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有话大家说： 青年人、大学生的出路在那里？
http://bbs.cntv.cn/thread-16756023-1-1.html

只要能反腐败、会反腐败，那就是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反腐败斗争关系民族荣辱、国家兴亡、人民祸福。官场腐败泛滥，责任当然在‘百姓’。抓住一个问题，就拖出一群腐败昏官。

最缺少的是一批能关注腐败、关心政治有志有为的青年人才。每骂一次赃官，社会就多一分正气。每抓一个赃官，社会就多一方净土。 官员当有济世惠民之技术、惩恶扬善之能力、建公正平等之法、树文明清晰之识，要爱国锄奸护民。

不把昏庸腐败官僚势力打掉，年轻一代就没有好出路，没有光明大道可走，在昏庸腐败官僚势力的胁迫下走邪道也就在所难免。现在出了一些坏事，但这也是让人民可以觉醒的事情。有这样彻底的坏蛋，人民才能彻底地醒悟。不吃苦，人就不知道斗争，这是种痛苦的规律。无奈啊。化腐朽为神奇吧。

年轻人不要抱怨老实辛劳的父母不能给予你什么，他们给了你们一把正义之剑和一群由你们审判的奸官污吏。当今中国最缺什么？要有批心地良善、敢于担当的君子大人。主持正义公平，批判权贵腐败。  

只有狠狠的痛批昏庸腐败官僚的丑恶，才能让老百姓少遭受些荼毒，才能让社会多些健康文明，才能防止堕落动乱。
 
当今青年一代自感迷茫、难有出息的关键原因在于不关注政治、不能贴近官场和熟悉官员。更取决能不能揭开某些官员的假面、官场的潜规、政治的空肤。但青年人有天生的朝气率真和勇于探求真实的果敢，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握时代脉搏、融入社会、成就事业。

每当查处一个腐败昏庸官僚就会给未来一份希望、给新人一个机会。谁是反腐先锋，谁就首先应该受到敬重。 我们必须明晰地看清这一社会发展规律。官员堕落、官场崩塌必将使国家民族走向苦难。如果官员不能赢得国民拥戴和尊重，那下一步就可能被国民所鄙视唾弃，甚至到痛恨。

 只有整顿官场风气，才能保护人才。官员恶行、官场丑态、腐败泛滥让国人蒙羞，让外人藐视。大国腐败、风气败坏之下换不来应有的尊重。这大概就是现在许多跨国企业往往对国人采取双重标准之故。找到自己的未来，现在看看什么靠的住？ 一个没积蓄、没诚信、没朋友、没依靠、没健康、没保障的未来。

要踏平官场奸恶、玩残官员潜规，需要大义、正气和纯净，而青年人最纯净，在了解政局、官场和官员之后，这将是易如反掌。感谢那些勇敢揭‘大’之恶、‘小’之善的媒体记者，他们充分展现了不图利、不畏权的高尚大义，有他们才能更好的批判权贵的淫奢刁横狂妄、才能更好宣扬民间的辛劳贫苦忍让。他们是国之栋梁、民之大幸。向他们致敬。

为什么‘英雄’多出自平民，而官场又出了那么多罪犯？看看‘最美教师’‘最美司机’伟大的职业操守、高尚的本能素质。再看看官场老道的潜规脏恶、腐败丑态。看着平民在关键时的光辉，再看官员玩噱头的作秀。平民的心神是在默默劳作贡献，而某类官员的心思却总在作奸犯科。
 
正直无邪、认真坦荡是大学生青年一代最具荣尚的资本，为民请命、伸张正义是青年人最远大的使命前程。如果真能为正义的斗士和捍卫者，必定成长为社会、民族、国家的中流砥柱。看如今社会，能展现人性光辉的往往越接近于基层民众榜样越多，而那些丑恶典型反而是官越大的比例越多。
 
网络是谁的天地？谁在抵制网络？不少‘老单位’在自觉、不自觉的抵制排斥‘网络’这个新单位，因为这些老单位只有靠这种打压来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延续空间。但人呢？如其在老单位挣扎待毙，不如明智地到网络这个新生发展区域里大显身手。
 
 历来老百姓能有个安宁的生活环境都很不容易，一定是许多仁人志士舍生忘我的奋争才换来的，我们应该向那些能为公益事业而奔忙付出的人，致敬。
 
如果您是一位出众的有为青年，若不想跟同昏庸腐败官僚走向自毁前程的渎职违规犯罪，那就要坚决地搞掉腐败分子，取而代之才好兴国惠民。这是唯一的出路，不想同流合污就要剪除奸恶。
 
为什么有那么多官员精英走上邪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遭受昏庸腐败官僚阴暗的坏习气侵染和坏势力困惑。

有多少青年人想跟着昏庸腐败官僚势力去撞大运？大学生、青年人的出路决不是跟着‘老腐败’官员去搞腐败、搞腐败发展观，腐败不会再持续长久几十年，迟早会在人民的认识、觉悟和愤怒里翻船，也许向着那些‘老腐败’现在还很光鲜、很威风，甚至会保持他们死去，但大学生还年轻、路还很长。反腐败才是光明的未来。

只有在分清官场中存在的昏庸官僚潜规、认清官员中的奸恶腐败阴暗之后，才可能有质的进步发展。

一个国家的老百姓要是不能关心政局、不能关注官员，那还提什么爱国？政府还提什么民众基础？怎样体现凝聚力和民主监督？

唤醒民众的反腐意识、政治觉悟，让更多的平民能关切官员的昏庸、警惕官场的腐败。民众的政治素养是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应该是教育事业的重中之重。怕人民问政治、怕人民有觉悟，就没有这样的民众基础，没有一批关心政治、关注官场的好民众与有志有为的好青年，就出不来一批品德优秀的好官员，那就国难强、祸不断，就会内外受气，还要四处救火。

揭露腐败官僚、批判昏庸无道是每个公民的权力，是大义之举，是光荣之为。昏庸腐败官僚漠视他们，老百姓感谢他们。

纵观现在世界上的许多问题，可以总结为人祸，而这里面更重要的多是‘官祸’。要踏平官场奸恶、玩残官员潜规，需要大义和智慧。官员是不是厌贫媚富、是个什么德行，老百姓最清楚。
 
希望青年一代能放眼世界、关注社会、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宽广胸怀、思虑深远、修养情操、永争一流、济世惠人、恩泽一方、承担时代、为民请命、伸张正义、成就未来。（帮助者 发表于 2012-7-8）▲◆★●■☆


千余名新任公安局长进京学习处置群体事件
http://news.stnn.cc/china/201207/t20120709_1759811.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2-07-09

2012年6月26日，全国新任市县公安局长专题培训班开课。

　　星岛环球网消息：公安部6月26日至7月31日将分三期对2010年以来新任的1400名市县两级公安局长进行集中轮训，这是继2009、2010年以来又一次针对全国新任公安局长的培训。

　　《新京报》报道，这次培训的主题是，提高一线执法者能力，维护地方稳定发展；课程设置包含如何提高执法能力、应对网络舆情、驾驭基层复杂局面与促进警民关系建设等；培训形式为专家讲授结合学员相互交流，由数位部委领导与知名国际政治、法学、行政管理、经济学专家授课。

　　多名参加培训的局长称：他们是“带着现实问题来寻求答案”，期望通过培训提高履职能力。

　　7月4日，为期10天的公安部对第一批新任公安局长的培训结束。

　　6月26日上午，伴着淅淅沥沥的小雨，44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市县两级公安局长走进中国公安大学研究生楼报告厅，开始了集训。

　　他们是这期培训的第一批学员。从6月26日至7月31日，公安部将分三期对2010年以来新任的1400余名市县两级公安局长进行集中培训。

　　此次培训是继2009年和2010年公安部举办全国市县两级公安局长培训班之后，又一次专题培训班。

　　公安部资料显示，2009年以来，公安部先后在京集中培训了3000多名县级和500名市级公安局长，近1000名省市两级公安机关纪委书记、政治部主任，1500余名省、市两级公安机关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领导和业务部门主要负责人，以及6000余名基层一线执法骨干。

　　此外，部署各省级公安机关还将全国近7万名基层所长、队长全部集中轮训了一遍。

　　“这一系列培训，在中国公安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一位公安部人事训练局负责人称。

    ☆“郡县治，则天下安”

　　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用七字概括培训意义，指出基层公安局长能力关系稳定大局

　　6月26日，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在开班仪式上指出了这次培训班的培训目的：“提高一线执法负责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维持地方稳定和发展。”

　　杨焕宁说，市县两级公安局长是基层公安工作的组织指挥者和基层公安队伍的“带兵人”。因此，“其素质和能力高低直接关系公安工作的成效，关系社会稳定的大局。”

　　他用了七个字概括此次培训的重要性：“郡县治，则天下安。”

　　参与过多次公安部培训授课的中国刑警学院经侦系主任陈祥民也持相似的意见。他认为，市县级公安局长享有最基层独立执法权，他们的决策力、行动力至关重要，所以对他们加强培训十分必要。

　　应松年，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作为行政法专家，他曾给往期公安局长培训班授课。

　　他认为，市县两级公安局长如同一个“窗口”，从他们身上可以反映出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

　　应松年对此次市县级公安局长的培训提出期待:要紧跟时代，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发展要求；要有基本的法律意识，依法行政，具备最基础的法律素质。

　　贵州省黔东南州公安局局长王家黔认为这次培训“抓到了点子上”，因为 “基层稳，全国就稳。基层不牢，地动山摇”。

　　王家黔说，身处基层一线的市县两级公安局长，自然成为“维护稳定的第一责任人”。

　　基层工作往往会遭遇拆迁难题，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令许多公安局长十分困惑。

　　王家黔说，目前黔东南开始搞大发展、大建设，由此带来征地拆迁等新的社会矛盾一时难以化解。“工业园区要规划建设，随之带来移民搬迁，我们该怎么办？”

　　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局长衡晓帆也提到，丰台区在2009年北京实施南城崛起计划后，随着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企业投资聚集，大量拆迁与经济纠纷随之而生，加上北京西站和南站两大交通枢纽在该区，外来人口多且流动性强，维护基层稳定压力较大。

