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这么多的贪官都到哪里去了 ?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6/13/1824742.html

青力杂谈  2012-06-13【作者】：姚冬琴

最高检披露12年来抓获18487个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

自2000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仅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的其中5年的缴获赃款赃物金额，就达到541.9亿元。

然而学者们认为，滞留境外的贪腐官员保守估计仍有一两万人，携带的资金不下万亿元。

高山、杨秀珠、蒋基芳、陈传柏、程三昌……这些至今仍在“追逃榜”上赫赫有名的贪官，让人们感觉，贪官“贪了就跑，跑了就了”，是一种无言的结局。

追贪官难，追赃款更难。每年，大量的国有资产、民脂民膏被席卷出境，融入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循环，从此难以剥离、难以追索。

一个个惊人的数字，时刻考验着中国反腐的决心和耐心。

5月23日，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联席会议在京召开。这是2007年该机制建立以来的第三次会议。该机制是由纪检监察机关、党委组织部门，以及司法、外交、公安、金融等职能部门共同组成的反腐败大网。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干以胜指出，针对当前防逃工作面临的形势，要完善防逃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防逃制度建设顶层设计，加大组织协调力度，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优势，统筹部署，整体推进，有效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

这张网正越收越紧。

一天最多51个贪官外逃未遂

防逃追逃工作面临的形势有多严峻？截至“五年反腐败规划”收官的2012年，还有多少贪官潜逃国外，卷走的贪腐资产数额有多少？官方没有准确数据发布，但近年来被曝光的腐败分子外逃或将资产转移境外的典型个案却不胜枚举。

多少贪官逍遥境外？

去年，中国人民银行一份关于“腐败资产外逃”的研究报告曾引起不小的震动。报告中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 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 元人民币。

尽管随后有机构指出该调研报告引用的有关外逃贪官、金额的数据有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下称“中纪委”）一位官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8000亿元”的金额“绝对不准确”，但这一数据还是引起社会不小的震动。

至今，中国腐败官员外逃资金的数额有几种版本：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下称“最高检”）公布，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 在逃；公安部2004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有500多人，涉案金额逾700亿元；审计署发布的消息称，截至2006年5月，外逃经济犯罪 嫌疑人有800人左右，直接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

《中国经济周刊》从最高检历年“两会”上的 工作报告整理得知，自2000年底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而据最高检 公开发布的2005、2007、2009—2011年五年的数据显示，我国这五年共缴获赃款赃物金额达到541.9亿元。

而在被抓获的这近2万人中，有多少称得上是“贪官”？还有多少贪官逍遥境外？《中国经济周刊》对此向中纪委、最高检、国家反贪局的采访申请，均被婉拒。

“我们不应当过于追求这些数据是否为官方认可，是否准确，而应当透过这些数据认识到当前中国腐败官员资金外逃现象的严重性，在此基础上寻找应对之策。”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雪标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林雪标曾参与办理多起贪污贿赂案件，在境外腐败资产追回方面有实战经验。

自2000年来就一直关注反腐的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根据他们的研究，外逃官员保守估计仍有近万名，携带金额约1 万亿元。“按照人均1亿元来估算。要在国外过上比国内更好的生活，必须有雄厚的‘黑金’做保障，不到这个数额级别，他们也不会选择出去。现实情况也印证了 这一点。不少贪官一人就卷走几亿元，规模相当大。这是中国腐败形势严峻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

林雪标 举了一个例子，更令人震惊：当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是在联合国框架下打击跨国腐败最为重要的国际公约。在这两个公 约生效前的一段时间，腐败官员外逃情况尤为猖獗。2003年8月3日晚至8月5日，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口岸、航空港共查获60多名持护照或者通行 证企图外逃的政府官员，其中有7名副厅级官员持有金融机关、海关等部门核准的携带外汇出境证明，携汇最少的一名经贸干部随身携带60万欧元。

2003年9月29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生效。在当年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晚的这24小时中，就有51名贪官在企图外逃时被捕，开创了一天之内外逃未遂被捕贪官最多的纪录。在那个国庆“黄金周”，中国司法机关共抓捕115名企图外逃的贪官。

金融和国企是携款潜逃重灾区

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金融系统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携款潜逃的重灾区。在他们的调查中，外逃贪官中，金融系统、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87.5%，其他部门约占12.5%。

金融系统和国企，不仅贪官跑路多，卷走的金额更加惊人。

2000年从澳大利亚押解回国受审的上海大东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萧洪彬，他制造了全国骗购外汇金额最大的非法经营案，骗汇7.6亿美元。

2001年，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伙同许超凡、许国俊贪污4.83亿美元，2004年被押解回国。

2005年，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卷款8.39亿元，与妻子一起逃往加拿大。

“外逃贪官大多是国有企业‘一把手’，或者分支单位的‘一把手’，对于企业运营及财务有绝对的操控权，能够接触到巨额资产，利用手中权力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李成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李成言还指出，不分行业看特征的话，“裸官”群体是外逃贪官的“预备队”。“大多数外逃贪官，第一步都是让孩子和夫人先出去，然后自己择机潜逃。这些贪 官年纪都比较大了，如果亲人都不在身边，钱又都汇出国了，自己一个人在国内怎么生活呢？”因此，防逃，首先要看好“裸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今年2月发布的《“裸官”监管调研报告》显示，38.9%的公职人员认同配偶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46.7%的公职人员 认为其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其中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对此认同的人数均超过半数，分别为53.3%、53.4%、51.7%。

《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表示，外逃的政府官员大多年龄在50岁以上。比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出逃时59岁，浙江省建设厅 原副厅长杨秀珠出逃时58岁，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出逃时57岁，等等。“政府官员往往在临退位时外逃。只有达到一定级别后，才有可能积聚巨额的不法 资财。在位时，可以用权力掩饰自己的腐败行为，但一旦退位，害怕被追查，所以在临退位时一走了之。”

这些腐败官员去了哪儿？根据林雪标的研究，他们当中，身份级别高、涉案金额大的腐败官员，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身份 级别相对较低、涉案金额相对较小的腐败官员，大多就近逃到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还有一部分外逃者通过香港中转。

由于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多数欧洲国家尚未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这给跨国追捕造成了现实障碍。而腐败官员却因此得以“逍遥法外”。近年来，不断有媒 体报道，诸如新西兰高档汽车销售商将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列为最高端客户；美国也爆出了富人区因不明背景的中国家庭迁入而拉动民宅价格上升的消息。

“中国贪官外逃，在国外某些地方已经成了有一定影响的现象，比如，加拿大甚至有贪官小区，他们住在一起，组织起来，形成合力。”李成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左）2003年4月20日携女儿、女婿及外孙出逃美国。同年6月23日，浙江省检察机关发出逮捕令。

追赃是国与国的较量

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其《反贪报告》一书中曾透露，“据有关部门统计，外逃贪官最高涉案金额达4.83亿美元（即余振东案）。”

余振东案是中国开展国际反腐合作的一个典型案例。

余振东案，即震惊全国的“开平案”。2001年10月，中国银行在一次全行数据信息整合时发现，高达数亿美元的款项不翼而飞。调查发现，在长达10年的 时间里，曾经担任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的余振东、许超凡、许国俊，先后把4.8亿多美元的银行资金转移到海外。案发后，三人逃至美国。

我国司法机关于2001年11月15日立案后，即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依据此前签订的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中方向美方提出刑事司法协助请求。

在中美没有双边引渡条约的前提下，中方以遣返作为替代措施，积极协助美国方面取证，最终使得余振东于2004年被美国遣返回中国，后被判刑12年。

仍滞留美国的许超凡和许国俊，于2010年5月６日在美国分别被判处25年和22年有期徒刑。

这虽然是一起富有实效的贪官跨国抓捕案，但其中的一些细节也值得深思。“余振东贪污4.83亿美元，为什么只判12年？这是中美在遣返协议中商定的结果。”李成言认为，跨国抓捕贪官不仅困难，还常常受到发达国家的压力，比如法律干预。

