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坚决维护党的权威确保政令军令畅通
http://mil.news.sina.com.cn/2012-05-22/0757691109.html

 2012年05月22日 07 解放军报 　　蔡伟素

　　遵守党的纪律是对每个党员的政治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严守政治纪律。政治纪律是维护党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政治路线和规范党员的政治言行、政治立场的行为规则，是保持党的方针政策、指示精神、军令政令得以畅达的保证。严肃认真、不折不扣地遵守和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既是“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学习教育活动的内在要求，更是对党员干部政治品行、道德操守的规范和约束。

　　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是党和军队的命脉。无论是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纷繁复杂的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党和军队始终严格政治纪律，维护了党员的政治立场，保证了革命的彻底性。当前，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自觉捍卫党的纪律的崇高地位，把自己的一言一行严格置于党的纪律的约束之下，旗帜鲜明地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统一、违反党的纪律、损害党的根本利益的现象作斗争，坚决维护党的权威性，确保政令军令畅通。

　　强化政治意识，严守政治纪律，不是抽象的理论，更不是空洞的口号，贵在积极实践，重在长期历练。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对部队产生影响，必须时时刻刻保持清醒，把“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要求体现到实际工作中，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一是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当政治上的“糊涂人”。

一个党员干部能够做到严守政治纪律，主要是源于政治立场的坚定，而政治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在当今社会意识多元、多样、多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复杂尖锐的情况下，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提高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就显得更加重要。要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自身和部队实际，始终站在政治高度观察和处理问题，正确看待我国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些矛盾和困难，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纯洁的思想道德，真正把坚定的政治信仰扎根于理论创新的生动实践中。

　　二是自觉执行政策纪律，不当政治上的“自由人”。

领导干部所处的特殊地位，要求在纪律面前不允许有半点马虎和懈怠，时时处处维护纪律的权威性。黄克诚同志曾说：“抗战时期，毛主席就是用个电台，嘀嗒、嘀嗒地指挥我们。‘嘀嗒、嘀嗒’，就要无条件地执行。没有什么人来监督……大家都自觉地执行延安的‘嘀嗒、嘀嗒’。”老一辈革命家对党的忠贞不渝和自觉追随，为今人树立了光辉榜样。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党的政策规定和纪律要求，自觉做到不踩“红线”、不闯“禁区”，讲政治、听招呼、守规矩，坚决反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不听、不信、不传小道消息，自觉把言行置于政策纪律的约束之中。

　　三是重视践行使命要求，不当政治上的“局外人”。

党员领导干部不仅要自觉遵守、模范践行党的纪律的各项要求，还要同一切违反党的纪律、损害党的利益的行为作坚决斗争。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带领部队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精神，时时处处事事注重维护党的形象和威望，诚恳接受组织和广大官兵的批评帮助和考评监督。始终以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为首要，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抓部队建设上，放在抓战斗力生长提高上，忠实履行使命任务，把聪明才智无私奉献给党和军队的事业。▲◆★●■☆


《炎黄春秋》披露：胡耀邦下台前曾被批7天半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5/21/1785269.html

    炎黄春秋 2012-05-21  最新一期《炎黄春秋》刊登该刊副社长、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杨继绳回忆前中宣部长朱厚泽的文章披露，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1987年下台前曾被批7天半。

在《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这篇题为《追忆朱厚泽》的回忆文章中，朱厚泽忆述，1986年12月出现全国性学潮，胡耀邦原想按照1985年的对话、沟通、协商办法来解决，但没有成功，还引起左派不满。1987年1月，胡耀邦被赶下台。

朱厚泽说：“批判耀邦的7天半生活会后就开政治局扩大会，（邓）小平只让通过公报，不让讨论。只有（中顾委主任）陈云作了发言。我参加了这个生活会。（中顾委常务副主任）薄一波主持，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会的有二三十人。有中央书记处的人，有几位老同志，还有列席中共中央常委会的人。邓小平、陈云、（国家主席）李先念没有参加。第一个发言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一共讲了五六个小时。这两人是重炮。”

“生活会开完了后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时邓小平和陈云都来了。李先念还是没有来。邓小平说：‘今天的会，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会议就是通过这个公报，其它事都不谈。’邓说完后，只有宋任穷和胡乔木在文字上提了点不太重要的意见。陈云就讲了很长的话……陈云讲话时，邓一动不动，两眼平视前方，不看人。陈云讲完了，薄一波用手在邓前面挥了挥，示意陈讲完了。挥了一次，没反应。再挥一次，邓像突然醒来一样说：‘我没听见’。接着又说：‘没有意见，举手通过’。通过后就散会。”

1987年1月16日晚19时，新华社播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1987年1月16日举行的扩大会议决定：一致同意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党中央总书记，将提请党的下一次全会追认；继续保留胡耀邦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

