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反腐抓贪官 大陆十八大前下重手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2/06/201206241107.shtml

    2012年6月24日中国时报：广东肃贪有成，省财政厅副厅长危金峰、省府发展研究中心前主任谢鹏飞等超过三百名官员被双规调查，不仅于此，整个整饬吏治风潮，已吹到山东、湖南、山西等地；大陆国家主席胡锦涛，与一样低调的公认接班人习近平，被认为摆明要在中共十八大前，依法联手打击那些向来张扬的贪官污吏。
    
    胡锦涛与习近平在十七大后，特别是在中共建党九十周年后，频频强调反腐、官德，被认为是胡锦涛打开「吏治」之门，换届后习近平加强贯彻的讯号，也使整饬吏治成为十八大前主调。今年二月以来各省级党委换届之际，《人民日报》连续以头版刊出「换届之际说政德」系列六篇评论，被解读是党报发文释放中央高度重视换届的纪律和风气。其实，早在2008年5月，中纪委、中组部就联手推出打击用人不正的相关意见。
    
    2011年底以来，山西已查处违规违纪案件367起，官员540人、究责294人。湖南郴州问责231起、干部职工756人，56人免职。山东寿光清退102名不合格党员，其中68人违法违纪。
    
    依法「强政治吏」，是这股肃贪风特色，大陆《刑法》最近修正「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期从五年提高到十年；官员亲属收贿也适用刑法贪污贿赂罪；还有离职公务员利用原职务「权钱交易」，都可定罪。
    
    除了刑法，其它法律也分进合击防堵贪腐漏洞，最明显的是改革审批制度的《行政许可法》，立法后审批项目少了一半以上。公务员法、审计法、监督法、物权法、反柯断法，在在打击了藏在细节里的魔鬼。
    
    《多维新闻》报导，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表示，反腐败主要依靠权力制约权力，但更应靠正当法律程序制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制研究所副所长马怀德认为，造成权力腐败主要原因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机制，而实现真正的监督和制约离不开行政程序法等行政规范。▲◆★●■☆


捡国旗贴纸细节传递平实真性情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188

   2012-6-22 捡国旗这种下意识反应里，体现了对国旗的尊重，更体现了国家在心中的分量。

　　G20峰会领导人合影时，主办方用国旗来标示各国领导人的位置。合影完毕，领导人散去，脚下国旗被踩来踩去。胡锦涛主席弯腰把这面国旗贴纸捡起，细心地收了起来，这一幕引起广泛热议。

　　许多人被总书记这一举动感动，也有人做了不少联想。其实，这个细节，更多传递的是总书记作为国家领导人平实真性情的一面。这种真性情，这些年来在许多事件和细节中我们都能感受到。

　　2010年11月6日，胡锦涛在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在检阅骑兵仪仗队时，一匹骏马突然受惊，骑兵摔落在地。仪式结束后，胡锦涛走向受伤骑兵，关切询问伤情，并两次紧紧拥抱了他。这个“中国拥抱”同样让许多人感怀于总书记的真性情。

　　这些年，每年春节，总书记都要与群众共度除夕。在各地考察时，总书记常常有摸被褥、包饺子这些寻常之举。这又何尝不是真性情的流露？

　　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真性情流露常被作各种解读。但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对很多问题的反应往往首先基于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感性，和寻常人并无明显不同。只不过，身居高位者的这种真性情，不仅有利于发现一些真实存在的问题，更有利于他们从全局角度去解决问题。

　　摸被褥，能够真切感知群众冷暖。问家长里短，能够真切感受群众生活现实。看见有人受伤拥抱一下，这种关心远胜于无动于衷。看见国旗在脚边地上，捡起来也是下意识反应。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身上，这种真性情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公众需要领导人的这种真性情。

　　一个人，热爱自己的国家，见五星红旗升起而庄严肃穆，和敬爱自己的父母、敬重自己的长辈一样，都是一种神圣的情感。许多人在异国他乡，看见中国的国旗、听见中国的歌曲、望见熟悉的中国人面孔，都有一种亲切感。这是普通人的真性情流露。领导人是公众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还会被认为是一种示范。真性情流露，也传递出领导人的价值观。国旗贴纸掉在地上，没看见当然不会有反应。看见了，捡起来的反应就正常而自然。捡国旗这种下意识反应里，体现了对国旗的尊重，更体现了国家在心中的分量。

　　曾看到一个故事，说一个人在抠起水泥地上嵌着的一枚硬币，身边人觉得奇怪问她干什么，她说这上面有国徽呀。这个故事，值得深思。来源: 京华时报▲◆★●■☆


李源潮背景复杂 与高层多个山头都搭得上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215

    2012-6-23 随着王立军事件爆发到薄熙来倒台，中共面临分崩摊牌，十八大常委席位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68岁退休的规则，现任常委只有58岁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56岁的第一副总理李克强具备留任资格。

　　而中共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及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等成为目前常委热门人选。其中李潮源背景较为复杂，虽是团派，又是太子党出身，还曾传出与江泽民大内总管曾庆红关系密切。

　　父亲曾任上海市副市长 属太子党出身

　　据《李源潮传》的作者刘方远介绍，现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父亲李干成文革前曾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李源潮被认为是太子党出身。

　　李源潮的命运被改变，据说是得到了陈丕显的赏识。李潮源父亲的老领导，前上海市负责人陈丕显，当初在上海培养了三位后备干部，一位是曾庆红，后来成为江泽民的大管家；另一位是前浙江省委副书记梁平波；再一位就是年纪最小的李源潮。

　　李潮源被外界视为胡锦涛的一员大将

　　李源潮得到陈丕显的栽培，先进入共青团系统，从上海团市委直接进入团中央。随后在国务院新闻办、文化部等机构作了几年近乎闲差的副部长之后，2001年外放江苏，一年多后出任江苏省委书记。

　　2007年李源潮从江苏省委书记任内，直接调入北京出掌中组部，并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直被外界视为是胡锦涛要扩展团派势力，所以才把他拉入政治局的。

