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为何出不了乔布斯？美国会听证评估中国创新成果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20523-jobs-china-153213045.html

2012年 5月 23日  记者 : 方方、莫干生 | 国会山
 
中国已经不满足于单纯地加工生产他国商品的经济模式，希望能建成集研发和生产为一体的创新型社会。而中国的创新理念和美国大不相同，他们开始思考“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美国国会最近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对中国的创新政策和成果作出评估。

*警惕中国的“山寨“能力*

由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近日在国会山举行听证，9名美国专家和学者分别从理念、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和国防创新方面，审视和评估了中国鼓励创新的政策和成果，认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取代美国，但需要警惕其“山寨”能力。

来自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布雷斯尼茨教授作证时指出，美国不应担心中国是否会取代硅谷，而更应担心中国将西方已有的研发成果混合、改进、本土化和商业化的能力，这种能力被称作“第二代创新”。他说，能大规模采用新科技并面向全球市场生产，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这种完整供应链的地区之一。这种能力会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保证就业机会。

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西蒙教授提到自己和一个中国代表团访问硅谷时，很多西方风险投资公司表示，即便他们只有一美金，也会把它花在中国而不是美国，因为一旦涉及在美国境内研发和生产，会受到高昂的人工成本、严苛的质量标准和环境标准的限制。

*中国为何出不了乔布斯*

然而，中国只能组装iPhone而不能发明iPhone，缺乏能够“改变游戏规则”的具有第一代创新能力的人物和环境， 这被称之为“乔布斯问题”。乔布斯这位创新领军人物去年去世后，很多中国人在扼腕叹息的同时也在思考“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宁波甚至决定斥资5千万来培养1400名“中国乔布斯”。

出席作证的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苏迈德认为中国出不了乔布斯原因有四：第一是人员冗繁、利润有限、外国技术支持不够等经济原因；第二，中国教育系统一贯不支持大胆想象而是推崇服从上级；第三，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最后，一党执政决定了创新往往自上而下，而非市场导向的、自下而上。

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西蒙教授在回答委员会问题时举例说，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教授的学生如果提出一个完全相悖的理论，这种行为是受到教授及社会鼓励的，而在中国，学生绝对不敢公开挑战教授。

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布雷斯尼茨教授认为，羁绊中国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因素还包括政府管控媒体、糟糕的金融系统以及政府的政治干涉。他说：“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特别是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影响在减少 有利于创新*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西蒙教授作证时提到中国中央政府的影响在逐渐缩小。

他说：“中国科技部的数据显示，2010年的国家科技资金中，50.3%来自于地方政府，49.7%来自中央政府，你可以看到发展曲线在转变。我认为这对中国的创新来说是个非常大的优势，当你能把资金和企业无限贴近时，你不用在黑暗中消费，你能更清晰地看到资金流向，在考虑如何能更有效地投注资金时，你可以作出更好、更实际、更现实的决定。“

他说，这种中央政府影响逐渐缩小的趋势势必会有利于中国企业创新。

中国政府为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发起“千人计划”，新的十二五计划中不再以依赖国外科技作为衡量中国科技发展的指数，开始强调”协同创新“，同时还出台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和项目。但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苏迈德指出：“大量的投资资金并没有被合理使用，投资的速度高于管理的速度”。

*国防创新大手笔*

中国在国防科技创新上投资惊人， “中国云”产业是十二五规划的重头戏。 美国EMC云工程建设的负责人哈德尔在作证时说，重庆被选作云技术的试验点，在全市布局。他提到，2011年1月动工的两江国际云技术产业园中，仅仅一个数据中心就比整个五角大楼的占地还要大。

哈德尔说，重庆高温、潮湿、电力系统陈旧，本不适宜作为云基地，但由于它靠近掌控解放军信息作战的成都军区，这种选择显示中国要将云技术军民两用。

中国目前的云工程软件中本土研发和创新所占比例极少，但美国目前约200家云技术公司中很多已经、或者打算在中国建立业务。由于中国云工程由中国政府直接投资，很多美国公司意识到他们存储在中国云上的数据和技术有可能得不到完全保护，但他们还是不愿意选择放弃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

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布雷斯尼茨教授引用达尔文的话总结了中国的创新成果：“不是最强壮的或是最聪明的，而是最能适应改变的才能最终得以生存。”中国可能在未来的20年中都不会成为科技创新的领跑人，但这并不妨碍中国▲◆★●■☆


中国何时能有自己的乔布斯 ?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1006-Death-of-Steve-Jobs-131208989.html

记者: 黎堡、谭嘉琪 | 香港  网络专家们说，没有一个宽松开放的环境，中国很难造就一个象乔布斯这样富有创意、影响世界的企业家。

苹果公司创始人之一乔布斯逝世的消息继续在中国网民中激起强烈震波。人们在互联网和苹果专卖店纪念这位传奇式的美国人。网络专家们说，没有一个宽松开放的环境，中国很难造就一个象乔布斯这样富有创意、影响世界的企业家。

乔布斯去世的消息星期四在中国民众当中传开。许多人为之震撼。网民通过互联网和苹果手机iPhone以及其它智能手机热烈讨论乔布斯不平凡的一生。

*网民：乔布斯加速中国走入微博时代*

在网民最活跃的新浪、滕讯和百度博客上，中国网民以铺天盖地之势发表了他们对这位传奇式人物去世的感言。许多网民以教父、教主或帮主来表达他们对乔布斯的崇敬，称赞他有超人的远见和创新能力。

一些网民说，乔布斯领导创造的苹果手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手机用户快速进入微博时代，为信息的自由流通和公民意识的增强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香港等地粉丝献花向乔布斯致敬*

在香港，苹果产品爱好者早上特地来到新开张的苹果专卖店门前献花以示哀悼，也有人在店前用苹果平板电脑iPad 打开了苹果公司的主页，在乔布斯的影像前默哀祈祷。

在上海的苹果专卖店也出现了类似的纪念活动。

香港人招镜光说，他一直是苹果计算机用户，而且一直关注苹果公司的发展。他在香港苹果专卖店前献上一朵向日葵，因为苹果公司在iPhone的软件里用了向日葵做标志。招先生说，乔布斯是一个独特的人，一个值得尊敬和学习的人。

招镜光说:“他有自己做事的方法，也有他自己做事的方向，这些是值得我们年轻人去学习。"

