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解放军仍不如海湾战争时的美军
http://news.21cn.com/junshi/jiaodian/2012/07/04/12286502.shtml

环球时报 | 2012-07-04  1990年11月，在伊拉克发动入侵科威特的战争后，美国第一骑兵师通过沙特沙漠参加海湾战争。(资料图片)

　　【环球时报记者刘扬 特约记者卢梦之】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日发表美智库企业研究所专家的文章，评估中国军队的真实作战能力，是否只是一条“纸龙”。

　　文章一方面从理论上，列举解放军海军、空军、二炮部队的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又从作战训练、指挥系统、战舰的战损系统等方面寻找解放军的弱点。

　　美专家认为，不管西方低估还是高估中国军力发展，美国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对中国形成牵制。　　

　　美媒归纳解放军几大弱点

　　这篇题为《解放军是纸龙?》的文章从多个方面对解放军军力进行了评估，但结论却是“答案很复杂”。

　　文章称，现在中国军队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军队。中国海军已可以在远离本土的海域遂行行动。如中国海军编队正在亚丁湾长时间执行反海盗任务，海上巡逻力量在南海和东海海域保持常态存在。建设拥有70条潜艇的水下作战力量以及首艘航母的海试，都充分展现了中国打造一支“蓝水”海军的信心。

　　中国空军也在快速现代化，除装备先进的第四代战斗机外，也在提升训练难度，更多训练围绕夜间作战和联合作战进行，形成对海、陆军的作战支援能力。尽管目前空军仍然是一支自卫性力量，但已可以覆盖充满争议的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

同时，中国的导弹部队也不容忽视。各种型号的导弹，如洲际弹道导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快速增长。现在外界目光都在关注中国发展“东风-21”导弹的变型，一种能够打击美国航母的反舰弹道导弹。

　　不过，报道也援引反驳者的观点称，数字并不能代表一切。中国军队的训练强度不如西方国家军队，飞行员的飞行时数少，潜艇部队只能在靠近基地的海域穿梭。

　　中国军队缺乏庞大的专业军士队伍，这通常是军队的骨干。曾经接触过中国海军舰艇的西方军官认为，中国水面舰艇缺乏战损控制系统，令舰艇在战场上难以生存。

　　中国军队的弹药储存水平如何，外界不得而知，中国军队很有可能在战斗初期就出现弹药短缺问题。中国军队的指挥控制系统也让人怀疑。此外，中国军队的条令非常僵化，令战地指挥官难以提出创新性意见。

　　批评美没切实加强亚太存在

　　文章认为，尽管中国军队存在弱点，但过度强调就会忽略关键所在。现在中国军队已在亚洲称雄，比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任何国家规模更大，能力更强。

　　美国正在努力牵制中国的地区企图，但美国面临着自身的问题。如何确保盟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充满信心就是很大的挑战。

　　尽管美国在语言上表现出将在亚太地区保持活跃，但却未采取多少实质性的行动。同时，战略规划者也从未认真考虑中国的导弹可以摧毁美军前沿基地这个现实，没有采取实际行动保护这些基地，防范中国军队不断增长的电子战能力，也没有思考美军的七个陆基航空兵基地能否足以反制中国空天力量的发展。

　解放军“纸龙”说让西方纠结

　　近年来，西方国家军政界、情报界、学术界及媒体界有关中国军力发展的评估和分析层出不穷，而且往往观点相互矛盾。

　　今年4月初，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发封面文章称，至少在30年内中国军队还是条“纸龙”。该杂志认为中国军队30多年未有真正作战经验，而美军一直在战斗和学习;中国的导弹和潜艇部队将对美国航母打击大队构成威胁，但不是在远洋。

　　中国海军远洋行动仅限于印度洋反海盗巡逻以及疏散在利比亚的中国工人;中国也许不久会部署两三艘航母，但学习使用航母尚需多年。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发布报告称，过去10年来，在中国的“战略性欺骗”下，美国“非常错误地”低估了中国的军事发展。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军事专家3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美国专家对于解放军战力的评估中，不少观点是客观的 。解放军的海、空军战斗力目前仍低于1991年进行海湾战争时的美军水平。

　　但最近十几年，解放军的资金、政策和装备正向海军、空军、二炮等高技术军兵种倾斜。空军的作战能力有很大的提升，海军的发展正在积蓄力量，过几年可能会有一个爆发性的增长。

　解放军“纸龙”说让西方纠结

　　近年来，西方国家军政界、情报界、学术界及媒体界有关中国军力发展的评估和分析层出不穷，而且往往观点相互矛盾。

　　今年4月初，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发封面文章称，至少在30年内中国军队还是条“纸龙”。该杂志认为中国军队30多年未有真正作战经验，而美军一直在战斗和学习;中国的导弹和潜艇部队将对美国航母打击大队构成威胁，但不是在远洋。

　　中国海军远洋行动仅限于印度洋反海盗巡逻以及疏散在利比亚的中国工人;中国也许不久会部署两三艘航母，但学习使用航母尚需多年。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发布报告称，过去10年来，在中国的“战略性欺骗”下，美国“非常错误地”低估了中国的军事发展。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军事专家3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美国专家对于解放军战力的评估中，不少观点是客观的 。解放军的海、空军战斗力目前仍低于1991年进行海湾战争时的美军水平。
　　但最近十几年，解放军的资金、政策和装备正向海军、空军、二炮等高技术军兵种倾斜。空军的作战能力有很大的提升，海军的发展正在积蓄力量，过几年可能会有一个爆发性的增长。▲◆★●■☆


山东原副省长黄胜落马内情:建“黄”字形办公楼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571

   2012-7-4 作者 : 余东明 孟伟阳       
　　黄胜，山东省原副省长，主抓文教工作。前不久，中共中央纪委对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经查，黄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并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道德败坏。

　　关于黄胜案的具体细节，官方名没有过多披露。不过，有关黄胜之“黄三亿”的民间传闻比比皆是，甚至有人说他拥有“90亿美元巨款”、“46名情妇”、“46处房产”等等。

　　近日，山东省一名深知黄胜落马内幕的官员告诉《法制日报》记者，黄胜“成也德州，败也德州”。为此，记者专赴山东省德州市，采访“黄三亿”之由来。

　　初任市长口碑颇佳

　　山东德州自古就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称。上世纪90年代初，黄胜作为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干部，被挂名到禹城，作为省里对口支援工作组的成员。

　　1994年对于黄胜来说，是仕途上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黄胜开始在德州挂职市委副书记。第二年，他成为德州市实职副书记，并代市长履行职务。在1996年的德州市人大会上，黄胜被选举为德州市市长。

　　来德州伊始，黄胜及其妻儿便被安排到了位于德州三八路上的市政府家属大院居住。

　　据知情人透露，黄胜的妻子严茜子是一个纯粹搞学问的人，在随黄胜来德州之前，一直在齐鲁书社从事编辑工作。由于严茜子的父亲是上海某大学的一名老师，仕途光明的黄胜和出身名门的严茜子的婚姻，在很多外人看来是一个不错的结合。两人的独生子黄严取父姓为姓，取母姓为名，在德州上完了小学。

　　“黄胜刚当市长的时候还算严格，事无巨细都要亲历亲为。”据一名接近黄胜的知情人士介绍，黄胜办事逻辑很清晰，对于各县县长和各局局长汇报的问题，从不推三阻四、含糊解决，总要说出个一二三。他记得有一年的冬天，家属院附近供热系统的泵站出了故障，他都要赶过去，现场指导维修。

　　另外，在德州坊间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在上世纪90年代某年的夏天，高考结束后，整个山东的高考录取工作都在德州进行，招生办在德州阅卷和招生。齐鲁书社一名工作人员的孩子当年也参加了高考，报的是山东大学的专科，虽然过了所报科目的提档线，但能不能录取还很难说。这名工作人员通过严茜子找到了时任德州市市长的黄胜，希望其能够利用接待招生人员的便利，为自己孩子的招录疏通关系，但是被黄胜当场拒绝。

　　丈夫在官场上可谓叱咤风云，严茜子这位“市长夫人”则扮演着一个标准贤内助的角色。

　　“人很瘦，爱吃零食，口袋里装着瓜子和花生仁，长得不多漂亮，一般人吧，在家属院里不常跟人说话。”至今仍在市政府家属大院居住的一位老太太，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严茜子看她买的鸡蛋便宜，还问她去哪里买。

　　据知情人士介绍，当时德州市新华书店的一名领导为了能和黄胜攀上关系，曾口头承诺让严茜子在德州新华书店担任副经理职务，但被黄胜夫妇拒绝。严茜子当时对那名领导说：“我只会编书，我当不了官。”

　　但是，慢慢地，德州的老百姓们发现黄胜变了，但没有人知道他是从何时开始变的，也没有人知道他变质到了何种程度。后来就有了“黄三亿”、“黄十三亿”的叫法。

山东德州市政府大楼。图片来自网络

　　市政大楼戏称“黄楼”

　　2001年1月，黄胜开始担任德州市委书记。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第二年的德州百货大楼大火却着实为黄胜烧了第四把火。德州人忘不了那场大火，更忘不了大火之后，黄胜号召全市人民为德州百货大楼集团捐款。

　　此事不虚。一名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退休人员告诉记者，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是强制捐，老百姓是自愿捐。后来因为有人向上面告状，部分企事业人员的捐款给退了回来，但机关工作人员的捐款并没有退还给个人。

　　“黄胜有没有德州百货大楼集团的股份暂且不论，但这种让老百姓给企业捐款的想法，就说明他和德百集团有着扯不清的利益关系。”这名退休人员说。

　　掌握第一权力的黄胜深谙“权力不用、过期作废”的道理，把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发挥到了极致，但部分官员对此也是洞若观火，敢怒而不敢言。

　　据德州市政府一名工作人员透露，自黄胜接任市委书记后，德州的干部们发现光靠政绩很难得到提拔，“要提拔先送钱”成了潜规则。至于送多少，他表示自己并不清楚。

　　2011年11月，黄胜被“双规”，网友们开始在网上吐槽黄胜在德州主政期间的各种行径。

　　有网友爆料说，黄胜和严茜子假离婚，离婚不离家，严茜子在黄胜的支持下，在德州明目张胆地敛财，开发房地产，凡是她看好的地段不由分说强行拆迁。还承揽修路，修的路延误交工日期不算，通车不到一年，路面翻浆，豆渣工程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德州的一名出租车司机还告诉记者，他听说严茜子在市政建设方面都要插上一手，一根普通电线杆从她那里买都要8000元。

　　更有甚者，坊间传言黄胜贪污了90亿美元，有46处房产，46个情妇，现在已将资产转移至海外，是个地地道道的“裸官”。

　　然而不管真相如何，黄胜在被调查之前离开了德州。在去省政府赴任前的2005年，在他的主持下，德州在经济开发区修建了一座豪华办公楼。如今的这座办公楼被德州百姓戏称为“黄楼”，是因为从远处看，大楼的形状像极了黄胜的“黄”字。一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很多乘客去市政大楼都直接说去“黄楼”。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并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道德败坏。”这是到目前为止，中纪委在调查之后给出的结论。这个结论也与德州百姓口耳相传的种种说法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

　　德州官场噤若寒蝉

　　常言道，独木难支。黄胜之所以在德州干出不法勾当，自然离不开“自己人”的帮衬。这些人是黄胜的得力助手或亲信，德州老百姓把他们冠之以“四大金刚”或“四大护法”。

　　在弄清楚“四大金刚”究竟包括哪些人之前，记者还了解到了一个有趣的说法：2003年的时候，在黄胜家里开了一个秘密小组会，有8人参加，以此圈定了黄胜的亲信和得力助手。