　　针对公安局长的困惑，培训的内容有许多是针对“稳定和发展”展开的。6月27日，第一堂课上杨焕宁就讲到，目前县域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关键是要解决复杂的社会各方利益矛盾，“这是解决众多基层问题的切入口”。

　　“促一方发展，保一方稳定。”杨焕宁说，这是他对参与培训的新任局长寄予的期望。

　☆ 法制轨道内用权

　　这是孟建柱授课的重点讲述；其他课程设置还包括当前稳定形势分析，群体性事件处置等

　　此次培训的授课者包括9位公安部及相关部委领导，以及十多位全国知名国际政治、宏观经济、司法行政专家。

　　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著名刑法专家陈光中等“重量级人物”都先后出现在讲台上。

　　参加培训的公安局长们都认为，这一授课阵容十分“豪华”。

　　此次培训中，授课的领导和专家都十分重视课程内容的“实用性”，他们选择的课程主题多是基层常见和关心的问题，以便局长们能将学到的内容和方法加以运用。

　　培训的第一堂课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主讲，题目是《社会利益矛盾与县域维稳工作》。杨焕宁讲到，目前县域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关键是要解决复杂的社会各方利益矛盾。

　　课程内容还包括当前稳定形势分析，群体性事件处置，公安信息化之路等。孟建柱在授课中重点讲述“如何在法制轨道内用权，规范执法”；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则针对网络舆情如何加强应对作专题报告。

　　此外，一些专业化内容也被纳入授课之列，包括公安机关质量管理体系，公安装备财务工作，物证技术在执法规划下的规范和作用等。

　　江苏省宜兴市公安局局长周军说，这些公安专业技术对提升基层警务工作效率很有帮助。

　　☆“解剖麻雀”授课模式

　　给市县公安局长上课，不仅要讲宏观情况，更要紧密结合公安实践，解决实际问题

　　在授课形式上，本次培训十分重视案例分析，衡晓帆称之为“解剖麻雀”。

　　譬如，在公安工作的国际化道路这节课上，专家讲到“主动走出去”进行合作时，就拿湄公河血案作案例；而讲到引渡问题，选择的是赖昌星的案例。

　　对此，陈祥民认为，给市县公安局长上课，不仅要讲宏观情况，更要紧密结合公安工作的实践，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可结合此次新的刑诉法修改，来讲如何规范一线执法。

　　“公安局长很难干，他们经常在第一线冲锋陷阵，遇到的问题都是实际问题。因此，给他们上课需要剖析经典案例，以便他们回去后能举一反三，应用到实践中去。”陈祥民说。

　　周军比较喜欢案例分析多的课程。他认为，这样结合公安工作经验的讲解更直接，方法也更容易掌握。基层遇到类似问题可参照案例处理。

　　但仅仅听课是不够的，杨焕宁还要求局长们“多思考，多交流”。

　　因此，各地公安局之间的经验交流也成为培训最受欢迎的部分之一。部分工作较有特点的公安局，会被安排做讲座，介绍其在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

　　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局长李彤认为经验交流课程很有实用价值。在他看来，各地间的经验交流能启发局长们比照和学习：“我们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和他们比差距在哪？”从而能够借鉴他人经验并创新。

     ☆“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丰台公安分局局长衡晓帆从培训中领悟，许多恶性事件最初都是由小问题引发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结业仪式上向局长们强调：公安机关既是执法机关又是群众工作机关，公安民警既是执法者又是群众工作者。

　　因此公安机关应“对群众深恶痛绝的事要‘零容忍’，对群众急需急盼的事‘零懈怠’”。

　　孟建柱提出的“零容忍”和“零懈怠”令黔东南州公安局长王家黔想到2008年发生在黔东南州瓮安事件的教训。他说：“直至今日，依然如芒在背。”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讲的如何预防处置突发事件的课程中，就拿瓮安事件做了案例分析。黄明讲道：瓮安事件反应迟缓，小事拖大，暴露了基层工作的20多个问题。

　　“小事不放，小案不放”，这是王家黔这节课后受的最大的启发。

　　他说，提前发现和预见矛盾，并将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方能避免矛盾激化并引发恶性事件。而这就需要公安局长把老百姓的小事当大事来抓，即所谓的“零容忍”和“零懈怠”。

　　衡晓帆称，培训中老师们剖析了近年来一些恶性事件，教训都是最初由小问题引发，“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如果我们的民警、领导，多点耐心多点责任感，事情可能就解决了，恶性事件就会减少了。”衡晓帆总结听课心得时称。

　　周军说，他在实践中也发现，群众的公民意识比以往增强很多，许多人都会主动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令基层工作中遇到“小事”的几率越来越多。

　　去年六月份宜兴发生一起绑架案件，周军刚一到现场，就有老百姓拉着他反映社区安全防范问题，并要求他负责解决。

　　“老百姓能有多少大事？电动车被偷都是个大事。”周军说。在基层工作中，这类小事多而杂，但部分警察却更看重大案要案，立功嘉奖。结果，一些邻里间的小事没处理好反而会酿成重大的刑事案件乃至恶性事件。

　　这次培训中，周军明显感受到公安部对基层警民关系工作的重视；在和其他局长们的交流中，周军也发现许多局长对于小案子的关注程度都比前几年提高很多。

　　“怎样解决老百姓最迫切需要的‘小事’，已经成了局长们头脑中的‘大事’。”周军说。

　☆ 新模式：“脚板加网络”

　　江苏常州公安局分享警务模式，交流在网上，落实问题在脚板上。这令基层民警能及时掌握社区动态，并迅速做出回应

　　首批培训的四百多位公安局局长，来自全国各地。他们聚到一起，总离不开业务探讨。在各地公安局经验的交流中，给江西省九江县公安局局长李彤印象最深的是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自创的“脚板加网络”警务模式。

　　6月30日下午，公安部安排常州市公安局作了一场基层基础工作报告会，介绍经验。

　　在“脚板加网络”警务模式下，常州市公安局民警在进驻社区、村镇的同时，也在互联网上与群众互动交流：通过网上办事大厅、片警微博、社区治安QQ群实时和群众互动。

　　即“交流在网上，落实问题在脚板上。”这令基层民警能及时掌握社区动态，并迅速做出回应，从而赢得群众的赞扬。

　　听了常州市公安局的介绍后，李彤意识到九江县公安局在“网络”模式上做得不够。常州经验中，“信息化与民生相结合，实现线上线下无缝交流，值得借鉴。”

　　李彤决定回去后就将此项模式引入九江县的警务工作。于是一下课，他就去找常州报告团成员，邀请他们有空到九江给基层民警作报告。

　　但相较于其他局长，信息化建设对王家黔来说是一大难点，因为整个黔东南州仅有网警一百人左右，当地绝大部分民警都没有掌握与网民沟通的技巧。截至目前，黔东南州公安局还未开通微博，甚至连媒体对黔东南州警务工作有哪些报道，局里都不掌握。

　　他坦言，西南山区的公安机关与发达地区差距很大。但在信息化时代，网络必须重视，因为信息都是透明的。“不要以为贵州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就不会受到关注。”

　　王家黔决定，回去之后要建立一个舆情的统计和处置机制，安排专人每周定期研究一次网络舆情。

　　培训结束后，王家黔有些不舍，他希望今后还可以参加公安信息化建设，以及警民网络交流方面的培训。

　　陈祥民认为，这种渴求，证明培训起到了效果。“不是公安部强制要求公安局长来，而是公安局长主动希望过来，因为如果不来就跟不上时代潮流，现实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应松年建议，应将公安干部培训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以保证他们学习的持续性。他认为对一线执法尺度的把握，需要建立在对国情、民情的变化有着深入理解的基础上，“需要不断不间断的学习”。

　　要坚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社会平安、公共服务、公平正义的新期待，对群众深恶痛绝的事“零容忍”，对群众急需急盼的事“零懈怠”，不断提高执法公信力，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公安部部长孟建柱    　▲◆★●■☆


广西边境大量走私粮食 冲击中国粮食安全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2/07/201207070837.shtml

(2012年7月07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博讯编者按：走私的粮食去向需要进一步核实，不排除中国的大米污染严重，走私进口的大米在市场上受到欢迎。相关分析：也谈中国粮食和农作物进口与食品安全问题）

    （博讯特约记者采访报道）2012年夏粮收购价格普遍低于往年，农民有粮难卖，有苦难言，尽管政府一再减免各项赋税，并且对种粮农民有各种补贴，但是农资涨价，水电涨价，燃油涨价，那点补贴无异于杯水车薪，而且很多补贴被地方政府克扣挪用，甚至巧立名目骗取。真到农民手中的本就不多，今年粮食收购价又如此之低，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一些农民甚至考虑来年将地流转出去，自己到城里打工，放弃当农民的职业。
    
    收购价格为何近年来一直走低，而市场上，老百姓所能购买到的粮食价格却逐日攀高，这是为何呢?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近年来粮食走私猖獗导致的。
    
    记者采访了一位广西的业内人士，据其透露，光他一家，每天走私各种粮食的数量就可以高达300吨。就广西一个中型城市的需求而言，每天甚至可以消耗最高1400吨的走私粮食。如此大数量，海关，边防就不管吗？面对记者的疑问，这位业内人士说：他们收钱了。就他而言，只要交给当地有关政府部门人员每吨200-300元好处费，运多少都没关系。可以从早上一开关口一直运到下午关口关闭。以五吨的卡车为例，也就是走私一车粮食，不管是大米也好土豆也罢，辣椒也好，黄豆也罢，一车就是1000-1500元这样的好处费，交给边防部门，就可以随便过关，不会受到任何阻拦。记者再问，越南那边收好处费吗？他说也收，不过很少，一个兵五元钱人民币就能打发，甚至给一根好香烟 他们就不会为难走私车队。
    
    记者问走私的粮食很便宜吗？

    业内人士回答：很便宜，即便加上好处费和运费，也比国内粮食价格便宜至少五分之一甚至高的到三分之一。因为走私进来的粮食都很劣质，不好吃，大部分粮食来源是越南，但其中也有一大部分来源于缅甸，因为哪边的军政府需要外汇，而且粮食产量又大，质量不好，但是量大所以便宜很多很多。走私图利的人就是看到这中间的价差，所以大量走私这些劣质粮食进入中国贩卖。
    
