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汉墓帛书本《道德经》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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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五十一章(智之初)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今 日 看 点 : 2012-05-17▲◆★●■☆
中国留美政治学者为何拒绝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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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财产申报:鱼肉民众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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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唯哈佛剑桥是瞻 误尽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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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严打滥用抗生素战役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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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案让中共面临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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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巧”是最微妙时刻?赖星案是胡锦涛对江系的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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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挺率重庆公安英模赴京接受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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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新台址主楼竣工 体育频道将率先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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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电视开机率降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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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公司按十年前低标准安置移民遭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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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美政治学者为何拒绝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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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5-15 作者:程映虹:“政治维纳斯”这个绝妙的比喻告诉人们,世界上没有无暇的美,美神维纳斯就有一大缺陷,现代民主制度更不可能完美无缺。用民主不能解决这个难以避免那个来拒绝民主,就像说既然连维纳斯也不完美,世界上就没有美一样荒谬。
重庆模式突然倒掉,全世界研究当代中国的人都大跌眼镜。大陆学者荣剑的文章“奔向重庆的学者们”介绍了一大群薄熙来的学者粉丝,他们用西方的学术话语包装中国那只外表红艳内里糜烂的西红柿。这些学者无论本身是什么专业,但对重庆的兴趣都和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有关,在公共话语层面上参与了对中国政治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可以说是政治学者。
用荣剑的话来说,这些学者中王绍光表达政治概念的修辞能力出类拔萃,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3.0版’这个概念,一时显得高屋建瓴,出语不凡。在他的描述中,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是1.0版,谓之‘匮乏阶段’;改革以来三十年,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2.0版,谓之‘温饱阶段’;现在的重庆模式,则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的3.0版,进入“‘小康阶段’”。
王绍光是政治学者,他对“西方模式的民主”的批评和对“中国特色”的民主的推崇在学界是众说众所周知的。为什么很多在西方受教育甚至工作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者,尤其是研究政治学的,不但会拒绝一个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而且常常被一个又一个变相的或改良版的专制制度吸引过去呢?
就在荣剑那篇文章发表的前后,人民大学政治学者任剑涛在大陆发表了一篇更有学术性也更有历史深度的文章,题目是“价值隐匿与知识扭曲:留美政治学博士对民主的拒斥”。文章处理的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政治和知识分子这个领域中一个被忽视的问题,但和当今中国思想界又有密切的关系。
在任先生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重庆这只西红柿正红艳得可人。文章并非为分析那些“奔向重庆的学者”而写,但它为我们理解这个现象提供了历史背景。并非巧合的是,在这篇文章中,王绍光的政治学观点成为一个重要的个案,和民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学家钱端升的经历被放在近一个世纪中国留美政治学者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的演变这个长时段中分析。
在任剑涛看来,因为美国国力的强大和政治制度的合理,美国对于急于强国和建制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吸引力,所以留美政治学博士的言论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有很大影响。但遗憾的是,一些最有影响的留美政治学家非但没有把民主理念更深地植入中国,反而助长了对民主的批判和怀疑,直接或间接地巩固了专制制度。