根据公开资料，朱厚泽于1985至1987年初短暂担任中宣部长。在任期间，他曾提出“三宽论”（宽厚、宽容、宽松）方针，以放宽对文艺界与学术界的限制。1987年2月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解职，改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后在中共十三大上落选中央委员。1988年，朱又担任全国总工会第一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六四事件后被撤职并开除党籍。朱于2010年5月9日凌晨病逝。

附《追忆朱厚泽》第三节《我只知道一年多的情况》：

1994年，我正在写《邓小平时代》，对朱厚泽说：我正在写一本书，想如实记录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历史。请你谈一些你所经历的情况。

朱说：我1985年8月从贵州到北京，1987年1月底离开中宣部。1986年夏天以后，我感到一场斗争不可避免。每到形势宽松时，左派总是要挑起新的事端。“9·18”学潮平息以后形势不错，左派又挑起两件事，一是“马丁事件”，一是“秦柳方事件”。

秦柳方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位老先生，他把经济改革中的一些问题集中起来，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材料送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薄一波批给胡耀邦、赵紫阳。赵紫阳的批示是：“批判经济工作中的自由化要慎重，更重要的是要鼓励探索创新。”胡耀邦批的是：“同意紫阳意见。”他们二人压下来了，没有引起一场大批判。“马丁事件”被新华社的《国际内参》和《经济参考报》炒了一下，也被胡、赵压下来了，没有引起更大的风波。这两件事还是公开的。更内部的是围绕“精神文明决定”的起草展开的。

耀邦想搞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文件，用一个开明的方针来对待意识形态。左派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坚持原来的那一套，并用这个机会整胡耀邦。一讨论就有分歧，一讨论就吵架。最终，精神文明文件翻了盘，陆定一发言引出了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讲二十年”的那段话。左派更得势了。从而形成了胡耀邦下台的背景，有了胡耀邦下台，就有了八九政治风波；有了这场风波就有赵紫阳下台，这是连着的。

从北戴河争到北京。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出现了党的会议上少有的情况。在人大会堂，胡耀邦念完了决议，准备举手通过了，陆定一站起来发言，重申他在北戴河的看法：不同意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陆讲完了引起了热烈鼓掌。在主席台右边的中顾委席上掌声最热烈。当时的座位是，中间是中央委员，左边是中纪委委员，右边是中顾委委员。我到中顾委席上说：“你们这么大劲，闹不好可能帮倒忙。”当时主持会议的胡耀邦感到很难办。主席台上议论起来了。最后还是小平同志出来讲话，强调反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二十年。当时小平是即席讲话，没有文字稿，不好传达。耀邦说，先不要传达，怎么传达，由书记处研究后再定。

朱厚泽对我说：你可以研究一下这一段时间的报纸。从1985年9月党代会（会议期间正好学生闹事），到1987年耀邦下台，到1987年5月13日赵紫阳在怀仁堂作报告，扭转左的局面，到十三大。这两年间发生的事值得研究。他接着讲他亲历的事情：

1985年9月党代会前在北戴河做准备。一是通过“七五”建议，二是新老班子交替合作。因学生闹事，又加了一个议题：如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1986年秋天要通过《关于精神文明的决定》，为准备这个文件，讨论了一年。党代会讨论新老交替，到十三大才真正解决。（1986年邓小平同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讲要下来，国外所有的报纸都登了）原计划十三大邓全退。这两年，一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办？二是人事组织工作怎么办？耀邦下台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中。在这期间，改革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在精神文明决定的讨论过程中有两期简报，耀邦亲自抓这个文件的起草。这个起草小组又接着搞初级阶段理论起草。在起草“精神文明”文件中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已经比较成熟了，但没有写进“精神文明”文件，而是留给“十三大”政治报告。

1986年春天，中央召开8,000名干部大会反腐败，涉及胡立教的儿子、胡乔木的儿子、叶飞的女儿。后来抓不下去了。邓小平说，经济体制改革到一定的程度，必须搞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到11月，小平多次讲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在当时的形势下，意识形态怎么搞？党组织应当选用什么样的人？反腐败怎么搞？这几年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往前推。但是，改革中冒尖的干部就会受到打击。晋江假药案是整项南的。因为项南在福建搞改革很坚决。“林则徐烧鸦片，共产党烧银耳”。假药是银耳做的，不能治病，但无害。用银耳做假药是不好，但打击这么重，闹得省委书记项南下台，是另有目的的。

到了12月出现了全国性的学潮。耀邦还是想按照1985年处理学潮的办法，即对话、沟通、协商的办法来解决，没有成功，还引起左派不满。1987年1月，通过“生活会”这种方式把耀邦赶下了台。