    记者问劣质粮食难道好卖吗？

    业内人士回答，不好吃的东西不好卖，但是很多收购走私粮食的不是个人，也不是消费者，而是国内的粮食企业，国营米厂尤其多。他们将收购来的大量劣质越南、缅甸粮食，按照百分之十五到甚至二十的比例参入中国大米中，然后贩卖到市场上，谋取巨额差价。
    
    交谈中，记者还了解到，居然还有中国湖南、贵州等地的政府部门到这边来收购走私粮食，用途是供给监狱、大学等，广东则是供给学校和大型工厂的食堂使用。湖南某地政府居然派人来要求签一笔每天800吨的协议，据有关人士透露，这些米很有可能是用来调换或者冒充储备粮，或者救灾粮使用，而用走私粮粮换出来的好储备米，赈灾米则放到市场上去谋取暴利。这位提供消息的人士，由于自己一天的量做不到800吨，所以准备组织另外几个有关人士一起做下这笔买卖。

    记者问，这些粮食，一般都走哪条路进中国。他说一般都是从爱店、北山、水口、龙邦、岳圩几个口岸进入中国。 正在交谈间，有电话打入，事后有关人士说，他有一大批辣椒正在通过爱店口岸，现在车子已经到口岸了。

    采访结束，记者深刻的明白了，为何国内粮食收购价一年比一年低，因为本应该收购本国粮食的企业甚至是地方政府部门都为了牟更高的利，去收购走私粮食，收购劣质粮食。企业牟利无可厚非，商人赚钱天经地义，但作为政府部门，作为国营米厂，作为储备粮，和救灾部门，也这么做，太吓人了。
    
    长此以往，农民种粮积极性越来越低，之后国将无田，田将无农，粮食安全也是国家安全之重，但现在已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究其元凶，有关部门腐败昏聩，唯利是图，甚至不计亡国的后果，荼毒百姓。
    
    最后，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其实他们赚钱的百分之三十甚至更多，都给收黑钱的政府有关部门哪去了，而且每逢国家严肃边境的时候，他们会主动配合地方边境管理部门做一下样子，被他们抓一下，上上电视新闻，象征性的做几天牢，然后出来后继续做，他无奈地说，其实他们的行为也就是政府某些人的行为，他们生意的最终，也是最大的幕后老板，其实就是某些贪官罢了！
    
    他透露，现在他们这附近的学校，监狱，都用的是他的粮食，他说这些地方为什么能流通他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官员都收了他的钱。他经常来往于中越两国，他评价，中国这边黑多了，越南那边相对廉洁。▲◆★●■☆


清华学者称20年内中国饮用水水源难达标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2/07/201207082315.shtml

2012年7月08日 (财新网) 7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水业高级技术论坛上，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秘书长刘文君就自来水供给问题称，中国的水质标准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实际水质则无法达标。
    
     根据2009年住建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对全国4457个城镇自来水厂进行普查的结果，中国城市自来水厂出厂水质达标率为58.2%。
    
    “58%的达标率实际上是一个进步”，刘文君说，因为此前水质达标率只统计了几十个大城市，而该次统计是包括了农村地区和城市，且是历史上首次统一城乡标准。“基数大了、标准高了，得到这个数据，实际上不是坏事，而且在2011年的时候就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几（合格）”。
    
    刘文君说，给水处理的第一目的就是控制水中的致病微生物。现阶段之所以自来水不能直接喝，主要的问题就是微生物学指标不达标。据他了解，“统计中有百分之五十几的不达标，主要都是细菌学（指标），包括细菌、浊度、余氯等”。
    
    “今年7月1号要求是全面达标，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刘文君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部分归因于水源的复杂性。“原始水质非常复杂，不能完全达标”，他说，“我个人比较悲观，预期20年之内，全国的饮用水水源不可能完全达到我们的要求”。
    
    刘文君表示：“中国的给水工作者面对着世界上最严峻的挑战：要把世界上最复杂的水源，变成世界上最先进的水质”。
    
    刘文君同时指出，达标率在全国不同城市的差异很大。对于自来水的用户，为了保证安全，加净水器，或者喝烧开的水是最有效的选择。▲◆★●■☆


荣剑：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状况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1013/201207/4021.html

2012-07-07 　我今天给大家谈的话题是“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状况”，主要会涉及到“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五个方面的问题。这些话题都非常大，与我们的工作生活相差很远，能给大家什么启发，都不好说，而且我讲的都是个人的看法，和你们宣传的党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我在读书的时候就有一个说法，叫“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我讲的东西与你们宣传的调子是完全不一样的，错的地方可以批评。　　荣剑：

　　一、先讲“当前”，一个关键词：时代性

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时代？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有句古话叫“天不变，道亦不变”。“天”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天”简单地讲，就是时势，而“道”则是施政纲领，治国之道吧。从现在来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大的时代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目前所处的时代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对于时代的把握是执政党制定政策的一个基本前提。

　　毛泽东在他那个时代经常批评下面的干部是小脚老太婆，赶不上时代的步伐。他的时代概念是要求社会的发展尽可能地超越现实，他一系列左的认知都是来源于对时代的错误判断，比如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刘源在重提新民主主义理论时，就认为毛泽东在1953年以后提出总路线，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要搞十五年”的既定方针，急于进入社会主义。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毛对当时的时代判断是错误的，尽管他认为我们的党要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对时代的判断有一个调整。邓对时代的基本估计是，认为中国处于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工作的重心是发展经济，不能对外打仗，要韬光养晦。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到江泽民执政时期，又提出了“与时俱进”和“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是在2000年“七.一”讲话提出来的。在我看来，“三个代表”包涵了与世界文明全面接轨的基本考虑。“三个代表”提出后，当时的左派在北京联络了一批人，连续发表了五六个万言书，对江的思想路线进行了非常尖锐全面的批评，认为江的路线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式的修正主义路线。江当时提出“三个代表”以后，实际上没有继续往前走，遇到阻力后又退回去了，结果导致左右两边对江都不满意。“乌有之乡”网站对江的批评是指名道姓的，当然也批评邓小平。我的一个朋友蔡霞是中央党校的教授，思想非常解放，她现在重新宣讲 “三个代表”理论，认为这个理论所具有的价值没有被充分认识到。我非常同意她的看法，就是说“三个代表”理论的意义没讲明。“三个代表”理论，说穿了，就是要用社会民主主义来改造我们的党，进而来确定我们的改革路线。按照左派的批评，“三个代表”就是要搞“全民党”，私营企业家也可以入党，资本要素获得报酬就是资本主义。江的理论提出以后，引起了党内巨大争议，但没有继续往前走。我认为江缺少邓的权威，也缺少历史的担当和勇气。我在写文章时提到，我们改革三十年有三个理论版本：一个是邓的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黑猫白猫”论的升级版，实质是实用主义路线。一个是江的“三个代表”理论，是要与世界文明接轨，往普世价值靠拢。一个是最近十年的科学发展观。

　　在我看来，科学发展观是工具理性的概念，不是一个价值理性的概念。工具理性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待发展，设计发展方式，而价值理性涉及到发展好坏的价值判断。实际上科学发展观回避了价值理性的分析，只是一个平衡的概念，统筹兼顾的概念。当然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前二十年的发展有一定的偏颇。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要强调平衡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效率与公平等要平衡和谐，这是对的。但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一再提和谐维稳，为什么还一再出问题，而且问题的总量是要超过前二十年？为什么你越想稳定，社会越稳定不下来？这就说明我们制度存在很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你不能采取鸵鸟政策。

　　对改革三十年做一个评价和反思，这篇文章还没开始做，执政党做不做，还不好说。从研究的角度看，邓绝对是开创性人物，他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89事件，历史以后会有评价的。92年小平南巡讲话重新推动了改革，历史作用非常大，是无可置疑的，是可以盖棺论定的。92年我刚好在深圳，大家都一片茫然，上下都是反和平演变的调子，哪有搞经济的气氛呀。但是小平讲话一下子就把势头扭转过来了。在第二个十年，就是江的十年，他有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考虑，但走了半步就退回去了，这注定他不能成为像邓那样的历史性人物。然后是最近十年。对这三段，要我来看是一段不如一段，这也是目前理论界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看法。最近十年有哪些理论问题解决了？都没有。对于有些理论问题，用开玩笑的话讲，就是“打死也不说”，更谈不上做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最近的十年是不是停滞的十年？当然我们做了许多事，开了奥运会，高铁也上来了，航空母舰也有了，歼20也有了，极大地满足了中国人关于中国重新崛起的想象。第三个十年刚开始时，大家都不看好，2002年美国有个华裔律师章家敦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即将崩溃》，轰动一时，排到了美国畅销书的前几位。2003年中国出现“非典”，处于最低潮，外人以为中国马上就完蛋了，但年底就起来了。经过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国制度的有效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现在外国人操心的不是中国即将崩溃，而是中国即将统治全世界，如英国人马丁·雅克写了《当中国统治世界》，调子完全翻了过来。现在老外不给中国人说点好话，一是拿不到钱，二是你不了解中国啊。中国经济总量的变化恰恰是在这十年里发生的。按道理讲，我们对这十年应该有一个很高的评价才对，你说这十年是停滞的，你不是不负责任吗？实际上，我说的“停滞”，是我们对未来的发展没有一个清晰的方案，没有提出一个思路——这也是左右两边都对十年不满的原因。对目前中国这种不计代价的、对资源掠夺式的发展，它的可持续性怎么样，都没有一个冷静的反思。这是我们讨论十年发展的切入点。如果单看表面的东西，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了——现在欧美都是这样看中国的。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我们就应该是世界第一了。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怎么可能超过美国呢？这十年除了经济上的发展格局，还有就是政治制度的改革，我们对未来的政治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安排？

