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政府采购节约资金6600亿　不可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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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日前透露，10年来，我国政府采购规模由2002年的1009亿元增加到2011年1.13万亿元，10年间增长了10倍，累计节约财政资金6600多亿元。

　　中评社北京2012年7月9日电／政府采购法颁布10年来，一方面是政府采购规模增长了十倍，另一方面是“累计节约”6600多亿元。对于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的说法，网上留言中质疑之声占了绝大多数；10年来，国家财政收入未增长十倍，绝大多数民众的收入未增长十倍，公务员队伍也未增长十倍，唯独政府采购规模增长了十倍，在大力提倡“节约型政府”的背景下，这种自说自话式的“表功”令人摇头。    
 

政府采购还有多少节约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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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日前透露，10年来，我国政府采购规模由2002年的1009亿元增加到2011年1.13万亿元，10年间增长了10倍，累计节约财政资金6600多亿元。

　　 2012-07-09：日前，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表示，政府采购法颁布10年来累计节约财政资金6600多亿元。中国政府采购规模10年来增加10倍，由2002年的1009亿元增加到2011年1.13万亿元。（7月2日《人民日报》）

　　面对一大笔政府“节约”数字，笔者与许多网友一样，充满了挥之不去的疑虑，因为财政部门并没说明该数字究竟从何而来。更重要的是，与目前公众十分熟悉的政府采购现实相比，“节约6600多亿元”，实在显得太过突兀、扎眼，令人难以置信。

　　近年，我们耳闻目睹太多“只买贵的不买对的”的高价甚至“天价政府采购”事件。如高于市场价9倍、采购价高达6247元的“天价内存条”，而据国家审计署历年的审计报告，“2005年，教育部等四部门违规采购金额3.8亿”；“2009年，19个中央部门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规定，涉及金额14.09亿”，今年的审计报告显示，包括“政府采购”等在内的违规金额高达43.94亿元。

　　据此前多名因采购腐败落马的官员交代，官员在政府采购中“收取回扣，已不是什么‘潜规则’，几乎成了‘明规则’”，政府采购领域，也早已成为公认的“商业贿赂重灾区”之一。

　　这种现实大背景下，“节约6600多亿”的数据，显然不能不让人倍感迷惑——如此“节约”，究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廉价意义上的“节约”，还是一种仅相对于过度奢侈意义上的“节约”？今年两会期间，原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的一番感叹，“如果我们紧一紧省一省，一年节省几千个亿不成问题”。看来，至少我们还有十分巨大的节约潜力可挖。（时间：7月3日　来源：广州日报）


政府采购：“节约”还是“少浪费”66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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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7-09： 关于“采购”，已闹出过不少桥段，如采购Ipad当U盘，而“天价采购”，早就成了政府采购中的痼疾。若化用“那些年体”来形容这，可来上一句“那些年，我们一起见证的天价U盘”。

　　在政府采购“只买贵，不买对”的轶闻难绝的语境下，说政府采购很“节约”，难免让人啼笑皆非。日前，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表示，政府采购法颁布10年来累计节约财政资金6600多亿元，就引起如潮的争议。当然，这不是指采购规模越来越小，相反其规模10年增加10倍，由1009亿元增加到1.13万亿元。

　　“正面”的新闻，却遭负面解读。民众很想追问的是：10年节约6600多亿的数据，是如何算出的，依据又是什么？语焉不详的新闻表述，没涉及细化的阐释，我们也不得而知。平心而论，就全国范围而言，一年省出

　　600亿采购资金，并非难事。“10年省下6600亿”，或非凭空捏造。

　　王保安表示，10年来“优先采购本国产品的政策逐步建立”，“丰富了财政调控方式，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基本建立等等”。这些显性进步，值得肯定。只是，这些基本的制度性构架，近十年才基本成型，正间接说明了，目前的政府采购还存在一些模糊地带。而“采购腐败”，正是寄生在这种制度漏缝中。

　　优先采购国货，是为支持本土产业、民族企业，但支持是有前提的。假如有些国产物品质次价高，政府部门还要花高价来“采购支持”，也不愿选质优价廉的“非国货”，那这样的采购模式势必问题重重。因为不加区分的一味进行“财政溺爱”，可能适得其反，只会催生被保护企业的惰性，进一步丧失市场竞争力。

当然，除了强制性采购之外，一般部门似乎还是习惯“用市场说话”，某些部门大肆超标采购非国产豪车，也是常见情形。可见，采购法应首要约束的，并非是否支持国

　　货，而是是否公共财政每一分钱的采购，都是秉着不超标不浪费不虚报的态度？

　　强调“不浪费”，就是因为在一些部门和公众眼里，是“节约”还是“不浪费”，因解释权不同，看法截然相反。以最常见的U盘和内存条为例，一般人如果自费买这两样东西，肯定就会严格按照它的字面意思，按市场价甚至会疯狂砍价妄图以低于市场价的优惠价格买到。这才是“节约”。可是，在某些部门预算里，如果预算又不是那么透明公开，所以“U盘”采购价是可自由支配的，甚至不超标天价采购，不买iTouch4作U盘，预算肯定用不完。就意味明年预算会大幅缩减。想想都心疼，所以明知违反常识，一咬牙还是买了。