钱端升是民国时期留美的政治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在30年代,他对中国未来政治体制的观点是极端的独裁固然不好,西方式的民主也没有前途,于是说“对于有组织,有理想,能为民众谋真实福利的政治制度,纵是独裁制度,我也不能不刮目相看”。
为什么这些留美政治学者会在“政治价值选择和制度倾向”上出现对现代民主如此明确的拒绝呢?任剑涛的文章给出了一些答案。重要的是,钱王二人在赴美前就已建立了比较牢固的意识形态基础和价值取向。钱端升“不具有信仰现代自由民主价值的个人主义理念,相反,他认定自己的一切行为都体现着某种国家状态。他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几乎都以国体尊严来苛刻地约束自己。在这种国家至上的思路中,他的独裁极权之论,是多么顺理成章。”而王绍光在文革期间成长,他自己也承认文革时对马列毛经典的苦读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念、理论储备和判断问题的能力。用任的话来说,他“受到中国泛政治时代的塑造,成为一个从小就对政治感到兴趣的观念人”,“大学的学习、留学的生涯,似乎都没有改变他高中就形成的某些价值定势,而只是在知识上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养料而已。因此,王绍光实际上是以自己‘文革’中的个人经验来确定其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基本进路的。”
任文提出无论是钱还是王,其政治学研究都存在价值缺失,只重效果和理论创新的倾向。在美国,民主和宪政制度作为和政治生活有关的基本价值已经根基牢固,而且学生在进入政治学的研究之前,早已在初等中等和大学本科教育中接受了对人文和社会科学具有指导意义的价值观,因此高等研究基本只谈问题和方法,价值已不再重要。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钱和王赴美前所接受的教育基本没有或很少现代价值观的因素,到了美国后这种价值观的缺失被美国高等研究不问价值的倾向所误植,产生了用美国的理论方法和学术资源为专制制度辩护的后果。
此外,任文提出,钱王二人“对现代民主建国的方案加以痛诋,对专制独裁和真正民主怀抱强烈期待,可以说是建立在三个重要的预设基础上的。” 第一,他们“都假设民主必须是完美的。对钱端升而言,民主的治国绩效赶不上专制独裁国家,因此就不再信任民主政体;对王绍光而言,完美的民主必须是直接的,因而不完美的间接性民主就不是民主”。第二,“钱王二位所认定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缺陷,就钱而言,实际上是在与专制独裁的暂时性比较时呈现的,这不是民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甚至根本就不是缺陷,而是专制独裁的一时辉煌,遮蔽了他理性判断问题的眼光之后给出的糊涂断言;就王而论,实际上他指陈的宪政民主的缺陷,仅仅是技术层次上的缺陷”。第三,钱王二位具有明显的政治审美主义取向。
读了任先生的文章,我觉得深受启发。我想,如果说钱端升、王绍光二人是政治学话语中反现代民主的“英雄”的话,那么,造成这些“英雄”的时事主要还是中国的专制制度,这个制度欣赏反民主的理论并为这些理论提供讲台。此外,西方学界对奇谈怪论的宽容纵容甚至欣赏可能也是他们影响力的一个来源,尤其是对那些自命为左派但又支持专制的学者。这种支持的背景很复杂,从积极方面说是为了一个更多元化也更健康的学术思想环境;从消极方面,可以说是意识形态上的麻木不仁,妥协和绥靖。
读完任先生的文章,正好手头有夏明教授新近集结出版的《政治维纳斯——从一无所有到中国民主》。像钱王两位一样,夏明也是在中国长大后赴美留学的中国政治学者,但他对民主的理解和评判是在赴美前就确立的,不受任何功利和现实的影响,这又和他对自由主义思想和个人权利的执着分不开。任剑涛文章中对为什么在美国接受教育的钱王两位会拒绝民主的分析,可以从一个相反的方向应用在夏明身上:为什么同在大陆经历了个人意识形态形成期的夏明到美国后选择了和钱王二位完全不同的政治和学术路径。
夏明在中国期间曾经参加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这个经历无疑对他今日的政治和学术活动有关系,但不一定是决定性的,因为也有很多参加当年那个运动的人今天对民主选择了和钱王同样的态度。夏明对民主的执着,我想主要还是他对民主本身的理解和坚持。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在他离国前就在他心中扎根了。在这个意义上,来不来美国,是否亲身经历民主制度并拿它和专制制度作对比,在夏明和很多人那里并不重要,正像今天中国无数为民主而奋斗的人一样。反过来,一个被专制制度和思想渗透了的人,在美国生活越长可能越讨厌这个制度,于是成为在自由民主之下赞美专制的自觉的奴才。
夏明在这本书中表达的很多观点,其实正好拿来回答钱王两位对现代民主的反驳和质疑。书名把民主称为“政治维纳斯”就是如此。在学术自我异化的今天,一般人对大套大套古典民主理论和现代民主理论根本无暇光顾,从而容易被钱和王那样“学富五车”的政治学家对民主的批判和刁难牵入理论迷魂阵。但“政治维纳斯”这个绝妙的比喻告诉人们,世界上没有无暇的美,美神维纳斯就有一大缺陷,所以现代民主制度更不可能完美无缺。用民主不能解决这个难以避免那个来拒绝民主,就像说既然连维纳斯也不完美,世界上就没有美一样荒谬。来源: 网讯▲◆★●■☆
官员财产申报:鱼肉民众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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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5-15:5月14日下午,《北京日报》的官方微博转发了网友关于“骆家辉包装成平民作秀”的微博,发出了“请骆家辉公布财产”的要求。殊不知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官员财产申报公示早已实行多年,包括骆家辉在内,立法、行政、司法等部门的官员都有义务申报财产。
在美国,骆家辉不公布财产不行
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官员财产都需申报公开,骆家辉资产净值总额在135万美元至761万美元之间
《北京日报》的微博义正言辞地敦促骆家辉公布财产,着实摆了一个大乌龙,因为在美国,官员进行财产申报其实是有法可依,不可不公开的。骆家辉早就申报过财产,资产申报表显示,2010年其资产净值总额介于135.6025万美元至761.5999万美元之间。他的个人资产共23项,总额介乎235.6025万美元至761.5999万美元。骆家辉的资产在美国政府行政部门人员中位列第6。2009年和2008年骆家辉的资产情况也同样有处可查。
类似的财产申报和公示不止骆家辉要做,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的诸多官员都必须执行。1978年,美国政府颁布《政府伦理法案》,1989年又修订《伦理改革法案》,成为了美国财产申报制度的蓝本。它规定: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自己的财产状况,上任后还须按月申报。同时,财产申报还必须包括其配偶或受抚养的子女的有关情况。除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或其他不宜暴露身份的官员外,各受理机关均须将财产申报资料公开,供大众查阅复印,以便接受社会监督。
申报财产范围有严格限定,从联邦政府之外的任何来源得到的超过200美元的收益都需申报
依据《政府伦理法案》规定的原则,美国政府行政、立法、司法三大分支各自设计和颁布了财产申报表格及填表说明,要求在本系统内任职的某一级别以上官员填报,并且向公众开放查阅。申报的内容很多很繁杂,主要包括了:从联邦政府之外的任何来源得到的超过200美元的红利、租金、利息、资本利得以及它们的来源、种类和数量或价值,从非亲属收受的累积价值超过250美元的所有礼品,包括来源和礼品说明,价值超过1000美元的贸易或业务投资所得,任一时间对任何债权人负债超过10000美元的债务,本人主要住所除外,超过1000美元的房地产购置、出售或交换,超过1000美元的股票、债券、期权或其他证券的买卖或交换。
申报财产的对象并不局限于本人,配偶和受抚养子女的各种收益也涵盖在内,这就杜绝了官员本人财产寥寥,但亲属子女赚的满盆钵的现象。白宫今年4月份公布的美国总统家庭报税单,就是由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联合填写。税单显示2011年奥巴马和米歇尔总收入是78.9674万美元,有一半是总统薪水,另一半则来自奥巴马的书籍销售所得,其中还有超过1万美元的股息收入。相比2010年的173万美元和2009的500多万美元,奥巴马夫妇的收入已经大幅缩水。