批评耀邦七个半天生活会，生活会后就开政治局扩大会，小平只让通过公报，不让讨论。只有陈云作了发言。我参加了这个生活会。薄一波主持，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会的有二三十人。有中央书记处的人，有几位老同志，还有列席中共中央常委会的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没有参加。第一个发言是余秋里。邓力群一共讲了五六个小时。这两人是重炮。生活会开完了后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时邓小平和陈云都来了。李先念还是没有来。邓小平说：“今天的会，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会议就是通过这个公报，其它事都不谈。”邓说完后，只有宋任穷和胡乔木在文字上提了点不太重要的意见。陈云就讲了很长的话。一是讲调查研究，批评胡耀邦跑的地方太多，谈他自己的青浦调查的经验。二是讲用干部问题，他主张就地取材，到哪里就在哪里找干部。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邓。陈云讲话时，邓一动不动，两眼平视前方，不看人。陈云讲完了，薄一波用手在邓前面挥了挥，示意陈讲完了。挥了一次，没反应。再挥一次，邓像突然醒来一样，说：“我没听见。”接着又说：“没有意见，举手通过。”通过后就散会。

胡耀邦下台表面上就是这个会，至于背后还有哪些秘密，就不得而知了。

胡耀邦下台后我就下台了。1月28日，邓力群带着王忍之到中宣部来接任，主持新老交接。我在告别讲话中说：“一年多来，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工作。至于对我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怎么看，让历史去作结论吧！”邓力群紧接着说：“不要等历史作结论，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

朱厚泽离开中宣部以后被安排到全国总工会，担任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主席（主席倪志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厚泽向我介绍了他到全总上任前赵紫阳和他的一次谈话。赵问朱：“如果出现了社会动荡的情况，工人和政府对立，工会站在哪一边？”朱厚泽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站在工人这一边。”赵紫阳满意地说：“这就对了。”一年多以后，出现了北京政治风波，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全国总工会为在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捐了10万元。这件事是经倪志福同意的，在清查的时候，朱厚泽承担了全部责任，当然也就离开了全总的领导岗位。▲◆★●■☆


俄罗斯首次表态反对非当事国干预黄岩岛争端
http://news.stnn.cc/guoji/201205/t20120521_1741097.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05-21 星岛环球网消息：CNTV据菲律宾《马尼拉公报》5月20日报道，俄罗斯驻菲律宾大使日前对南中国海事件表示关切，称反对任何非当事国干预南海领海争端。

　　俄罗斯驻菲律宾大使库达舍夫(Kudashev)说，“这是我们的官方表态。”

　　库达舍夫称，俄罗斯注意到，一些非当事国，比如美国加剧了中国同菲律宾在黄岩岛问题上的分歧。他说，这样好像是在干预他国的内政。

　　报道称，这是俄罗斯政府官员首次就黄岩岛问题直接表态。

　　但同时，库达舍夫也强调，俄罗斯政府并非对事态“完全漠视”，他说，同美国一样，俄罗斯尊重航海自由，关切事态发展。他还说，“无论是中国、菲律宾、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需要安全的贸易、交流环境       来源：央视网 ▲◆★●■☆


14万吨重小行星明年或撞地 几率万分之3.1
http://tech.ifeng.com/discovery/astronomy/detail_2012_05/21/14688955_0.shtml

2012年05月21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5月21日电综合消息，西班牙拉沙格拉(LaSagra)天文台的天文学家称，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2012 DA14”号将于2013年2月15日接近地球，可能偏离其轨道，撞上地球同步通讯卫星。

据西班牙天文学家称，这颗小行星直径45.7米，重14万吨。美国宇航局(NASA)表示，这颗小行星撞上地球的机率是“万分之3.1”，如果撞上则撞击力量大约相当于240万吨TNT的爆炸威力，数百平方英里的森林将被夷为平地。

美国宇航局目前正检测这颗小行星的确切轨道。报道称，通过望远镜观测，这颗小行星还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小点”，但是它最终有可能在距离地球2.1万英里(约合33796公里)远处撞上地球同步卫星，不过，国际空间站不会受到影响。

任职于美国宇航局位于加州帕萨迪纳(Pasadena)的喷射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的天文学家乔达斯(Paul Chodas)说：“非常不可能撞上，不过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乔达斯说：“2012 DA14的轨道目前很像地球的轨道，意思是说它常常会很靠近地球。”

美国宇航局将试图在2013年2月前获取这颗小行星届时的位置、与卫星接近程度等更清楚的图象。

如果小行星真的撞上，科学家认为它可能撞入南极洲或南冰洋。

报道指，14万吨岩石的“爆炸”不会中介人类文明，但如果撞上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带，可能造成严重损失。▲◆★●■☆


五方面原因导致我国社会存腐败现象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2012年5月21日电／《人民日报》21日刊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贺国强2011年4月1日在中央党校所作专题报告的第一部分。文章内容如下：