　　十几年来，李潮源被外界视为胡锦涛的一员大将。

　　也传出李真正的后台老板是曾庆红

　　不过，也有传闻说，李源潮根本就不是胡锦涛的人，他的真正后台老板是曾庆红。

　　据悉，李源潮的父亲李干成曾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江泽民主政上海期间，邀其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顾问，双方多有接触，彼此了解。

　　李源潮在入主中组部之后不久，就投在了前中组部长、退休后仍然一直在幕后掌控全国省级以上干部人事调配大权的曾庆红门下。作为来自上海的干部，李源潮按照曾庆红的授意，对外继续扮演“团派”大将的角色，绝不透露自己同曾庆红、以及与曾经的“太上皇”江泽民搭上的关系。

　　据传，当初曾庆红虽有意打压过李源潮，但不排除是通过打压再行收拢的手段。

　　儿时被小姨领养 曾经插队当过知青

　　刘方远书中说，李源潮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熟知李源潮的人都说，从政之前的他只是一介书生，当时他的最大追求是当好一名教师就足矣。

　　李源潮的少年时期即被小姨领养，在云南矿山里长大，他的养父养母伴着他渡过少年时光。后来，李源潮随小姨家返回上海，这位在山里长大的孩子进入了最牛的上海中学。据他的同学介绍说，李源潮的学习成绩中上游。文革爆发后，他却是最早逃离校园的学生，成为“逍遥派”。

　　“文革”时期，李源潮的父亲原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落难，被关押，母亲被赶到农场，李家子女们也都受到牵连。

　　1968年至1972年，李源潮曾经一人到苏北的大丰农场插队。四年的知青生活对他一生的影响有多大，李源潮未曾公开谈论过。

　　1972 年回沪成为工农兵学员，虽然李源潮当了三年工农兵学员，并当起了教师，但在恢复高考后，他又考上了复旦大学数学系。据他的大学同学回忆，读大学时李源潮非常刻苦，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当个数学家，从事研究工作。

　　刘方远曾评论说，“多样的背景渊源，使李源潮仿佛穿上一件五颜六色的‘迷彩服’”，“他既是太子党，又是共青团派，还算上海帮，更与北大帮也沾上边。与哪个山头都搭得上，给他接过中组部长这个新职务带来了左右逢源的便利。来源: DJY▲◆★●■☆


中国恩格尔系数反弹 值得警惕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219

    2012-6-23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日前在《求是》撰文首次披露，去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6.3%和40.4%，相较于2010年的35.7%，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上升0.6个百分点，出现反弹，但仍处富裕标准。

　　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的比重。简单地说，一个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越小，就说明这个家庭经济越富裕。反之，如果这个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越大，就说明这个家庭的经济越困难。国际上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划分，恩格尔系数在40%-49%为小康，30%-39%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从国外来看，美国自1980年以来，恩格尔系数平均为16.45%，日本1990年以来平均为24.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和67.7%分别下降到2005年的36.7%和45.5%。此后，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一直徘徊在37%左右。这个系数来之不易，即使反弹，也仍处富裕标准。但很显然，即使这个系数没有水分，可比之国外先进水平，还是差了许多。而今出现反弹，虽然不会根本颠覆中国恩格尔总体下降的格局，有专家表示，这并不能说明是生活质量下降，而是当年由于食品价格异动，导致食品占比偏高，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并非真理。因为食品价格上涨，也会挤占其它消费。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其背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值得密切关注。

　　恩格尔系数反弹，标志着通胀加剧和贫富差距继续被拉大。主要表现为消费品价格的全面上涨，使得城乡居民食品食物支出增加。同时，恩格尔系数反弹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不相吻合的。这说明国与民在分配上存在着国富民不强的问题，说明中国生产要素分配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导致绝大多数居民收入下降、生活负担增加。

　　因此，决策层以及社会各界应当密切关注恩格尔系数反弹背后的居民基本消费开支上升和富裕程度下降的多重忧虑。要有效遏制通胀，改革分配不公的现状，切实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并在初次分配中大幅度增加劳动在分配中的比重。这不但关系到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同步，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后劲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大计。

　　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出现反弹不是无缘无故的，更是值得警惕的。如果这个系数足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状况的话，那么，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越高越好，政府的责任就在于采取措施，在避免其反弹的基础上，尽可能使其有所下降，而不能满足于“仍处富裕标准”。来源: 《求是》▲◆★●■☆


俄罗斯如何选举院士：没有百分百的公平合理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196

   2012-6-23 作者 : 杨政       

　　。俄罗斯是如何选举院士？遵循怎样的标准？如何保障公平合理？俄院士和通讯院士的待遇如何？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诺索夫博士将一一解开答案。

　　6月11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提出了如何完善院士制度问题。俄罗斯是如何选举院士？遵循怎样的标准？如何保障公平合理？俄院士和通讯院士的待遇如何？

　　6月15日下午，带着以上问题，记者采访了多年的老朋友、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诺索夫博士。

　　据诺索夫介绍，目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的编制为1289名，其中513名院士和776名通讯院士。一般是两年进行一次增选，最近一次是在2011年12月举行的。

　　诺索夫告诉记者，他是在2006年当选为通讯院士的。他说，在选举院士和通讯院士过程中很难做到百分之百的公平合理，因为总是有人对选举结果不满意。

　　关于院士和通讯院士选举程序，诺索夫说，俄科学院有许多研究所，每个研究所都设有学术委员会，其主要成员由本所的学者组成，也包括几名外所的特邀委员，“比如我除了是欧洲所学术委员，还担任俄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学术委员”。首先是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提出院士和通讯院士候选人，此后，该名单被送到研究所所在的科学院分部鉴定委员会，先是在分部进行投票，通讯院士的人选由通讯院士和院士投票，而院士人选只能由院士进行投票。人选应获得2/3的选票，如果有2至3人获得了2/3的选票，而名额只有一人，这样得票最多的当选，如这2至3人得票相同，则需要举行二次投票，重复投票最多只能举行三次。选举结果最后提交俄科学院全体大会投票通过。