财产申报给谁、财产申报时间都需遵守严格程序,民众或民间团体才可以查询监督提出质疑
一般而言,申报适用官员都要向自己所在部门或将要工作部门的伦理官员申报。总统、副总统、独立检察官以及独立检察官任命的工作人员直接向联邦伦理办公室主任申报。其他负责接受与发布官员财务申报的机构及其管辖对象还有司法会议、各军兵种部长、联邦选举委员会、众议院书记、参议院秘书等,分别对应各自机构和雇员。如果申报者尚未上任,正在等待有关部门审议批准,或是民选官员候选人,则接受申报的部门需要将申报材料副本提交相应的机构。知道了这些规定,民众或民间团体就可以有的放矢,到相应的机构去查找自己关注的官员或候选人的财务情况,发现问题就可以提出质疑,或者在竞选过程中挑战该候选人的资格。
除此之外,申报的时间也有严格的规定。联邦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系统所有申报适用对象,包括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都必须在就职的30天内向相应部门申报。总统提名、需要由参议院审议批准任命的官员,在提名的5天之内需要全面申报财务状况。总统或当选总统只要在公开场合宣布打算任命某人担任某项要职,该人提交财务报告的时间不得晚于总统正式向参议院提名后5天。按照联邦选举法的规定取得总统、副总统或国会议员候选人资格的30天之内,或者不迟于该选举年的5月15日,但是最晚不得晚于选举日的30天之前,上述候选人必须提交财务报告。在一年内担任申报适用职务超过60天的官员,须在次年5月15日之前提交包括收入、年度累积超过200美元的酬金、以及用获得的酬金向慈善机构捐款等财务申报。担任申报适用职务的官员在终止担任该项职务后的30天内,也须提交财务申报。
应申而不申或造假后果严重,1989年众议院院长詹姆士·赖特成过去200年第一位因此被迫辞职的众议院议长
在美国,应申报财产公开的官员如果不公开或者造假,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各部门的伦理办公室或接受申报的机构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某位官员伪造申报信息,或者明知规定但是故意不按时间申报,须将案情通报联邦司法部长。司法部长将通过地区法院对该名官员提起民事诉讼。伪造申报信息者最高罚金5万美元,或一年有期徒刑,或二者并罚。明知规定但是故意不按时间申报的最高罚金为5万美元。一般的逾期申报也会面临处罚。1989年美国众议院议长詹姆士·赖特提出辞职,有关部门发现他曾经69次违反国会对议员财产收入的法规,还曾超规定赚取讲课费,他的妻子贝蒂则曾超额收取别人赠送的礼品等。赖特成为了过去200年来美国第一位因此被迫辞职的众议院议长。
这种动了真格的财产公开,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与之相反,尽管中国也有各种各样所谓的财产报告制度,但都是只向上反映,而不对民众公开。而且在诸多关于收入申报的文件中,并没有任何一件规定了如果申报不实,将要接受怎样的惩罚。因此即便这些财产公开制度确实存在且确有实施,也难保不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很多官员只把基本工资和奖金申报,至于其他隐性收入,谁也不会真的写,谁也追究不了。
腐败与丑闻催生了财产申报制度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政府项目和公共开支暴涨,官员的权责水涨船高,监督其经济行为越来越重要
在最新一期的《学习时报》中有文章指出,因统计、折算和监控三大困难,乐观估计中国的官员财产申报真正实行至少还需10年时间。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官员能等,民众可等不了,美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同样是在腐败和丑闻之下诞生的。反腐提案历来是有效赢取选票的杀手锏,美国国会和各州议会永远会有关于加强官员财产申报的新提案等待审议,一旦出现比较明显的腐败案件造成政治危机,这些提案就会有较大几率进入表决程序,并获得通过。自二战以来,美国对官员财产申报的规定就这样逐年演进,不断加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政府项目和公共开支暴涨,官员的权责随之水涨船高,监督政府官员的经济行为也因此变得重要起来。
1958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幕僚长,“美国的影子总统”阿丹姆斯爆出受贿丑闻,收受了纺织商古德凡一件名贵的驼毛外套和一条东方风格的地毯,虽然没有证据显示阿丹姆斯因此为古德凡谋取了什么特殊赦免,但这种收礼行为本身显然已经超出了美国公众对政客的容忍度。“影子总统”因此挂冠离去后,艾森豪威尔内阁一下子陷入混乱不能自拔,直到这届政府任满结束。阿丹姆斯丑闻彰显了监督官员收入来源的必要性,美国国会在1958年通过了《政府服务伦理规定》,要求任何在政府工作的人员都不得接受可能会影响其职务决策的礼物和帮助。这项规定直接禁止了接受礼物和帮助的行为,而不考虑官员随后是否有回报行为,是规范官员行为的一大进步。但在1958年这项规定仅仅只是一个行政指导意见,约束力很弱。直到60年代中期,在国会再次连续发生腐败丑闻的背景下,白宫和国会才正式规定官员的经济利益不得和其政府职务有利益冲突,国会两院分别成立官员行为标准委员会,开始对官员的财产来源进行全面监督。
水门事件等丑闻频发让民众不信任感加剧,《政府伦理法案》、《伦理改革法案》相继出台使财产申报落到实处
1974年爆发的水门事件,再次震惊了全美,造就了整整一代美国人对政府的严重不信任感。保守主义传统强大的美国立法机构也一改过去审慎多疑的态度,接连推出约束官员行为的法案。1978年,国会总结以前的各项规定,通过了《政府伦理法案》,对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政府机构的官员统一做出规定,所有官员必须填写统一的财产登记表格如实报告其财产和收入。对于由此而来的官员财产登记表格,则由《政府伦理法案》规定建立的美国廉政署来审阅监察。《政府伦理法案》还进一步规定,无官职但有意参加竞选公职的公民也必须公开其财产和收入。换言之,假如一个普通公民的财产和收入被认为和他要竞选的职位有利益冲突,那么他就必须先出售有利益冲突部分的资产再来竞选。
水门事件之后一项比较大的丑闻,当数1987年众议院议长赖特通过卖书变相从游说集团收受酬金的丑闻。这桩丑闻也促成了官员财产监督的进一步严格化。1989年生效的《伦理改革法案》除了对财产登记做了增补规定之外,还进一步规定,国会议员在卸职后一定年限内不得出任和在职期间的职权有利益冲突的公司职位,联邦雇员不得接受类似“车马费”一类的礼节性酬金。同时根据这项改革法案,美国廉政署脱离人事署,成为独立向总统负责的强势机构。十几年后的2007年,围绕国会共和党的一系列游说集团丑闻又促使美国加重在官员财产申报方面的处罚力度。在财产申报表格上作假不仅要付出高达5万美元的罚金,还构成足以判作假者入狱的刑责。
财产申报:官员须让渡隐私捍卫公共利益
政治与利益集团息息相关,财产申报制度能有效避免利益冲突,确保官员不背离选民投向利益集团
美国的政治与利益集团息息相关。成千上万的公司和特殊利益集团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游说国会。同时,议员们持有的股票或其他金融收益,也和这些公司、协会、利益集团存在一定关系。如果公众无法对代表其利益的官员与议员的财产关系状况有所了解,谁能保证他们用一张张选票选出来的利益代言人,最后捍卫的是谁的利益?在美国,大概有1%的人是美国富翁,而这个数字在国会变成了40%到50%。当然富人从政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假如从政成了获取财富的手段,那就堵不住选民的嘴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则给公众提供一个机会去监督他们的利益代言人,杜绝腐败。与此同时,也是给公职人员一个机会,自证清白赢得信任。
公职人员的部分隐私权必须让位于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反腐败、宪政秩序和社会价值观
