人帮忙或批准。例如，你爸爸是省长，你的一句话可能意味着政府批准我数亿元（人民币）的房地产交易，那么我给你1亿人民币有什么大不了的？”

　　根据公共记录，薄熙来旁系亲属控制了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远远超过1亿美元的股权，与薄家关系密切的人说他们实际的财富要大得多。

　　同时，薄熙来24岁的儿子薄瓜瓜，在包括哈罗公学、牛津和哈佛在内的西方顶尖学府学习，开着昂贵的跑车，据他的朋友们讲，据信他在家庭财产的帮助下仍在美国生活。

　　对薄熙来及家人目前没有任何腐败指控，领导人的高级顾问们表示他们相信对薄熙来及其妻子的案件不会纠缠在他们如何聚敛财富上。这主要因为党担心把目光吸引到其他领导人家里积累的财富上，这涉及到大约100个军队和文职高官家庭。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表示：“强大的政治家庭已经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大部分，因为没有权力制衡，没有独立的司法和媒体，政府控制着一切。法律是共产党控制的，谁控制了党就可以利用法律为所欲为，这些人远远凌驾于法律之上。”

　　合法性危机

　　高官和其亲属的私人生活、商业交易和财产都被视为是国家机密。互联网和媒体审查制度一直开足马力封锁所有相关信息。

　　眼看着公众对党内权贵的关注日益增加，党从2006年到2010年每年都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申要求高官透露他们和亲属的财产。但每次会议都是以党坚持“时机还未成熟”，全面引入此项措施前“必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而结束。

　　即使官员不公布财产，薄熙来的倒台也让中国人得以窥见他们的统治者如何自己发了财，大家更清楚地意识到了权贵阶层是如何享有特权。

　　对其他政治家庭的活动调查结果显示了与薄熙来家类似的庞大而纠结的交易网络。几乎党的9大政治局常委都有亲属从事商业活动，这些商业活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批准和支持。

　　和党的领导关系密切的一个着名的中国金融家表示：“在1990年代，大多数最高级领导人，至少还要约束他们的太子党不要太过分，但是现在几乎没有克制，已经失控了。这是对党的合法性最大的考验。”

　　黄金关系

　　很多太子党受雇于西方银行或其他跨国公司，这些公司认识到了通过亲属与高官建立密切关系所带来的好处。

　　一位专门从事中国精英政治的资深外交官表示：“你在中国呆的越久，你越意识到，一切都是由几百个有权势的家庭控制着。你还意识到，最大的外国公司都在试图雇佣中国官员的子女，以便拉上关系做生意。”

　　然而，在中国有数十年经营经验的三家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告诉“金融时报”，聘请高官亲属担任顾问或作为合资伙伴，是标准的做法，事实上，在很多行业中，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说这些太子党通常首选通过香港或加勒比海地区上市的合资企业的股份，因为中国的反腐败调查人员无法发现（这些资产）。

　　这些人说，咨询费往往在迪拜或香港这样的地方支付，协议通常印在红色纸上，因为复印或扫描（红色纸）会显示出黑色，不易流传。有时候，这些亲属作为高薪顾问，在谈判进入尾声时被介绍进来，他们的突然出现通常是交易会达成的标志。

　　有些人，包括很多太子党他们自己，为官员和其亲属的行为辩护，把猖獗的腐败，裙带关系归于制度，而不是个人。象毛新宇一样，他们认为，他们积累的很多特权和财富是他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希望利用他们的血统优势。

　　杨吉生表示：“无论官员的子女是否行为良好，即使是他们坐在家里，人们会来敲你的门，给你钱，公司会给你闲职。你的名字就是获得银行贷款、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捷径。这是坏的制度造成的，不见得是太子党本身造成的。来源: 金融时报▲◆★●■☆


北京五大水系水质调查 饮用水源地水质均符合标准
http://www.eeo.com.cn/2012/0711/229747.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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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11日 来源：人民日报

