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军方已在南海常态战备巡逻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2/06/201206290351.shtml

    2012年6月29日 BBC中文网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回应记者关于越南战机巡逻南沙群岛的提问时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军事挑衅行为。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说，在中国军队在管辖海域已经建立了常态化的战备巡逻制度。
    
    在周四（6月2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日越南空军派出了巡逻机飞往南沙群岛进行巡逻侦查，单方面挑起南海紧张局势。请问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采取了哪些相应措施？” 另有记者问，“中国已批准设立三沙市，如果越南战机在所谓的巡视过程中入侵三沙市领空，中国军方如何应对？”
    
    耿雁生表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军事挑衅行为。
    
    他说，中国军队始终肩负着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职责任务，这与三沙市的设立与否并没有直接关系。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中国军队将根据相关规定采取相应的行动。    

冲突可能性
    
    一些学者指出，面对菲律宾、越南在南海日趋积极的主权宣示动作，中国大陆近日在南海划保护区和允外资参与开发，并驻军三沙市以宣示主权，这种“竞赛”让南海军事冲突可能性增加。
    
    虽然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黄岩岛对峙降温，但越南与菲律宾最近纷纷采取措施，宣示自己对南海岛礁的主权，包括越南推出海洋法把南海划入主权范围，又以苏27战机巡逻南沙，菲律宾在南沙群岛的中业岛兴建幼儿园等。
    
    大陆除了透过外交渠道向菲、越两国提出抗议，也积极展开“维护南海主权”的积极动作。
    
    继海南省日前宣布设立三沙市统管南海诸岛、并将设立当地军事单位后，又宣布在南海靠近越南的海域开放9个区块供外国企业合作探勘开发。
    
    越南则对中国的举动表示强烈反对和抗议。▲◆★●■☆


胡耀邦治丧手记：中共党内重要人物多面无表情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348

    2012-6-27 作者 : 章立凡  得益于位置便利，我有幸近距离观察到，诸位重要人物大多面无表情，倒是党外人士不大掩饰，周谷城不断地摘下墨镜拭泪。

　　1989年4月15日，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日子！这一天的中午，我听到消息说：“耀邦今天上午去世了！”北京时间晚七点整，耀邦的黑白照片出现在“新闻联播”上，残酷的消息被证实了。

　　吊客成了治丧人员

　　第二天一早，一些与胡家有交谊的年轻朋友们，筹划着联名在耀邦灵前献个花篮。大家按照分工，有的去订花篮，有的去买缎带，我的任务是在缎带上写字。中午时分，连饭也来不及吃，便匆匆来到中南海东墙外的会计司胡同25号胡家，约好的几个人已先期到达。两年来门庭冷落的胡家，此时大门洞开，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走进熟悉的庭院，马上被一种肃穆的气氛所感染。往日胡家会客的大客厅，现在已连夜改成家祭的灵堂。我们在哀乐声中鱼贯而入，到灵前肃立，行礼如仪后缓步退出。

　　出得灵堂，我提议去看看德平夫妇。好在胡家的几位工作人员与我相熟，没经过什么阻拦便绕到西厢房。一见到德平夫妇，同行的两位女士已是潸然泪下。众人在小客厅坐下，半晌相对无言。还是德平先开口，缓缓述说父亲临终前的一些情况……德平谈到，关于讣告，家属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加上耀邦是 “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此外，他还谈到，爸爸生前有一个愿望，就是中央对他的问题，能够有一个结论，没有也不强求。

　　当晚，我的邻居张凯（张德生之子）向我转达德平的意思，要我帮忙办些事：胡家希望保存一些悼念活动的资料作为纪念，但他们自己要轮班守灵，没有精力，希望能有一位朋友主持其事。朋友们提名了好几位，大约因为我是搞历史研究的，同他家又比较熟，最后选中了我。

　　德平兄要将此任务交付于我，无论私情公谊，都是义不容辞。于是从17日上午起，我便每天到胡家“值班”，除负责摄影、录像外，还兼作文字笔录，记载每日的情况及一些吊唁者的谈话，也帮助他们接待一些熟悉的朋友。

　　追悼大会前夕

　　4月20日上午，我在家稍事休息，下午仍去胡家。几天来络绎不绝的群众吊唁，使悲痛中的家属十分疲惫，故自今日起停止接待吊唁。胡家在胡同口立了一块牌子说明原委，请大家谅解。但亲近朋友的吊唁则不在此列。

　　耀邦的遗体将于今晚整容，然后由家属护送到人民大会堂，殓入水晶棺，在那里安放一夜，待明日追悼大会结束，再送至八宝山火化。下午5时40分，我刚刚领到第二天会场使用的记者证，就有人喊我马上出发去北京医院。赶到胡家通中南海的侧门，乘上一辆面包车，与耀邦次子刘湖、三子德华同往。小女李恒已在本日下午到医院探视过遗体，此刻遗体正在太平间解冻，等候儿子前往为他穿衣。

　　车队下午5时50分由中南海出发，在苍茫暮色中驶过长安街，转入台基厂，很快到了北京医院后门。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些身穿白衣的医护人员已在院内守候，不少人眼眶内充满泪水。趋入太平间，院长及著名的遗体整容师马燕龙教授已在室内静候。

　　走近灵床，心头顿时一震，昏黄的灯光下，耀邦遗体安卧在米兰、君子兰围成的鲜花丛中。他面色憔悴，嘴角有一层未剃去的胡须，神态安详，像是在享受辛勤工作后的小憩。如果不是遗体上未融的冰星在闪烁，真不敢相信这位生命力如此旺盛的人已经停止了思想……

　　默哀之后，白色的被单轻轻打开，刘湖、德华和马教授开始为老人家清洗遗体。接下来是更衣，这次耀邦穿上了崭新的白色圆领衫和两件白衬衣，加套西装背心和他喜爱的铁灰色西服。一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含泪将一条有棕蓝两色条纹的领带为他系上，领带下端有一个小小的圆圈，上面印着一个“N”字。下身是白色衬裤，用两条蓝色缎带裹住裤脚，再加西装裤。套在脚上的，是一双中式黑布鞋。

　　穿衣完毕，马燕龙教授细心地为耀邦修面整容，然后用白色丝绸被单装裹。一具有机玻璃罩的白色灵柩抬了进来，遗体被小心地移入柩内，盖上了中共党旗。刘湖、德华率家人向遗体三鞠躬后，众人退出太平间。

　　车队从东交民巷经天安门广场驶回胡家，已是晚间7时。晚8时05分，长子德平率全家子孙出发迎灵，先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稍事休息，然后到中央大厅与乔石、宋平、温家宝等治丧办公室成员会合，于8时30分离开人民大会堂，十三分钟后，车队驶入北京医院，许多记者已在院内等候，家属们趋入太平间，一见到玻璃罩下的遗体，顿时泣不成声……行礼如仪后，开始起灵，灵柩被慢慢移入灵车。

　　8时50分，车队驶离北京医院，于9时整抵达人民大会堂西南门。由大门台阶到中央大厅，用大红地毯铺成了行进通道。解放军仪仗队肃立在通道两侧，随着灵柩的缓缓行进，军人们依次向耀邦行军礼。中央大厅正面，悬挂着胡耀邦的巨幅彩色遗照。这是官方在这种规格的丧礼中首先使用彩色照片。这张照片是今年4月6日，即耀邦发病前两天，由记者杜修贤拍摄的。当时杜要求耀邦笑一笑，他回答说：“我怎么笑得出来？！”照片上的耀邦，左边的领角不经意地微微翘起，显示出逝者在衣饰上的随便作风，我注意到照片上的领带，与遗体上的一模一样。

　　9时10分正式入殓，人们将遗体小心地安放在底座上，马教授为遗体做最后的修饰，完毕之后请德平审视，他对遗容表示满意。入殓完毕，众人再度默哀行礼。胡启立等与家属握手告别，昏暗中，我注意到他眼镜后面闪动着泪花。

　　追悼大会会场

　　22日一大早起床，赶到胡家；8时30分提前到达人民大会堂踏看会场，等待胡家亲属的到来。

　　根据预先安排的时间表，亲属们将于9时15分由家中出发，进入大会堂北门，在台湾厅休息。他们在9时25分抵达后，我带领的摄制组即被允许进入台湾厅拍摄。厅内除李昭夫人及儿孙们，尚有耀邦的长兄胡耀福一家，姻亲安子文、王幼平家成员以及表弟杨勇的遗孀林彬女士等。