位于香港岛中区的这家苹果专卖店星期四中午12点象征性地熄灭了商店的苹果标志灯具，纪念公司这位创始人离世。

经营流动通讯产品的香港Synergy Technology公司总经理方保侨对美国之音说，乔布斯领导的苹果公司成功在于产品有创意，并非它的技术超人一等。

方保侨说：“苹果在科技方面的突破，比如它的电子科技并非最尖端。例如，三星公司掌握了自己独特的一些技术， 包括自己的荧光屏、合成电路和零部件。但是苹果的创意和坚持更有优势，它很多年坚持了自己不同的理念，而且令很多人接受。它的成功在于它的创意。 ”

*中国的乔布斯是谁？*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微博上用中文发表评论，称乔布斯通过创新、领导能力、承担风险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推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意产业，创造了就业机会，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评论最后说，“中国的乔布斯是谁？”

香港互联网协会会长莫乃光说，中国有很多富有创意的人，但是中国需要民主、开放的大环境才能造就象乔布斯这样真正震撼和影响整个世界的创业家。

莫乃光说：“我觉得需要民主跟开放。中国出现这样一个人物，在商业方面有机会出现一家象苹果这样的公司，我相信短期内没有这个可能。也没有这个条件，因为国家和政府的控制(程度和范围)很高很大。”

*苹果未来竞争力受到质疑*

不过，此间的一些业界人士和消费者担心，被视为苹果公司灵魂的乔布斯去世可能会影响未来苹果产品的创意和竞争力。

25岁的上海访客卜超华在香港苹果专卖店向美国之音表达了这种疑虑。

卜超华说:“从使用的角度上来看，我比较担心之后的产品会不会不像以前那么有灵气和那么有创意，和能不能大幅度的改变我们生活的状态。 ”

苹果公司刚刚推出了最新一款的智能手机iPhone4S。据香港业界的人士说，本地消费者对新款iPhone的初步反应不如以往那么热烈。▲◆★●■☆


胡锦涛强调军队要绝对忠诚可靠 坚决听党指挥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5/23/1789507.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05-24：5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会见北京军区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等一同会见。　新华社

　　星岛环球网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23日在会见北京军区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代表时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建设主题主线，大力加强部队全面建设，努力开创部队建设科学发展新局面。

　　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一同会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中央军委委员梁光烈、陈炳德、李继耐、廖锡龙、常万全、靖志远、吴胜利、许其亮参加会见。

　　胡锦涛听取了北京军区第十次党代会情况和工作汇报，亲切会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他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大会的各位代表和北京军区广大官兵致以诚挚的问候。他指出，北京军区部队所处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肩负的历史使命十分光荣。近年来，军区党委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指示，忠诚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团结带领广大官兵真抓实干、锐意进取，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加强，军事斗争准备持续推进，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成果，遂行任务的能力显著提升，出色完成了一系列重大任务，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

　　胡锦涛强调，要把坚决听党指挥、绝对忠诚可靠作为部队建设的根本常抓不懈，深入持久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引导各级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切实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以提高学习和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水平。要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大力强化官兵爱军精武的报国意志和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要加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统筹推进作战力量和应急处突力量建设，统筹做好综合防卫军事斗争准备和非战争军事行动准备，推动部队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要根据部队所处环境和部队自身特点的新变化，进一步探索科学带兵、科学管理的有效机制，加大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力度，按照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抓好各项建设，推动基层建设全面发展和整体提高，确保部队安全稳定。要深入开展军民共建与和谐创建活动，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积极参加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开放、维护社会稳定、改善民生作出应有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政治委员刘福连也参加了会见。来源：中国网络电视台 ▲◆★●■☆


在中国权贵阶层对未来充满恐慌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5/23/1788381.html
 
纽约时报  2012-05-23  据《纽约时报》5月20日发表作者Roderick MacFarquhar的文章《In China, Fear at the Top》评论分析：为什么那么多中国领导人把孩子送到国外接受教育，一个回答是他们对中国未来没有信心。作者Roderick MacFarquhar是哈佛大学教授，曾合着《毛泽东的最后革命》。

文章写道：在苏联时代的全盛时期，共产党领导人被南斯拉夫的异议理论家米洛万•吉拉斯描述为“新阶级”。他们的权利不仅在于拥有财富，而是控制财富：所有的国家财产可被他们使唤并调用。关于勃列日涅夫的一个故事虽然不确凿，但是很确切的反应了这一点。勃列日涅夫带他母亲参观他的办公室，他收集的外国豪华车，和那富丽堂皇的别墅。在丰盛的用餐后，勃列日涅夫问她的母亲感受如何，他母亲回答： “太棒了，但如果布尔什维克回来(译者注：反讽共产党人掠夺别人的财富)该怎么办?”

但是，中国的“太子党”，即毛泽东的革命派的后代，如果关于他们的部分财富和生活方式的故事有几分可信度的话，那么中国的新阶级，便不仅是控制，而是拥有国家财产。很少有中国网民会认为，在3月因腐败而下台的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的一把手薄熙来，仅是个例。

为何拥有财富对中国高层变得如此重要?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领导人送子女出国留学呢?一个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对中国的未来缺乏信心。

这可能看起来很奇怪，因为中国已在过去30年挤进全球经济强国的顶尖行列。有人预测，过热的经济会硬着陆–因为经济增长已经放缓。但对财富的获取更好的理解，不只是为了缓冲经济，或纯粹的贪婪，而是一个政治保护手段。

中共领导人坚持邓小平的理论，相信他们在权力的延续，将取决于经济的增长。但是在中国，基于竟争力考虑的强制经济手段，在经济困难的时期也会崩溃。因此，资产全球化–转移资产到海外及送子女出国留学–成了防范危机的保护手段。(根据一个官方的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至少120亿美元，已被非法转移到国外。)

毛泽东一派的自信源于很多因素，内战胜利，规划精良的共产党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框架，社会主义路线，人民解放军后盾。60多年后的今天，只有解放军看起来仍在，(共产党的)自信却在磨灭。

文革期间红卫兵对共产党领导人和官员们的斥责，损害了中共的权威和合法性。共产党的危机感在邓小平拒绝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中表现的更加突出。在经济增长的竞赛中，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外衣被遗弃。

今天，中共的8千万党员仍很强大，但大多数入党是为了自己事业的发展，而不只是理想主义。每天，大约有500起抗议、示威或暴动，反对腐败或地方政府独裁的事件发生，常常被武力镇压下去。对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粗暴对待，从而使其寻求美国庇护只是其臭名昭着的案件之一。像薄熙来这样的中共官员聚敛财富，利用他们的家庭关系控制广大经济部门，将让那些最忠诚的中国人也相信，腐败已经达到极至。

薄熙来事件不只是大规模的腐败，也涉及到权利交接。薄高调发展他的“重庆模式”，包括打黑，唱红，廉价住房和其他福利的规定。博得欢迎，并企图通过具有魅力的“太子党”的革命英雄的儿子的头衔，使他很自然的在今年晚些时候的第18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成为9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有消息在中国流传说，一旦进入常委，薄熙来将试图取代中共的新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