普遍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经济犯罪的看法不同，发达国家大多认为经济犯罪不应以失去终身自由为惩罚，但发展中国家对经济犯罪制裁得更严重。

“与追人相比，钱追不回来更可怕。钱追不回来，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李成言说。

余振东被抓捕回国后，美国法院判决仍滞留境内的许超凡、许国俊应归还4.83亿美元。两人对此表示了异议。根据庭审文件显示，许超凡、许国俊被没收的财产，只有数十万美元现金、多件金银钻石首饰、名牌手表、位于加拿大的三栋豪宅，与4.83亿美元的巨资相去甚远。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表示，美国政府抓获“开平案”三人时扣押的355万美元银行存款已经归还中国，还有15万美元现金、一些珠宝和房产，也将归还给中国银行。

跨国追赃，成本太高

惊人的财富在中国被非法攫取后，注入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循环。资产跨境追回在实践中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资产流出国与流入国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

“资产跨境追回可能会影响资产所在国（或地区）引进外资的稳定、金融机构的信誉或者其他经济利益，因此，资产所在国（或地区）可能不情愿满足中国提出的 追缴和返还请求。”林雪标说，“同时，腐败资产跨境追回的启动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需要足够的追回经验，而中国这方面则较为缺乏。”

“资产跨境追回最大的难点，就是‘成本’太高，包括跨国办案的成本，还有被发达国家截取的部分。有时成本高到让人感觉跨境追捕几乎失去意义了。”李成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目前，美国、欧州经济低迷，加大了对贪腐资产的侦查力度，通过重新征税等办法从中获利。

“尽管跨境追捕难，成本高，但我们还必须做，否则让贪官感觉，还是跑出去好。”李成言说。

事实上，因为腐败资产大多是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不少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也面临与中国一样的难题。比如，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FerdinandMarcos)贪污了50亿~100亿美元，但菲律宾用了18年的时间才追回6.2亿美元。

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发布的一组数字表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每年产生的腐败收益高达200亿~400亿美元，而且其中大部分 被转移到发达国家。腐败分子通过洗钱渠道将巨额资金汇出境外，为自己和家人留后路，逃避惩罚，已经是腐败犯罪的经典公式。

2007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与世界银行曾共同发起“追回被窃资产倡议”，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追回被腐败官员窃取的国家资产。但世界银行同时也表示，该倡议的成功有赖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

除了经济利益相悖这样的客观原因，林雪标认为，中国在资产跨境追回方面还面临一些技术性难题。比如，中国往往运用“直接追回机制”，谁主张谁举证，在国 际司法实践中，请求方不仅要证明腐败官员通过犯罪获取相当数额的资产，而且还应证明犯罪所得资产存在连续和不间断的转移链条，这一链条在任何环节上的中断 或衔接不严密，都可能导致诉讼失败。

而腐败犯罪官员往往利用职权转移、转移犯罪所得，造成腐败资产及资产所有权相关资料的缺失。而且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及不透明的全球金融系统，也使得腐败分子能迅速地以各种复杂手段转移和隐匿犯罪所得并避免被追踪。

此外，中国腐败资产跨境追回配套立法不完善，如主权豁免原则例外制度缺乏、刑事没收立法不完善、民事没收立法缺位等，都给腐败资产跨境追回在实践中造成了难题。

今年3月15日通过的《刑诉法修正草案》，专门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由于没有缺席审判制度，常常出现腐败案件犯罪嫌疑人逃匿后，其犯罪所得巨额 财产长期无法追缴的情况。有些人逃往国外，中国向有关组织和国家或地区提出司法协助追偿财产的时候，往往遇到一个困难，没有发生法律效率的判决裁定，人家 不予以合作。刑诉法设置了这一特别程序，犯罪嫌疑人即使逃跑、即使死亡，财产也照样可以被追回。”

“法制发达国家一般都有缺席审判，尽管适用很严格。刑诉法这一特别程序相当于设置了一个‘半缺席’审判制度，对财产问题可以做出判决了，对人身问题暂不做出判决，等引渡回来以后再说。”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敏远表示。

但上述中纪委官员对记者表示，腐败资产跨境追回仍有不少实践中的难题，要想追回资产，必须所在国的法律也同样判定该资产属于犯罪所得，想要全额追回就更加困难，因为不少国家都对资产跨国追回设置了资金分享比例。

不“分赃”，他国缺少积极性

一国协助另一国追回了出逃的腐败犯罪资产，是否可以扣除资产追回所付出的代价？或者说，能否要求“分成”？对此，国际刑法理论界存在较大的争议，各国司法实践、国际及区域性公约也规定不一。

“作为跨境转移腐败资产的主要来源方，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认为资产分享违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宗旨和精神，用被追缴的资产补偿被害人或者将 资产返还其合法所有人才是应当优先考虑的事。而以英国、美国等为主的资产流入国，主张应通过分享方式向请求方实行部分返还。”林雪标向《中国经济周刊》指 出，这种分歧在中国追回跨境资产的实践中长期存在。

比如，美国的分享比例取决于他国在司法合作中的 “贡献”，分为三个档次，由重大到一般分享比例分别为：50%～80%、40%～50%、40%以下。英国内政部对他国要求分享资产的请求，一般也按照 “贡献”来分配数额。目前他国能分得的最大份额是扣除执法费用后的实际数额的一半。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设立了专门的“被罚没财产账户”，根据“公平的分享计 划”来处置。

由于分享资产能够鼓励各国积极参与有关的国际司法合作，正逐步被国际司法界接受。中国外逃官员“最钟情”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欧盟国家、日本、新加坡等，普遍采取分享资产方式处理赃款。

但据王明高介绍，中国与外国缔结的双边司法协助条例往往规定，双方应“免费”提供司法协助。中国甚至在与有些国家的约定中明确表示，“不得要求偿还因提供司法协助所支出的费用”。这势必削弱有关国家协助中国追缴赃款的积极性，影响追缴效果。

林雪标认为，与其在腐败资产跨境转移后一筹莫展，还不如根据实际需要适当让利一部分给为我们提供司法便利的被请求方，从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具体个案中，要重视谈判技巧，给予被请求方尽量少的分享比例，以争取追回更多的腐败资产。

“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与任何国家建立正式的分享协议。”林雪标说，1999年，加拿大皇家警察一名高官专程来到北京，就中加双方签订《赃 款分割协议》进行协商，但囿于中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顾虑，该协议最终没有签署。2009年12月初，加拿大总理哈珀访华，中加同意早日签署《打击犯 罪合作谅解备忘录》，同意就签署分享罪犯资产协定进行谈判，“这表明中国对‘资产分享’措施已经不再持抵触态度。”林雪标说。

相关资料

职务犯罪

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利用已有职权，贪污、贿赂、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破坏国 家对公务活动的规章规范，依照刑法应当处以行政处罚的犯罪，包括《刑法》规定的“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 权利、民主权利犯罪。

贪官外逃重点地区

我国周边及邻近国家：

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

发达国家：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

非洲、拉美、东欧一些反腐法制不健全或与我国未签署引渡协议的小国：

斐济、厄瓜多尔等；

主要中转地区：

香港、澳门；

离岸金融中心：

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百慕大等。

外逃贪官来自哪？

金融业：

已发生过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三任行长携款外逃、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巨资诈骗案中涉案人员高山和李东哲携款逃往加拿大、广东省国际信托公司香港实业分公司副总经理黄清洲贪污挪用公款13亿港币逃往泰国等大案。