　　9时45分左右，李昭夫人率亲属前往中央大厅。起身时她大声告诫子孙们：“念悼词的时候，谁也不许哭！”这是一种自重和自律。

　　我随亲属们步入中央大厅，他们在耀邦遗体的南侧分排站立，并特别安排了两位临时护士搀扶照顾李昭夫人。9时55分，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等政要进入会场。

　　10时整，追悼大会开始。杨尚昆任大会司仪，接下来由赵紫阳致悼词。我特别注意到，对胡耀邦仍没有冠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个最高头衔，却用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一句；对于他在1987年下台之事，则用“自己错了，勇于自我批评”一句；末了，“化悲痛为力量”被念成了“化悲愤为力量”。

　　得益于位置便利，我有幸近距离观察到，诸位重要人物大多面无表情，倒是党外人士不大掩饰，周谷城不断地摘下墨镜拭泪。

　　这里面最值得记述的是邓小平。今天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身着黑色中山服，皮肤黝黑，头发似乎刚刚染过，没有一丝白发，显得比平时年轻。

　　悼词念完，默哀毕，邓小平欠身致礼。开始奏《国际歌》时，邓以一种轻快的步履迈出了第一步，用步距很小、频率很快的“小碎步”向灵柩和亲属走去。

　　此刻，我已转到亲属一侧抢拍镜头。为争抢到邓小平与李昭握手的画面，两位记者发生了争吵，这是以往同类场合从未发生过的，以致李昭不得不大声喊道：“不要吵！不要吵！”当邓夫人卓琳上前与李昭握手并请她保重身体时，李昭说：“小平同志也要多保重，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规律。”

　　党政要人们渐渐走过去了，但志哀的人群依然川流不息。这时有人宣布：为避免家属过于劳累，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安排悼念者与家属握手。李昭夫人随即举起双手向大家致意，两旁的护士几次想让李昭放下手，但她仍坚持着举手不肯放下。

　　此刻我发现一位有特殊意义的人物邓力群，正向这边走来。他走到水晶棺西侧向躺在里面的政治宿敌欠了一下身，用一种犹豫的目光向亲属方向张望了一下，最终不好意思上前，走开了。我赶紧按动快门，连拍两张。脑子里萦回起两天前于光远在座谈会上的话：“我真怀疑有人和耀邦就那么一贯有友情！？对一个活着的人尚且不能侮辱，死者能侮辱吗！？”

　　告别的人流走了一个多小时，追悼大会结束时，胡耀福走到水晶棺柩前，双腿不由自主地跪下，向弟弟告别。孙儿霁光向慈爱的爷爷献上了一条红领巾，爷爷手中还握着孙女知鸷的一条小手帕……

　　时近正午，耀邦的遗体被从水晶棺中移出，置入有机玻璃灵柩内，在哀乐声中起灵。在此瞬间，一直强忍着悲痛的李昭，泪水夺眶而出：“你是人民的儿子……”灵柩在礼兵的护送下，沿着长长的地毯通道抬出大会堂西南门。我看了一下表，时针指着12时04分。

　　送灵归来

　　长蛇般的送灵车队开出人民大会堂，沿长安街向西驶去……车队进入松柏掩翠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大门已是下午1时11分，这段平时只需二十多分钟的车程，竟走了一个多小时。

　　遗体即将在此火化。火化前将给遗体做两份石膏面模，一份由国家档案馆保存，一份交家属珍藏。李昭在子女搀扶下来到告别室。向耀邦作最后的诀别，她泣不成声地说：“耀邦，你走完了人生最后一个里程。现在我们为你送行。你走过多少大好河山，为了你所忠诚的事业，为了你为之奋斗的决心。你与祖国同在，你与青山共存……”诀别之后，李昭、胡耀福、小女李恒、长媳安黎等带领胡家第三代的孩子们离开了八宝山，留下德平、刘湖、德华等以及耀邦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这几位年轻朋友。

　　石膏模完成后，又为遗体作了最后一次整容，永别的时刻到了。孩子们依次走向遗体，亲吻慈爱的父亲，接下来是跟随耀邦多年的老秘书、工作人员。我不停地按动快门，拍下这震撼人心的镜头。此刻，德平走到我面前，接过我手中的相机，轻轻说道：“去告个别吧！”我含泪走到遗体前，庄严鞠躬，轻吻他冰凉的额头，默念：“耀邦叔叔，请您安息吧！”

　　白色的小车缓缓推向火化炉，沉重的炉门打开了，孩子们哽咽着为父亲最后一次梳头之后，白布被单遮住了逝者的面容。但谁也不忍心让他马上离去，对亲人的强烈依恋令子女们重新打开被单，最后一次瞻仰遗容。德平用一种平静而坚定的语气说：“爸爸还是很安详的。”

　　小车徐徐推入巨大的火化炉，炉门关上之前，我最后一次拍摄了遗体。时针指向下午3时……大家到京西宾馆用餐并稍事休息，然后再度出发迎接骨灰。

　　炉门再度打开，铺有耐火材料的小车从炉内慢慢退出。不见了逝者的笑容和身影，映入眼帘的是一簇洁白炙热的骨灰，这就是一位伟人的归宿。人们的神经继续忍受着情感的冲击，身旁一位小姑娘承受不了这样的刺激，闭上眼喃喃地说：“太惨了！”

　　接下来须将骨灰殓入红绸制成的骨灰袋，德平和弟弟们在骨灰中寻找着什么，原来是想找到耀邦在长征途中于娄山关之役所中的弹片。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或炉温过高，弹片已不复存在；唯一尚能辨识的物品，是两支已在高温下变了形的铅笔芯，耀邦有随身携带铅笔批注文件的习惯，这是一位工作人员昨天特地放在老首长西装口袋里的。

　　骨灰袋被装入一只有梅、龙图案的骨灰盒，在告别厅举行简单的仪式之后，德平手捧骨灰盒，在宋平、温家宝及亲属、工作人员的护送下步出大厅。自4月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病住院迄今，离家十四天的耀邦即将回家。

　　车队驶近胡家宅院时，警卫战士已在道路两旁列队迎接前任总书记的骨灰，胡夫人李昭站在宅门台阶上守望，等候老伴归来。骨灰移入灵堂后，被安放在鲜花丛中。李昭肃立灵前，率子孙举行家祭。她向共同生活了四十年的耀邦倾诉心声：

　　耀邦，你和我们永别了，尽管我觉得你还和往日一样，同我在一起一个东边一个西边地看书，你却走完了自己革命的历程，到了你应该去的地方。前几天，孩子们在我面前不敢哭，我对他们说，你们找个地方放声哭吧，哭了，可以抒发胸中的郁闷，哭了，心里就可以平静些了。

　　耀邦，你光明磊落，无私无愧，你是一个无愧的共产党员。你活着想着人民，你死了人民想念你，人民同你一起喜怒哀乐。人民这几天都在悼念你，送你的灵车时你看见了吧，人流似水三十里，天涯何处不招魂！人民同你的心是相通的，我看到了人民对你的怀念，我很受感动，我感到安慰。假如你有灵的话，我想你也会含笑九泉……

　　你得到了多少人民的眼泪呀！灵车到处肝肠断，无限哀思悼忠魂。人民事业人民爱，革命自有后来人（失声痛哭）。你死了不能复生，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人民会永远怀念你的……

　　有人说，你是火炬，有人说，你是红烛。我说，红烛伴随红泪尽，留得余辉照人间，你人死了，精神不死，你的理想一定能为人民群众接受。人生自古谁无死，忠魂丹心慰后人，你的忠魂丹心路人皆知，你的余辉和宏伟遗愿同照人间。人民对你的无限悲痛，人民对你的真诚哀思，将化为巨大的力量。他们会记着你的音容笑貌，记着你的忠实理想和你从事的宏伟事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好好劳动，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振兴出力！

　　耀邦，你是农民的儿子，还应该回到祖国母亲大地的怀抱。党中央已经同意我给你的安排了，你会高兴的。我们将把你送到江西共青城垦殖场。那里木已成林，人已成材，荒滩已逐渐成为现代化的小城镇。古代将领出征时常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们也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都进八宝山呢？让你同那里的青山、红梅和坚强的共青人一起存在。