　　所以，10年政府采购，是“节约”还是“少浪费”了6600亿，这笔账最好还是详尽公布具体账单后，请公众来细算一遍。这个监督权、解释权应还给公众，不然，一个U盘你没买iTouch4买了iTouch3，你也不管这叫“浪费”而叫“节约”，那你让我们上哪说理去？（时间：7月3日　来源：华西都市报）▲◆★●■☆

政府采购节约6600亿为何无人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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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7-09：政府采购法颁布10年来累计节约财政资金6600多亿元，对于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的说法，网友是一边倒地持深度质疑的态度。

　　政府采购一直是舆论和民意关注的焦点，然而这样一张堪称优秀的成绩单为何却无人喝彩呢？我想这首先是民众一种常识性判断。很简单的道理，10年来，国家财政收入未增长10倍，绝大多数民众的收入未增长10倍，公务员队伍也未增长10倍，唯独政府采购规模增长了10倍，在大力提倡“节约型政府”，中央多次要求精减行政开支的背景下，这正常吗？某种意义上说，“政府采购10年节约6600亿”就像一个花钱如流水的富二代突然宣称自己勤俭节约一样，不仅显得非常荒唐可笑，甚至还带有一定的挑衅意味。

　　事实上，民众对政府采购的切身感受与官方的表态恰恰相反。譬如“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在一些政府部门采购中已成一种普遍现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拿苹果公司的ITouch当U盘者有之，比市场价高出逾9倍的“天价内存条”有之，甚至连宝马这样的豪华车都不时出现在政府采购名单中。再譬如在工程建设领域，还有一种“崇洋媚外”的不良倾向，过度追求价格昂贵的洋货，而歧视国货。在不时曝出的政府采购丑闻面前，民众拿什么去相信“政府采购10年节约6600亿”是实话实说？

　　“政府采购10年节约6600亿”之所以无人喝彩，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个数据根本无法印证，充其量只是财政部的自说自话。以政府采购庞大基数相比，节约6600亿当然不是没有可能，问题是节约的标准在哪里，拿什么做对比和参照？从现实来看，政府采购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际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节约”，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目前政府采购是无底线的，也是无约束的，所以花再多的钱，也能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节约”。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就在王副部长骄傲地宣布“政府采购10年节约6600亿”的同时，今年审计报告揭示，由于政府采购标准的制定和采购代理机构的资格认定、审批、授予、考核、处罚全部都由财政部一家负责，审批监管不够严格，也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并由此引发了一些问题。究竟是财政部的自说自话靠谱，还是审计部门的独立监督有说服力，答案不言自明。

　　网友对“政府采购10年节约6600亿”极尽嘲讽之能事，至少证明两个问题，其一，对政府采购，官方与民意之间的认识有多么遥远的距离；其二，对政府采购必须尽快强化制度建设和第三方监督，信口开河的“政府采购10年节约6600亿”背后，其实隐藏着“花得还不算多，还可以再花”的危险冲动。这一点必须警惕。（时间：7月9日　来源：珠江晚报）▲◆★●■☆


“10年节约6600亿”还需“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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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7-09日前，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表示，政府采购法颁布10年来累计节约财政资金6600多亿元。按说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可反观网上留言，质疑与腹诽之声却占了绝大多数，显然老百姓不太“买账”。

　　何以至此呢？这首先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相去甚远。揆诸现实，政府“豪华采购”、“天价采购”的事件可谓层出不穷——采购苹果iTouch4当U盘的有之；采购4万余元的超高配置笔记本电脑的有之；采购近3000元天价“工作服”的有之……老实说，政府采购中的种种负面新闻，早就让老百姓有“审丑疲劳”之感，在这种现实背景下，老百姓又岂会轻易相信政府采购“节约”一说呢？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6月27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2011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时指出，由于政府采购标准的制定和采购代理机构的资格认定、审批、授予、考核、处罚都由财政部负责，使得政府采购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报告特别指出，政府部门预决算报表未完整反映政府采购情况；在预算报表中，未要求编列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政府采购情况；在追加预算中未要求单独编列政府采购预算；决算报表中也未要求编制政府采购决算。

　　毋庸置疑，来自第三方的独立审计，显然要比有关部门“自说自话”更具公信。有关部门要想真正取信于老百姓，就不能止于简单而笼统地唱唱“10年节约6600亿”之类的高调，当务之急是要拿出具体而翔实的事实和数据，让老百姓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总之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告诉老百姓——“10年节约6600亿”是怎么算出来的。

