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反腐未有穷期，制度建设需给力
http://opinion.news.cntv.cn/fanfubai0624/index.shtml

社论 2012年6月24日：在今年初召开的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中央再次将深入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提到重要位置。观察十年来的反腐倡廉之路，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和把握反腐倡廉建设规律，不断完善反腐倡廉工作方针，既坚决惩治腐败分子，又努力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坚持惩防并举的方针，把惩治与预防始终贯穿反腐倡廉全过程。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多年来，反腐倡廉一直是公众最关心的现实命题之一，前不久，中央党校发布的舆情报告显示，公共安全与反腐最受关注；在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联合举办的“两会人们最关注什么”网络调查中，反腐败连续多年排名第一。毋庸讳言，反腐，既攸关党的存亡，也关涉民生，关系到公众对未来的信心。

反腐倡廉十年路，取得明显成效，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坚决查办违法违纪案件，严惩大量腐败分子。仅以十六大至十七大期间为例，全国纪律检查机关共立案677924件，结案679846件，给予党纪处分518484人。

二是，制度建设愈加健全，反腐与预防紧密结合。从《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到《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工作规划》，从《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到《关于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一系列制度建设，让腐败分子围困于制度篱笆，更重要的是，为反腐倡廉摸索出了较为成功的预防之路。

反腐未有穷期，仍需制度给力，这就需要继续加大反腐力度，不让腐败分子有可乘之机、有侥幸心理。某官员落马后，曾如此赤裸裸地说，反腐败像“隔墙扔砖头”，砸着谁就是谁，他只不过被隔墙扔过来的砖头正好砸中。扔砖头论也许偏颇，但这些腐败分子之所以如此认为，是怀揣着侥幸心理。而有些腐败分子还形成了非制度化生存。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在某农业县挂职发现，当地不少官员按制度“都应该受处分”，但偏偏能够安然无恙，一大秘诀就是和纪检部门搞好关系，而纪委办案更是信奉潜规则，有些问题是一定要查处的，有些问题则是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即使涉及一般也要规避。制度尊严不容亵渎，法律威力不能休眠，对腐败分子应继续依法严惩，不让其成为漏网之鱼，他们自然也就没有侥幸心理。

这就需要继续加强全方位监督，让权力不敢妄为。十六大以来，中央既重视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又重视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既重视党内监督，又重视党外监督，初步形成了对权力运行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完整而有效的监督制约体系。从现实看，这些监督是行之有效的，但还应该看到在有些地方，监督被虚置，一大表现是，“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如何破解，引入外界监督，让舆论监督。事实上，中央构建的监督体系已经包括舆论监督，但面临的一大问题是，舆论监督常常无处下手，为此，应确保权力运作透明，官员信息透明。正如有学者所称：反腐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权力公开，权力应该在阳光下运作，这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具有决策权的领导干部，家庭财产公开透明，个人透明，职位权力透明，二是政府行政权力透明。

这就需要从涵养官德入手，提升官员对制度的敬畏感。前不久，中国首部官德丛书面世，其中提到，新型官德体现在六个方面：为民、忠诚、务实、公正、清廉、修己。应该说，这六大方面本应是官员的基本素质，是每个官员都必须具有的道德水准。但遗憾的是，有少数官员既做不到为名、忠诚、务实，也做不到公正、清廉、修己，有时甚至连不腐败也做不到，官德堪忧。荀子说：“肉腐生虫，鱼枯生虫。”苏东坡也认为“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很显然，如果一名官员不修官德，必然走向腐败。严防官员腐败，既需要官员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也需要制度不断监督、有力监督、严厉监督，这是因为道德自觉是靠不住的。

这就需要继续强化预防，从根源上祛除腐败冲动。反腐贵治“未病”。古人说得好，“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道理很素朴，别等腐败分子成为了巨蠹、硕鼠才惩治，构建严密的制度监督，让其根本就无法贪腐，也不想贪腐，这比事后惩处更有意义。目前，中央已经进行了严厉的预防腐败体系，这种体系不断发力，落实到位，官员才能从根本上祛除腐败冲动，用好手中权力。

应该理性看到，反腐败不可能一蹴而就，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没有真正杜绝腐败。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对腐败分子零容忍，在制度建设方面毫不松懈，这是确保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途径，也才能更好地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中国正研千吨推力运载火箭　预计两年后首飞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2-06-24：中国系列运载火箭

　　中评社北京6月24日电／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梁小虹透露，我国千吨推力的运载火箭正在加紧研制，预计两年后首飞，而运载能力上百吨、是现役运载火箭五六倍的重型火箭也进入论证。

　　在起飞推力为600吨的长征2F运载火箭顺利将神州九号送入太空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梁小虹透露，我国自行研制的1100吨推力的火箭长征5号已经在研制生产过程中，赶超目前发达国家重型火箭的运载能力：

　　梁小虹：我们现在低轨道大体是十吨，高轨道大体是5吨。发达国家它的低轨道大体是二十吨，高轨道大体是十吨，正好比我们大一倍。而我们的将于2014年首飞的长征5号火箭的低轨道可以达到25吨，高轨道可以达到13吨。就和质子号、能源号、阿里安火箭都同步了。

　　在此基础上，推力3000吨，运载能力百吨以上的重型火箭也已经在论证当中：

　　梁小虹：8米直径芯级，3米35直径的助推器，火箭从这头到这头15米直径大家伙。8个发动机同时推动，3000吨起飞，非常大的火箭。

　　重型火箭的研制成功将满足未来我国空间活动的所有需求：

　　梁小虹：你不管是深空探测还是登月，还是火星探测，我都可以满足。不仅能满足未来国内的对航天事业的需要，也能够满足国外所有的发射需要。▲◆★●■☆


司法部原副部长忆乔石主管政法工作期间若干事
http://news.stnn.cc/china/201206/t20120625_1753994.html

    2012-06-25星岛环球网消息：《法制日报》25日刊载司法部原副部长佘孟孝文章《记乔石同志在主管政法工作期间抓的若干大事》，内容如下：

　　乔石同志是我最尊敬的老领导。最近读《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一书，我十分激动，十分高兴，备感亲切。它把我带回到那难忘的岁月，我在乔石同志领导下工作、聆听他教诲的情景又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乔石同志先后当选党的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党的中央联络部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当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无论在哪个领导岗位上，思考问题总是从全局、大局出发，从战略和长远目标出发，有大思路、大观点、大构想，有预见、有创见、有远见。他最坚定、最忠实地贯彻执行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他总是坚持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断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之路和创新之策。即使遇到阻力、障碍，也从不动摇，从不退缩，始终坚持朝着正确方向往前走。

　　乔石同志是民主法制建设和反腐倡廉的践行者。他一直认为民主法制建设是治好国家的必由之路。他提倡学习和借鉴国际的成功经验，但反对搞“西化”，照搬别国的模式，主张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并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国家。他一直认为反腐倡廉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保证。他一贯主张要从源头上解决权力的监督问题，使所有掌权者，不论职务高低，都要受到各方面多渠道的监督，使权力只能依法为民服务，而不能为己谋利，这样才能使腐败现象无法成风，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

　　乔石同志是为民服务、为民造福的楷模。他一直把不断发展经济，不断增加人民的收入，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看作是自己应尽的基本责任。在他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时，我经常随同他到基层去作调查，他最关心的就是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他经常事前不作安排，临时停车走到农民、工人的家里，看他们的吃、穿、住、用，了解他们子女上学、有病治疗的情况，倾听他们对生活的需求。他跑了很多地方，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浙江省的“民富”，家家户户普遍过着好日子。他深有感触地说:“民富得民心，民富促国强”，“民富了，才能增强民众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热爱，才能增强民众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国强与民富要两者并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1985年乔石同志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主管政法工作。我当时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是与乔石同志接触较多的部下。现在回忆起来，这段时间里，乔石同志出了许多好主意，抓了许多大事，做了许多实事，开创了社会长期基本稳定的新时期。