● 根据水资源的用途，河流上游一般为饮用水源区，中游为开发利用区，下游为排水区

● 北京饮用水源地水质均符合国家标准；污染主要在部分河流下游，大多排入中水和雨洪水

日前，有文章称北京五大水系全遭污染，官厅水库退出饮用水源地，作为重要饮用水源地的密云水库有富营养化趋势，消息引发社会关注。北京五大水系和密云水库的水质到底如何？记者赴密云水库进行调查，并采访了相关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

五大水系均遭污染吗？

五大水系103条河流，符合Ⅲ类以上水质标准的河长占51%

所谓五大水系，是指北京境内从东到西分布的蓟运河、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水系。

打开北京市水务局的网站，点击“水质查询”，就可以查到区域内17个重点湖泊、18座大中型水库和五大水系103条河流(河段)自2007年以来的各月水质监测数据。数据经由北京市水务局和环保局双方测量、比对，每月发布一次。

7月9日，记者通过“水质查询”看到，最新一期水质监测数据为6月18日发布的“5月重点湖泊、大中型水库、河流水质”。随机点开“5月大中型水库水质”，可以看到，除官厅水库为Ⅳ类、大宁水库、桃峪口水库无水外，其他水库水质都为Ⅱ、Ⅲ类，比如密云水库、怀柔水库都是Ⅱ类。

依照《北京地表水功能区划》，北京共有133个水功能区，目前共布设221个监测站点，涵盖所有水功能区，每个月监测1次。根据2011年监测结果，符合Ⅱ类水质标准的河长1003.0千米，占总监测河长的46%；符合Ⅲ类水质标准的河长115.6千米，占总监测河长的5%。Ⅱ类、Ⅲ类水质河道占总监测河长的51%。

“分析水质不能一概而论，要把水源地和水环境分开，各个功能区都有不同的监测标准。”清华大学环境系教授张晓健说：“简单来讲，河流上游一般为饮用水源区，中游为开发利用区，下游为排水区。”

北京市水文总站总工程师黄振芳说，符合Ⅱ、Ⅲ类水质标准河道主要位于城市上游区域，多为山区河道、引水渠道和核心景观水域，符合饮用水水源地标准；Ⅳ、Ⅴ类河道主要位于城市景观水域，基本满足景观用水水质要求；劣Ⅴ类河道主要位于城市下游排水区，由于水资源紧缺，城市下游河道新水补充不足，加上城市排污的影响，造成这些河道污染较重。

张晓健说，五大水系的上游和中游问题不大，污染主要在东南部下游排水区域。北京缺水，没有足够的清水注入，排入的主要为中水和雨洪水，肯定达不到天然水环境的要求。

“水质监测实施‘一票否决制’，感官、理化、卫生学三类指标中只要有一项指标不达标，整体水质就不合格。”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张世清告诉记者。

饮用水源地水质如何？

密云水库和地下水均符合国家饮用水源标准

北京水资源主要包括：地下水、地表水、外调水、应急水源。根据国家相关标准，水源地的水质应为Ⅰ、Ⅱ、Ⅲ类水。据了解，密云水库是目前北京唯一的地表水源地；官厅水库在1997年就因入库水量锐减、水环境恶化而退出饮用水源地，只作为京西工业和景观用水水源。

根据全市水资源调配情况，密云水库每天输往城区的水量有所变化，近期每天在25万—30万立方米之间。密云水库管理处副主任胡明罡告诉记者，为保护水源，密云早就停掉了周边的污染企业，并加强水质监测。当下处于汛期，也是旅游旺季，密云水库水质监测中心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出船，对水库水面及周边41个点采集水样并检测，还会加强检测水体富营养化情况。“密云水库水质常年稳定在Ⅱ类，属于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针对密云水库水体营养化状况，胡明罡说，任何封闭的地表水都有富营养化的可能，因为流动性不大，易长青苔等藻类植物。“现在是夏季，为了避免这种趋势，我们会对密云水库水体进行加密检测，若发现某个区域的叶绿素水平高了，会出船进行机械除藻，并让表层水和深层水进行交换，从而提高水的流动性，防止发生富营养化。水华一般在Ⅴ类水体中才会出现，密云水库水体在营养化指标达不到Ⅱ类时就会出现预警，所以一般不会发生水华。”