　　认清形势、把握大局，是统一思想、做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社会上存在一些不同认识，既有人过高估计成绩，存在盲目乐观倾向；也有人过分夸大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存在悲观失望情绪；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竭力利用腐败问题歪曲、否定我们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政治制度。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全面、系统、深入地分析了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特别是用“三个并存”和“两个依然”科学概括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态势，即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既要看到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明显成效，又要看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坚决惩治腐败、有效预防腐败，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我们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更好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要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显着成效。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之一。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9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重大成就。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纳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谋划和部署，不断深化对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的认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向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措施更加有力、成效更加显着，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我们坚持把加强教育作为反腐倡廉的基础工作。近年来，中央在全党相继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了显着成效。结合纪检监察工作实际，我们还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加强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政教育，命名一批全国廉政教育示范基地，发布《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组织“扬正气、促和谐”全国优秀廉政公益广告展播，扎实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等，广大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更加巩固，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进一步形成。

　　我们坚持把健全制度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保障。大力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和创新，制定或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一批重要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对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提出明确任务和要求后，我们及时将有关任务分解落实到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与单位，并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在抓制度建立的同时，建立健全贯彻落实制度的责任制和保障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性。

　　我们坚持把强化监督作为反腐倡廉的关键。着力完善监督机制、拓宽监督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前移监督关口。通过加强巡视工作，完善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推进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积极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和其他形式的公开，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认真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等，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促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规范透明。比如，巡视工作是一种有效的监督形式。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颁布实施党内监督条例，把巡视确立为党内监督的一项重要制度。党的十七大把巡视制度正式写进党章，以党内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巡视工作边实践边探索，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工作机制不断完善。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底，中央巡视组共完成对30个省(区、市)、12家中央金融单位和13户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巡视，向中央及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164条，向被巡视地区和单位提出意见建议321条，发现并向有关部门移交了一批反映领导干部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各省(区、市)、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金融机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也积极开展对所属单位的巡视。通过开展巡视工作，有力推动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加强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我们坚持把深化改革作为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协调和配合有关部门，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以及财税、金融、投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逐步完善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领域市场运行机制。2010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南京市召开了全国反腐倡廉建设创新经验交流会，总结推广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特别是基层创造的一批成功经验和创新成果。

　　我们坚持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任务。通过开展纠风专项治理、政风行风民主评议等，认真解决征地拆迁、涉法涉诉、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专项基金资金监管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比如，2007年11月至2010年底，共纠正强农惠农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方面的问题2.3万个，涉及金额175.5亿元；纠正和查处损害农民土地权益问题约4.6万个；取消教育收费项目3764项，查处各类教育乱收费问题涉及金额16亿元；查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16.5万件；查处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扶贫资金、救灾救济资金管理使用方面违纪违法问题9800多件，涉及金额82亿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还积极协助党委、政府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严肃查处群体性事件背后的失职渎职和腐败问题，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我们坚持把查办案件作为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工作力度，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坚持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涉及到什么人，不论职位多高，只要违反了党纪国法，就坚决查处，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切实做到发现一个查处一个。我们注重突出办案重点，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严肃查办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中的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办商业贿赂案件。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3.5万件，结案44.6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6.6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6607人，立案件数、结案件数和党纪政纪处分人数逐年增长；共查办商业贿赂案件50244件，涉案金额125.4亿元。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了刘志军、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王益、康日新、黄瑶、宋勇、许宗衡等一批大案要案，各地区各部门也查处了一批在本地区本部门有重要影响的案件。通过查办案件，有力震慑了腐败分子，彰显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强决心，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在加大办案力度、严惩腐败分子的同时，我们坚持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督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改进办案方式方法、规范办案工作程序、加强内部监督制约、严肃办案纪律、提高办案人员业务能力，使办案质量和效率有了新的提高。我们注重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建立健全“一案两报告”等制度，加强案件剖析和情况通报，有针对性地总结教训、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力求达到查处一起案件、教育一批干部、完善一批制度、深化一批改革的效果。我们坚持讲求政策策略，把握总体形势，改进宣传报道，确保查办案件工作取得良好的政治、法纪和社会效果。

　　这些年来，通过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力地保证了党和国家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捍卫了党纪国法的尊严，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纯洁了党的组织和队伍，增强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据国家统计局民意调查显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2003年为51.9%，2008年为65.5%，2010年达到70.6%；人民群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2003年为68.1%，2008年为81.6%，2010年达到83.8%，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国际社会也对我国的反腐败工作给予积极评价，认为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第二，要清醒认识当前消极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在充分肯定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

　　一是腐败行为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主要表现在：权力集中部门和岗位腐败案件依然多发，资金密集领域和行业商业贿赂、内幕交易等现象严重，土地、矿产资源和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监管薄弱领域违纪违法问题突出，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腐败案件逐渐增多，一些社会中介组织违纪违规问题时有发生。