　　你的理想同你种的树和草一样，都在茁壮成长，都会结出丰满的人民需要的果实，你会在青山绿树丛中长存，我们一家感到安慰，你也会含笑九泉……你的灵魂会保佑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

　　耀邦，我对孩子们说，党的事业，你爸爸的榜样，让你妈妈懂得了自立、自重、自爱、自强。你常说，革命伴侣岂需朝朝暮暮，年轻夫妻为理想比赛、共勉；对家庭的感情淡淡的来日方长，对党的感情浓浓的人生有限。你的少年壮志，终生力行，对我教育至深。我没有辜负你，我是你无愧的妻子。我教育我们的孩子，你们要无愧地工作，勤奋地学习，健康地前进，不准走歪一步，要无愧于这个家庭，无愧于做耀邦的子孙。

　　悲痛四月送君去，家庭五月新长征。新长征是你在科学院提出的。五月一日以后就得工作了，我们的孩子都要记住，努力工作就是对你最好的悼念。

　　耀邦，独秀红梅随冬去，落絮细雨泣无声，人生自古谁无死，忠魂丹心慰后人。耀邦，人民理解你，你安息吧！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


薄一波忘恩负义不被允许参加胡耀邦追悼会
http://www.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2/06/201206272358.shtml

2012年6月27日 文汇读书周报：近代史学者章立凡日前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的文章“胡耀邦治丧手记”，记述了他作为胡耀邦治丧期间悼念活动资料的记录者的所见所闻。在胡耀邦追悼会上，章立凡近距离观察到，中共党内重要人物大多面无表情，而党外人士不大掩饰，周谷城不断地摘下墨镜拭泪。

　吊客成了治丧人员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了。4月16日中午，章立凡匆匆赶到中南海东墙外的会计司胡同25号胡家。胡家此时大门洞开，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往日胡家会客的大客厅，现在已连夜改成家祭的灵堂。人们在哀乐声中鱼贯而入，到灵前肃立，行礼如仪后缓步退出。
    
     　章立凡从灵堂出来去看望胡德平夫妇。胡德平打破沉默先开口述说其父临终前的一些情况……他谈到，关于讣告，家属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加上耀邦是“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此外，他还谈到，父亲生前有一个愿望，就是中央对他的问题，能够有一个结论，没有也不强求。
    
     　胡家希望保存一些悼念活动的资料作为纪念，但他们自己要轮班守灵，没有精力，章立凡被选中承担此任务。
    
     　从4月17日上午起，章便每天到胡家“值班”，除负责摄影、录像外，还兼作文字笔录，记载每日的情况及一些吊唁者的谈话，也帮助他们接待一些熟悉的朋友。

　　追悼会上党外人士不掩饰悲伤
    
     　4月22日9时45分左右，胡耀邦夫人李昭率亲属前往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起身时她大声告诫子孙们：“念悼词的时候，谁也不许哭！”这是一种自重和自律。
    
     　9时55分，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等政要进入会场。10时整，追悼大会开始。杨尚昆任大会司仪，接下来由赵紫阳致悼词。
    
     　章立凡的文章表示，得益于位置便利，他有幸近距离观察到，党内诸位重要人物大多面无表情，倒是党外人士不大掩饰，周谷城不断地摘下墨镜拭泪。
    
     　时事评论家凌锋的文章表示，年近90的聂荣臻元帅坐着轮椅出席胡耀邦追悼会。刘少奇遗孀王光美和李昭的拥抱也很感人，因为胡耀邦和刘少奇都是党内斗争中含冤而死者，虽然程度有不同。

　　李昭对邓夫人：人总是要死的
    
     章立凡的文章表示，邓小平这天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身着黑色中山服，皮肤黝黑，头发似乎刚刚染过，没有一丝白发，显得比平时年轻。悼词念完，默哀毕，邓小平欠身致礼。开始奏《国际歌》时，邓以一种轻快的步履迈出了第一步，用步距很小、频率很快的“小碎步”向灵柩和亲属走去。
    
     当邓小平夫人卓琳上前与李昭握手并请她保重身体时，李昭说：“小平同志也要多保重，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规律。”
    
     　党政要人们渐渐走过去了，但志哀的人群依然川流不息。这时有人宣布：为避免家属过于劳累，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安排悼念者与家属握手。李昭夫人随即举起双手向大家致意，两旁的护士几次想让李昭放下手，但她仍坚持着举手不肯放下。

　　胡耀邦曾被批7天半 邓力群放重炮
    
     胡耀邦的追悼会上，章立凡看到特殊人物———邓力群，走到水晶棺西侧向躺在里面的政治宿敌欠了一下身，用一种犹豫的目光向亲属方向张望了一下，最终不好意思上前，走开了。章立凡赶紧按动快门，连拍两张。
    
     　2012年第5期《炎黄春秋》刊登该刊副社长、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杨继绳回忆前中宣部长朱厚泽的文章披露，胡耀邦1987年下台前曾被批7天半。
    
     　朱厚泽忆述，1986年12月出现全国性学潮，胡耀邦原想按照1985年的对话、沟通、协商办法来解决，但没有成功，还引起左派不满。
    
     　朱厚泽参加了批胡耀邦的生活会。薄一波主持，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会的有二三十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没有参加。第一个发言是余秋里。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一共讲了五六个小时。这两人是重炮。
    
     目前很多公开的报导说，邓力群逮到机会，凶神恶煞地批了好几个小时，端着一种不把胡耀邦批倒批臭誓不甘休的架势。
    
     　朱厚泽回忆称，批判耀邦的7天半生活会后就开政治局扩大会，邓小平只让通过公报，不让讨论。只有陈云作了发言。
    
     　1987年1月，通过“生活会”这种方式把耀邦赶下了台。胡耀邦下台表面上就是这个会，至于背后还有哪些秘密，就不得而知了。

　　薄一波忘恩负义不被允许参加追悼会
    
     　　时事评论家凌锋曾发表文章披露，胡耀邦家属拒绝忘恩负义的薄一波参加追悼会。
    
     　薄一波在批胡耀邦的生活会上，代表党内元老主持会议，实际上是对胡耀邦逼宫的公开政变。薄在会上率先发飙，恶语相加，拍桌子骂人，当众斥责、辱骂胡耀邦三四个小时，还归纳了“六大罪状”，迫使胡耀邦在第二天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辞职”下台。
    
     　胡耀邦女儿满妹在《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写道，在1977年前后，胡担任中组部长时，着手平反的第一大案，就是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当年胡耀邦还曾根据薄一波的请求，派秘书去薄家听了他的申诉；胡看到谈话记录后，当即写了好几页的批语。
    
     　平反问题并不是像人们想的那样简单，而是阻力重重。1978年，胡耀邦组织专人，对“61人叛徒集团案”进行调查，11月3日，中组部完成了调查报告，表示“61人叛徒案集团”是一桩牵涉极广的冤案。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期间，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风。”

    与会者的强烈要求推动了事态的发展。1978年11月25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大会上宣布：确认“61人叛徒集团”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讨论了这一问题，决定为该案平反，1978年12月 16日中央下发75号文件，1979年薄一波出狱。
    
     　出狱后，在1979年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薄一波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从阶下囚变成中共权贵人物，他最大的恩人就是胡耀邦。▲◆★●■☆


中共高层释放政法改革“探气球”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393

   2012-6-28：一般认为，自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始，中共对政法系统尝试改革探索、政法委可能面临“削权”的传言便不胫而走。而近日声势颇隆的征象即为曾在六四前后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一职的“政治老人”乔石意外“出山”畅言民主与法治，并以司法部原副部长佘孟孝和人大常委原副秘书长刘政“读后感”附之。熟悉中共政情者皆明晰“政治老人”讲话和出书所把握的时机均有特定的意义，港媒文章更称，乔石之高调露面实为中共高层观察外间反应而有意释放的“探气球”。

　　2012年两会后，原本极有希望晋级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薄熙来因王立军案发而被免职，《纽约时报》3月29日的报道曾引述知情者的说法，称当时中共高层曾向包括乔石等在内的党内老人寻求支持，尽管现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在对待薄的问题上有不同异见。