　　一、引导全党全社会重视社会稳定

　　乔石同志早就深感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他察觉到有些人不但忽视稳定，而且误把稳定看作是改革开放的“绊脚石”，错误主张“改革就要对一切少管、不管，开放就要对一切放宽、放活”。所以，他思索再三，反复提出要引导全党全社会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辩证关系，正确理解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使大家共同担负起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

　　对维护社会稳定，乔石同志认为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要使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懂得:“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由于社会混乱，民心涣散，不但使改革开放失败了，而且使社会主义制度也垮台了。我们应以此为戒，不再重复走东欧、苏联的失败之路。还要使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理解:维护社会稳定，不能光靠政法部门履行职责，还必须依靠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共同积极参与，齐抓共管，才有可能形成综合治理的有效局面。

　　二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要使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都理解:“维护稳定，人人有责。”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人都要自觉地遵守法律，保持传统美德，形成良好社会风气；人人都要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生活秩序，及时提供信息，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制止种种破坏和扰乱社会秩序的活动。唯有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才有可能形成巨大的合力。

　　三要引起政法部门的高度重视。要使各级政法部门和广大政法干警懂得:维护稳定，是政法部门肩负的重要职责，要把主要精力、主要力量投入到维护稳定的工作中去。还要使各级政法部门和广大政法干警懂得履行维护稳定的职责，不只是依法惩处违法犯罪分子，而应当包含依法维护公民的权益，尊重和保护人权，调解民间纠纷，善处群众性事件，正确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等等。同时，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采取更有效的预防犯罪和减少犯罪的新措施。

　　二、不断适应新形势明确政法部门主要职责

　　当时对政法部门的主要职责，各有不同认识和看法。有的认为是“刀把子”，主要是专政机关和执法机关；有的认为是“克格勃”，主要是情报机关和强力机关；有的认为要以和为贵，属于近乎缓解矛盾、避免纠纷的信访和调解单位；也有的认为要以善为主，属于类似教育人、改造人的宣传和教育单位，等等。乔石同志则是从全局出发，适应新时期、新形势的要求，在强调政法部门以维护稳定为主要职责的基础上，一次又一次明确新任务，扩展政法部门的工作范围。

　　一是强调要着重为经济发展服务。在粉碎“四人帮”，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经济发展已成为全党的中心任务和第一要务。政法工作与经济工作关系密切，除了保障社会稳定，还要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包括如何依法改进市场管理、商品管理和运输管理，保障活而不乱的经济秩序；如何依法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力求少发生或不发生重大事故等等。乔石同志提出，经济发展是全党的中心任务，同样应当是政法部门的中心任务，应当投入更大的力量来为经济工作服务，保障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是强调要着重为改革开放服务。经济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离不开各部门的支持和保障。从政法部门来说，诸如如何加强出入境人口的管理，加强国内流动人口的管理；诸如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如何做到该放宽的放宽、该保护的保护；不利于改革开放的，如何做到该摒弃的摒弃，该改变的改变等等。乔石同志深刻地指出，要把这些支持和保障措施把握得恰到好处，往往是很有难度的，但不能见难而退，必须见难而上，尽到政法部门应尽的责任。

　　三是强调要着重为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服务。司法公正是保证社会公平的最后一关。只有做到司法公正，才有可能保证社会公平，才有可能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如何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高官富豪犯法，与民同罪”?如何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至上，依法办事?如何做到定罪必有确凿的证据，而不光凭口供、凭怀疑和猜测?如何做到定性量刑完全依据法律条文规定，而不凭领导决定与自作主张?如何防止产生冤假错案，使终审经得起历史考验?等等，这些都是保证司法公正所必须努力做到的。乔石同志指出，其关键首先在于司法部门和司法干警要提高自身的“法治观念”、“公正观念”，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把平等、公正、公平放到自觉追求的目标上来。

　　这些思路和论述，使政法部门朝着正确方向和实际需求不断地扩展职能，在全局工作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三、突出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中央政法委每周开例会，对如何推进民主法制建设，是例会经常讨论的议题。在乔石同志的不断启示下，促使大家形成了以下共识:

　　一是立法工作要重在加快。特别是涉及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对外对内开放、涉及民生问题等重大法律，更要加快制定和修订，尽快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各方面都有法可依。政法部门要在实际工作中，在与广大人民群众接触中，感悟到制定这些法律的迫切性，协助立法部门急事速办。

　　二是司法工作、执法工作要重在严格执行法律制度的规定，从司法程序到定罪判刑的各个环节都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并促使司法工作和执法工作的公开、透明、公正。对“严打”(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乔石同志一再重述彭真同志对“从重从快”的解释:“从重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轻重范围内的从重，从快是在司法程序规定的时间内的从快。”一再强调“从重从快”不能高出法律规定的量刑最重处罚，不能违反司法程序规定的时限。

　　三是发展民主要重在务实。民主要法制化，法制要民主化。民主要依法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依法循序渐进，不断扩展人民民主的范围。“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等，不是我国法律所允许的。法制要民主化，立法要广泛听取各民主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群体的意见，涉及广大民众利益的重要法律，有条件的更要交给全民讨论。司法、执法工作也要自觉地接受民主监督，决不能掩盖执法者本身的违法行为。

1986年6月，中央政法委在乔石同志亲自指导下，起草了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经中央同意后，以中央文件下发。这个通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切中要害，阐述了六个方面的正确认识和工作重点:一是要充分认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是我党的一项伟大的历史任务，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法制建设视为己任，时时处处自觉地维护法制，当前更要使法制为经济、科技、教育、政治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服务。二是要充分认识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办事是一致的。宪法、法律是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的集中表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又要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从中央到基层，所有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法律相抵触，都只有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而没有任何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三是要充分认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各级党委要坚决支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职权。四是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提高司法机关的权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保证司法机关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五是要高度重视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干部队伍的建设。六是要积极引导各级公安、司法机关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带头学法、懂法，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把各项工作纳入法制轨道。此通知的贯彻执行，对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为制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奠定了基础。

　　四、摆正纪检部门与政法部门的关系

　　乔石同志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后，接着又兼任中央纪委书记，承担起领导查处违纪和查处违法的两付重担。可是，他不是把两项工作混淆起来，而是把两项工作清晰明确地区分开来。

　　当时，在反腐败斗争中，有人主张纪检部门与政法部门“联合办公”，共同处理违纪违法案件；有人主张公、检、法各部门提前介入纪检部门查处的重大违纪案件，便于以后连线跟踪查处违法案件。对这些主张，乔石同志毫不含糊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一)查处违法案件，是以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为准则，必须由国家司法部门来承担；查处违纪案件，是以党章和党的组织纪律规定为准则，必须由党的纪检部门来承担，各司其职，不能合在一起。(二)党的纪检部门在查处违纪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有的党员涉及违法犯罪，先要处理违反党纪行为，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及时作出决定，然后再把涉嫌违法犯罪材料转交给检察部门，由检察部门依法确定立案不立案、起诉不起诉。各按规定程序办，不能违反法定程序。(三)纪检部门把涉及违法犯罪的案件交给司法部门查办后，要尊重法定的公安部门的侦察自主权、检察院的检察自主权、法院的审判自主权，不能再作任何干预。(四)司法部门在办理纪检部门提供的违法犯罪案件的过程中，如案情有新的发展，应跟纪检部门通气。从此纪检部门和司法部门都按此办理，使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步入了各司其职的正轨。

　　与此同时，乔石同志还强调查处违纪和违法案件，必须加强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特别是单靠本部门负责自查的案件，更须加强内部监督。他要求纪检部门内部，建立同级单位之间、上下级单位之间互相监督的制度。他要求检察部门在建立反贪污局、独立查办贪污腐败案件后，也要建立内部办案的程序和相互监督的制度。这对保证严肃、认真、文明、公正办案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理顺政法委与政法各部门的关系