垄断性国有企业：

已发生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贪污1600万元后逃匿海外、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因贪污企图逃往越南时被边防检查站截获等大案。

交通、土地管理、建筑等行业：

近年来云南、贵州等地的交通厅长相继因经济问题而逃往国外，河南省三任交通厅长均因受贿等犯罪而携款外逃。

税收、贸易、投资部门：

中外运公司某项目部副总经理丁某利用职务便利，收取好处费、贪污海运业务费，将其存入自己在香港的账户。

钱是如何和贪官一起跑出去的

现金走私，蚂蚁搬家

一是外逃贪官本人夹带在行李中直接携带出境，这种方式较为简单，费用低，但可走私的数额较为有限，风险也较大；二是腐败分子通过某些代理机构（主要是地 下钱庄）利用一些专门跑腿的“水客”以“蚂蚁搬家”、少量多次的方式肩扛手提地在边境口岸来回走私现金。这种方式要交给地下钱庄一定费用。

地下钱庄：国内交钱，入国外的账

替代性汇款体系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地下钱庄。当境内客户在境外需要外汇资金时，地下钱庄先在境内收取人民币，之后指使境外代理人将外汇资金划到该客户指定的境外银行账户上。

利用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形式向境外转移资产

比如，利用国际贸易中进口商品预付货款，出口商品延期收款这一商业行为，实际达到将部分资金长期滞留在境外的目的；或者，境内企业向境外关联企业高价购 买原料、产品或高额分派红利等，趁机将资金汇出；再比如，腐败分子利用本企业或有特定关系的企业，伪造没有实际商品买卖的进口合同，骗取核准汇出外汇，以 表面上合法的手续转移贪腐收入。

借企业投资

通常以企业正常海外投资的形式转往境外，然后在境外占为己有。

信用卡消费和提现

通过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额消费或提现来实现资金向境外转移。

利用离岸金融中心转移资产

离岸金融中心监管宽松，外逃贪官能够在这些地方进行匿名存储、设立匿名公司，使犯罪收益难以被发现。

在海外直接受贿

贪官在境外直接完成贪污、受贿等过程。例如，某单位在国外进行采购时，有实际控制权的贪官可以通过暗箱操作得到巨额回扣，直接存入其在境外银行的账户。

通过境外的特定关系人转移资金

特定关系人在他国已取得合法身份，或者是留学，或者是他国居民或公民。境内的贪官一方面可以通过其特定关系人以合法手续携带或汇出资金；另一方面，这些特定关系人利用其国外身份在当地注册企业后，以投资形式在中国开设机构，然后以关联交易等形式更堂而皇之地转移资金。

涉案法律、公约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

第十二条

海关发现个人出入境携带的现金、无记名有价证券超过规定金额的，应当及时向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通报。

第二十三条

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发现可疑交易活动，需要调查核实的，可以向金融机构进行调查，金融机构应当予以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

第二十五条

调查中需要进一步核查的，经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的负责人批准，可以查阅、复制被调查对象的账户信息、交易记录和其他有关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隐藏、篡改或者毁损的文件、资料，可以予以封存。

第二十六条

经调查仍不能排除洗钱嫌疑的，应当立即向有管辖权的侦查机关报案。客户要求将调查所涉及的账户资金转往境外的，经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临时冻结措施。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第五十七条第二款

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使本国主管机关在另一缔约国请求采取行动时，能够在考虑到善意第三人权利的情况下，根据本公约返还所没收的财产。

第五十七条第五款

在适当的情况下，缔约国还可以特别考虑就所没收财产的最后处分逐案订立协定或者可以共同接受的安排。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第十四条第一款

缔约国依照本公约没收的犯罪所得或财产应由该缔约国根据其本国法律和行政程序予以处置。

第十四条第三款(二)

根据本国法律或行政程序，经常地或逐案地与其他缔约国分享这类犯罪所得、财产，或变卖这类犯罪所得、财产所获得的款项。▲◆★●■☆


强化民主将是中共未来重要政治方向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6/13/1825107.html

 明报 2012-06-13  十八大仍是过渡 中共已在布局十九大 民主是大方向 明报

内地各省党代会及换届选举工作按计划将于本月底全部结束。当大多数人将目光聚焦于中共十八大时，北京有分析人士指出，十八大的布局与十九大已有一定关联。

目前内地各省区市党代会的召开和换届选举是为中共十八大做准备，确立下一个五年的人事安排和各项政策方针，但有分析指其中亦含有对未来的长远考虑。

据接近中南海的北京学者透露，强化民主将是中共未来重要政治方向。党内民主推荐的选拔方式或在未来逐步形成机制，例如由全党正部级以上官员进行民主投票等，甚至未来最高领导层也可能实现差额选举。该学者指出：「指定接班人的威权时代已经过去，薄熙来事件亦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这方面，中共或会形成一种新的机制，使领导干部有一种压力和竞争意识，引入新的思维。」

该人士透露，在组织人事上，当前中共对于十九大的部署实际上已经开始，只是未加公开宣扬。从中共最近十数年的实践来看，最高领导层的形成虽未完全制度化，但在中共内部已经达成了「七上八下」这样一个规则或称共识，即68岁以上一般不会再进入下一届中共最高领导层。因此，十八大中央政治局委员乃至常委必然会考虑年龄搭配的问题，以与十九大实现平稳对接。

「五湖四海、任人为贤」是中共近年强调的选人用人原则，而对于高级领导干部的选拔，工作阅历、知识构成、个人魄力等等都是重要因素。比如一般要有地方工作经验，至少担任过一到两个大省的一把手。在目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习近平就曾先后主政于福建、浙江、上海，李克强则曾任职于河南、辽宁。

除了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能够独立主持工作、独当一面，对于高级领导干部，中共还要经过长时间考验，德才兼备亦是当下重要用人原则，按照官方的说法即考查是否具有高尚人格、廉洁奉公等。

鉴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复杂外部环境，能否把握未来形势发展、综合考虑国际因素以驾驭全局，具备战略眼光和现代意识，也是中共对于党内高官提出的新要求。▲◆★●■☆


中国隐现“五龙闹海” 令海上僵局复杂化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6/13/1825129.html

    环球网 2012-06-13《日本时报》6月12日文章，原题：中国隐现的巨龙们令海上僵局复杂化

中国海上执法部门的运转和组织如此复杂，以致看似卷入一场地盘争夺战。日中上月于浙江举行海上安全保障首轮对话磋商。一名防务专家说，日方在这次会议中的最大收获，就是得以见到中方的所有海上执法部门代表。

中国有5家海上执法部门，它们之间没有明晰的责任或权力分工。这5家是：隶属公安部的中国公安边防海警部队、交通部的中国海事局、农业部的渔政局、国土资源部的国家海洋局和海关总署。它们都有自己的准军事单位。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在题为“五龙闹海”的报告中称，“五龙”共有约4万名工作人员，日本海岸警卫队有1.2万人。而相较于日本3万公里的海岸线，中国海岸线为1.8万公里。中国的海上执法力量人数相当多。

强大的中国公安边防海警部队拥有1万人，拥有高速船、小型巡逻船和小型武器。除打击犯罪外，近来也开始执行预防恐怖活动的任务。与日本国内普遍认为的不同，2010年撞船事件后常出现在钓鱼岛的并非海警部队，而是渔政局执法船。其人数比海警部队少，但拥有4000吨级以上的大船，其中一些是由军舰改造成的。监管除鱼类以外的其他海洋资源的责任属于国家海洋局。它拥有6000多名工作人员和20多艘1000吨级以上船只，主要任务是保护环境、科学勘测和保护中国专属经济区。中国海事局有2万工作人员，是“五龙”中规模最大的。其主要任务是检查船只、海上事故调查与救援及船舶交通管理。最后一家是海关总署，主要负责税收和防止违禁贸易发生。