据了解，北京市作为饮用水源地的地下水均符合Ⅲ类标准。张晓健表示，“北京地下水的水质很好，只有东南部地区的水质较硬，但经过自来水厂的处理之后均能达到国家饮用水标准。”

人多水少难题如何解决？

再生水利用量已占全市总用水量的19%

数据显示，2011年北京市平均降水量552毫米，形成水资源总量25亿立方米。全市总用水量36亿立方米，用水量与资源量缺口11亿立方米。通过超采地下水、扩大再生水利用、增加外调水量等措施，供应本地新水26.4亿立方米、再生水7亿立方米、外调水2.6亿立方米。据预测，2012年北京市可利用水资源量约24亿立方米，供需缺口13亿立方米。

“作为一个超大城市，北京面临环境承载力的问题，水资源跟不上人口的扩张。我们的生活方式、产业发展不同程度都带来了环境污染。”张晓健说。

水资源缺乏是不争的事实，再生水成为北京产业发展和生态用水的主力水源。从2000年到2011年，北京的年污水处理量由3.7亿立方米增加到11.8亿立方米；再生水累计利用量已达41.7亿立方米。2011年，北京城区污水处理率达到95.5%，再生水利用量已占全市总用水量的19%。张世清告诉记者，“城市河道、奥运湖和郊野公园等已把再生水作为主要补充水源，六环路以内总长520公里的52条河道70%以上用的是再生水。”

据了解，2009年北京启动了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用5年的时间让污水处理后达到地表水Ⅳ类的标准”，张世清说，到2015年，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率要达到98%。“十二五”期间，全面完成新建、扩建再生水厂和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同时，加快老旧排水管网的更新改造和以城乡结合部为重点的管网工程建设。

流域综合治理是北京市进行水环境治理的另一大举措。2009年起，北京陆续对北运河、永定河、潮白河三大水系进行综合治理，开展河道生态湿地修复，推进沿河绿化带建设，实施河道生态用水调度，有效地改善流域水环境、水生态。

针对违法排污时有发生的现象，张世清表示，“将对新增排污口进行溯源调查，对流域内违法排污、私搭乱接现象进行整治，依法整改不符合规范的管线，所有污水必须进入污水管道。▲◆★●■☆


周恩来追悼会上宋庆龄为何大发雷霆称“我辞职”
http://www.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2/04/201204302023.shtml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7月12日 来源：老人报 作者：何大章
    核心提示：“高层”的一些评价又传到宋庆龄的耳朵里。她终于忍无可忍了。她气坏了，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吧？我回上海养老！”
   
    周恩来追悼会上宋庆龄为何大发雷霆称“我辞职”

    本文摘自《老人报》2012-07-12第A4版，作者：何大章，原题：宋庆龄副委员长1976年为何辞职
    1976年1月9日早晨，收音机里传出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按照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宋庆龄清晨总要坐在床上收听新闻。尽管早就知道周恩来病危，但当挚友长逝的消息真真切切传来的时候，宋庆龄仍然失去了控制，泪水不住地流下来。
   
    10日下午，宋庆龄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在秘书杜述周的陪伴和隋永清、隋永洁姐妹的搀扶下，她来到医院简陋的告别室，强忍悲痛最后一次端详着已经十分消瘦、苍老的周恩来。
   
    告别后，宋庆龄回到家，情绪还没有缓解，就听到了“高层”通过秘书传达给她的批评。大意是：“让她去和周恩来告别，为什么还要自己带人去？”宋庆龄心情本来就很差，听到指责立刻按捺不住了。她在卧室里激动地说：“我这么大年纪，就不该有个人扶扶我吗？再说，总理也是看着她们两个（指隋氏姐妹）长大的，怎么就不能去告别？”
   