一提到官员财产公示,总有人认为,这侵犯了官员们的隐私权。然而相比更广泛的公共利益而言,享有公权力的政务官们让渡部分权利是权衡之下必须做出的妥协。公职人员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其财产收入、社会关系、生活经历、个人爱好等虽然是受隐私权保护的私事,但这些因素也有可能对其行使公权力的行为造成影响。对公职人员的这些隐私加以限制,使之接受社会的监督,就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使可疑财产和不廉行为易于暴露。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民主社会,公民享有知情的权利。公众作为政府权力的授予者,有权知悉国家所颁布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和背景资料,有权知道自己所选举或由政府任命的公职人员是否服务于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参与公共决策和政府监督。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的民权运动、黑人运动等相关运动,推动了行政部门结构性的变化,使政府改变了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让政治公开化、透明化逐渐成为共识。人们逐渐意识到“腐败对宪法秩序和民主社会的价值构成了一种威胁”,从而决定用民主的方法反对腐败。民主化的运动使得如下观念得以确立:公职人员的隐私权和财产权应受公职职位透明度义务的限制,任何人出任公职,都必须部分地放弃普通人所能享受的基本权利,承担政府公职人员所必需的道德义务。这也可以叫做公务员个性的法定自我丧失,正是这种个性的法定自我丧失,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却也捍卫了政府的公信力。
官员,说冠冕堂皇点叫公仆,因为掌握了公权力在获取经济利益上有天然的便利,腐败的诱惑往往难以避免。规范详细而追责严厉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至少给官员们在鱼肉民众之前提了个醒:“伸手有风险”。来源: 网易▲◆★●■☆
中国大学唯哈佛剑桥是瞻 误尽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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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5-16:若大家都这么盲目崇拜“洋文凭”(我说的不是假文凭,是国外名牌大学的真文凭),再过5年、10年,连中文系学生也都如过江之鲫,纷纷放洋去,这实在让人伤心。
办大学,借鉴国外容易,坚守自家特点反而更难。去年春天,清华大学轰轰烈烈地庆祝百年华诞,我未能免俗,应邀撰写了一则小文,不过,唱的基本上是反调。此文大意是:“走向国际”,并不一定就是“迈向一流”。二者之间,确实有某种联系,但绝非同步,有时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若讲独立性与自信心,中国学界不但没有进步,还在倒退。
我们是否过于委曲求全,乃至丧失了自家立场与根基?
依我浅见,大学的一大特点,在于需要“接地气”,无法像工厂那样,引进整套设备;即便顺利引进,组装起来后,也很容易隔三差五出毛病。有感于此,对眼下铺天盖地、不容置疑的“国际化”论述,我颇为担忧。比如,以下几个口号,在我看来属于认识上的“误区”,有澄清的必要。
第一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与国际接轨”
可国外著名的大学并非只有一个模式,那么到底要用哪个“轨”,怎么“接”?认真学习当然可以,也很应该;但“接轨说”误尽苍生。某大学校长主持汉学家大会,说“我们也要办一流的汉学系”。初听此言,啼笑皆非——本国语言文学研究和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岂能同日而语!不过,这位校长并不美丽的“误会”,倒是说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今天的中国大学,正亦步亦趋地复制美国大学的模样。举个例子,几乎所有中国大学都在奖励用英文发表论文,理科迷信SCI,文科推崇SSCI或A&HCI;聘任教授时,格外看好欧美名牌大学出身的;至于教育行政官员,更是开口哈佛,闭口耶鲁。
第二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强强联手”
据说要建“世界一流大学”,最佳途径就是强强联手;因为,各种数字一下子就上去了。幸亏还没把北大、清华合起来。大学合并,有好有坏,但“强强”很难“联手”;一定要“合”,必定留下很多后遗症。过多的内耗,导致合并后的“大大学”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来调整、消化。需要的话,强弱合并还可行。因为,大学需要有主导风格,若强强合并,凡事都争抢固然不好,凡事都谦让也不行。
第三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取长补短”
办大学,确实不能关起门来称大王,要努力开拓视野,多方取经,既借鉴国外著名大学,也学习国内兄弟院校。只是因为有各种评估及排名,这个“取长补短”的过程,不知不觉中演变成缺什么(专业)补什么(专业),最终导致自家特色的泯灭。不要说异彩纷呈的国外名校,比起上世纪30年代的北大、师大、清华、燕京、辅仁、协和(仅以北京地区为例),今天的中国大学,大都过于“面目模糊”——各校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级别”、“规模”及“经费”。让人担忧的是,这个“整合”的大趋势还在继续。
第四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努力“适应市场需要”
学生选择专业,有其盲目性,这可以理解;更可怕的是政府缺乏远见。在我看来,无论请进来还是送出去,都应该考虑国家需要——凡市场能解决的,不要再锦上添花。每年都有留学生拿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进就业前景好的商学院或法学院。这实在不应该。欧美也是这样,政府或大学的奖学金,不是奖励选择热门专业,而是用来调节社会需求的。你学古希腊的哲学或文学,就业前景不太好,但又是整个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那我奖励你。同样道理,用国家经费送出去的留学生,也应该有专业方面的要求。
第五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多跟国外名校签合作协议
恕我直言,很多协议属于空头支票,签了一大堆,很快束之高阁。所有的“合作”,必须落实到院系才比较可靠;而其中最为实惠的是“互派学生”。但这有个前提,得有经济实力支撑。北大中文系颇为“矜持”,不轻易签此类双边协议:一是有自信,愿意保守自家根基,很不喜欢那些故意自贬以讨好外国教授的说法;二是若无奖学金,让学生自费到国外游学一年半载,贫穷子弟做不到,很容易引起同学间的攀比。
作为中文系教授,面对浩浩荡荡的留学大潮,这些年,我不得不再三辩解:不同学科的“国际化”,其方向、途径及有效性,不可同日而语。自然科学全世界的评价标准接近,学者们都在追求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社会科学次一等,但学术趣味、理论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较趋同。最麻烦的是人文学,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论述都跟自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联系,很难截然割舍。而人文学里面的文学专业,因对各自所使用的“语言”有很深的依赖性,应该是最难“接轨”的了。
所以,文学研究者的“不接轨”、“有隔阂”,不一定就是我们的问题。非要向美国大学看齐,用人家的语言及评价标准来规范自家行为,即便经过一番励精图治,收获若干掌声,也得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过于委曲求全,乃至丧失了自家立场与根基?