　　只有把政府采购10年花去多少亿、是怎么花的、应该花多少之类的信息毫无保留地公开，“节约”一说才有意义、才能让老百姓真正信服。事实上，大大方方地摊开政府采购“账本”，也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题中应有之义；政府信息公开了、政府财政透明了，老百姓自然会算，老百姓对政府乱花钱的焦虑自然会化解！（时间：7月9日　来源：上海青年报）▲◆★●■☆


政府采购的“得与失”都要晒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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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7-09：10年节约6600多亿元，如果按照公共财政属于全体纳税人支出的概念，相当于为13亿国民每个人“节约”了500多元。但是，这依然是个相当模糊的数字。由于没有告知数字产生于什么样的计算公式，也不知道分子、分母各代表什么，对于要求更为充分知情权的公众和舆论来说，这个节约数据还缺乏说服力。

　　其实，如果想让公众更加了解政府采购法颁布10年取得的成绩，财政部应当将政府采购的“得”“失”都晒晒账本。

　　近年来，不断有媒体曝出政府“天价采购”事件，某地财政局是买苹果的产品当U盘使用，某地公安局是买高价电脑，某地方法院是买按摩椅，某科研机关购买的一个128M打印机内存条，价格高达6247元，比市场价翻了几十倍……这些毫无疑问都是政府采购的“失”。

　　政府采购推行仅仅10年，按照改革就是摸石头过河的历史经验，10年中难免会磕碰到一些暗流中的石头。而相关部门要做的是，将所有曾经遭遇的石头进行分类整理，哪些石头给政府采购带来了重大损失，如何避免踩到同一块不合格的石头上，如果说节约6600多亿元是我们得到的，那么失去的究竟有哪些？

　　这些总结不仅是对过去的回望，也是在展现更令人期待的未来。也许在某些管理者眼中，零星几起被曝光的天价采购事件，损失的金额相对于6600多亿来说，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不过，且不说这些被曝光事件或许只是天价采购的冰山一角，哪怕的确只存在这些，损失的每一分钱也都是纳税人血汗，而其背后更深层次的腐败交易危害，更是不容忽视。“得”是看上去光鲜的成绩，“失”是难以启齿的家丑，因此成绩要大力标榜而家丑不可外扬，这几乎已经成为某些公共领域的潜规则意识。政府采购规模10年来扩大了10倍，面对如此庞大的公共资源，管理者必须报以谨慎严格的态度，对于任何一点瑕疵弊端，都有着及时纠错的行动力。

　　对于宏大数字的迷信与自傲，容易遮盖已经开始在根部扩散的问题，让我们失去宝贵的改革时机。10年后，政府采购规模也许还会扩大，哪怕是按照现有的天价采购事件发生概率，都意味着损失也将扩大，何况事物永远处于变化中，尤其是长期被漠视的种种问题，将以管理者难以想象的速度，席卷那些曾经的净土。

　　政府采购的“得”“失”都要晒账本。不知道财政部是否有一本详尽的账本，不仅包含了10年来政府采购存在的各类问题，而且有着认真负责的分析及整改措施，如果有，希望财政部能尽快公开，让公众和舆论加以了解，如果没有，则应当尽快补上这一课。对以往政府采购的“失”不避讳、不敷衍，才是让政府采购良性循环的长久之“得”。（时间：7月9日　来源：燕赵都市报）▲◆★●■☆


政府采购的“短板”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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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7-09：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日前透露，10年来，我国政府采购规模由2002年的1009亿元增加到2011年1.13万亿元，10年间增长了10倍，累计节约财政资金6600多亿元。

　　上述说法引来网友的大量口水。有人指出：10年来，国家财政收入未增长10倍，绝大多数民众的收入未增长10倍，公务员队伍也未增长10倍，唯独政府采购规模增长了10倍，在大力提倡“节约型政府”，中央多次要求精减行政开支的背景下，这正常吗？的确，这种自说自话式的“表功”令人摇头。相对于不时被曝光的奢侈政府采购，上述沾沾自喜颇有灰色幽默的味道。

　　具体来看，大批量采购、集团性购买，一种商品的政府采购价按理说不应高于市场零售价。但是，在一些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商的价目表中，情况并非如此。政府采购价高于市场价在电子产品的采购中尤为明显。电子产品更新淘汰快，一年之内多次降价极为普遍。然而，政府采购的协议供货价却不会随市价调整而立即调整。即便知道市价低，政府采购价高，行政机关还是必须通过政府采购购置办公用品。由此，一些政府采购反而多花了冤枉钱。