　　中央政法委和省、地、市、县党委政法委，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建立的。这是为了急需恢复公、检、法队伍，急需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急需恢复和推进法制建设，依法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提供保障和服务。由于当时政法各部门的力量还不够大，法治观念还不够强，有时一些重要任务还得由政法委统一组织和部署；有时一些重大案件还得由政法委联合政法各部门共同商讨和权衡。

　　乔石同志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后，明确表示政法委不能代替和包办政法各部门的职责和任务，要充分发挥政法各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他认为，政法委应当求实务虚论大事，主要研究社会治安的现状、趋势与应对新情况的对策和部署；研究法制建设的成效、成功经验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的措施；研究政法各部门的主要职责、工作重点与改进和改革的措施和步骤；研究政法干警自身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增强素质、提高本领的目的和要求等。对政法各部门的具体业务、具体工作，都应由各部门自己商讨研究和贯彻落实。

　　对政法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乔石同志强调了它的两面性:一方面好似一条“生产流水线”，是互相衔接、互相配合的；另一方面好似一道道“紧要的关口”，每一个部门、每一道程序都是一个“关口”，都要严格监督把好关，力求没有任何缺失和疏漏。乔石同志一再提醒大家，这样的两面性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要重视把关监督的这一面。

　　六、不断提高政法干警队伍素质

　　在“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文革”后，公、检、法恢复了，但素质还有待于提高。乔石同志认为，政法工作能不能改进和改革，社会稳定能不能长期保持，与政法干警的素质能不能不断提高直接有关。所以，乔石同志一再思考，如何设法从多方面来提高政法干警的素质。至于先从哪里着手呢?他是这样考虑和实施的:

　　一是加强教育培训，提高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在乔石同志主管政法工作期间，几乎把各级政法干警都轮流进行了培训，使大家都学法知法，执法懂法，自觉防止执法违法。

　　二是制订干警纪律，颁布种种禁令，增强遵纪守法观念。其一是要求文明执法，禁止打人骂人，禁止随便使用武器，禁止逼供信，等等；其二是要求清廉执法，禁止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敲诈勒索，严厉杜绝“警匪结合”、“与黄赌毒合伙”和“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等等；其三是要求公正执法，禁止搞“关系学”，禁止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庇护亲朋好友，包庇行贿受贿，等等。

　　三是倾听群众呼声，尊重不同意见，增强自觉接受监督的观念。要主动多找问题、多找缺点、多找漏洞，不允许掩盖和隐瞒事实真相，更不允许对揭露真相、提不同意见者打击报复。

　　乔石同志不仅注意正面教育，而且注重抓住一些反面典型，作为反面教材，促使大家引以为戒，不再重复做违纪违法之事。比如1986年乔石同志亲自过问了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预审科副科长葛林、项普所犯的执法违法事件，查明他们在承办的案件中竟有49件犯有逼供信，伤害了60多人。后由北京市中级法院立案审判，判处他们有期徒刑。又比如1985年乔石同志亲自过问了复查河南省巩县错判了魏清安拦路强奸妇女杀人案。由于真正的杀人犯田玉修在魏清安被错杀后，自己招供了，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撤销了对魏清安原判，宣布了魏清安无罪，依法给予了赔偿。此两案均通报全党和政法各部门，这对加强政法干警的自律，遏制逼供信，防止冤假错案，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七、强调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相结合

　　关于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如何改进和改革，一直是乔石同志所关注的事。他思考的基本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不可忽视，要加强而不能削弱。但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要改进和改革，使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更好地相结合。(二)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制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严格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依法办事，依法治理；通过人事管理，选拔和任用德才兼优，能文明执法、清廉执法、公正执法的人才到工作岗位上。不能把党的领导看成是党的干部个人领导，不能使个人高于集体领导，不能使人治代替法治。(三)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地带头模范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自觉地把党的活动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不能使党员、干部和党组织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任何特权。(四)维护和保障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安部门的侦查自主权、检察院的检察自主权和法院的审判自主权，不容许任何组织与个人进行干预。(五)监督司法部门和执法部门依法执法，不得有任何执法违法行为，对执法违法要从严惩处。(六)监督司法部门和执法部门依法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严肃查处违法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观点都有助于增强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的结合。

　　八、注重发挥优秀人才的作用

　　乔石同志从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真诚待人，有着特殊的亲和力。即使是内向和孤僻的人，也乐意同他交谈交心。

　　乔石同志十分尊重人才、爱护人才，不论老中青，只要德才兼备，都能放手重用。1985年，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提议，从上海市调个副市长阮崇武，从北京市调个市委副书记贾春旺，由这两位年轻同志分别担任公安部部长和国家安全部部长，让他们能跳出老框框，冲破神秘化。乔石同志表示赞同，只是担心他们缺乏亲身经历与实践，所以还是要求他们虚心向有丰富经验的老同志学习和请教。同时希望他们以更多的精力关注改革创新，开创新局面。可见乔石同志对年轻同志给予很大的希望，对老同志也备加信任和尊重，重视发挥他们的传帮带作用。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乔石同志十分尊重人，注重依法维护人的正当权益，保护那些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志，格外关注那些受诬告、受冤枉、受株连、受不公平惩罚的人。他一方面强调判定违法违纪，必须有充分的证据，一定要有法可依、有纪可依；另一方面强调要认真对待上访、申诉和辩解，该复查的复查，该重审的重审，该改判的改判，该撤销处分的撤销处分，尤其是对尚无法可依的问题，更要慎重对待。这对促进司法公正、执法公正、执纪公正，对挽救遭受不公正惩罚的人，对保护身无污点的好人和勇于改革开放的人士，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乔石同志历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从不显示自己、宣扬自己，从不提自己所做的众多好事，从不讲自己所立下的种种功劳。我以上所记的是他在主管政法工作期间所抓的一些大事。我的回忆，可能是挂一漏万，但是从这些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乔石同志既高屋建瓴，又实事求是，既解放思想，又稳妥推进，他领导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是我们政法战线杰出的领导人，为我国政法工作的历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他也为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以及我们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海伍德真实身份 英国政府反应奇怪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6/24/1841552.html

     明镜网 2012-06-24：海伍德已被证实，曾为位在英国伦敦的企业情报咨询公司哈克路特（Hakluyt & Company）工作，哈克路特是由前英国军情六处（MI6）特工与他人创办，僱用许多前军情六处情报员，也与军情六处保持密切关系。

高光俊表示，海伍德在中国待的时间超过10年，但从没有一个固定发给薪水的单位，海伍德有妻子，有两名孩子，又经常来往世界各地，开销不小，他的资金来源为何？

“如果海伍德有间谍背景，他在中国这么长的时间、与政治局委员及其家属的关系如此密切，中国的安全部门不会一点风声都没有接收到。”高光俊解释，中国安全部门的一个任务是，部长级官员接触的外国人，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掌控，更别说是政治局委员接触的外国人。

如果中国安全部门对海伍德的身份有所怀疑，如果海伍德并非只是个英国商人，高光俊对《大事件》表示，背后的故事将更多。

海伍德早在2011年11月15日便死亡，但英国方面直到2012年3月才开始重视，引来英国政府是否因为海伍德的特殊身份而刻意淡化处理的猜测。高光俊对《大事件》指出，英国公民在海外死亡，英国领事馆有义务掌握讯息，美国也是如此，如有美国公民在海外死亡，必须24小时内通知美国政府。

“英国政府和海伍德的家属对于海伍德的死亡，都没有任何反应，直到四、五个月后，王立军事件发生，英国外交部才要求中国政府调查，这点很奇怪。”高光俊说。

高光俊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察系，西南政法学院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所重点法学院，有中国法学界的黄埔军校之称。1979年，高光俊进入西南政法学院时，正逢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招收刑事侦察专业学生，因此许多人在进入西南政法学院前，不知道有此专业。