    宋庆龄一生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所有事情都尽力做到完美，几乎可以说是在个人品质上有“洁癖”。因此，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尽管有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给她造谣，但对她的个人行为却无法说三道四。这次受到批评，对宋庆龄来说是“破天荒”的。何况，批评还是由秘书传达的，这也是对她刻意的不尊重。但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她还争什么？沉浸在悲痛中的宋庆龄，只是在私人空间里，跟身边的人发泄了几句，也就忍了。
   
    1月15日，宋庆龄抱病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周恩来的追悼会。
   
    之后，“高层”的一些评价又传到宋庆龄的耳朵里。她终于忍无可忍了。她气坏了，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吧？我回上海养老！”
   
    周恩来去世了，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这时的宋庆龄已经对中国政界心灰意冷。在原则问题上宋庆龄从来是说一不二的。既然要回家养老，她便吩咐杜述周，26日她要回上海。杜述周立刻向上级报告，并与空军司令部联系专机。最后，专机定在了1月27日起飞。
   
    1月24日，宋庆龄写信给廖梦醒：“我写信是要秘密地告诉你，我有可能回家去改变一下环境。可怕的打击（指周恩来逝世）以及我的皮炎和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吃安眠药也没用。我的眼睛似乎总是睁着。”
   
    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回上海，这次离开北京，宋庆龄做好了切断和北京一切联系的准备。1月27日，她要求秘书张珏以住宅秘书室的名义分别发函给全国人大、新华社、《中国建设》杂志社、北京地安门邮局和上海徐汇区邮局。函件很简短：
   
    密：
   
    人大常务委员会：
   
    从今天起给宋副委员长的文件、信件，请寄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林泰同志收。
   
    对于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的宋庆龄，这种举动是异乎寻常的。
    1月27日是宋庆龄的83岁生日。就在这一天上午10点30分，她乘坐一架三叉戟，带着满心的愤懑离开了北京。
   
    以后的5个多月中，宋庆龄把自己关在上海的家里，整理资料和物品，不时因勾起对往事的回忆而唏嘘长叹。她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准备了。
   
    7月6日晚，北京电话报告：朱德逝世，请宋庆龄第二天回北京。对此，她无法推托。朱德的为人一直令宋庆龄十分敬重，更何况朱德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是第一副委员长。
   
    7月7日中午，宋庆龄飞抵北京。她不带行李，拒绝回后海的住宅，而是入住北京饭店1435房间。当天下午，她就到北京医院向朱德的遗体告别。11日，她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14日，她从北京饭店直接到南苑机场，乘专机回上海。
   
    宋庆龄悲凉的心情无法排遣。18日，她写信给廖梦醒：“参加完我们敬爱的领袖朱德同志悲痛的葬礼之后我又回来了。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不爱抛头露面的。朱德同志为中国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却如此低调。他得到每一个人的爱戴。在我们最敬爱的总理同志逝世不久，我们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实在令人难以承受。”
   
    9月1日，她将几个月来整理出的文物装了一面包车，由两位秘书护送到上海市博物馆。9日，北京又传来消息：毛泽东逝世。10日下午，宋庆龄再次回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7031房间。11日、12日和17日她三次参加遗体告别和守灵。18日在天安门广场出席追悼大会时，她已经站立不住，斜靠在搀扶着她的杜述周的身上，最终不得不要了一把椅子，成为唯一坐着与会的人。
   
    国庆节前夕，宋庆龄接到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座谈会的邀请，她“因身体原因请假”没有出席。
   
    “十一”一过，宋庆龄就要杜述周马上安排回上海。10月8日，宋庆龄和随从人员乘车来到南苑机场，专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就在宋庆龄走向飞机舷梯时，突然接到停飞的命令。这种情况是以往从未发生过的，大家都十分惊愕。过了一段时间，又通知可以起飞了。宋庆龄没有作出任何表示，登机回到了上海。对这一突然变化的内幕，她毫不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这个消息被中央严密封锁。8日，“四人帮”上海老巢的死党们刚刚得到用暗语传递来的消息。中午他们召开会议，决定抓紧部署发动武装暴乱。而正在这个时候，宋庆龄要返回上海。这位著名的“总理帮”的安全有没有保证？如果临时取消飞行，会不会引起“上海帮”的怀疑？这肯定是需要考虑的。
    宋庆龄平安回到上海。但很遗憾，她没有听到在北京通过口口相传陆续“发布”的令人振奋的消息。上海的“四人帮”死党统治一直维持到13日。
   