　　据称，薄案可能于十八大前最终定谳，在此之间一直备受关注的有关政法委的定位和功能的讨论亦可能对十八大后的中共高层人事布局产生影响。据信，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的席位可能由目前的9席削减为7席，政法委书记的职能可能被重新弱化乃至分解。实际上，政法委的权力是否过大，是否有人利用扩大地方公安的力量以行使和军队相近的权力，公安部和国安部是否相互制衡等等讨论，均是能否促成此项变局的关注焦点。毕竟政法系统维稳伴随着社会矛盾的积聚已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群体事件此起彼伏、诸如陈光诚等维权者遭地方打压等等一再猛烈冲击着政法部门的维稳角色，所谓创新社会管理职能究竟能否成为政法系统挽救自身窘境的“药剂”颇值得探索。

　　而曾身担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乔石处此时刻“现身”前台，高谈民主与法治，其中深意不言自明。《南华早报·大中华闻摘》在6月27日《政法委书记的权力如何制衡？》一文中称，官方喉舌大张旗鼓为乔石新作《乔石谈民主与法制》造势，除证明“政治老人”的功绩和影响力犹存之外，更重要的功能是现任领导人利用“政治老人”的讲话为自己的政治目的“解画”。因为有些议题现任者不宜站出来直接表态，以政治老人的话作为“试探气球”，令现任者有回旋馀地。

　　追寻政法委机构的创设轨迹，可以看出该机构的历任负责人大多由主管情治的中共要员出任，如彭真、康生、汪东兴、乔石、任建新、罗干等。现任政法委书记是周永康，其成员则包括公安部长、国安部长、司法部长、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长、武警司令，以及解放军总政部负责人，其最大的功能就是情报和维稳。

　　6月25日《法制日报》佘孟孝的“读后感”《记乔石同志在主管政法工作期间抓的若干大事》透露，关于政法委的功能（权力）中共内部有四种不同的看法：专政和执法机关；情报机关；协调信访和调解单位，缓解社会矛盾；宣传和教育单位。显然，前两种的定位具有实权，后两者只是务虚的协调。

　　乔石当时认为，政法委的最主要的职责是维稳。要维稳，就要四种功能（权力）的综合运用。可见，政法委今天的权力“膨胀”有其历史的根源。最明显的是，政法委书记利用公安系统掌控实权。

　　“南早”文章称，其实佘孟孝的“读后感”最叫人关注的是，乔石有关理顺政法委与政法各部门的关系论述。乔石明确表示“政法委不能代替和包办政法各部门的职责和任务……各部门要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政法委应当求实务虚论大事，主要研究社会治安的现状、趋势与应对新情况的对策和部署”。

　　换言之，政法委书记应是务虚的，不能代替（或行使）公安部或国安部等具体职能部门的职责。这应该是现任中共高层让乔石传达的最主要的意思，也是乔石现在出书的主要目的吧？

　　若如是，今后中共高层（政治局常委）人事安排中很可能就不需要单独一个人选负责政法体系，或者可以由他人（如人大委员长）兼任。

　　事实上，对于政法系统的整治早在薄王案件高潮期便开始酝酿了。从3月下旬至6月中旬，中央政法委组织6期培训班，对全国省、市、县三级3，300多名党委政法委书记进行了集中培训，实现了政法委书记培训全覆盖。规模之大、培训人员之多在中央政法委历史上是空前的。而最近媒体曝光国内有9个公安厅长或异地调配或空降任命，亦将有利于政法委书记权力的削弱。来源: 网讯▲◆★●■☆


传李鹏女涉薄案 专案组密查国电集团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392

   2012-6-28：近日有媒体报道称，谷开来已承认为了掩盖向海外非法汇款的犯罪事实，杀害了和她有不正当财务关系的海伍德。各界对薄案的关注再度开始升温。6月27日有传言称，由李鹏之女李小琳掌控的国电集团涉薄熙来谷开来案，被专案组秘密调查。

　　消息传言称，薄熙来谷开来在2011年由李鹏之女李小琳任董事长的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组建国电重庆分公司时非法获取个人利益。中国国电集团先前在渝仅有60万千瓦燃煤机组在运。后通过薄熙来的关系，国电获得了几个能源项目，并于2011年5月与重庆市政府组建国电重庆分公司。目前国电集团正受到薄熙来谷开来专案组的调查。

　　据称，目前的调查重点是薄熙来谷开来的个人利益是如何参与到重庆市与国电的交易中的，尤其是谷开来在重庆市并没有任何官方职位。目前调查仍然处于秘密阶段，但中共已经明确调查范围，即便国电集团在组建过程中有严重违纪行为，也只追究涉事个人的责任。来源: 网讯▲◆★●■☆


共产党成就了骆家辉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375

   2012-6-28： 行事低调的骆家辉屡被中共官媒高调批评，《环球时报》甚至发表社论，指责骆家辉“包藏祸心”“祸乱中国”。中国网民却讽讥《环球时报》等中共官媒，认为这些官媒不批评中国官员的贪腐、奢靡、官僚作风，反而批骆家辉蛊惑人心，是愚民言论和自欺欺人的做法。

　　不久前，骆家辉又一次上演“平民秀”，带领全家到桂林旅游，并未带保镖，也没有前呼后拥。当网民再次讽刺官媒赶快出来组织文章批判的时候，《环球时报》却语出惊人，发表了一篇《骆家辉的“低调”透出中国的自信与开放》的奇文，居然能够把骆家辉低调自由出行归结为中共的自信与开放。言外之意，中共打造了平安环境，骆家辉全家才能够不带保镖自由出行，换了在一些战乱国家，骆家辉就只能蜷缩在大使馆里瑟瑟发抖了！

　　这是什么荒唐逻辑，请见环球旷世奇文！

　　有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日前再次上演“平民秀”，他携全家赴桂林阳朔低调旅游，没有包船，没有保镖，更无交通管制。这则消息经网络传播引来了一片热议。

　　骆家辉的每次出行都很“低调”，似乎和他的前任洪博培有些类似。其实美国使馆的“低调”并不是从这两位开始的。早在中美尚未建交的上世纪70年代，老布什作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相当于大使）时，就常常和夫人骑自行车，在北京走街串巷，与老百姓接触交流。由于当时“外宾”稀少，他们的出行甚至引起中国老百姓的围观。不仅如此，老布什还到北京以外的地区参观旅行，访问工厂和农村，了解现实的中国。正因为老布什70年代的这段经历，当他以总统身份偕夫人再次访华时，时任中国总理李鹏特意送给他们两辆“飞鸽牌”自行车作为纪念。

　　和骆家辉相比，老布什似乎更加“低调”。或许是当时没有互联网的缘故，老布什的故事并不为众人所知。但无论如何，从老布什的“胡同游”到骆家辉“低调旅游”，无疑都透出美国希望更深入的了解中国，而中国对此也表现出一种自信和开放的态度。经历过历史上的风风雨雨，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应当更加“在乎”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国需要了解美国，美国也需要了解中国。中美之间的往来不仅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更是寓于广大的普通人之间。中美只有自信和开放才能促进双方真诚的沟通和理解。美国大使到中国各地“低调”走走看看，接触最真实的人和事，与中国普通百姓交流，这便是平常不过的事。相信骆家辉在“低调旅游”的过程中，也会真切的感受到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相比美国驻其他一些国家的大使，骆家辉也是幸运的。由于复杂的原因，美国国务院一直在为其一些驻外使领馆人员的人身安全感到头疼，而骆家辉和家人在中国的自由行却惬意而舒心，无需为自己的安全而烦恼，中国方面也不必为他的出行大费周折。骆家辉的轻松与中国方面的轻松，正是中国30多年来在自信和开放中成长收获的表情。

　　骆家辉无疑是外国驻华大使中最“有人气的”，他的出行无论多么“低调”，在网络上都会显得尤其“高调”。这种“低调”与“高调”之间的互动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莫名的逻辑关系。也许这却是骆家辉的“优势”，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多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的事情，促进中美交流和中美关系的发展。

　　在网络上，有关骆家辉低调旅行的事有着种种不同解读，对于骆家辉来说，或许这仅仅是一次家庭旅行而已，最多不过是公共外交中的一次小小的“实践”。然而，把骆家辉和家人的低调旅行与中国的自信开放结合起来，便是中美关系稳定向前发展最真实的一个细节。来源: 网讯▲◆★●■☆


中国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362

    2012-6-27 作者 : 亦忱 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对我们的祖宗留下的这个有着严重缺陷的官僚体制，进行从上至下深刻改良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们不仅要做到有效约束官僚阶层的法外自利性恶疾经常发作，而且要为官僚群体架设规范其上台和用权的栅栏与天花板，更要把中国的国民性由义务本位改造成权利本位，使“主权在民”的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得以生根乃至开花结果。