　　有人说，政府采购的强制性与定向购买，可以避免采买人员找相熟的商家多开发票、损公肥私。但是，一个前提同样重要――政府采购的招标环节必须足够“洁净”。不得不说，裙带关系、腐败公关、领导拍板令一些公开招标徒有其名，“萝卜招标”不仅省不了钱，还可能埋下严重的质量隐患。回顾某些豆腐渣工程，同样经过了“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怎能不令人汗颜？还有，一些政府采购崇洋媚外，拒不执行有关方面优先购买国货的指导原则。违规超标购买，很少受到严厉惩处，进一步使某些人有恃无恐。

　　纳税人不奢求政府采购买到“地板价”，但起码应做到性价比禁得住推敲。政府预算依然大而化之，部门预算细化还显朦胧，高价政府采购不时被曝光，制度化的群众监督尚未实现，政府采购的“省钱效应”缺乏参照，有关方面却宣称“累计节约财政资金6600多亿元”。某些官员还能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吗？（时间：7月9日　来源：东方网）▲◆★●■☆


不做缩头乌龟　两岸开启保钓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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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台湾“中华保钓协会”会长黄锡麟等人搭乘的“全家福”号旅游船进入到距钓鱼岛仅600米的海域。

　　中评社北京2012年7月10日电（评论员　余永胜）全球华人瞩目的“保钓”行动近日取得了成功。7月4日，台湾“中华保钓协会”会长黄锡麟等人搭乘的“全家福”号旅游船进入到距钓鱼岛仅600米的海域。“保钓”人士把带有中国标识的旗帜抛入海中后安全撤离。其间，“全家福”号一度遭到日本海上警视厅舰船的阻挠，日方人员还企图登船检查，但担负为“全家福”号护航任务的台湾“海巡署”船只，成功阻挡了日方的拦截，粉碎了日方人员的登船企图。
 
　　历史将证明，这次“保钓”行动将在钓鱼岛回归祖国的艰辛历程中，具有很大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此次台湾官方直接冲到了第一线，为民间“保钓”行动提供安全保护，而不再像民进党执政时期那样，做缩头乌龟，甚至制止民间的“保钓”行动。对于日本的抗议，台方这次也敢义正辞严地予以反驳，明确表示“钓鱼岛列屿为我国领土”，台湾船只有权进入钓鱼岛海域，不接受日方的抗议，并警告日方“勿生事端。”
 
　　对于台湾官方在此次“保钓”行动中扮演的特殊角色，连日本权威媒体《产经新闻》也看出了名堂，该报发表文章称，与简单的渔船“侵犯领海”或“非法作业”不同，此次保钓船与台湾巡视船的行为是完全按照台湾当局的指示做出的举动，并认为“事态非常严重”。

　此次成功“保钓”的第二个意义在于，两岸在此问题上相互支持，配合默契。这一点，在钓鱼岛回归祖国的整个历史进程中都将具有划时代意义。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敦促日方不得采取任何危及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方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举动。”
 
　　这两个意义其实蕴含着内在逻辑关联。面对强势日本，台湾方面之所以敢派出官方舰船为民间“保钓”行动护航，其中的底气就是因为有大陆在后面撑腰。事实上，日本海上警视厅的舰船之所以不敢对“全家福”号肆意妄为，就是因为顾忌大陆的反应。所以，尽管中国政府没有出现在“保钓”的第一线，但背后无不闪现着中国政府的影子。没有这个“影子”提供潜在的保护，也不会出现今次令人满意的结果。
 
　　由此看来，在钓鱼岛回归祖国的历程中，两岸的共同参与，特别是台湾的积极配合，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从地理上看，钓鱼岛本来就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距离台湾的空间距离很近。由台湾实施“保钓”，可以享有近水楼台之便。而从历史上看，钓鱼岛在行政区划上一直归台湾宜兰县管辖，对于这一历史事实，大陆也一直是默认的。有鉴于此，台湾“保钓”更具道义优势。

　此外，由台湾出面“保钓”也有助降低外界炒作“中国威胁论”的声音。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壮大，外界对中国在有争议领土问题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钓鱼岛固然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中国当然也有权在此海域执法巡航，但基于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和方略，中方也希望尽量因此避免外交和军事冲突。由台湾出面“保钓”既可以降低中国政府面临的外交压力，同时有大陆在后面撑腰，“保钓”行动也有安全保障。如此以来，炎黄子孙的“保钓”行动，既无中国政府直接参与之名，又有中国政府保护之实，可谓鱼与熊掌两得。
 
　　不仅如此，如此“保钓”方式也是一次融通民族感情，消除两岸隔阂的好机会。它再次彰显出这样一个事实：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在大家庭的领土被别人抢走时，当务之急是举全家之力把它索要回来。至于回归后由哪一方管理，这倒不是最紧要的事，只要留在自家人手中，其他事情都好商量。
 