　　二是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现象依然严重。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谋取非法利益问题突出， “一把手”腐败问题仍然严重。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底，共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16082人，其中，处分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一把手”3362人，占同期处分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的38.4%。同时，一些基层管理部门和基层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增多。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底，共处分基层站所工作人员38464人。比如，山西省临汾市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利用职权违规从事煤炭生产经营活动，谋取巨额利益，同时犯有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违纪金额巨大，社会影响十分恶劣，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

　　三是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比如，首都机场(微博)集团原董事长李培英，贪污公款8250万元，索要、收受有关单位和个人款项共计折合人民币2661万元；先后多次到境外赌博，赌资特别巨大。李培英被依法判处死刑。

　　四是一些腐败分子同时具有多种违纪违法行为，集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于一身。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政治上丧失理想信念、目无党纪国法；经济上贪得无厌，为谋取个人私利不择手段，利用职务便利为数名请托人谋取利益，索取或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96万元；生活上极其糜烂。王益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五是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有的大案要案涉及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有的一个领导班子中多人被查处。比如，在安徽省古井集团高管人员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中，原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效金，集团副总裁、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李运杰，古井贡酒股份公司总经理甘绍玉等10名高管人员涉案。王效金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其他人员也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六是腐败案件类型、性质和作案手段等出现新变化，违纪违法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新兴经济领域案件和利用高新技术手段作案有所增加。比如，商务部条法司原巡视员郭京毅单独或伙同商务部、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多名司局级干部，以及一些中介组织工作人员，利用各自在外资审批、监管、服务等方面的权力，通过正常工作协调机制相互串通勾结谋取私利，犯罪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高度的隐蔽性。郭京毅因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其他涉案人员也分别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此外，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和廉洁自律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工作作风漂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漠不关心，甚至失职渎职、酿成严重后果。比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莜萸，“监守自盗”，除利用职权收受贿赂600多万元外，还违反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和民主决策程序，草率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工作，且疏于职守、部署不周、监管不力，致使药品注册管理秩序混乱，全国假药劣药事件频发，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用药安全。郑莜萸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同时，一些领导干部作风简单粗暴，在土地征用、城镇拆迁、城市管理等过程中违规操作、粗暴执法，甚至滥用强制手段，引发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一些领导干部贪图安逸，奢侈浪费，享乐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要求不严，违规收送红包礼金、超标准住房、从事营利性活动等问题屡禁不止，等等。另外，从这些年查处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看，背后往往隐藏着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等问题。比如，2008年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9.8”溃坝事故，造成277人死亡。经过调查，临汾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段波、临汾市原副市长周杰、襄汾县原县长张金凤等5名领导干部因利用职权为发生事故的新塔矿业公司非法生产提供便利、收受贿赂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受到严肃查处。

　第三，要深入分析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原因。腐败现象是一个具有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古今中外都存在的世界性难题。当前，我国社会存在腐败现象的原因，我感到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一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和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历史时期，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有着不少缺陷和漏洞，存在着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从世界各国发展历程看，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大都经历了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而我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跨越了其他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各方面体制机制制度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健全完善的过程。即使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也都为不断发生的腐败问题和政治丑闻所困扰。近年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家相继发生的政权更迭和政治动乱也都与腐败问题密切相关。

　　二是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影响乘机而入，同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思想影响相结合，侵蚀着党员干部的思想，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滋长。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孙瑜为满足自己的高消费，收受贿赂328万元，伙同他人骗取国家资金400余万元，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孙瑜在其忏悔书中说：贪图享乐，无限制地追求高消费，是我违法犯罪的重要原因。

　　三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多元利益主体在我国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不法分子通过商业贿赂攫取非法利益，拉拢腐蚀公职人员。比如，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因受贿2959万元，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他在检查中说：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在领导干部身上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是如此尖锐和复杂。说复杂，是指对领导干部的腐蚀，在温情脉脉、杯光酒影中就能得逞，让你在不知不觉、舒舒服服中演变过去。

　　四是干部队伍构成发生很大变化，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发生动摇，不少中青年干部缺少严格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容易受腐败病毒感染。一些领导干部没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有的心态浮躁、贪图虚名，一门心思用在谋求更高的职位上；有的在收入和待遇上盲目攀比，感到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因而产生“心理失衡”，走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违法犯罪道路；有的甚至利欲熏心、私欲膨胀，公然索贿受贿、侵吞公共资产和国家、集体资金，等等。比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李堂堂，就是在2002年陕西省政府换届和2005年届中调整时未被提拔使用，感到自己吃了亏，产生了为自己捞好处、留后路的想法并付诸实施。2007年曾因拉票贿选、违反换届纪律，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通报批评。与此同时，本人或通过其弟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760余万元。李堂堂因受贿罪一审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五是反腐倡廉建设中仍然存在薄弱环节，一些地方和单位管理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教育不够扎实，制度不够健全，监督不够得力，预防不够有效，好人主义盛行，应该及时提醒的没有及时提醒，应该坚决制止的没有坚决制止，应该严厉惩处的没有严厉惩处，有的甚至包庇腐败和犯罪。就纪检监察工作来讲，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在思想观念、工作机制、工作方式等方面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措施和办法还不够多，等等。