　　引言

　　中国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当写下这个题目之时，我深感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大，相信任何试图回答此问题的人，若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不仅会闹出大笑话，而且，会令人感到是个自不量力的侏儒，试图扛起一副常人挑不起的重担。

　　不过，对老朽这样活到了快60岁，来日也不算多的封闭社会的遗老而言，今日看了新加坡大牌华裔学者郑永年的写的《中国问题的本质》，再联系此前阅读的南京新锐学者袁剑写的《真实时代的错觉》之后，觉得自己即使胡侃，也大致不会过于离谱。故而，才敢汪洋恣肆在键盘上胡乱涂鸦。

　　下面，删繁就简，言归正传。谨从以下四个论点，来略论中国问题的实质。

　　一．中国的官僚阶层从从总体上而言，已经蜕化成了自利化无所不能的利益集团，此乃中国最核心的问题所在。

　　毋庸讳言，人就起本性而言，鲜有不自利的。常言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至于雷锋之类的克己为人的英雄，那是人类中的例外，否则，无需官僚们号召平民向他学习了。不过，一个人人自利的社会之所以会做到和谐安宁，我们可以通观任何一个开放社会，得出这样的观感：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任何人不管怎样自利化，只要这个人能受到公序良俗的有效约束，那是绝对不会成为损人利己的邪恶之徒。

　　可中国的问题在于，即使按照任何一位官僚口头上服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而论，中国的“公共权力是从社会中产生 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

　　因此，也毋庸讳言，仅仅以中国官僚们被人诟病的“公款吃喝”、“公款用车”、“公款出游”为表象的“三公”消费久治不愈来看，其自利化已经到了没有任何边界可以约束的荒诞境界。这无疑是那些滥权无忌的中国大小官僚们，在自利化毫无边界的制度环境中，日积月累制造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怪胎。

　　其实，我们还可以平心而论，对当下那些被揭露之后受到查处的贪官污吏们而言，其滥权作为谋取私利，更是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典籍上不载的骇人听闻地步。如今，像旧时代诸如“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传说，已经屡屡成为中国与时俱进的贪官们的笑话了。

　　如果说，中国的官僚阶层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掌权用权的根本出发点，在政治逻辑上并无什么值大惊小怪的意义，但中国官僚们自利到杀鸡取卵的地步，也实在成了人类历史上仅见的一种疯狂。

　　对此，我们通观中国各地近年发生的各种危机或群体性事件，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都指向官僚阶层的自利化这个最本质的问题。无论是诸如郑永年所论述的土地问题，还是各地“强拆”导致的恶性事件，其最深层的原因，都是那些沦丧了执政掌权良知和道义的官僚群体，为了追逐非法利益试图枉法自肥而引起。

　　二．在没有了皇帝对官僚阶层形成硬约束的历史条件下，所有滥权作为的大小官僚，都是在失去监督制约的前提下胡作非为，不受制约的权力成为中国最大的乱源。

　　对此，在最近30余年改革开放时代中第一个获得死刑的贪官胡长清临死前说的话，足以作为形象的注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我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如果说胡长清的个案尚不能以偏概全说明问题，所谓“重庆模式”的倒掉，则足以令所有关注中国实质问题的人怵目惊心了。

　　近日，在陈有西学术网上刊布了一篇由重庆某中层警官写的题为《重庆岁月：一个警察的独白》的文章。该文用洋洋13万言，详细叙述了重庆公安队伍，在王局长领军践行“重庆模式”的三年中，是如何制造了一场“三年浩劫”。虽然这位作者在文章中糅杂了过多的感情色彩，令此文的说服力大打折扣，但文中所披露的事实却不难查实，其桩桩件件，都彰显了一位大权在握且失去监督制约的公安局长，是如何在一位封疆大吏肆无忌惮的支持和纵容之下，究竟能危害多烈。遑论后来被揭露的薄谷开来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敢仗着乃夫的权势，而轻取一个外国人的小命如杀只鸡一样简单。

　　在通读此文之后，我们能不能这样说：践行“重庆模式”之所以不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正道而是一条邪路，从本质上而言，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那三年主政重庆的官僚团队，完全是一伙不受现体制约束，胡作非为滥权无所不用其极的史上最大胆妄为的酷吏团伙。相信任何对中国历史稍知一二的国人，在历史上都不会找到比薄王团队这种施政为人，会如此没有底线的官吏吧？

　　三．当下中国各级官吏的产生机制，已经倒退至连晋代都不如的门阀化、宗族化、帮派化、货币化的“四化”时代，中国官僚阶层从总体上而言已成营私舞弊的渊薮。

　　熟读中国历史的中国人都知道，两晋时代曾有过“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历史现象。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晋代其实还有个“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能堂而皇之遮人眼目。可如今中国的选官任官制度，相信任何读过冯军旗博士《中县调查》一书的人，都会对感到，中国令人侧目的“政治家族”现象所表征的吏治腐败，已经退回到科举制度产生之前的蛮荒时代。

　　按照《南方周末》在2011年9月初刊出的冯军旗撰写的《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一文中，曾引述中县一位官员所说的话来讲：“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对此，冯军旗写道：“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

　　对照冯军旗的观察，我们看看中国官僚制度所架构的权力金字塔顶端，看看那上面究竟活跃着多少达官显贵的后代，就足以确证当下中国的选官任官制度，确实倒退回了历史上最烂的时代，甚至连汉代的“征辟”、“察举”制度都不如。

　　如今，对那些以门阀、宗族、帮派、金钱为选官标准的官僚们而言，诸如遮人眼目的“民意测评”、“民主推荐”、“公开选考”，乃至“差额选举”的选官任官方式，早成了奉行权力私有化的官僚们罗致亲信或卖官买官的障眼法，所谓“野无遗贤”的历史佳话，已成了当下中国权场最荒诞的笑话。

　　四．中国人就其本质而言，其生存价值取向，是义务本位而不是权利本位，中国民间的改良力量在历史上从来就不值一提。

　　回顾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中国人历经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野蛮统治，其文化品格和行为模式，大都养成了以践行国家义务为价值取向的生存姿态，而不是养成了以主张公民权利为价值取向的生存姿态。一部中国历史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中国历来只有蝇营狗苟的臣民，却并无主张“主权在民”的公民族群，即使在近代，也只有游兵散勇似的个体，敢时不时地叫板强大的官僚体制。

　　实事求是而论，中国大一统的皇权专制的政治制度，无疑是初成于商鞅，而由秦始皇灭掉六国才大功告成的。当年，中华民族在秦王朝极度放任暴力的治国措施作用下，其文化品格便由秦始皇一举而锻造成型：“帝王至尊，以吏为师，恃强凌弱，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游戏规则由拥有最强暴力手段者制定，便成了中华民族最具特色的文化品格。”这种文化品格带给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最大祸害是，对当朝皇帝的倒行逆施，全国人民除了逆来顺受之外，除非这个帝王寿终正寝，便只能由另外一个握有更强暴力手段的人加以推翻，而代之以另一个家天下。

　　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零和游戏，对国民的心态改造是如此具有历史性的不可逆：中国人大都以义务本位作为自己的生存姿态，而不是以权利本位为生存姿态。只要历代统治者做了丁点让步，或施了一点仁政恩惠，则无不感恩戴德并感激淋漓。全然不知自己才是国家的真正的主人，更不知道“主权在民”是构建一个现代国家最根本的基座。

　　正是从这种国民的生存姿态看待中国问题的本质，我们才敢说这样的话，只要有什么样的平民，则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官僚与之对应。中国的平民与中国的官僚从本质上而言，才是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体两面。当中国绝大数人认为，只要有口饭吃，就是可以接受的命运安排，而因此抱着“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信条混完人生，我们这个民族对当下既有严重缺陷又有丰沛活力的官僚制度，就无法进行真正有效的改良，我们这个社会转型成一个具有宪政色彩的现代国家，还任重道远，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值得期待的指望。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你不可能指望呆在金字塔上层的官僚团队，全都抓着自己头发飞上天，更不可能指望任何一个官僚，会自觉丢掉那柄可以为所欲为的权杖而走向金字塔底层。