　　据悉，中纪委的工作人员是在去年中秋节左右来的德州，在德州调查了大概3个月，今年春节刚过完又来了一次，也呆了近3个月。其间约谈了不少官员，其中就有黄胜的亲信和助手们。

　　“‘四大金刚’也只是一种叫法，还有人把他们叫做‘八大金刚’、‘十大金刚’哩。”德州一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我所了解的‘四大金刚’可能包括临沂大酒店的经理白寒冰(案发时任德州市政府副秘书长)，但在黄胜案发之前就已经被检察机关调查。还有一个是原财政局副局长王德才，被判无期徒刑，大概贪了1000万元，在黄胜案发之前也已经结案。另有德州市副市长张如廷、常务副市长苗仲华。基本上都是因为腐败而先于黄胜落马。黄胜的落马并没有引起想象中的官场地震。”

　　带着疑问，记者来到德州市市委组织部门，准备向其求证有关“四大金刚”的说法，是否有领导干部因黄胜而受牵连以至不能正常履职。该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自己对此并不知情，建议记者去纪检部门了解相关情况。

　　“黄胜在德州当市长当了5年，当书记当了5年，有很多官员的提拔都与黄胜有关，可至今却很少听说有官员被调查。”上述知情官员告诉记者，“如今的德州官场可谓噤若寒蝉，但绝不是人心惶惶。”

　　贪腐流言止于智者

　　截至目前，关于黄胜夫妇贪腐之说版本众多，但仅限于坊间和网络。记者找到了严茜子的一位朋友，他说：“现在大家都在骂她，可我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说黄胜腐败我信，严茜子这个人不会，最多也是别人以她的名义兴风作浪。”据其介绍，黄胜被调查后，他也听人说严茜子拿着德州新华书店副经理和齐鲁书社编辑的双份工资。“一个月才多拿三五千元，如果黄胜贪了上亿元，那她干嘛图这点钱”。

　　其实，有关黄胜是如何被纪检部门盯上，坊间也有着不同的说法。

　　有的说是因为王德才、苗仲华等人的落马，黄胜因为有牵扯步其后尘；也有的说是因为几个有良心的老干部一直对黄胜的所为不齿，在其调任副省长后一直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还有的说是因为德州市齐河县的一个开发商出了问题，黄胜被卷了进来.。。

　　除此之外，黄胜案本身也引起了许多的猜测和质疑。

　　古人云，流言止于智者。事实只有一个，让老白姓弄清楚黄胜案的始末，或许只有等待官方消息。

　　然而，即使将来真相大白于天下，黄胜案留给人们有关用人机制和监督体制的思考也不应停下。来源: 法制日报▲◆★●■☆
    

大陆“裸官”难题报告：不断膨胀 成中共治理的全新挑战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552

   2012-7-3：“裸官”正以各种方式露出水面，其不断膨胀的体积，对中共治理形成全新挑战。执政63年来，中共约束领导干部的一个倚重方式是，告诫管好身边配偶子女，或者反过来动员配偶子女监督官员。如今，这种监督有成“空转”之势。组织、官员、社会正各自陷入一种困惑与不满。

　　2012年第一期某能源领域中央企业与省属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安全资格培训班，5月末在北京西郊宾馆悄然拉开帷幕。

　　坐了一整天的“学员”们，入夜后出门没几步路，便三五成群涌入一间间挑着红灯笼的居酒屋。一个小包间里，“崔局”、“张总”、“苏院长”、“小钟”等近十人开始了一场甚是喧哗的饭局。“崔局”是饭局的核心人物，也是一行人中的“老干部”，保持1.5cm的平头是老崔当兵多年留下的印记。酒菜之间，他们聊起苏家太太在加拿大生活如何，张家小孩儿在澳洲念书怎样，崔局儿子最近回国没有……等长长的流水席结束，在一旁的《凤凰周刊》记者吃惊地认识到，他们的配偶子女要么均在国外、要么一半在国外。

　　他们在酒店里的雄性吆喝引起了其他餐席的不满，但没人知道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裸官”、“半裸官”。

　　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董跃进犯严重关节炎，腿有点瘸，这没有阻碍他将外出洗浴、打高尔夫、陪领导打牌、嫖娼、吸食冰毒融入到自己的生活方式，直至最后挪用公款5.8亿元。事后查实，董跃进是妻儿均移居美国的正处级“裸官”，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高洁琳据此分析：“这种长期独自生活的状态让他的心理逐渐空虚，也没有了家庭层面的监督，做起事来便毫无顾忌，完全放纵了自己。”

　　“裸官”正以各种方式露出水面，其不断膨胀的体积，对中共治理形成全新挑战。

　　执政63年来，中共约束领导干部的一个倚重方式是，告诫管好身边配偶子女，或者反过来动员配偶子女监督官员。

　　如今，这种监督有成“空转”之势。

　　“裸官”源流

　　自上世纪90年代第一批“绿卡干部”现身大陆以来，“裸官”群体已经繁衍生息了20年。

　　“裸官”形成的第一次高潮是1989年之后。《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于1993年7月1日生效当天，美国移民局收到了近2万份有效申请；随后一个月之内，在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学习的近8万名中国留学生取得了西方国家的永久居住权。

　　同年，大陆出现了第一批家属在国外、本人在国内的“裸体教授”、“裸体研究员”甚至是“裸体官员”。

　　紧接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下海经商潮起，大陆企业纷纷赴境外设分公司，一些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随之到海外分公司工作。至今被河南通缉的出逃贪官——原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董明玉便是一例。1986年董明玉在美国成立分公司，随后把妻子从河南土产进出口公司调到美国分公司当经理。董管国内，负责买卖配额和外汇额度；妻子管国外，买卖公司到美国和香港的货物。1992年省里换届，董的靠山退休；1993年初，董明玉断然出逃，一家三口在美国会合，成为改革开放后有史可查的“裸官”外逃第一案。

　　1997年开始，中央发布文件规定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不能随便经商，尤其不能在相同领域与地区内经商。“这条路被卡死后，出国留学和定居就成了最好的出路。”台盟武汉市委研究室一位人士透露。

　　一位中纪委人士也表示，目前除了少数“裸官”是起源于配偶在海外留学、工作外，多数“裸官”的产生，最初都可溯源到子女留学。

　　国家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以留学身份出国，在外的留学人员已累计142.67万人。其中，仅2011年一年中国大陆自费留学者达31.48万人。

　　徐州师范大学出国留学生学服务中心丁玉君说：“目前出国留学的群体中大部分有移民的意愿，根据我们的统计，大约有30%～50%左右能够如愿以偿。

　　不过，官员子女自费留学有时颇费周折。金吉列留学公司每月都会接手很多有拒签史的公务员子女的加拿大留学申请，该公司在官博中写道：分析这些公务员子女的被拒签原因，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是资金收入做得很糟糕，导致拒签。资金方面，很多公务员家庭虽然很富有，但账面收入却十分微薄。而家庭庞大的存款又和本身工作无法联系到一起。这让使馆签证官对申请者有所顾虑。公务员家庭如何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第一，找一家有实力的留学中介办理业务；

第二，对咨询顾问如实说明财政情况；

第三，专业机构和专家帮助客户重新理清资金脉络。

　　一些官员家庭子女留学的资金脉络，台盟中央在2004年的全国“两会”提案—《建立党政领导干部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备案制度》中专门提及，并引述新华社驻伦敦记者黄兴伟的调查称，国内个别党政领导干部或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通过送子女到英国留学而将在国内的非法收入转移到子女在英国的账户上，有的甚至在英国置办房产。这些家长大多是市、县的局级或处级干部，在国内容易操纵实权，变本加厉地获取不义之财。否则，很难想象其子女作为一个外国学生在英国读完本科，能支付起将近100万元人民币的总花费。

　　官员子女留学的同时，部分官员配偶以陪读、照顾生活起居为名随之出国。相关驻华使馆文化教育代表处数据显示，仅1998年一年，广东省赴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小学生占全省自费留学生的50%左右，最小的年龄只有5岁。此外广州教育部门统计，广州16岁以下的留学生中，有家长陪读的约占1/3。这些陪读的家长又以妈妈为主，多年来已形成一个独特的陪读妈妈群体。

　　上述中纪委人士表示，官员子女在留学过程中或毕业取得绿卡后，往往会在国外结婚，配偶则以照顾小孩的名义留在国外。天长日久，就不再是简单的陪伴，往往也会入国籍。最后一步就是官员自己出去。

　　不过在法律界，这类“裸官”应分成积极型和消极型。后者指有些官员当初也并非是有意计划，记者熟悉的一位辽宁厅级干部就私下感言，“把女儿送出去读书，当初是希望到时回来有更好的前途，但现在她留在澳大利亚发展了，自己过两年退休后估计只好一起过去了。”

　　随着与国外交往的增多，包括子女留学在内的一些官员家庭终于发现原来弄一笔钱做投资也可以移民，就像国内投资买户口一样，于是购房或投资移民便演化生成。“而在这个时候，监管部门还没有转过弯来，也不掌握官员家属情况，即便是投资移民，官员也完全可以对内宣称是儿女在外就学。”前述中纪委人士说。

　　仅靠留学掩盖并不够，官员家庭投资移民，还需要中介协力。通常是国外的移民机构承担了牵线搭桥的作用。一位从事移民行业多年的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这么多年来，我只听说过一个正厅级官员的家属在大陆办理了移民，大多数官员家属办理移民，往往直接赴国外办理。”

　　而越是级别高的官员，越有资源和机会来增加移民的保险系数。

　　2002年夏天，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黄瑶以西部大开发招商引资的名义，会见了来访的新西兰农业与畜牧业公司代表一行，尽管最终项目并未谈成，但数年后，黄瑶的儿子却加入了新西兰国籍。在这其间，黄瑶与该移民公司老总互动频频。2009年10月24日，原贵州省第十届政协主席黄瑶因涉嫌违纪，被中纪委调查。同日夜间，北京一家移民公司的网站维护员工紧急地将黄瑶与该移民公司外籍老总的私人合影从官方网站上删除。这批被紧急删除的合影在一年半后，因移民行业内部尔虞，被重新曝出。

　　在就学移民和投资移民之外，也不断隐现婚姻移民，以此较快取得绿卡。

　　2001年，广东开平支行行长许超凡、余振东和许国俊三人的“裸官”身份和成功出逃，便是通过妻子“嫁给”美国人实现。

　　此前1994年10月至12月期间，许等三人的妻子通过互联网同跨国偷渡组织取得联系，每人交20万美元，由偷渡组织为她们物色了3个美籍华人，并办理了结婚证。5年后，同时“嫁”到美国，取得美国公民资格。之后2001年5月，许等三人在香港与美国公民假结婚，同年10月利用早先获得的假香港护照申请到了去美国的签证。

　　婚姻移民中更多的是官员子女和外籍人士结婚。原温州市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于2008年借欧洲考察滞留在巴黎未归，而之前，其女儿同巴黎当地侨领结婚没多久，妻子则已与其秘密离婚。

　　神秘的“裸官”数字

　　2007年1月中央首次大规模对副处级以上官员进行婚姻及家庭涉外情况普查。此后每年年初，领导干部都要填表报告。尽管所需填写的内容极为简单，但这年起，中央总算掌握了一个粗略的干部家庭涉外规模。

　　2011年开始，配偶子女均在移居海外的官员需进行新模式填报。各地市、县多数要求在2011年上半年将报表上交。各省的综合汇总并上报，给定的期限是到今年底。另据中纪委、中组部信息，对“中管干部”报告材料，