“留学之目的,在于为己国造新文明”
讲几个小故事,你就可以明白当下中国的情势以及我的心情。
10年前,我在台湾大学教书,推荐一台大中文系毕业生到北大念研究院。这学生兴冲冲来了,可一个月后“打道回府”;问她为什么,回答是:“刚到北大很兴奋,清晨散步,未名湖边书声琅琅;不过仔细听,怎么都是英语?要学英语,我干脆到美国去。”
3年前,南方某大学下决心奋起直追,希望我帮助物色一外国教授,据说待遇很优厚。开始我很在意,觉得这是好事,应该玉成;可私底下的叮嘱,让我心都凉了——“最好不是华裔,要一看就是外国学者。”这哪里是挑学者,分明是选演员,才这么看重“镜头感”。
两年前,我指导的博士申请某名校教职,得到的答复是:学校统一规定,只有在外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者可直接入职,本国大学培养的博士,再好也只能先当博士后。今年毕业的博士生,因到哈佛大学进修过3个月,求职时,总被问及他在哈佛跟某某教授学到了什么“真经”。学生很诚实,说仅仅谈了两次话,合起来不到3个小时。为什么不关心在北大的4年苦读,而专注于那蜻蜓点水般的“访学”?
这不是三五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风气使然。记得我们曾嘲笑台湾的高等教育是:“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曾几何时,我们也变得如此不自尊、不自爱?
为了配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培养各行各业拔尖的创新人才,国家留学基金于2007年设立了“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每年选派5000人,“攻读学位”与“联合培养”各占一半。选派的对象,虽以理工科为主,人文及社会科学也占了15%。这当然是大好事,我举双手赞成。北大因地位特殊,每年送出去200人左右;中文系实力雄厚,每年也能争取到八九个名额。
但说实话,作为中文系主任,我内心很纠结,也很困惑——既为我们的学生很有竞争力而自豪,也担心此乃“为他人做嫁衣裳”。教育部有“博士生兼招补偿办法”,即选派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后,有关学校/院系可补充相应数量的博士生招生名额。问题在于,优秀的生源就这么些,若都送出去了,岂不十分可惜?经多次协商,教育部答应给北大、清华特殊政策,没有卡死1∶1的比例,送出去的学生中,“联合培养”远高于“攻读学位”。
我必须考虑学生的立场,不敢像年少气盛的胡适那样,撰写《非留学篇》(1914年1月),说什么“留学之政策,乃以不留学为目的”。因我深知,国家派遣大批留学生,此举对于中国科技、教育、学术、文化的前景,影响十分深远。但青年胡适的说法,也并非毫无道理:“留学之目的,在于为己国造新文明”,故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办好本国的大学。
让愿意在国内好大学念书的好学生感觉大有奔头
《非留学篇》发表三十多年后,当年的留美学生,终于出任北大校长;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胡校长,不失时机地发表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1947年9月28日《中央日报》):“我所谓‘学术独立’必须具有四个条件:1.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2.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和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作专门的科学研究。3.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如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解决。4.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
胡适设想中的“十年计划”,分为两段:第一个5年,全力帮助北大、清华、浙大、武大、中大(中央大学),限期成为国内最好、世界上有地位的大学;第二个5年,转而支持另外5所学校。可惜的是,胡校长并不掌握实权,且过于“内举不避亲”,理所当然受到了南开大学陈序经、北洋大学李书田,以及国民党元老、原中山大学创办人邹鲁等的强烈质疑。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财政吃紧,正花大价钱“剿共”,根本没心思顾及此。
又过了半个世纪,具体说,就是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后,985计划迅速展开且逐渐落实,其基本思路也是集中力量做大事,办好若干所著名大学。最初是重点支持北大、清华“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接下来是中央和地方共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希望其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虽然列入985工程的大学日后扩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是2+7;而这构成了中国的常春藤大学联盟——校长们每年聚会,轮流做东,探讨“大学之道”。
中国人讲究十全十美,为何不是圆圆满满的十所,而只提九所呢?这故事太有戏剧性了,不说也罢(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陈平原《解读“当代中国大学”》一文)。
两相比较,胡适的“十年计划”,与半个世纪后真正实施的985工程,还是有很大差异。在胡适眼中,关键是“争取学术独立”,具体说,就是中国大学能自己培养各专业的博士,不一定非出去留学不可:“今日为了要提倡独立的科学研究,为了要提高各大学研究的尊严,为了要减少出洋镀金的社会心理,都不可不修正学位授予法,让国内有资格的大学自己担负授予博士学位的责任。”
表面上,这个梦想我们早已实现了,如今每年中国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世界第一——质量有无保证、是否“过度开发”,则另当别论。但在我看来,胡适的“十年计划”依旧有魅力。当下中国大学严重受制于权力、金钱与传媒,再加上唯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的马首是瞻,所谓“学术独立”,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以前,每当有人攻击北大、清华变成“留美预备学校”,学生毕业后都到国外去时,我都会如此辩解——专业不一样,中文系就不是这种状态。现在,我再也不敢这么挺直腰杆说话了,只能寄希望于还有部分好学生自觉自愿留下来,不把北大当跳板——有时甚至小心眼,喜欢那些英语不太好的高才生。我问过日本的教授,你们也会面临这种困境吗?回答是:我们最好的学生在国内;当然,大学会创造条件,让他/她们不断出去进修或考察。
说实话,留住好学生,以下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一是本国的大学很争气;二是申请教职时洋文凭不占优势。而如今的中国大学,大都做出一副非国外名牌大学博士不要的高姿态——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反正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圆。
若大家都这么盲目崇拜“洋文凭”(我说的不是假文凭,是国外名牌大学的真文凭),再过5年、10年,连中文系学生也都如过江之鲫,纷纷放洋去,这实在让人伤心。看看近年各大学招聘“领军人物”或“讲席教授”的广告,你就明白,这年头,不出国念书拿学位,日后想在中国学界“拼搏”,实在很难。
正因此,我才感叹:如何建立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让愿意在国内好大学念书的好学生感觉大有奔头,值得为之焚膏继晷,这是个大问题。来源: 中国青年报▲◆★●■☆
为什么严打滥用抗生素战役不断升级?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2114
中国人平均每人每年要挂8瓶水。世卫组织多次警告,如果中国不控制抗生素滥用,将害了全世界。
日前,我国“史上最严抗令”出台,价格高昂的抗生素将不能入门诊处方。河南将尽快出台抗生素分级目录。
危害:今天不控制,明天将无药可用
为什么严打滥用抗生素战役不断升级?