“我们原先都是报法律专业，进去后，约100个人被选入刑事侦察专业。”校方给与学生一个月的选择期，有人回到法律专业就读，有人则留在刑事侦察专业里，高光俊和现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何挺都属于后者，也有人从法律专业转到刑事侦察专业，现任的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就是从法律转刑事侦察。

刑事侦察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由公安部统一分配在全国公安系统工作，高光俊1983年毕业后，公安部从97名毕业生中挑选11人到北京公安部，高光俊是其中一人，他被分配到北京中央人民公安学院（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公安二室（现侦察系），教授刑事侦察。期间高光俊曾参加中国公安统编教材委员会的系统教材编写，且有近一年的时间在北京公安局工作。

1989年的64天安门事件中，高光俊因为策划北京警察上街游行，于1991年被逮捕，之后成功逃脱，1993年抵达美国，继续攻读法学硕士，之后，考取纽约执业律师执照，从事法律工作至今。

由于西南政法学院许多学生毕业后都服务于中国的重要机关，高光俊在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培养出的学生，如今也几乎都在中国公安系统工作。因此，高光俊所认识的中国法学界，特别是公安系统人士较多，加上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的发生地，正是高光俊求学之地，重庆的公安法司人员有八、九成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使得高光俊对薄王案有更深一层的瞭解。▲◆★●■☆


中国十年查67万贪官 专家称零头还不够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5773&msg_id=1158

中共官媒近日报导称，在十六大至十七大的十年间，中共反腐机关共结案超过67万件，给予党纪处分超过50万人。但这一数据在专家看来，中共根本不是在反腐，而是在糊弄老百姓，“这根本是小数字，零头也不够”。

中共自曝十年查处贪官超过67万

中共新华社主办的《了望》新闻周刊近日报导称，十六大至十七大的十年间，大陆反腐机关共立案677924件，结案679846件（可能是包含前期立案，但没结案的数量），给予党纪处分518484人。其中，包括陈良宇、杜世成、郑筱萸等高级干部。

专家称不够零头

知名评论人、《中国事务》主编伍凡6月23日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说，“这根本是小数字，我认为，零头也不够，对于中共官员来说，人们讲无官不贪。”

伍凡认为，虽然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但中共官员贪污的比例应该超过50%。“人们常说，中共官员贪污比例，所有人都拉出来枪毙可能会有冤枉，但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

伍凡说，中共贪官数量巨大有两个原因，一、中共是体制性贪污，比如一个科室，领导多数都贪，其中如有人不贪，必定很快被排斥出局；第二，贪污成本低，被抓机率低，贪了也白贪。

华府专家石藏山认为，中共从上至下，贪污已经成风，许多贪腐案盘根错节与中共高层有密切关系，没有办法查下去，实际上，中共反腐只是糊弄老百姓，也是利用来打击异己的手段，并不是真的反腐，中共自身也没办法反腐，查贪官的人本身可能就是贪官。

此前大陆媒体有报导称，中纪委高层人士有透露，纪委各级官员中，四成以上都涉及腐败，没办法反腐。

民间流传：无官不贪

2011年2月，广东省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立案侦查。罗荫国腐败严重，被查时却很不服气，他说：“要说我是贪官，官场的人都是贪官。真让我交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

罗荫国所说并不夸张，民间早已广为流传：中共官员“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

中共体制内的一名有正义感的高官写的一篇《中国的腐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的文章正在网络上流传。文章介绍：2009年——2010年期间，仅外逃的中共官员就有6万人之多，携带资金突破2万亿人民币。

《广州日报》2011年7月的一篇报导称，大陆案值大、官位高的贪官外逃的“乐土”往往集中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移民国家，在这些国家，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腐败子女村”。

反腐问题 比“登天”还难

网上有流传，某人问神九上天了，为什么反腐还搞不成，难道反腐比登天还难？某官回答，神九只是送3个人上天，但彻底反腐，至少要送3000万人“上天”，当然太难！

《九评共产党》写到：（中共）这样一个制度化、社会化了的邪教，其发展方向，只有走向彻底的堕落。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由于对社会舆论及各种可能的监督机制的扼杀，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共产党走向堕落和腐败。

中共政权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本质的腐败，老百姓对此看得也很清楚，民间流传说“不反腐败亡国，反腐败亡党。”

5月3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曹林的评论文章《舍制度和民主之外反腐无解》。评论明确提出：“腐败不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同样，发展也不是终结腐败的推进剂。舍制度之外，舍民主之外，反腐无解。”

此文受到民众的喝采，但是，此文不久就在《中国青年报》的网站上被删除。

有评论认为，腐败治国本来就是中共的基本国策，贪污腐败、为自己捞钱，这种物质利益是中共今天抱成一团的最大凝聚力。中共政权每年都会抓一些腐败分子，但那只是中共内部打击异己的手段，同时，企图以此来迷惑世人，收买人心。陈良宇、杜世成、郑筱萸等人都是中共内斗的失败者。

在民间，中共反腐已成为笑谈。北京易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傻笑的鳄鱼”微博表示：某人听说神九上天成功后得到的启示：中国目前解决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反腐问题、房价上涨问题等等，比上天还难。（责任编辑：刘晓真）▲◆★●■☆


警告越南：挑衅一次就反制一次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226

   2012-6-24：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海外版》23日在封面刊登评论《挑衅一次就反制一次》，批评越南国会立法“自制合法外衣”，是明火执仗地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私心太重。这将激化中越矛盾和南中国海局势，埋下“麻烦的种子”，甚至导致更多的冲突摩擦。

　　树欲静而风不止。6月21日，越南国会通过《越南海洋法》，执意将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包含在所谓越南“主权”和“管辖”范围内，明火执仗地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激化中越矛盾和南海局势，用自己的小九九对抗中越关系和地区合作大局。这是越南继日前派战机对中国的南沙群岛进行所谓“巡逻侦察”之后，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又一次挑衅，性质极其恶劣。

　　越南立法罔顾事实，严重违背国际法基本原则和精神。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法理角度，西沙和南沙群岛均属中国固有领土。连上世纪50年代越南官方表态以及1974年越南的教科书都承认西沙、南沙群岛属于中国领土。越南现在手里少的可怜、拿不上台面的几条所谓主权证据毫无法理根据，根本形不成有效的国际法依据，以此为基础搞出来的一部国内海洋法并据此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非法的、无效的。

　　越南立法出尔反尔，严重违背中越两国领导人共识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精神。去年10月，越南领导人访华期间，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和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明确指出，“双方坚持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和解决海上问题”，“在海上争议最终解决前，双方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保持冷静和克制，不采取使争端复杂化、扩大化的行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条规定，“各方承诺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上述宣言和共识言犹在耳，墨迹未干，越南的立法行为直接违反了上述原则、精神和规定。这表明，越南在履行两国领导人共识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方面缺乏诚意。

　　越南立法私心太重，最终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越南曾经提出一个2020年海洋战略，并且一直酝酿海洋立法，此次立法便是企图以法律的形式将其海洋战略的主要内容纳入其中，为其捏造“西沙群岛争议”、固化所谓“南沙主权”提供法律依据，并通过法律形式为其强化对我岛礁的占领、对我海洋权益的侵犯提供一剂强心剂。然而，“不法行为不产生合法权利”是一条基本的国际法原则。如果越南披着自制的“合法”外衣，去侵害中国在南海的岛礁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阻挠中国在西沙和南沙海域正常的开发经营和执法管辖，只能使南海问题更加复杂、严峻，埋下更多麻烦的种子，甚至导致更多的冲突摩擦，到头来只能自讨苦吃。

　　中国一直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与此同时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从来都不会含糊。