　　2011年已作了综合汇总。

　　对于“中国有多少‘裸官’”的问题，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馼在2012年3月对外表示，“恐怕这个统计数字现在还拿不出来”。

　　到5月底，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有关部门已大致掌握了一个数字，没有发布的原因，可能是影响不太好。

　　目前，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数据，或可供管窥。

　　记者从欧盟获悉，2001年初，大陆国务院侨办曾对大陆移民情况做过调查，并在调查过程中同欧盟交流过相关数据。在该次调查中，侨办统计发现，从1996年到2000年，大陆共有约200万公民移居欧盟15国。但外交部领事司不认同，认为在这5年间，仅有100多万公民取得了赴欧移民权。

　　对这200万移民，国务院侨办官员使用了“大陆新移民”一词。但欧盟官员认为，“大陆新移民”一词过于宽泛，实质掩盖模糊了大陆公务员移民情况。荷兰、法国以及英国分别研究发现，1996年到2000年的大陆赴欧移民中，官员本人的移民比率约2%。这意味着如果即使按照中国外交部领事司统计的总数，5年间也有2万官员本人移民至欧洲。

　　而且这个数量较之1995年之前已有相应减少。对此，荷、法、英调查认为，一个原因是学生与商人的概念界定有了微妙变化，这才导致了官员本身移民在数字上的减少。给出的依据是，5年间赴欧的学生大多是大陆东部经济强势区域官员的子女，他们的迁移亦意味着官员家庭国籍成分的改变。并依此推断，在1995年后，移民统计中商人的一部分和学生的绝大部分应该和官员整合在一起。

　　如果按照这样的划分，仅在1996～2000年间家属移民至欧洲的“裸官”、“半裸官”数量，便远远不止2万之数。而这仅仅是欧洲范围内的数字。

　　对于“裸官”如今之情状，董必武之女董良翚曾向《凤凰周刊》记者谈起一个例子：“有一天，我乘车出行，司机对我谈起家乡轶闻，说他们县里的一个科级干部，早把女儿送出了国。我很纳闷，科级干部才多少工资，如何能够负担得起子女出国的费用？”

　　裸官分布图

　　无从知晓“裸官”在大陆的地理和行业分布情况。不过，自1992年起因腐败而被曝光的全裸、半裸官员有近30名。这个微小的样本，呈现较为清晰的特征。

　　其中，政府官员型“裸官”近1/3；国企、金融领域的高管型“裸官”达2/3。

　　高管型“裸官”虽容易通过侵吞、挪用资金来实现移民，但也容易被审计发现。根据国家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金融系统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是裸官及潜逃可能性程度高的区域。

　　相比之下，官员型“裸官”并不易发现，“除非他们（贪腐裸官）认为自己已经暴露或者存在巨大的暴露风险，否则就不会出逃，”地方纪检干部杨光说，“出逃本身也有风险，他们最大的希望是平安着陆，退休，淡出人们的视野，悄无声息地离开。”

　　如果外逃，须备足一定的外逃资金。在企业只需职务适当即可拥有资金支配权，而政府官员只有到一定级别，才有可能聚敛巨额资财。这反映在“裸官”出逃的年龄分布上，高管型“裸官”大多处于30～50岁年龄段，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出逃时年龄为38岁。而官员型“裸官”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出逃时年龄为59岁，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出逃时为57岁、漯河市原市委书记程三昌出逃时为61岁。

　　行政级别上，官员型“裸官”集中在厅局级和省部级。从公开数据看，曝光的厅局级“裸官”主要发生在交通、烟草、铁路等封闭性领域。

　　如因腐败落马的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据大陆媒体报道，早在2002年，张曙光与其妻王兴，便以86万美元买下了位于美国沃尔纳特市皮埃尔街688号的别墅，按照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张曙光一口气付出了近700万元人民币。这套别墅并不是张曙光夫妇在美国拥有的第一套房屋，早在1999年，其妻张兴即已在美购置了一套34.6万美元的屋舍；并在那时起，张曙光的妻女已经常居于美国，张的“裸官”身份在铁道部内部早已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相比之下，省部级“裸官”偏僻之地较多，有贵州省原政协主席黄瑶、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珏、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云南省原省委书记高严。

　　据大陆《新民周刊》报道，胡长清全家都办了化名身份证和因私出国的护照，准备一有风吹草动时就出国。2000年胡长清还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表示：“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

　　截至目前全裸或半裸型官员因腐败曝光的案件有，浙江2起、河南5起、央企3起、福建2起、黑龙江2起、广东2起、贵州2起、江西1起、陕西1起。

　　2011年9月，大陆10省市启动了省级追逃防逃协调机制试点工作。这些省市包括：一是出境重地，如上海、广东；二是沿海省份，江苏、浙江、山东、福建；三是陆疆地区，黑龙江、云南；四是内陆省份，河南、江西。这些省市与已曝光的“裸官”地理高度重合。

　　10个试点省份中，尽管河南的四周都不搭边境，但被媒体报道的“裸官”出逃次数却达5起，超过了其他省份。

　　其中，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董明玉与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河南豫港公司原董事长程三昌出逃，都利用了公司的海外业务便利。

　　而原河南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的出逃原因部分归功于其本身是旅美华侨的亲属，一份官媒还曾称赞他是生长在上海的侨眷知识分子。2002年4月正在国家烟草专卖局党校参加厅级干部培训的蒋基芳，突然中断学习返回郑州，稍作停留后，从上海离境飞赴美国。抵达美国后，蒋分别向国家烟草局和省烟草局发回辞职报告，言称：“对不起烟草系统，对不起党”。

　　河南另外两起“裸官”外逃有着内在关联。2002年10月中旬，原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被纪检部门审查。石发亮案发的半年前，其妻黄玉蓉已经飞抵美国，并握有美国绿卡。石出事后，办案人员曾争取黄回国协助调查，但据称，她回复：“即使石发亮死了，我都不会回去。”

　　黄玉蓉原本是原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童言白的副手:副董事长兼党组副书记。

　　2003年8月中央下达关于加强出国证照管理的文件，童言白上缴了公务出国护照，但没有上缴因私出国护照。2004年1月利用不为人注意的节日，原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童言白用私人护照，携妻子从深圳黄岗口岸出关到达澳大利亚。此前，童言白花费人民币约700万元以投资移民的身份获得了澳大利亚的“绿卡”。而童的女儿大约在2001年已经移民到澳大利亚读书。

　　一位公安系统人士透露，陕西、山西两省虽未列入上述试点10省市，但在这两个资源大省，工业事故频发、官员问责多起，亦历来是盛产“裸官”与“逃官”之地。

　　陕西最著名的“裸官”便是庞家钰。正是2008年庞家钰案宣判后，刺激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周蓬安在一篇网络文章中，将“家属移居海外，自己在内地做官”的现象，斥之为“裸体做官”。嗣后，带有负面含义的“裸官”一词，成为汉语流行语汇。

　　台盟的两次提案

　　“一家两制”更是伴随“一国两制”而流行于香港内地之间。每天，手持深蓝色港澳通行证的人群从深圳罗湖口岸涌入香港，其中一些不乏是来探望移民香港的配偶、子女。

　　今年初，一名广东人大代表在广东省委会议上透露：“广东某市要提拔一个领导，但一调查，发现她一年内竟然往返香港20多次，原来她的家人都在香港定居。”

　　这不是官方可以接受的现实。最终，出于种种考虑，这名官员没有被提拔。随后，广东省出台规定，“配偶子女均已获得外国国籍或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湖南湘潭也相应跟进。

　　这是迄今组织对“裸官”作出的最重惩戒。

　　20年来，随着“裸官”群体的扩张和间断性出逃，中共不断调整着管控模式。

　　一开始，中共纪律只限于官员个人，无关妻子、儿女。1995年，湖北襄樊市先于全国其他省市开始试点“领导干部重大事项备案制度”，报告配偶、子女有无海外情况。

　　该备案制度于1997年1月在全国得以推广，副处级也包括了进来。但1997年与之出台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重心仍放在对家属经商的担忧上。该规定施行到2001年，中纪委统计出参加登记的全国50多万名干部，存在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和在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企业任职情况的有9000多人。经过中纪委核实甄别，有300多名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违规经商办企业。

　　经中纪委此番清理，一些官员的配偶、子女，开始将谋利阵地转移到海外。2004年全国“两会”，台盟中央提出了治理“裸官”的第一份提案。这份编号为3293的提案，将矛头指向了“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问题，建议通过建立申报备案制度，从源头遏制腐败。

　　数月后，经中纪委纪检监察室推荐，中纪委副书记何勇批示，被认为有一定经验和基础的湖北襄樊、山西朔州和北京石油机械厂、国华电力公司四地开展试点。试点2年后，于2006年上升为《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但2008年突发杨湘洪案，宣示1997年起一直施行的配偶、子女报告规定基本流于形式。浙江省一位负责出国审批的干部表示，杨湘洪为省管副厅级干部，其出国访问审批逐级上报省里后，本应经过省外事办公室、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室、组织部分管副部长、分管副省长四道关口审批。但在审批过程中并没有接到不准杨湘洪出国的禁令，杨湘洪手续齐全没有理由不批准。造成如此失控的根源，据《检察日报》廉政周刊主编王治国提供的信息，是杨湘洪没有向组织报告女儿与外国人结婚的重大涉外事项，外事部门也不知晓此事。

　　受此冲击，2009年3月，台盟继2004年又向全国政协提出一份《关于建立健全官员滞留他国预警机制的提案》。

　　两张新表格

　　201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商谈“裸官”对策。

　　2011年起，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副处级以上官员，从只需粗粗填写两张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一、二）升级到要额外仔细填写另两张表（移居情况表、移居情况变动表）。移居情况表中要特别交代移居费用和资金来源；在国（境）外的工作单位及职务。而这些在以前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中根本不要求。

　　此外，官员一旦填写《移居情况表》、《移居情况变动表》，将被纳入新的人事任免通道中：如果“裸官”涉及国家秘密，进行岗位调整；选拔考察任用上进行特别考虑、区别对待。

　　与此同时，从2008年底起，一些地方的官员因私出国证件被集中管理，提升预防系数。在此之前，需要硬性上交组织集中管理的是因公出国证件。如2008年12月江苏张家港市发文，凡因私出国（境）的领导干部在回国（境）后10天内，须将所持因私出国（境）证件交市委组织部集中保管。

　　浙江省更严格规定：副科级以上干部和公检法所有人员的公私护照、《港澳通行证》等一律交由上级政府保管。这个举动促使原浙江省永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兵出逃失败。

　　“杨湘洪案之后，几乎所有出国人员的护照都是出境一次审批一次，人一回国护照就被收回。”浙江一位纪委人士说，这打乱了朱兵的逃亡计划。到2008年底，觉得风头过去的朱兵便同在美国读书的女儿洽商好接应事宜。2009年3月朱兵假扮他人到江西上饶办理《港澳通行证》，结果被发现资料有问题并被当场控制。

　　2010年，同为“裸官”的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中国无线音乐运营中心原总经理李向东亦在出逃途中被捕。

　　2011年5月23日，在京召开的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联席会议披露，自2000年底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

　　由于地方局处级官员“裸体”和出逃率上升，靠中央部委层面的追逃协调已捉襟见肘，2011年9月起，10省市防逃外逃协调机制开始试点。一位纪检系统官员表示，启动省级协调机制试点，旨在把小案也抓起来，减少中央的被动。

　　官员内部的不满

　　“裸官”的官方定义，是在2010年确定，被局限为三种类型：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没有子女、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