　　我到中央纪委工作以来，参与研究处理的中管干部有几十个。这些干部中的大多数可以说最初的表现还是好的，也是通过勤奋工作、清白做人赢得组织和群众信任，一步一步走上领导岗位的，其中有些人的能力和贡献还比较突出。但后来随着职务的提升和权力的增大，放松了主观世界的改造，加上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最终经受不住考验，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从而滑入腐败深渊。这些人的违纪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党的形象、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而且最终使自己落得个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的下场，的确让人感到既痛恨和气愤，又痛心和惋惜！
 
　　第四，要充分认识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有利条件，坚定抓好反腐倡廉建设的信心。

     首先，我们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们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每年都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反腐倡廉工作，江泽民同志先后10次、胡锦涛同志先后10次出席中央纪委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每年都召开廉政工作会议，对政府系统反腐倡廉工作作出部署；中央还专门设立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直接指导和协调反腐倡廉工作。这些都为我们推进反腐败斗争提供了重要政治和领导保证。

　　其次，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讲是私有观念和剥削制度的产物。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区别于历史上任何剥削制度的崭新社会制度，为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奠定了制度基础。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法制保障。近年来，我在率团出访期间与各国领导人会谈时，感到他们对我国的发展成就高度赞赏，同时对我们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比如，一位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就对我说，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适合中国特殊的国情需要，现阶段的中国需要一个开明的领导层和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以便就重大问题作出决断。可见，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巨大优越性，我们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身存在的腐败问题。

　　其三，我们有一支优秀的党员干部队伍。长期以来，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宗旨、恪尽职守、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几年，我们国家大事多、难事多、急事多，我们之所以能在众多风险和挑战面前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靠的就是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和表率带头作用。这是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显着成效的最有力证明。不承认这一点，就难以解释我们今天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因此可以说，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是值得党和人民信赖和依靠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近年来每年受到党纪处分的党员约11万人，只占党员总数的1.4‰，其中因贪污贿赂类问题受到处分的仅占党员总数的0.3‰。

　　其四，我们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是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力量。随着人民群众参与反腐倡廉渠道的不断拓宽和揭露腐败问题能力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其五，我们有长期以来反腐倡廉建设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反腐倡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方针、工作格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及法规制度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之，消极腐败现象违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原则、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助长不良社会风气、危害社会公平正义，是消磨党的意志、瓦解党的队伍、削弱党的战斗力、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腐蚀剂。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坚决反对腐败，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一定要从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推进反腐倡廉各项工作，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

　　(本文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同志2011年4月1日在中央党校所作专题报告的第一部分，发表时作了适当删改)▲◆★●■☆


中国骗子为什么顶风而上？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2293

   2012-5-21  作者 : 曹长青 雅虎公司执行长汤普森今年初上任时提供的简历说，他曾从波士顿一所学校获得会计和电脑的双学位。后被人查出，他只有会计学位。事情被雅虎证实后10天，汤普森公开道歉，并辞职。

　　汤普森没有说他是博士硕士，只是在大学学历中多加了个电脑专业一项，明显是为了拉近自己和电脑的关系。但就这样一个问题，他就丢掉了雅虎执行长这一要职，而雅虎是有150亿美元资产的全球著名大公司。

　　跟汤普森的命运相比，中国名人学历造假可是“幸运”多了。

　　当今不少中国高官的“高学历”令人质疑。例如，在250名中共中央委员中就有60人声称有博士学位，其中只有10人是在成为官员前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官媒对此沉默也有情可原，毕竟是政府喉舌，如敢揭露，可能会被政府割喉。但对那些不是高官的“社会名流”的学历造假，媒体也不揭露批评。这就绝不是恐惧当权者可以解释的。

　　较早的例子是十年前的新浪网共同主席吴征杨澜夫妇学历、经历造假事件，当时网上舆论哗然。吴征在新浪网的简历说，他是美国巴灵顿大学博士。后被查出，不仅巴灵顿大学是一个不被美国教育机构承认的骗钱网络大学，而且该大学也没设过博士学位（巴灵顿后因不法行为被美国政府取缔）。吴征的所谓“巴灵顿博士”是双料欺骗。后来吴征曾在《南方周末》（2002年1月10日）晒出他的所谓“博士证书”，但经辨认，那只是一封给他“鼓励上学奖”的通知信。吴征就敢这样胆大包天、欺骗世人。但是无论当时的《南方周末》还是今天的中国官媒，既不调查、更无批评吴征杨澜夫妇的欺骗行为。杨澜甚至还当上全国“政协委员”。