　　此外，两岸共同“保钓”也有助于强化中国在此问题上的道义性。在李登辉、陈水扁在台执政期间，二人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向日本献媚，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此举虽然遭到了炎黄子孙的共同痛斥，但无疑也对钓鱼岛的回归产生了消极影响。现在台湾在“保钓”方面积极行动，也为大陆向日本交涉相关问题时，提供了更多的道义支持。
 
　　凡此种种无不表明，两岸共同“保钓”具有其中一方单独行动无法比拟的诸多优势。所以，此次“台湾作先锋，大陆作后盾”的“保钓”模式，可以成为两岸今后在此问题上合作的一个样板与范例。▲◆★●■☆


王梦恕炮轰高铁：都是利益招标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750

   2012-7-9：6月27日，国家审计署发布的《2011年审计报告》称，2009年至2010年，铁道部在未按规定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投资1850万元制作中国铁路宣传片，未达到预期效果。“天价宣传片”又一次把铁道部推到风口浪尖。

　　事实上，“天价宣传片”仅仅是铁道部出现审计问题的冰山一角。在审计署发布的报告中，更为严重的是高铁违规招标问题。比如，在2011年京沪高铁全线的土建招标中，铁道部违规将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获取时间由至少5个工作日缩短至13小时，从获取到递交时间由规定的一般不少于7天缩短至不到24小时。

　　2009年在对京沪高速铁路和西气东输二线工程西段等项目的审计中，共发现超进度计价和多计工程款8.15亿元，建设成本中列支其他费用和用虚假发票报账等问题17.94亿元。此外，审计署于2010年5月至7月对京沪高速铁路建设项目进行了阶段性跟踪审计，在此次时长为2个月的跟踪审计中，审计署发现京沪高铁全线土建招标违规，1.87亿元遭挪用。对此，隧道及地下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梦恕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高铁招标完全是利益招标。

2011年6月30日15时，北京南站驶出京沪高铁正式运行的第一辆列车，当天京沪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王梦恕表示，“现在都利用个人和中介组织来招标，中介组织招标一次可直接拿上个1亿左右，看工程大小，这些组织来头很大，经常打着某某亲戚的名义招标，谁都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很多招标都是指定施工单位，都是些有后台的，这帮人拿了钱不干活，坑了很多企业，不给钱还不行，根本就不走，企业最后也没办法。”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党委书记董焰也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现在的投标分为首长招标、熟人招标、官二代招标等等，有各种关系，各种走后门的，真的是习以为常了。董焰对记者表示，随着高铁的跃进发展，招投标黑幕越来越严重。

　　高铁领域的违规事件不断，与高铁大跃进不无关系。3月27日，中科院发布《2011中国区域发展报告》指出，中国交通建设中，高铁、高速公路、地铁等建设都存在大跃进。

2011年7月10日，京沪高铁发往上海方向的G151次列车发生故障。事故发生持续约2小时，全车一度停电停空调。车厢是全封闭式的不透气不通风，车厢内一片漆黑，乘客被困2个多小时。

　　公开资料显示，2004年，铁道部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规定，到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0万公里，建设客运专线1.2万公里以上。但是截至2012年，高铁时速达300公里，运营里程超过8000公里，位居世界第一。

　　铁道部计划司司长杨忠民曾表示，2012年，计划新线投产里程6366公里，其中，构成快速铁路网的主骨架的高速铁路里程约3500公里。高铁建设中的违规问题不断，也让很多专家不得不重提铁道部政企不分的体制。在国家电网、中移动、中石油等央企一个个都最终实现了政企分开之后，只有铁道部还如铜墙铁壁一般难以突破。

　　董焰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不仅是铁道部体制的问题，其实整个体制都有问题，归到底就是权力部门权力太大，缺少监督。而政企不分的体制让腐败来得更加容易，如果分开了，至少政府还能监督，但现在政企一家，怎么去监督？”▲◆★●■☆


江泽民拿下陈希同的后遗症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7/08/1861544.html

    明镜网 2012-07-08 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出走美国总领馆的突发事件，是否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锁反应，动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地位?人们激辩这一问题时，往往会联想到17年前的陈希同垮台——确实，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垮台，就是由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自杀的突发事件而引发的。这引起了《新史记》记者的兴趣，重新审视已经成为陈年旧账的陈希同案。

☆自恃有功有靠山，不买江泽民的帐

陈希同1995年东窗事发，被撤职、“双开”、入狱，但拖到到1998年，才正式被判有期徒刑16年;六年后，2004年他获准被“保外就医”，满打满算，从2005年算起，被拘押九年。

陈希同属于平民起步，1930年6月出生于四川安岳县，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建政之初，要求进步的陈希同很快入党，从街道办事员起家，做过派出所副所长，在那个年代，头脑灵活、能说会写的人不多，他得以脱颖而出，当上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秘书，走上仕途。这一年，他仅23岁。他也被派往北京第一机床厂挂职任七车间党支部书记，