　　诺索夫特别指出，在各分部投票前，科学院院长必须亲自到场，先与分部鉴定委员会成员一起“喝茶”，在听取大家的推荐和介绍之后，科学院院长再谈自己带有倾向性的意见，然后就举行秘密投票。

　　诺索夫说，在此阶段科学院院长最辛苦，他必须参加各个分部的“茶话会”，并发表个人意见。

　　诺索夫笑着对记者说，不能完全排除，院长在会上说，“是的，我支持您！”但在秘密投票时，就说不好把票投给谁了。

　　关于院士与通讯院士增选标准，诺索夫说，俄科学院章程明确规定，首先必须是具有俄罗斯国籍的科学家。学术水平是首要和唯一的标准，即必须是在本学科领域具有开创性贡献的顶尖学者才能成为科学院院士，通讯院士则必须是在本学科领域作出突出学术贡献的学者。

　　诺索夫进一步说，形式上当然是依据该科学家的学术成就，但依他看，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该人选在科学界的地位和名望。

　　记者问，在增选的众多环节中是否存在人为操纵故做手脚和贿选的现象？诺索夫说，这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各研究所、分部，到科学院全体大会层层都是秘密投票，但他也听说过类似的事情，“至少是有人在谈论这些问题”。比如，俄科学院通讯院士莫宁日前在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说：“在选举新院士时，科学院完全丧失了科学标准。它不重视候选人的科学成就，不确定候选人在国内外的科学评价。选举并不是希望竞争院士的人的竞争，而是‘支持’他们的力量的竞争。即使没有什么象样的著作，也会当选。如果没有‘支持’，即使有一流的著作，也无济于事。现在有句一针见血的名言：不是音乐家不可能是作曲家，但不是学者可以成为院士。”来源: 光明网▲◆★●■☆


南海掀军备竞赛 解放军放言接管巡逻任务？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164

   2012-6-22：  中菲黄岩岛事件看似告一段落，然菲总统冷不丁又威胁称“重新部署公务船到黄岩岛”。美方还发声计划助菲监察南海，将来可能向菲提供陆基雷达。另一边，越南空军2架苏27战斗机在南沙群岛执行侦察，紧接着又通过《越南海洋法》，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归为“国有”。还有媒体爆料称，印尼、菲律宾、越南和文莱四国海军正研究在南海的印尼纳土纳群岛附近海域实施联合巡逻。

　　虽无法证实，但不能看出，南海局势在迅速白热化，中国在上个世纪留下的争议问题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消解，反而因油气资源和各国民族情绪的刺激而逐渐升温，乃至出现了围绕南海争夺的军备竞赛。中国军方怒言，问题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别逼解放军接管南海巡逻任务。

　　面对南海局势的变化，可以看到北京方面还是先礼后兵。中菲对峙虽然有大型海监船上阵，但还是有礼有节，此番越南连番出招，北京巧设三沙市管辖“三沙”岛礁及其海域“见招拆招”。观察人士指出，按照北京的期望，南海问题应该是在中国和争议国家之间以双边的形势逐步得到解决，尤其需要避免的就是南海周边国家的抱团对抗以及美国等第三方势力的强势介入。然而，上述围绕南海问题出现的情况的加剧让中国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微乎其微。现实的情况就是，无论中国愿意与否，南海问题都没有因为搁置而得到缓解。菲、越在对华问题上打着小算盘，企图怂恿东盟国家抱团和中国进行对抗，而美日印等国因南海重要的油气资源和通行价值，以及遏制中国的战略需要，不断或明或暗的在南海搞点小动作，给菲越等国加油助威。可以说，国际政治的险恶已经严重影响了南海周边国家的判断。

　　另一方面，北京一直试图主导涉及南海的一切谈判，但这也是建立在占据南海主权法理性的前提下。问题就在于现代民族热情一步步的促使越南等国为争夺南海主权，而加强了相关的法律建设和对外宣称的力度。争端国家竞相立法的事实，只会让各国政府投鼠忌器。进则难免一战，退则面临不可估量的政治风险，南海争端将会越发丧失妥协的可能。在上述人士看来，归根到底，收复南海靠的是绝对的实力和坚强的战斗意志。只有中国是强势的一方，才能让中国游刃有余的依靠综合国力的优势压迫对手，达到兵不血刃的目的。北京决不能在南海问题上坐以待毙，静等他国挑衅，而是应主动的以军事实力和法律手段来强化自己的主权主张。

　　中国坊间在南海问题上几乎一边倒的认为，应不惜一战宣示主权。那么，中共高层是否也有同样的思考和准备？日前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少将罗援指出，中国一再强调，南海争议应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如果第三国介入，问题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如果四国采取带有深厚军事色彩的联合巡逻，也会使问题性质发生变化。罗援称，“我们不能用渔政船和海监船应对带有军事色彩的联合巡逻。中国海军也应在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及保障正常的渔业作业方面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进行必要的巡逻警戒和护渔护航。”

　　南海舰队目前有三个军级编制的海军基地，驻香港特别行政区部队的海军基地的舰艇，也由南海舰队派驻，作战时也受南海舰队指挥。 南海舰队现有的作战舰艇编成一个驱逐舰支队，一个护卫舰支队，一个核潜艇常规潜艇混编支队，一个常规潜艇支队，一个登陆舰艇支队以及一个由导弹艇、扫雷艇、猎潜艇、鱼雷艇等组成的快艇支队，共有驱逐舰9艘，护卫舰17艘，核潜艇3艘，常规潜艇21艘。南海舰队的登陆舰支队拥有17艘大型坦克登陆舰，是中国海军规模最大的登陆舰部队，战时可以运送3个满装陆军师。其他不说，南海舰队现拥有导弹驱逐舰9艘，数量上已超过北海舰队，是三大舰队中拥有驱逐舰最多的舰队。