死于1976年的毛泽东，亲手挑选他的继任者。死于1997年的邓小平，任命江泽民，并隔代指定胡锦涛为江泽民之后的领导人。胡锦涛，既不像毛那样是个 “革命英雄”，也不像邓那样是“改革教父”，他没有特权去选择他的继承人。低调的习近平像薄熙来一样同是太子党，是幕后妥协交易的结果。缺乏制度的合法性和元老的帮助，对野心勃勃的薄熙来来讲，习近平看起来可能会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对象。

未来几个月内，中共领导人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消除薄事件给领导层的团结，党的纪律和国家的“和谐”造成的损害。他们可能会把指责转移到他犯有凶杀罪的妻子身上。但中国新阶级们(译者注：指中国权贵阶层)仍会担心，对于高层腐败的揭露已经使他们面临“布尔什维克回来”一样的危险中。▲◆★●■☆


中国将启动政治改革 试点在广东？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5/23/1788604.html

 综合新闻 2012-05-23  :

2012年，中国将启动政治改革，试点在广东？ 综合新闻

2012年，中国将启动政治改革，试点在广东

有消息称，北京高层已达成共识，中国将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将在2012年启动，试点选在广东。

广东将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政治改革特区，拟进行的试验是：

1、市县层面政改：市长县长由选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然后当选者组阁，市人大审议通过后，新的市政府即开始运作。

 2、省直辖市层面：省长由全省人大代表选举，然后由当选者组阁，省人大审议通过后，新的省政府即开始运作。而选举省长的人大代表则在各行政区内按人口分配指标，竞选者在网上发表竞选纲领。

 3、行政首脑任期：市县长、省长任期每届4年，不得连任2届以上。所有当选者，上级政府无权调动、免职。

4、人大代表任期：人大代表虽然也是每届4年，但可以无限期连任，尊重选民意愿。

5、推广至全国：广东的政治改革试点，将在5年内推广至全国，俗称“预备立宪”。

上述方案中有两点具有重要意义：一个是“一人一票”，也就是说，不能有当前的权力部门强行指定代表，强行代表公众意愿，而是让公民用选票发言。另一个更重大的改变是“所有当选者，上级政府无权调动、免职”。上级政府不得任免下级政府官员，是非常重要的。

虽没开放党禁引进政党竞争机制，但能走出这一步亦具有非凡的民主进步意义了，是实现民主社会的重要开端。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属于任何政党的个体法人代表，真的感到振奋。▲◆★●■☆


中国女强人副外长傅莹巡视南海 引发菲律宾恐慌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5/23/1789507.html

    明报 2012-05-23  台湾国家安全局长蔡得胜昨称，中国副外长傅莹正在南海巡视，将经过台军驻守的太平岛海域。而新华社报道，傅莹昨率团赴柬埔寨金边出席东盟与中日韩高官会议。

菲律宾昨天再指中国派遣更多公务船和渔船到黄岩岛(专题)海域，至前日已增至21艘。而菲总统副发言人称，中菲农业部门已就菲国香蕉植物检疫议题达成共识，约30至40个货柜的菲律宾香蕉已获准进口中国。

菲律宾自称为显对华友好言行谨慎 民众称外长应注意言辞

俄罗斯官员日前首次就南海问题作出直接表态称，俄反对任何非当事国介入南海争端。这一表态被刊登在21日的菲律宾《马尼拉公报》头版位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1日就黄岩岛问题再次强调，中方坚持通过外交协商解决当前事态的立场没有变化，中方希望菲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俄支持各当事国自行磋商

据新华社报道，21日的《马尼拉公报》在其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俄罗斯反对干涉》的文章。文章援引俄罗斯驻菲律宾大使尼古拉·库达舍夫的话说，俄罗斯认识到，俄罗斯和美国一样，都不是南海争端的当事方，不应该介入争端，“否则这好像是我们在干涉别国的内政。”

报道称，这是俄罗斯官员首次就南海问题作出直接表态。除了反对任何非当事国介入南海争端外，库达舍夫还表示，俄罗斯支持“该地区各当事国在对话和谈判的基础上，自行通过磋商达成和平解决方案”。

对于俄方的这一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1日表示，中方在黄岩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明确的。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方面应切实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

洪磊称，中方坚持通过外交协商解决当前事态的立场没有变化。我们希望菲方与中方相向而行，认真回应中方关切，回到外交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并为此发出清晰、一致的信息。

菲称战争并非考虑选项

就目前仍在继续的黄岩岛对峙，菲律宾总统府20日表示，继续寻求和平手段解决黄岩岛事件符合菲律宾与中国双方的利益。

据报道，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陈显达当天说：“寻求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符合(菲中)两国的利益。”

陈显达还声称，为了在这一事件上展示“友好姿态”，菲律宾在言语和行动上都是“谨慎的”，“正如阿基诺总统所强调的，我们坚持缓和黄岩岛事件紧张局势的立场”。

此前一天即19日，菲国防部发言人贾尔维兹表示，黄岩岛事件可以通过外交措施解决，战争并非菲律宾政府考虑的选项。

菲不支持民众赴黄岩岛

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陈显达表示，欢迎本国民众在国内“表现出自己的爱国情操”，但不支持其赴黄岩岛举行各类“爱国活动”。

据悉，由菲律宾前军官尼坎诺·菲尔多率领的团体日前计划赴黄岩岛举行插旗抗议活动，但受菲总统阿基诺的阻拦，该团体最终未能成行。

当被问及菲律宾政府是否不支持此类“爱国之旅”时，陈显达20日回应称：“我们可以通过支持政府的立场，表现出自己的爱国情操，这已足矣。”

菲律宾民众称菲外长应注意有关黄岩岛事件言辞

在黄岩岛事件中，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一直言辞激烈，甚至经常被菲律宾媒体引用他的一些不利于缓解局势的表态。菲律宾网民对此颇有微词，一些网民在国际在线菲律宾语网站上留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菲律宾网民艾玛留言说：“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在与媒体交流时不太注意自己的言辞。我觉得他应该改变自己说话的腔调和方式，以免媒体误解他要表达的意思。另外，他也应该主动向媒体澄清一些谣言，不然，这些谣言会被媒体越传越广。”

菲律宾网民尤柳斯则留言表示：“德尔罗萨里奥先生是总统阿基诺三世身边最亲密的人之一，如果不是阿基诺总统，德尔罗萨里奥也当不上外长。所以他们有着同样的政治取向，这一点都不奇怪。”▲◆★●■☆