　　做了三十年的回顾，又回到了我们所说的“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时代？时代特征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改变要求？我们如果不往前走，我们过去取得的成绩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包袱。我们的时代有两个根本的特征，一个是“全球化时代”，一个是“互联网时代”，全球化和网络化是我们时代的总特征。这么说，大家可能认为与《人民日报》的社论没什么两样，的确如此。那么在这两个特征下，我们的制度如何安排呢？因为我们会遇到传统的方式、传统的制度手段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比如维稳问题。过去哪一个村庄出了问题，我可以派一个连把它摁住，而且外界没人知道。现在怎样？一个小事发生，一条微博发出去，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了。比如我要到信阳来讲课，我就注意到了有关信阳的一条微博，就是你们有关招聘处女采“口唇茶”的事情，全中国都知道了。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目前瞬间就可能发生蝴蝶效应，互联网迅速放大，你没法控制。

　　中国是全球化的两个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还有一个是美国。这就要充分肯定江朱时期我们加入世贸的重大决定。当时朱镕基到美国去谈判，回来就有人骂他是卖国主义，骂他把所有的门都打开了，外国的东西都比中国便宜，中国的工业和农业还不垮掉？现在再看，远不是那么回事。全球化时代，市场开发，资源共享，我们有丰富的资源，加之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我们迅速在全球化格局中占到有利地位。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享受到了全球化的经济红利后，为什么对全球化的政治红利和文化红利全面拒绝？这就是问题所在。你能不能拒绝？世贸组织、世界货币组织等都有一套制度安排，我们都是执行的。虽然在政治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则，没有要求各国必须执行民主制度、三权分立制度。但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行这一套制度的情况下，我们是拒绝的。我们的委员长讲了，我们有五个或六个“不搞”， “三权分立不能搞”，“联邦制不能搞”等——现在据说是把话收回去了。这些“不搞”显然是与世界政治文明的主流背道而驰，你也不要说的那么绝嘛，你可以研究嘛。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们全球化的经济红利拿到了，政治上红利能不能拿到？如果我们参与进去的话，我们是可以拿到的。我们老是担心，如果我们参与到民主化进程中，共产党的传统优势会失去，就不能取得目前的统治地位了。这些担心是有道理的，但你拒绝这个东西行不行呢？我的看法是：你参与进去，不但拿到经济红利，还可以拿到政治红利，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呀！

　　现在的情况是，全球化已经带动了民主化的浪潮。大家都了解了这方面的情况，一个突尼斯小贩自杀居然引起了滔天波浪，“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穆巴拉克统治埃及四十年，准备传位儿子，当时我们还觉得很好，派人去研究，没想一下子就垮了。这次缅甸的转型也出乎人们的意料。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资源的全球共享，也包括了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全球传播。

　　实际上，全球化与网络化是合二为一的问题。这次阿拉伯革命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形象的说法是“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石块”。什么意思？“拿手机”就是信息沟通，起着社会动员的作用；“拿石块”就是暴力的反抗。这说明全球化与网络化合在一起的能量，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的制度手段所能控制住了。你必须要看到这一个变化，来适应这个变化才行。我们现在很多社会事件都是一时一地的，但经过互联网的发酵，就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公共事件。

　　从大的方面来看，我们国家就面临着这样的挑战——中国怎么样来迎合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潮流，主动做出选择？这就是我所讲的第一个问题，关于时代性的问题。

　　二、关于中国的“主体性”

　　对于“中国”问题，我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主体性”问题。我们现在考虑问题，都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从中国的情况、中国的现实出发考虑。这就有一个对中国自身认识的问题，有自身的反省问题。这里涉及到一些非常深的学术理论，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比如中国曾经长期以来不是“中国”，而是苏联的另一个版本。改革三十年，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可能是另一个美国，当然你达不到人家的政治水平。我们搞的实际是权贵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很多的发展方式，而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最坏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像吴敬琏、茅于轼都讲过类似的话。我们在谈中国时候，首先涉及到的是对中国现在制度特点的基本认识。我们都在谈我们是中国人，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但中国是什么呢？对此，理论界都在反思。这种反思实际上是从日本开始的。日本的一批左派的学者多把日本的文化看做是受中国的影响，认为中国、日本是与欧美不同的另一种制度安排，二者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我们过去是以苏联为方法来认识中国的，后来是以西方为方法来认识中国的，用比较坏的原始资本主义来看中国。理论界的反思，就是看到中国既不是苏联也不是美国，而应该是中国自己的。

　　何谓中国？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最近写了一些很好的书，叫《宅兹中国》，提出了三个概念：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中国，政治的中国。历史上的中国有很多变化，比如满清原来不是中国的，因为我们历史上是讲究夷夏之分的，中国是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之地。现在来看，都是一个中国。文化中国的范围就更大了，日本就是受我们文化的影响。当然，还有政治的中国。

　　葛兆光的“三个中国”提出以后，对我有很大的启示，我也在研究考虑这个问题。当然，我所关注的是政治的中国。为什么要把政治的中国单独提出来？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基本政治制度安排的认识。我们在座的都是不同部门的领导，大家都会对这个制度的优势所在有一个基本认识——那就是政府，政府的权力大。这个判断是对的。我们历史上的中国也是这样的。你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翤同，就提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 “皆秦政也”。从秦始皇到现在，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国家的权力高度发达，政府的权力高度发达，当官的权力高度发达，社会的价值判断主要都是来自于权力。谈到中国的自我认识时，简单地讲，就是中国是一个权力高度发达的国家，而且是从上至下垂直型的制度安排。你如果看看西方社会，就会发现他们是一个横向的制度安排——有国王，有教皇，有贵族，有城邦，几个权力是平行的，没有绝对的权力，大家都要妥协——英国的《大宪章》就是这么来的。几方势力比较均衡，大家就要讲民主，你政府用了我纳税人的钱，你就要付出相应义务。他们的国家是在横向的权力配置结构中慢慢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什么呢？是一个纵向的权力配置结构，从皇帝一直到郡县，权力高度集中。古代中国还是“皇权不下县”，乡村是自治的。而我们现在是中央的权力已经下到了每一个村庄了，我们现在的政府权力安排已经超过了历朝历代。政府权力高度发达，从中央到地方垂直向下的权力结构，是我们中国两千年以来的一个总的制度特征。

　　有人说这个制度很好呀，秦始皇搞“书同文路同轨”，修万里长城，建阿房宫，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现在还是这样，中国政府可以解决其他国家政府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德国修一条高速公路可能要讨论十年，而我们修一条高铁仅仅用了五年。我们的政府权力高度发达的制度安排，有效性和合理性有没有？现在看显然是有的，中国制度文明发展主要就来源于它的制度的有效性。中国自唐朝以来的城市经济的发展，人口和物质财富的增长，都是与制度的有效性关联着的，包括我们现在国家主导的发展方式，仍然有着巨大的有效性——如果不是这样，你就没法理解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了别人两百年发展才取得的成就。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这种国家主导的、国家权力高度发达的制度模式还能走多远？这是我们现实要考虑的问题。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叫“国家主义还能走多远？”在我看来，尽管国家主导、政府权力高度发达的发展模式，在过去三十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在未来的时间里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发展下去？这是需要反思的。所以，对中国的自我认识的立足点还是对政治的中国或者是制度的中国的反思：在现有的条件下需不需要一个横向的权力配置？需不需要横向的社会结构？问题的答案是，我们必须走这样一条路！

　　三、关于社会的“总体性”

　　关于社会问题，你们的王书记也写过很多文章，多是有关公民社会的建设问题。实际上理论界一直在讨论中国公民社会怎么建设的问题，但仅限于理论的探讨。平桥已经付诸实践，做的非常好。现在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了公民社会的建设是改革国家主义之后的替代品。原来我们是国家主导的、政府主导的、公权力主导的，以后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导的、社会自治的、社会自主的发展模式。以前县太爷来管理你们小民，就是说你自己管不好，必须我来管，我来给你主持公道。我们现在的很多执政理念，也是县太爷的看法：社会乱，百姓素质低，让你们自己搞，还不乱成一锅粥了？政府必须处理一切。我们现在看这种模式问题很多，比如你来主持公道，你的公正性在哪里？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会出来。

　　谈论社会，我有一个概念，叫“总体性”，也就是说对于社会的诸多问题，要从社会的总体结构去认识和观察。我们讲危机，总体上是社会的危机。我以前的博士论文就是《马克思的国家和社会理论》，就提到国家和社会是对立的概念。为什么会产生国家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看，就是社会不能自我管理，必须委托一部分人来管理，国家就由此而形成了。这个解释是合理的。大众对管理者有一个授权的关系，按道理也有一个制约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说穿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关系：大部分人按照一定的程序选出少部分人，授权他们对大部分人进行治理，使得大家能够相安无事，共同发展。在民主政治出现以前，这种国家治理在中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西周的封建制，根据血缘关系，周王朝就是姬姓集团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到秦以后，就是一人专制，朕即天下。辛亥革命以后到今天，我们的国家治理模式是由一个家族一个人演变为一个党的统治。当然，我们执政的合法性来自一系列意识形态的说法，比如说我们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来行使权力的，来执行对社会的管理。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以前完全是由国家来管理的，无论是家族还是政党，那么现在还能不能按以前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呢？

　　当前社会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社会不能进行自我管理，必须委托给国家管理，但社会与国家之间又不存在合法正当的委托关系，这个委托关系是一方说了算的，说穿了，就是共产党说了算的。在政治学理上，我们会质疑这个关系，我们会问：你这个委托关系是不是征得了社会的同意？比如我们的村民自治，选举村委会就容易出问题。乌坎村的事酿成了巨大的公共事件，现在有人把乌坎村看作小岗村之后的第二个农村大事件。问题出在哪里？本来应该是村民自我管理的，而结果却是由上面来决定谁来当村书记，谁来当村长。我们整个国家与社会的矛盾焦点就在这个地方——在没有征得社会同意的情况下，把社会管理的权力全部收上来以后，再以社会代表的名义来对社会进行管理。

　　这里，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没有实质性的授权委托。名义上有，那是自己给自己找的。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选举，也没有居委会找我讲谁是人大代表的候选人，我从来没有行使过一次公民权力。我们的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都存在巨大问题。我们常讲共产党的权力、官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但人民是怎么给你的？从来没解释清。我们也有人大制度，似乎也有程序，但不到位。至于实质正义更有问题：为什么出了那么多贪官污吏？