　　远的不说，自2010年以来，中国为使南海成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为发展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自己的积极贡献。但在面对个别国家对于中国领土主权的挑衅之际，中国也绝不会退让。黄岩岛事件就是一个明证。

　　中国有必要让个别国家清楚，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对中国挑衅一次，中国就将对其侵权空间压缩一次，直至其知难而退。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


朝鲜半岛战争达临界点 解放军部队频繁渡江演练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232

       2012-6-24： 韩国军队与驻韩美军22日在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三八线附近举行“最大规模的联合火力演习”，以纪念朝鲜战争爆发62周年。这是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韩美举行的最大规模实弹演习。在演习现场，还罕见地出现了朝鲜国旗。同一天，在韩国南部海域，美日韩三国海军正举行年度军演。这场联合军演创下了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对外公开宣布；第一次在半岛南部海域举行三国联合军演；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一次深度参与。从演习规模上来看，美国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日本宙斯盾舰都粉墨登场。就在军演开始前一天，美国参议院20号通过《农业法》修订案，禁止美国政府根据“粮食用于和平计划”向朝鲜提供粮食援助基金。

　　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发言人22日发表谈话，谴责韩国与美国和日本进行联合军演是企图推行侵朝战争活动。使处于紧张状态的朝鲜半岛局势趋向不可挽回的全面战争，使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达到战争爆发临界点。并称，朝鲜将更加握紧“先军”的枪杆子，挑衅者将受到不可想象的可怕惩罚。另有消息透露，朝鲜军方有所异动。韩国媒体日前也有报道称，中国军队今年以来在鸭绿江边频繁进行渡江训练。

　　三八线硝烟弥漫 朝鲜国旗当标靶

　　韩美陆上实弹演习在临近韩朝军事分界线的韩国京畿道抱川市举行，持续一天，韩国国务总理金滉植亲自坐镇。演习现场，还出现了一面巨大的朝鲜国旗。虽然韩美时常举行实弹演习，但把朝鲜国旗当成演习标靶，并不多见。但韩美两军并未把朝鲜国旗当成直接攻击的目标，发射的导弹只是在国旗附近爆炸。对演习中出现朝鲜国旗的原因，驻韩美军方面拒绝评论。

　　据悉，韩美共调动了2,000多名士兵参加演习，包括韩国陆军装甲兵、F-15K型战斗机群、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群等。韩国在此次演习中出动了该国的一些新武器，如“和平之眼”空中预警机、130毫米多管火箭、韩国自主研发的T/A-50攻击机等。韩国陆军新型反炮兵雷达和可进行远程射击的K-4无人机关枪也首次在演习中亮相。

　　同一天，在韩国南部海域，美日韩三国海军正举行年度军演。在此之前，日本自卫队军官只是作为观察员参加军事演习，而此番这个惯例将被打破，日本海上自卫队将派出宙斯盾护卫舰和战斗机加入到美日韩三国的联合演习中来。昔日的美韩、美日双边联合军演今天第一次变成了三国联合军演，让外界惊讶。一向因为历史问题拒不与日本联手搞军演的韩国首次愿意让日本的宙斯盾舰开到了自家门口。

　　从23日开始，韩美还将进行为期三天的海上军演，目的是演练应对“朝鲜海上攻击”，并且演习的“火药味”明显变浓。在美国核动力航母“华盛顿”号和韩国宙斯盾舰“世宗大王”号的带领下，10余艘舰艇和潜艇开赴黄海及韩国平泽以南海域，举行海防演习。韩国空军F-15K战机和美国超级大黄蜂战机届时也会在海上升空“作战”。据称，美军“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做好开赴黄海的准备。

　　做好打仗准备 未来两个月是关键

　　美日韩三国的防务合作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存在很大的疑问，而毫无疑问的是本次联合军演势必将会刺激朝鲜。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在朝鲜西海和南海举行美国、日本、韩国的首次三方联合军演是悍然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也是对朝鲜赤裸裸的挑衅。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发言人22日谴责韩国与美国和日本进行联合军演是企图推行侵朝战争活动。韩国所谓的“针对朝鲜挑衅和威胁的例行防御演习”难掩其侵略性质，使处于紧张状态的朝鲜半岛局势趋向不可挽回的全面战争，使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达到战争爆发临界点。讲话还表示，朝鲜将更加握紧“先军”的枪杆子，挑衅者将受到不可想象的可怕惩罚。

　　同时有韩国官员披露，朝鲜最近已经把原本部署在后方的数十架苏霍伊战机和米格战斗机转移到了黄海南道苔滩机场和凤川郡漏川里等最前线的空军基地，而且战斗机的飞行训练次数也大幅增加。

　　中国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伯江张琏瑰担忧，半岛双方都已经做好了打仗的准备。从某种需要来看，美日韩特别是韩国，确实有一种发生军事冲突和朝鲜进行一番较量的这种欲望。在朝鲜这方面来讲，朝鲜最新领导人不断的到前线去视察，特别是视察第四军团、第十一军团这个都是对韩斗争的尖刀部队，所以说南边和北边双方都在积极的进行部署。因此今后两个月之内，朝鲜半岛形势的发展特别值得关注。

　　韩媒爆料中国军队频繁渡江训练

　　韩国《世界日报》日前报道称，中国军队今年以来在鸭绿江边频繁进行渡江训练。报道描述说，100余名身穿迷彩服的中国军人12日在距离丹东市中心7-8公里的地点利用浮桥进行渡江训练，他们利用6-7艘小船将10多个20-30米长的浮桥来回移动，进行在必要时建设临时桥梁的训练。报道还说，训练重点是在“有事时”如何架设能让人员和车辆渡江的临时浮桥，训练地点距朝鲜新义州不过4-500百米。报道援引丹东一名居民的话说：“类似这样的演练今年已经进行2-3次了”。 韩国媒体对此大加猜测，认为中国此举是根据《中朝友好互助条约》中“军事自动介入条款”，准备在“有事时”出兵朝鲜。

　　有观察人士指出，在朝鲜半岛处于多事之秋的时候，中国军方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周边无限联想。事实上，类似的新闻在几年前就有过。通过韩国媒体的文字报道来看，训练只是解放军单方面的举动，并没有朝鲜方面人员的参与。但如果真是像韩国媒体分析的那样，解放军的训练是为“有事时”出兵朝鲜做准备，那么这种没有朝鲜盟友协同配合的舟桥演习训练能有多少意义？另有观察人士指出，沈阳军区所属区域不像江南水网地带便于工兵舟桥部队训练，鸭绿江虽是中朝界河，但毫无疑问也是舟桥训练的理想环境。有网络人士笑言，照韩国的逻辑，中国如在黑龙江边训练，是不是就要打算收复西伯利亚了。

　　韩媒借《中朝友好互助条约》上岗上线。的确，根据《中朝友好互助条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在1961年8月3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批准、1961年8月23日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批准后，条约有效期二十年，如一方要求修改或终止，须在期满前半年内向对方提出，否则《条约》自动延长二十年。1981年、2001年条约两次自动续期，现在有效期至2021年。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向多维新闻表示，事实上，只要美韩不主动发动对朝战争，中国也不会纵容朝鲜无限度的挑衅，回头看朝鲜的的几次挑衅动作，每每都会在时机和烈度控制在点上。有人认为朝鲜是中国的一张牌，而实际上美国何尝不是在利用朝鲜的这种威胁牌，和朝鲜赖以撑腰的《中朝友好互助条约》来恐吓拉拢日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韩国自己习惯有美国人撑腰，何必对朝鲜拿中朝有好互助条约壮胆心生不满？来源: 多维    ▲◆★●■☆
 