　　按照这个范围，配偶、子女只有一方在海外的，或没有定居的，都不算。这大规模缩减了此前民间流行的“裸官”版本。

　　没有人说得清楚：“裸官”多大比例是贪官；多大程度上容易变成“逃官”。在现有官方定义下，“裸官”得到中性化处理和保护。不过这没能改变民众的情绪逻辑：“裸官”推动了“裸——贪——逃”三者关系的恶性循环：一方面，配偶、子女出国的消费需求迫使官员腐败；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后顾之忧，官员腐败起来更加肆无忌惮。

　　这样的情绪似乎不无道理。2012年2月20日，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发布的2012年《法制蓝皮书中》收录了一篇《“裸官”监管调研报告》，该报告特别提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公职人员的正常收入不足以支撑其配偶、子女在境外、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言下之意，“裸官”与“腐败”实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这种近乎等义的联系，引发官员群体内部的不满与反弹。《“裸官”监管调研报告》显示，38.9%的公职人员认同配偶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对这一问题公众的认同度为34.2%；46.7%的公职人员认为其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其中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均超过半数（53.3%、53.4%、51.7%），且官职越高，越认同裸官。

　　“我是裸官，但裸官有好多种情况，‘一刀切’处理会对很多人不公平，难让人服气。”在中共某直属机构供职的一位处级干部私下对本刊记者直言。

　　数年前，该处级干部为了生两胎，没让本该留学归国的妻子回来，自己借助国家公派的机会，在美国生出第二个孩子。之后归国的他遭受了十几万元的处罚，对此他觉得值得。但如今令他想不到的是，妻儿都在国外定居，成了他前途的最大阻力。

　　广东云浮市一位官员今年起也特别恼火。本来配偶、子女在外面他没觉得什么，但从2010年起云浮市建立了对配偶、子女均已出国(境)定居的领导干部的定期谈话制度，每年他得接受上级纪检监察机关或组织部门负责人的谈话。更糟糕的是，人事制度因此而改变，自2012年起，他又没了机会升任正职，“我被边缘化了”。

　　“裸官令”也开始让子女留学成为官员负担。今年3月，吉林省长春市一名高三学生向北京一家留学中介公司咨询中表示，“自己成绩不好，很想去新加坡留学。父母都是国家公务员，父亲是副厅级干部，可以支付起每年7万左右的新加坡留学费用。可是官场很多人想使坏，加之很多送孩子去英、美、加国家留学的人都被查了，因此父母不让他出国，一定要参加高考。该怎么办？”

　　由于法律对“裸官”并无限制，据媒体报道，广东在起草《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及《关于加强省直机关领导班子建设的意见》过程中，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主张官员家属也有一般公民所有的自由迁徙权；“裸官”只是个别腐败案件暴露出的问题，并不是所有“裸官”都有腐败问题。配偶出国大多是为了照顾子女，加之以“裸官”之名，是“未审先判”。

　　2008年10月，一名有大陆官员家庭背景的澳洲留学生意外身亡，引发网络对其家庭背景的热议。这刺激了一名悉尼大学留学生的愤怒反击，“一些那些诅咒我们说我们拿纳税人——也就是你们的钱出国留学的人麻烦看仔细点。我们家在一个地级市，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全在政府机关工作，爷爷奶奶均是离休干部，爸爸妈妈现在也准备退休，上次国家统一涨工资以前，每个月四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大概15000元人民币。辛苦了一辈子的几个公务员凭什么就供不起一个留学生？”这个帖子随后被各大学校论坛和留学机构转发。

　　两难折中

　　今年全国“两会”上，围绕“裸官”出现了一次交锋。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工商联副主席宗立成吁称，“干部也是人，干部送子女出国只是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应该得到更多社会关爱和尊重。”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则回应，“出国没问题，信息应公开”。

　　将干部家属出国事项，是纳入家庭隐私领域，还是向社会公开信息？每一个选项都牵动一场争议。

　　两难之下，一条折中之路生成——组织代为监护。

　　目前，官员填写《移居情况表》和《移居变动表》这两张新表后，由本人密封签名，然后直接上交本级组织部或上级组织部归档管理，暂“不需对报告材料进行调查核实”；同时中纪委、中组部要求，各级部门“综合汇总工作要严格保密，相关数据和材料要妥善保管”。

　　对“裸官”仅存威慑力的一个党内条规是：领导干部不如实报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情况，一经发现，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一经发现”让人产生心理博弈。前述留学中介机构透露，一位学生曾这样向他们求教：“我父亲是公务员，如果出国的话他要向上面申报的，我爸怕麻烦不想申报。请问，一定要申报的吗？不申报可以吗？不申报的话单位查得出来么？……”

　　担忧或许是多余。一个客观现实是，做成“裸官”的，级别往往位居司局厅级，深居浅出，且更换工作岗位和住所较频繁，各机构信息共享的程度很差。即使是单位内也难清楚其家庭情况。至于亲戚，自不会疯狂到举报。

　　即使是举报，一位地方纪委人士坦言：“备案也仅仅是个备案。如果报了以后不实，也够不上纪律处分的标准，最多补报一下。总不至于因为一次不报，就给人家纪律处分吧？”

　　对于未来，今年3月监察部部长马馼说，“裸官”登记将为官员财产申报和社会管理做支撑。公开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来源: 凤凰周刊▲◆★●■☆


俄罗斯村民与中国工人发生大规模斗殴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576

   2012-7-4：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7月2日报道，俄远东伊尔库茨克州日前发生中国工人与当地居民大规模斗殴事件，冲突人数达80人。俄村民随后召开大会，要求赶走当地的中国人。俄罗斯媒体认为，当地人不满中国人抢走“商机”与此次冲突有很大关系。

　　俄罗斯远东伊尔库茨克州日前发生中国工人与当地居民大规模斗殴事件。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2日报道，双方动用了鱼叉、棍棒、燃烧瓶和铲车，冲突人数达80人。俄村民随后召开大会，要求赶走当地的中国人。俄罗斯媒体认为，当地人不满中国人抢走“商机”与此次冲突有很大关系，甚至有村民直接将中国人称为“掠夺者”。不过，在伊尔库茨克开餐馆的中国人张先生3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大部分俄罗斯人和在当地务工的中国人关系相处得不错。“只是很多俄罗斯人都有酗酒的恶习，喝醉酒后打架斗殴的事其实很多”。

　　据《共青团真理报》报道，伊尔库茨克州奥辛斯克区比利奇尔村一家木材收购厂的中国工人与当地村民日前发生冲突。报道称，事件发生在今年6月中下旬，起因是当地村民看到中国工人在布拉茨克水库岸边乱扔垃圾后表示不满，中国工人随即打电话叫来40多名同伴。后来，当地民众去中国工人住地“理论”，俄罗斯媒体引用事件参与者的话说，还没等村民开口，中国工人就用鱼叉、棍棒殴打村民，砸了当地人的车辆，并用铲车挤压村民所乘车辆。冲突人数随后不断上升，双方开始互掷石块、酒瓶，当地村民点燃木材收购站围栏，并向收购站院内投掷燃烧瓶。最后在警方干预下，当地人才慢慢散去，火势也很快得到控制。报道称，冲突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只有6人被送往医院。目前，警方已加强对中国工人住地的保护，“形势得到完全控制”。

　　据俄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6月21日，伊尔库茨克内务局召集比利奇尔村村民代表开会，就冲突发生的原因进行讨论，“所有人一致认为，冲突是偶发事件，是酒精作用以及言语不和所致”。

　　但就在同一天，比利奇尔村召开了村民大会，约200名与会者一致同意，要求尽快赶走在当地务工的中国人。《共青团真理报》说，当局对中国工人的所有手续进行了检查，希望找到合法借口将中国工人“撵走”。但《伊尔库茨克商业报》援引伊尔库茨克州移民部门负责人的话说，通过检查中国工人的证件，俄当地移民部门发现，中国工人的务工和居留手续都是合法的。“因此，要将中国工人‘撵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比利奇尔村约有600名居民，主要以布里亚特人为主。5年前，中国人通过村管委会租赁了一块土地开设了木材收购厂。当地移民部门称，中国木材收购厂现共有8名乌兹别克斯坦籍工人和17名中国籍工人。村民当时以每车木材2.2万卢布(1卢布约为0.03美元)的价格卖给中国木材收购厂，这样的收入对当地居民来说相当丰厚。但随着木材资源的不断减少，当地人向中国工厂销售的木材质量不断下降。因此，中国木材加工厂将收购价由每车2.2万卢布降至9000卢布。《共青团真理报》认为，这是当地村民与中国工人发生冲突的最根本原因。

　　此外，村民对外国人抢走“商机”也心存不满。当地行政部门负责人奥戈洛特尼科娃称，600名村民中有200名代表都同意将中国人赶走，是因为当地人对失去工作的担忧。村民鲁斯兰说，我们自己也想经商，但承担不起昂贵的机构设备费用，但我们所得到的报酬实在少得可怜，“他们简直就是掠夺者”。比利奇尔村村民此前曾多次要求村管委会减少外国人在该村的数量。当地人对《新地区》报说，中国工人掠夺林木资源，酗酒，而且举止轻浮。

　　在伊尔库茨克开餐馆的张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伊尔库茨克有很多中国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工作。“不少俄罗斯公司和中国代理公司一起，把中国工人招聘到远东，但很多人到了之后却没有工作做。这与俄罗斯公司的资金不足有很大关系”。张先生说，不少工人连回中国的钱都没有，只能滞留在当地。记者3日多次拨打中国驻伊尔库茨克总领事馆领事室和领事保护电话，但未获响应。

　　不过，张先生强调，大部分俄罗斯人都比较有素质，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的关系总的来说相处得还不错。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


菲总统府发言人警告中国“小心一点”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602

   2012-7-4：“小心一点。”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陈显达4日用中文向中国发出警告。菲律宾“ABS-CBN”新闻网将发言人炫耀“普通话”的原因归为“他多少有点儿中国血统”。陈显达说中文的效果显然不只限于炫耀，当天，《总统府告诉中国“小心一点”》成为GMA新闻网、《太阳星报》等诸多菲律宾媒体的报道标题。

　　4日，菲总统府马拉坎南宫召开一场例行新闻发布会。“ABS-CBN”新闻网称，会上有记者向总统府发言人陈显达提问：“阿基诺三世说可能要求美国派侦察机巡查南海，此后中国官方媒体发表评论文章，指责菲律宾蓄意挑衅，对此您怎么看？”陈显达答道：“我想我会对中国说，‘小心一点’。”GMA新闻网称，陈显达是要警告中国在发表南海有关声明时谨慎一些。为菲律宾媒体津津乐道的是，“小心一点”四个字，陈显达说的是“普通话”。

　　当有人问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敦促“有关国家多做对地区和平稳定有利的事情”，菲律宾对此如何回应？陈显达又操着普通话说“当然”。陈显达称，正如阿基诺总统所言，“你无法想象菲律宾成为一个侵略国家”。

　　陈显达就“邀美国战机巡查南海”一事倒是表态谨慎，他说，这不是挑衅声明，菲方不打算升级南海紧张局势。《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4日称，另一名总统府发言人卡兰则一改前日论调，称要求美国派遣侦察机“会被认真考虑”，菲律宾只是行使“主权权利”，让美国帮忙监控航道。