　　我曾与美国人辩论，说小布什是民选的，但选举出来后却给世界带来了这么多问题，也即是说，民主程序不一定带来好结果。对此，西方人也意识到了，但他们认为民主程序是各种坏制度中最不坏的一个，因为程序是正义的——如果选出了坏领导人，再把他选掉就是了，为什么不用？我辩论说我们尽管没有程序正义，但几个人选出胡锦涛，干的也不错嘛，也很亲民呀，我们的实质正义是有的。胡锦涛当总书记，你的一票是没有用的，离开你他肯定能当上！但是不是我们所有的领导集团都会给我们带来实质正义呢？大家肯定是持怀疑态度的——为什么我们十年里出了那么多问题，抓一个是贪官，抓一个又是贪官，而且数量级越来越大，难以想象！这表明我们既没有程序正义，更没有实质正义！问题就在这里。你以社会代表的名义来管理社会，却没有程序正义，更没有实质正义，你怎么来维持这个统治呢？怎么能够维持这种管理呢？你管理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又何在呢？平桥区扎扎实实从基层开始搞公民社会建设，是在摸索公民社会成长的道路，意义非常重大。我想公民社会的核心要件就是自我管理，自主选择，自己负责吧。平桥区搞民间金融，就是强调自我管理，风险自担，出了问题自我负责，他就不找你政府了。邓小平曾讲过，要把管理社会的权限全部下放，政府不要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这里有一个国家与社会的重心转移问题，必须走向社会自我管理的模式。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管理社会取之不义，用之不当。取之不义，就是你拿到政权，拿到权力，是没有程序正义的。用之不当，就是你没管理好。就算是取之不义吧，拿到权力，你能管好也行，你能发展经济，稳定社会，造福百姓，大家也就没什么话说。当然，取之不义，不一定是用之不当。比如南方有地方的腐败也很厉害，一个小小的乡镇干部职务性消费非常厉害，但是老百姓倒没什么多大意见，因为当地经济很发达。这是说委托人有一个成本与收益的考虑，如果他的收益大于成本，他就觉得可以忍受。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你拿了很多东西，却用之不当，老百姓反而受损。出问题的地方，往往就是这个情况，既是取之不义，又是用之不当，形成了官民之间的巨大冲突，形成了社会危机。这次乌坎事件是个典型的例子，村干部偷着卖掉6000亩土地，老百姓没有拿到一分钱，你说他们不造反吗？出了问题，广东当地政府还要去捂着压着，还要为村干部背书，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而一旦老百姓起来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就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取之不义，用之不当。用之不当主要体现在人权、事权和财权上，任人唯亲，胡作非为，贪污腐化，权钱交易，老百姓非常痛恨。

　　第三个问题是国家管理社会管不好，而且没有办法自我纠错，没有重新选择的机制。西方的民主制度，你干不好就下台了。台湾也一样，你干不好就走人。我们是明明看到这种管理是有问题的，既没有什么效率，也没有什么正当性，但没有办法把这批人给换下去！

　　所以，我们的社会总体性问题，根源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良性的关系。说来说去，就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我们需要调整以前以国家为主导的，以国家包办一切，国家决定社会的一套思想，重新确定一个社会决定国家，社会控制国家，社会监督国家的思想。

　　我认为除中央政府以外，中国的改革有三大重点，一个是公民社会建设，一个是地方自治，一个是乡村建设，即乡村选举。我这次到平桥来，看到平桥至少在公民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两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局。也有很多地方政府初步意识到了，就是我们政府尽管有这么多的资源，有这么多的管理手段，但仍然不可能自己统筹解决面临的所有社会问题，必须要分解到社会各个领域，由社会按照自治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来建立起一个新的管理模式。如果你不走这条路，所有的矛盾爆发，会集中到政治领域，由社会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西方经常会出现社会危机，比如罢工——你罢工就罢工呗，没什么呀。而我们呢？现在你只要在天安门广场对着人民英雄纪念碑鞠个躬，马上就会有四五个人围过来把你摁住，哪怕你什么都没讲——哪有这样子的？往后你还怎么弄？现在出现问题你就这样，到以后所有问题总爆发时，你怎么办？所以我们缺少一个社会危机自我解决的机制，摁不住，就会产生我们无法控制的结果，而且这个后果之大是难以想象的。现在我们在阿拉伯世界看到的景象，就能说明问题。我的看法，要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公民社会建设，实际上是基层民主的表现，就是要落实我们执政党对人民作出的承诺——“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因此，关于社会自治的核心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民主的问题。

　　四、关于政治的“敏感性”

　　对于政治状况，我用“敏感性”一词来概括。当前，我们面临着社会性问题正在转化为政治性问题，可以说是高度集中，高度敏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列宁讲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是制度的安排。政治的敏感性，是高度集中了社会上各种不同利益的分歧、冲突，当形成巨大的社会危机时，最后要反映在政治层面上来。现在我们面临很多问题，但大家可以公开讨论的仅限于经济层面或社会层面。比如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有些人的话已经说的很重了，认为今年的经济预期会很不好，甚至会面临比2008年更困难的局面。但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我刚看到了马光远博士的一个评论，他认为不能像2008年的方式，不要放信贷，不要放货币，就让经济下滑一阵。我同意他的观点，当前货币流动性的泛滥就是08年的延续，到现在还没解决。经济上的问题，社会上的问题，都是有办法解决的，无非是快一些，慢一些，承受的压力大一点，小一点。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大的财力，是可以解决的。现在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各种社会问题都已充分反映到政治层面上来了，需要我们冷静的理性的客观的面对，不能回避。
前三十年的改革路线大家是知道的，就是不搞政治改革，尽管也提提口号，也讲了三十年了。但实际上从1989年以后，政治改革就全面停顿了，只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样看起来也不错，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也没出什么大问题，政治高度垄断，经济高速发展。现在有人甚至把中国的发展归结为制度优越性的证明，挺好嘛，政治高度专制，经济自由化。实际上我们对这些问题，要重新考虑了。在重庆事件中充分反映了一些问题，我们执政党的权力安排、执政路线最后演化为权力之争，这至少表明在我们现有的权力格局下，有些问题是没法解决的。还有腐败问题，不管左中右都认为已经威胁到了执政党的合法性了，如果共产党不能解决腐败，共产党的统治肯定不能继续下去了。

　　对当今政治上的问题，我概括为四个核心问题。

　　第一个是一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我们现在的一党执政已经搞了六十多年，还是非常有效的，现在看来也没有替代性的制度安排。一党执政对于实际执掌权力的人，是没有有效的制度制约，甚至没有道德上的制约。党的纪检系统是党的自我约束，效果如何，大家心里都清楚。如同一个人，偶尔会自抽自己的嘴巴，但不可能每天都抽自己的嘴巴，这在别人看来也不正常了。一个政党，独掌大权，缺少制约机制，不出腐败，不出问题，那才叫怪呢。在一党执政条件下，权力失控问题、权力腐败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这是可以提出来的。

　　第二个是一党执政下的民主问题。重庆事件后，大家的呼声就很高了，有人就提出党内是不是可以搞派别？一党执政下的民主问题，就是在共产党内部搞派别制，来推进党内民主，比如可以把差额选举扩大化。现在越南共产党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他们共产党总书记就有两个竞选人，前书记又出来搞了个民主党，就是看在一党执政条件下能不能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现在中央党校的很多人，包括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俞可平，都写了不少文章，都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最近又写了一本书，叫《敬畏民意》。他的主要观点就是要实现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来带动社会民主。我对一党执政条件下实现民主是持保留态度的，是持怀疑态度的。当然，这样提（民主）总比不提要好。我认为如果真的在党内搞派别制，最终会演变成两党制或是多党制，这是肯定的。因为党内派别之争，如果通过合法的渠道公开表达，最后必然是政党制。比如重庆事件，如果党内派别之争是合法化的话，是可以公开的话，那么执政分歧就可以用党内公决的方式来解决。党内派别问题提出得很好，党内应允许有对路线政策的不同看法。当然，腐败问题就另当别论。

　　第三个是政治转型问题。假如说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民主化最终演变为多党制或是政党制，那么就面临着第三个问题，就是政治必须转型。假如说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民主化可以搞，就没有政治转型问题。假如说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民主化无法搞，那么你的政党制必须向现代政党制转化。转化的方向，就是世界上普遍流行的政党政治的做法——多党制。这是应该考虑的。

　　第四个是政治转型后的执政党地位问题。现在为什么政治民主不敢提？多党制也不敢提？核心问题是共产党担心在多党竞争情况下自己的执政地位不保。赵紫阳对“四个坚持”的意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一条，其他的都无关紧要。据说邓好像同意这个看法，就是强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不能动摇的。上面在考虑这个问题，下面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是从上到下以一贯之的，上面动了，下面也会动，会涉及每一个的切身利益。从我们研究的角度来看，如果真要走出这一步，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一定会动摇，不一定会失去，担忧是没必要的。因为社会的主要精英都在共产党内，社会的主要资源也都在共产党手里。退一万步讲，真的被选掉了，你还可以两党轮换。当然，这种说法对我们传统执政理念是一个颠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从研究者的角度，我必须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如果搞政党政治，共产党能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如果支持，那就是真的支持了，是授权委托你来管理的，当然他是有限委托，是有边界的，你不能为所欲为。

　　围绕这四个问题，主动改革的风险是最小的。从一党专政到转型，现在可以观察到的，有三个模式，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一个是台湾模式，是蒋经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主动转型。马英九最近一篇回忆文章《回忆经国先生》讲到，当时台湾民进党闹得很凶，把蒋经国气得吐血，马英九给蒋经国汇报，问要不要镇压民进党。当时的镇压预案都做好了，马英九认为蒋经国肯定会同意镇压的。不料蒋经国却说：现在已经到了时机了，我们必须改了！也就是在那一天，台湾当局做出了开放党禁和报禁的决定。李登辉就不用讲了，马英九听到这个消息，出去就大哭了一场。这是执政党主动改革，国民党失去了两届任期，现在又重新执政了。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认为台湾的民主转型，已经达到了欧洲的中上水平。特别是这次大选，蔡英文和马英九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理性，街头政治很少，也没有什么历史清算，还对历史遗留事件进行了补偿。国民党赢得了民心，赢得了考验，又继续赢得了执政地位。