为何会有如此众多的海上执法部门？原因之一是解放军长期忽视海军的重要性，于是各部门都发展准军事单位来弥补海军的相对弱势。中国国内曾有动作要整顿这一情况，还提过一些消除冗余、节省财力的想法，但并未实施。“五龙”都担心失去权力。解放军可能也想成立自己的海上防卫单位，但那将被视为对“五龙”既得利益的侵犯。想要整合或重组这些准军事海上执法部门的希望近乎渺茫。为继续增强实力和保护利益，它们必将进行可能引发摩擦的海上活动。若日本或任何一个邻国草率地对“五龙”中任何一条摆出好斗姿态，都将给中国提供一个利用局势的良机。▲◆★●■☆


深居简出的林彪是真病还是"权力饥渴症"
http://book.sina.com.cn/excerpt/sz/rw/2012-06-13/1135299693.shtml

2012年06月13日 新浪读书微博  文章摘自《折戟沉沙温都尔汗》

　　作者：王海光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本书简介：1971年9月，传出一个令所有中国人难以置信、目瞪口呆、惊愕愤怒，也令全世界震惊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党的副主席、写进党章的党中央主席毛泽东接班人林彪副统帅，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彪一直养病，深居简出，很少与人交往和参加国务活动。

　　1954年，中苏友好协会成立，毛泽东让林彪担任协会主席一职，林彪也只是挂个名，很少过问协会里的事务。

　　林彪有病也是事实。抗战初期那次伤及中枢神经的枪伤和紧张的战争生涯对他的身体损伤很大。海南岛战役之后，中央鉴于林彪健康情况不好，送他到苏联去治疗休养。但治疗效果不大，特别神经系统问题多。他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动辄出汗，见风感冒，见水拉稀。即使在授予十大元帅军衔和勋章典礼的喜庆日子，林彪也是神情萎靡，郁郁寡欢。

　　毛泽东对林彪的病情十分关心，1953年，毛泽东指示总后卫生部部长傅连璋组织专家会诊，为林彪检查身体。傅组织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名医给林彪作了全面检查和会诊，没有发现林彪身体上有严重的器质性病变，许多病的症状是与神经系统有关。他建议林彪多作户外运动，多吃蔬菜水果，并暗示叶群节制性生活。傅如实地把会诊结果汇报给了毛泽东和中央，林彪、叶群忌讳说他有神经系统的病，对此怀恨在心。在“文化大革命”中傅被迫害致死，“迫害林副主席”是他的主要罪状之一。

　　毛泽东得知检查结果后，特地手书曹操的诗《龟虽寿》赠与林彪：“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大气磅礴的名篇，加上毛泽东酣畅淋漓的草书，表达了毛泽东希望林彪振作精神，克服疾病，再有所作为的拳拳之心。

　　林彪虽然有病在身，但并不像他表现的那样严重。林彪性情阴鸷，猜忌多疑，心病大于身病。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两件事对他的心病影响很大。

　　1950年在中央决定抗美援朝出兵问题上。林彪内心不愿意卷入朝鲜战争，对与美军作战没把握，推说有病，婉拒了毛泽东要他担任志愿军司令员率兵出征的重托。而后彭德怀意气干云，毅然挂帅出征，使毛泽东颇生感慨。毛泽东曾说，给林彪发转业费，让彭德怀管国防部。

　　1953年在高岗事件上。高岗进京后担任位置十分重要的国家计委主席。他趁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将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将有新的安排之际，四处活动，大搞幕后交易，在党内拉选票，在会议上发难，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谋求更高权力。高岗在东北局工作时就和林彪关系密切，到京后又和林彪扯在一起。心高气傲的林彪对高岗颇为欣赏，他说，高岗政治上很强，将来是党内了不起的人物。

　　高岗于1953年10月到杭州，与林彪商量中央人选名单。他主张林彪出任一些人主张由国务院改名的部长会议主席。11月末，林彪交给高岗妻子一封信，要她亲自交给高岗。毛泽东察觉了高岗的一些活动，并派陈云去做林彪的工作，要他警惕高岗。不久，高岗问题暴露，中央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斗争。高岗拒绝认错，以自杀相对抗。

　　林彪庆幸自己没有陷进这场政治旋涡之中，对毛泽东的政治斗争艺术感触良多，之后在政治上更加工于心计。直到1962年，叶群还对高岗妻子说，那封信是林彪批评高岗搞地下活动的。这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掩饰，正说明高岗事件对林彪的心理影响之大。

　　1956年9月，在八届一中全会上，林彪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对林彪这位爱将还是厚爱的。1957年夏，毛泽东到上海视察、专程探望了在这里养病的林彪。林彪感到了毛泽东的关心和信任，心情十分高兴。

　　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林彪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位居毛、刘、周、朱、陈之后。林彪在会上格外兴奋，病容全无，精神焕发。这似乎表明了林彪的病，大半是权力饥渴症的政治病。不久，在庐山会议上，林彪所患的是政治病得到了验证。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林彪从养病闲居走到政治前台的转折点。

　　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主题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纠正已经觉察到的一些“左”的错误。林彪推病，没准备参加会议。

　　庐山会议在对“大跃进”经验教训的认识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耿直的彭德怀尖锐、激烈地批评了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并在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被信中“小资产阶级狂热病”等词句深深地刺痛了。毛泽东动了肝火。他要进行反击，既是为了维护“三面红旗”，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领袖尊严。

　　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大会，让大家“评论这封信的性质”。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锋芒尖锐地逐条批驳了彭德怀信中的观点，并说“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情绪极为激动。毛泽东讲话后，庐山会议风向立转，开始批彭反右。

　　毛泽东电召林彪等人上庐山参加会议。7月17日，林彪上了庐山。林彪在北京就得知了庐山上发生的事情，清楚毛泽东召他上山的意思，上山后口称“援兵”，对彭德怀的批判刀刀见血。

　　8月1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朱德首先发言，态度温和。立即被毛泽东斥为“隔靴搔痒”。林彪接着发言，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式的人物。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林彪迎合毛泽东，一笔笔地算起彭德怀的历史旧帐。林彪的发言为会议批斗彭德怀定下了凶狠的调子。

　　在以后的会议上，林彪继续攻击彭德怀“野心很大”，“非常嚣张”，“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帜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是“我们党里面的一个隐患”。他硬是把一瓢瓢的污水，劈头盖脸地泼向彭德怀。

　　在早已超过针对写信本身的一片批判责难声中，彭德怀只好违心地承认“错误”，表示：不自杀，不当反革命，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

　　紧接着，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会议把对彭德怀的批判上升到路线斗争的新高度，说彭“一贯反对毛主席”，并揭批莫须有的彭德怀“军事俱乐部”问题，性质越来越严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此后，中国转入了蹇乖多难的年代。

　　庐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扶摇直上的林彪，一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消沉，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又大显其身手来了。

　　林彪经过几年养病的“韬晦”，观测研究党内的政治风向变化，揣摩毛泽东的心理，对进行政治投机的手腕颇有心得。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形成了至高无上的威望，在党内有不容置疑的领导核心地位。林彪最为关注的政治问题，就是如何投其所好，并视其为玩弄权术、以逞私欲的要诀。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之后，更加注意观察分析毛泽东的思想动向和一举一动，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面目出现，摆出“紧跟”的姿态，以如何获得毛泽东的信任来决定他的言行。

　　从1960年到1964年，林彪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包括请人讲课和为他摘抄中外名人的语录)。他读了许多历史方面的书籍，像中外历史书、各朝代的演义、军阀混战资料、文史资料以及历代开国皇帝和一些政治人物的传记，对曾国藩、袁世凯、张作霖、胡宗南、戴笠等作过研究。他请专人讲授历史上的政治枭雄们的权谋，驭下与奉上的手腕，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让人给他摘录了不少学习卡片。林彪对学习政治权谋很有兴趣，他和叶群还记了一些笔记。