　　中国并不是偏要好战，不打仗当然更好，如果相关国以和为贵，用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那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如果采取“时扰时退”的游击策略，特别是当这种思维成为了他们战略的惯性，那么中国就需要思变。有人提出，中国应主动将维护海洋权益的主体从渔政部门转换到国防部，国防力量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主权，这符合国际惯例，中国也要转换观念，不要怕“中国威胁论”，你不做，他们也认为你有威胁，你做了，可能反倒没威胁了。

　　也有人建议，在此之前，中国还应当做好两件事：

      一是要就整个中国领海权益重新立法，在立法中划定好原则和红线，不管谁主政，打与不打由国家法律决定，不由个人憎恶决定，主权问题没有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就很难做到刚性保护；

　　二是可以先不派海军，但应该时刻准备着，海军是局势升级的坚强后盾，这样即便动武中国有理、有利。中国宜派海监船、渔政船前往护渔，海军在周围戒备，若中国海监.渔政船受到安全威胁，海军应迅速驰援。中国海军也应进行必要的巡逻警戒，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和领土完整。来源: 多维▲◆★●■☆


廉政风暴已刮起 依法强政治吏成十八大主调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128

   2012-6-21：广东省正经历一场罕见的反腐风暴，目前广州、深圳两市就有超过300名官员已被双规，而这还只是第一波。实际上，不仅在广东，山东、湖南、山西等多地整肃行动均已全面展开。

　　结合胡锦涛提，“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习近平说对“那些无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腐败分子要坚决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的强音看，种种迹象表明，整肃吏治将成为中共十八大主调，一场廉政风暴将在更大范围愈演愈烈。而这轮整肃将体现依法治吏。

　　中央倡官德 整治用人不正之风

　　事实上，中共早已有大力遏制用人不正之风、严厉整顿吏治的信号。早在十七大召开时，就已明确提出“毫不松懈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党的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的核心是党性”，多次强调“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多次强调“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胡锦涛将官员道德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他同时指出，预防和惩治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2012年1月9日，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发表讲话中直接提出，“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这些话都是中共最高层决心严厉整治官场的一个明确信号。

　　被普遍认为将在十八大后接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在“治吏”问题上，和胡锦涛论调一致。早在2004年在《求是》杂志撰文《用权讲官德 交往有原则》，提出以德用权，用权要讲官德。在胡锦涛强调“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后，习近平也连续发出强音。2011年12月18日，在组织部长会议上习近平强调，“随着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一大批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走上新的领导岗位，形成新的领导集体。各地要抓住和用好这一契机，大力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推动领导干部切实解决在对待是与非、公与私、真与假、实与虚方面存在的问题；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防止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在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上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而后，2012年3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文章《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文章中更提出对“那些无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腐败分子要坚决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有评论称，受其父习仲勋影响，习近平更容易厉行改革，打击贪腐可能更加大胆。有消息称，中国足坛肃贪风暴，得到习近平幕后支持。

　　习近平和胡锦涛在十七大后，特别是在中共建党90周年后，频繁强调反腐、官德，有观察人士指，这是一个信号，胡锦涛将“治吏”之门打开，换届后习近平将加大力度贯彻下去。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在2011年年末中共省级党代会陆续召开初始，中共也已开始营造“治吏”的舆论环境。在2012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中，新一年度国家公务员招考加大对考生“德”的考察，考生政治品德不良，社会责任感和为人民服务意识较差将不得录用为国家公务员。这标志着德行考察已经纳入公务员招考标准。

　　而后，今年2月值各省级党委换届正酣之际，《人民日报》多日头版连续刊发“换届之际说政德”系列评论。2月6日发表《领导干部要有历史担当》，2月8日发表《是与非不容含糊》，2月10日发表《公与私岂能混淆》，2月13日发表《真与假衡量政治原则》，2月16日发表《实与虚考验人品党性》，2月17日发表《干部之德在于民》。该组评论被舆论解读为中共党报发文释放信号，显示中央高度重视换届过程中纪律和风气。也有评论指出，这一系列关于“官德”的文章，实际是针对习近平提出的“四大问题”、“四大意识”、“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展开的。

　　就在日前，6月18日时，中国首部以“官德”为主题的《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面世，第一次对现代官德作明确说明，即为民、忠诚、务实、公正、清廉、修己。该系列丛书发表之日，正值重庆党代会召开之时。截至目前，除北京、重庆外，中共地方党代会已全部结束。也即是说，对于“官德”的强调，贯穿了2011-2012年中共各地方党代会始末。

　　治吏行动已展开 地方政府出重拳

　　中共对“治吏”并不是光说不练。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也多次强调，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具有很强的顽固性，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必须有更强的战斗力，要以最坚决的态度同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进行战斗。先是在2008年5月，中纪委、中组部曾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见》提出，要坚持预防、监督、查处并举，把严格监督、严肃纪律贯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始终，进一步遏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意见》要求加强党内民主监督，健全完善并严格执行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部门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的议事规则和程序，防止用人问题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要进一步发挥群众监督作用；更明确了查处是整治的有效手段，对于行贿买官、受贿卖官的，按照组织程序，一律先予免职，再依据党纪政纪和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而对因用人方面的问题受到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组织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

　　不可否认，长期以来在一些地方、个别党政机关身上，确实存在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甚至还相当严重。这种在党内或政府机关内部存在的用人腐败现象，直接造成了投机钻营、拉帮结伙和买官卖官者得逞，让平庸官、太平官、昏官乃至贪官们大量充斥官场，反而让踏实肯干、任劳任怨和老实正派的人吃亏。《意见》的出台为大力打击用人不正之风提供了强有力的抓手，一定程度上杜绝了那些庸庸碌碌、无能无为，靠糊弄上级糊弄群众而投机取巧的人获利的可能。

　　而后，在2011年11月时，中组部印发《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明确加强对官员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考核政治品质，主要考核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纪律、党性原则等方面表现。考核道德品行，主要考核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家庭美德。