1963年，他任北京市昌平县委农工部副部长，不久就陞任县委副书记。

“文革”高潮中，刘仁被打倒，陈希同也受到牵连和冲击。但1971年，陈希同东山再起，复出后很快当上昌平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等职。

“文革”之后，1979年年底，他陞任北京市副市长，1983年4月陞任市长，1988年4月，兼任国务委员。在 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陈希同跟随李鹏、姚依林，扮演了“六四”镇压学运的重要角色，成为当时民众痛恨的对象，赢得中共元老的青睐，不久就陞为北京市委书记，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上，他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市的改革和建设上颇有成效，受到邓小平的青睐，被世人视作“太上皇人马”。据说，陈希同颇有北京哥们义气的帮派作风，在 “北京帮”里被尊为“陈爷”，

陈希同本人，一来自恃在“六四”中立下汗马功劳，二来倚仗有中央元老撑腰当后台，是邓小平的得力心腹，三来凭藉主政北京的政绩，不把从上海一蹴而就、成为中央一把手的江泽民放在眼里。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以居功自傲的老大心态而栽下马来。

邓小平1988年9月在题为《中央要有权威》的讲话中说过，“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事，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

江泽民上台后多次强调“讲政治、讲大局”，也是这个涵意。可是，你说你的，他干他的。邓小平发话，陈希同不能不买账;江泽民开口，陈希同只当耳旁风。

据知情人向《新史记》透露，陈希同对江泽民出任党魁一直不服。可是，邓在先后一手将胡耀邦与赵紫阳拉上马、又先后将他俩推下马之后，已经八十高龄，很难再第三次搞翻盘，他唯一的选择是保住江泽民——若诸侯向江发难，岂不等于间接地表达对邓小平的否定?为了把江扶稳，邓小平甚至不惜在中共十四大上，将多年来跟随自己鞍前马后奔走效命的杨尚昆、杨白冰兄弟都搞下去，不可能放任陈希同等人的倒江行径。

政治斗争到了刺刀见红的关头，江泽民在曾庆红协助、参与策划下，决心对陈希同下狠手，否则不仅在北京寸步难行，而且对其他诸侯也无以立威。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也默认了放手让江泽民整治北京帮。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毛泽东时代，给政敌扣上玄而又玄的“路线错误”的帽子，非常管用：“文革”之后，这顶帽子无人敢用;于是最好用的手段，就是祭起“反腐败”的旗帜了。江泽民窥伺多时，终于在1995年4月5日，等来了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吞枪自尽的天赐良机。

☆陈希同三度请辞

陈希同的亲信王宝森畏罪自杀，陈希同与市长李其炎翌日联名向中央书记处呈交“引咎辞职报告”，但江泽民批示，要北京官员坚守岗位。数日后，江泽民、胡锦涛与陈希同谈话，建议他调职，65岁的陈希同以“年纪大”为由再度请辞，江、胡仍未同意，但对他宣布中央决定，北京的工作要向胡汇报。4月25日，陈希同第三度请辞，翌日获得政治局同意。

陈希同三度请辞，玩的是“以退为进”的把戏。这时，江泽民并没有掌握多少陈希同贪腐的罪证，但是正好顺势而为，趁其气焰受挫、威信动摇之机，指派邓小平选定的接班人胡锦涛主管，开始对陈希同审查蒐证。▲◆★●■☆


中国太空探索仍被排除在重大国际空间合作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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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7-9：从6月16日发射升空到29日顺利返回，“神舟九号”13天的太空之旅注定将成为中国太空探索道路上又一里程碑。事实上，自2003年“神舟五号”实现首次载人航天以来，无论在载人航天还是深空探测上，每隔两三年中国就会树立一座里程碑。自上个世纪美苏争霸所掀起的太空探索热潮终结以来，像中国这样短时间内高频度地推出航天工程项目的情况并不多见。

　　1975年7月苏联“联盟号”飞船与美国“阿波罗号”飞船在空间轨道成功对接，以象征性的姿态宣告美苏在太空竞赛中握手言和。苏联解体后，美国和俄罗斯这对冷战对手更是成了国际空间合作的引领者，共同主导国际空间站的建设和运转。但在国际空间合作的表象下，太空探索过程中的竞争从未停歇。美俄这样的传统空间大国以及欧洲、中国、日本、印度等后来者，在开展空间合作的同时，也都以不同节奏推进各自独立的太空探索计划。

　　☆后阿波罗时代的变局

　　1972年7月美国“阿波罗号”系列飞船最后一次载人登月，将太空探索中人类留下足迹的纪录也定格在了那一年，人类太空探索进入“后阿波罗时代”。此后美苏太空竞争的重点转向航天飞机制造和空间站建设，但无论是投入的力度还是取得的成就，都没有再现载人登月那样的辉煌。与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格局一样，“后阿波罗时代”的太空探索也呈现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国以绝对的优势稳居太空超级大国位置，俄罗斯的太空实力从苏联解体后经济衰退的冲击中逐渐恢复，欧洲、日本、中国和印度等国成为空间探索领域的重要参与者。