　　3日舆论沸腾之时，正是卡兰替总统出面澄清说，阿基诺是在回答路透社提出的特定问题时，才发表了“美国侦察机监视菲领土”的言论。据卡兰说，路透社记者的问题是：菲律宾是否会同意美国侦察机飞越菲律宾领空？菲律宾政府是否已经同意过美国侦察机飞越领空以监视菲领土？阿基诺回答说，这是增强菲律宾监视领土能力的“选择之一”。卡兰3日强调，监视菲领土的主要责任由菲律宾政府承担。

　　《菲律宾星报》4日援引菲律宾前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毕亚松的话说，他支持“美国在南海部署侦察机”，因为这符合菲美之间的盟国协定。毕亚松叫嚣道：“中国生气又怎么样？它能做什么？”毕亚松敦促菲政府立即派船舰回到黄岩岛海域，如果需要，“可以把海军军舰也派去”。

　　同时，菲律宾国内不乏针对美军“协防”南海的反对声音。《环球时报》记者4日就看到，被称作“激进组织”的菲“新爱国联盟”在马尼拉的美国使馆门前游行，喊口号反对美军介入南海。《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援引该组织秘书长雷耶斯的话说，美军在菲集结无助于和平解决南海争端，他警告说，那可能促发南海“军备竞赛”，中国可能派更多船只到争议地区，外交部该看清形势，美国根本没有调停的意愿，“他们想做的是控制”。来源: 环球时报▲◆★●■☆


名师谈初小衔接班：提前学习初中课程有害
http://edu.sina.com.cn/zxx/2012-07-04/1346347136.shtml

     2012年07月04日：不少小升初衔接班又在暑期冒出，中学老师表示，提前强制孩子学习初中课程反而有害不少小升初衔接班又在暑期冒出，中学老师表示，提前强制孩子学习初中课程反而有害

　　暑假刚刚开始，各种名目繁多的衔接班再次将考生及家长(微博)放在火上继续“烤”，在各类培训项目中，小升初衔接班特别抢眼，小升初衔接班到底“衔接”什么？昨日，记者展开了调查。

　　目的：让孩子提前适应初中

　　“提前15天，赢得一整年。”

　　“新初一的链接与规划尤为重要，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暑假，你可能已经错过了初中三年！”

　　在各类培训机构的招生简章中，这样的宣传语比比皆是。

　　“一方面是帮助六年级毕业生提升进入初中的学习适应能力，另一方面，让他们接触初中的知识，为入学后奠定相应的学习基础。”何为小升初衔接班？市内某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如是解释。

　　昨日下午1点30分，位于渝北财富中心A栋4楼的“京翰1对1”辅导机构不断有家长推门而入，他们或是来帮孩子报名，或是来“视察”孩子的补习情况。

　　走进一间教室，座位依次被隔板分开，一排4个，共8排。教室里仅有四五名学生，老师正以一对一的方式指导学生完成练习。

　　该辅导机构不仅为每一位学生提供单独的授课老师，还为每一位学生分配了一位班主任。对于课时及收费问题，辅导机构会根据每名学生的测试成绩量身打造。

　　收费：VIP班每科1500元

　　在一家同城网站上输入“小升初衔接班”，跳出来的搜索结果有40多个。

　　“小升初”衔接班的课程以初一的内容为主，主要是语文、数学、英语，学生也可以选择单科，也有培训机构规定必须三科一起报。

　　在衔接班的课程中，目前最流行的是“小班制”，这种“小班制”也是在衔接班中收费较高的。然而相比这种15-30人之间的小班，近几年走俏的1对1教育的收费更高。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办有小升初、初升高等多个假期衔接班的沙坪坝区蕴华教育培训学校。

　　在这里，小升初衔接班分为3-6人的VIP班、5-15人的精品班，还有12-40人的普通班。上课时间从6月17日到8月12日，每周日开课，分为9期，每期共13天。其中，VIP班每期每科1500元；精品班每期每科880元；12-40人班的收费情况则为600元。

　　百分百家教重渝北空港分校分为1对1和4-6人小班两种类型。小班学习30课时收费580元，而1对1授课会预先对学生进行水平测试，然后根据测试结果安排课时，价格面议。

　　师资：均为中学老师授课？

　　一家相对知名的培训学校表示，该校的老师均是市教委直属中学的教研组长、备课组长、教研员、特高级教师。如不符实，十倍退费。

　　而另一些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则表示，学校的老师均为市内在职的中学教师。

　　不过，记者在网上发现，各种教育机构招聘大学生兼职“培训教师”的广告比比皆是。

　　沙坪坝区一家培训机构的招聘信息对是否是在职老师并无要求，只是提出“有经验者优先考虑”。

　　而当记者以一名在校大三学生的身份打去电话咨询时，工作人员简单了解情况后，表示可以到学校详谈。

　　一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有些教育机构确实会聘请兼职大学生来做培训老师，而且主要集中在低年级的课程中，比如小学阶段的衔接班、小升初的衔接班等。

　　声音：儿子体验收效甚微

　　“因为身边朋友都在给孩子报培训班，不报怕落后了。”在采访中，不少家长这样说。

　　“本来想今年暑假是孩子最后一个轻松的暑假，打算让孩子好好放松一下，但到处都是小升初衔接班的信息，想想还是报一个吧。”市民李宏犹豫了一个星期后，给儿子报了名。

　　“觉得上衔接班还是有必要的，毕竟小学跟初中不一样，早点接触初中的知识，了解初中该怎么学，对以后的学习应该会有帮助，再说大家都在上衔接班。”马女士认为。

　　家住渝北的陈女士表示，自己当初也帮儿子报了小升初的衔接班，半个月980元，属于大班授课。她听儿子说，衔接班里的同学大都是被家长逼着来补习，上课状态都不太好，而从自己儿子的亲身体验来看，收效甚微。

　　建议：没有必要提前“衔接”

　　巴蜀小学的田冰冰老师说，家长过分强调小升初衔接培训，其实没有很大必要，“教材本身就有注意到衔接问题，社会上有些培训班夸大衔接班的作用，既给孩子带来压力，对家长也是一种经济负担。不如趁着假期多带孩子外出，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或者多读点课外书，扩大孩子的知识面。”

　　重庆人和实验学校秦波副校长表示，学生在衔接班上了部分初一新课的内容，对于一些好奇心不浓厚的孩子，这样的提前预习，反而容易让他们到了新学期时对老师讲授的内容不感兴趣，觉得是炒冷饭，导致上课不专心听讲。

　　“最糟糕的是自以为是，错失了课堂学习的黄金时机，对新学的知识点一知半解。”秦波说：“其实在小升初的适应期，最重要的是加强对学生学习方法、行为习惯的培养，思维方法的衔接，而一些培训机构比较强化的是课程知识的掌握，对孩子的学习反而有些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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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白卷英雄”张铁生靠什么改变命运？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2_07/05/15795626_0.shtml

2012年07月05日 来源：文史参考 作者：雷蕾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张的信写在辽宁省大学入学考试的物理化学试卷背后。 …[详细]

核心提示：这正是经历过大起大落后张铁生的理想：“我是个平凡的人……这些年拼命干事业，决不是在努力向世人证明什么，只是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7月上期，作者：雷蕾，原题：“白卷英雄”张铁生如何改变命运

时隔三十九年，昔日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再次走进公众视线时，已是准亿万富翁。在2012年5月17日证监会发布的禾丰牧业招股说明书中，张铁生是第六大股东，持股3200多万。禾丰牧业是家拥有17家子公司的大集团，目前净资产过亿元，若顺利上市，张铁生的身家估计将超过3亿元。

如果不是禾丰牧业要上市，大多数人对张铁生的印象，还继续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反潮流英雄”被判入狱15年。

反潮流的“白卷英雄”

1968年，18岁的张铁生从辽宁省兴城县初中毕业后，来到本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落户。他表现突出，很快当上了生产队小队长，也赢得了后来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那是1973年，邓小平复出，对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张铁生正好赶上“文革”十年唯一的一次高考。

然而他没有时间复习功课，作为生产队长，他要带领社员锄草抗旱。张铁生成绩不错，他原本预计用3周时间复习一下就够了，不料6月27日忽然接到通知：快回家取书，明天开考。张铁生一下子慌了，连钢笔都是临时去商店买的。

在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张铁生只会做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他不想就这样与大学擦肩而过，便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封信，诉说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从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他说，“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希望领导酌情考虑。

后来成绩公布，张铁生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虽然不是十足的白卷，也差得够呛。但那封信却改变了他的命运：在阶级斗争思想的推波助澜下，信被各地报刊纷纷转载。江青称赞说，“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一夕之间，张铁生成了家喻户晓的“白卷英雄”，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

1975年的张铁生，在政治上大红大紫。先是当选为县人大常委，又被选拔为铁岭农学院新领导班子的副组长、党委书记。他四处作报告、发表文章，成为江青口中一块“打人的石头”。

粉碎“四人帮”后，张铁生党内外职务被撤销、被开除党籍。他没有意识到政治形势的变化，还对省知青办的领导说：“希望组织上尽快给我一个结论，我好早点回农村去，改变生产队的落后面貌，实现我的理想。”1983年3月，张铁生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等罪状，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刑期从1976年算起。

把呼机当作虫子

1991年10月6日，41岁的张铁生刑满获释，迎接他的是农学院的老同学董礼平，此时她已是沈阳农业大学的一名讲师。78天后，两人在兴城举行了婚礼，出席的只有家人、亲戚和几位同学。

出狱后的张铁生很自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是谁，更不愿意见熟人。他很少出门，每天就呆在家里，谁也不见，就等当地政府给安排工作。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个结果。1992年初，张铁生终于第一次走出家门，找到政府部门一位远房亲戚，询问安排工作的事。对方语重心长地说，你不要寄什么希望了，还是自谋生路吧！

张铁生想凭自己在监狱里帮人看病的经验，在兴城县办一个私人诊所。可是，他毕竟没有专业技术职称，到底是办不了工商营业执照。那段时间，他十分失落，不知道自己还能有什么未来。
 
董礼平想起自己的一个学生混得还不错，便找他帮忙介绍工作。这就是张铁生事业上的贵人金卫东。金卫东从沈阳农业大学毕业后，教了两年书便下海去了深圳，在中国第一家也是当时最大的外资饲料企业康地公司做预混剂销售，这一年刚刚调回东北，任地区经理。金卫东很有识人之能，此时，王凤久、丁云峰、高俊松等3位后来禾丰牧业的创始者，先后加入他的麾下。

听说张铁生的情况后，金卫东认为他的名人效应会给生意带来帮助，于是亲自上门拜访。闲谈时金卫东腰间的呼机突然响了，张铁生双眼四处搜寻：哪来的虫子呢？什么虫子在叫？金卫东不禁笑了，说在我腰上别着呢，不是虫子，是呼机。对金卫东的“大哥大”，张铁生又以为是发报器，听了解释知道是移动电话后，恍如隔世。

对于进康地公司的提议，张铁生一口回绝。他坚持认为，中国人应该要把自己的才华贡献给自己的国家，而不是给外国人打工。金卫东只好将张铁生介绍到辽宁省鞍山市辽河饲料公司，从干杂事的小职员做起。张铁生的爽快和办事干练让老板对他刮目相看，很快派他到沈阳办事处任主任，开拓新市场。

受过“名气之累”，却要打出名气

市场销售，张铁生是完全从零开始学起的。有一次，他到沈阳一家大型国有养鸡场推销饲料。找到养鸡场的负责人后，他掏出样品请人过目，不想对方手一摆，说：“我们不需要这个。”张铁生十分纳闷，养鸡场怎么不需要饲料呢？后来，他见别家饲料公司的业务员前来，先递上一张名片，再介绍产品，才弄明白：要先做自我介绍。