据悉,有位老人因为关节炎打了两年抗生素,结果产生副作用引发肺纤维化。
而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单磊说,他的一些病人,因为长期使用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如果他们再碰到要命的感染,就危险了”。
数据显示,中国平均每人每年要挂8瓶水,远远高于国际上2.5~3.3瓶的水平,我国俨然已成“吊瓶大国”。
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主任毛群安曾指出,我国滥用药物情况比较严重,世卫组织因此多次警告中国,如果再不遏制抗生素滥用,将不仅是中国的灾难,可能引发全人类的灾难。抗生素的滥用会造成细菌的耐药性,而细菌是不分国界的,当人类面临传染病的时候,可能出现无药可用的危险状况。
“前年出现的无药可降的超级细菌,就是对人类的警告。”单磊说。
行动
河南将尽快出台抗生素分级目录
昨日,卫生部召开贯彻落实《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暨2012年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工作视频会议。
日前卫生部出台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于8月1日起执行,被称为“史上最严抗令”。
《办法》建立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分级管理制度,将抗菌药物分为非限制使用、限制使用与特殊使用三级管理。
其中,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包括四种:具有明显或者严重不良反应,不宜随意使用的抗菌药物;需要严格控制使用,避免细菌过快产生耐药性的抗菌药物;疗效、安全性方面的临床资料较少的抗菌药物;价格高昂的抗菌药物。
《办法》要求严格控制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的使用,不得在门诊使用。临床应用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应当严格控制,经抗菌药物管理工作组指定的专业技术人员会诊同意后,由具有相应处方权的医师开具处方。
会后,省卫生厅副厅长夏祖昌表示,我省将尽快出台抗菌药物分级临床目录,并加强全省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和细菌耐药监测网建设。
“会议内容必须贯彻给每个临床医生。”他强调。
声音
最根本还是取消“以药养医”
为什么中国滥用抗生素现象严重?
郑州一家医院医政办主任表示,除了经济利益,抗生素滥用还来自于病人的压力以及医生的用药习惯。
“特别是孩子,一生病,后面跟着几个家长,医生更怕出闪失。”他说,所以在我国,小孩抗生素使用比例还高于成人。
为打击不合理用药,我省早在2005年就率先在全国出台合理使用抗生素的规定,而如今,全省临床医生都要签合理用药承诺书,并要求三级医院抗菌药物品种限50种,二级医院限35种。
推行“双十”制度,即每一个固定周期,对医疗机构使用量最大的前十种药品,以及相对应每种药开方量最大的前十名医生,进行分析、通报和公示。
去年,因开出不合理处方,我省共处理12607人,暂停44人的处方权。
“去年门诊患者抗生素使用率低于20%的医院已经超过九成。”夏祖昌说。省卫生厅医政处副处长董薇说,我省将督察各级医疗机构合理用药情况,执行不力的将被通报。
而上面那位医政办主任表示,要想彻底遏制滥用抗生素的现象,根本还是斩断背后的利益链条,也就是最终取消“以药养医”。来源: 河南商报▲◆★●■☆
薄熙来案让中共面临严峻的挑战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2116
2012-5-16 :根据明镜新闻网报导,中国太空专家杨利伟参与了一些薄熙来(专题)势力的活动,已被专案组约谈。
《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中共可能于7月公布薄熙来(专题)案的调查结果。权威人士向《纽约时报》透露,「虽然中共的基层党员都在猜测薄熙来(专题)将面对何种罪名和下场,但是领导阶层早就对于薄案要如何处理有了共识。」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在接受《明镜》采访时也表示,薄熙来案让中共面临严峻的挑战,如果处理不好,牵涉的不是某些领导人会落马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共领导体制将受到巨大的冲击,因此联合起来是中共领导层的唯一途径。
可能死刑或终生坐牢
至于薄熙来可能面临的指控,李成认为会非常严重,可能包括在重庆建立自己的政治王国、干涉官方调查、试图分裂高层领导、窃听其他领导的谈话、收买左派知识分子以散布谣言、在打黑时虐待他人、涉入与中国境内和外国公司的贪腐情事,最严重的指控,就是共谋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
「薄熙来最严重的刑责是死刑,但之后可能会改判成无期徒刑,即使不是死刑,薄熙来也非常可能要终生坐牢。」李成说。
《纽约时报》报导还指出,薄熙来一案使得有关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流言四起,虽然薄熙来4月被停止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分,与他一样持激进民粹路线的人还是希望能在高层位阶中有发言权。
传杨利伟也被约谈
虽然过去与薄熙来友好的官员政治前途目前看来仍充满不确定性,但是受牵连者也不少,根据明镜新闻网报导,中国太空专家杨利伟已经被薄熙来专案组约谈,瞭解相关情况。
「两人的关系从薄任辽宁省长时开始,薄省长对杨利伟在辽宁的家人非常关照,而获得了利益的杨利伟对薄熙来也非常感激,很支持薄,也参与了一些薄势力的活动。」知情人士透露。不过上述消息并没有得到官方确认。
薄熙来2001年到2004年开始出任辽宁省省长,杨利伟则是2003年10月15日乘神舟五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而扬名天下,报导认为他之前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太空人员,如果说薄对杨利伟在辽宁的家人有格外关照,那也应该是2003年之后的事情。
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后,薄熙来当日就致电慰问杨利伟家人,而杨利伟之后在军界一路顺利,当年11月还从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手中接受了「航天英雄」称号,2007年10月在中共十七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来源: 旺报▲◆★●■☆
"碰巧”是最微妙时刻?赖星案是胡锦涛对江系的最后一击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1092
2012-4-10: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走私案的「远华案」主犯赖昌星,从加拿大引渡回国九个多月后,4月5日终开庭审理。此案备受关注,不仅涉款逾八百亿元,又牵涉与加拿大的引渡协议,更因为该案从一开始就跟北京最高领导层的权力斗争,有密不可分关系,今天开审赖昌星,「碰巧」也是北京政局最微妙的时刻。
一九九九年四月,总理朱镕基以沿海地区走私活动非常猖獗,甚至影响到国家税收、破坏经济秩序为由,下令成立专案组调查,不久就揭发远华案。赖昌星得到公安部高层通风报讯,全家及时逃往加拿大寻求政治庇护。朱镕基到退休前的三年费尽心力引渡赖回国。2001年两会后的最后一场记者会,朱镕基还说,将赖引渡的机会很大。当时,远华案已审结,三十多名涉案官员亦已判刑,朱仍执意引渡赖昌星,事关他与江泽民的龙争虎斗。