    10月14日，上海的大学生冲破阻力，高呼口号上街游行。一位服务人员慌慌张张地跑来向宋庆龄报告：“街上有人喊反动口号！”宋庆龄问：“喊的是什么？”“是说江青和张春桥同志……”宋庆龄眼睛一亮，吩咐隋永清：“赶快上街去看看！”永清很快就回来了，说：“是打倒‘四人帮’！”
   
    宋庆龄舒心地笑了。“四人帮”的结局她早就估计到了，只是没有料到，这个“时机”会来得这样快！
   
    11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派出一位副秘书长专程来到上海，敦请宋庆龄回京参加会议。
   
    30日，宋庆龄乘专机回京，入住北京饭店。当天下午，她主持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2月8日，她再次飞回上海。
   
    1977年5月25日，宋庆龄接受中央的建议，回到北京后海寓所，开始正常地履行她的职责。历时一年多的辞职风波就此结束。本文来源：老人报▲◆★●■☆


中国回答不了钱学森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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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7-11：今天人们还可以讨论“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的问题，如果大学甚至教育界再与权利和利益纠缠，总有一天，人们连提出这个问题的资格都会丧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放到优先的位置。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从政府的政策话语来说，全世界很少有像中国政府那样把教育提高到那么高的高度。

　　不过，中国政府对教育重视的程度不应当令人们惊讶，因为作为孔孟之乡的中国，数千年传统历来就强调教育。两千多年之前，孔子就已经把人口、财富和教育作为立国的三个最重要要素，强调在发展生产、创造财富之后，惟一的大事情就是“教之”，也就是发展教育事业。

　　无论是政府的政策还是传统都给予了教育高度的重视，但多年来中国教育的现实情况则非常令人担忧。这些年来，中国教育方面的改革也不少，但教育系统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好转，反而在很多方面，似乎越改越糟糕。老实说，尽管中国改革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但人们最为担忧的还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很多人来说，这个领域简直是毫无希望。

　　教育领域方方面面的发展不仅没有实现人们对教育的高度期待，反而与这种期待刚好相反。在一些方面，中国的教育不仅没有为国家提高劳动生产力做出应当有的贡献，反而在阻碍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教育有了大发展，但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仍然非常低下。不难发现，在教育费用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教育所能给学生带来的价值却在迅速减少；在大量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同时，企业却越来越找不到所需要的技术工人。

　　中国产业升级异常缓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异常缓慢。东亚其它经济体包括早期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在其经济发展过程的早期，每隔十来年就会有一次产业升级。中国尽管仍然处于工业化的早期，但在过去的三十来年还没有明显的产业升级。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仍然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在哪个知识领域，知识体系的缺失是显然的。科学和工程方面，知识具有普世性，中国尚可借助于“输入”的方式来填补。但也应当指出，这个普世的领域，中国并没有做出很多的贡献，中国在尽量输入西方的知识，就是说，应用西方的技术。中国能否继续这样下去？这取决于西方是否愿意继续向中国输出知识。西方对中国的知识输出，无论是研究还是技术产品，正在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在这个普世领域，中国也有一些创造，但其所创造出来的知识与中国社会所给予的大量的财力和人力的投入不成比例。

　　更为严重的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科学研究群体，每年都在生产着不计其数的著作和文章，有效推动着中国出版业的发展。统计显示，就出版作品的数量来说，中国出版业早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业。同时，也因为中国知识界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西方的研究“八股”（技术层面）方法，越来越多的学者能够在西方杂志期刊上发表论说。