　　第二个模式是缅甸模式。缅甸转型后，昂山素季放出来了，国际社会对它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当然，它的转变是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发生的，只给反对党20%的议会名额。缅甸的转型是国家长期封闭、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被动转型的，它后面的结果如何还不好说，但它至少走出了第一步，所以国际社会的反响很好。

　　第三种模式是阿拉伯模式。这是统治者违背民意，倒行逆施，顽固守旧，拒绝改革，最后身败名裂的一种情况。卡扎菲的下场是暴尸荒野，穆巴拉克原来是美国全力支持的，而最后也在囚笼里受审。其实呢，实行民主制是对这些人的最好保护。阿拉伯世界从一个偶发小事酿成政治风暴，波及那么多国家，下一步沙特、科威特这些家族统治的国家都将难以幸免。当然，后一些国家比较富裕，他们是花钱买平安，但能不能维持统治，是一个问题。

　　在二十一世纪民主化转型浪潮里，我们同一个中华民族里的台湾做的最好。台湾的成功转型，证明中国人是可以搞民主的，而且可以做的非常好。台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开放党禁的同时，有一个“黄金十年”的公民社会运动，被他们写入了历史。台湾是通过建立农民协会，搞乡村自治来培养和壮大公民社会的。有了十年公民社会的成长，才有了他们后来的政党政治。我们国家范围太大了，地区发展也不平衡，不能简单地走台湾的道路。但台湾转型中体现出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的过程，对我们应该是有启示的。国民党这种主动引领民主改革的历史担当，这种做法，对我们共产党应该有启示。台湾经验，可以用到我们大陆上来。

　　五、关于思想的“争议性”

　　我到许多地方，看到各地发展都是很平稳的，都是按部就班的，没有大的波折。但在北京的思想界，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叫“暗流涌动”——表面上是很平静，但争论激烈。很多像我这样二十年不写文章的人，也纷纷站出来就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分歧特别大，争议特别激烈。主要的争议，我认为是左右之争。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搞国学的，搞民主主义的，等等，有人总结为“六大思潮”，有人总结为“八大思潮”。

　　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争论，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思潮，一个就是所谓的“左派”，一个是所谓的“右派”。“左派”的特点，以前普遍的说法是，把未来能够实现的事情放到现在来做。当然，这种解释太过于简单了。你比如马克思理论在西方，是被公认为左派理论。而英国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是被公认为右派理论。法国奥朗德是左派，在失去政权17年后重新执政。萨科奇是右派，还有极右的勒庞。我们的左右之争是从文革结束之后，当时是党内的争论。左派代表人物是胡乔木、邓力群，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坚持社会主义教条，按照这些教条来批评胡耀邦、赵紫阳的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而邓小平在经济上完全是右的立场，他提出了市场经济的概念，确立了1992年以后中国改革的总路线。1989年以前的左右之争，主要体现在左的教条与胡耀邦改革主张之间的冲突，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意识形态之争。到1992年以后，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或死或下台，争论也就自然消失了。之后，邓讲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放弃意识形态的争论，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搞改革。但邓是有明确的价值取向，这在南巡讲话里体现得很清楚：“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认为在文革和改革的前十年里，干扰破坏主要来自左。 “乌有之乡”的左派网站把打到“四人帮”说成是“硬性政变”，把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说成是“软性政变”，可见极左对邓是恨之入骨。他们认为邓的南巡讲话改变了整个思想界的主要走向。

　　第二阶段是在九十年代以后，是思想理念之争。争论由执政党内部转化到了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新左派”。 “新左派”主要是一些大学教授，很多是来自美国一些大学的教授，有的很有名气，是声名显赫的大学者、大教授。我最近的文章《奔向重庆的学者们》，点了他们其中一些人的名字。他们的观点主要来自西方的左派思想，政治主张是倾向草根平民。而右派一般被认为是维护有钱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说法不全面，但也靠点谱。这次奥朗德上台，法国的富人就有点紧张了，就怕左派上来向富人收税。右派上台往往是减税，而左派是增税搞转移支付来养穷人，很受底层欢迎。这种学术层面上的左右之争，我认为是有合法性的——你愿意站在老百姓一边，还是站在富人一边，由你选择。茅于轼说自己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怎么理解？我们讲右派维护富人的利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偏好，他们是看到了资本的力量在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资本带来了税收，带来了财富，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性推动作用，对穷人也是有好处的。如果资本家跑掉了，工厂倒闭了，工人就失业了，对谁有好处呢？这里有个算账的问题，支持富人，不见得对穷人没好处。一味地替穷人说话，不见得对穷人全有好处。欧洲的债务危机，无非是投资与消费的问题。希腊人收入100块钱，却要消费150块，那50从何而来？借债。希腊人一年拿14个月的工资，有说不清的假日，人都养懒了，不愿干活了，一旦说要消减福利，他还不干，就罢工示威。可见，穷人的诉求，不见得都是正当的，要作具体分析。

　　所以，对左右之争，要做一个政策上的分析。你愿意持什么立场，你可以随意选择，都是你正当的权力。但矛盾如何解决？西方民主国家有解决这样矛盾争论的制度安排，就是通过老百姓的选票说话——老百姓选你左派，左派就执政。干了几年，如果你干不下去了，老百姓自然会选别人，选右派来试试。原来法国的密特朗为什么干不下去了？就是左派的那一套政策玩不下去了，倒台了。现在法国的右派又玩不下去了，左派再来搞。在他们民主制度下，有一个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我们就缺乏这样的制度，就容易出问题。

　　第三个阶段是我们现在的左右派之间的制度路径之争。这在重庆模式里就充分体现出来。对于薄熙来的民生经济、共富理念、安居工程，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持肯定态度。这很好呀！现在物价、房价这么高，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包括党的一些高级干部，都充分认可重庆民生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都认可薄熙来的那一套做法。对此如何评价？重庆模式主要是依赖国家权力，是国家主导的模式，重点倾斜于民生发展，这套做法与欧洲左派政府的政策是比较吻合的。重庆模式出来以后，左派一片欢呼，跑到重庆给薄熙来说话的都是左派学者，没有一个右派学者。这说明我们目前的左右之争，已经演变为了制度路径之争了，演变为经济政策之争了。原来大家只是说来说去，打口水仗，是教授在打架。目前就不一样了，已经是政策、路径、制度安排的选择之争了。

　　开始总结重庆模式时，大家仅仅是从个人好恶出发——我是右派，我就既否定“唱红”，也否定“打黑”，同时也把民生经济也否定掉（据说重庆负责近万亿，也很危险）；左派则是一味唱赞歌。我认为重庆模式最主要的问题是“打黑”已经触犯了法律底线了，像李庄案。我写了一篇文章“从李庄案到‘李庄门’”，认为重庆模式的转化就是从李庄案开始的。在王立军薄熙来事件没有发生之前，我还写过一篇文章——“重庆模式能否超越左右之争？”，其中我对重庆的地方自治给予了客观评价，我当时希望从重庆模式中看到中国地方自治的可能性。同时，我也提出重庆的“打黑”触犯了基本的法律和道义底线，认为“重庆不管如何辩解掩饰，都将为李庄案付出巨大代价”。果不其然，他们的问题不久就全部暴露出来了。后来我与李庄和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教授等五人专门开了一个会，用了六七个小时听李庄讲重庆“打黑”所暴露的问题。我听了简直不敢相信，“黑打”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想象——不光是黑社会，公安局里的人也被打死了好多，像总队长副总队长也被不明打死。当然，这已经超出了左右之争，已经触犯了法律。不管左派右派，你触犯法律，违背道义，你就干不长。重庆模式之所以不能长期持续下去，之所以一开始就受到广泛质疑，我认为它第一个就是“打黑”用“黑打”方式进行，第二个是“唱红”也有问题。“唱红”是一个典型的左的做法，十万人在体育场集中，红旗招展，很像文革的作风。当然，“唱红”也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要求。重庆模式实际上已经宣告破产了，后面的清算总结都会有的，包括它的民生经济能不能持续下去都是问题。主心骨没了，原来可以借助的资源没了，肯定搞不下去了。

　　但是，我认为左右之争会在中国未来发展中长期存在下去，不会因为重庆模式破产了，左派就会偃旗息鼓。我认为左派遇到了近二十年最大的合法性危机和道德危机。我的《奔向重庆的学者们》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有人是在看左派的笑话。左派的一些学者这样跑去给重庆说话，完全违背了价值中立的学术客观性，调子唱的太高了。学者研究问题，既要看到长处，也要看到问题。而那些左派学者到重庆看到的都是好的，问题也是好的，这就违背了基本的学术道德、学术的操守。我研究重庆模式时，就认为民生经济有可取的地方，但“唱红打黑”肯定是有问题的。左右之争之所以会长期在中国存在下去，因为中国过去长期是一个利益统一体 ，而现在社会已经分化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了，已经形成了不同的阶级了，已经有了不同阶级的冲突了。《人民日报》也好，政治局委员也好，大家都在说利益集团绑架了改革。权贵集团与底层的弱势群体，是截然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利益的划分，有不同阶级，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必然有冲突与斗争，而这些冲突与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政治层面。

　　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要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必须建立一个宪政的民主制度。因为解决这些问题，是有例可循的，是有一些成功经验可以借鉴。西方的左右之争是泾渭分明，法国有左派有右派，还有勒庞的极右，俄罗斯也是一样。他们的极右也好，极左也好，都对社会构不成致命的影响和破坏。你可以公开宣传自己的主张，你可以主张把富翁全部消灭掉，把富人的钱全部没收去救济穷人。但你的主张能不能转化为国家行为，转化为政策，那是由大多人决定的。谁来决定？通过什么方式来决定？那就是通过宪政民主的制度，通过选举的方式来决定。如果大多数人同意你的主张，反对者也没有话讲，因为你的做法是有合法性正当性的。如果你搞了几年，把经济社会搞坏了，老百姓自然会把你选下去。因此，要解决左右之争，必须上升到制度层面，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现在的执政党是左右不靠，把“乌有之乡”网站封了，对右派言论也限制，这个不能谈，那个不能讲，有些文章一看不行就删掉了。这种回避的态度，我看不是一个好办法。你应该正视左右的分裂，左右的冲突，解决这些问题，你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就是宪政民主，通过这种方民主与法治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老百姓之间的、我们社会之中的不同意见、不同主张。如果想要把你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国家的行为，必须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获得大多数人的授权。