　　结语

　　三年前，南京知名青年学者袁剑在题为《真实的时代错觉》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只要中国以官僚利益为核心的这个体制存在一天，官僚及其同谋者的最大限度攫取就不会止息，直到这个社会没有资源可供继续剥夺为止。到此，中国历史也将完成又一次可悲的循环。

　　我们还可以看看袁剑对“文革”的另类观感，是不是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毛泽东对中国官僚体制的腐蚀和吞噬能力是非常警觉的。‘文化大革命’中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限制当时正在逐渐膨胀的官僚特权。虽然毛的专横、鲁莽和浪漫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将文化大革命仅仅归结为权力斗争的产物，却是对中国历史的另一种无知。从某种意义上讲，毛的革命是针对中国城市特权阶级的一次农民革命。或许正是因为对旧体制的荼毒记忆犹新，他才会在仅仅17年之后就接着发动又一场伤筋动骨的‘革命’。显然，毛泽东既没有宪政理国的意识，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治国之策，他那史无前例的‘革命’结局，只不过是官僚机构的又一次循环往复式的大换班，历史性的悲剧和灾难不可避免。匪夷所思的是，作为毛的后来人，邓小平也同样不能理解宪政理国的思想，当然也不会找到更好的办法来约束官僚体系。或许，创深痛巨的‘文化大革命’使邓从另一方面——利用底层民众的愚昧和迷信所发动的‘革命’换来的是破坏性更甚的官僚体制及其特权——吸取了相反的教训。于是，他将历史的钟摆狠狠地拨向了另一边，旧的官僚体系重新成为施政的依托。”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了：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对我们的祖宗留下的这个有着严重缺陷的官僚体制，进行从上至下深刻改良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们不仅要做到有效约束官僚阶层的法外自利性恶疾经常发作，而且要为官僚群体架设规范其上台和用权的栅栏与天花板，更要把中国的国民性由义务本位改造成权利本位，使“主权在民”的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得以生根乃至开花结果。

　　一言以蔽之，我们只有达致了这样几个目标，中国人的前途才是光明的，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才是有希望的。来源: 网讯▲◆★●■☆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20627/17283779.html

2012-06-27 中华网论坛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

    作者：梁文

    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 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两亿美元、五亿五千万美元和两亿两千三百万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三千九百万美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

    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十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三日和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向盟军投降。

    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八年的全面抗战。

    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三千五百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一千亿以上。

    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 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 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

    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一九四五年二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 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两百亿美元，其中一百亿归苏联，八十亿归英美，二十亿归其他国家。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 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样提出了赔偿要 求。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计立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两亿五千五百万、三亿、 七千万、四亿和三亿美元。

    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 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调查、 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五百四十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 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２５％，美国要求３４％，苏联要求１４％，法国要占１２％，澳大利亚要占２８％，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 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１００％。

    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４０％，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３０％，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 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一九四七年九月九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 的外交报告中仍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充分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

二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二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七月二十日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

    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这意 味着中国--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国家，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旧金山和会把中国关在了门外。

    毫无疑问，美国是策划将中国排除在对日集体缔约之外的主谋。此举的出笼与当时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及美国战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急于在世界建立“美国式的和平”，充当世界的霸主。但是战后实力同样强大的苏联以及在苏联影 响下在东欧建立的一系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打破了美国的梦想。美国便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下，纠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与苏联展开 角逐。于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经并肩浴血奋战的昔日盟友开始分道扬镰。至五十年代初，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此间发生的国际事件如中国人民解放战 争的爆发，东、西德的分裂以及朝鲜三八线的划分，无不被打上美苏冷战的时代烙印。其中，中国事态的发展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

    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一年，对中国人来说的确称得上是天翻地覆、江山易主的四年。这期间，点燃内战战火的蒋介石退踞台湾；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则 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化，美、苏两大战后强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苏联于一九四九年十月 立即承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极力否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执意拉扯着日趋末落的蒋介石政府。

    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就必须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新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选中了日本。一九四八年一月六 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 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

    一九五○年六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和中国先后的介入，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

    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召开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火药味极浓的气氛中提出的。

    但是，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 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 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 “应由日本去决定”。

    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的 作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七月十六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八月十五日，周恩 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将于九月四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

    然而，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九月四日～八日召开了有五十二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

    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起，特别是一九三七年七 月七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这几年对日寇的单独抗击的历史。同时，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 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 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定就是以日本人 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与一九四五年盟国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加重赔偿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因而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 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

    九月十八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 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 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二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

三

    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十一月二十六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 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 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政府的 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

    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和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 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３８％，而余下的２４％则是无所谓的。这样，吉田政府 便以民意难辨，难以作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论。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 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 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

    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更让台湾心惊。吉田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 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事后吉田还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

    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 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 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 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 偿内容。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有个小插曲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即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与美方交涉后，美国合 众社发了一个消息，内称顾大使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并发表否认声明，指称电讯报导有误等等，由此可见台湾 诚惶诚恐到了何种程度。

    由于美国当时出于反共目的，在亚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弃蒋的政策，因此，在台湾力争与日本签约的问题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五日，美国白 宫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笼关系之任何企图。”此后又于十二月十日，派旧金山和约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负责对日缔约的杜勒斯作为特使赴日，以促成日蒋 和约而对吉田政府施加压力。杜勒斯直接了当地要求日本与台湾缔约，并威胁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才“不情愿”地改变了态度。十二月二十四日，吉田表示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 和约。一九五二年一月三十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赴台，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

    一九五二年二月三十日谈判正式开始，至四月二十八日和约签字，前后进行了正式会谈三次、非正式会谈十八次，历时六十七天。谈判期间，日本方面又一次暴露了其阴险、狡猾的面目。

    战争赔偿问题是和约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根据中方起草的和约草案，在赔偿问题上只要求日本对中国提供劳务补偿，其他赔偿已经 放弃，这是台湾当局作出的重大让步，而且与旧金山和约的原则一致。但日本对此却坚决反对，蛮不讲理地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 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由于双方观点相差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 案，气焰嚣张至极。

    而台湾方面在谈判初期自恃有美国撑腰，认为只要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相威胁，便不难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态度甚为坚决。对中 方草案只作细节修改，重大原则毫不让步。谁知至三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先于三月二十日，操纵国会以六十六票对十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后于四月十六日宣布 旧金山和约将于四月二十八日生效。美国的行径对台湾当局来说不啻于背后一刀。因为美国国会承认旧金山和约，使台湾在对日谈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时， 美国限定了和约生效时间等于给了日本有力支持。因为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解脱了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了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这对台湾来讲极 为不利。

    在这种形势逆转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三月二十五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 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

    然而，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居然抓住台湾方面急于签约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 不谈判。台湾当局无可奈何，于四月十二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蒋、日和约的最后签字直到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才告完成，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 七个小时。

    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其相关内容仅是在和约以外的议定书中加以确认的。

    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

    日本国全权代表：“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然，即系如此。”

    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一九五二年五月五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 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允诺是 “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四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二十七分，当那架银白色的总统专机掠过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改善了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起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

    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变，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完电视转播的。

    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佐藤内阁深谙此理。尽管内心不满，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

    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相反，新中国早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便发表过迅速准备对日和约的社论。仅仅因为日本政府追随 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才导致中日两国长期的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 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回绝佐藤，一方面体现了欲擒故纵的外交策略， 一方面也是对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个惩诫。

    果然，六月十七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七月七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七月九日迅速 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七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这一 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 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高抬贵手。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 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一九七五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一 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

    “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 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 '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

    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一九五二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

    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

     “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 不能接受。我们经过五十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 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

    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 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二十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


香港回归15年成就大 矛盾也深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回归十五年来，香港在经济成长、政治发展、社会变革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证明“一国两制”在香港得以成功实施。

　 中评社北京2012年6月29日电(评论员　张建）国家主席胡锦涛今日至7月1日莅临香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15周年大会暨特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纵观香港回归以来，香港每逢重大日子或活动，中央领导人都来港访问，足见香港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中央政府对香港的重视。本届政治局9大常委中已经先后有国家主席胡锦涛（2007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2005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3年）、全国政治主席贾庆林（2006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008年）以及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2011年）等6人访问过香港，这在国家的地方区划中非常少见。