从来就没有普世民主 资产阶级民主虚伪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5/24/14764837_0.shtml

2012年05月24日 来源：人民日报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评论《什么是科学的民主》

读了刘鼎新同志撰写的《谁是当今最科学的民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一书，深受启发。

民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一个重大而敏感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一般来说，民主可以有三种不同层次的内涵。一是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层面的民主，就是通常所说的民主政治。这个意义上的民主带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二是作为具体组织形式、机构、机制、操作层面的民主，就是通常所说的民主政治的具体组织形式、运行体制、机构、机制，具体运作程序、原则、规则。它是为一定的国家制度、一定的政治、一定的阶级服务的，为什么服务，就从属什么，就具有什么性质。三是作为民主价值观、民主思想、民主作风的民主。这些作为观念形态的民主，具有意识形态性、阶级性。三个层次的民主内涵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也相互区别。

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化的，从来就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超历史的、永恒的、普世的民主。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资产阶级创造了适应人类历史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可以说，资产阶级民主在资本主义上升期是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然而，资产阶级民主从一开始就是少数人的民主，是以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为前提的民主，是以保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经济利益为条件的民主，因而具有局限性、有限性、反动性、虚伪性和欺骗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它以表面的全民性作为伪装，掩盖其对多数人实行统治、压迫的阶级实质。

社会主义民主实行广泛的人民民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制度，是科学的民主。在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运行、执政党的政治运作必然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运行。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有机结合，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我们党在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过程中，不断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具体化、系统化、制度化、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完善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实践，证明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性。

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之所以是科学的，还因为它具有牢固的经济基础、坚实的组织基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完整的自身功能。当然，任何新生事物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完美无缺，社会主义民主也会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创新完善。（本文摘自作者为刘鼎新著的《谁是当今最科学的民主》一书所写的评论）▲◆★●■☆


今天中国究竟有没有政治改革？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2324

----今天中国自误自乐的政改

   2012-5-22  作者 : 王德邦   今天中国究竟有没有政治改革？这已经是个极具争议的问题！民间普遍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开启政改，而官方却认为中国不仅早就开启了政改，而且成就斐然。对于政改，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形同冰炭、势如水火般相左的认识？

　　今天中国究竟有没有政治改革？这已经是个极具争议的问题！民间普遍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开启政改，而官方却认为中国不仅早就开启了政改，而且成就斐然。对于政改，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形同冰炭、势如水火般相左的认识？这就说明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严重的裂变，民间与官方对社会的感受已经形成对抗，社会共识已经破裂，中国已经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性抉择。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一、官方的政改“成就斐然”论

　　目前对政改问题占居官方主流话语的是“政改成就斐然”论，集中反映这种认识的是今年5月14日《求是》杂志汇总了2009年以来官方对政改的一些论述，总归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就斐然”，主要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归纳，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基层群众自治，选举制度改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司法体制改革，人权事业不断进步。

　　在5月14日同一天，《人民日报》发文“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其中谈到：人民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层群众自治健康发展，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热情高涨，政府运行快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

　　由5月14日《求是》杂志与《人民日报》同日发文，一个喊“政治体制改革成就斐然”，一个论“政治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可以看到代表官方最权威的对政改的定性：其一、中国早就在进行政治改革；其二、政治改卓有成效——“成就斐然”、“取得重大进展”。虽然从《求是》与《人民日报》对政改的论述中可以品读出些许不同的味道，但总体官方最权威的两大媒体肯定政改是一致的。

　　二、民间现实感受与成就论的反差

　　与官方高喊政改“成就斐然”或“重大进展”相反的是，中国民间根本就认为中国没有政改，这不仅从大量的时政评论中对“没有政改”论述比比皆是，而且近年来“改革已死”日益进入社会话语，也力证了这种对政改存在的否定。

　　如果说中国曾经探索过政改，那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为主导的改革时期，那是真从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出发，全方位尝试中国改革。然而，这种努力随着八九年那场屠杀，就嘎然而止，从此中国政改就成为雷区。从那以来，中国究竟在进行着什么样的改革，对此被称为“三宽”部长的朱厚泽先生在2009年3月纪念胡耀邦的一篇未刊稿中精辟地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现在名义上是搞国家富强，实际是压榨老百姓。我们看得出来，确实是有两种不同的政策。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不搞，而且在经济建设里边究竟是按什么路线搞？都很值得研究。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民间“改革已死”与朱厚泽先生“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就历史性地盖定了中国自从八九年后就根本没有政治改革，而且经济改革也是走到邪路上的。民间得出这种结论，并不是通过学理论证，而是来自切肤之痛。

　　我们只要看看：中国每年奔走在各级政府部门的上千万的上访民众；逐年激增，以致去年达二十余万起的群体事件；维稳上升为官僚首要任务，结果越维稳越不稳，致使经费日增，近年维稳经费更超过军费开支；每天全国各地因被公权力强拆强征或枉法而逼得自杀事件屡屡发生；社会各种暴力事件，甚至屠童事件，投毒事件，触目惊心；各种毒食品、毒药品更是防不胜防；社会腐败公行，官权肆虐，民不聊生。整个社会真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

　　在这种满目疮痍下，民间对官府宣称的“成就斐然”的切身感触就是：民主政治容不得百姓讲话，完全是官府说了算，事实是官主政治；基层自治是村民不知道村长与支书如何产生，几十年村长支书一肩挑；选举制度改革却将大批独立参选人监控、殴打，甚至拘留，将选举专家姚立法软禁、绑架；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就是劳教盛行，《刑诉法》73条、83条被广泛使用；司法体制改革就是完全抛开法律，全面推行黑监狱、法教班、精神病，来打压上访，扼杀维权，禁绝异议；人权事业不断进步，就是强调中国人权的特色性，拒斥普世价值，囚禁陈光诚、重罚艾未未、重判刘晓波、刘贤斌、陈卫、陈西等等。一个自诩政治改革“成就斐然”的社会竟然容不下中国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一本《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的书，这是对政改成就论的多大讽刺！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民间怎么会产生已经政改的意念？如果政改“成就斐然”，又怎么会如此民怨沸腾？

　　三、转型陷阱与政改自娱

　　中国官府与民间对政改的看法如此别同天壤，让人不得不追问官府怎么会视民瘼于不顾而能说出“成就斐然”的壮语？如果说官府完全是与民为敌，故意自欺欺人，与民间感受唱反调，那可能是偏颇的。说实在的，得出政改“成就斐然”应该更反映了官府的真实感受，可以说中国官府对八九之后的社会变化是发自肺腑地认同，是出自真诚地讴歌的。如果将近二十几年来中国官府近乎歇斯底里的歌颂中国社会的繁荣与进步视同欺骗天下、愚弄百姓，那就是太不了解官府的实质了。