　　较近些的例子是唐骏学历造假，这位自称《我的成功模式可以复制》的前美国微软中国区主管，其自传吹嘘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电脑博士”完全是假的，该学院根本没有过这么个唐骏博士。而他的“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博士”跟吴征的“巴灵顿博士”一样，也是野鸡大学的产物。但唐骏不仅跟吴征杨澜一样毫不认错，竟还理直气壮地说什么“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

　　用这种“我是骗子我怕谁”的方式唬遍天下的最近例子是韩寒父子。过去几月来，仅仅是《倒韩先锋网》收集刊出的网民揭露质疑韩寒造假的文章就多达一千八百多篇，大量分析论证显示，韩寒的获奖作文、小说、主要博客等都不是他本人所写。可是面对这种造假，中国官方媒体不仅不揭露、调查、抨击，反而发表多篇完全袒护骗子的报道，更有不少所谓“公知”等出来替韩寒辩护。

　　欺骗行为在哪里都会有，但在美国，只要被揭露出，当事人必须低头道歉，有位置的辞职。而在中国，骗子们则可以顶风而上。为什么？这里起码有四个原因∶

　　一是西方的媒体揭露批评形成的舆论压力。像吴征杨澜、唐骏、韩寒这种名人造假事件如发生在美国，主流媒体一定会抓住不放、大报特报，一直到当事人认错道歉为止。所有“假”都怕公开，怕舆论谴责。纸里包不住火，媒体燃起的舆论之火，会烧掉“虚假”的包装。西方媒体在意识形态上左右派鲜明分开，但对造假，这种和偷盗一样的行为，则从来都是异口同声谴责。不可想像谁会像中国媒体那样，力挺骗子，那种行为是媒体自杀。但中国媒体则正相反，好像得靠力挺骗子才能活下去似的。

　　二是当事人的所在机构不能允许欺骗行为。无论是从对公司管理角度，还是从公司在社会上的信誉角度，对管理层人员的欺骗行为都必须采取措施。汤普森的“学历不实”被指出后，雅虎公司立刻组成了调查委员会处理这个事件。但即使这样，雅虎股价还曾因此下跌。但中国的新浪网，当年在吴征严重地学历造假、经历欺骗的情况下，不仅根本没有专门调查，更没有要求吴征辞职。今天，新浪网面对网上对韩寒排山倒海的质疑，不仅同样置若罔闻，更像当年挺吴征一样挺韩寒。如此这般是非颠倒的公司居然是中国最红火的网站，这在美国是不可想像的。

　　三是在一个正向的文化价值下，造假的当事人一旦被点破，无论从良心上，还是从脸面上，都无法将“欺骗”这种严重的错误行为继续下去。除了认错道歉这一条路，没有其他选择。硬挺是挺不下去的，像韩寒这么嚣张地顶风而上，更是不可想像的。不认错，就是错上加错。那种荒唐不仅是当事人自己无法想像，其所在机构和社会舆论都绝不能容忍。美国文化是，只要诚心认错，人们就会给予原谅。如造假者摆出“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他必定得被公众舆论给“灭”了。媒体舆论会穷追不舍，绝不能容忍吴征唐骏韩寒式的“造假有理”。我在美国二十多年，从未见过一起名人造假被揭露后不道歉的。无一例外，统统认错道歉。整个社会氛围不容忍眼皮底下的欺骗行为。而在中国，太多的人对欺骗行为没感觉；更有甚者，谁骗成了谁能耐。在价值颠倒氛围中，骗子比诚实者日子过得更舒服。

　　四是有独立司法制裁造假者。这次汤普森造假，如雅虎拖延不办，汤本人不认错，主流媒体也沉默的话，那么人们还有最后的手段——以雅虎股民身份告到法庭。例如持有雅虎5.8%股权的一位公司创办人就要求雅虎在几天内解雇汤普森，否则提告。此事如打官司，雅虎肯定败诉，因美国有法律规定，上市公司不得以虚假信息欺骗股民。别说上市公司，即使作家出书有假，读者也可提告而打赢官司。例如不久前有个美国作家的纪实作品被揭出内容有假被告上法庭，最后该作家公开认错道歉、并给要求退书的读者赔款。

　　上述这四种制约造假的机制在中国普遍缺乏，所以才有大大小小的“吴征、杨澜、唐骏、韩寒”们。但他们得意于一时，却不能长久。目前越来越发达的互联网，使网民们的常识声音爆发出来，无论如何也关不住了。现代科技的巨浪，正冲垮着一切官媒主导的话语系统。对造假者群起攻之的民意大潮，会越来越毫不留情地冲刷、鞭打、暴露骗子们的假像，那种“造假没事”“造假有理”的时代正在结束。中国的骗子们可以像被割掉了脑袋的鸡一样硬挺着往前迈步，但还能迈几步，大家都心里有数。来源: 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掉入美国铺设的“战略陷阱”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2270