　　这一系列信号的出现与措施的出台，都清楚显示，中央对于整治官场的决心很大，态度很认真。但也有一个问题是，有些老实人认真踏实干工作，而这类人不易被上级“伯乐”看到、觅得。在上述人士看来，正如《人民日报》仲祖文署名文章中所言，需要“形成科学的用人机制”并“改进民主推荐工作，搞好民意调查工作，积极扩大群众参与”，让“那些扎扎实实为群众干实事、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优秀干部能够进入组织选拔的视野，那些一心干事、实绩突出的老实人能够推荐得上来”。做到这些，投机钻营者也就不再有立足的空间。

　　另一方面，对那些已经在官场中的“蛀虫”，自2011年底至今，已有多个地方政府展开了大力度整肃吏治。2011年12月，山西开展纪律作风集中教育整顿月，共查处违规违纪案件367起，共处理540名官员，责任追究294名官员；2012年5月11日，山西开展“吃拿卡要”专项治理，查办利用决策权、审批权、执法权、监督权“吃拿卡要”、谋取私利的典型案件，至6月18日处分干部173名，其中县处级干部2名，乡科级及以下干部171名；2012年2月至5月，湖南郴州刮起“治吏风暴”，向官员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发起史上最严厉的问责。3个月时间，问责单位231家、干部职工756人，56人被免职，多名处级官员被问责；5月初山东寿光清退102名不合格党员，保持政党的纯洁性，增强民众对党的信心。其中有68人涉嫌违法违纪。

　　广东省正经历一场罕见的反腐风暴，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危金峰、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谢鹏飞，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调查。此次大行动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主导，目前广州、深圳两市就有超过300名官员已被双规。而这还仅仅是第一波，随着调查继续，会有更多违法违纪官员浮出水面。

　　立法挤压腐败空间 依法治吏

　　所谓“强政治吏”，是通过法律手段强化中央集权下的官吏体系，提高官吏素质，惩贪治弊，促进吏治清廉，强化和巩固国家政权。中共下大力气整顿官吏，是依法执行，以法治方式整肃吏治。《求是》曾发中纪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文章称，“在2010年建成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据查，2005年1月16日，中共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这是近年来反腐相关法律密集制定、修改的一个重要背景。

　　远的暂不说，就在最后一次刑法修改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该刑法修正案草案的一大亮点是进一步加大了反腐败力度。在该刑法修正案草案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从5年提高到10年。草案中还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亲属收受财物也将适用刑法贪污贿赂罪的处罚规定，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权钱交易”也将定罪。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表示，刑法修改在反腐败领域强化了法律规范。作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反腐败相关法律体系的日臻完善，不断挤压腐败分子容身的空间。据查，在十六大后，刑法修改共有4次，其中有3次都包含了反腐败内容。刑法之于腐败侧重惩罚，对公众而言，这也是中共反腐败决心和力度的直接表现。

　　而事实上，相比于《刑法》中对于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的规定，其他反腐相关立法可谓是在各个法律门类中“分兵突进”，合力为依法治吏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中体现最明显的法律可能就是《行政许可法》。《行政许可法》出台推动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两个“一半以上”是经常引用来说明这项改革成果的数据：中央以及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事项总数的一半以上，省级政府取消和调整的数量也达到了原来的一半以上。这个数字背后意味着在审批环节出现腐败的几率也在相应降低。

　　如果说《行政许可法》是为权力“划边界”，那么《公务员法》则是用法律为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定框框”，这部法律也成为反腐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审计法修改》，加强了审计机关的监督职能；制定《监督法》，充分发挥各级人大的监督作用；出台《物权法》，在腐败分子和公私财产之间建立法律屏障；制定《反垄断法》，打击行政垄断背后的腐败……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表示，中国的反腐败主要依靠权利制约权力，但更应靠正当法律程序制约权力。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制研究所副所长马怀德认为，造成权力腐败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机制，而实现真正的监督和制约离不开行政程序法。各国行政程序法是在这个意义上设置了公开、时限、顺序、说明理由、告知等制度，使行政机关置于社会和司法机关的监督之下，从程序上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滋长。

　　马怀德认为，规范和控制行政权力是预防和减少腐败的重要治本之策，在严格实施行政许可法的同时，应该抓紧制定行政强制法、行政收费法和行政检查法，堵塞任何可能产生腐败的权力漏洞，把行政权力，特别是自由裁量权控制在最严格的范围。还应该尽快制定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行政组织法，合理划分和配置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实现政府职责、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避免行政权力的越位、错位和缺位。来源: 多维▲◆★●■☆


薄王事件引发全面内斗 要害是“夺嫡”之争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2/06/201206230831.shtml

 2012年6月23日：官场观察工作室 内幕消息报导与评论分析 昭明
    
    官场观察工作室近日接获来自北京太子党高层的最新消息，自今年2月王立军叛逃成都美领馆以来，至4月间中共中央宣布停职薄熙来党政职务，由中纪委立案调查，在这一期间政治局常委习近平的态度颇让人寻味，并非是某些政治势力有意误导的“积极支持胡、温查办薄熙来”。习近平对于查办薄熙来的态度一直是消极的、被动的，经常是不表态。
    
    胡锦涛一方借海外媒体大张旗鼓造势王立军事件，强行拿下薄熙来打击太子党，目的是获得足够的政治动能，打破江派欲在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会中获得绝对优势的局面，并力求胡锦涛能再连任军委主席两年，拖垮拖死军委首长江泽民。胡派一方初始的策略是，通过嫁祸周永康、薄熙来反党联盟，来达到离间切割习近平与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之间的政治关系，孤立习近平，最终更换王储，也就是历史上皇权交替时屡屡发生的“夺嫡”。“倒薄批周”不是目的，连任军委主席也不是目的，这些都只是手段，“夺嫡”更换继承人、接班人，才是目的。
    