　　对于中国官府对政改得出“成就斐然”结论的原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先生所率领的课题组，最近发布的第三份“社会进步研究报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做出了权威性的解答。在报告中，课题组阐述“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课题组进一步指出：中国现在所处的状态既不是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也不是向旧体制倒退，而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混合型体制。

　　这个“转型陷阱”就揭示出，中国社会近二十几年来的一切改革都最后以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终结，也就是说一切的改革都是权贵集团分权分利的变换形式，最后指向都是权贵利益最大化。在这样的改革背景下，政治改革当然就沦为既得利益集团固化利益最大化的制度保障。如果对此有人还有异议，那么只要看看官方公开宣示的政治改革目标，就一目了然。

　　中国官方非常明确地指出政治改革的总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对于这个总目标，我们只要问一下社会发展究竟是为了某个制度还是为了全体公民的福祉，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了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即社会是为了制度，还是制度为了社会？

　　当一个社会的改革是为了巩固事先设定的某个制度时，这种改革就成为权力统治的工具，最后的旨归就是巩固统治权，就是维护既得利益最大化，而在此前提下，一切所谓政治改革就只能是对利益最大化的制度性架构。这样的改革不正是过往二十几年中国的真实政治改革写照吗？面对这种的改革，权贵集团能不发出由衷的欢呼？所以政改“成就斐然”论是他们发自肺腑的赞美，是他们自我陶醉的呻吟！由此可见，权贵集团在过往的政改中实在是享尽欢乐。因此也可以说，中国八九之后的政治改革不过是权力统治集团分权分利、自娱自乐的游戏而已，天下民众在这场游戏中只充当竭尽血汗被绑架着来奉陪的看客，是被权贵肆意把玩的戏偶，是被肆意用来渔利的对象。

　　当政改成为社会某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时，这种政改就是某集团的自娱自乐，自然也就无法得到社会民间的认同，于是民间的“没有政改”与官府的政改“成就斐然”的对峙就成为必然。在这种对峙中，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官民冲突日益加剧，社会整体性灾难如影随形。面对这种状况，社会无法延续发展。

　　四、开启真正意义上的政改

　　一个深陷于权力自娱下的政改社会，是只有裂变、冲突、灾难的社会，是没有希望与前途的社会，要想扭转这种状况，开启社会美好未来，就必须终止这种权力自娱式的政治改革，愈合社会裂痕，修复民众伤痛，重建官民共识，启动为社会普罗大众接受的造福于全民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

　　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就是“权力归位”与“还权于民”的改革。所谓权力归位就是将权力受限于宪法范围内，不使其泛滥、肆虐，危害民众。所谓还权于民就是落实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项权利，使公民能真正享有做人的尊严、平等与公平正义。

　　真正意义上的政改必须冲破小集团的自娱分权分利，让广大民众充分参与，以民众利益为旨归，以切实落实与保护民众权利为衡器，疏通各种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打破各种利益集团的壁垒。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参与政改的热情，才能最大范围地达成社会共识，凝聚社会改革力量，开启中国希望与美好的未来。来源: 网讯▲◆★●■☆


薄熙来倒台 中央大手笔还债 3506亿在重庆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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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5-23：5月16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副主任邵宁、黄丹华亲率30多家重量型央企的高管赶赴重庆，给该市送上了一份厚礼—这些央企与重庆签订合作大单。

　　这是建国以来重庆市规模最大的一次企业集中签约。签约项目一共72个，总投资额高达3506亿元，其中“十二五”期间规划投资2770亿元。

　　此次国资委“央企团”带来的投资大单，被外界看作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履新重庆市委书记以来，为重庆带来的最大“礼物”。

　　这更是中央继续高调支持重庆经济发展的政治信号。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表示：“在重庆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央的鼎力支持，更显得弥足珍贵。”

　　3506亿大礼单

　　30多家央企与重庆市签订的大礼单涉及72个项目，主要分为三大类：

　　一是保障性项目，主要集中在能源板块，包括中石油、中石化、大唐、华能、国家电网、中国电力等央企的投资合作项目，涵盖供气、供油、供电等领域。

　　二是投资合作项目，则包括工业、高新技术、经贸物流和城市综合四大板块。

　　其中，工业板块包括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中国船舶(600150，股吧)重工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电信集团、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中国建筑(601668，股吧)材料集团、中国铝业(601600，股吧)集团、鞍钢集团、武汉钢铁集团等央企投资合作项目，推动重庆实体经济发展和老工业基地改造。

　　高新技术板块包括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中国汽车研究中心、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央企投资项目。重庆方面认为，这将成为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的重大示范，极大推动重庆高新技术、研发创新能力的提高。

　　经贸物流板块包括中粮集团、中国五矿集团、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中国外运长航集团、中国诚通控股集团等央企投资项目，以助力重庆加快打造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中心。

　　城市综合板块包括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等央企投资项目，其目的是进一步完善重庆基础设施，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打造重庆发展“硬环境”。

　　三是金融合作项目。包括太平洋保险(601601，股吧)集团、华夏银行(600015，股吧)、建设银行(601939，股吧)、进出口银行等中央金融机构的合作项目，将为重庆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融资保障。

　　这些项目的重庆合作方包括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中小微型企业、区县等，最终实施完成后，总投资将达到3506亿元，其中“十二五”期间规划投资2770亿元，2012年到位资金436亿元。

　　来自重庆市政府公布的信息，央企与重庆的合作始于2009年，3年来“央企团”在重庆投资项目60多个，实际投资1152亿元。

　　截至2011年年底，在重庆中央企业(含下属企业)达554家，资产总额为4295亿元，分布于国防军工、汽摩产业、铝业材料、船舶工业，实现营业收入3000多亿元。

　　对于此次大手笔投资重庆，国资委主任王勇在签约仪式上发言说：“这次签约标志着央企与重庆市的合作进入全面发展、深入发展的全新阶段。”

　　“这些投资项目解决的都是长期困扰和制约重庆发展的瓶颈问题，是推动重庆经济发展的重大项目。”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表示，重庆将切实为合作项目提供便利，力争项目早开工、早见效，互利合作，实现双赢。

　　“中央力挺重庆”

　　此次国资委“央企团”大手笔投资重庆，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观察人士解读称，这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履新重庆以来，为重庆带来的最大“礼物”。

　　3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张德江取代薄熙来兼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涉嫌严重违纪4月10日被宣布立案调查。