　　今天我演讲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总的来说，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已经具备了进一步改革的条件，政府手中集聚了巨大的资源和转移支付手段，具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巨大能力。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共识也在不断形成，大家都意识到中国不继续改革，当前面临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唯有继续改革，才能解决问题，形成共识，凝聚人心，避免社会出现大的动荡。我想我们基层工作的干部可能也在思考这些问题，问题是大家如何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把思考意见反映出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意见场域，使得我们的执政集团能够看到这些问题，进一步比较选择，最后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推进改革，这也是我的期待。我相信我们中国人会有这样的智慧，也能找到办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相信经过未来十年或是更长时间的改革，中国将会给世界带来一个巨大的礼物——中国这个古老巨大的帝国顺利成功地实现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是我最大的期待。（荣 剑）▲◆★●■☆


西去东来 康师傅居然能转危为安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728

      2012-7-8：首先，不能仅仅因为现在重庆出了事情，就否定重庆模式；无论重庆事件的结果如何，重庆模式面对的那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重庆模式是用错误的办法，面对了正确的问题；如果不能用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去了“西来”，还会有“东去”；第二，重庆模式的出现，客观上刺激了有特点的“地方施政”和政治多元化的出现，因此，不应从“削藩”的角度肯定薄被解职一事。

　　现在就谈薄熙来事件后遗症，似乎为时过早。薄案并没有最终结案，但是，各种迹象显示，中共将会在薄熙来案的刑事犯罪方面大做文章。这些刑事犯罪包括，一是杀人，二是窃听，三是贪腐，四是其他违法乱纪和胡作非为。至于薄熙来在路线上的、政治上的、司法上的、权争方面的罪与错，及其和周永康的关系，中共都会避而不谈。因此，本文说的后遗症，就是建立在这个基本判断之上的后遗症。

　　薄熙来事件有几个可预见的后遗症，其发展足以影响中国的政治进步，而这些后遗症，又和现在薄案进展引发的重大疑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譬如，周永康在薄案中已经转危为安了，他为何转危为安？他的转危为安预示着什么？其次，薄倒台后，重庆模式摇摇欲坠，曾对重庆经验极感兴趣的刘源智囊及其喧嚣一时的新民主主义还有希望吗？重庆模式+新民主主义，这个“红二代”的不谋而合，还有戏吗？第三，薄案直接挑战中共接班人制度，中共接班如同一些人所说已经规则化、制度化了吗？

　　本文将对以上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周永康转危为安预示着中国政治发展不是向前进，而是向后退

　　2012年1月，英国《每日邮报》说，中国有十大黑脸人物，周永康是其中之一。“他们的脸是黑的，汽车是黑的，西装是黑的，他们的工作、生活和收入都是黑的(隐晦的)，但控制着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命脉。”香港《南华早报》记者Cary Huang则说，在官方排列顺序上，周永康虽然名列中共9常委最后一名，但他通常被认为是最有权势的人。

　　中共名列最后一名的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就是一个权力无边、资源无限的黑脸人物。他主管党内的情报、治安、警卫、劳教、司法、检察等部门，简称维稳系统，权力涉及公安、国安、国保、武警、特警、交警、城管，以及网络、网民等。有人估算，他统管的人马有数百万，可调动的全国武警达60多万，掌握的维稳经费高达7000多亿。

　　政法委的主要功能是执行中共中央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维护中共永久执政，维护特殊利益集团。这是这几年阻碍中国政治进步的最主要机构。而周永康，这个集公检法及情报头子于一身的政法委老闆，在迫害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宗教人士方面，心狠手辣，恶行累累。政法委自上而下对维权人士陈光诚的迫害，就是鲜明的例子。此外，周永康还动用军队网络力量，攻击海外自由媒体网站，造成众多网站大面积长时间瘫痪。不少大陆民众和学者因而主张取消臭名昭着的政法委，追究周永康破坏中共法制建设的责任。

　　在薄熙来一案中，周永康从一开始就反对处理薄熙来，是政治局常委当中唯一一个不贊成处理薄熙来的人。在薄熙来3月15日被罢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前一个星期，周还在高调称赞薄熙来。3月8日，周永康出席全国人大重庆代表团会议，对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大加赞扬，肯定了薄熙来的工作。

　　此外，周永康在传言中的薄熙来谋反政变的戏码中，似乎陷得很深。海外中文和西方媒体，根据王立军在美国领馆洩漏的材料，是这样披露周在薄案中扮演的角色的：周永康和薄熙来曾在北京、重庆和成都5度会面，详细商讨薄熙来如何登上中共政法委的宝座。然后，在两年之内搞下习近平。这个两年计划还包括媒体抹黑，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动用安全力量逮捕习近平。此外，周永康支持薄熙来和王立军从德国购买最先进的窃听装置，监听中共常委的交谈。他还同意薄熙来收集习近平、温家宝、汪洋和贺国强的黑材料及其家人的贪腐证据，甚至对政治同盟李长春和吴邦国也不例外，以便进行舆论抹黑和攻击。除了承诺薄熙来做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还答应王立军作公安部副部长，并在两年之内转正。

　　无论这些耸人听闻的情节是真还是假，可以肯定的是，王立军闯馆、薄熙来被“双停”之后，周永康在王薄案中的作用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外界普遍以为，中共下一个处理目标就是周永康，有的媒体甚至断言，周永康会在3月底下课。然而，正当全球媒体焦急地等待中共正式抛出周永康大案时，事情突然起了变化。

　　4月10日，薄熙来被“双停”（停止政治局委员，停止中央委员），之后，周永康就开始密集登台露面了。周永康先于4月12日会见上合组织代表团，又于4月17日出席中国司法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 ，然后，周永康又于18日到20日赴湖北考察并与地方官员会面。4月24日，周永康在官方媒体中，锋头更劲。

　　不仅党报《人民日报》刊发其文章节选，当晚的央视新闻联播还播发了周永康在当天上合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周永康意有所指地大谈中共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任何人和组织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湖北日报》4月24日头版头条，刊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传达周永康讲话精神 ，盛赞其有关党员“保纯”和社会管理的讲话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周永康从一个比薄熙来案更大案的主角，忽然又成了媒体的宠儿。

　　有文章说，周永康“告别”了薄熙来，和薄划清了界限，又痛哭流涕地向胡锦涛作了检查，因此，在党内过关了。但这只是表面文章。

　　周永康转危为安的真正原因，可能有这样几个：一是江泽民适时现身，保了周永康。根据北京一名独立记者的说法，江泽民到北京的消息早已流传数日，有人说，他还会见了许多军方代表。美国彭博通讯社4月20日和《纽约时报》4月21日也报导：江泽民4月17日在北京会晤了星巴克咖啡执行长舒尔兹（Howard Schultz）。中国官方媒体对此三缄其口，而海外不少媒体均有跟踪报导。

　　有大陆背景的多维新闻网4月17日推出一篇有趣的文章，叫“江泽民力主推动薄熙来事件严肃处理。”文中所涉及的细节，有明显的江与薄划清界限的痕迹。文章说，外界大都把薄熙来看成是江的人，薄熙来能在诸多红二代中脱颖而出，是借助了其父薄一波与江泽民的关系。薄一波曾经在江泽民的上位过程中起到了很大助力。传言称，中共十五大前夕，薄一波曾经帮江泽民劝退了乔石，并且不止一次当众公开表态，支持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确保了江的第一领导人地位。由于有这层关系，外界普遍猜测，薄熙来的政治前途，是其父用支援江而“交易”来的，薄父是想对江“托孤”。

　　文章说：“但事实上，即便薄一波与江泽民关系很好，也并不能说明江就是薄的靠山。据接近此事内幕的消息人士向多维表示，此番薄熙来事件被严肃、高调处理，江泽民是主要力量之一。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早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后，重庆官方公布了一系列人事任免通知，其中包括免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丁先军的职务，由江泽民的外甥邰展接任。在江看来，此举相当于把江家硬拉进了重庆的‘浑水’中，并且向外界暗示江家与薄家‘非同寻常’的关系。这种赤裸裸的‘拉下水’和‘利用’，让江泽民非常不高兴，甚至达到了震怒的地步。因此，江泽民才强调对薄熙来事件要‘查清楚’，要严肃处理”。

　　表面上，这篇文章想要告诉外界，江泽民对薄熙来拉大旗作虎皮的举动，很不高兴，因而主张严肃处理薄熙来问题，绝不会因为和薄一波关系好就护薄熙来之短。实际上，江泽民是在明显地丢卒保车，薄熙来已经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了，而周永康对江泽民而言太重要，因而绝不能倒。

　　江泽民保周永康就是保自己。江和周是一根线上拴的两个蚂蚱，特别是在法轮功问题上，周倒了，会连累江；而江并不想在有生之年被遭受迫害的海内外宗教人士追讨其罪。因此，江泽民有充分的理由和动机保护周永康。

　　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也持有同样看法。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姚监复指出，江泽民此时出现的目的是：“我想他是回答《大纪元》他们那些网上的希望。他们一般都希望打倒薄熙来、接着打倒周永康，再打倒江泽民，以后就打倒共产党，是希望像多米诺骨牌这样一直倒下去。所以，我想江泽民这时候出来第一个任务是保周永康，也是保他自己。这样亮相，我还是在这儿，而且，能见外国人。我想，他也是回答国外的法轮功这些媒体的希望，就是你们别幻想我就倒下了，我还活着、健康着，我还在管事。”