    然而胡、温查办薄熙来夫妇的方式，从两性男女关系上淫乱化薄熙来，妖魔化谷开来，将谷开来描绘为一个性压抑性变态的老妖婆，人民日报公然称其为薄谷开来，温家宝欲将薄熙来定性为文革复辟，欲上升为路线之争，扩大对太子党的打击面，等等这些手段，都让党内、军内太子党人物大惊。中共党内江派一方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甚至常委，还有在党内军内情报系统内的江派人物，在政治上迅速向习近平周边靠拢，视习近平的态度为政治防御与进攻的风向标，并以战斗姿态迎接胡、温一派新的挑战。江派中继政法委周永康后，在中央勇于迎战胡、温攻势的是北京市委的刘淇。继薄熙来倒台后，在地方勇于挑战团派大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是深圳市委书记王荣。5月上旬在北京的中央会议，胡锦涛不得不变相否定温家宝在两会上定调路线斗争的讲话，将薄案定性为孤立刑案，就是江派迎战胡派的新一轮斗争结果。
    
    太子党高层还透露，2007年十七大时，周永康当选十七大代表时所在参选省份是河北省。但2011年8月胡锦涛团派大将张庆黎接任河北省委书记后，形势为之一变。张庆黎此前在西藏任职时使用铁血手腕，就有小胡锦涛之称，加之十八大前因为薄熙来案发中央高层斗争激烈，这时大敌当前如果周永康仍在河北身参选，很有可能被张庆黎作手脚，最后以低票当选，或是完全落选。为了不给团派胡锦涛羞辱周永康同志的机会，江派高层安排周永康到新疆参选，最后得以全票当选十八大代表。
    
    中共太子党高层公开的秘密是，江泽民亲自坐镇十八大，曾庆红曾老板亲自操刀十八大人事安排，是江派阵营迎战胡派挑战的幕后总指挥。习近平在四月初提议江泽民同志为十八大特别顾问已获得政治局常委会通过，这表明江泽民对十八大重大人事安排有最终拍板权。
    
    自4月10日薄熙来被停职党政职务立案调查以来，除了几个团派出身的省委书记的表态效忠是真心效忠胡锦涛中央，其他大多数由江派控制的省市、中央部门党政一把手均保持沉默，视习近平的态度为政治风向标，习近平不表态，他们不表态。
    
    各大军区、部队也都有表态，但严格按照十七大文件的要求表态，“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来自北京军方高层的消息表示，外界以为这些表态是效忠胡主席，其实是大错特错，这是不了解军方高层的实际动态。只要有“党中央”与“中央军委”两座大山压着胡主席，胡锦涛就不可能调动得了绝大部分部队。只要这一讲法不变，江泽民作为“核心”代表党中央，就拥有调动军队的最终拍板权。所以这一表述，与其说这是军方效忠胡主席，不如说是军方表态效忠江泽民同志的最终拍板权。
    
    在四月初所有军队的表态中，只有重庆警备区政委梁冬春在4月10 日的重庆警备区党委部门以上领导学习讨论的讲话中，公然改变十七大文件的这一表述，在表态中完全丢掉了“和胡主席”这几个关键字，引起胡锦涛一派人马的强烈不满。梁冬春的原话是：“王立军事件和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案件都发生在重庆，我们身处重庆，各级党委和领导更要特别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引导官兵正确理解和坚决拥护中央决定，确保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读者们请注意，这里有关军队立场的表述已经没有了“和胡主席”，只剩下“党中央”与“中央军委”了。
    
    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广州军区政委张阳的文章《始终不渝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文章讲到：
    
    “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
    “确保部队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
    “在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中，强化一切行动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
    “必须坚持用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指示统一思想，坚决服从统一组织指挥，严格区分和妥善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矛盾，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防止盲目行动而授人以柄、激化矛盾。”
    “在路线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尤其要在重要时机、重大事件、关键时刻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
    
    熟知党内高层运作的人士都知道，自党的十七大以来，有关军队“服从谁的指挥”这一大是大非政治立场问题的论述方式上，标准的官方文件是这样论述的：“解放军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锦涛主席指挥。”所有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在论述这一大是大非的政治立场表述时，都是严格按照十七大军委提交的标准官方文件来表述，不要说增一字、少一字、错一字，就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少、不能错。如果把“顿号”与“和”字去掉，整个句子表述的原意就会发生重大变化，就会演变成重大政治责任问题，轻则调职，重则丢官，甚至军法从事。如果要改变的话，那也只能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如十八大，或是在此之前的中央全会上，由军委集体讨论，并提交中央全会通过。
    
    然而就是这个广州军区政委张阳，竟然胆敢擅自删除十七大军委提交的标准官方文件表述中的“和胡主席”四个字，并且公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只能说明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 广州军区在公然造反，在造胡主席的反。十七大军委报告原本就是做了手脚，虽然有两座大山“党中央”、“中央军委”压在“胡主席”头上，但毕竟“胡主席”还是榜上有名，算是好歹有块布头在为胡主席遮羞。现在，则干脆把这块遮羞布揭开，赤裸裸地删除“和胡主席”四个字。原本的表述方式，用了一个“和”字，就在暗示“胡主席”不代表“党中央”与“中央军委”。那么现在广州军区政委则干脆挑明，军队只服从“党中央”与“中央军委”的指挥，言下之意就是不再服从“胡主席”指挥，这不是造反这是什么？
    
    第二、 张阳的文章竟然能堂而皇之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而《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是我们党的喉舌，报纸的上上下下，从总编到小编，个个政治嗅觉灵敏异常，能看不出来张阳文章里的门道？这只能说明，张阳的文章是通了天的，来头之大，《人民日报》也不得不来稿照发，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内斗，不是《人民日报》主编做得了主的，所以只能是奉命行事。
    
    第三、 文章虽然是以广州军区政委张阳的名义发的，但是字里行间所传达的信息之准确，逻辑之严密，与十七大军委报告表述方式息息相关，其布局战略之高远，远非一个大军区政委所能驾驭。也就是说2007年的十七大军委报告表述方式，从逻辑上就已经预留了今天删除“军队服从‘和胡主席’指挥”的便利。所以文章是有人代笔，只是以张阳的名义署名而已，这是以大军区实力派威慑“胡主席”的团派，逼胡主席在十八大上交出军委主席的职务。在党内，能有这种高瞻远瞩战略手法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虽已退休但仍以讲究实力著称的太子党党魁——曾庆红曾老板。
    