 
稳定才是政治经济与经济政治的最高价值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243

   2012-6-24 作者 : 廖奕 为什么稳定压倒一切？为什么还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的中心任务属于政治战略范畴，可以与时俱进、因时调谐。但稳定的社会秩序却是国家政权的存亡前提，凡与之不合，皆要立即清除。在中国，经济发展本身是政治，但不是最大的政治。稳定才是政治经济与经济政治的最高价值。

　　一、“稳定压倒一切”VS“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中共政治哲学的视野中，实用主义风格大过一切花哨无用的学理阐述。中国如何治理，这并非一个纯然的理论问题，或者，干脆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解决这个宏大繁杂的政治算术难题，必须有一系列的公理、定理、方程式、微积分，甚至需要全新的科学猜想和运算程序。于是，我们发现，凡属与稳定有关的公共事务，必定有其内在的经济逻辑，而在当下中国，经济学又是最讲究理性计算和利益衡量的治国之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资金流向发生转移。中国经济成就，与高速、巨额的“吸金”，宽松、灵活的“招商”关系紧密。当中国的“经济巨盘”融会了世界各国的战略利益，中国的混乱失序将是全球的灾难。中国经济的成功，为全球稳定增添了重要砝码。除了国内的维稳力量，一直还有隐形的国际外援部队，非常纠结地既为其自身利益，又为中国的国内稳定服务。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体制会遭遇跨国财团的侵蚀。WTO（世界贸易组织）这个集行政、立法、司法权为一身的“超级利维坦”，对主权国家民主体制的根基构成了巨大威胁。许多以人民权益为重的法令，因为违反企业的利益，被WTO裁定无效，政府不仅要赔款，还要撤销法案。从中国政府近年屡屡遭受的败诉裁定来看，这种威胁已经超出了纯粹的“国际法”范围。

　　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发展型国家很难应对突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提高经济调控水平，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在中国高层的经济管理者眼中，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很多时候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很难兼顾。还有更多的深层症结，比如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经济运行规范的法治建构等，都是让上层决策者头疼不已的老大难问题。备受诟病的“权贵资本主义”，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恶劣表现，让中国的有识之士如坐针毡。因为，在当下中国，权贵资本虽然未在制度上定型，但其危害和影响已初具雏形。防范经济发展中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危机，比防范经济自身的风险，更让人忧虑万分。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稳定压倒一切？为什么还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的中心任务属于政治战略范畴，可以与时俱进、因时调谐。但稳定的社会秩序却是国家政权的存亡前提，凡与之不合，皆要立即清除。在中国，经济发展本身是政治，但不是最大的政治。稳定才是政治经济与经济政治的最高价值。

　　二、中国社会不稳的矛盾根源在哪里？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政治体系动用了大量资源，可谓呕心沥血。但社会不稳似乎越发严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吊诡现象？这就需要我们认清当前中国社会不稳的矛盾根源。仿用一句政治话语，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在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需求和有限的制度供给之间的不协调。讲的更直接一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均衡，导致种种难以逾越的社会鸿沟，造成民众期待的不断落空，生发强大的社会仇怨，激起众多的集群事件和抗争行动。通俗地说，现今蛋糕越做越大、越做越好，食客的胃口已被充分调动，品味越来越挑剔、严苛。怎样满足这些难缠的“上帝”？作为服务者的商家，必须开动脑筋、放下身段，竭心尽力去讨好、解释、周旋、协商，决不能动辄怒容、铁拳相向。食客吃不到蛋糕，宁愿砸掉店铺、哄抢蛋糕，也很难顾全大局、忍辱负重。

　　历史地看，中国社会不稳并非一个“当下事件”。二十世纪中国统治阶级的政治制度全面崩溃，使得社会革命成为国家重建的必由路径。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政权，与其成功领导由下至上的社会革命紧密相关。中共的社会动员力、凝聚力与改造力，在革命时期得以形成，并在执政之后不断强化。但改革的事业、民主化的压力、社会利益关系的日趋复杂，均使执政党收缩自限，社会控制力下降成为不争的事实。

　　如果中国已然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执政党控制力下降便不是什么坏事。但问题是，中国尚未实现民主法治国家的预期目标，社会转型期的犯罪控制、秩序维护需要强大的国家能力。更为严峻的是，对于民主，党内高层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从全球视野观察，当今世界正在陷入“民主危机”。西式的“选举民主”及其政党政治，已让越来越多的民众寒心失望。一股回归“强人政治”和“主权国家”的新左思潮正在风流涌动。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治“向左转”似乎成为不可改变的大趋势，而民主法治的意识形态纲领与刚性维稳的政法实践方略越来越难以谐和。这种矛盾，或许才是中国维稳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

　　三、维稳思维的“六字真经”

　　接轨。中国要实现社会的良性稳定，必须真正“与国际接轨”——不仅关注本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谐，推动国内的民主法治进程，而且还需要从全球化的视野中审时度势，有效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与施行中。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法理大国”，并非空洞的幻想和口号，但也决不是指日可待的即成近景。一方面，中国本身就是“国际维稳”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国际维稳”的重要对象。在这种主客体交错的复杂情境下，中国很难孤立存在，必须充分考量四面八方的国际力量，变被动为主动，融入“国际维稳”的总体框架。

　　开放。此处的“开放”主要是对国内的NGO组织而言。如果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霸道逻辑推论，NGO组织无疑是政府的对立面。如果坚持政府主导维稳的狭隘策略，NGO恐怕很难有足够的生存空间。但是，如果将NGO视为公民社会的应有之义，由其推动的社会维权行动并非反政府的罪行，而是法治保障的公民权利运动，那么，开放的NGO与中国社会稳定的内在关系，便一目了然了。

　　均衡。当今中国巨大的社会差距，让底层民众对“成功”的渴求几近偏执与疯狂。他们鲜有机会真正目睹声色犬马的豪奢，却无时不刻不在想象进入这种糜烂的生活。他们自认是改革开放的利益受损者，被高速的列车在弯道抛出，流落在荒野边缘，怨恨填满心间。危害社会的犯罪，被看成“正当”的抗争，甚至“权利”的恢复。罪感和耻感灭失，如同成功的自我催眠，激励着越轨行为的不断发生。国家的刑罚也只能对之抱以无奈的叹息。不利的社会境遇，加之固化的社会分层，形成了社会机会的匮乏和社会态度的极化。无事可做，便制造麻烦，然后自己解决麻烦。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在当下中国的日趋猖獗，便是明证。根本之策，还是重建社会的均衡机制，弥和断裂社会的失范鸿沟。来源: 网讯▲◆★●■☆


中央警卫局+公安+8500港警 三大屏障保胡锦涛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6/24/1841550.html

 苹果日报2012-06-24：国家主席胡锦涛本周五（29日）抵港出席7.1回归庆典，中港两地警方采取「三层联防」的安保行动，公安部副部长陈智敏坐镇指挥，在胡锦涛下榻的君悦酒店及会展的回归庆典场地，中央警衞局、公安及国安组成两道安保防线，本港警方动员8,500警力充当第三道屏障，除负责海、空封锁外，另一重任是，挡住示威冲击。记者：黎家驹

据悉，主管港澳台事务的公安部副部长陈智敏今日抵港，至于中央警衞局的一个先遣工作小组，早于一个月前已抵港与香港警方开会。此外，内地方面亦向本港警方，提供更新的疆独及藏独活跃人士的名单，留意有否有人潜入港境。

今次胡锦涛访港，安保工作采元首级，三层防衞第一层由中央警衞局的「中南海保镖」负责；第二层防衞由国安部及公安部负责，据悉，广东省公安厅及国安厅大批人员已抵港。

香港警方负责第三层，设在警察总部的最高指挥中心会在29日早上9时30分开始运作，直至7.1回归当晚，视乎示威游行人士何时结束。

消息指，警方早于今年特首选举后，已向全体警务人员透露回归前后这段时间不可放假，近日，更下指令全港警务人员于本月28日至7月2日期间取消休假在各自所属的警区候命。

作为第三层保安的本港警方会出动「 G4」要员保护组、飞虎队、爆炸品处理组、反恐特勤队、重点搜索队等。其中「 G4」会在胡锦涛外巡时，肩负贴身外围保护，飞虎队则负责车队以及海、空封锁戒备。至于胡锦涛下榻的湾仔君悦酒店，本月28日起大部份楼层封锁。