　　林彪读书的着眼处，不是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汲取正确的治国之道，而是醉心于政治的权谋之术。想以知识来提高政治投机的伎俩，滋养出的只能是权力欲膨胀的个人野心。

　　在他散记的批注心得中，可以窥见林彪在极力对毛泽东歌功颂德背后的内心世界。摘取几例：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按：指毛泽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招。

　　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坚持“左”倾高姿态。

　　在叶群的笔记中，有对付毛泽东的“应兑(对)法”一项。内有：

　　面带三分笑。

　　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

　　抓一号(指毛泽东)活思想。

　　抓苗头，把他想办的事列入议事日程上。

　　从他那里来(其要求)，到他(向他报告)那里去。

　　从这些记载时间不一、闪烁其词、断断续续的小注、眉批、笔记中，隐约而又清晰可见林彪夫妇玩弄权术、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阴暗心理。这种阴暗心理加上个人野心的膨胀，必然导致误党祸国的结局。

　　林彪一接手军委工作，就在神化领袖、制造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上大作文章。

　　1959年9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别出心裁地宣扬：“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内容。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这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进而又提出了“顶峰论”。他说，“现代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他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思想的最顶峰。”

　　林彪发明了“背警句”、“带着问题学”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套实用主义的方法。

　　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要把它背下来，恩格斯主张不要死背，但是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 “肚子里就是要背得那么几条。”

　　林彪还亲自下基层部队宣传他那一套，说：“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种方法是有的放矢。部队学理论就是要有什么问题学什么，需要什么学什么。”

　　1961年1月，林彪在《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就是后来被称道的“三十字方针”。

　　林彪还指示《解放军报》要逐日在报头刊登毛泽东语录。从1961年5月1日起，《解放军报》每天根据版面内容，在报头上刊登毛泽东语录。到1964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授意，又将毛泽东语录汇编成册，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本，发给全军官兵，掀起学“语录”的热潮。到“文革”时，《毛主席语录》成为全国上下人人必备的“红宝书”。

　　在部队建设上，林彪搞了一套突出政治的新东西。1960年，林彪把毛泽东在延安为抗大两次题写的校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按照他的“串数字”的习惯，发挥成“三八作风”(三句话，八个字)，作为全军部队革命化的标准。

　　对于如何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发明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在1960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把“四个第一”作为“军队建设的方向”，是林彪“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林彪还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口号。在林彪的提倡下，全军开展了“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运动。

　　这些形式主义标新立异地“突出政治”的一套做法，在全军上下风风火火地推行开来，令全党、全国耳目一新。林彪“突出政治”的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从部队推向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毛泽东在60年代初对大多数的中央领导人都有所批评，独对林彪褒赞有加。1961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表扬林彪说：“最近林彪同志下连队做调查研究，了解到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措施。”

　　1963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中印边境反击战汇报时说，“看来我们的军队还是要抓政治工作，抓四个第一，抓三大民主，加强薄弱环节，搞好党的建设。”

　　1963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信中又一次高度评价了林彪的做法，“自从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军队的军事、政治工作都有一个新的发展，军队政治工作就更加理论化，也更加具体化了。”

　　林彪所搞的“突出政治”，违背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专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为目的，是现代造神运动的滥觞。当他把领袖制造成神时，他也就是最最忠诚的护卫天将了。“蚂蟥叮住鹭鸶脚，你上天来我上天”。在他竭力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包藏着极龌龊的个人私欲和野心。“突出政治”既是他迎合毛泽东的手段，又是他制造出来的从事权力斗争的棍子，一切不顺从他的人，他都可以用这个棍子无情地横扫之。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发言，又一次使毛泽东感到了林彪的忠诚。

　　七千人大会是针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困难，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的会议。这是个史称“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发扬民主的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刘少奇的讲话，分析了几年来的主要缺点错误，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即：总的来讲，成绩是七，错误是三。但有些地方则是倒三七。这对庐山会议后，党内不敢坦言错误的风气是个突破。同时，也引起毛泽东的不快。

　　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都在会议上检讨了党内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带动下，各省市主要领导纷纷作了自我批评。

　　林彪撇开总参谋长罗瑞卿给他准备的讲话稿，自己亲自拟定了提纲，在会上作了长篇的发言。他的发言和整个大会的气氛很不协调。林彪说，“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毛泽东当即对林彪的讲话称赞“讲的好”，要他整理后，“发给党内干部学习”，亲自批示：“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

　　林彪处处揣摩毛泽东的心理行事，得到毛泽东的极大信任。毛泽东在1964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再次赞扬林彪的做法。他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从前也未想到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我们从前是靠解放军，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联想到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提出的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再联系到毛泽东对中央其他领导人越来越不满的情绪，表明毛泽东已经摆脱了过去担忧军队出问题的阴影，要倚重军队做中国的政坛支柱。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已理所当然地成为他的左右手和护法的尊神。

　　毛泽东发出“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指示。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更加无产阶级化。

　　林彪正是在党内民主毁废、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个人专断风气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玩弄权术，迎合毛泽东的错误，大搞领袖神化，在全党、全军中制造出了“高举”、“紧跟”的形象，成为中国政坛上光耀眩目的“新星”。▲◆★●■☆


不可不知 夏季吃生姜的七大好处
http://health.sina.com.cn/hc/2012-06-14/072736111.shtml

 2012年06月14日 新浪健康论坛  生姜既有营养价值，又有医疗作用。民间流传的“冬吃萝卜，夏吃姜。”，“早上三片姜，赛过喝参汤。”，“呕家圣药”，等俗语都是对生姜功能形象而精辟的概括。夏吃姜正当时，不过关于生姜的诸多常识不可不知，只有了解生姜的性质和功效，才能取其利，避误区，达到科学养生的目的。

　　夏季暑热，多数人食欲不振。鲜姜中的姜辣素能刺激胃肠粘膜，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并对心脏和血管有一定刺激作用，能使心跳加速，血液循环加快，汗毛孔张开，随着汗液排泄，带走体内的余热，对于防暑度夏有一定益处。因此“冬吃萝卜夏吃姜”是有科学依据的。

　　1. 抗氧化，抑制肿瘤

　　生姜中所含的姜辣素和二苯基庚烷类化合物的结构均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作用；抑制肿瘤作用；吃姜能抗衰老，老年人常吃生姜可除“老人斑”。

　　2. 开胃健脾，促进食欲

　　在炎热的夏天，因为人体唾液、胃液分泌会减少，因而影响食欲，如果饭前吃几片生姜，可刺激唾液、胃液和消化液分泌，增加胃肠蠕动，增进食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冬吃萝卜，夏吃姜”，“饭不香，吃生姜”的道理。

　　3. 防暑、降温、提神

　　在炎热的时候有兴奋、排汗降温，提神作用。对一般暑热表现为头昏、心悸、胸闷恶心等的病人，适当喝点姜汤大有裨益。我国传统的防暑中成药——人丹就含有生姜成分，其作用就是健胃、提神、醒脑。

　　4. 杀菌解毒

　　科学研究发现，生姜能起到某些抗菌素的作用，尤其是对沙门氏菌效果更好。在炎热的夏季，食品容易受到细菌的污染，而且生长繁殖快，容易引起急性胃肠炎，适量吃些生姜可起到防治作用。生姜提取液具有显著抑制皮肤真菌和杀来头阴道滴虫的功效，可治疗各种痈肿疮毒。另外，可用生姜水含漱治疗口臭和牙周炎。