那时的张铁生很怕在别人面前介绍自己，害怕别人笑话他干这一行。但此事过后，他给自己设计了一款名片，将“张铁生”三个字推销出去，效果很不错。受过一次“名气之累”的张铁生，决定用真才实学来武装自己，他买来许多市场营销方面的书，一有时间就埋头苦读。一边学，一边运用于实践，沈阳办事处的业绩很快飙升。

然而，就在这时，公司总部怕张铁生把沈阳的业务做大了，公司不好控制，便从总部派了一名经理来接管办事处事务。张铁生认为公司老总不信任他了，于是离开了这里。沈阳办事处失去了张铁生的支撑，不久就被撤消了。

1993年4月，张铁生与金卫东、汪洋、丁云峰合伙出资20万元，创立了“天地”饲料厂。四个人各占25%股份，金卫东任总经理，丁云峰负责饲料的配方，张铁生和汪洋则负责市场销售。这是家没有雄厚资金、没有靠山的小公司，所凭的，只能是过硬的专业素养。金卫东和丁云峰原本都是外资企业中的佼佼者，他们也都是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金卫东1986年沈阳农业大学兽医学本科毕业后，又攻读了本校生理生化硕士研究生，是正经的“高材生”。

当时，国内的饲料市场上，质量最好、销量最大、价格最高的产品基本是外资产品，民族品牌只能在低质低价中徘徊。要想做高品质饲料品牌，配方的提升是关键。在伙伴们的熏陶下，张铁生越发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他就跟着金卫东和丁云峰学习。虚心的劲头，像一个小学生，弄得这两位年纪比他小的合伙人都不好意思，不得不将饲料配方的技术教给他。半年后，张铁生不仅弄懂了电脑系统操作，对饲料的配方也精通了。

拼命干事业只是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1993年底，金卫东和丁云峰为了谋求更高的发展，先后退出天地饲料厂。此时的张铁生缺钱、缺技术，连厂房都缺。幸而有一个老客户预付了10万元货款，他才得以在郊外租了一个厂房，并到沈阳市第三粮库进了两吨原饲料。请不起饲料配制的技术人员，他便自己试着用电脑配制。由于这是第一次操作，他害怕配不好，会砸了“天地”的牌子，还特意跑到北京向丁云峰请教。

就这样，天地牌饲料从张铁生手里诞生了。然而没过多久，由于生产质量把关不严，天地牌饲料的氟含量超标，造成一些农民家里饲养的小雏鸡变瘫。消息传出后，供销商纷纷要求退货。为了稳住市场，张铁生立即停止饲料的生产，潜心研究新的饲料配方。一个星期后，他终于又配制了一种新饲料配方。

此时，国际知名品牌饲料——台湾大成饲料已进入沈阳市场，推销饲料的难度更大了。张铁生将天地饲料的价格定得比大成低50元，而大成销售到哪里，张铁生就跟到哪里。一年后，天地牌饲料在沈阳站稳了脚跟，到1995年，已经占据了沈阳绝大部分饲料市场。

1995年6月18日，金卫东再度创业，成立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后改为集团公司）。1998年初，天地饲料公司并入禾丰，张铁生以参股10%的形式，进入禾丰管理层。公司合并时，金卫东发现，虽然他和丁云峰之前退出了天地公司，但工商注册的股东仍然是4个人，这让他深为感动。

在禾丰办公时，张铁生基本都是乘班车上下班，在公司食堂吃饭。他是一个和善的人，在公司董事会上，他话比较少，不苟言笑，对有关公司发展、员工利益等大问题，非常严谨，公司上下对他都很尊重。张铁生对衣着不讲究，往人堆里看去，几乎不能一眼把他找出来。据禾丰的一位老员工说，在看到网上的热议之前，大家并不知道张铁生就是昔日的“白卷先生”。这正是经历过大起大落后张铁生的理想：“我是个平凡的人……这些年拼命干事业，决不是在努力向世人证明什么，只是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谁是薄熙来事件的直接受益者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2/07/201207050556.shtml
 
北京时间2012年7月05日  明镜网不久前披露，上海官场包括市委和市政府，都希望孟建柱能在十八大后重返上海工作。如果孟建柱能重返上海，也就圆了他和上海官场十年前的一个期望。如果在2001年孟建柱升任上海市长，那么，陈良宇就没有机会了，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连锁反应，上海政坛和中国政坛的历史就要重写。尤其是陈良宇要不出事，习近平就没有机会空降上海；习若没去上海，能否在十七大升为王储，就很难说了。
    
　　北京政情观察人士指出，孟建柱重返上海，就像他也许会晋升政治局常委一样，都是有可能的。 (博讯 boxun.com)

　　也有分析认为，现任上海市长韩正扶正的可能性极低，因为韩在上海的政治根底太深，让其担任市委书记不会有利于上海的进一步发展，也不符合现代官员晋升的特徵。而孟建柱重返上海也不会一帆风顺的，“其中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江泽民和江派阵营。”
    
　　当初孟建柱和陈良宇竞争时，江泽民就偏向了陈良宇，尔后孟建柱又被认为投靠了胡锦涛，导致江本人和江派人马对孟都有很深的芥蒂，尤其是江泽民的侄子吴志明，还是现任上海市委委员、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武警上海总队第一政委。据上海官员透露，吴对孟不理不睬，孟对吴也很有意见，心里憋着一股气。
    
     据上海官员透露，江泽民和俞正声都已表态，力挺韩正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委消息人士2012年1月初曾向《外参》透露，“12月末，江泽民曾对上海老干部明确表示，他支持韩正接任上海市委书记。江当时还评论说，‘韩是上海未来的希望’，‘是最瞭解上海的人’……”。
    
     上海市委消息人士还透露，即将离开上海的俞正声也在私下表示，韩正这几年对上海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为了上海的稳定和持续发展，韩正应该是下任市委书记的最佳人选。
    
     上海政情观察人士分析指出，江泽民支持韩正，是因为他不想看到孟建柱重返上海，如果让江在孟和韩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江当然会选择这些年来从未离开过上海的韩正，也不会选择“见风驶舵”的孟建柱。再说，这些年，韩正对江家在上海的利益多有照顾，与老上司江泽民和江家人都一直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
    
　　而俞正声力挺韩正接任市委书记，在上海政情观察家看来，则是出于自我保护，因为俞在上海的任期多说还有几个月时间，他想让韩正延伸自己的势力，保护或关照俞家在上海的关系和利益。
　　如此看来，韩正在十八大后升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机会还是很大的，虽然不是板上钉钉，但要比其它版本的传闻都更靠谱一些。北京消息来源告诉《外参月刊》：“如果韩正十八大后被扶正，进入政治局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不管韩正最终能否当上上海市委书记，从目前的中南海新一轮人事布局大调整来看，“北京市长郭金龙和上海市长韩正，还有北京市委副书记王安顺等人，都是薄熙来事件的直接受益者。”前文提到的政情分析人士对《外参月刊》强调说。▲◆★●■☆


《华尔街日报》：中国神话即将破灭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594

   2012-7-4：过30年平均每年10%的增长之后，中国高铁速度一般的经济增长正在大幅放缓。长期作为中国经济奇迹首要引擎的出口增长因欧洲和美国的问题而受阻。工业产值的增长同样连续数月减速。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可能会降至8%，之后可能还会进一步大幅下降。虽然最近公布的降息措施和已经十分庞大、又进一步加码的政府基建支出有可能推迟审判日的到来，但在我们看来，中国高增长概念或许正在瓦解。

　　野村国际经济研究部(Nomura Global Economics)去年年底发布了一份综合性报告，题为“中国风险”(China Risks)。根据这份报告的描绘，至少在一种可能情境之下，中国的增长率将下降一半，至不足4%的水平。

　　貌似坚若磐石的中国高增长概念正在显现越来越明显的裂痕，很有可能使中国无法在不远的将来赶超美国，甚至是永远也不能赶超美国。这不由让人想起25年前，当时日本经济正繁花似锦，然而却即将进入长达20年的低迷期。

　　最直言不讳的中国怀疑论者要数华尔街做空大师查诺斯(Jim Chanos)了。过去几年他做空重要中资银行、房地产开发商，以及作为中国固定资产盛宴主要供应商的澳大利亚力拓(Rio Tinto)、巴西淡水河谷(Vale)等矿商。说话从不拐变抹角的查诺斯认为，由于银行系统不稳、作为整个经济体支柱的房地产市场即将崩溃，中国即将迎来一场盛大的硬着陆。他对《巴伦周刊》说，如果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即将到来的崩溃将达到迪拜泡沫崩溃的1，000倍，那还只是保守估计。

　　当然查诺斯这个调子已经唱了多年，而且事实证明，这类末日预言迄今为止无一成真。

　　总部位于波士顿的资产管理公司GMO的全球策略师钱塞勒(Edward Chancellor)在中国的未来这个话题上持有与查诺斯相似的看法。他说，唱多中国的人总是说，过去20年出现了八次经济放缓，每一次中国都实现强力反弹。但钱塞勒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说，我无法准确告诉你低迷期什么时候到来，没有谁可以准确预言；我所知道的是，中国拥有典型躁狂症的所有特征，这类躁狂症最后都将以悲剧收场──它就是一个让人不由不信的增长概念，诱使投资者参与注定将以不幸收场的投机，盲目相信中国政府能够安然度过任何周期，并过度投资回报不足、靠信贷扩张支持的固定资产。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甚至一些长期看多的人也在开始担心中国的未来，受人尊敬的亚洲学者奥弗霍尔特(William Overholt)就是其中之一。奥弗霍尔特曾在亚洲投行、智库（包括兰德公司(Rand Corp.)）和学术机构任职，现在是哈佛大学(Harvard)肯尼迪学院(Kennedy School)的高级研究员。

　　奥弗霍尔特认为，江泽民/朱镕基时代（1993年至2002年）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运动已在过去10年严重废弛，因此大型国有企业在寡头垄断、政府隐性担保、低成本信贷、税收减免和廉价原材料补贴的帮助下，在经济体中占据了过大的支配地位，如能源巨头中国石化(Sinopec)、电信巨头中国移动(China Mobile)、多元化企业集团北方工业公司(Norinco)和一体化钢铁生产商宝钢集团(Baosteel)等。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全国冠军企业不断挤压面向出口市场、创新能力更强的民营中小企业。

　　中国的国有企业同执政党在人事安排和财务上有着密切联系。在中国，权力和财富相伴相生：通过战略性安插在国有企业、咨询公司以及各类金融机构的亲属，一批贪婪腐败的“内部人”在流经中国经济的数量巨大的资金流中分一杯羹。

　　奥弗霍尔特表示，除非即将上台的习近平所领导的新一届领导班子能够遏制这种明目张胆的任人唯亲的行径，否则中国经济将面临长期停滞的前景，且可能比日本约20年前所面临的情况要糟糕得多。

　　日本进入经济死亡带的时候已经实现普遍富裕，人均年收入大约为中国的八倍（中国为5，000美元），而且在技术上也达到了更为先进的水平。

　　奥弗霍尔特继续说，我在各种学术文章和出版物上力挺中国经济增长已有30年，其中包括我在1993年撰写的《中国崛起》(The Rise of China)一书；当我们不知一股伟大的历史趋势是否可能改变时，我不想成为一个永远看多中国的人。