　　回归十五年来，香港在经济成长、政治发展、社会变革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证明“一国两制”在香港得以成功实施。经济上，回归以来，香港历经亚洲金融风暴、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经济冲击，经济发展一度受到严重影响。但香港在中央强力支持和自身积极应对下，凭借地缘位置、多元文化、华人网络、制度保障、国际平台等自身优势，不但有效克服危机，而且经济成长态势总体较好，国际地位得到巩固性提高，香港仍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2011年香港经济总量达到2429亿美元，内地和香港的贸易额从1997年的508亿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2835亿美元，贸易规模扩大了4倍多。香港人均GDP超过3.42万美元，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美国传统基金会则连续18年将香港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表的《2011年世界竞争力排名报告》，香港在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已超越2010年排名第一的新加坡，与美国并列榜首。

　　政治上，回归15年，香港政制稳步前行，政制发展进程在符合香港政治实际情况下正向基本法预定的方向发展。香港的民主、法制、自由等核心政治价值观念得到增强，香港的基本政治格局有利于香港的繁荣与稳定。2010年，香港通过了2012年政改方案。香港政制进程在经历多次挫折后，终于实现了向前发展，这是香港民主发展的标志性事件。香港的政治形势和政治生态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香港的民主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与此同时，香港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严重制约了香港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如在经济上，香港经济中的结构性制约因素仍然对香港的发展造成挑战。首先，易受外部经济环境冲击。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外向的城市经济体，受外围国际经济环境的冲击较大。当前外部经济环境动荡，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加剧了香港经济的脆弱性，严重制约香港经济的发展。当下美国经济疲弱、欧洲形势不稳、日韩经济萎缩、内地增速放缓等成为香港经济发展最大的外部负面因素，香港经济下行风险增加。2012年第一季度，香港经济增长只有0.4%，是2009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欧美经济的波动对香港出口造成的影响，需求减少。若欧美经济再度出现深度衰退，香港经济将面临冲击。

　　其次，经济发展结构不合理。传统上香港经济一直依靠金融、旅游、贸易和专业服务四大支柱产业。但近年来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畸形化，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基本经济结构过于偏重地产、金融等少数服务业。这种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以金融和地产经济等服务业支撑的经济产业结构，造成产业发展失衡、经济转型缓慢、泡沫化风险增大，香港经济依靠内部增长需求带动效应乏力。近年，香港卖地收入几近占到政府年度总收入的30%。香港经济的产业结构，以就业人数计算，服务业所占比重从80年代初的47%增至当前的87.5%，制造业则由41%降至4%；以实质本地生产总值计算，服务业比重由74%增至92.6%，制造业由17%跌到1.8%。因此，造成香港经济“空心化”现象。

　　政治上，香港政治生态复杂多变，政治争拗不断，未来政治发展仍存在挑战。

      第一，特区政府管治权威削弱。香港政府施政面临越来越多的掣肘因素，同时管治队伍僵化，管治手段缺乏，导致施政步履维艰，在多起经济、社会问题上应对失当、管治失效，引发民众对特区政府管治能力的严重不满。加之近年香港社会矛盾深化，社会流动性减弱，社会呈现碎片化状态，社会议题、民生议题普遍呈现泛政治化倾向，严重影响政府施政效率。

      第二，各种政治利益交织，政治内耗愈加严重。政府、立法会、政党各种利益交织、交叉，加之政治理念的差异，各利益团体的政治利益关系复杂，各种力量不断分化组合。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以及建制派、反对派内部都出现不同层次的分裂。近期一些事件对香港的廉洁形象造成冲击，政府要反思和进一步完善反腐机制。政治争拗影响经济、社会、民生问题的有效解决。

　社会问题上，多年来沉积的社会问题也已经严重影响香港社会的流动性和稳定性。

　　第一，香港阶层社会流动性缺失，阶层固化。畅通的社会流动性是社会活力的所在。但当前香港社会的分化、对立与矛盾导致社会畸形的撕裂现象出现。香港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流动性减弱，导致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凝聚力受损。贫富悬殊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和经济结构，特别是社会代际、代内的流动性不足。流动性缺失主要表现为社会低收入阶层向上的流动性减少。同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地产霸权、福利缺失等深层次矛盾错综复杂并日益恶化，直接影响香港的安定繁荣。

　　第二，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没有呈现正比变化。相关数据显示，香港回归以来，香港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上升了38.5%，其中属社会最上层10%的住户收入上升了近65%，但社会最底层的10%住户的收入却下降了22%。经济发展没能带来同步的民生改善，造成民怨累积。2011年，香港基尼系数高达0.537,显示贫富差距非常扩大。

　　在庆祝香港回归15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更应认真总结香港发展中的问题，未雨绸缪，掌握好香港再一个15年发展的航向。▲◆★●■☆


“邓小平模式”的命运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401

    2012-6-28：自从2012年2月初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醒目的现象：全世界最重要的媒体，不论是欧洲的、北美的还是亚太地区的，若是以国家来区分的话，关于中国的报道、分析、评论，上头版的频率最高。即便是以前不怎么把中国事务当作最重要话题处理的那些国外媒体，从今年2月份以来，也越来越多地把眼睛盯在与中国相关的事件上。

　　我们都明白，这个全球媒体“头版中国”的现象首先是因为今年从2月初开始，中国发生了颇具戏剧性的几个事件，早年学习传媒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不小心，就帮了“中国话题”一个大忙。如果把这几个事件理一理，可以看出一个更基本的全球深度关切在里边：国际上众多的分析家们，包括和国际政治相关的分析，更包括和中国的国内政治和法律相关的分析，都在关注中国最高层的权力转交以及这种转交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变动。国际上的分析家们尤其是主流媒体的日程，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南海敲定的——中国之所以经常成为国际媒体的头版话题，归根到底是北京曾经宣布今年年底要召开中共“十八大”。重庆事件等突发事变之后，“十八大”会不会按期举行、如何举行，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和政治流言的温床。

　　按计划应在今年年底前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它预示着：自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之后，三十多年以来有关中国党政最高层权力转交和人事安排的“邓小平模式”，已经走到了难以持续的关节口。这里所说的“邓小平模式”，不是指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总政策，而是专指中国最高党政权力的交替与人事安排的方式。这个意义上的“邓小平模式”，用一句很浅显的话来概括，其最核心和基本的思路，就是“开明专制”。持极端左派或极端右派政治观点的评论家们，可能有些人不同意这个概括。但我认为，将1970年代末以来关于中国最高党政权力交替和人事安排的方式概括成“开明专制”，基本上还是公允客观的。

　　这个“开明专制”的模式有一个基本的“战略高地”——其最核心、最要害的操作杠杆是，必须存在着一位独一无二的“开明专制者”（英文很清楚，是单数不是复数：Enlightened Dictator，参阅Norberto Bobbio，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pp. 158-166）。必须要有这样一位具体的个人高高在上，否则，“邓小平模式”就很难操作，维持不下去。邓小平本人从1970年代末开始，一直是按照这个模式来选择、安排中国党政最高层权力转交的架构和人事布局的。当邓小平在党内外、国内外威信最高的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的十多年里，他用这种方式来安排最高层权力和人事的时候，虽然不能说毫无阻力，但阻力不是大到让他的意志贯彻不下去的地步。

　　首要原因之一，是那个时候，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大部分人都认为邓小平是毛泽东晚年以来，即从1970年代初以来，最高层里惟一能使中国走出“文革”造成的深刻、广泛危机的政治家。终身研究中国高层政治的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多次对学生们说，虽然当年中国人从上到下痛悼周恩来的逝世，不过从中国改革的长远角度看，周恩来没有活过毛泽东反倒是件好事，因为周那样“举轻若重”、“如履薄冰、如履深渊”的人在毛之后，是缺乏足够的胆略去开创改革的大局面的；周只能对之作些小修小补，让毛体制苟延残喘（马若德：《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原中文译版，第435-482页）。

　　力图使中国走出“文革”造成的深刻和普遍的灾难，邓小平本人为此付出过相当多的代价（即“三落”），又没有完全被“文革”毁掉（即“三起”）。由此而来，他作为“开明专制者”来选择中国下一代甚至下两代领导班子的人事安排时，送出去的是一个不用讲得百分之百明白、但大多数人都能够“领会”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我邓小平是有超常的（superior）政治智慧、政治远见和政治判断力的首席操盘者。因为他自己具有这样的超常素质，那么在逻辑上顺理成章的就是，他最有能力来设定下一代、下两代可能的接班者中同样具有这些素质的人。他自己具有这些素质，这已经 “被验证过了”（proved），几次过关了。