根据警力分布，除上述部门外，警方还会调动三个梯队约6,250警力重驻港岛区，总警力达8,500人，另外再调动约4,000名探员在其他警区候命。

作为外围保安的第一梯队为机动部队及快速应变部队，第二及第三梯队，来自六大总区及各警区军装人员，情况就如05年香港世贸部长级会议一样。

据悉，今日各警区指挥官会到警察总部开会，就7.1及胡锦涛访港作最后部署，而在过去两周，警方更调查各区的化工原料厂及店舖，了解有否可疑人购买异常的化工原料。

民阵召集人黎恩灏估计，警方预期今年会有很多市民参与7.1游行，故出动规模仅次于05年世贸部长级会议的警力，认为警方过度紧张，「民怨咁大，自然多人上街，警方应该协助市民表达言论自由，而唔系阻碍市民」。他唿吁市民不要受警方的庞大警力部署而吓怕，并希望警方不要制造矛盾，挑起事端，惹警民冲突。▲◆★●■☆


今天的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
http://bbs.cntv.cn/thread-16736313-1-1.html

     2012-6-24：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今天的中国，最普遍的信仰是权力和财富。所以如今，在大力发展经济，GDP至上的口号的鼓舞下——经济至上、金钱至上，笑贫不笑猖，物欲横流，钱是第一，人都跟钱跑。有了钱就精神，没钱就失落，金钱成了主宰一切的根本法律和准则。而信仰金钱既不需要付出代价，又满足生活需求；既符合人生目标，又改善生活水平；既提高社会地位，满足了欲望。简直是百利而无一弊，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

　　但是，现代奢侈泛滥的物质生活，掩盖不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信仰危机。国家无信仰则亡，民族无信仰则衰，社会无信仰则乱，大学无信仰则烂，教授无信仰则堕，人无信仰则躁，家庭无信仰则变……在钱主导的社会中，一切都变的轻飘飘，无论是信仰者、亲情等等都变的微不足道。而金钱的信仰者，目标肤浅，人格轻浮，他可以一边在法律、祖宗面前发誓，一面偷偷的做着违背誓言的行动，誓言对与金钱信奉者来说，就是如何获得金钱的一种辅助手段而已。

　　中国人究竟信仰什么？有人或许说曾经信仰共产主义！但今天恐怕没有多少人再把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看做一种信仰。有人或许说我们信仰道教、儒教、或者佛教……是的，过去几千年，中国人在功利实用中寻找自已的信仰，中国人所拜的偶像也在随着时代的改变在不断的改变，无论是一些妖魔鬼怪、魑魅魍魉，无论是释迦牟尼、太上老君、观音菩萨，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灵魂的归宿。于是从古至今，中国人的灵魂一直以孤儿似的方式生活着，没有依偎、没有依靠，没有勇气、没有信心。

　　当三千英法联军从塘沽口岸登陆后，就能所向披靡，一直杀戮到圆明园；当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个日本鬼子可以驱赶一个村一个镇的中国百姓。在某种意义上来看，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如同一群迷失的羔羊。现在中国缺少文化和道德标准，有些人唯利是图的心太重。是非概念也混淆不清。无论是民间的勾心斗角，商界的尔虞我诈，官场的嫉贤妒能，这些都是问题，在意识形态里有大量的隐患，就是因为没信仰才产生的。

　　西方资本主义为何越活越有生命力呢？是因为有两根绳子捆住了欧美所有的人：一条是宗教，另一条是法律。不管是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都逃脱不了这两条绳子的束缚。宗教信仰这条绳子，它规范人们的精神层面。而法律这条绳子，它规范人们世俗层面。当年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克林顿，仅仅是因为放在我们这里连屁事都算不上的”水门事件”、”拉链门事件”，就弄得一个总统大位不保，黯然下台；而另一个灰头土脸，反复向人民群众交待所犯的生活作风错误，做了n次检查才勉强过关！

　　而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就导致了自我泛滥，缺少约束，缺少统一的精神支柱。也没有统一规范的道德意识和真理意识，每个人只相信他自己，每个人按自己的意志确立行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行为的道理，这导致中国人在各个行业和生活领域中没有统一意识。由于缺乏信仰，中国人没有罪恶感，没有亏欠和内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无罪，这导致中国人在内部矛盾分歧时，在人性中的残忍和冷漠，纵观中国整个历史，最残忍的争斗和屠杀都来自于我们内部自己。　

　　近百年来，国人经历的东西太多了，被打倒的东西太多了。先是满清皇帝，然后是儒教和文言文，再后来是繁体字，接着是孔子个人，再接着就是所有的传统文化了。这其中当然也有不同的的，比如对秦始皇这个暴君的和崇拜，对法家的颂扬；再比如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整个的拜金热潮。——综观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何其不幸，经历了从巅峰到低谷、到空中再到地上的过程。整个民族都懵了，思想界都懵了，又何况普通民众？

　　我们看到过太多的本本分分凭良心做事的人，在社会上混得不好；反倒是一些不择手段没有底线的人吃香的喝辣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既然没信仰会有那么大好处，谁还会抱住一个所谓的信仰不放呢？现代人大多是功利的。我们每天为了衣食住行而奔忙，不由自主地变的很现实。信仰说到底是个虚的东西，不能给我们带来金钱物质利益。简单一句话：“信仰中没有颜如玉，信仰中没有黄金屋”。没好处，我信你干啥？客观地讲，我们的教育不鼓励人有信仰。从小学开始，各级教育没有类似“宗教扫盲”的课程，我们上过“法律基础”、“文学鉴赏”、“大学生思想品德修养”之类的课，但“宗教基础”这门课，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自从孔子之后，中国人就“敬鬼神而远之”了。儒家学说是所谓的“入世”学说，注重的是现世的人伦实用。儒家思想从春秋开始就有了，汉朝开始大兴。释珈摩尼汉朝就过来了，南北朝逢大兴。还有李聃思想的后继任者，还创造了道教（龙虎山天师教）。自古以来，我们就说菩萨保佑、谢谢老天爷，观音菩萨一脸慈悲，手托瓷瓶，内盛柳枝甘露而普渡众生。老天爷自然是神仙天庭的最高统治者，是道教的最大领袖。再加上流传更广更久的儒家，在古代的时候，民间主要活跃着这三大宗派，或读书、或吃斋、或修炼为。可是，到了现代什么中国人到了现在没了信仰呢？

　　代中，极度宣扬“人定胜天”，集体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在破除迷信思想，落实科学观后，该信仰一度占领广大人民心中的重要位置。而逐渐的，被驱赶信仰者发现，这种信仰跟佛道一样，可望不可及，又因为缺乏真实的信仰成功的证据和可借鉴信仰参照，成了一种空洞的苍白的仅限于书面的信仰宣言，于是中国的问题就出来了，那就是皇帝没有了，个人权威在毛泽东走了以后，也没有了。敬畏没有了，但是没有新的信仰来代替，怎么办？

　　如果今天还是皇权，那么皇帝就是天，天的意志通过皇帝来实现的。我们年轻的时候，把毛泽东实际上作为一个天、一个神，毛泽东总是对的，只要信毛泽东就可以。现在呢？信仰也没有了。那么这个社会到底靠什么？“文革”打乱了公众的思维，破坏了原有的生态。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文革”结束以后，由于当时思想界仍处于“文革”的后期影响之中，中国知识界难以对“文革”时期的种种错误进行反思和纠正，以至于我们民族丧失了最宝贵的反省机会。