　　不过人们要问，这个庞大的社会科学群体在解释中国吗？大多数人所做的仅仅是寻找中国证据来论证西方理论。不难发现，大多论文都被冠以类似“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这样的副标题。多少年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互相竞争的都是来自于西方的各种思想、意识和观念。来自本土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到今天为止还是空白。实际上，就连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论述例如儒学也已经严重西方化了，所谓的对中国的研究仅仅是用西方“八股”所做的再解释罢了。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对中国的文化和文明发展的负面影响正在日益展现出来。很显然，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主体和核心。在缺失这样一个核心的情况下，何以有中国文明的复兴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中国文明正在复兴。相反，文明衰落的症状则到处可见。

　　社会对教育界不满尤其明显

　　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中国教育和知识界处于这样一个难堪的困境？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力图从政府的各种教育改革政策、学界的行为入手来理解中国教育和知识界的局面，但很难找到一个令我们信服的理由。就教育部门来说，每出台一个政策，都能找到很大的合理性，洋洋洒洒，都是为了推进中国的教育和知识事业。但是，每一政策的实施则和政策的愿意有很大的距离，很多场合甚至是背道而驰。教育者和学者也一样。他们都是莫名其妙地被各种外在的力量（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的还是社会上的）牵着鼻子走，在一些场合是被动地，在一些场合是主动地，但结果又是怎样呢？很多方面的目标都达到了，唯独他们的职业对他们的要求没有达到。而社会呢？社会没有参与教育部门决策的讨论，对很多政策，社会只能被动接受。一旦政策对自己产生负面效果的时候，社会也就只会愤怒。社会对教育界不满尤其明显，花了那么多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但学校培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人才？教育政策部门、教育者和社会三者现在处于一个恶性互动过程之中。

　　为什么教育改革越改越糟以至于社会对教育部门和教育者失去了信心？这里的因素当然非常多。我们想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来透视中国的教育问题，因为我们相信教育哲学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因素。我们在考察西方世界或者其他国家近代教育制度兴起的背景时发现教育哲学的重要性。

　　在很大程度上说，整个近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实际上源自一种新的思想，也就是教育哲学。相比较而言，中国目前所处的困境也是一种思想的结果。这就意味着，要改变教育体制，首先就要改变教育哲学。如果不能改变这种教育哲学，那么任何有意义的体制变革都将是不可能的。改变教育哲学也就是思想解放的问题。实际上，这不难理解，中国其他方面改革的成功或者进步都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教育领域没有思想解放，也因此没有什么进步。当然，也必须强调的是，思想解放不仅是对执政党及其政府决策者而言，而更是对知识界而言。

　　讨论教育哲学要从教育界的认同和边界开始。中国传统上有没有教育哲学？当然有。我们初步翻阅了一下，发现这方面的论著数量还不少，论文尤其多。但是，使我们困惑的是，尽管大家都在研究和谈论历史上一些人物的教育哲学或者思想，但大家都不能很清楚地回答“这是谁的教育哲学？”这一关键问题。我们在谈论的是教育家的教育哲学，还是政治家的教育哲学，还是商人的教育哲学？或许有人会说，这一问题很简单。不过，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是人人都明白的。我们觉得这既是一个认同问题，也是一个边界问题。

　　认同和边界对知识界尤其重要

　　认同问题很重要。认同问题要回答的是“我是谁？”的问题。当我们谈论教育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位教育者和学者，还是一位政治人物或者商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有不同的答案，因为这些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其背后的利益是不同的。例如，知识分子的利益是更多的知识，政治人物的利益是更多的权力，而商人的利益是更多的经济利益。每一社会群体从自我利益出发，对教育哲学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如果没有这一认同，那么就会产生角色混乱的现象。边界的问题也同样重要。既然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那么边界的重要性应当不难理解。政治权力有其边界，知识领域有其边界，商人有其边界。尽管权力、知识和经济都是同一社会的不同方面，但它们之间必须具有边界。如果边界混乱不清，那么就会产生它们之间的关系的高度紧张，例如权力和知识之间，商人和权力之间，商业和知识之间等等。