　　5. 防晕车，止恶心呕吐

　　有研究证明，生姜干粉对运动病之头痛、眩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有效率达90%，且药效可持续4小时以上。民间用吃生姜防晕车、晕船，或贴内关穴，有明显的效果，因此而有“呕家圣药”之誉。

　　6. 促进血行，驱散寒邪

　　由于着凉，引起感冒，喝些姜汤水，可增加血液循环，使全身发热，有助于驱逐体内风寒。

　　7. 减少动脉硬化发生

　　有研究表明，生姜提取物能阻碍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清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减少动脉硬化的发生。▲◆★●■☆


菲越等四国海军拟联手对付中国南海渔民
http://mil.news.sina.com.cn/2012-06-14/0818693030.html

2012年06月14日  新华网：美军计划帮助菲律宾监控沿岸水域

　　【日本《读卖新闻》6月13日报道】题：南海四国海军研究进行联合巡逻

　　记者12日获悉，印尼、菲律宾、越南和文莱四国海军正研究在南海的印尼纳土纳群岛附近海域实施联合巡逻。中国宣称拥有该海域的部分所有权。此举含有监视中国渔船的“非法捕鱼”等行为，抗衡中国扩大南海霸权行为的目的。

　　据一名印尼军方人士介绍，各国以往单独行动，各自在本国的专属经济区巡逻。实施联合巡逻后，各国海军舰船将通过无线电交换信息，协调行动，从而提升监视效果。何时实施仍未定，不过上述人士称“越早启动越好”。

　　在纳土纳群岛海域，除上述四国划定了专属经济区外，中国也宣称拥有部分海域的所有权，在渔政船护航下，中国渔船屡次来此强行“非法捕鱼”。2010年6月，印尼抓扣几艘渔船后，两艘渔政船便要求印尼将其释放。经过一段时间对峙，印尼最终答应了中方要求。

　　上述印尼军方人士说，四国实施联合巡逻是因为意识到要对中国展示东盟的团结。作为东盟国家，它们意欲抱成一团，以抗衡强调双边解决南海问题的中国。

　　【印尼《雅加达邮报》网站6月13日文章】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东盟统一阵线不会帮助任何人，尤其印尼

　　随着南中国海混乱局面的持续，有关建立一个东盟统一阵线的讨论获得了更多动力，从而激发了一场有关这一立场将如何影响东盟的争论。

　　统一阵线或许为卷入南中国海争端的东盟成员国带来短暂的少量利益，但它对东盟整体而言将是有害的。因为中国不可能屈服于东盟的压力。中国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以外已经没有进一步妥协的空间。

　　这种策略对东盟整体来说不会有多少好处，因为争端将继续，而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将面临危险。如果东盟无条件支持其成员国，这些国家就可能在其他争端中利用东盟，使东盟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反复无常和咄咄逼人。

　　对某些东盟成员国来说，东盟统一阵线造成的损失可能超过利益。印尼将成为最大输家，因为它将因此失去在地区新兴经济体中的领导地位。

　　【法新社华盛顿6月12日电】随着马尼拉同中国的领土争端升级，美国军方今天说，它计划帮助菲律宾监控其沿岸水域。

　　五角大楼说，尚没有向菲律宾提供一个陆基雷达的确定计划，但是雷达可能成为未来协助工作的一部分。

　　凯瑟琳·威尔金森少校对法新社记者说：“我们要协助菲律宾建设国家海岸监测中心，现在我们正处于这方面的初级计划阶段。”

　　菲律宾试图在斯卡伯勒礁(即我黄岩岛——本网注)争端中为自身寻求支持。它希望获得雷达、巡逻机和海军舰船。

　　【《菲律宾明星报》网站6月13日报道】一名高级安全官员周二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一艘船只将始终在帕纳塔格礁(即我黄岩岛——本网注)驻扎，以显示菲律宾在该海域的主权。

　　有人猜测，由于菲律宾没有船只能适应在所有气候下工作，以便在台风季节抵御风大浪急的海上状况，因此菲律宾在同中国就帕纳塔格礁的争夺中将处于劣势。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作出有关声明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这种猜测。


始终不渝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5773&msg_id=1043

中共广州军区政委张阳6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篇文章提到，应防止解放军在执行非战争任务时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张阳对驻扎在重庆的“嫡系”部队武警126师的一次暗中警告。图为武警126师。（网络图片）

广州军区政委警告武警126师“别插手重庆”

 中共广州军区政委张阳6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篇文章提到，应防止解放军在执行非战争任务时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张阳对驻扎在重庆的“嫡系”部队武警126师的一次暗中警告。

广州军区政委发出“奇怪信号”

广州军区政委张阳6月5日发表题为《始终不渝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该文多次提到胡锦涛有关“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论述，强调“军队要坚决听党的话、维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权威”。

文章有一小段话提到：“解放军在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时，要一切行动听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防止盲目行动而授人以柄、激化矛盾。”

《人民日报》6月5号发表这篇文章之后，新华网以同样标题转载，而腾讯和网易等网站则以新标题《党报：防止解放军非战争任务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转载。

此文发表后，引起外界关注。

武警126师与广州军区的关系

2月24日，《大纪元》曾经引用报导，驻守湖南耒阳市、隶属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武警机动126师约1,500人，2月17日乘专列到达重庆布防。此举被认为是防止重庆的武警发生“警变”，在此之前，薄熙来去了薄一波曾经指挥过的14军总部“缅怀先烈”，被外界指是意图谋反，威胁中央。

武警第126师曾经隶属广州军区的42军。该师总部在广州花都，其下属武警第376团（8732部队）驻扎在湖南耒阳市。武警第126师属于机动师，隶属武警总部和军委指挥，其主要职责为“在紧急状态时执行治安维持、民防、后备、工程等任务”。

武警126师前身是第四野战军第42军126师，42军是广州军区的主力部队。1996年，126师被独立出来，成为武警机动师。在当今中共派系色彩尤为浓厚的军队中，126师虽然已经被独立成为武警机动师，但是因为和42军的关系，仍然被认为是42军的嫡系部队。

2011年，华荣林大校成为武警126师师长。在相关报导中，华荣林也一直频频与广东省军政官员互动。

重庆抗暴逐渐升级

在“六·四事件”23周年纪念日前后，重庆万盛区市民连续多日出现万人游行，藉助“敏感日”给当局施加压力，抗议政府强迫该区和綦江区合并，当地许多商户也加入罢市。据悉，市民从早到晚上街游行，马路上人山人海，场面壮观。

张德江担心万盛居民继续游行，局势不稳，紧急调动各种防暴车和防暴警察到当地戒备“维稳”。

受万盛区居民抗议事件的影响，双桥区居民也开始进行维权活动。

6月6日，重庆市双桥区数千居民也上街堵路，抗议双桥区与大足县合并，造成交通大规模堵塞，张德江出动数百警察暴力驱散群众。

专家：广州军区政委警告126师不要“被利用”

华府的中问题专家石臧山说：“张阳在《人民日报》的这番话，其实是利用了广州军区和126师之间的关系，在向126师驻重庆的武警喊话。126师最初入驻重庆目的是为了防止薄熙来的‘警变’，但现在高层显然是不想让这些武警参与到重庆混乱的局势之中。”

“军委利用张阳的嘴来喊话，而不是通过中央军委本身来做，有背后的原因在。首先、这样做可以不容易让外人看透问题；其次、如果中央军委的人在《解放军报》上这么喊话，容易引起外界包括军方在内的大幅联想，所以最后是广州军区政委在《人民日报》上发出此论。”▲◆★●■☆