　　张德江创下了改革开放以来，副总理兼任地方党委书记的首例。中央交予他的使命是，“确保重庆市政治、社会大局的稳定”。

　　要维持一个社会的稳定，必须从经济层面维持各行各业有效运转。事实上，重庆政坛近期发生人事大震荡，让一些投资商萌生隐忧。因此，从3月21日会见台湾宏碁公司董事长王振堂开始，张德江就不停地会见各类企业界人士，并深入当地企业调研。

　　4月4日，张德江会见沙特基础工业公司董事长萨乌德亲王时表示，重庆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继续坚持扩大开放，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吸引外商来渝合作。

　　同时，张德江和市长黄奇帆多次邀请民企代表召开座谈会，讨论政府如何更好地为他们服务。4月中旬，重庆市委统战部也召开大型民企座谈会，听取意见和建议。近期重庆将召开全市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出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措施。

　　5月，两江论坛、中国企业家年会、渝洽会等各类经济论坛在重庆陆续举办。张德江亦在其间频繁会见来到重庆的各类企业家代表，反复强调重庆一如既往地欢迎企业来投资。

　　外界认为，张德江一系列行为和表态，透露出试图摆脱口号式建设重庆的过往做法，修正重庆这座城市的发展模式，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

　　张德江在国务院领导成员分工中负责国资委、央企的工作。因此，国资委“央企团”这次重庆之行，更显得别有深意。“它是中央力挺重庆的高调之举，一次信心之旅。”重庆大学教授蒲勇健认为，这种政治信号表明，中央依然非常重视重庆未来的经济发展，意在更加坚定民营、外资投资重庆的信心。

　　“在这里我希望认真领会中央的精神，积极投身到重庆发展的大潮中。”国资委主任王勇在签约仪式上要求各大央企：“按照张德江副总理在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我们提出的，要发挥“六个表率”作用，从战略高度和长远发展的角度，牢牢地把握重庆新的发展机遇，深层次、高水平地推进与重庆的合作，努力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中石油、国家电网、华夏银行等央企纷纷响应表态，重庆是西部的中心城市，区位优势明显，工业基础雄厚，发展前景广阔，希望进一步深化与重庆的战略合作。除签约项目外，这些央企还与重庆有关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区县积极开展项目对接工作。

　　黄奇帆在签约仪式上发言说，30多家央企与重庆签订72个项目的合作协议，“在重庆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央的鼎力支持，更显得弥足珍贵。”

　　排解投资隐忧

　　此次央企团与重庆的签约总额为3506亿元，项目主要集中在重大基础性行业。蒲勇健认为，这些项目本身拉动性相当大，同时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投资收益率，因此有助于重庆吸引到更多的外来投资，更好更快地发展。

　　重庆基础设施建设已掀高潮，但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事实上，从今年3月开始，重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就已陷入舆论的漩涡。

　　与债务问题相生相伴的是所谓的“重庆模式”—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时提出建设“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五大发展目标，涉及总投资上1万亿元。

　　仅2010、2011两年间，重庆市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就超过1.45万亿元，而同期重庆市地方财政收入加上中央补助不到8000亿元。

　　据媒体披露称，截至今年2月末，重庆市中长期贷款中的单位固定资产贷款余额高达5416.6亿元，“如果没有后续资金的继续支持，重庆资金链随时可能断裂”。

　　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构成了重庆经济快速扩张的动力，但投资驱动的结果也让重庆面临高负债隐忧。

　　重庆市财政局的一组数据显示，2011年，重庆全市地方财政收入超过2900亿元，地方财政支出超过3900亿元，收支增幅双双超过40%。2011年重庆财政赤字规模超过1000亿元，占整个GDP比重达10.52%，远超3%的国际警戒线。就此，重庆方面今年3月曾回应，2011年中央补助1157亿元，重庆近10年来都没出现赤字。

　　2011年8月，重庆审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末，重庆区县政府性债务余额为2159亿元，约占重庆GDP的27%，其中95%的债务由政府直接偿还或者承诺偿还。

　　自3月下旬，在新任市委书记张德江和市长黄奇帆的部署下，重庆开始新一轮地方债务调查，与地方债务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被列入清查重点。

　　“重庆的整体经济增长可能放缓。”瑞信4月16日发布报告指出，重庆2011年的名义GDP增幅达到历史性的26%，远高于全国平均16.6%的水平。但其中债务增长130%，2011年，政府赤字占GDP的比例已高达11%，而2007年为8%。

　　另一方面，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犹如饥饿的巨兽，等待吞食新的巨额资金投入。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近日发布公告，因资金紧张已推迟部分快速轨道交通线的起建时间。

　　但这次国资委“央企团”带来了“甘霖”。他们仅投资金融板块就高达180亿元。其中太平洋(601099，股吧)资产管理公司提供30亿元，支持重庆轨道交通建设；华夏银行落实贷款50亿元，为国企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建设银行提供贷款100亿元，支持重庆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开发银行也已与重庆市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高速公路、两江新区建设等基础设施领域，化工、钢铁、物流等产业领域，保障房、中小企业、教育等民生领域，矿产、农业、能源等国际合作领域加强合作，由前者向后者提供中长期投融资综合服务。来源: 时代周报▲◆★●■☆


代际传承富如何过三代？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2385

   2012-5-24 作者 : 金 姬   
    
　　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经营的人数越多、杰出人才越多、董事成员越多，越不利于代际传承。

　　全球通病

　　中国有句俗话：“富不过三代”，即“一代创，二代守，三代耗，四代败”。

　　这其实不算是“中国特色”。在传统的欧美肥皂剧里，第三代搞砸爷爷辈创建的公司也是经典的家族企业发展轨迹。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很少有孙辈能够上演这一幕，因为公司在那时往往已经不复存在。

　　根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李秀娟教授的研究，美国家族企业在第二代的存活率只有30%，到第三代就只有14%，能传承到第四代及以后的只剩3%。葡萄牙有“富裕农民－贵族儿子－穷孙子”的说法，西班牙也有“酒店老板，富翁儿子，乞丐孙子”的俗语。德国有三个词“创造，继承，毁灭”，用来代表家族企业三代人的命运……

　　富不过三代的原因之一，就是接班问题。普华永道2010年11月针对1600个家族企业的调查发现，几乎一半没有接班人计划，只有1/4拥有明确的接班人。大多数的接任都没有经过讨论或者准备，公司掌舵者通常只是请来律师起草一份遗嘱便算完成。这一问题在英国也不容乐观。英国2/3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由于缺少明确的接班人安排，估计只有1/5的企业能够交过接力棒。

　　分析人士认为，造成家族企业后继无人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公司创立者太过热爱自己一手打造的公司而不愿意退休，曾有一个企业家直到儿子68岁才给他签署支票的权力，原因是企业家自己已经92岁，手太抖没法写字；另一种极端则是企业家突发疾病身亡，留下不知所措的子女。此外，缺乏时间也是限制企业家制定继任计划的一大原因。