　　正如林语堂所说，中国人在得意的时候信儒教，失意的时候信道教、佛教，时至今日，许多传统是拦腰截断后又火速复辟了，中国人仍同过往一样抱拥含混不清的多神信仰。以至于，85%的中国人有宗教信仰，或者从事着类似宗教的活动，却并不承认，或并不自知。

　　真正的信仰应该能够提高人的精神层次，真的信仰则应该可以提高人的自由的水平。我们的自由水平一直到今天还大部分停留在温饱这个层次，能不饿死人我们就很满足了，就觉得很自由了。真正的信仰是纯精神性的，它不是依照贫、富、苦、乐、世俗政权、某朝某代等等为转移的，而是承认任何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不管在哪个时代，不管是哪个民族，应该有一种普遍的自由。这才是更高层次的自由，这也将是我们民族未来所追求的信仰！（冬天里的火锅 发表于 2012-6-24）▲◆★●■☆


中国人的“哄抢”文化何时休？
http://bbs.cntv.cn/thread-16736327-1-1.html

    辽宁锦州市一辆彩票配送车在高速路上发生车祸，车上彩票散落遭到围观者哄抢。据悉，共有票面价值902万多元的即开型体育彩票失踪，遗失彩票中最高奖可中100万元。但由于体彩中心已做登记“备案”，遗失彩票将无法兑奖。
　　
　　“哄抢”这个贬义词早已屡见不鲜，抢辣椒酱、抢橘子、抢货车货物、抢彩票……这一“抢”让无数人寒了心。“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发生哄抢是很正常的。”“不拿白不拿，不抢白不抢，强盗逻辑成为了我们的信条，这个时候我们的道德已经无影无踪。”但是，这些担忧和批判仍待商榷，我们勿要把事情严重化，将“哄抢”普遍化、常态化。因为哄抢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发明，这一行为也不能体现一国的社会状态，乃至这个国家的国民性。
　　
　　无论是抢辣椒酱，还是抢彩票，我们的确可以从中看到一群人的贪婪思想、强盗逻辑。但是，诸如丧尽天良、丧失信仰的国度、道德败坏人心不古的言辞，恐怕就太过激烈了。因为定性一个国家、一个大群体，是一件复杂的事，其中充满了无数的偶然和不确定。况且，我们如今接触到的社会，很多都是通过媒体来呈现的。媒体的选择把关、固有倾向，都会造成“媒介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裂缝。一些并不普遍的事件，通过大众传媒的作用，被放大了，给人一种“事事皆如此”的错觉。
　　
　　大凡“不平则鸣”，因为遭受了哄抢，当事人的财产和心灵都收到了伤害，便更倾向于通过“曝光”的方式，给哄抢者以警告，给自己以公道。而“平则寂寂”，没有被哄抢，还有三三两两的人帮着捡回物品，事情告一段落，便心领神会地无言散了——相信在大家的生活中，必定经历过这样温暖的事。
　　
　　哄抢的确是强盗逻辑，但毕竟是一部分不成熟人的错误，便勿要说其体现出一个国家的国民性。任何地方都有守规则、有道德的人，也有无规则、失道德的人，只是存在多寡、轻重之分。而在今天的社会，更要注重信息传播交流方式的变化，媒体报道给我们建构的世界，毕竟和现实社会存在裂缝，有些没有被选中的事实，不代表它不存在。（黑衣杰克 发表于 2012-6-24）▲◆★●■☆


广东省刮起廉政风暴 数百名官员被双规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238

      2012-6-24：广东省刮起廉政风暴，数百名官员被双规，包括省政府原副秘书长谢鹏飞、财政厅前副厅长危金峰等高官最新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党内调查。省委书记汪洋雷厉风行主导，吹响廉政风暴号角，地方官场隐隐形成大地震。

　　自广东掀起廉政风暴以来，官场人心惶惶，不少高官受到查处。除了媒体已开始公开报导的谢鹏飞、危金峰之外，深圳目前已有100多名官员涉及不同贪腐案件被双规，其中包括深圳常务副市长吕锐锋、原副市长梁道行的秘书，梁道行本人据信也已涉案；广州也有200多名官员被拿下。

　　据悉，目前被抓捕的以科级和（副）处级干部居多，涉及领域以国土规画、建设和医疗等为主，此前广东已在法院体系扫掉一批官员。

　　对于汪洋打黑成效，网民反应热烈，有大力支持，也有人认为是藉此整掉对手而已。

　　“在中国的今天不打黑、不反贪，你将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也有人鼓励他说：“很好，有没有更大的？”

　　“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同志们干得好，大快人心。神州十几亿人口还是太多一点，少了一两个此种败国贼，人民生活可以好过一点，阿弥陀佛。”

　　“一人只要花上一颗子弹就够了，还可以向他／她们的家人要回买子弹的钱，多划算。”

　　“注意！广东是一个有油水的地方，各省的官员已觊觎已久，现在是将广东籍的官员分批搞掉，代之以湖南，湖北等外省的官员，是一利益的追逐与战争，所谓的廉政风暴不过是争夺权利的手段而已，请留意一下上台和下台的是什么人大家就清楚了。现在与过去不同，以反革命的罪名整掉对手已经没有人相信了，而以老百姓最憎恨的贪官的罪名整倒对手是目前中国权力斗争的最主要特点。所以其中也不乏他们之间的相互抹黑，栽赃等手段，而中国的官场上则永远无法廉洁。”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遭到汪洋拿下的高官主要包括：

　　陈绍基，原广东省政协主席。1992年2月至2009年4月，陈绍基利用担任省公安厅长、政法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之便，共受贿2959万余元。2009年4月16日，因严重违纪接受调查。2010年7月23日，陈因受贿罪判处死缓，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许宗衡，原深圳市长。2001年至2009年，利用担任市委组织部长、市长职务便利，受贿3318万余元。2009年6月，许接受调查。2011年5月9日，许宗衡获判死缓，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杨光亮，原茂名常务副市长。2009年10月，杨光亮被双规，受贿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2011年，被判19年。

　　叶树养，原韶关市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曾受贿人民币964万元、港币880万元。2008年12月19日，被立案侦查。2010年1月初，被提起公诉。

　　李启红，原广州中山市长。2010年5月，因经济问题被双规。2011年10月27日，以涉嫌内幕交易、洩露内幕信息罪、受贿罪判处11年。

　　谢鹏飞，原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2012年6月，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接受调查。

　　危金峰，原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2012年6月，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接受调查。

　　罗荫国，原茂名市委书记，从1998年至2011年在担任茂名市委秘书长、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干部提拔、工程建设、资金和土地使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巨额贿赂。2011年2月11日被刑事拘留。2012年1月，被起诉。

　　罗门生，连州市委副书记，涉嫌受贿罪被清远市人民检察立案侦查。他在任连州副市长、连州市委副书记期间，利用分管国土资源、矿山管理、土地开发等职务之便利，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涉嫌收受房地产开发商、矿山老板等人贿赂，涉案金额达人民币200多万元。

　　黄光志，深圳政协副主席，2011年2月25日，涉严重违纪，接受调查。

　　冼文，原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1年至2008年，担任珠海格力集团公司总经理、珠海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受贿人民币153.22万元、港币1000万元。2010年7月26日被双规，2011年12月，被双开。2012年3月，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阮灶新，原清远市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1988年至2011年，担任清新县委书记、清城区委书记、清远市政协副主席兼市委统战部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市政改造工程承建、推荐政协委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受贿人民币1661.7万元、美元10万元。2011年8月，被双开，移送司法机关。

　　苏耀光，原汕头市副市长。2007年至2009年，担任汕头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获取土地、提高容积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巨额贿赂。2011年12月，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

　　周镇宏，2012年1月17日，中央纪委证实，原广东统战部部长周镇宏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来源: 世界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