　　那么中国是否可能正在接近一个特殊时点──很多曾经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在这一时点突然出现经济减速甚至收缩的情况。1994年，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写了一篇带有预言性质的文章，名叫《亚洲奇迹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这篇文章近距离考察了当时处于衰退之中的日本以及高速发展的中国。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他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评论专栏文章来看，这位经济学家的观点时而不免偏激），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等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超常规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大力动员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生产力高得多的制造业岗位，同时在资本设备和基础设施上投入巨资（克鲁格曼用的是“要素的扩张”(expansion of inputs)这一说法），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注重效率、创新和最终的经济回报（也即每单位要素投入导致产出的增加）。

　　这种国家或政党主导的“人海战术”在一段时间内会产生效果并导致产出的大量增加。只要想一想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或五六十年代的日本你就会明白。但这些经济体最终都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也从未真正赶超过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更多地遵从自由市场原则，较少为自私的特殊利益集团所主导。

　　中国一直在大量增加对工业产能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支出。此前和亚洲任何一个经济体相比，中国飞得更高，跑得更快，经济高速增长所持续的时间更长。野村的报告显示，过去10年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超过40%，过去两年甚至超过50%。相比之下，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泰国在经济快速起飞阶段的上述比例均低于中国。七到八年之后这些国家的投资增速就开始停滞。

　　当然，投资支出迅速增长的同时消费支出却没有跟上。在这一点上，中国消费者吃了不少苦头，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的占比大约仅有35%。而在美国，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接近70%。在中国，多种因素导致了消费的萎靡不振。比如中国人很爱储蓄，因为大部分医疗成本和退休金要靠居民个人筹集。与此同时，银行存款利率被政府人为压低，远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

　　尽管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口头上承诺要通过向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型来重新平衡经济，但势力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却在阻挠此类变革。国有企业和其它国资占主导地位的股份制公司在非农经济的就业和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超过一半。这两类企业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力。

　　这些企业对其资源的利用也不是特别有效。按经济学界所谓“全要素生产率”（除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以外，管理技能和技术创新也被考虑在内）衡量，国有企业的效率远远低于民营企业。更何况国有企业还享有诸多特殊优势，如低税率、政府设定的低资金成本，水、能源和土地等资源可低价获得，以及环保和劳动安全法规执行宽松等。总之，国有企业对劳动力和设备的使用效率是越来越低下。

　　基础设施是中国投资浪潮波及的另一重要领域，这一领域或许同样在陷入回报越来越低的境地。GMO的钱塞勒谈及了高速公路系统车流稀少、机场容量一半闲置、以及国有高速铁路系统快速扩张(这是技术上的奇迹，但其票价不足以弥补成本)等现象。他把中国称作一个建设在不牢靠基础上的“梦幻之地”。

　　另一些迹象也表明近期基础设施建设浪潮当中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政治学学者、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指出，很大一部分投资资金流入地方政府或地方投资平台，地方政府或地方投资平台又把这些资金花在各种各样的建设项目上，从豪华政府大楼、道路桥梁，到特别开发区和高端购物中心，不一而足。不存在整体上的区域规划，所以很多设施被闲置。李侃如说，更严重的是，这些建筑大多是靠银行的三年期项目贷款建造的，而项目却产生不了足够的现金流来偿还利息、更不用说偿还本金了。他断言说，这种错配意味着这些贷款将不得不展期多年。

　　没有哪个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比城镇房地产市场更加突出。全国各地的空置高楼堆积如山。查诺斯的说法是，其他泡沫与中国房地产泡沫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和另一些怀疑派喜欢谈论“鬼城”，比如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在那里，街道和购物中心几乎空无一人，可住100多万人的楼房空置着。其他城市的卫星影像也显示出大量新建空置楼盘。上海和北京开发商经常把新建豪华高楼里的窗帘拉起来，像皇帝新装一样掩盖他们的悲哀现状。

　　这一切引起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经济学家拉迪(Nicholas Lardy)等中国问题专家的担忧。拉迪指出，去年住房建设对中国GDP的贡献率为9.2%。相比之下美国在2006年房地产繁荣时期的这一比例也只有6%。在主要经济体中，只有西班牙曾经达到过这个水平，而那正是在西班牙楼市崩盘前夕。

　　拉迪等人担心，如果居住类房地产的销量和价格大幅下降，中国经济将有可能严重受损。(截至5月份的八个月里，中国约70个主要城市的平均新房价格每个月都在下降。)钢铁、水泥和铜需求下降将使大量劳动者丢掉工作。拉迪认为中国25%左右的钢铁都用在了建造住房方面。

　　据拉迪计算，接近20%的北京居民都在本市拥有两套或更多套住房。因此如果楼市陡然下降，将对需要鼓励而非遏制消费支出的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负财富效应。

　　当然，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可能会使金融系统遭殃，虽然中国大多数按揭贷款购房项目的首付比率都比较高。一般来说，地方政府年收入的30%到40%从土地出售中获得，而从技术上讲，所有的土地都归政府所有。

　　土地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抵押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国有银行借款，然后用这些钱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事实上，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体系都被卷入到房地产投机活动中。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估计，中国的全部银行贷款中，大约有35%将承受中国房地产市场各种不确定性的影响。这个统计还不包括以企业经营名义举借但却被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商业贷款。

　　如果像一些社会学家断言的那样，人口数据决定一切，那么中国有理由感到忧虑。由于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据预计，从2015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将长期处于下降趋势，而15-24岁年龄段这一最重要的初入职场群体的人数下降速度最快。城市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一直以两位数的速率上升(2010年就增长了13.3%)，毫无疑问，这表明廉价劳动力从穷乡僻壤流向城市的速度正在放缓。

　　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增大也是一个问题。中国2011年的男女出生比例为120：100。因此，野村的报告显示，在未来5到10年里，中国不仅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经济增速急剧放缓的前景，而且因为越来越多的男性无法找到伴侣，中国的犯罪率可能会上升。

　　唯一能增加人们对中国未来信心的，恐怕就是中国金融系统的实力了。中国的银行体系控制着90%的金融资产。银行系统很大程度上归国家所有，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公司在中国银行系统有少量投资。从账面上看，中资银行的不良贷款微不足道。

　　即使中资银行陷入麻烦，别忘了中国央行还坐拥着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多数来自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些外汇储备可以应对任何银行挤兑或其他金融危机的发生。根据官方的数据，2011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大约为50%。2011年中国的GDP为7.3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的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了80%。

　　但是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政治学专家史宗瀚(Victor Shih)说，表象很可能具有欺骗性。史宗瀚在中国政府内部和外部拥有大量消息来源，他对政府报告、企业财务报表、银行备案文件和发债筹资说明书的分析比其他西方观察人士更加深入。

　　史宗瀚得出了几个结论。首先，如果把中国政府的直接和或然债务，以及国有银行系统、铁道部等各类政府实体、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以及国有企业交叉持有的大量债券这三者加在一起，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再增加两倍，达到150%左右，而且这个比例仍然在快速上升。

　　其次，金融系统中的不良贷款数量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因为听命于政府的中国银行系统会拼命通过将不良贷款不断展期来掩盖坏账总额。举例来说，有关部门为帮助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这四大国有银行上市而剥离的5，000亿美元坏账如今依旧待在各类资产管理公司的账上，但大多数不良贷款的账面价值并没有降低，贷款也没有多少被追回。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银行业面临的巨大风险在于流动性危机，这可能会让很多坏账像散发恶臭的搁浅鲸鱼一样被最终暴露出来。中国经济增长神话的任何闪失都可能导致境内外公司和投资者减少其手中所持有德人民币。这些公司和投资者只要通过余额转账以及巧妙地开具发票将资金转移至海外的方式就能实现这一目的。目前可以得到的最新数据4月份月度数据表明存在此类资金外流现象，当月中国的资金流出量超过流入量约110亿美元。流入中国的资金来自经常项目盈余和外商直接投资。

　　腐败的中共党员和其它富裕的中国人所抽逃的资金也足以令中国自夸的由3.2万亿美元外储构成的安全网出现漏洞。美国西北大学的史宗瀚估计，中国最富裕的1%家庭所积聚的流动资金和地产价值高达5万亿美元。澳门的赌场以及中国银行体系的漏洞为这些资金逃出国门创造了大量途径。

　　虽然只有重大的政治动荡才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但有关部门似乎如履薄冰，过去两年中国在国内安全方面的花费要高于国防开支。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互联网监管以及政府对异见人士的压制令不满情绪持续发酵。在包括中国中产阶级在内的很多人看来，中国的社会体制是为新世袭贵族和其他“局内人”的利益服务的。

　　甚至就连中国的研发活动，其内容也更多涉及窃取知识产权、从事工业间谍活动以及对西方企业的网络攻击，而不是同外国公司开展真诚的合作。

　　中国政府已将其执政的合法性与它实现GDP无止境高速增长的能力联系在一起。不过未来几年经济的高速增长越来越难以实现。事实上很多人说，如果GDP增速达不到7%可能产生社会动乱，因为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有可能无法为每年数百万迁移到城市和工业区的移民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或许今年晚些时候上台的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能够推行很多结构性改革，以遏制势力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同时为中国社会引入更多公平。

　　说到这一点，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下台或许具有一些启示意义。对薄熙来被撤销重庆市委书记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的一种解读是，这显示中共不能容忍特大腐败行为。另一种解读是，高层担心他的政治野心过大。薄熙来已故的父亲曾是毛泽东的得力下属。

　　综合上述所有因素，中国通过解决自身各种问题而实现成功的可能性确实不大。来源: 华尔街日报▲◆★●■☆


巴沙尔提交权 中俄惨被西方再次“诱骗”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596

   2012-7-4：动荡难平的叙利亚局势再次迎来“拐点”。叙利亚问题“行动小组”外长会议6月30日就叙利亚成立“过渡管理机构”达成一致，西方大赞会议为“后巴沙尔时代”打开了道路，因为俄罗斯和中国也加入到“呼吁在叙利亚成立新政府”的行动中来。但中俄认为，会议最后通过的公报并没有将巴沙尔从“过渡管理机构”中排除，而且中俄只“认同叙利亚人民政治自决”。不过在面对国内局势的恶化以及国外势力的介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Bashar al-Assad） 7月3日明确表示可以有条件交权。目前来看，虽然中俄在叙利亚问题上与西方鏖战多日，但在“过渡管理机构”的掩护下，还是难逃被西方“诱骗”下场。

　　叙利亚不满中俄出卖

　　6月30日，在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安南（Kofi Atta Annan）严厉警告各方后，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及卡塔尔、土耳其、科威特和伊拉克等国最后达成协议，将在叙利亚成立一个过渡管理机构，促进政治过渡。事后，西方大赞“俄罗斯及中国与美国一道呼吁以过渡机构取代巴沙尔政府”。美国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Rodham Clinton）则明确表示，华盛顿看不到巴沙尔会在过渡中有什么作用。“巴沙尔必须离开，我们在这里做的一切就是要去除他及其他手上沾有鲜血的人继续掌权的幻想。”而其他西方媒体也将会议解读为“后巴沙尔时代”的开始。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其实是这次外交角力的获胜方。世界大国达成协议，同意在叙利亚成立过渡管理机构，但协议略去了此前草案中要求排除可能破坏过渡、危害稳定与和解的政府官员的条款，这是俄罗斯的胜利。而且，俄外长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对结果感到高兴，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巴沙尔应当下台，因为没有排除任何组织参加民族团结政府。而英国外交大臣黑格（William Hague）也承认协议是一份“妥协方案”。

　　叙利亚方面对这份“妥协方案”并不买账。叙利亚官方《复兴报》直言，日内瓦会议是失败的，与会国并没有超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范畴，因此称不上是扩大会议，而不基于叙利亚民众意愿的任何解决方案都是失败的，只有叙利亚人自己才能解决危机。与此同时，叙利反对派对日内瓦会议成果也不满意，叙反对派“地方协调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说：“叙利亚问题行动小组给巴沙尔再杀一年颁发了许可证。”一名亲政府的分析人士则表示，巴沙尔政府有自己的过渡计划——2014年举行总统大选，“这是解决国家危机的唯一办法”。