　　“家族企业”的经营模式在德国正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德国企业90%以上为家族企业，但目前1/3的德国家族企业难觅合适的接班人，仅2010年就有1800家企业放弃寻找接班人，甚至走向出售之路。很多家族企业的年轻人表示，对需要付出100%精力的事业没有兴趣，很多人宁可在大企业谋职或从事更自由的职业，也不愿走上家族接班人之路。

　　亚太区的情况也很糟糕。根据美林全球财富管理(Merrill Lynch)和凯捷顾问公司2011年10月发布的《亚太区财富报告》，88%的亚太区(除日本)富裕客户以及75%的日本富裕客户均认为下一代日后缺乏妥善管理财富的能力。据统计，亚太区(日本除外)的富裕人士财富中，57%的财富来自经营本身的业务，只有23%来自继承财富，这说明亚太区财富结构还属于第一或第二代。

　　“如果说，企业第一代掌舵者可以以家庭情理为动力治理企业，那么第二代就应该淡化情理，建立专业管理，而进入第三代掌权者，则必须超越家族情理，以专业管理为本，企业治理为重。”李秀娟指出，传承问题是家族企业的一大挑战。复杂的传承过程需要有序的计划和控制，包括传承的计划、所有权的分配和职业经理人的使用等，每一个环节都影响着代际传承的成败。而对继承人进行有计划的培养和教育被普遍认为是有效的家族企业传承的重要因素。

　　默多克困局

　　美国咨询公司贝恩在2010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印度顶级的大企业中只有五分之一就继承人问题咨询了董事会意见。相比之下，60%的美国顶尖企业，每年都会在董事会上讨论首席执行官(CEO)的继任者问题。当然，“每年讨论”并不代表就有“定论”。81岁的美国籍传媒大亨默多克，除了要处理新闻集团在英国的“窃听门”丑闻，还要考虑家族继承人选这一头等大事。默多克与前两任妻子共育有两男两女。他与现任妻子邓文迪所生的2个孩子由于尚未成年，在财产协议中只有股权分红，未来对新闻集团没有实质控制权。默多克620亿美元的传媒帝国继承权之争，主要在4名成年子女中展开。

　　41岁的拉克兰是默多克的第三个孩子，也是长子，曾是默多克最宠爱的继承人选。1989年，刚满18岁的拉克兰就被父亲带到澳大利亚《每日镜报》实习培训。拉克兰逐渐掌管了新闻集团在澳大利亚的全部业务，并作为新闻集团的首席运营官接手北美地区的电视台和出版业务。但是到了2005年，感觉自己在北美的权力被架空，加上与父亲在邓文迪女儿财产继承权问题上的冲突，拉克兰愤然辞职，从纽约回到悉尼，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并开始投身慈善事业。但他没有与默多克家族决裂，他依然是新闻集团董事。

　　40岁的詹姆斯是默多克的小儿子，在哈佛读的是电影和历史学，没等拿到学位就在1994年辍学，创办了一家名为“拉酷”的唱片公司，专门出版发行说唱乐专辑。两年后，唱片公司被新闻集团收购，詹姆斯顺理成章地进入家族业务。从24岁开始，詹姆斯负责新闻集团在美国的数字出版业务；27岁成为新闻集团在亚洲的星空卫视执行主席；30岁担任英国天空广播公司的总裁。从大儿子的出走中吸取教训，默多克尽量给詹姆斯放权。2007年，默多克将新闻集团在欧洲和亚洲的业务整合，全部交给詹姆斯打理。詹姆斯开始在新闻集团的纽约总部安插自己的人马，为后默多克时代的接班进行铺垫，却引发默多克的怀疑和不满。2011年曝光的英国“窃听门”事件让父子矛盾一触即发。如今的詹姆斯辞去了英国《泰晤士报》和《太阳报》的董事职务，仅保留新闻国际集团执行主席一职，但对英国业务已很少插手。默多克的长女普鲁登斯未参与家族生意；次女伊丽莎白虽然也在新闻集团工作，却一直远离核心业务。对于81岁的默多克而言，重新挑选和培养接班人的时间可能不多了，新闻集团是否能够撑到默多克第三代也是个未知数。

　　传承典范

　　有人曾指出，华人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可能是因为诸子均产的“分家”习俗。而国外的长子继承制完全避免了家庭财产的大锅饭倾向和平均主义分配，把财产集中起来单传给长子，而不使其分散于子女。

　　就拿新加坡著名饮食公司“杨协成”来说，这个品牌源于杨仁溜(景连)1901年在福建漳州创办的酱油企业。杨仁溜共育有8个子女，5男3女。1935年，杨仁溜由于身体状况欠佳，把酱油厂交由年仅22岁的长子杨天恩管理。由于当时中国政局动荡，杨家兄弟决定到新加坡发展。随着杨协成各项业务在新加坡的不断成长，杨家在1956年将酱油厂改为有限公司。杨天恩把杨协成酱厂的资产分成7份，由5兄弟和孙子至明、至杰各得1份。这为后来家族内讧埋下隐患。1969年，杨协成挂牌成为公共公司，1975年在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上市。1985年杨天恩过世后，杨氏家族成员内部开始不断就投资决策与管理理念出现分歧。1993年以后，杨协成虽然采用多数形式的集体决策方式，但由于家族成员越来越多，带来了决策和执行上的困难，不久杨氏家族关系的彻底破裂，家族企业就此瓦解。

　　在“胡润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榜”上，处于榜首位置的是日本大阪寺庙建筑企业金刚组，拥有1400多年的历史，现在已经传到第40代。日本的企业像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都是几百年历史的家族企业。这些日本家族企业实行的基本都是“单子继承制”，即家族事业只会传给下一代中的一位成员，而其他成员则要被“扫地出门”。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防止“内斗”。一般情况下，日本家族企业的继承者将是下一代中长子，或其他能力比较强的创始人子孙。但是，如果创始人认为他的儿子并不具备接管企业的能力，或者儿子不愿意接管企业，那么，他也会在公司的年轻人中，物色一个能力最强的小伙子，把一个女儿嫁给他并举行仪式，让其成为 “养子”，然后由这个“女婿养子”成为家族的掌门人，并正式掌管企业。如安田财阀的创始人安田善次郎，虽然他自己有儿子，但却选择了“女婿养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松下电器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也是将公司交给了“女婿养子”松下正治(本姓平田)。