　　这里更应当强调的是，认同和边界对知识界尤其重要。知识界或者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专业，最重要的品德就是专业主义。专业和专业主义不仅仅局限于知识领域，例如政治和商业也都可以视为是专业。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Weber）就把政治定义为职业，强调职业政治家的重要性。不过，无论中西方，当人们说“专业”的时候，更多的是指和教育训练有关的领域。知识界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很多人都可以去从事政治或者商业，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事知识创造。在知识领域，专业主义是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培养才可形成。

　　实际上，“专业”这个概念的起源指的就是基于教育之上的职业，为社会的其他领域例如政治和商业提供专业性服务。既然知识界也是社会的有机部分，那么向其他领域提供服务成为必需。但要指出的是，提供服务并不意味着这个领域要依赖于其他领域。在西方，古典意义上，历史最悠久的专业是神学、医学和法律。这些领域的专业人员当然是教育的结果。十九世纪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职业的分化，专业也越来越多。但不管什么样的专业，都是教育的产物。

　　也正因为和教育有关，“专业”往往具有以下一些独特的特征。

　　第一、规制性。专业由法规来规制，法律规定专业团体所要履行的责任。对专业团体来说，这是一种外在边界的划定，就是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

　　第二、自治性。专业团体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来管理其内部事务。知识领域既然是一个特殊的领域，那么其必须发展出符合其自身特殊性的自治方式。

　　第三、声望，专业团体成员因为其所拥有的知识一般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这个特点也表明，知识领域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因为社会对知识群体的信任，这个团体较之其他群体更有能力对社会造成影响。

　　第四、和声望相关的是专业的权力相关性。权力包括两方面，一是内部的，即专业团体对其成员进行管理的权力；二是外部的，即专业人员对其他社会领域的人们的行为施加影响。（在人类历史上，知识既为人类带来福利，也为人类带来灾难。知识的权利和责任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当另文论述。）

　　所有这些特征是从知识的认同和边界衍生而来的。正如政治人物追求权力，商人追求利润，教育界或者知识界追求的是知识的创造和传授。尽管这些社会领域也是互相关联的，但每一领域都有其独有的产品，通过其产品和其他领域发生“交易”，即关联。很显然，每一领域总有一种自然的倾向性去影响其他领域，追求影响力。

　　中国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

　　专业主义很显然是“专业”的产物。专业主义的唯一目标就是把教育者和知识者每一个人的专业水平发挥到极致。如果从专业主义的角度，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教育哲学的核心弊端在哪里。今天的中国，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除了专业主义，什么都不缺。中国的大学以权力为本，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为荣。看看中国的大学，有太多的领导职位为退休下来的政治人物和官员所担任。中国的大学以利益为本，以培养了多少亿万富翁为荣。唯独缺少的就是规定大学本质的专业主义。所以，中国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即“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大师？”。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大学的目标不是培养大师。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发生了一场有关“社会主义异化”的讨论。这场讨论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讨论使人们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至少促使中国脱离了毛泽东式的贫穷社会主义。今天，把“异化”这一概念应用到教育和知识界最也合适不过了。如果要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教育改革，那么首先必须回答教育界和知识界一些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例如“什么是大学？”、“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和“什么是大学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等等。在大学的本质是“异化”的条件下，不管什么样的改革都会无济于事。

　　今天，最令人悲观的是，因为有权力和利益的支撑，大学里面甚至教育界里面的很多个体（无论是官员还是教员）感觉到自己都在发展和上升。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处的整体教育制度正在快速地衰退，并且这种衰退的速度和大学（教育结构）所获得的权力和利益是成正比的。就是说，大学（教育机构）所获得的权力和利益越多，它们被“异化”的程度就越高，离专业主义就越远。如果今天人们还可以讨论“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的问题，总有一天，人们就会失去资格来提出这个问题。来源: 联合早报▲◆★●■☆