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权力极速膨胀,既掌握军权,又是党核心,唯一不能插手的是牢牢掌握在「经济沙皇」朱镕基手上的经济决策权,这是江无法容忍的,千方百计要夺去朱的经济大权。一九九九年四月朱镕基访美,不仅未获美方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个月后更发生美国战机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江泽民就以此为藉口,夺去朱的权力。自此,江朱展开殊死之斗。
因多名「江系」核心捲入远华案,朱镕基企图以此打击江泽民。赖昌星在加国披露,他得到江泽民秘书贾廷安及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等支持,才能走私大量石油、私家车等战略物资。一旦赖昌星回国受审,江泽民势必牵连,贾庆林能否升任政治局常委也成问题。因此,江泽民一方面阻挠引渡赖昌星,另方面以受贿罪拘捕朱镕基亲信、中信集团董事长朱小华。但那次围绕赖昌星的江朱斗,最后以江大胜告终。不仅赖昌星没被引渡,江的六名爱将,包括贾庆林,2002年中共十六大也顺利晋身为政治局常委,而朱镕基不但黯然而退,朱小华更被判监十五年。
今天,江朱之争已成尘封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江胡斗。去年七月,海外传媒误传江泽民死讯后半个多月,赖昌星就被引渡回国,之后被胡锦涛人马控制,何时开庭,当然看政治需要了。虽然远华案已是十三年前「往事」,但如果赖昌星亲口承认江系多名要员参与远华走私案,对目前处于守势的江泽民更不妙。
中共十八大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开庭,显示赖昌星还有一定的政治价值!来源: 苹果日报▲◆★●■☆
何挺率重庆公安英模赴京接受表彰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5/17/14583778_0.shtml
2012年05月17日 来源:华龙网-重庆商报
本报讯(记者 王松南)本月18日,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将在北京隆重召开。最美交巡警王静、任长霞式优秀公安局长汪绍敏、大足公安局……届时,重庆公安系统16个先进集体、25名先进个人将受到表彰。昨日下午欢送仪式后,参加表彰大会的代表团在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长何挺的带领下,赴京接受表彰。
何挺寄语英模再立新功
在昨日下午举行的欢送仪式上,何挺代表市政府和市公安局党委,向代表团全体成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希望代表团成员,认真完成好赴京参会工作,展现重庆公安民警的良好精神风貌。将党中央、国务院和公安部党委的关心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模范表率作用,带动全市广大公安民警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将接受中央领导接见
此次重庆赴京参加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团,由来自全市公安机关共6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组成,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长何挺任团长。
代表团包括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2011年度法治人物、渝中区公安分局交巡警王静,任长霞式优秀公安局长、渝中区公安分局局长汪绍敏,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市公安局反恐反劫机支队支队长陈勇等先进个人代表,以及大足公安局、北部新区人和派出所、北碚区分局禁毒支队等先进集体代表。代表团将在18日代表重庆公安参加表彰大会,并接受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是公安机关最大表彰会
据了解,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是公安机关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表彰大会。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安部先后组织召开了8次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
进入新世纪以来,公安部于2005年和2007年两次召开表彰大会,重庆公安系统共有26个集体、43名个人受到表彰。
近5年现行命案破案率100%
大足公安局获评全国优秀公安局
在本次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中,大足公安局将作为全国优秀公安局,代表重庆公安参加表彰大会并接受颁奖。昨日,记者在大足公安局了解到,该局自2008年以来,近5年破获了现行命案27起,破案率达到了100%。同时,还保持了全局民警“零违纪”的纪录。
“只要有命案发生,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破案,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大足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08年以来,全局共破案6283起,其中现行命案27起,破案率达100%,破命案积案10起,抓获命案逃犯12人。此外,还摧毁黑恶团伙3个,打击涉黑涉恶38人,破获涉黑涉恶案件28起。破案、打击人数同期相比分别上升5.3%、9.7%。▲◆★●■☆
中央电视台新台址主楼竣工 体育频道将率先入驻
http://news.sina.com.cn/m/2012-05-17/095224431189.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5月17日 北京日报
微倾斜而没有压迫感的玻璃幕墙、每隔几米就长出一个“树杈”般的承重钢构建、百米的高空天井……时隔数年,神秘的央视新址主楼终于揭开了面纱。16日,中央电视台新址主楼竣工验收仪式举行。据悉,央视体育频道将于6月5日率先搬迁到东三环的新台址办公,并将在新台址进行伦敦奥运会的赛事转播。
央视新台址位于朝阳区中央商务区(CBD)核心地带,主楼高234米,由裙楼、两个塔楼和悬臂结构组成。“搬新址后,观众将有望看3D转播奥运会。”据央视体育频道负责人介绍,为了保证伦敦奥运赛事的直播和新闻报道,央视体育频道成为率先入驻新址的频道。
除了通过电视感受央视新台址带来的变化,游客还将亲临大楼高层,零距离体验一把“在云端”的刺激。在央视新址主楼的37层,站在玻璃地板上低头向下看,悬空100多米,感觉让人腿有点发软。这里有3块专门为游客体验而设的透明玻璃底板,坚硬和承压能力可安全容纳十来个成年人。
据悉,央视新址主楼,专门为游客准备了一部从地下1层直达37层的电梯,游客可以直接进入到央视新址的内部游览参观。央视入驻新台址后,加上已入驻CBD的北京电视台,将于明年建成使用的位于朝阳公园的凤凰卫视总部,三家大型传媒机构构建的北京传媒产业带已具雏形。▲◆★●■☆
北京地区电视开机率降至30%
http://news.sina.com.cn/m/2012-05-16/102824424752.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5月16日 北京商报 微博
商报讯 (记者 孙聪颖) 曾经作为主导客厅娱乐生活的电视现在却沦为摆设,数据显示,北京地区电视机开机率从三年前的70%下降至30%。