科学家确定无疑：两大“世界末日”无法避免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2854

   2012-6-13： 科学家称目前能够完全确定两大世界末日，这两大末日预言的依据之一是仙女座星系与银河系将无法避免地碰撞，另一个是太阳的毁灭。

　　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报道，仙女座和银河这两个星系最终碰撞是两个超级重的“宇宙岛”不可阻挡的引力作用的结果，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的质量均为太阳的1万亿倍以上。300年前，如果牛顿掌握了这两个星系的质量和速率数据，他或许预测到它们的这种最终碰撞。这一碰撞如同牛顿发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此外，太阳还有60亿年的寿命。60亿年后它将烧毁，使地球变成寒冷贫瘠之地。太阳的这种命运可推断出宇宙中每颗恒星的命运。从现在算起，100万亿年后最后一颗恒星将熄灭。

　　除了上述这两个不可改变的事件外，所有其他宇宙灾难事件都只是盖然性（盖然性：有可能但又不是必然的性质的）。报道称，互联网上盛传的宇宙灾难的说法各种各样，从可能、不大可能到完全不可能。从统计学的角度看，一种杀手级小行星在未来不到1亿年里应当会与我们的地球发生碰撞。未来2.5亿年里，离地球很近的一颗超新星可能会照亮地球。

　　混沌理论认为几十亿年后行星可能会在它们的轨道中变得不稳定，地球可能与火星发生碰撞。不过，到那时，地球上的海洋早已因炙热的太阳完全蒸发。

　　此外，还有一些发生概率极小的事件，譬如一颗路过的恒星或者“流浪”黑洞将撞上太阳。在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发生碰撞期间这种可能性会稍稍增加。毕竟星际空间广阔无垠，因此不会发生恒星直接碰撞的事件，尽管引力的不稳定性很可能将造成星系动力混沌。但报道认为，人类文明未来的先进技术潜力应当能缓解这些灾难事件的最坏后果。▲◆★●■☆


十八大前连发两炮 官媒倡肃清利己极端主义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2885

   2012-6-13：随着中共十八大的临近，各类准备工作也开始步入正轨。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继发表定调胡温黄金十年的文章后，再度以“时代需要怎样的价值”为主题发表系列文章。截至多维记者发稿前，该报已连发两炮且将重点放在了肃清精致利己主义和狭隘极端主义上。

　　6月12日，《人民日报》在第4版“人民论坛”栏目发表题为《警惕“精致的利己主义”——我们时代需要怎样的价值之一》的文章，拉开了十八大前肃清中国当前混乱价值观的序幕。文章从“最美”切入，正文着重批驳了披着精致外衣的绝对利己主义者钻空子、把利益当做唯一驱动的作为。文中提到，倘若在“精致”的设计下，绝对的利己变得不那么扎眼，逐渐在社会成员中获得“理解”、得到认同甚至可以跟随，整个社会的价值难免被消解，一个时代的风尚难免被侵蚀。

　　早在此文面世前，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就曾在一次专题研讨会上公开表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钱理群此番言论惊起四座，从中亦不难看出精致利己主义在中国的广阔市场。

　　14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二篇系列文章——《摈弃“狭隘的极端主义”》，开篇即对“极端主义”做了定性：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红即黑的思维方式。在正文中，文章重点呈明了极端主义表征和后果。如一说到“文凭腐败”，就将所有官员的在职文凭都视作以权谋私的结果；当某个具体事情被上升到“爱国” 层面讨论时，一方往往指责对方是崇洋媚外的“卖国贼”，另一方则斥之为误国误民的“爱国贼”；因为有消极腐败现象，就把国家说得一无是处等。

　　此文一经发出，随即召来众多新闻网站转载。新华网保留了《人民日报》的原题，并未突出文中提到的腐败现象及批评国家等关键词，进行了全文转载且以醒目黑体字置于要闻区；其他众多商业网站则以“因部分腐败现象批评国家是极端主义”为着力点，这一新闻点显然更加夺人眼球。

　　围绕腐败问题，此前已经以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的一篇“适度腐败论”为由头进行了一场口水战。网络媒体刻意从文中提取“腐败”、“极端主义”等新闻点，也与这场口水战引发的围观效应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单从网媒意图传递给公众的核心信息来看，不免又引起新一轮的口水战，因为“对腐败零容忍”早已成了共识，公众对部分腐败现象持有批评态度实属应然，何故被归于“极端主义”之列？然通读全篇后，不难发现，这只是网媒为吸引眼球断章取义的市场化操作结果。

　　诚如文中所言，身处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包容的观念、理性的思维，已然成了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杆。当前的中国，正值换届之际，肃清精致利己主义和极端主义很有必要，但要取得实效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尤其是频频受到类似彭宇案、小悦悦等考验社会良知和价值观的恶性事件时，如何避免举国坠入利己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漩涡显得更为重要。来源: 多维▲◆★●■☆


人民日报贬损广东 十八大暗战愈演愈烈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2886

   2012-6-13： 欧洲杯开战，各家电视媒体的收视大战打响。近日，广东电视台体育频道在欧洲杯转播节目中采用“比基尼美女”播报欧洲地区当日的天气情况，这个时长仅1分钟的节目设置引起轩然大波。《人民日报》时评文章进行不点名暗批。而一手推出该节目的广东电视台珠江频道回应表示，类似的推广之前也出现过，只有今年引起争议，令人费解。有分析认为，此举折射中共十八权力争夺的激烈。

　　《人民日报》暗批广东 回应称“小题大做”

　　《人民日报》12日发表题为《岂能如此清凉》的时评称：“近日，为了博取欧洲足球锦标赛期间的收视率，国内某电视台体育频道开始在吸引眼球方面动起了心思：请美女身着清凉比基尼播报欧锦赛比赛地的天气预报。”称这种引眼球的方式不是发展方向......“千万别走偏。”

　　虽然《人民日报》的评论没有直接点名是大陆哪家电视台，但其他媒体在转载该文时，在标题明确点出：《人民日报》批广东电视台体育频道。

　　12日，《新快报》独家报导了“广东电视台珠江频道”的回应：“本来想往清新、健康、活力方向走”。“广东电视台珠江频道”工作人员表示，目前频道内部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相关负责人称，迫于种种压力，比基尼女郎们之后的节目将穿上T恤出场。并称“从来也没想着刻意炒作。”

　　报导说，珠江频道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环节其实就是珠江频道与体育频道合作，借欧洲杯转播推广的一个项目。其实比基尼小姐这项比赛之前已经做过四届了，像类似的推广之前也出现过，但只有今年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议，有些小题大做，我们也很不解。本来我们是想往清新、健康、活力方向走，但是......

　　分析人士：《人民日报》暗贬广东

　　有署名文章引用分析人士指出，媒体在转载《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时直接点明是《人民日报》批广东电视台，就是在为广东媒体打抱不平。

　　分析指，《人民日报》如此项庄舞剑，攻击广东就是攻击汪洋，有深刻的政治背景。6月7日中共中央文明办官员王世明专程到杭州慰问司机吴斌家属时，称“浙江确实是一个道德高地”，就是在暗暗贬损广东。“此文是《人民日报》对中央文明办损粤捧浙的唿应”。

　 　　《人民日报》捧朝鲜遭炮轰

　　6月11日，《人民日报》的报导“朝鲜的未来，在关爱中成长北韩儿童一天吃5顿饭”称《人民日报》女记者组成的代表团，到朝鲜与《劳动新闻》（朝鲜最大党报）女记者们“交流”，并在平壤参访五天。参观了平壤产院及拥有800多名幼儿的苍光幼儿园，“孩子们每天在这里吃5顿饭，有专业营养师负责调配营养。”

　　该文引发民众热议，人们纳闷：既然朝鲜医院、幼儿园的条件那么好，中国官员、富豪、包括各级党报主编的太太、二奶、小三们，为何挤到香港去产子？很多人质问：朝鲜这么美好，中共官员们，何须把家属、子女、财产转移到“敌对势力”美国，何不转移到天堂般的、而且又是“最亲密战友”的朝鲜？