中国王牌核打击师亮相 胡锦涛曾亲自深入核基地视察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834

    2012-7-11：2012年7月8日，中国官方电视台罕见曝光解放军南京战区空军集体出动备战东海，出动了无锡空-26师多款预警机和电子战机，芜湖空3师的苏-30、苏-27重型战斗机、安庆空十师的数十架战略轰炸机扑天盖地临空投弹，还有一个地空导弹师的红旗-9区域防空导弹也出动了，至少调动了4个空军师出战，相当震撼。而外界认为安庆空十师是中国空军首个核打击师，对此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总编辑平可夫说 “仅仅从机场的建设就可以发现，安庆的空10师是解放军空军轰炸机部队中最受重视的部队。”

　　对于中国核打击能力，同样是平可夫，在2010年时曾出版一本名叫《解放军二炮部队如何控制核按纽》的书。根据这本书的披露，他们独家掌握解放军发射核导弹，展开核反击，有所谓四级的程序。

　　平可夫称中国大陆最高的所谓核反击的攻击命令下达由中央军委二炮最高司令部在西山。被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军事地下指挥所，也是最严密防护的。它最关键是指挥中国二炮的导弹部队展开核攻击，核反击，包括导弹的攻击。而胡锦涛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也曾进入核基地进行视察。

　　胡锦涛曾视察核基地

　　目前全中国大陆，目前大约是有38个的发射阵地，发射导弹，这些导弹阵地包括可以发射中程、短程巡航导弹等等。

　　另外这些当中包括了8到10个洲际长程弹道导弹的发射阵地，另外特别提到目前中国大陆有东风-31型的各类型的长程洲际弹道导弹，大约是有5到 8个旅，总数大约是在70到120枚左右，如果每枚可以携带3枚的多弹头，大约中国大陆目前拥有的长程洲际弹道导弹的弹头，在336枚左右，这是一个推算。

　　根据这本书的披露说，解放据的二炮部队一旦要发射核导弹进行核反击的话，首先第一步是中央军委作为最高的指挥机构要下达命令的，然后到第二层是到了二炮的指挥部，第三层是，二炮的指挥部把命令下达到核弹的基地，分布在全国不同的8到12个的核弹基地。

　　而接下来之后，核弹基地再把命令发给第四级的真正拥有核导弹核攻击反导弹的，这个导弹的核的旅的单位，因为大陆拥有核弹的单位都是以旅作为建制，四级的单位，层层下达命令。

　　而且中国强调是核反击，并不会主动使用核弹。但是这篇文章有提到一旦发动核打击的时候，首先第二层的所谓核弹的指挥部，二炮的总指挥当中，首先二炮的司令、二炮的政委、二炮的参谋长、二炮的总设计师，四个人必须同时在场，同时签字才可能实行中央军委发射核导弹的命令。

　　也就是说，他们四个人同时聚集一起，就有可能是演习，或者是核反击的开始。同时还有一个信息的这本书也披露说，一旦中国核导弹基地，包括最高的指挥部，包括核司令部被敌方毁灭或者攻击之后，如何指挥？可能到时候就化繁为简，把四级浓缩为一到二级。

　　中央军委有专门的，平常战时的联络小组，手上拿着军委绝密的三份复印件，分散在不同地方，一旦打仗，核基地遭到攻击，或者中央军委失效，由这三个小组合在一起，用复印件直接指挥核攻击旅的作战，当然这只是这本书的介绍，无法验证真实性。

　　平可夫，原名张毅弘，加拿大军事评论员，因崇拜苏联元帅朱可夫改名平可夫。云南出生，但他在自己的网站声称自己没有中国血统。《汉和防务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兼总编辑、汉和情报评论高级分析员以及英国《詹氏防卫周刊》亚太特派员。80年代中期在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学习当代苏联政治（一说苏联裁军学说）， 并娶了一位日本女性。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专业的军事杂志里，诸如《詹氏防卫周刊》、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日本的《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日本《军事研究》、合众社。也是香港《亚洲周刊》的军事特派员和特约评论员。2007年，美国合众国际社报道了他写的两篇撰文，一篇是“燃油不足、油价高涨限制中国军队对台作战能力”，另一篇是“高技术精确弹药不足，限制中国、台湾军队持久战能力”，受到中国传媒的集中批判。来源: 多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