昨日,记者从行业机构艾瑞咨询获得的数据显示,面对个人PC、互联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的冲击,在北京电视的开机率仅仅为30%,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电视,电视已经成为客厅的一个摆设。而电视观看人群的年龄结构也开始“老龄化”,40岁以上的消费者成为收看电视的主流人群。
彩电制造商一致认为,当前首要任务就是把消费者重新拉回到电视旁边。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TCL集团品牌管理中心市场总监陈冰峰表示,云电视的出现会重新吸引年轻消费者,然而事实上情况并不乐观。目前不少消费者购买了智能电视和云电视,然而这些新产品的特殊功能却没发挥出来,消费者仍然将这些产品当做普通电视来用。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向记者透露,目前智能电视接通率仅为六成多。▲◆★●■☆
三峡公司按十年前低标准安置移民遭质疑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dfjj/20120516/235212081713.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5月16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溪洛渡水电站征地补偿争议。(图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溪洛渡水电站征地补偿争议。(图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溪洛渡水电站征地补偿争议
三峡公司按十年前低标准安置移民遭质疑
溪洛渡水电站征地按十年前标准安置移民遭质疑
本报记者 于飞 北京报道
近来,西南地区的水电开发步伐不断加快。记者从国家发改委网站上查阅得知,今年一季度,国家能源局已经核准通过了包括金沙江鲁地拉水电站在内的5座水电站。
记者了解到,金沙江水电梯级开发的众多水电站之一——溪洛渡水电站在水库征地过程中,由于其事前的环保和征地补偿、移民安置等工作并不完善,导致该地区滋生了一些矛盾。
西南水电获批加速
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1-2月份,水电投资达163亿元,相比去年同期的85亿元,两个月增幅近100%。
今年前3个月,已有5个水电项目获得发改委的核准。其中包括: 2月份审批通过的金沙江龙开口水电站、四川大渡河安谷水电站、金沙江鲁地拉水电站和3月份核准通过的四川大渡河枕头坝一级水电站、四川大渡河沙坪二级水电站。上述5个电站装机容量共计580万千瓦,动态总投资在600亿元以上。
事实上,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水利建设以来,各地水利部门规划的水利工程数目不少,其中相当一部分工程都具有发电功能,然后,受制于上述环保、移民安置等问题,进度颇受影响。
记者从地方水利厅人士处了解到,水利工程和铁路、公路等交通工程原先只有征地补偿的说法,并无移民安置一说,但2006年国务院出台了新的移民安置条例,水利工程被要求必须做好库区和工程所在地民众的移民安置工作。因此水利系统的人士多有抱怨,称因此导致其前期工作进展缓慢,耽搁了水利建设的进程。
然而,新旧移民条例之间,在移民的补偿标准和安置条件上,出现了一些脱节,导致一些水电站的移民工作出现了损害民众利益的情况。
用十年前标准安置移民?
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是邻近巧家县的一个县份,该县溪洛渡镇水电站是金沙江流域众多梯级水电站之一。
溪洛渡水库正常蓄水位600米,死水位540米,水库总库容126.7亿立方米,电站总装机1386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571.2亿千瓦时,装机容量与原来世界第二大水电站——伊泰普水电站相当,是中国第二、世界第三大水电站。
溪洛渡水电站工程于2003年底开始筹建,跟筹建工作一起推行的是当地的库区移民工作,2003年3月9~10日,三峡总公司分别与云南省、四川省政府签订溪洛渡水电站施工区“三通一平”征地移民协议书。2004年4月29日,溪洛渡施工区移民搬迁任务完成。
该工程的移民区域分施工区、围堰区和淹没区三类,跟施工区相比,后两类的移民安置涉及的范围更广,人数更多。
而随着明年5月份该水电站即将蓄水发电,在600米水位线以下的广
大淹没区的移民安置工作也将在今年5到11月份集中完成。
溪洛渡水电站《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投资概算报告》(以下简称《概算报告》)是在2001年12月完成的,其法规依据是国务院([1991]第74号令)颁布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以下简称《老条例》)。该条例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至四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每亩年产值的二至三倍。大型防洪、灌溉及排水工程建设征用的土地,其土地补偿费标准可以低于上述土地补偿 费标准,具体标准由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2006年,上述移民安置条例得到修订,修订后的条例在补偿费用上标准有所提高: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之和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6倍。
当地民众不满的是溪洛渡业主单位三峡公司和当地政府依然沿用了老的条例进行补偿,且补偿的条件极其苛刻。
永善县的一位村民王大有(化名)为记者算了一笔账。
王大有的房子面积达300多平米,其中包括土木和砖混结构的两类,按照当地的补偿政策,土木结构按一平米442元赔偿,砖混结构是813元一平米。算下来,房屋可以赔偿10多万。
除房子之外,王大有尚有土地8亩1分,主要种植花椒,其中也套种其他作物,当地只按照一种作物来赔偿。
然而,这笔钱不是一次性给付的。王大有称,补偿款前期只给20%,等到新房子建成验收合格之后,剩下的款项才能领到。
这笔钱内,政府还要一次性扣收移民每人30720元的长效统筹费后,(以每人每月160元x12个月x16年计算),再按每人每月发放210元(160元加电站后期补助费50元)给移民本人,作长期生活费用。
由于实行货币补偿,王大有需要自己去盖新的房子。
盖新房可分集镇集中安置和自行安置两类,集镇集中安置是指统一规划设计,村民自己兴建砖混结构房,每建筑平方米造价700至800元,加上需要额外交付的新宅基平整费400元,其建房成本远高于原住房的补偿标准。
自行安置是指库区农民向非库区农民买土地建房,买地建房农民需要向卖地农民支付每平米600元至800元的土地转让费,同时国土部门要收每平米450的土地税。加上建房每平方米要支付的成本费700至800元,算起来,比集中安置更不划算。
王大有现在比较纠结的是房屋和土地的搬迁是在现在完成的,可标准还执行的是2001年的概算报告和其依据的1991年的移民安置条例,而非2006年修订后的补偿标准。
记者查询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DLT/5382-2007《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费用概(估)算编制规范》发现,其 3.0.7项规定“项目核准前,规划设计有重大变更或核准年与概算编制年相隔2年及以上时,应根据核准年的政策和价格水平重新编制和报批。项目核准后,已批准的补偿费用概算需要调整或修改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报批”。
记者也曾就此问题质询业主三峡公司和溪洛渡电站工程建设部,然而,其电话处于无人接听状态。▲◆★●■☆