　　周永康转危为安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共担心，如处理常委周永康，有可能使其他常委们和周同归于尽。薄熙来事件发生后，海外网站不时披露一些有关温家宝、吴邦国和李长春及其家人涉嫌贪腐的问题。这表明，中共常委们很可能互相持有对政敌甚至盟友不利的证据，一旦需要，随时加以利用。而周永康是中共情报头子、特务头子，他有极为充足的资源和便利的条件，收集所有常委及其家人贪腐的证据。这些证据一旦披露出去，那时，就不是谁上谁下的问题，而是大家同归于尽的问题。周永康比王立军和薄熙来心狠手辣不知多少倍，把他逼急了，说不定会上演比王立军闯美国领事馆那样的更破釜沉舟的事件，那时，所有的常委都会吃不了兜着走。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面对民心、军心和党心的激烈动盪，中共高层应当已经达成以稳定为要的新共识。这些高层政治人物人人心里明细得很，薄熙来事件是建政以来，中共面对的最丢脸、最尴尬、最不能自圆其说、最难处理、也最动盪的事件，如果对薄案继续深究下去，追到周永康常委层次，中国政局随时有失控的可能。在这个时刻，中共高层必须以维稳为第一要务，必须切实保证十八大顺利召开，必须保证中共政权平稳过渡。这几个原因应是决定不处理周永康的根本原则。来源: 明镜网▲◆★●■☆


五角大楼在网络战领域发力 为新兴战场做准备
http://military.china.com/news2/02/11078239/20120709/17303256.html

2012-07-09 新华网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7月5日报道】题：五角大楼在网络战领域开始发力。

    美军正在加快开展网络战培训项目，积极为一个新兴战场可能出现的冲突做好准备。

    在其他国防项目纷纷遭削减的情况下，国防部将重点放在加强网络战实力方面。网络战，连同无人机和特种部队，属于五角大楼目前的领导层所青睐的新型的、高技术含量的，通常也更为机密的实力。

    6月.美国空军军械学院首批接受网络战培训的六名飞行员毕业。在内华达州内利斯空军基地开展的新课程，训练坐在计算机终端前的飞行员如何穷追猛打电子入侵者、保护网络，以及发动网络袭击。

    空军军械学院校长、空军上校罗伯特·加兰说：“尽管网络不像战斗机或轰炸机那样看得见摸得着，但是，我们必须具备战胜可能以任何方式袭击我们的敌人的能力。”

    空军每年在网络项目上的总花费约为40亿美元，培训项目只占这笔支出的一部分。

    其他军种也在纷纷采取措施增强网络战实力和改进培训项目。海军正在改进信息控制中心每年为2.4万人提供的培训课程。

    信息控制中心的指挥官苏珊·切罗夫斯基说：“课程是全方位的，从和平时代到战争状态，以及这之间的一切。”

    海军陆战队退休将军、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詹姆斯·卡特赖特认为，重视网络培训十分必要。但是，他说，军队应该大力宣传其正在全面增强的网络实力——从防御到进攻。

    卡特赖特将军说：“为了有效发挥网络威慑作用，必须相信几件事：第一，我们有意图；第二，我们有实力；第三，我们在实践——而且，人们都知道我们在实践。”

    美国网络战武器的全景是一个高度保守的机密。

    美国官员曾说，军队正在研发旨在切断特定范围供电的武器。

    鲍勃·里夫斯中校作为第328武器中队的指挥官，负责监管网络课程，他说：“我们的课程是基于网络领域进攻、渗透防御而设置的。”

    美国也承认拥有能帮助遏制敌人空中和海上防御的网络武器。以色列现任和前任官员都表示，以色列曾在2007年袭击叙利亚一处核设施时，利用网络技术将其飞机“隐身”。

    官员承认，空军军械学院正在教授这类技术。里夫斯中校说，课程侧重于将网络实力与更传统的战斗方式结合起来。他说，这包括“影响敌人的计算机系统，以使我们的空中打击遭遇更少的抵抗，更加行之有效”。

    参加毕业典礼的受训生之一斯蒂文·林德奎斯特中校说，课程要求军官们学习作为进攻者，如何对空军指挥中心或是某架飞机发动网络袭击，并且构筑自身的防御。内利斯的一个空军“攻击者”小组，负责网络的防御能力测试。

    林德奎斯特中校说：“空军攻击者扮演与我们对抗的黑客，然后我们就能看到自己的防御计划是否合格。”

    美国空军军械学院每年为少量精英军官和越来越多的无人机操控员提供传统技能的高级培训，如教授空中格斗、侦察以及空中打击等。官员称，在大多数精英学校增加网络战课程，对于改变军队的思维方式非常重要，在军中，仍有许多人认为无线电、电话和计算机只是通信工具——而不是被攻击目标乃至进攻武器。( 参考消息报 )▲◆★●■☆


培养孩子情商的九项技巧
http://health.stnn.cc/health_XL/201207/t20120704_1758077.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07-04  培养孩子情商的九项技巧

　　情商是指非智力因素，就是人们常说的心理素质。如果一个人性格孤僻、怪异、不易合作，即使他的智商再高也很难有所成就，所以情商是一个人获得成功的关键。情商虽有一定的先天遗传因素，但更重要是后天发展的。那么如何从小培养孩子的情商呢？

　　一、教孩子学会生存技能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群在山里野餐的小孩子迷路，在潮湿饥饿中度过了恐怖的一夜，他们无望地失声痛哭，“人们永远也找不到我们了”，一个孩子绝望地哭泣着说，“我们会死在这儿。”然而，11岁的伊芙雷站了出来，“我不想死！”她坚定地说，“我爸爸说过，只要沿着小溪走，小溪会把我们带到一条较大的小河，最终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小市镇。我就打算沿着小溪走，你们可以跟着我走。”结果，他们在伊芙雷的带领下，胜利地穿出森林。

　　也许人们会认为，像伊芙雷这样的女孩生来就有才能，其实才能不是天生的，得益于其父的后天的教育。目前西方国家，包括东亚的日本，十分重视孩子的生存教育，从孩子懂事起，就教育他们如何学会生存和自立，跌到了自己爬起来，自己学会吃饭，整理自己的东西，并知道什么情况下怎样保护自己等。

      二、培养忍耐力和自制力

　　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幼儿园老师给每个孩子一块糖，并告诉他们：“现在吃，就只给一块，如果能忍一小时后再吃，可以再奖励一块。”以后的跟踪调查的结果显示，凡是那些能忍耐的孩子成功率大大高于不能忍耐的孩子。这在心理学叫延时效应，或延时满足。

　　许多孩子办事虎头蛇尾，缺乏意志和耐性，长大以后事业上也少有成功。那么怎样培养孩子忍耐力呢？比如，幼小的孩子急于喝奶时，不要马上满足他，让他哭一会儿，一边慢慢和他说话，一边拍他的后背，然后再给他吃，忍耐时间逐渐加长，从几秒到几分钟；对每次都把零花钱很快花光的孩子，家长可以说：“如果你能忍住一星期不花零花钱，下周可以加倍给你，你可以攒起来买你需要的大东西了。”孩子遇到困难，家长不要马上给他帮助，而是鼓励他坚持一下，忍受挫折带来的不愉快，努力争取成功。

　　三、多接触社会，经风雨见世面

　　有的家长很少让孩子出门，担心这担心那。孩子看到生人就哭、就躲，长大后易敏感、退缩。有的小孩子自私自利，缺乏团结精神，因而也很少有朋友，长大以后也会因人际关系紧张，而影响才能的发挥。所以，孩子懂事时就要让他适应新环境，对胆小的孩子鼓励他多接触人，或主动站起来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这一过程又叫脱敏。不给孩子机会，他的适应能力是不会自然萌发的。

     四、培养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孩子对外界刺激最初是被动地接受，逐渐开始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好奇，都想尝试去摸摸、看看、甚至会把玩具拆得七零八碎，这是一种求知欲的表现，也是获得知识和技能的重要途径。如果家长什么都不让孩子动，不但使他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也会扼杀了他的积极性，将来你想让他有兴趣干点什么事，他也懒得动了。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家长对孩子感兴趣的事，耐心地给以讲解，或一起玩。

　　五、让孩子多动脑

　　一个男孩子因为腿短而无法爬上滑梯的第一级台阶，他央求妈妈把他抱上去，母亲告诉他：“动动脑筋你就会有办法的。”小男孩想了想：“把我的小推车拖到那儿，然后站上去。”“很好，去吧，孩子。”母亲说。小男孩这样做了，一切变得十分容易了。生活中有些事情，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一下，总会想出许多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要培养孩子勤于思考的习惯。

     六、培养自信心和面对挫折的承受能力

　　一个在体操方面很有前途的12岁小孩来见总教练，总教练没有当即让她表演体操，而给了她4只飞镖，要她投射到办公室对面的靶子上。那个小女孩胆怯地说：“要是投不中呢？”教练告诉她：“你应该想到怎样成功，而不是失败。”小女孩反复练习，终于获得成功。因此，在生活中，你应该告诉孩子，做任何一件事心里首先要想到成功，而不是失败，相信自己成功的人才能取得成功。

　　七、保护孩子的自尊心

　　孩子做错事或弄坏东西都是在所难免的，不要老是数落孩子：“你怎么这样不听话！”“这个不能动，那个不能动。”这会伤害孩子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不要怕孩子淘气给你添麻烦，而要多考虑什么有益于孩子的心理成长，因为幼儿的心理健康主要是指其合理的需要和愿望得到满足之后。情绪和社会化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家长也要克制自己简单和粗暴的教育方式。如果真是不让孩子玩某样东西，应该用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把孩子的兴趣转移开。

　　八、给予鼓励和支持

　　孩子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成功也可能有失败，甚至也可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更需要鼓励和支持，千万不要泼冷水。尽管他们的梦想对你来说是那么稀奇古怪，你应高兴的是他们拥有较强的幻想力，幻想力正是创造的导师。

　　九、培养孩子尊重他人，团结友爱和合作意识

　　社会是一个群体，任何一项事情光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奋斗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这就要学会同不同人打交道，并能取长补短。父母必须培养孩子与人合作的意识，训练孩子的合作行为，增加孩子的合作能力。这首先要学会尊重他人，并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

　　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表现为：幼儿对自己感到满意，情绪活泼愉快，能适应周围环境，人际关系友好和谐，个人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施展和发挥。亲爱的家长，你的孩子是否都具备这些品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