　　相比日本企业的“单子传承制”，欧美等国的企业则是通过不断完善经理人法治体系，实现家族对其所拥有企业的管理。欧美的家族企业，一般并不会因为本家族是企业的“主人”，而过于强调对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权。如果家族的“接班人”并不适合接管企业，他们会选择职业经理人来对企业进行管理。或者采取类似“托孤”的做法，即建立一个由律师、银行家及职业经理人等成员组成的团队，共同协助继承人管理企业。

　　刚刚走过100年的美国卡内基公司，如今的全球总裁兼CEO彼得·韩铎是公司历史上第一位职业经理人。他曾对《新民周刊》表示：“目前公司里有5名卡内基家庭成员在董事会和管理层。上世纪90年代，我开始做咨询工作，卡内基就是我的客户之一。卡内基创始人的女儿多娜十分肯定我的工作，所以请我为卡内基工作。她说，卡内基是家族企业，希望可以永远传承下去，而引进外界专业管理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当然，卡内基家族给予我充分的信任，我也没有让他们失望。”

　　实际上，众多的欧美家族企业，其中许多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由某个家族实际统治，而是凭借多数股权来掌握公司的控制权。例如家族企业排名第一的沃尔玛和排名第二的福特，沃顿家族和福特家族分别占有38%和40%的股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钊介绍，在股权安排上，这些家族企业主要有两大方式，一是分散化股权安排；二是集中化股权安排。“前者主要是较大型的家族企业，后者主要是较小的家族企业。”第一种安排的目的在于让尽可能多的家族成员持有公司股份，在这类家族企业中，家族通常只扮演政策制定者的角色，日常经营管理则交给外聘的专业人员；第二种安排只对在企业工作或在企业任职的家族成员分配股权。这种安排注重控制所有权而非管理权，着眼于保证家族权力的世代持续。

　　丹麦的嘉士伯家族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全球第四大啤酒集团嘉士伯的创始人J.C。雅各布森在1876年设立了基金会，规定基金会始终是嘉士伯集团的所有人。如今的嘉士伯集团虽然是职业经理人掌权，但嘉士伯家族的成员仍然拥有董事会51%的投票权和集团25%的股本，对于集团运作有重大决策权。原则上，嘉士伯家族的成员有一条底线：坚决不出售嘉士伯集团。其他时候，他们都会听从CEO等管理层的意见。

　　保时捷家族的故事也很有借鉴意义。世界上第一部以保时捷命名的汽车——Lohner Porsche诞生于1900年，以其设计者费迪南德·保时捷命名。他1931年在斯图加特成立了保时捷设计与研究公司。二战结束后，保时捷公司拆分成了两个：一个在奥地利，是贸易公司，由费迪南德的女儿路易斯掌管；另一个就是汽车公司，在德国，由费迪南德的儿子费利掌管。1951年，当76岁的费迪南德逝世时，费利全面接过了保时捷公司的经营权。1972 年，保时捷成功转型为股份公司。同时，路易斯在奥地利也把保时捷发展为奥地利最大的私人贸易公司。但当保时捷传承到第三代时，由于费迪南德的孙子巴茨、彼得和外孙费迪南德·皮耶希等人争夺公司权力，导致家族人员最终全部退出公司的经营管理层，只拥有董事的权利，保留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决定权。而来自家族外的职业经理人——彼得·舒茨和伟德莱茵·伟尔德金等让保时捷这个家族企业重新焕发了活力。

　　对此，李秀娟表示，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经营的人数越多、杰出人才越多、董事成员越多，越不利于代际传承。“企业任职的同代家族董事成员最少化”可能一定程度上会妨碍有能力的家庭成员在企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但这种结果与保时捷的全员引退相比还是更好些。虽然多位家族成员处于企业经营核心也许不总会发生冲突和矛盾，但是却不能保证两代、三代甚至数代后这些家族成员依然能够相濡以沫，志同道合。来源: 新民周刊▲◆★●■☆

针对中国清理“三非”尼日利亚扣留近百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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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5-24 作者 : 殷 淼   尼日利亚移民局22日在全国范围内对非法居留和务工的外国人员进行集中整治，在拉各斯、卡诺等地先后有近百名中国公民被扣押。遭逮捕的中国商人将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命运。尼方对中国实施严格的工作签证政策，并经常清查、抓、罚、遣返我在尼非法滞留人员。

　　原题：留近百中国打工者

　　尼日利亚移民局22日以“在尼非法从事纺织品贸易活动”为由在尼北部城市卡诺的堪汀夸里纺织品市场逮捕了45名中国商人，其中包括34名男性，11名女性。《环球时报》记者23日从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获悉，尼移民部门22日在全国范围内对非法居留和务工的外国人员进行集中整治，在拉各斯、卡诺等地先后有近百名中国公民被扣押。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及驻拉各斯总领馆已派员赶赴出事地点，看望慰问被关押的中国公民，同时敦促尼方切实采取行动保障中方人员的合法权益。

　　堪汀夸里纺织品市场是尼日利亚乃至西非地区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在市场内进行纺织品销售的有上百家中国商铺。尼日利亚卡诺州移民局局长伊曼纽尔•布拉斯科22日指责被捕的中国商人如同“拾荒者”一样钻市场的空子，“中国商人从事的低端工作夺走了尼日利亚人的饭碗，对尼日利亚经济发展造成了伤害”。但他否认这是一次针对中国人的行动，“尼日利亚欢迎并支持中国人前来投资创业并进行正常的贸易活动，但决不允许这种在市场上和尼日利亚人争夺生意的行为”。据悉，类似的逮捕行动还会在拉各斯、卡杜纳和奥尼查等城市展开，遭逮捕的中国商人将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命运。

　　尼政府为保护本国就业及工业产业，对外籍工作人员实行配额管理。为保护纺织品产业，尼法律有“禁止从国外进口纺织品”的规定，且严格限制外国人在尼日利亚从事纺织品零售业。受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尼经济增速近年来大幅放缓，使原本已经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保护本国就业的呼声越来越高。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尼日利亚官员23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尼此次抓捕行动直接受命于移民总局，尼联邦政府对此并不知情。该官员称，尼方实施的逮捕行动某种程度上与其“以人为本和对等”的外交原则是一致的，因为中方正在国内开展的清理“三非”外国人员的行动也牵涉一些在华滞留不归的尼日利亚人。

　　事实上，在尼的中方企业人员，特别是一些私营业主确实存在一些违规行为。在面对签证申请困难时，部分人员有时会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如采用短期商务签证在尼非法就业；多次延期商务签证非法滞留；申请工作配额时编造工作岗位等。这些行为均导致尼方对中国实施严格的工作签证政策，并经常清查、抓、罚、遣返我在尼非法滞留人员。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