　　目前，对于世界大国通过叙利亚过渡计划，国际舆论一点也不看好。因为“过渡计划”并不能为叙利亚带来真正的和平，而更像是世界大国“瓜分”叙利亚之前的一次预热。很显然，俄罗斯力挺叙利亚的背后只为赤裸裸的维护自身利益，西方一心想推翻巴沙尔政府也有着同俄罗斯一样的目的。而在国际上，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关系。在各方利益得过最大满足后，叙利亚终将会步利比亚后尘残被“瓜分”。

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安南

　　叙利亚难逃大国魔掌

　　此次，叙利亚问题“行动小组”外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强调落实安南“六点建议”与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重申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必要性。并压缩了外部力量实施武力干预叙利亚问题的舆论和行动空间。《联合公报》还清晰传达了“叙利亚问题将转入政治过渡进程”的信息，明确提出“过渡管理机构”应在相互认可基础上吸纳叙利亚现政府、反对派及其他人士。但巴沙尔7月3日表示，“如果离任能完全调解国家危机，那么我一天都不会留恋政权。” 巴沙尔表态更多的折射出小国命运被大国左右的无奈。

　　当今世界，大国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大国的战略互信与协调合作关系到一些重大国际热点问题的走向。大国之间能否形成合力关键在于坚持什么样的原则，以什么方式解决问题。对于人道主义危机的强力干预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不同的授权方式不仅决定行动的有效性，也关乎整个国际关系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违反联合国宪章准则有悖大多数国家意愿，甚至会动摇联合国大厦的基石。叙利亚问题的解决也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探索。如果各大国拿出勇气消除分歧，联手进行有效干预，不仅将帮助叙利亚人民脱离苦难，避免地区局势的长期动荡，甚至有可能为今后制止类似的武装冲突找到一条新路，拓宽大国合作的空间。

　　在叙利亚问题上，最关键的不是要不要干预，而是怎么干预。目前，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凭一己之力解决危机，武力干预尚未成为各大国的首选。只有尊重叙利亚人民的选择，尊重事实，有理有据、平衡积极地向叙利亚各方施加更大压力，国际社会才有可能真正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外部大国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支持冲突一方，打压另一方只能是火上浇油。这也是安南“六点建议”与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迟迟得不到落实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长达16个月的暴力冲突埋下了巨大仇恨种子，冲突各方之间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没有国际社会的强力干预，流血冲突注定还要继续升级，政治进程难以开启。有效解决叙利亚问题，考验着冲突各方回归理性的勇气与重建和平的诚意，也考验着联合国安理会维护世界和平的行动能力。来源: 多维▲◆★●■☆


稳定压倒一切确实是金玉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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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 2012年7月5日电／当前，叙利亚危机似乎陷入僵局。几天前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呼吁叙利亚成立“过渡管理机构”，但该建议先后被叙反对派和政府方面拒绝。叙利亚的问题似乎只能靠武力解决，谁的拳头硬，谁能挺到最后，谁就是赢家。

　　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中国现代国家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的分析文章称，“大象打架，草地遭殃”，普通民众是乱局的最大牺牲品。自动荡以来，流血冲突已造成叙上万人死亡，大量平民沦为难民。联合国机构统计，目前在册叙利亚难民人数将近10万，实际人数可能远高于此。

　　叙利亚的政治变革如同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其转型成本远远大于收益。这种情况并非叙利亚独有。在也门、利比亚等国，由于权力更替“枪杆子说了算”，这些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充满动荡和磨难。

　　有媒体对这场“阿拉伯之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后认为，阿拉伯民众并未因此使其生活得到切实改善，而为这种“自由”付出的真正代价则是无法估量的。这些成本包括人员死亡、经济损失和人道主义危机等。

　　文章指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当地特殊的社会政治结构。许多阿拉伯国家部族意识十分强烈，不少阿拉伯人形成了一种“同心圆式”的政治认同理念：其忠诚对象总是沿着“家庭—部族—部落联盟—国家”的方向依次外扩，越往外忠诚度越差，感情越淡漠。

　　这种宗派主义、部族主义体现在政治生活中，一方面容易导致家族政治、任人唯亲和裙带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当权者对其他部族、教派充满敌意和不信任，在镇压其他部族、教派反抗时毫不留情。
 
在这些人的思维中，“赢者全得，输者全失”，当权者一旦放弃权力，可能意味着失去现有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因此争斗双方绝少出现相互妥协或政治双赢局面。

　　文章指，正是这种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使看似正常的政治抗议和权力更替，在这些国家会迅速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暴力镇压冲突。也门的萨利赫、利比亚的卡扎菲、叙利亚的巴沙尔等领导人，宁愿拼得鱼死网破也不肯放弃权力，就是担心一旦失去权力将被“秋后算账”。这种“零和博弈”，使许多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进程艰难，代价巨大，更使其他阿拉伯国家对政治转型望而却步，踟躅不前。

　　在某种程度上，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的困境在第三世界国家带有某种共性特征。由此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辩证地处理改革与稳定的关系。

　　文章称，一方面，当前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的混乱无序，以及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充分表明，稳定与改革本质上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起码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秩序，再美好的改革蓝图也是一张废纸。就此而言，“稳定压倒一切”确实是金玉良言。

　　但另一方面，稳定必须通过改革和发展才能得以维护。古语说，“户枢不蠧，流水不腐”。一个国家要保持强盛，一个政权要保持政治生命力，必须与时俱进，根据时代发展不断调整内外政策，始终坚定维护多数民众的权益。▲◆★●■☆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同意有条件辞职以拯救国家
http://news.stnn.cc/guoji/201207/t20120705_1758489.html

　　 2012-07-05 星岛环球网消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同意有条件辞职，以拯救国家。

　　中广网引述中国之声《全球华语广播网》报道，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确信辞职将有利于国家他会立刻这么做，他表示他作为国家元首的命运应由叙利亚人民而非其他国家决定，包括被他称为敌人和恐怖分子帮凶的美国。

　　巴沙尔在接受土耳其共和国报采访时说，如果他的离开能够拯救国家，他将毫不犹豫的这么做。但他指出相关决定应该由叙利亚人民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做出，巴沙尔表示不会允许外部势力干涉叙利亚内政，他对上月30日举行的日内瓦国际会议的结果表示满意，会议通过声明呼吁叙利亚当局建立囊括现政权代表和反对派的过渡政府，公报只具有建议性质，且没有提到巴沙尔应否进入新政府。▲◆★●■☆


矛盾的印度：粮食过剩，饥民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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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7-4：印度有两样东西过剩——粮食和饥饿人口。过去几年里，这个幅员辽阔的新兴国家粮食收成创下历史纪录，但这些粮食却到不了贫困者手中。

　　尽管过去几年粮食丰收创下纪录，但印度仍有约一半儿童营养不良。国家收购了大量粮食，但这些粮食非但没有到贫困者手中，成百上千万吨粮食还在露天烂掉。

　　在新德里城外的一个没有护墙的粮仓里，一袋袋面粉堆积如山，快有天花板高。但除了上面有个屋顶，下面有些木板外，就只有一些临时工在面粉堆之间阴暗、狭窄的通道里用扫帚驱赶老鼠和害虫。

　　临时工萨威蒂尔（Savitri)抱怨说，外面有许多人在挨饿，这里却有很多粮食在烂掉。她说，“政府应该对此负责，因为没有足够的粮仓。我们尽可能地去保护这些粮食，但如果粮袋放在外面，下起雨来我们就毫无办法。”

　　粮食白白烂掉

　　放眼望去，粮仓外面的地上还堆积着更多的粮袋，成千上万个。虽然垛得整整齐齐，但却完全暴露在骄阳下，没有任何保护，任凭季风雨的来临。一位大宗粮食商人说，一部分粮食已经在这里放置了四年之久。他说：“印度不是一个穷国。我们完全有能力满足人民的供给。但是政界却很腐败，根本不做任何事。一边是面粉在烂掉，一边是许多人在挨饿。为什么印度不出口多余的粮食呢？这会给印度带来财源。”

　　但是，按照世界市场的价格出口粮食将是一桩赔钱的买卖。印度政府为农业提供补贴，给粮食和稻米规定了较高的价格，而且由国家出面收购大部分收成。在连续多年丰收后，印度的国家粮库里堆放了8200万吨粮食。全球只有中国的粮食库存更大。但是，如果成百上千万印度人得不到粮食，不能安全储藏粮食，那么大的库存又有什么用呢？印度现有的粮仓只够存放6000万吨粮食，而且一些粮仓的条件很差。

大量粮食存放在露天，任凭日晒雨淋

　　援助资金流失

　　粮食问题专家德温德尔·沙尔马（Devinder Sharma）评论说，让粮食坏掉是忽视穷人的罪行。印度政府每年出资130亿美元支持中央管理的救援计划，为贫困的人提供廉价的基本生活资料，比如米和面。但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一半以上的资金都在臃肿而腐败的分配系统中流失。粮食专家沙尔马呼吁彻底改变这一制度，告别国家资助的过剩生产，让地方负起更多自己的责任。他说，“我们必须保护好每一粒粮食。让地方开始对粮食生产、储藏和粮食安全负责。圣雄甘地就曾说过，印度这样的国家不需要农业大规模生产，而是需要能够养活农村地区的农业。来源: 德国之声▲◆★●■☆


乐善好施成传说，中国捐助指数排名全球第140位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610

    2012-7-5  6月28日，民政部主管主办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2011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总额约845亿元，捐赠总量较2010年相比下降18.1%。红十字会接收社会捐赠约28.67亿元，占全国捐赠总量的3.4%，同比减少了59.39%。

　　捐赠量与当年灾害发生的次数有关，更与个人的捐助意愿有关。为了解各国人的捐助习惯，盖洛普公司曾在153个国家抽样调查19万5千人（各国样本数量与人口成一定比例，在中国大陆采集的调查样本数为2000人以上）。每个受访者需要问答三个问题：

　　一、过去一个月是否给慈善组织捐过钱；

　　二、过去一个月是否为一个组织做过义工；

　　三、过去一个月是否帮助过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

　　在中国，有以上三种行为的受访者占受访总人数的14%、4%和41%。这个水平是高是低？

　　英国的慈善援助基金会（CAF）根据盖洛普的调查结果，发布了一份《2011年全球捐助指数》报告，对各国人的慈善倾向进行打分和排名。在153个受访国家中，中国大陆排名第140位（2010年的排名为147位），与多哥、科特迪瓦和巴勒斯坦处于同一水平。台湾列67位，香港高居11位，美国则位列榜首。在美国，有以上三种行为的受访者分别占受访总人数的65%、43%和73%。得益于完备的慈善机制，美国最近五年的每一年慈善捐款总额一直维持在3000亿美元，全球范围内无出其右者，其中个人捐款占75%，企业捐款仅占5%。

　　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荷兰和加拿大这六个发达国家分列2-7位。但事实上，报告的结论指出，慷慨程度与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没有必然的关联。世行发布的人均GDP排名的前20个国家中，仅有5个国家进入《2011年全球捐助指数》的前20名。相反，斯里兰卡、泰国和老挝这三个发展中国家都挤进捐助指数排名的前10，分列第8、9、10位。

　　“乐善好施、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句话暂时可以放进大陆的历史书了罢。来源: 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