　　在载人登月竞赛中完胜苏联之后，美国把太空探索的重点放在航天飞机、载人空间站和火星探测上，在太空探索领域继续保持领先。1986年“挑战者号”和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爆炸，曾给美国的航天事业造成打击。就在“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第二年，美国布什政府公布“太空远景规划”，提出研制下一代航天器、重返月球以及载人登陆火星的“星座计划”。奥巴马政府2010年对布什政府的航天政策做出调整，取消了重返月球计划，把关注点放在提升美国航天工业实力、航天科技水平上，并且更加重视国际空间合作。

　　虽然在载人登月上输给美国，但苏联在空间站建设方面取得了局部优势。从1971年至1982年，苏联共发射了7座“礼炮号”空间站，1986年发射的“和平号”空间站，是首个人类可以长期驻留的空间站。在空间站建设上的丰富经验和雄厚的技术积累，成为俄罗斯后来加入美国领导的国际空间站项目的资本。俄罗斯也借参与国际空间站建设的机会，维持和延续太空竞争力。2004年俄罗斯政府对航天部门进行改组，成立了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大幅增加航天预算。2005年，俄罗斯政府公布《2006~2015年俄罗斯联邦航天计划》，勾勒出未来10年航天科技和工业发展蓝图。

　　早在冷战时期，欧洲国家就意识到建设独立的太空能力的重要性，并在1975年成立了欧洲空间局，整合和强化欧洲内部的空间合作。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中，欧洲国家军队在信息化领域与美国军队之间的“代差”，进一步增加了欧洲发展太空实力的紧迫感。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说，如果欧洲不能发展独立的太空能力，就会沦为美国的附庸。2007年，欧盟公布《欧洲太空政策》，在规划欧洲未来航天发展方向的同时，强调确保独立进出太空的权利，打造欧洲太空威慑能力。

　　凭借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日本在1970年代就已经具备相当的太空实力。2003年，日本政府整合与宇宙开发有关的机构，成立“日本宇宙研究开发机构”。2005年，日本公布《2005~2025年航天构想》，提升宇宙开发的战略地位。中国和印度的太空项目基本上都开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但真正取得突破性发展还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印的太空实力也越来越具有竞争力。

　　“后阿波罗时代”太空探索领域一超多强格局仍将持续，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有任何空间大国撼动美国的太空霸主地位。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志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说，考虑到太空技术与军事安全之间的天然联系，美国不会容忍其太空优势受到挑战，奥巴马政府的太空政策看似收敛锋芒，实质上是在经济不景气背景下的韬光养晦，从长远看更有利于美国太空实力的提升。

　　☆太空探索，大国竞合

　　冷战的结束为空间大国之间的太空合作创造了可能性。但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空间大国之间的合作中都带有竞争，竞争中也带有合作。以目前国际空间合作的“典范”国际空间站来说，美俄欧之间就充满了博弈。美欧虽然是同盟关系，但对于欧洲打造“伽利略系统”，美国一开始就摆出了不合作的姿态。尽管国际空间站项目和伽利略计划的争议最终都以达成妥协告终，但这些博弈也充分暴露了空间大国对太空优势的敏感以及国际空间合作的脆弱性。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空间站建设上的经验和技术对美国和欧洲都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追求独立的太空实力的欧洲，曾在1993年与俄罗斯探讨将当时仍在运行的“和平号”空间站打造成没有美国参与的“俄欧空间站”的可能性，但最终这个计划因经费问题以及美国的介入而作罢。美国为了将俄罗斯纳入国际空间站计划，当时的克林顿政府指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重新设计相关技术设备以便与俄罗斯的硬件设施配套。美国在与俄罗斯就此达成协议后，才通知欧洲、日本等其他国际空间站项目参与方。

　　伽利略计划是欧洲寻求摆脱对美国太空技术依赖的标志性项目。欧盟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相关论证，2002年3月正式宣布启动伽利略计划。伽利略系统虽然具有军事功能，但主要定位在民用领域，而且定位精确度高于美国的GPS系统。为了削弱伽利略系统的市场吸引力，美国在2000年5月取消了此前在GPS系统上一直采用的意在降低定位精确度的“有选择可用性”政策。但美国不甘于放弃在导航卫星系统上的垄断权，尤其是在军用领域。经过多轮谈判，美欧双方达成妥协，美国不阻挠欧洲建设伽利略系统，欧洲同意放弃原计划中与GPS系统相近、容易导致信号冲突的发射频率，采用对信号稳定性有影响的次优方案。