   2012-5-21  P·K·高希认为战略陷阱是美国铺设的，意图将中国拽入其中，这一点颇有些类似中国国内的“美国阴谋论”。其实不管是美国的“阴谋”也好，“阳谋”也好，这一说法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近日，笔者在印度知名智库《印度观察家基金会》（Obsrever Research Foundation in India，简称“ORF”）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自信正在将中国拽入战略陷阱？》。文章作者、印度观察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P·K·高希（P·K·Ghosh）分析了中国在中日钓鱼岛之争、中美海上对峙，以及近期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中的“强硬”态度，并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再考虑到中国曾遭受外国列强入侵的耻辱经历，中国自2008年起就已经开始逐步改变以往的“韬光养晦”的保守外交策略，转而采取了富有侵略性的外交策略。然而这种侵略性的外交策略将使中国的亚洲邻国产生不安全感，并疏远同中国的关系，转而投向美国的怀抱，从而使中国掉入无法取胜的由美国铺设的战略陷阱。

　　应该说，P·K·高希的观点也代表了中国国内一些学者的看法。然而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将中国的外交战略简单化，也将中国与其亚洲邻国的关系单线化（即不是偏向中国就是偏向美国），并且“战略陷阱”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因此，这一观点仍有待商榷。

　　依P·K·高希所言，中国如果采取富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中国与其亚洲邻国的关系将疏远，并将使得这些邻国偏向美国。那是不是中国采取“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就能确保中国不掉入战略陷阱呢？

　　首先，中国掉不掉入所谓的战略陷阱，并不是由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决定的。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并成为亚洲的区域性大国，这是客观事实。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亚洲邻国在与其打交道时产生不安全感完全正常，其向美国寻求安全庇护，也是一种面临安全困境的理性反应，这并不由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决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无论是中国采取强硬的外交姿态，还是积极倡导和平发展道路，创建“和谐世界”，“中国威胁论”在中国的亚洲邻国中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愈发流行。

　　其次，即使中国采取低调的“韬光养晦”外交战略，中国也依然会掉入所谓的战略陷阱。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美国。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于中国的防范将日益加重，这是无法避免的。即使中国采取低调的“韬光养晦”外交战略，美国也依然会在中国周边拉拢其邻国构筑防范中国的战略体系。

　　也许有专家会反驳道，为什么中国以往采取“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不仅没有使中国掉入所谓的战略陷阱，反而为中国赢得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笔者认为，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即是忽略了美国因素。事实上，在奥巴马宣布“重返亚洲”以前，美国也是将中国视为最有能力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国家，只是由于当时的美国忙于反恐，暂时抽不出充足的战略资源应对中国的崛起，而且美国当时低估了中国的发展速度，中国才有了赢得“战略机遇期”的机会，这跟中国采取“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并没有多少联系。

　　P·K·高希认为战略陷阱是美国铺设的，意图将中国拽入其中，这一点颇有些类似中国国内的“美国阴谋论”。其实不管是美国的“阴谋”也好，“阳谋”也好，这一说法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在当前的亚洲战略格局中，中美事实上分别位于两个领域的顶端，中国在经济领域占有优势，美国在安全领域占有优势。由于中国已经与韩国、日本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联系，并正在积极商讨建立自贸区，中国与韩日的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而中国与东盟已经建立了自贸区，双方的经济往来更是密切。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将是这些邻国的必然选择。未来，中国在经济领域的优势地位也将逐步扩大。

　　然而，在经济优势地位扩大的同时，中国却未能及时的向其亚洲邻国提供安全防务资源。这些邻国出于对中国的崛起产生的不安全感，希望借助域外力量来减轻自身面临的安全压力。而美国出于保持亚太地区领导地位、防范中国的战略考虑，积极向中国的亚洲邻国提供安全庇护。从而形成了目前亚洲地区的二元战略格局。因此，并不存在美国设定的什么战略陷阱，而是当前亚洲战略格局产生的必然结果。

　　如果中国能在经济发展势头继续保持的同时，稳步提升其安全防务能力，并承担起向其邻国提供安全防务资源的责任；如果中国能够调整目前的发展模式，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管理创新、文化价值观等方面进行改革，打造新的发展模式，增强“软实力”；如果中国能继续积极与邻国开展多边合作，并拓展合作领域（尤其是安全防务领域），形成机制化、常态化的中国与邻国合作机制，中国的亚洲邻国将逐渐适应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并逐步减轻、理性对待这种不安全感，从而减轻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亚洲地区目前的二元战略格局将逐步出现变化。而随着这种战略格局的变化，所谓的“战略陷阱说”也将不复存在。

　　不过，从目前来看，中国尚无力承担起向邻国提供安全防务资源的责任，其国内的改革也困难重重，因此，从短中期来看，这一格局的转变仍有待观察。来源: 网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