　　这一点连中共领导层里资格比邓小平更老的陈云也不否认。1970年代末在讨论毛泽东之后由谁掌舵中国这艘又巨大又破损的船的时候，党内有些人提名陈云，因为早在1931年9月后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他就是其成员了，1937年12月成为正式政治局委员，而邓小平是在1955年“七届五中全会”上才补选入政治局的（详阅 Thomas Kampen，《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共领导权的变迁》，香港时代潮流出版公司译本；赵家梁和张晓霁：《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第1版）。但陈云公正地说，虽然我资历更老，不过我对打仗没什么经验，邓小平同志这方面经验丰富。考虑到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头号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军事战略方面的领导水平，还是请邓小平同志掌舵吧。

　　虽然邓小平是久经锻炼的“回炉精钢”，但他所选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只能说是潜在地具有他的那些素质，还有待“被验证”。当然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先是胡耀邦，然后是赵紫阳，只有“一起一落”。但直到现在我们都可以很客观地讲，1980年代邓小平挑选的这两个最高层党政接班人，在胡赵他们那一代里确实是最优秀的，虽然他俩各有自己的短处，综合地看，仍然是德才两方面最优秀的。

　　可惜的是，“邓小平模式”连续两次遭到严重挫折。这样的挫折在我看来，反映了“开明专制”内在的、难以摆脱的矛盾，就是“专制”和“开明”之间的矛盾。开明专制一定是具有两面性的，二者之间有着时隐时现的紧张关系。第一次是胡耀邦1986年年底下台，薄一波带头落井下石；第二次是赵紫阳1989年5月下台，李先念带头开炮。可以说，这两次都是“专制”越来越占上风、“开明”越来越占下风导致的结果。邓小平自己在1970年代末重新崛起的时候，人们希望他的“开明”越来越多，“专制”越来越少。但是，由于党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包括军事的、安全的力量（用列宁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术语来讲，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大支柱”），综合意义上的政治力量的对比，使“开明专制”的内在矛盾激化，越来越使“开明”退步，使“专制”高涨（胡绩伟：《胡赵新政启示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

　　可以说，1989年那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之后，对邓小平来讲，能够在他余生之内不让“专制”完全压倒“开明”，就成为他唯一有机会留下的正面政治遗产。这一点我们后来看得越来越清楚，在越来越多的回忆录、传记、文献、解密（不是指中国官方的解密，而是有关1989年中国大陆危机的美国、欧洲、日本、台湾保留的很多资料后来逐步解密）和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当时及其后的三、四年间，对邓小平来说，不让“专制”完全压倒“开明”，也就是阻止完全倒退到毛泽东治国路线，成为他余生的最后一战，战得异常艰难。

　　在1989危机之前和在那之后的两个阶段，邓小平在党政体系内的决策分量，已无法相比。我和一些体制内的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多次私下交流中，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估价，就是1989年危机之前，“邓小平模式”更像一个传统家族企业，他是大家长，别的人虽然也能讲讲话，但基本上是邓小平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一拍板，大事就定下来了，别的人可以有疑问和不满，却不能改变这个大家长做出的决定。但1989年危机之后，这个“邓小平模式”越来越不像一个传统家族企业，而像一个股份公司，别人参股越来越多了。

　　我们在私下讨论中都觉得，用这种公司治理模式来类比，很能说明问题。邓小平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大家长，而只是大股东，控股虽然超过50%，但不是80-90%那么大。1989年危机以后，在最高层权力交替和人事安排上，邓的“股权”可能就是50-60%，其他几位元老特别是陈云、李先念等，每个人手里都有“股权”，都能对大股东的意图和决策提出质疑甚至抗衡。粗略算了一下，陈云手里至少有20－25%的股份，他和邓加起来有80%；如果他俩不发生分歧，大事就能很快摆平，否则事情就不易搞定。剩下的几位次级元老加起来大约有20%的股份，他们若是和陈云一致，邓就得退半步。

　　邓小平在这样的“股份公司”架构下，在党政权力转交和人事安排上，不得已做了让步和妥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很多解密资料和回忆录中看到，江泽民并不是邓的首选，李鹏也不是邓希望长期做下去的总理人选。更多的消息表明，虽然邓小平是1997年2月去世的，但1992年“南巡”之后，至少从1994年开始，健康状况让他已不能过问一些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邓本人亲自操作“邓小平模式”也就是到了1993－1994年这个时候。在那之后，“邓小平模式”余威尚在，但已经不是邓本人在亲自操作。

　　问题就在于，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最高层里已经没有任何人像邓那样，够格成为一个新的“开明专制者”（是单数不是复数）。邓之后，这个独一无二的“开明专制者”没有了，越往后越不可能再生了，以后除非有人能够克服极其重大的危机和挑战，否则也出不了邓小平那样的大家长。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江泽民做了名义上的党政最高领导人，共做了13年。不论从他讲话的方式，还是从重大的国内和国际政策来观察，大家能看得很清楚，在邓小平身体不行、人还在的三年多时间里，江是非常谨慎小心的，邓“余威慑人”。

　　从1997年初邓去世一直到2002-2003年这段时间，江作为头号领导人才真正放开手了。那时候国内外分析家们提出一个问题：江有没有可能成为邓那样的人物？当时有一些人说“能”，国内多一点，洋人中也有，最有名的就是写《他改变了中国》的库恩，他是国际上最有名的江氏鼓吹手。这也是和库恩的商业利益相关的，他在中国投资，越做越红火。

　　今天的问题在于，邓小平之后的体系，要想以“邓小平模式”继续作出中国党政最高层的权力转交和人事安排，主客观条件越来越不具备，这才是从今年2月初到现在中国一系列事态背后的深层原因。国际上做政治学分析的、长期关注中国和类似体制（如俄罗斯及其他转型国家、拉美和亚洲不具有稳定议会民主制的国家）的很多人，都同意这样一种观察，就是目前的、即邓小平以后的中国，是“A dictatorship without a dictator”。

　　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翻译成中文时却容易引起混淆，得稍做点解释。这里的dictatorship是现代的而非古典的定义（古典意义上的这个dictatorship体制是很正面的），它的现代定义涵括了所有那些与普遍民主制对立的政治体制。应用到当今的中国，无论是在列宁主义的话语系统里，还是在其他流派的话语系统里，大家都知道它指的是一党专政制度。而以上那个短语中的dictator则既是在古典的、也是在现代的定义上使用着。我们晓得1949年之后，没有哪个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乐意被称为dictator，不管他本人是不是。但这个词的精确汉语翻译是“独裁者”，可以看看1949年之前的文献，那时的翻译是准确的。为什么翻译成“独裁者”？“裁”是决策过程，“独”是“一人”的意思；解释得更细一点，就是“一个单独的、最重要的决策者”，这才是准确的涵义。所以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国际上被认为已经没有一个dictator，但仍然是个dictatorship，麻烦就越来越多，操作起来越来越困难。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中国今天还有1989年危机前的邓小平那样的一个大家长式的人物，高层虽然对“十八大”人事有多种意见和多种名单，议论纷纷，只要邓小平一拍板，谁应该进中央常委，谁不应该进，如果邓真的坚持，虽然有别的不同意见，这个事情基本上还是会按邓说的确定下来。但麻烦的是中国已经没有这样的“单独裁决者”了，所以才会有薄熙来那样的发飙发狂状态，就是他很不服气：为什么我不能进常委，为什么我不能接班？不论对薄熙来这个人和他的政策怎么评价，但他站在他的家庭背景上，觉得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他才不断造势炫耀，对外“唱红”，说他是“招摇过市”也行。可以想像一下，如果邓小平还在世，这些状态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当今中国的问题是，存在着一个dictatorship，而又没有一个dictator（“单独裁决者”），发生这些事关最高层权力交接的争议和对抗，该如何裁决？

　　薄熙来力图对中共最高层权力的交接过程，加进去一些他自己喜欢的运作方式，他差不多已经做到三分之二了。但他“价值实现”的最后一跳，借用马克思描述商品流通的话，也是他“最危险的一跳”；跳成功了是超额利润，跳跃不成就是鸡飞蛋打，薄熙来的结局是后者。所以我们现在要问一个基本的问题：“邓小平模式”越来越难以运作下去，该怎么办？这乃是下一篇评论讨论的中心问题，也是全世界都在问的一个问题。来源: 《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