　　深圳市宝安区一网友发贴说，《人民日报》“北韩儿童一天吃5顿饭”的报导，港媒揭露原来那是北朝鲜机关幼儿园，是个官员子弟学校。来源: 网讯▲◆★●■☆


将批评社会斥为抹黑中国 是极端主义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6/13/1825457.html

 人民日报 2012-06-13 将批评社会斥为抹黑中国 是极端主义   

生活中，围绕一个具体事件，常常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化意见。不仅一方根本不理会另一方的意见，即使中允的看法，往往也会“两头不讨好”。这种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红即黑的思维方式，则是“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大多固守一隅而放弃全面、客观、公正的视角，习惯性地从一个角度、一个方面、一个层次看问题，又下意识地遮蔽了其他角度、方面和层次，狭隘是其主要特征。在“极端主义”者眼里，一说到“文凭腐败”，似乎所有官员的在职文凭都是以权谋私的结果；一论证某人抄袭，所有寻常的细节、片语都被牵强附会成有力论据；说点本土实情为本土利益辩护的，则被指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当某个具体事情被上升到“爱国”层面讨论时，一方往往指责对方是崇洋媚外的“卖国贼”，另一方则斥之为误国误民的“爱国贼”。

在立场上，旗帜鲜明本没有错，是非分明更值得嘉许。我们反对骑墙和圆滑世故，批评在价值观上模棱两可的中庸主义，倡导坚持真理。但这并不代表一事当前，就能以自我价值判断为准，顺乎吾心便全盘肯定，不合己意便彻底否决。极端主义的危害正在于，他们常常自以为把握唯一道义标准，觉得自己的话语诉求是唯一正确的，因此无视其他见解和认识。这样的极端思维之下，不仅思想观念难以交流，基本共识难以缔结，社会和谐也无从谈起。

因为有消极腐败现象，就把国家说得一无是处；因为有为富不仁，就对所有富人怨、恨、怒；批评社会存在一些矛盾，就被斥为“抹黑中国”；强调一下阶段性国情，又被讥为“高级五毛”；看到国企亟待改进，就干脆主张全面私有化；指出国企问题不少，就是对公有制的“攻击”；小悦悦事件发生了，就断言世风日下已至道德末日；“最美”出现了，又认定道德滑坡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极端思维，在我们身边并不鲜见。不管是哪个极端，都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真实判断我们所处的方位，客观评价国家社会的进步，更无益于形成社会合力、促成问题解决。

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在这样一个时代，开放包容的观念，健康理性的思维，不仅是个体修养的重要标志，也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杆。作为一种偏激的价值观，“极端主义”的判断扭曲了事物的本来面貌，有悖于行为的内在规律。作为一种片面的方法论，“极端主义”审视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违背了事物存在的现实逻辑。作为一种情绪化的社会心态，“极端主义”的言行不仅是对他人权利的漠视和侵犯，更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走向现代化的大国，十分不利。

越是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社会就越需要理性的思维、健康的讨论。每个社会成员若都能以清醒的头脑、客观的视角、辩证的思维，平和的心态，看待问题就会更加公允持正，与人相处就会更为和煦宽怀，我们的社会必会少些矛盾、多些和谐。▲◆★●■☆


十八大前连发两炮 官媒倡肃清利己极端主义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2885

   2012-6-13：  随着中共十八大的临近，各类准备工作也开始步入正轨。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继发表定调胡温黄金十年的文章后，再度以“时代需要怎样的价值”为主题发表系列文章。截至多维记者发稿前，该报已连发两炮且将重点放在了肃清精致利己主义和狭隘极端主义上。

　　6月12日，《人民日报》在第4版“人民论坛”栏目发表题为《警惕“精致的利己主义”——我们时代需要怎样的价值之一》的文章，拉开了十八大前肃清中国当前混乱价值观的序幕。文章从“最美”切入，正文着重批驳了披着精致外衣的绝对利己主义者钻空子、把利益当做唯一驱动的作为。文中提到，倘若在“精致”的设计下，绝对的利己变得不那么扎眼，逐渐在社会成员中获得“理解”、得到认同甚至可以跟随，整个社会的价值难免被消解，一个时代的风尚难免被侵蚀。

　　早在此文面世前，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就曾在一次专题研讨会上公开表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钱理群此番言论惊起四座，从中亦不难看出精致利己主义在中国的广阔市场。

　　14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二篇系列文章——《摈弃“狭隘的极端主义”》，开篇即对“极端主义”做了定性：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红即黑的思维方式。在正文中，文章重点呈明了极端主义表征和后果。如一说到“文凭腐败”，就将所有官员的在职文凭都视作以权谋私的结果；当某个具体事情被上升到“爱国” 层面讨论时，一方往往指责对方是崇洋媚外的“卖国贼”，另一方则斥之为误国误民的“爱国贼”；因为有消极腐败现象，就把国家说得一无是处等。

　　此文一经发出，随即召来众多新闻网站转载。新华网保留了《人民日报》的原题，并未突出文中提到的腐败现象及批评国家等关键词，进行了全文转载且以醒目黑体字置于要闻区；其他众多商业网站则以“因部分腐败现象批评国家是极端主义”为着力点，这一新闻点显然更加夺人眼球。

　　围绕腐败问题，此前已经以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的一篇“适度腐败论”为由头进行了一场口水战。网络媒体刻意从文中提取“腐败”、“极端主义”等新闻点，也与这场口水战引发的围观效应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单从网媒意图传递给公众的核心信息来看，不免又引起新一轮的口水战，因为“对腐败零容忍”早已成了共识，公众对部分腐败现象持有批评态度实属应然，何故被归于“极端主义”之列？然通读全篇后，不难发现，这只是网媒为吸引眼球断章取义的市场化操作结果。

　　诚如文中所言，身处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包容的观念、理性的思维，已然成了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杆。当前的中国，正值换届之际，肃清精致利己主义和极端主义很有必要，但要取得实效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尤其是频频受到类似彭宇案、小悦悦等考验社会良知和价值观的恶性事件时，如何避免举国坠入利己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漩涡显得更为重要。来源: 多维▲◆★●■☆


中共十八大或修改党章 扩党内民主受瞩目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6/13/1825519.html

多维  2012-06-13  中共十八大或修改党章 扩党内民主受瞩目 多维

近期中国官方媒体纷纷为十八大预热，在盛赞过去“黄金十年”的同时，也显露出中共或将修改党章的一些“预兆”。另有香港媒体援引北京消息称，十八大党章修改工作正在紧密推进。

香港中通社6月13日报道援引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智囊人士称，目前十八大党章修改工作正在紧密推进，有两个小组分别负责起草政治报告与修改党章，“他们在一起办公，便于互相沟通，最近都非常忙。”另外，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近日通过官媒透露，该校的教学布局已经调整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心”。

另一方面，两大官方对于中共“指导思想”的新论述颇耐人寻味。《人民日报》6月13日刊发《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一文，重点论述胡锦涛于去年建党90周年时阐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其指导意义。新华社去年7月1日曾刊发长篇报道《科学真理放光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为新理论解读。

此前1997年修订的中共十五大党章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指导思想；2002年十六大党章把“三个代表”理论列入指导思想；2007年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十七大党章，但“指导思想”之说未作改动。中通社的报道引述中央党校教授陈雪薇指出，党章“总纲”部分对于指导思想的论述需要简洁明确，不能把所有的理论创新都一一罗列下去，“那样不便于统一全党思想”。

陈雪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确立的理论，统称列入指导思想是一个合适的做法。她还指出，今年党章修改还有两个内容值得期待：一是如何扩大党内民主；二是能否将已经形成惯例的领导人任期写入党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