    张阳文章凶狠之处就在于，开篇就以“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来强迫胡锦涛接受军队不再服从“和胡主席”指挥的事实，这是赤裸裸的军队逼宫行为。其“霸道”之风格，与曾庆红曾老板的一贯手法，如出一辙！曾老板对习近平十八大接班军委主席一职之关切，由此可见一斑。
    
    曾老板与周永康都是真心支持习近平十八大接班军委的，曾老板老道，讲究实力，洞若观火，后发制人，稳扎稳打，总是先让自己的政治对手胡派先出牌，等对手牌出尽了，露出破绽，曾老板后发制人，力求笑到最后。
    
    「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
    
    曾老板可谓手握重权而制人，制的是胡派的命。而周永康，勇有余，谋不足。敢于以低一级的政法委，同时挑战军委主席胡锦涛与总理温家宝两人，其勇可嘉，但却被政治对手给戴上了个“周、薄联手整垮习近平”的大帽子，这是谋不足的一面。还好，背后有个曾老板，才算没有吃大亏。
    
    「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
    
    所谓“以德服人者王”，以价值观、价值标准服人的“王道”在中共官场内绝迹久已，人们崇拜的是“霸道”，即“以力服人者霸”。凭借实力打遍党内无敌手，作到名实相符的霸者，这是曾庆红曾老板的一贯作风。曾老板先是在逆境中扳倒杨尚昆、杨白冰兄弟，扶稳江泽民核心的位子，后又打倒了六四时期邓小平的大红人陈希同，又借远华案抓了姬胜德，姬鹏飞自杀，抓了刘华清女儿女婿，逼迫刘华清交出军权，又先后成功逼退乔石、李瑞环。然后功成名就身退，再十七大上以自身急流勇退，来换取习近平接班地位，并保证江派在常委会、政治局、中委会内占绝对优势，身处幕后为习近平十八大全面接班军委保驾护航。
    
    然而历史似乎专门在捉弄人，历史上有项羽，就有刘邦；有蒋介石，就有毛泽东；现今有曾庆红，就有胡锦涛。似乎是一个镜子的两面，抑或是冤家路窄的孪生兄弟，有阴就有阳，有正就有负，有乾必有坤，但归根结底，总要找出问题的解决之道。十八大之前，曾庆红曾老板面临人生政治道路上的最后一搏，能否让习近平在十八大接班军委主席，确保江泽民身后的政治安全，不被胡派清算，是这一役的关键，否则一世的名声毁于一旦，这就是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的道理。
    
    「人争一口气，佛受一柱香。」
    
    江泽民作为第三代核心，面临人生最后一段路，有人希望他早点死，最好死在十八大之前，这样就可以操控军委，连任军委主席，更换接班人，甚至隔代指定。但老江迟迟不肯走，冒着折寿两年的代价，以百病缠身之躯，出席了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并在十八大前，又突然进京，坐镇十八大，解决中共领导换届问题，可以说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志不已。」老江争的就是人生最后一口气，他要眼睁睁看着胡锦涛与胡派人马退出历史舞台，看着自己一手提拔的接班人习近平十八大接班军委主席，在党内、军委内树立起威信，成为中共第四代领导核心，然后才能放心地离开这个世界。这就好比一个躺在病床上，处于弥留之际的父亲，还有最后一口气，却久久不能离去，他要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孙来到身边问安，才能撒手人间。老江现在就是在争这最后一口气，他要看着习近平成功接班军委，来给他上最后一炷香。胡派人马的香火里下了迷魂药，受不得，是要丧失理智、意识与逻辑。▲◆★●■☆


中国政治权利交接大局已定：太子党将与团派平分天下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198

   2012-6-23：中共17大推出的双接班人，似已奠定18大的政治基石，即「太子党」掌控党中央，团派接掌政府。最新一期「内幕」杂志指出，在初步达成的中共18大班底中，已形成新的平衡，即「太子党」占据党中央，「团派」则主要在地方掌权。

　　报导说，一向自视为党内贵族的「太子党」，已成为中国政治、军事、经济领域日趋凸显出的权贵利益集团。「团派」则不同，多系平民出身，仅因目前的总书记胡锦涛掌权提携，才得以暂时结盟，一旦胡锦涛的最高权力终结，如没有后续者继任，这个派别的政治传承便成问题。

　　不过报导同时指出，「团派」干部与「太子党」一样是中共统治的重要而可靠的支柱，加上胡锦涛不断巩固团派的阵地，使目前中共的执政班子形成了「太子党」和「团派」平分天下的格局。

　　美国爱阿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政治学教授唐文方指出，「太子党」与「团派」基本上是不同的两队人马，肯定有竞争的一面，有自己掌控的资源与权位，但从中共执政的角度说，两派人马有共同的认同，没有利益上的冲突，因此应会见到更多良性的互动。

　　他说，若要看两派的不同之处，「团派」是一个从团中央到地方的、有组织的系统，因此「团派」在地方上的势力或许会比「太子党」要强一些，而「太子党」并非一个正式组织，主要靠人与人之间的网路联系，因此可能在中央的势力比「团派」要大。来源: 世界日报▲◆★●■☆


薄案：处理高干两类手法 轻重谁决定？能否成铁案？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200

   2012-6-23：按照一般规则，十八大召开之前，中央会公开宣布薄熙来的问题如何处理。从轻发落的话，大概是开除党籍公职、削夺为民;从重发落的话，就会“双开”之后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责，“铁窗”之苦、牢狱之灾是免不了的。前者是党纪处理，后者是国法处理。对于薄熙来这样一位政治局委员、地方大吏之高官，如何处理他本人及他的问题，党纪与国法的界线是微妙而灵活的，不仅取决于事件的性质，更重要的是事件背后的种种复杂诡异多变的政治斗争、人事关系、局势发展。事件的性质和这些因素的“互动”，决定了是只“动用”党纪，还是党纪、国法一起招唿。