　　俄罗斯长期以来都是国际空间合作中的积极参与者。1990年代初，受制于经费不足，俄罗斯依靠太空技术优势主动参与国际空间合作，对技术转移的担忧没有美国那么敏感。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的空间合作在考虑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兼顾外交战略的需要。俄罗斯把印度列为俄“格洛纳斯”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主要合作伙伴国，俄印双方还就共同探月、为印度培训宇航员达成协议。中国的载人航天也得到了俄罗斯的技术支持，中俄空间合作开始走向制度化轨道。

　　从区域角度看，欧洲内部的空间合作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伽利略计划、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计划以及阿丽亚娜系列运载火箭的研发等，都是欧洲内部空间合作的成功典范。不仅如此，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军事卫星项目上也展开了充分的合作，达成了共享卫星侦察图像的协议。但在亚洲地区，中国、日本和印度之间的合作相当有限，竞争态势则非常明显。2007年9月，日本首颗探月卫星“月亮女神”发射升空；一个月后，中国首颗“嫦娥一号”发射升空；一年后的2008年10月，印度探月卫星“月船一号”奔向月球。日本长期以来的空间合作对象都是欧美等空间大国，但在2008年中国倡导成立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后，日本则加大了对其1993年发起的亚太地区空间机构论坛的投入力度。

　　台湾太空问题专家、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博士王圣智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表示，广义地说，太空探索本质上还是竞争大于合作。“纯科学性的计划较容易形成国际合作，因为对国家利益不会有太大的冲击，但在应用计划方面，例如发射载具这个具有明显军事意涵和牵涉敏感科技的领域，不太可能有国际合作，或只是象征性而非实质的合作。”王圣智认为，欧盟、中国和印度都在积极发展独立的太空探索能力，欧洲的伽利略导航卫星系统和中国的北斗导航卫星系统，其发展动机都是对美国单边主义的不满或想在某方面制衡美国的独霸。

　　☆中国的太空合作困境

　　在这轮太空探索的大国竞合中，中国无疑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参与者。一方面中国在空间大国中表现“抢眼”，但另一方面中国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被排除在重大国际空间合作之外的空间大国。虽然中国对国际太空合作一直持开放态度，但国际空间站的大门始终对中国关闭，中国参与欧洲伽利略计划的合作事实上也已经夭折。虽然中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上与俄罗斯、德国展开了有限的技术合作，但总体上中国走的还是独立开发的道路。

　　杨丹志认为，太空格局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国际政治格局的折射，太空探索中的竞争与合作，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问题学者吴日强看来，中国被排除在重大国际空间合作之外，与中国所面临的战略环境有关，中国实力快速上升的势头，客观上增大了与其他空间大国进行合作的难度。

　　2007年6月，欧洲空间政策研究所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太空实力对欧洲的影响》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在与中国的空间合作方面，欧洲不应把中国当作战略伙伴，也不能把中国看作战略对手，而应定位为“临时性合作伙伴”，欧洲应该在合作的内容上谨慎行事，确保长期来看可能的不利后果不超过合作带来的短期利益。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政治因素是阻碍中欧空间合作的重要原因。中欧伽利略计划合作项目的破产，虽然与美国的施压有关，但中欧之间战略互信的缺失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战略互信的缺失对空间合作的影响，在中美之间表现得最为突出。目前美国不但与中国在太空合作上没有任何交集，而且还是阻碍中国与其他空间大国合作的主要外部因素。1990年代初中美曾有过一次太空商业合作，即美国允许中国发射澳大利亚购自美国的卫星。1999年美国出台《考克斯报告》，称中国窃取美国军事技术，此后美国政府再没有发放对中国发射美制商业卫星的许可证。2006年9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格里芬访华，曾引发了中美太空合作的猜测。但2007年1月中国进行反卫星试验后，美国反应强烈并停止了与中国航天机构之间的交流。

　　王圣智认为，中美在国际社会的确有相冲突的利益，但也有共同的经济和非传统安全利益。中美合作可能性的大小取决于双方共同获利机会的大小，而这又牵涉国际和国内的结构情境以及双方的成本效益计算。“如果中美在某个太空应用领域达成合作的共识，美国将采取谨慎的策略，以避免中国从合作中取得任何优势。”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微重力实验室主任胡文瑞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是建设像国际空间站这种规模的空间设施，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分担成本和风险，但如果只是建设两三个舱段组合的空间站，一个大国是可以承担的。目前，中国的重大空间活动实行以我为主的做法是适宜的。”王圣智表示，太空探索成本高、风险大，国际合作是最能实现各方目标的策略，在各太空大国均面临预算紧缩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且目前有太空能力的国家越来越多，合作伙伴的选择也随之增加，长远来看中国在太空探索领域不会只走独立发展的道路。来源: 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