　　毛泽东时代，中共处理政治局委员这样的高级领导人一定要和政治有关，和政治上犯“路线错误”或“搞政治阴谋”或“反党夺权”等有关。这样做的“便利”在于可随时炮制“黑材料”，捉住一言半语或什么“讲话”，捉住某些高干们“来往密切”、“活动不正常”等等，就砌人入罪。这样在政治上“砌人”，方便虽方便，但也很容易被翻案。政治形势一变，政治斗争有了新发展，原先“被定罪”、“有问题”的人就要“平反昭雪”，甚至成了“英雄”，成了“正确”的一方。

　　毛泽东之后，中共总结了这种“翻烙饼”式的折腾教训，也因为宣布不再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了，特别是“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了，再有什么政治局委员级数的领导人要在没有社会政治事件下被处理，那就最好不要和政治挂钩，而是在经济上、违纪上“发现问题”，像前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前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都是这样处理的。这样做，手续上、取证上虽然麻烦一些，但一旦入罪，不易翻案也。来源: 东方日报▲◆★●■☆


田纪云谈乔石的民主和法制观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2/06/201206231942.shtml

2012年6月23日南方周末
         
    我在八届人大常委会与乔石同志共事的五年，心情十分愉快、工作得心应手，与乔石同志也形成了深厚的友谊。
    
    我与乔石同志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我1983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乔石同志1986年4月也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政法工作。由于他在国务院工作时间不长，且因分工的不同，我与乔石同志个别接触不多。但他坚持改革开放的立场，严谨的工作作风，以诚待人的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这里，我想着重回顾一下乔石同志主持八届人大常委会工作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八届全国人大的重大功绩之一，是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这次修宪，是在乔石同志主持下进行的。199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乔石同志为组长的宪法修改小组。经过3个月的努力，小组提出了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初步方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后，由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向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了审议意见。代表大会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这就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改革开放成果固定下来，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的五年，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急需用法律来引导、推动和保障。乔石同志在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常委要把经济立法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以改革的精神对待和解决立法中遇到的问题和难点，争取在本届任期内大体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框架。
    
    过去，绝大多数经济方面的法律是由国务院各部门起草的。现在，除有些法律继续由它们起草外，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更多地牵头组织各方面力量特别是专家学者，来起草法律。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拟起草的115件法律中，有36件是由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承担的。这是法律起草工作的重大突破，对于改变人大立法工作的被动状态起了重要作用。
    
     八届人大及其常委会任期内，共审议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129个，通过118个。其立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立法质量也有了提高。经过五年努力，在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完善宏观调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对外开放等方面，都出台了一批重要法律。    
    
    乔石同志认为：“法律制定后，还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如果我们制定的法律得不到实施，实际上等于没有法。”为此，他强调，八届人大常委会要强化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法制的统一;要下大力气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不允许任何组织或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要加强对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工作监督，建立起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机制;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国家监督中最具有权威的有法律效力的监督，在加快改革开放、实现由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更需要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完善人大监督职能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常委会坚持把法律实施情况的检查监督，放在同立法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开局之年，就制定了《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使这项工作进一步程序化、制度化，更富有成效。在工作监督方面，五年中听取和审议国务院、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34个。从1996年起，常委会在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同时，还安排听取审议审计署关于中央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开辟了对预算执行情况监督的新途径。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重视支持和总结地方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的做法和经验，在向代表大会所做的工作报告中，一再肯定了代表评议和述职评议等形式。八届全国人大任期的五年，是地方人大工作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之一。
    
    乔石同志很重视常委会组织制度建设和机关干部队伍建设。换届不久，即制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守则，规范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行为，增强他们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还制定了一系列会议规则和工作规则，使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的工作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乔石同志重视和关心人大机关干部的培养、提拔和使用。在他担任委员长期间，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内培养和提拔了一批德才兼备、懂法律的干部担任局级以上领导职务，其中部级干部8人。这是前所未有的。
    
     乔石同志对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有许多深刻阐述。他认为，如何真正按照宪法规定对待人大和人大工作，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1993年7月，乔石同志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说，“首先要从我们在人大工作的同志做起”，“如果我们自己就认为到人大工作没有什么事啦，是退居‘二线’啦，或者是什么‘一线’工作‘二线’干部啦，抱着这样的认识，就不容易把人大工作搞好”。同时，党内要统一认识。乔石说：“共产党领导制定的法律，党不遵守谁遵守?你如果不把法律当一回事，还能叫老百姓遵守法律吗?在进一步深入改革的过程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是很重要的。人大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乔石同志认为，要十分注意研究怎样把人大搞得更民主一些，法制更完备一些。他指出：“过去，我们对法制讲得比较多，对民主讲得少一些。我们一些同志习惯于用简单的办法处理问题，一讲民主就怕麻烦。要认真总结这次换届选举的经验，研究怎样使选举更民主一些，程序更完备一些。”“人大工作要密切联系群众，越搞越民主，越搞越生动活泼、生机勃勃，千万不要把人大搞成‘长者的机关’。”他语重心长地说：“关于民主问题，多年来无论在什么场合，我始终认为一定要把民主的旗帜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说到底，民主问题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问题。”
    
    乔石同志由衷地希望，我国民主法制和人大制度建设，能有一个较大的发展。1992年12月5日，他在首都纪念当时的现行宪法颁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贯彻实施宪法，就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他强调：“要切实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权利和自由，继续完善保护公民权利的各项法律，从制度上物质上为公民行使权利提供保证。对于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和制裁。”1994年9月15日，乔石同志在首都纪念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按照宪法规定，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建设，使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有权威的国家权力机关，成为能够担负起宪法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成为联系群众反映民意、解决矛盾的为人民所充分依赖的代表机关。”这些论述，仍有现实意义。
    
    乔石同志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他工作稳重，为人厚道，光明磊落。在工作上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既坚持集体领导，又注意发挥每个领导成员的积极性。所以，我在八届人大常委会与乔石同志共事的五年，心情十分愉快、工作得心应手，与乔石同志也形成了深厚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